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系熊月之研究员在“纪念穆藕初先生逝世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演

熊月之，1949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林》杂志主编，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章太炎》、《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通史·导论卷》、《万川集》、《冯桂芬评传》、《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主编《上海通史》、《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词典》，另有论文《论郭嵩焘》、《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等百余篇。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强行卷入全球化浪潮，面临旷古未有的变局，也开始了全面、持久、深刻的转型。面对如此天崩地坼的变局，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开始了中国文化自为的艰苦努力。这方面人物可分两类，一类是思想型，如康有为、严复、胡适等，一类是践行型，如蔡元培、黄炎培、张元济等。当然，前类也有践行，后类也有思想，但各有侧重。穆藕初就是后类人物中的佼佼者。

穆藕初的努力，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壮岁留学，资助留学，寻求强国之道

近代中国留学西方的很多，有的出自公费官派，如严复、胡适，有的源于教会支持，如容闳、颜永京。出国留学时的年龄，多为少年、青年。穆藕初34岁时在家人支持、友人资助下留学美国，5年中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出国之前，穆藕初在海关工作已有6年之久。海关工作在近代中国有“金饭碗”之称，薪金高，福利好，终身制，令无数年轻人艳羡不已，他却弃若敝屣。壮岁留学，家庭负担多比较重。穆留学前已经结婚，且有两子。舍此而他求，足见其心志之高远。青年留学，可变性较大，如胡适初修农学，后改修哲学，这说明其留学之初并没有确定的目标。壮岁留学，多在出国前就有明确目标，且坚定不移。穆藕初专修农学，就是出于以农救国的大志。他说：

我国以农立国，必须首先改良农作，跻国家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图强；国力充实，而后可以图存，可以御侮，可以雪耻。故昔日研究经济、收回利权之志愿，一变而定研究农业之趋向，深愿投身于农业。

穆藕初在甲午战争以后已生国耻之念，历经义和团运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之刺激，加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影响，遂将改良农作与国家富庶、图存、御侮、雪耻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个人小我之留学，与国家大我之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清末民初众多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者的共同思想理路。

清末壮岁留学，著名者三人，一是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时已39岁；二是吴稚晖，1901年留学日本，时36岁，后被日本驱逐回国，以后再留学欧洲。第三位便是穆藕初。三人共同特点，就是有确定的目的，远大的志向。穆在美国，先后就读5所学校，每一次换校，都有其学科上的缘由，所读均围绕他既定的农学。这说明他目标之确定，意志之强毅。

穆藕初学成归来，事业有成。他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需要有更多的学生出国留学，但很多学生都因经费困窘而难圆此梦。他决定尽己所能，资助留学。1920年，他捐赠白银5万两，资助北京大学罗家伦等5名学生出国留学，后又资助张纯明、方显廷等20多人出国深造。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多成为某一方面的领军人才，罗家伦为教育家，段锡朋为内阁大臣，康白情为著名诗人，汪敬熙为心理学家，周炳林为法学家。罗家伦、方显廷等人学成归国后，饮水思源，又集资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成为穆氏助学引起的连锁效应。

民国时期资助留学者，穆藕初并非唯一。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1920年至1922年便资助了潘序伦等37名学生留学美国与英国。稍有不同的是，穆为国家培育英才的意识更为强烈。这从资助方式上颇能反映出来。简照南的资助，是委托江苏省教育会通过考试方式遴选受资助人，主要看考试成绩。受资助人出国后所修，全为工、商、农等科，属于实用型的。穆是委托蔡元培为主，胡适、蒋梦麟等人为辅，从能力、道德与学术的角度综合考虑，无需考试。第一批选定的罗家伦等5人，都是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的领袖，都是某一方面的精英，智商、情商兼具，学科分布比较宽泛。简氏兄弟资助方式，易于造就专家型人才，穆氏资助方式，易于造就综合性、领袖型人才。[NextPage]

引进科学管理方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留美期间，穆藕初结识有“科学管理理论之父”之称的泰罗博士及其弟子，与他们讨论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问题。回国以后，他将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译为中文，还翻译了泰罗的《工厂实用学理的管理法》，大加推广。

科学管理的实质，是将管理从企业主那里剥离出来，使得管理专门化、精细化、协同化。这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中国农耕社会所最缺乏的。穆引进这一方法，与他对中国社会缺少这种精神的深切感受密不可分。1913年暑假，他在美国一家农场就企业管理体制作专题调查。他将该农场的兴旺发达，归纳为九个原因，即计谋深远、用人得当、勤职守、和衷共济、簿记清晰、连带贸易、助长周备、学识充足与坚忍不挠。所谓调查，其实是中美农业对照，所说九个原因，也都是中国农业社会所缺或所弱之处。

所谓管理，涉及两方面人，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穆藕初尽管也重视被管理者一面，但更重视管理者素质。1918年，他以中日两国工商业家之程度及学识相比较，认为中国实业家之所以失败有四大原因，即傲慢、疏忽、舞弊与幸求。他批评中国企业有三大弊端：一是经理选拔不凭学识，不讲经验，往往使用稍有时望之人；二是企业讲排场，重情面，冠冕堂皇，与衙署相伯仲；三是尅扣工人工资，但求有形之减省，罔知无形之消耗，导致工人消极怠工而成本加重。所说都是管理者的问题。

近代中国，译介西书、引进西学者，在穆藕初之前，有徐寿、华蘅芳、严复、王国维等诸多名人，与他们相比，就引进西学内容丰富性而言，穆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但是，将所译介西学落实到实践层面，并取得了非凡业绩，则穆独具特色。他将科学管理方法贯彻到自己的企业之中，包括弃用一般华商工厂中通用的工头制，改用工程师治厂；启用学有专长、富有经验的人管理生产；制订“工人约则”、“厂间约则”等厂规，注意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编制生产统计表、原料消耗、成品及成本等统计表，加强企业成本核算；注意研发新的产品。结果，企业效率大增，活力大增，出品之佳远胜同畴。1916年在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产品质量比赛会上，他名下企业的产品名登榜首。穆藕初从此名誉大著，成为举世公认的棉纱大王。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将科学管理学应用到企业管理中；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将西方许多管理制度移植到中国。在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次长期间，他主持制订了许多现代工商法规，为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制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资助昆曲，重视传统文化，为保存国粹尽力

昆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继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诗学传统，由于种种原因，到清末走向衰落，濒临灭绝。为了保存昆曲，振衰救弊，穆藕初出资成立昆曲保存社，创立昆剧传习所，培养了许多著名昆曲演员。传习所办了3年，他包下了全部办学费用，共计出资5万元。他还出资为昆曲大师俞粟庐灌制唱片，使得昆曲艺术一缕不绝，薪尽火传。他收藏了很多昆曲书籍，组织专人整理并誊写曲谱。昆曲现已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穆藕初厥功甚伟。

穆藕初是昆曲超级票友，曾随俞振飞习唱，偶尔也会登台表演。但是，他为保存昆曲尽心尽力，绝非仅仅出于个人兴趣，而是源于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热爱与眷恋。清末以来，许多旧学功底深厚的人，都喜欢昆曲，蔡元培、刘半农、郑振铎、吴梅、余上沅、俞平伯、浦江清、朱自清、陈岱孙、胡适、张元济、郑振铎、何炳松、沈有鼎、陈从周、谭其骧等，都是昆曲迷。那么多文人雅士酷爱昆曲，绝非偶然，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原本是个整体，昆曲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能看、能听、能唱，回味无穷。音调委婉抑扬，文辞典雅华美，听者与其往昔所记诵之诗云子曰、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融为一体，与身处其间的园林小筑适为动静虚实。昆曲代表了中国戏曲的最高美学成就，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活化石，穆藕初等人眷恋昆曲的实质，就是眷恋中国文化传统。

穆藕初是名“海归”，但他心灵深处，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根深蒂固。他6岁入学受课，至13岁出校。在此8年中，读了《四书》《诗经》《礼记》《古文观止》等，这样的国学基础，比起进士蔡元培、举人黄炎培等，自然不能算厚实，但是，观其所写《藕初五十自述》等文字，叙事要言不烦而曲尽其致，议论入情入理而收放自如，属于文质彬彬的大好文章，所写《哀法兰西》等诗作，无不起承合矩，涵义隽永，有老杜之风。

穆藕初传统文化关系方面，有一点特别值得一说，就是穆藕初对于宗教与命理文化，持敬畏心理。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系统，原本是儒、释、道并行不悖。佛教之轮回说、道教之报应说，在唯物论者看来，自是无根之说，但在警诫作恶、劝人行善方面，却有难以估量的影响。道教的《文昌帝君阴骘文》等书，所说各种善恶因果报应，所劝人守的各种美德，劝人行的各种善事，对他人、对社会都有益无害。少年穆藕初就读过不少善书，诸如《感应篇》、《阴骘文》等，“挖破纸窗容易补，损人阴骘最难修”等警句，烂熟于胸。留学归来的穆藕初，满脑子现代科学知识，但是，他并没有摈弃宗教与命理文化。他曾与蒋梦麟等人一起到庙里抽过签，对签文所示内容信服不疑；也相信风水，曾请风水师看过住宅，并按照风水师指点改造庭院布局、购置茔地，在风水方面花了大把银两。他对命理文化的认识有一点很可贵，即他认为，堪舆书上所说的那些具体风水规则，诸如择地严、趋避慎、定方位、辨生克等，世人不必过于拘泥，但是，书中宣传的扬善惩恶的宗旨倒是应该牢记在心。他认为对风水说可以加以利用，藉以引导人去恶向善、广种福田，既为深植民间的风水说留下生存空间，又可以让其为社会改良、心理建设服务。对未知世界持敬畏之心，并努力使其为社会心理建设提供正能量，这很有新意。[NextPage]

批评国民素质负面因素，思考中国善良政治蓝图

近代留学欧美归来的学者，对于中国落后现状及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多有批评。最有名的是胡适的“五鬼乱中华”说，所谓“五鬼”指曰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穆藕初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批评，主要集中在肮脏、逢迎、内斗三个方面。关于肮脏，他对于海外唐人街之肮脏、腐败、械斗等恶习，深恶痛绝，50岁时写回忆录，仍然批评不遗余力。关于内斗，他发现，美国中上等人，类皆隐恶而扬善，即使嬉笑，亦仅诙谐而已，并不讦人之阴私。他认为，这种奖善之作用，存心之忠厚，至足钦佩，而华人社会正好相反，隐善扬恶，内斗不已。关于逢迎，有一件身边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从美国返回上海以后，发现两个儿子的教育有些问题，课程太繁杂，学制不实用，校风也不好，于是，决定延师在家课子。效果开头一年尚可，至第二年则无甚进步。他颇为惊讶，作了一些调查，结果发现作为企业老板的穆家，与厂内工人家庭住在一起，邻家儿童均视穆家小子为“小总办”，遇事奉承之唯恐不暇，放纸鸢则群儿效奔驰以协助之，捕蟋蟀则群儿争挑选以贡献之。这对他儿子心理健康带来很大问题，长其傲慢之气，阻其进取之心，导致其子行为放逸，学业荒芜。有鉴于此，穆藕初果断地将两个儿子再送入学校，以避却社会之熏染。见微而知著，穆藕初由此联系到社会上在下则迎上、在上则欺下的种种恶习，不禁感慨系之。

由于对中国社会有深切了解，穆藕初生当革故鼎新之际，对于中国民主建设的问题，也有教他人更为深刻的思考。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大洋彼岸的留美学生欢欣鼓舞，莫可名言。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是穆藕初及其同时代无数有志青年的共同心愿。但是，革命成功了，他却高兴不起来，原因是他想得更深更远。他认为共和政治的实现，必须基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基础之上，如无此基础，“一旦解放，昌言平权，无异野马之奔腾，怒涛之横溢”，势必不可收拾。因此，从帝制推翻，到共和建成，必有一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之长短，视各界中坚人物之道德识见能力而定之，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导致暴民专制。他说：

兹就余若干年来之观察，约举而类别之。似乎不外下列之六种：一、懦弱者多守默。二、强暴者多嚣张。三、有知识者方能思精而虑密。四、愚昧者易动感情而受人煽惑。五、稍有恒产者类多持重。六、无恒产者往往为生计所迫易趋极端。由是观之，若主权在民而漫无限制，适成其为暴民专制而已。细绎政治学中主权在民之精义，其实在于人民之有知识、有恒产者之手中。试观各国之选举法，便可了然矣。

这种对于民主实质的理解，对于不同阶层的不同政治表现的洞悉，对于知识、财产与政治态度之间关联度的分析，目光如炬，鞭辟入里。没有稳定的中产阶级与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推翻专制以后，民主很可能导致暴民专制，走向民主的反面。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最大敌人恰恰就是民主本身。这看上去是悖论，但却是屡获验证的历史事实，也是近现代许多政治思想家的共识。托克维尔、穆勒都认为民主可能导致暴政，因为任何民主制度假设前提都是，多数派总是对的，少数派因而无法保证自己的自由不被多数派所剥夺。法国1848年革命的结局证实了这一点。翻译过拿破仑传记的穆藕初，对法国的历史谙熟于胸，对拿破仑如何经过选举而当上皇帝的闹剧太熟悉不过。所以，当清朝帝制被推翻、一般狂热青年欢呼雀跃时，穆藕初能够表现出少有的冷静与深刻。

民国初年的政治演变，每每被穆藕初不幸而言中。1925年，他就政治最核心的部分，即主权在谁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民国成立以后的14年间，国家主权根本没有掌握在人民手中，人们所见到的，是“教育堕落，事业凋敝，求生不得，诉苦无门，坐视百业之萧条，国力之耗损而已”。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脑海里一定有三幅图景交替出现：一幅是其时中国军阀当政的乱景，一幅是他曾经生活的美国的治景，还有一幅是他曾经研究的法国由乱而治的变景。那么，中国应当怎么办？他认为国家应发展生产，发展教育，将权力交给那些有知识、有事业的人，交给那些“有生产能力之国民手中”。穆的见解，用今天的语言，就是发展教育，发展实业，培育中产阶层，为民主政治夯实社会基础。

穆藕初在30多岁时，丢下好好一份工作，丢下妻小，自筹经费，留学美国。这在一般人眼里，是非正常选择。他资助罗家伦等留学，不为捐官，不图回报，这在一般人眼里，是非正常花钱。他对国民性负面因素的批评、对善良政治蓝图的思考，没有呈现出学理论证过程，这在一般人眼里，是非正规学者意见。他对抽签、风水之类怪力乱神的认可或理解，在有些人眼里，是非理性态度。但是，正是这些非正常选择、非正常花钱、非正规意见与非理性态度，构成了穆藕初在近代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地位和特别的意义。

他饱读有字之书，也熟谙无字之书，知识广博，洞明事理。他亦中亦西，在中国文化浸润中成长，又受过西方文化系统教育，对中西社会都有真切了解。所以，他对国民性负面因素的批评，一针见血；对善良政治蓝图的思考，见深识远。他亦商亦儒，企业扩张不是韦伯所说的基督教清教徒式的为发展而发展，而是怀抱为国兴业、为民办事的理想。他自奉俭约，但为了保存国粹，培育人才，不惜千金。这种行事风格，闪烁的是传统士大夫达济穷善的不朽光辉。黄炎培称赞他学为国用、义薄云高；有功在民、有策在朝；颂言满堂、黄金满筐；恣出其财、以成人才，都是实事求是的中肯评价。

亦中亦西，近代所在多有；亦商亦儒，也不稀见。但是，合亦中亦西、亦商亦儒为一身的，却不多见。穆藕初不是专门从事知识生产与流通的书斋型知识分子，他在近代文化转型中所做出的成就，也不是一般专门从事知识生产与流通的书斋型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1922年，《密勒氏评论报》通过读者投票的方式，选举中国最有影响的大人物。工商界入选者凡13人，聂云台第一，252票；穆藕初第二，123票，跟在他后面的是：陈嘉庚67票，宋汉章58票，简照南54票，陈光甫35票，钱新之、范旭东均为8票。在所有被选举的171人中，穆藕初排名第28。若单论钱财，排在穆藕初后面的、或榜上无名的许多资本家远远超过穆藕初。穆藕初名列前茅，靠的是他的综合声望。

穆藕初何许人？20年前上海滩一位海关小职员，10年前美利坚一名普通留学生，家无父祖之余荫，朝无显贵之奥援，名亦不见经传，回国后不到10年，忽然跃登全中国大人物之榜，名列工商界领袖前茅。套用一句古语，呜呼！穆藕初可不谓人杰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