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0日下午，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作了题为“《蒙古源流》的史学价值”的学术报告。本场报告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由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建担任主持人，科研处副处长许欣舸，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开科，副研究员李志毓、顾建娣、赵妍杰、助理研究员薛轶群、关康、汪颖子、郝昭荔，博士后荆宇航、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晓慧、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文新宇等所内外师生共同参与，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乌兰以对蒙元时期的国史《脱卜赤颜》的介绍为开篇，指出《脱卜赤颜》在元末明初形成了两个流传方向，一是落入明廷，在洪武年间作为底本改制出《元朝秘史》；二是随元廷回到蒙古草原，以畏兀体蒙古文的形式继续流传。符拉基米尔佐夫把元末至16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时期称为“蒙古史上的黑暗时期”。16世纪答言罕统一诸部预示着黑暗时期的结束，在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藏传佛教普及等多种因素作用的历史背景下，17世纪蒙古文史书集中产生。乌兰讲述《黄金史纲》《大黄史》《阿勒坦汗传》《阿萨喇克其史》等书的基本情况，认为《蒙古源流》佛教色彩浓厚，印藏蒙王统同源说更加丰满，是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的集大成之作。

　　乌兰从史料和史学思想两方面分析了《蒙古源流》的史学价值。就史料而言，《蒙古源流》是17世纪蒙古编年史当中篇幅最大、记载元末至清初蒙古历史最为丰富、详细的史书。该书提供了元末至明末，历代蒙古大汗的完整系谱，回述了答言罕统一蒙古本部的过程，记载答言罕诸子名号及其分封属部，真实生动地记述阿尔秃厮万户、格鲁派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历史，反映了元末至清初蒙古社会组织、部落变迁、经济状况等诸多方面情况。《蒙古源流》还为蒙元时期的一些史事提供了间接参考，如成吉思汗埋葬地和供后人祭奉的八白帐地点、诸王阔端遣使吐蕃之朵儿答答剌罕（Dorda darqan）的姓名等，可补充《元朝秘史》《元史》等早期史书之不足。另外，成吉思汗考验博尔术、汪古部兀阑镇国叛离等传说故事，亦可窥见史实的影子。就史学思想而言，《蒙古源流》为研究17世纪蒙古人的历史观及其变化提供了线索和依据。《蒙古源流》关于蒙元时期历史的一些说法与早期史书的记载有明显出入。为了制造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合理”借口，它将蒙古汗室血统上溯到吐蕃乃至古印度王统，孛儿帖赤那被说成是吐蕃王（具有古印度王族的血统）的后裔，因避难逃到蒙古不儿罕山地区。《蒙古源流》等17世纪蒙古文史书还篡改成吉思汗去世的原因，称他是被西夏王妃谋害而死。可以说，17世纪蒙古史学受藏传佛教影响，基本抛弃了《元朝秘史》所代表的，13世纪蒙古人的传统史观。

　　报告最后，乌兰强调对不同性质的问题要采取不同方式处理。属于第一手史料的内容可信度较高，但也难免出现讹误，因此需要经过辨析和考证后才能利用。对于那些不具史料价值的内容，比如《蒙古源流》中有意编造和不当选材的部分，不仅要指出错谬，还要从史学思想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揭示史观变迁的真相。

　　在自由讨论环节，关康就《蒙古源流》满译本的翻译讹误和对清代八旗蒙古人历史观念的影响提问，乌兰认为《蒙古源流》藏于宫廷，对清代蒙古旗人的影响有限；进贡到清廷的“成衮扎布呈献本”抄写仓促，根据呈献本所抄的精钞本经过了删节，蒙文识读难度较高，满译本总体来说翻译得不错，但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张建就《蒙古源流》记载答言罕之子，掌管右翼的赛那剌子嗣为何领有左翼察罕儿万户的鄂托克，以及它的归属情况，向乌兰研究员请教。乌兰认为这与16世纪右翼实力增长，挑战汗权的大背景有关，需要综合蒙古、明朝史料作研究。与会人员还对17世纪蒙古文史书对蒙古与宋、金、西夏关系的描述、《蒙古源流》部分史料抄自《黄金史》还是《脱卜赤颜》等问题提问，乌兰老师对各位学人的提问一一进行了回应。本次活动中与会人员积极交流与互动，活动历时2个半小时，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