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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传友: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作者:单传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1-05-29 字体: 打印
作者:单传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1-05-29 打印

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是党中央赋予我们的时代课题与使命。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是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试金石。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确立 

  在传统教科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因而也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主要理论成果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讨论的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等。在这种理解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处于分离的状态。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原象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形成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早期哲学基本上属于人道主义逻辑。人道主义逻辑包括三个基本环节,首先设定人的本质,其次批判人的本质的异化,最后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主要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理性与自由。人的本质是自由,哪怕是自由的反对者也希望具有反对自由的自由。自由不是任性,而是服从理性的内在规律。现代国家的任务就是以普遍立法的方式保障人的理性与自由。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莱茵省的法律制度和普鲁士的专制制度等。在《德法年鉴》时期,受到费尔巴哈“类存在”“类本质”“类生活”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类本质,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现代国家虽然以法律的方式保证了人们的自由,但现代国家的前提是市民社会。在现代国家中,人们不仅在思想观念中,而且在现实中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在政治国家中,人们具有形式上的普遍平等和自由,享受着类似于天国的生活。而在市民社会的尘世生活中,人们依然处于异化的状态,依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揭示市民社会的秘密使马克思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批判。马克思不再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而是从客观的社会关系出发。古典经济学关于“渔夫”和“猎人”的假说,不过是主体的经验主义和概念的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带来了马克思哲学的术语革命。现代国家和法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等标志性范畴代替了理性、自由、类本质等。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批判方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我们既需要在整体中把握各个要素,又需要在各个要素的分析中把握整体;既需要在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中分析特定社会结构,也需要在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 

  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意味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批判,对“资本”“劳动”“土地”等范畴体系历史起源的批判,而且意味着从话语批判导回到产生范畴体系的现实土壤的批判,意味着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创立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具体化的阐释同样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清楚地表明,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式微 

  正如佩里·安德森指出的那样,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倒转了马克思的研究路向。马克思从哲学、政治转向了经济,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从经济转向了政治、哲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群体中,专业哲学家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的理论重心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结构,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文化艺术、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在形式转移和主题创新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必然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与人民大众的脱节,“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分离。安德森就曾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悲观主义是因为寂寞无为,讲艺术只能是聊以自慰,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脱离了实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阿多诺以否定辩证法的非同一性逻辑反对同一性逻辑时,当阿尔都塞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异质性反对统一性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走向了终结,国外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当代阶段。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提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路向。一是“终结论”。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消费时代,“符号—物”的消费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已经不合时宜。生产范式的终结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批判也相应终结,应该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取而代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终结,使鲍德里亚放弃了唯物史观,人的解放理论变成了象征交换的乌托邦。二是“修补论”。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所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陷在于,劳动不足以充当批判的规范基础,应当用交往(哈贝马斯)和承认(霍耐特)补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劳动范式。修补论试图用生活世界和社会结构中蕴含的规范原则,重构批判的基础。其理论诉求只能是为不被扭曲的交往而斗争,为普遍的承认而斗争。三是“重述论”。以齐泽克、哈特、奈格里、朗西埃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认为,新自由主义彻底私有化的逻辑侵占了社会共同品。任何具有当代意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必须重述政治经济学批判,重申共产主义。重述论虽然重提资本逻辑批判,但将超越资本的道路或者寄托于被资本逻辑彻底排出的“剩民”(齐泽克),或者寄托于“无份之分”(朗西埃)的革命化,或者寄托于“诸众”(哈特和奈格里)对共同财富的重新占有。这种主体解放论与其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说将其引向了夸张的浪漫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话语,不如说是一种话语哲学。 

  从总体上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们不再满足于文化或意识形态批判,而是主张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但他们或者宣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过时,需要进行修补、重构,或者歪曲式地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都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式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转换 

  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看,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学界围绕实践范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重新解读。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学界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价值哲学”“生活哲学”“文化哲学”“人学”“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等诸多提法应运而生。这些讨论从体系意识转向了问题意识,从体系之争中的哲学问题转向了现实生活中问题的哲学。这些讨论在实现话语体系转换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问题。它们基本上局限在部门哲学的范围内,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关系鲜有涉及。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疏离意味着无力把握具体的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相应地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学界一度发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的忧思。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一是内在关联论。在现代性研究中,学界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对现代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的双重批判。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二是相互推进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学界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互推进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思想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资本逻辑批判则带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阐释。三是双向构建论。在《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中,学界强调不能将《资本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运用,而应该理解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离开《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及其世界观。另一方面,离开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世界观,就不可能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构成的《资本论》。 

  由此我们看出,当代中国学界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回到马克思,才能切中社会现实,才能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当然实现这一时代任务,仍需要学界共同的思想努力。其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理解。哲学范畴是话语体系的“骨骼”。我们既需要在西方哲学话语体系中讨论马克思哲学范畴的革命性变革,也需要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深化对哲学范畴的理解。其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中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把握社会的整体结构。当代中国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现代化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既是全面现代化的前提,也是全面现代化的落脚点。人的现代化应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话语。其三,在阐说中国道路中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仍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中。中国道路开创了超越资本文明的新道路,构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类型,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步伐。总结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阐发新文明类型的世界历史意义,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项目“朗西埃平等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研究”(20YJC720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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