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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作者:冯继康 发布时间:2024-09-21 字体: 打印
作者:冯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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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积累沉淀下来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也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一、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正是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两创”的提出及其内涵的丰富完善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曲阜,提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两创”的内涵不断丰富,其对象和适用范围也由最初的中华传统美德、传统文化,逐渐扩大到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先后写入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
 
  第二,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认识以及关于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突破,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也表明我们党推进文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上升到新的高度。
 
  第三,弘扬传承中华民族古代文明要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融通。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就将传承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彻底打通,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基础,我们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还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一重大论断,科学概括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对于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意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首先体现在其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如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这也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天下为公”等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最重要的体现是其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朱熹园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的历史经验、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这种自信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厚重的文化底气,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三、开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新时代文化建设,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新局面。
 
  其一,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应该着眼服务时代、服务人民,以前瞻的思维、宽广的视角,加快推进文化“两创”,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使其更好地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与民族复兴时代主题相契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又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贴近现实生活,在实践中认识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其二,坚持“两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先在的精神元素,不仅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其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性认识基础上的高度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我们一方面秉持开放态度,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元素,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互利共赢;另一方面,也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以“两创”回答了新时代面对传统文化我们要做什么的问题,以“第二个结合”回答了怎样做的问题,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是“两创”和“两个结合”的目的和归宿。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文化发展的创新实践为基础,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不断开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4月12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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