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断回到原点去追问元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今中国学界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热点词汇，但远至胡适、叶青等人，近至当代学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法性”的追问始终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和可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的内在理论根据是什么？中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人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内在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是如何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总的来说，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发生的元问题，对这一元问题的研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逻辑的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创新性结合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具备被结合的可能性，是否具有被结合的内在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发生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为此，我们就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特质展开分析，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理论依据。

　　1.理论完整性和实践指向性的双重发展向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内在严密逻辑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完整的理论形态而存在，具有特定的话语体系、逻辑层次、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具有完整系统性和深刻的学术理论性。马克思自己说过：“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毛泽东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马克思一生都在追求自身理论的完整性和严密性，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没有放弃对自己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向度，即向内追求理论的完整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只有走入实践当中，同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实现自身的目的和使命。在创立之时，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新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就是不断同工人阶级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它始终同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向实践的飞跃，推动自身的发展，展现自身的价值。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又一个向度，即向外追求理论的实践性。

　　向内的理论完整性和向外的实践指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两个向度，看似具有对立性，但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质，这种特质必然使之始终处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交织之中，在同各国工人阶级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发挥自己对无产阶级的指导作用，同时推进自身的理论发展和完善。正如毛泽东所特别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就是同时在这两个向度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活生生的、发展变化的实践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当下实践联系最紧密的方面，对当下实践作出科学的理论指导，充分发挥它的实践指导力量。另一方面，深入分析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答案，用实践中产生的新观点、新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是方法与行动的关系，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基本路径。

　　2.科学真理性和与时俱进性的双重理论特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站在人类认识的制高点上，充分吸收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实践的最高成果，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是一种科学真理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是指导人们行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总体趋势；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条件、实现途径，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上升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意味着它的基本原理永远不过时，作为立场观点方法长期指导人们的实践发展，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真理体系，而是要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的开放性发展，创立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自己以获得新的生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品格。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把不同的理论重点提到首位加以强调，针对不同国家工人运动的特点确定不同的任务，善于追随认识和实践的发展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列宁指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实际生活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实结合起来，抓住特定时代的主要矛盾和时代特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化发展。

　　科学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时俱进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把坚持与创新真正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发展性有机统一起来，正确处理坚持与突破的关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同时又着眼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着眼于客观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发展变化，及时总结群众实践中产生的新做法、新经验，创造新理论新观点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

　　3.世界普遍性与民族具体性的双重价值要求。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揭示了整个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普遍原理具有一般性价值和世界历史性意义。列宁曾反复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多次讲到它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世界历史性，能够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普遍性意义，在于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的公式，必须同各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在具体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离开具体特点抽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最终将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对此，列宁指出：“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各特定国家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而是为了打知识分子的、派别组织的小算盘。”“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照搬照抄的公式和教条，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尊重各国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在同各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以民族化的形式存在和发展。正如毛泽东强调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普遍性和具体性、世界性和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包含的两个要求，如何把二者统一而不是对立起来，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问题。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运用到各个国家和民族当中，成为普遍性的行动指南，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内涵。但是，因为存在着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别，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基本原理时，不能自以为是地消除多样性，而是要把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把普遍性真理转化为具体性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性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普遍性同中国的民族具体性有机统一起来。

　　总之，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等内在张力，它必须走向生动的社会实践以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完整性诉求，不断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展现其真理价值，获得其当代形态，从而实现其改造世界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具有理论上的内在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发生的理论依据。

二、近代中国的现实危机与思想裂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有着走向中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另一个客体，中国的实践是否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现实任务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理论需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实践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

　　1.民族危难与政治变革之路的彷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日益衰败，封建统治日益腐朽没落，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日益失去，但封建专制势力仍然苟延残喘，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动用各种力量以维护自身的统治。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日益严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渐进性的“自存变革”裂变时期，封闭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下进入被动应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动用政治、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资源，千方百计地压制新生力量和抵御外来力量的冲击，勉强维持自身的存在，镇压太平天国、摧毁维新变法运动、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列强等就是其体现。另一方面，不得不被动地、渐进式地引入外来的经济性、军事性、体制性、思想性资源，谋求通过渐进式变革度过危机获得重生，清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尝试等，都是这种努力的重要体现。社会结构裂变的同时，思想结构裂变也急剧发生：一方面，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力求发挥其政治维护功能，以各种名义阻挡异质性思想渗透和发展的努力始终持续着，曾国藩以维护圣教的名义镇压太平军，“后党”派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反对维新变法，筹安会竭力从文化角度论证帝制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冲击下的思想渐变成为近代思想主流，从龚、魏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谋求在传统文化结构中融入外来文化要素，以求传统文化在异质重构中既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又获得新生。

　　政治体制上的渐进性“自存变革”进程，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新型政治体制的创设而突然中断。专制体制一夜之间被打破，平移到中国的共和政体被迅速植入到政治生活当中。新的政治制度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激烈变动，各种政治势力在初建的共和政体中激烈斗争。封建专制势力死而不僵，企图卷土重来，短短几年间，袁氏称帝，张勋复辟，使初步建立的民国几乎胎死腹中。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羽翼未丰，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在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上并没有摧毁封建势力。因此，民主共和政治虽初步确立，勉强维持，但发展极不顺利，从其创生之日起就步履艰辛，根本无法真正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建构力量。在帝制复辟与共和政治交锋的过程中，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割据混战始终不停，国家统一难以实现。军阀混战在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在加深着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一方面，西方列强以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加大对中国的直接侵略；另一方面，他们在中国寻找“替身”，扶植“第二控制集团”，而封建军阀为了保全或扩张自己势力，都公开或秘密地同国外势力合作。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日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内外交困之际，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在此危机之下，中国人的政治寻路之旅再次展开。中国的政治出路究竟在于何方，思想界虽左冲右突，但始终陷入彷徨之中。

　　2.中国思想界的短暂共识与内在冲突。国家民族的现实困境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集体觉醒。尽管辛亥革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被认为是一场早产的革命，但是，正是这场革命从制度形态上摧毁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并把民主理念和共和政体推向实践形态。然而，民国初年的反复和动荡，表明了封建制度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顽固性。为此，推翻封建专制，反对帝制复辟，维护共和民主，成为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紧迫任务，在这个共同目标之下，思想界形成了反封建的思想统一战线，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

　　首先，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必须摧毁。近代以来，一个泱泱大国任人宰割，但这不是民族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和文化所致；民国成立后帝制复辟势力几度猖獗，而广大民众依然浸染在封建文化之中，缺乏清醒的民主意识。基于这种现实，先进人士认识到：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制度进步，必须彻底颠覆；封建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进行改造。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矛头直指封建文化的代表“孔教”，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指出，封建宗法文化“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依赖成性，生产日微”；“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其次，不能从本土文化资源中获得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思想。近代以来，不论是政界还是知识分子，都渴望走一条改良主义路子，在维护本土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外来先进技术或政治措施，总是不断从本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以促成渐进改良。洪秀全把基督教同传统文化结合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以求为太平天国运动提供理论支撑；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模式，力求以本土封建文化为根本，同时引入西方技术。康有为从公羊学中搜寻“微言大义”，提出“托古改制”方案。这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只有当孙中山撇开了本土政治和文化资源，直接从欧美引入民主政治，最终摧毁封建专制制度。这些事实昭示人们，在本土传统文化中难以找到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必须要向强大的西方学习。由此，大量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再次，凡是西方的思想文化都是新的，都应该引进来。对于谋求改造中国现状、实现救亡图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讲，西方同中国相比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比中国先进，它们的思想理论都是“新”的，都可以用来作为批判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理论武器。由是，全盘肯定和猛烈引进西方文化，成为思想界的集体认知。正如陈独秀所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胡适也认为，对于西方和中国文化，“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这种思想共识当然存在着弊端，毛泽东曾把它概括为全盘肯定的“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但在当时这种思想共识却是实实在在的。

　　正是在这种共同目标和思想共识之下，站在不同阶级立场、坚持不同理论主张的先进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反封建的思想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共同对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猛烈攻击。他们不约而同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按照各自的理解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新主义，尽管这些理论主张在思想本质、阶级属性、理论基础、最终目标、发展道路等方面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冲突。当时被引进中国思想界的，既有发展和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有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既有各种各样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也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理论；既有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有各种保守主义思潮。尤其是激进民主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更是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这就使得中国思想领域一方面从封闭到开放，从一潭死水到生动活泼；另一方面则由于缺乏主导性理论，呈现多元混杂、混沌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既为人们确定指导理论创造了巨大的选择空间，同时也增加了比较鉴别的复杂性。

　　3.在思想裂变中探寻改造中国的出路。反封建这一共同任务下形成的短暂的思想共识，在统一战线的初步任务完成之后，相互之间的冲突必然会爆发出来，思想界的分裂难以避免，这个分裂在五四运动后期就开始了。五四运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不完善的运动：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在特定理论指导下的自觉的、有组织的运动；运动的目标是具体的、微观的、短浅的，就是要推动参加巴黎和会的政府代表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拒绝签字，惩办曹、陆、章；参与运动的主体力量是混杂的，虽然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但各种政治力量都参与到运动当中，只是到了“六·三”之后，工人阶级才参加进来，改变了运动的方向和性质，而这个时候同时也就是运动本身的分裂之时；指导运动的理论观点是混杂多元的，除了封建主义的保守思想外，激烈的和温和的、改良的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各种新思想几乎都在运动中有所体现。正因为如此，当运动的具体目标有了结果，即代表拒绝签字，政府罢免了曹、陆、章之后，运动中的统一战线迅速分裂，运动中的主体力量迅速分化。

　　思想界的分歧突出地体现在“改造中国”这个问题上。五四运动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但历史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尽管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最终是失败的；在国内政治上，封建军阀势力并没有因为学生运动而受到打击，他们依然控制着国家的权力，并用这种权力镇压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中国广大民众，思想觉悟不高，积极性并没有被真正调动起来，工人阶级尽管在运动后期踏上了政治舞台，但是他们毕竟刚刚觉醒且数量仅占国民总量的极少数。残酷的事实让中国知识界明白，封建主义文化必须清理，封建专制制度必须废除，军阀统治必须打倒，中国社会必须彻底改造。于是，在运动尚未结束之时，陈独秀就提出了“改造中国”的口号，口号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之间，改造中国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但确立什么样的改造方案，成为知识界分歧的焦点：改造到什么程度，即改造的目标是什么？如何改造，即改造的道路和方法是什么？靠谁来改造，即改造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是什么？改造方案选择就是寻求新的社会制度设计和思想理论支撑，核心就是根本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即“主义”的选择，道路的选择。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界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蓝公武等人，大都接受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教育革命，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同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中，胡适的实验主义占有极大分量，“实验主义者实际上成为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首脑。”除了胡适，自由主义阵营中还有蔡元培、蒋百里、吴稚晖、严复、章士钊等，尽管主张不尽相同，但是大体上都主张渐进式的改良，在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中，同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了严重分歧。无政府主义者也主张对中国进行彻底革命，但他们主张无政府、无国家、无政党等，同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是不同的。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照中国和世界大势，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以及初创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变革中的思想结构，都必须在一种总体性革命中进行“根本改造”和彻底重建。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可以说是观点纷呈，各种主张都披挂上阵，相互之间交锋不断。交锋之中，何者更切合中国实际，人们并没有明确的选择。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理论来指导自身发展，实现救亡图存、发展复兴，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寻求救国理论的过程，在多次失败之后，中国人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能不能把这种认识到的真理应用到中国实际当中，尚需要现实的条件和机遇。

三、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起步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走入中国的必要和可能，中国实际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指导。但是，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可能性条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性构成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都是客体性要素，它们不能自发地融合，如果没有主体的推动，二者就只能是相互之间的“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可能发生。实际上，早在形成和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关注到中国，而中国人在19世纪后期也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二者之间也就一直处于“互他在”状态：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他在的被观者；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中国人也只是他在的观者。只有架起二者之间的桥梁，实现二者的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从可能走向现实。

　　1.十月革命架起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桥梁。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高度凝练的概括，道出了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正是通过十月革命，中国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找出路，在世界上苦苦寻求中国所需要的先进文化。但是，不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宗教文化，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还是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都不能够真正救国救民，中国必须找到更科学更先进的文化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正在中国人苦恼彷徨之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给苦苦寻求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在盛赞俄国革命胜利的同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深入思索更深层次的问题：俄国同中国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封建主义文化和专制体制非常顽固的国家，为什么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中国的辛亥革命却没有真正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呢？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经过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答案：俄国革命者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理论，而中国人却没有，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用李大钊的话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喀士（马克思）的功业”。青年毛泽东对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也作出了独到分析：“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这个分析虽然文字很简短，但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客观条件、党员先进性、工农阶级支持等方面，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深层原因。中国要进行彻底改造的革命也需要有这些条件。由此，十月革命把中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同马克思主义有了内在联系，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革命实践性，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从而开始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发生重大转变，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指导理论，成为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力量，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关键前提。

　　2.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要素的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奠基。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也具有标志性意义。五四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阐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成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组织，在思想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断促进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奠定了初步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被中国人接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和历史起点，非此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从谈起，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自觉传播和接受，正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及此后的一系列文章，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陈独秀、毛泽东、李达、蔡和森等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尝试。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全文或部分译文开始见诸报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奠定了文献基础。通过这些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以比较完整的形态走入先进知识分子的头脑当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客体得以真正生成。当时，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组织，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等创办的“新民学会”及“文化书社”，恽代英等创办的“互助社”及“利群书社”，周恩来等创办的“觉悟社”及“觉悟”杂志，方志敏等创办的“改造社”及“新江西”杂志，王尽美等创办的“励新学会”及“齐鲁书社”等。随着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壮大，各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组织准备。例如，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共产党》月刊，明确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的口号，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出版《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对工人进行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最为关键的组织主体。

　　五四运动不仅成就了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精英，更培育了毛泽东、周恩来、李达、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一批杰出的青年理论家，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核心主体。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自觉地在思想斗争中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在“问题与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论战中，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了激烈交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经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从一种一般性的社会思想上升为在中国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主流思潮，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广大民众也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并通过自己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素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层次发展主体初步生成。五四运动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形成了新的时代特征、主题和任务。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些问题虽然提出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切实把握时代特征，不断破解时代主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大任务，就必须从理论上科学探索和回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对象、道路、任务、动力、目标、前途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这些都构成了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生长点和发展空间。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有二者的真正结合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实践。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五四运动使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阶级主体。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迫切需要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工人阶级，同样，中国工人阶级也需要马克思主义，二者的有机结合必然要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要素之间的互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层次发展主体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客体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更加完整的形态进入中国文化系统当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客体即中国具体实际得到了初步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开始初步展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素之间的互动开始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从可能性层面上升到了现实性的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始启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主体开始发挥领导组织作用。中共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宣传、运用，开始从思想家的个人行为转向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行为，进入到了一个有目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从五四时期的掌握先进知识分子进展到掌握先进群众，从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到先进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及其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等的批判，在论战中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新思想上升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和理论家主体崭露头角。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瞿秋白等中共领袖和理论家成长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队伍逐步壮大。在翻译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同时，早期共产党理论家们开始在不同领域阐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了一些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一书，是中国理论家出版的较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一文，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等理论。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较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明确提出要把唯物史观作为中国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尽管这些理论著述存在不足之处，但已经开始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客体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相对完整的形态日益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系统的有机构成。中共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专门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人民出版社，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思想界和先进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基础。中共还在广州开办了平民书社，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书店，专门负责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创建上海女校、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目的性和重点性也更加突出，一些关系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被突出地提到前沿，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重点宣传唯物史观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客体即中国具体实际得到了初步的论证和分析。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中初步阐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争斗；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是中国成为独立统一的国家的根本方法。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初步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并据此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既要打倒封建军阀又要打倒帝国主义。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的初步成果。

　　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获得了初步实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和土地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初步成果。例如，关于中国各阶级的性质和地位，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很不充分，非常幼稚，但是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生活日趋贫困，必然要起来斗争，“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的要素”；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势力，是“革命领袖军”。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再如，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中提出，农民群众已经是国民革命的一种伟大的潜力，“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可能的国民运动中，不可漠视农民的力量。”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地主阶级就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深入分析，这为日后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积累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要求，是理论与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等内在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内在理论依据，即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演变和思想裂变，改造中国的实践任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两种可能性和必要性通过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共成立等历史事件转化为现实必然性，十月革命架起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桥梁，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奠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要素之间的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由此展开。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