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4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召开王春林博士后出站报告评审会，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教授主持评审会，世界史研究所汪朝光、孟庆龙以及本所李学通、罗敏等专家学者就王春林的博士后报告《西安事变善后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评议。经与会评委讨论，一致同意王春林博士后按期出站。

王春林博士后报告中所探讨的善后，是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通过军事、政治、宣传等手段消除对立、安抚伤亡等的过程。其报告主要以西安事变结束到七七事变爆发间国民政府的善后活动为中心，通过运用大量已刊、未刊的档案、民国政要的日记、回忆录以及报刊等文献史料，对西安事变的善后进行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国民政府、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共等各方力量在事变善后中的诉求、筹划与应对，进而展现西安事变善后的复杂面相。在力求还原善后处理经过的同时，王春林亦关注到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等关键人物的命运浮沉。他认为，这一时期不仅是西安事变的善后阶段，也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内政外交调整、转变的重要时期，考察西安事变善后的态势可反映国民政府抗战前的实态，以及国共关系的走势。

王春林博士后指出，宣传上的善后主要是蒋介石修复个人及政府权威的过程，其报告自身经历的《西安半月记》价值和作用亦值得深入挖掘。军事善后方面，主要是让陕甘方面重新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军事对峙。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事变善后的合法化以及内政外交的转变影响重大。五届三中全会后，西安事变的善后次第开展，诸如刘尚清的主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处置，大体较为顺利。而对日外交与对中共的善后则相对隐讳，并未大事报道。人事关系方面，蒋介石的休养与张学良的管束截然相反，前者充分展现蒋个人的权威和影响，后者因事关陕甘善后的走势而颇为微妙。国民政府对邵元冲、王以哲的后事表现不同，亦有诸多缘由。

另外，他还认为西安事变善后的方略是国民政府整体诉求的结果。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已无多少资本同国民政府讨价还价，只能在其统治的框架内谋求些许利益。而中共则要灵活些，一方面国民政府对中共较为忌惮，另一方面中共的组织性更强，更为独立。从长时段来看，中共展现出了同国民党继续较量的智慧和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