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先生在清华大学文北楼出席本文作者博士论文答辩会（时间为2011年6月中旬）

1月3日傍晚，我刚从外面回来，就看到吕文浩先生发来的信息：闻黎明先生已于今日逝世。我非常意外，难以置信，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接下来的一整天，心情沉重。寥廓的天宇显得格外寂静，只漂着些许云絮，偶有燕雀的身影在远方擦过。在岁末傍晚的朔风中，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宛然在目。

结缘联大　行健厚德

　　犹记许多年前，我还在燕园时，常听圈内人士对北大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学风有所品藻。大家普遍认为，近史所有自己的传统和风格，治学扎实、厚积薄发，值得取法。大家敬重近史所的学风和环境，认为那里基本不用上课、不用坐班，资料很多、干扰很少，能安安心心坐冷板凳潜心学术，是青年学人成长的理想之选。那时我对近史所学者的作品读得不少，对此已深有感触。当然，及至与近史所的学者真正接触时，我已在清华园。

　　闻黎明先生就是我最早接触的近史所学人之一。初见闻先生是在2007年的金秋时节。地点不在北京，而是在几千里外的彩云之南的昆明。那是因为一次西南联大的研讨会，我应邀到云南师大参会。正值联大成立70周年，故此会议非常隆重。圈内许多名家都应邀与会，各方名流济济一堂，蔚为壮观。其中有杨奎松、雷颐、朱宗震、金以林、谢泳、许纪霖、张曼菱等一众学者，还有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的许多校史名家。当然，也有闻黎明先生。会议几天，我非常有幸地与各路名家朝夕相处，深度交流，受益良多。

　　闻先生是近史所的研究室主任，还是中国现代史学会的副会长。根据会议安排，闻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但先生毫无派头，非常随和。会上，数十位学者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精彩纷呈，令人应接不暇。与会的还有几位国际友人——来自早稻田大学的学者。有位学者宣读了友华人士安藤严太郎的贺信。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严厉批判。此间，闻先生亲自口译，非常流利。由此，我第一次见识了先生的日语水平。之后，杨奎松先生报告完后，会议安排闻先生点评。点评亦极出彩，逻辑缜密，措辞得体而精当，不愧为“斫轮老手”。

　　会议期间，主办方还安排与会专家去参访校史馆、博物馆及其他遗址，其中就有在城郊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旧址。此行，我几乎与闻黎明、雷颐等几位先生全程相伴。在文科所，我们看过了闻一多先生旧居。这是个有着二层楼的小院子，房舍已旧，无法登临，只能观望。众人瞻仰这些遗迹，不由长吁短叹，发思古之幽情。闻先生则容色淡定，表示：我爷爷就是在二楼住，有时连续一两个月都在上面读书写作不下楼。那时的生活是真苦，但他们的毅力也真不一般！他一边走，一边向大家介绍。此间，大家听到闻一多先生的大名时，肃然起敬。闻黎明先生说，大家不需要这样去看待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名家，但他也不是神，而只是一个有名气的常人。历史人物活着时的真实模样，和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稍后，大家步行到另一场景时，闻先生又说：当年师生们进城一般都是步行几十里。大家觉得不可思议。闻先生便说：我爷爷也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那时的现实条件就是这样，除了极个别达官贵人，大家几乎都不可能乘车骑马，只能靠两条腿。而且，我爷爷当时才四十来岁，比我现在的年纪还小多了！在闲谈中，我问闻先生日语这么好是怎么学的？闻先生说，我这日语也不能算好，只能说勉强过得去。我去过日本，在那里学的。期间，闻先生还顺便问我导师是哪位。我说了之后，闻老师立即说：你导师是我师兄，在北大读书时比我高一级。随后，先生还告诉我当年在北大的一些往事。

　　闻先生是干部，是专家，更是蜚声遐迩的名门之后。然而他从无任何架子。他也曾有过许多不凡经历，但鲜少向人提及。他常建议人们不要把闻一多等前辈神化，也不要神化历史或歪曲历史，而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不虚美、不隐恶，如其所是地书写，自有其价值。

　　闻先生此行还带了一位青年学者参会，那就是谢慧博士。谢博士毕业于北大，正在近史所做博士后研究。谢博士话不多，但很有见地。她英锐而沉潜，无疑是治史之才。

　　几年后，我在图书馆意外地看到了谢博士的专著赫然在列：《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于是立即欣喜地翻阅。然在“代后记”中，我才知道，此书是由谢慧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修改而成，而在此书面世之前，她业已离去。从中还获悉，闻老师对谢博士多有照顾，不仅在学术上时有指导，还帮忙联系工作，最后还为谢博士的研究报告联系出版。从一本研究报告到一部正式面世的专著，这中间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心血，业内人士想必十分清楚。对于正值学术创造旺盛期、时间如此金贵的知名学者而言，有几人愿如此费时费心费力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帮他人承担书稿校改打磨修订出版等一系列繁琐的事务？然而，闻先生就是这样做了，不声不响、任劳任怨。而此时，闻先生已年届花甲，身体也不算好。如此诚意，实属罕见。在后记中，闻先生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了与谢慧往来的许多细节，一次又一次地写道“谢慧可以得到安慰！”“谢慧可以得到安慰！”“谢慧可以得到安慰！”从中，不难感受倒闻先生内心难抑的悲恸。

　　如此“古君子仁人”之风，实不多见。然而，它又让人真真正正地相信，所谓古道热肠、重情重义，绝不仅仅在纸面上、在传说中，也绝不仅仅存在于过往，而是依旧鲜活地存在于我们身边、在我们当下的生活里。

“学者之文”与“史家之学”

　　大约是从2008年起，有热心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学术沙龙系列，邀请一些实力派学者做专题讲座。其中有一次就邀请了闻黎明先生专门讲西南联大。闻先生来时没有带任何资料，连续近二小时侃侃而谈。先生根据大量报刊、档案，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做了透彻的探讨，内中就涉及到著名的“李闻惨案”。在这近二小时时间里，先生以精彩的故事和缜密的剖析，让我们耳目一新、叹为观止。我当时已对联大研究沉迷有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也不算少，对联大的情况即便不算熟稔，至少也不能说陌生。然而，闻先生讲述的许多内容，依旧令人觉得极新奇，或许也是我们绝大多数同行从任何现有论著中都难以知晓的。听完后，大家极为叹服，感叹眼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主持人问：这些事情连一般的专业研究者也不知道吧？并特地向我求证：想必你也不太了解吧？！我立即回答：“确实不知道。我这也是开眼界了！”在功底如此深厚的前辈面前，我们只能感佩：前辈毕竟是前辈，前辈终究是前辈！

　　有人问：您是怎么掌握那么多第一手情况的？闻先生说自己从1990年代就开始去昆明看档案。近些年每年都有几个月在昆明。阅读和抄录的档案已不计其数。他表示：这些材料太多了，自己用不过来，很乐意提供给年轻的研究者使用，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学术进步。

　　在对谈环节，闻老师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学术研究中的诸多时弊，并特地说：学术就必须遵循学术的规范。学者和作家不同，“学者之文”和“文人之文”也不同；作家的写作不妨想象和抒情，但史家必须对主观感受有所节制。特别是研究历史，历史解释可以见仁见智，但历史叙述绝不能主观臆断；绝不能凭着个人好恶来裁剪史料，不能故意回避、掩藏不利于自己的史料和不愿看到的事实，否则就是违背学术道德。要尊重历史，要让史料说话、让事实本身说话。说到这里，先生又说现在学界还没有普遍确立好的学术标准，导致泥沙俱下、出现许多不良现象，甚至劣币逐良币。他还特别告诫说，青年研究者务必从一开始就这样自觉要求自己，才能走上正道，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闻先生毕生专注学术，但他并非“著作等身”的学者，而且他从来无意于此。他只是埋头耕耘，不计得失。他从无“产量意识”和所谓“效率意识”，从未刻意追求过成果的数量。在多年接触中，我也从未感觉到他对那些身段柔韧、高效多产的作家学者的欣羡之意。闻先生强调作品“在精不在多”“在质不在量”。他的作品也确实不算多，然而，每部作品都非常扎实透彻。这种扎实的学风令人惊异。而我，正是透过这样一批学者和他们的风格，对一种独特的学风学统有了更真切的体认。——关于这点，我常想到近代史所老一辈瞿同祖先生所说的“我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没有“独到的思想，就不要写文……我一定要自己感到可以通过自己的标准时才写”。瞿先生吝惜笔墨，以寥寥论著就少年成名，又以寥寥作品成就了一代巨擘。这就是典范。作为近史所又一“典型学人”的闻先生，治学似亦有此风。或许，这是一种已然稀缺而又弥足珍贵的古风。它时时提醒着我们，一位真正的学者应该如何自守自律、一种良好的学风应该有何标准与境界。

　　闻先生的作品中，除几部闻一多传记外，独立专著或只有《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等三数种，实在不多。闻先生的文字并不华美，但非常结实、洗练，可谓典型的“学者之文”。这些作品中，我曾反复参阅过《闻一多年谱长编》。此书极翔实、厚重，是我看到的所有中国近代学人年谱中最佳作品之一。当年研究清华校史时，我常参阅此书，从中最直接地了解了清华人的学习生活情况，了解了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顾毓琇、梁实秋、朱湘、时昭瀛等许多名流的足迹、笔迹与心迹。也正是在对这些史料的研读中，我日益清晰地触摸到那些精英的才情、思想、生活和人生际遇。——此外，先生还编了一些史料类作品。这些作品或未必叫座，但绝对是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这大概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屑为之的“低端”工作，然而，闻先生甘之如饴。他对自己经手的每项工作，都精雕细琢，力求做到做好。诚可谓“明其道不计其功”。

　　闻先生淡泊名利，几乎把所有生活都放在了学术之中。他极少谈及自己的生活。多次接触下来，我对先生有了更多了解。先生博学而寡言，直率而敏锐，讨论问题不事迂回，直奔关键。如此风格，在圈内堪称别具一格。

但求耕耘，不问收获

　　时间过得很快。2009年夏，我已确定即将赴日，便向闻先生汇报了情况，并请教一些注意事项。先生立即回信祝贺，并提出若干些建议，同时把他的许多好友推荐给我。这些人物几乎都是在名校任教的知名学者，分别在东京、京都和仙台等地。闻先生说，这些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完全可信赖，有需要尽管去联系。——我虽与先生见过几面，但绝对不算熟。而先生如此热心、豪爽，让我极为意外、又极是感动。我从未想到先生能待我如此之好，对一个并不算熟的小辈。

　　在日期间，我参访过许多地方，并向闻先生做了汇报。2010年的枫红时节，我从东洋归国，随即开始准备论文。2011年5月，论文外审意见回来了，可以答辩。在考虑邀请答辩专家时，我去征求导师的意见。导师很快就提出了人选，其中就有闻黎明老师。在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时，导师接着说：就请闻老师好了，闻老师是知道你的。随即导师就把电话号码告诉我，让我和闻先生取得联系。先生接到电话后，非常爽朗地答应了，并让我把论文打印稿送过去。我隔天就骑着车子沿成府路找过去。一番兜兜转转，好容易才找到目的地。敲门进去后，先生请我坐下闲谈，并为我倒了一杯水。我注意到先生家的客厅非常宽敞，但家具极少，而且家里只有先生一人，略显冷清。先生说：这家里是刚装修好，还没正式搬进来。后来，又无意间说了句，“我夫人身体不好，还在休养。一切都只有靠我自己。”

　　答辩那天，闻先生态度很温和，并说之前已读过我的一些作品，能看出我有自己的思考。同时，先生也直率地提出了许多专业而具体的批评意见，从用语到史实，从结构到立意，都多有指正。看得出，先生是用心批阅过的。答辩通过后，在会场聊天时，导师要求我接下来继续修改论文，足够成熟之后再考虑出版。闻先生立即笑着附和道：“你一定要好好改。要不然蔡老师就不给你作序了！”

　　毕业后，我继续在学界服务。大约在2015年夏，我赴东厂胡同，在近史所参加会议。会后有个小小的聚会，以便继续交流。一位有心的学者特地带大家到了附近一家云南小饭馆，并解释说：我们刚才讨论到了西南联大，联大是在云南的，所以今天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云南的风味。那次，许多学者同坐一桌，我正好紧靠闻先生而坐，相谈甚欢。席间，有的学者继续兴致勃勃地切磋学术，我和闻先生则更多地是谈论学林掌故和联大往事。这次又偶尔谈到了谢慧博士。闻先生非常惋惜，说谢慧是做学问很好的苗子。我又问老师在忙什么工作。闻先生说没怎么做事，主要还是在编资料。经此交流，我对先生的率真、博学和丰富阅历有了更多的理解，也约略能感受先生的人间情怀。——至此，我越发坚定地揣测，先生原非不食人间烟火，而只是把更多的所见所思所感所悟，都沉淀于内、凝聚于笔端，反复过滤之后，才形诸文字。那些文字背后，依稀可辨识出先生的足迹与心际。

　　此后我又参加过所里的几次活动，但都未曾见到闻先生。这才听说，闻先生已完全退休。掐指一算，先生也确实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先生工作四十多年，总该歇歇了。我既为闻先生不能继续发挥余热而略感遗憾，又为他能好好休息而颇感欣慰。然而，据后来了解的情况看，闻先生其实完全是退而不休，仍埋首于治学育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我不时还能看到他的新作。无疑，业已退休的先生并未真正闲下来，各项工作仍在继续：研究还在做、资料还在编、学术交流还在继续、《闻一多研究动态》还在出……他如此年龄，仍如此操劳，大概实在是希望能为学术事业多做些工作。

　　虽然同在史学界，虽然同在一座城，但与闻先生真正见面的机会确乎不算多。最近几年，我与先生主要是文字之交。我能时常窥见先生的动态，看到他的文字和照片。我似乎能想象出在文字那一端的先生的模样。曾有几年，我常在水木清华附近看闻一多的塑像。看到这塑像，我总要想到闻黎明先生，想到他们背后所深藏的文脉与学统，想到许多……冷峻的面容和热衷的心肠，这两位先生何其神似！

　　我期待着再见到先生。我笃信着，还有机会再见面、再讨论学术。然而，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的消息。

　　闻先生退休后，孤身一人，在京的时间并不多，有时在昆明，有时在国外。惟不知闻先生最后时刻是在哪里？之后，我了解到，那时先生是在北京，在他生长和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为此，我稍感宽慰。可是，我又听说，闻先生元旦时还好好的，这次是突然走的。想到这，我又深感，这一切，来得太匆匆……

（本文原载《团结报》2022年1月13日“文史周刊”，发表时题为《“学者之文”与“史家之学”——追忆闻一多先生之孙闻黎明先生》，此次未加改动全文刊出，感谢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