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进行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活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主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袖、理论家、人民群众）、客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过程、结果形态等多要素互动的自主创造性结合过程。判断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是否促进了发展主体更加成熟；是否实现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结合及结合的程度如何；是否更好地把握了中国具体实际；是否更好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否解决了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实现了实践、理论、政策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形成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从这些方面来思考，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寻乌调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意义。

 

1930年5月2日，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寻乌县城，5月6日听取中共寻乌县委负责人汇报，指示召开寻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就在此时，国民党方面爆发了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给革命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红四军分兵发动群众。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做了寻乌调查，对寻乌县地理交通、经济政治、阶级现状、土地斗争、城市商业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发现了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考，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识。之后，毛泽东多次提到寻乌调查。但是，长期以来，这次调查在思想理论界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为此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特别是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角度确立其重要地位。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的一生就是调查研究的一生。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1917年夏，他同萧子升一道“游学”长沙、宁乡等五县，考察广大农村和城镇的生产生活情况，初步认识到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重要性。1918年夏初，他同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月，了解社会情况并写成通讯在报刊发表。当时，湖南一师附近有造币厂和电灯公司等，他经常深入工人、人力车夫、菜贩子等下层劳动者中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

 

青年时期形成的注重调查研究、重视研究中国具体国情的习惯，在革命实践中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成为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法论依据。建党初期，他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多次到矿区进行调查研究。1925年后，他开始领导农民运动，经常深入进行农村和农民状况调查，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进行农村调查，深入了解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主佃关系。1927年初，他考察了湘潭、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状况，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用事实批判了攻击农民运动的错误言论，指出了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阐明了建立农村政权和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井冈山时期，他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1927年11月，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一代进行调查，形成了《宁冈调查》。1928年2月下旬、5月上旬，在永新的秋溪乡、西乡的塘边进行调查，形成了《永新调查》。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他掌握了井冈山的实际情况，为领导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离开井冈山后，他又先后进行了寻乌、兴国、长冈、才溪等调查，为制订和完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这些调查研究中，寻乌调查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毛泽东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寻乌调查规模最大、调查资料最详细、调查内容最丰富。

 

一是调查规模最大，调研报告最长。毛泽东自己讲过，他“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调查之后不久，他在宁都的小布对调查资料作了分析整理，写出了《寻乌调查》报告，共8万余字，这是他所有调查报告中最长的一篇，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二是调查对象全面，具有典型性。直接参加调研的人员共11人，包括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商人、农民、小地主，有城区人，有乡下人，有年轻人，有上年纪的人，既考虑到调查对象的广泛代表性，又考虑到他们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情况；以寻乌城作为调查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粵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三是调查时间较长，形式多样，思考深入。他亲自主持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口问笔录；除了开调查会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业群众的生活思想状况，获得了生动、丰富、真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这次是静下心来的仔细调查，调查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寻乌调查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

 

一是坚持正确理论指导，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阶级分析方法。在寻乌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思想路线，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商业问题、富农问题不了解，抱着弄清问题、追求真理的态度，甘当小学生，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人口构成、行业结构等作系统周密的调查；与此同时，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从事物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认真检证，辨别真伪，力求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是把一般性的普遍调查和典型性的集中调查有机结合起来。先是马上观花式地了解寻乌的政治区划情况，这部分内容在调查报告中只有400字；再深入一步下马观花式地了解寻乌的历史、地理、交通等概况，这部分内容在调研报告中有1300字；之后进行更加深入的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究，重点了解与土地革命密切相关的城市商业、土地关系、阶级关系、土地分配的具体情况。在典型性调查方面，他明确提出，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个别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也就是抓住寻乌城进行典型剖析，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一个地方的分析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三是调查主题明确集中，事先做好调查研究的提纲，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寻乌调查始终围绕着当时实际工作的中心即土地革命斗争来进行，着重调查与土地革命直接相关的乡村和城市的阶级关系，不同阶级的政治态度，土地分配的方法，以及城市问题、商业问题、富农问题等，力图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考；在调查寻乌的区划、交通情况时，也不限于一般性的客观描述，而是着眼于实践斗争主题来考察，分析了土地革命的影响；在调查过程中，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拟定调查大纲，列出调查项目，在调查会上亲自“做主席和记录”,掌握调查进程，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弄清要分析解决的问题。

 

四是注重在调查中提出和解决问题，致力于对调查内容进行理论提升。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致力于提出和发现问题，并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和对策，认真研究了城市问题，为制定城市工作政策和工商业政策提供基础，发现了富农与贫农的斗争是土地斗争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法等；《寻乌调查》报告的第五部分，用了9千字的篇幅来分析土地革命实践中的问题并探索解决的方法，调查中形成的许多观点都吸收到《反对本本主义》当中；调查之后，他在小布做了系统的资料整理，形成了理论性认识。

 

五是树立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群众实践学习。怀着满腔热情，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调查中“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正做到了眼睛向下，不耻下问，抱着寻求真理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解决自己过去不熟悉的商业问题、富农问题等。

 

这些调查研究的方法基本上都吸收到《反对本本主义》当中，作为调查的技术进行推广，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调查研究实践和理论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

 

 

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必须要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要顺利完成土地革命，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好乡村中的阶级划分和土地分配问题。阶级问题的关键是准确地划分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准确划分出地主、富农、贫农、雇农等不同阶级和阶层，分析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政治态度。土地分配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土地分配的方法，即按照什么标准和原则来分配土地，解决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中国农村的阶级成分是特殊而复杂的，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出的两大阶级鲜明对立的情况不同，同俄国的情况也不相同。为此，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阶级划分、土地分配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逐步确立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寻乌调查是制定土地革命路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对于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有着重要作用。

 

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泽东就紧紧抓住土地革命的核心问题，探索土地分配的方式方法。1928年12月，他领导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土地法即《井冈山土地法》。在土地分配方法上，坚持以人口为标准、以乡为单位进行平均分配；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主张没收的土地归苏维埃政府而不是农民所有，农民有耕种权而没有所有权；在没收土地方面，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1929年4月，他领导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使土地革命中的阶级划分更加清晰起来，斗争的对象更直接地指向地主阶级。1929年7月，他指导中共闽西“一大”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较前有了较大进步：区别了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把土地革命的目标集中于地主阶级；分配土地方法上提出了“抽多补少”原则。1930年的“二七会议”制定了《二七土地法》，在土地分配对象问题上提出，暴动后立即没收土地分与农民，没收标准不限于豪绅地主，只要真实的群众要求，自耕农的土地亦得没收；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提出，应把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尽量分与一切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只有不便分配的才由苏维埃管理；在分配的方法上，按人口平均分配。

 

在上述土地斗争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只注意土地数量上的按人平分、抽多补少，而对土地质量的好坏、肥瘦搭配问题没有照顾到。在土地分配实践中，出田户一般是富农，进田户大都是贫雇农，富农总是千方百计把近田、好田留给自己，而把远田、坏田退出来分，由此贫雇农分进来的大都是差田或远田，这就严重影响了贫雇农的分田积极性。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这个问题越来越突显。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已经开始关注这个实践中的问题。

 

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土地革命中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富农是中国农村阶级结构中一个复杂的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既要有效地限制富农，但又不能完全消灭富农经济。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土地革命中纠缠最多的一个问题。显然，如何确定富农的阶级地位和政治态度，制定对待富农的正确策略，通过有效的限制性措施，既不过度损害他们的利益，又从他们手里拿出土地合理地分配给贫雇农，以激发贫雇农的革命积极性，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必须认真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开始了寻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根据正在开展的土地革命实践，在阶级划分方面把富农问题鲜明地提出来，在土地分配原则方面提出了“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相结合的解决方案，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

 

乡村阶级关系划分问题是土地革命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点。这就要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农村的人口成分、土地占有情况、阶级划分情况、不同阶级对革命的态度，为制定正确阶级路线奠定基础。为此，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乡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细致划分：乡村的地主分为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两大类，前者包括袓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后者包括了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自耕农中又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也分为四个不同的阶层；与此同时，还有雇农、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等等。这些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要针对不同阶级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和政治作用，制定合理的策略，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之前已经注意到了富农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他曾说，这次调查是在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进行的，为此在调查过程中，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通过仔细的调查分析，他认识到：贫农同富农的斗争是乡村土地革命中极其重要的阶级斗争，广大贫农所提出的“平田’、“彻底废债”口号就是针对富农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就要支持广大贫雇农对富农的斗争，“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

 

贫农和富农的斗争，集中体现在土地分配方面。关于土地分配，土地革命开始时候并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引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进行摸索，确定了几种方式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按人口平均分配，也就是‘袖多补少”的方法。但是，这种分配方法在实践中遇到了困难，即肥瘦不均的问题，这是富农同贫农斗争的焦点。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由此，他认为，必须把“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才能对地主富农进行真正的斗争，达到土地革命的目的。

 

正是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掌握了土地分配的实际情况，弄清楚了富农同贫农斗争的关键所在，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后来，他说道：“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毛泽东提出的“抽肥补瘦”方案，在1930年6月的南阳联席会议上得到了初步落实，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规定了限制富农的措施，将“抽肥补瘦”原则在决议中予以确定。之后，毛泽东又作了兴国、东塘、木口村等调查，进一步完善了对富农问题的思考，形成了更加完整准确的关于富农的策略。到1931年春，基本上形成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分配的正确原则：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法。1934年1月，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完整阐述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

 

 

寻乌调查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之际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调查研究。此前，毛泽东已经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但是这个理论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尤其是要对这条道路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乡村和城市问题加以深入分析。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提出了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任务。会议做出的《告全党党员书》提到：“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地帮助党做这件事。从1927年10月率兵上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着手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系统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创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理论奠定了基础。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起草《关于攻克汀州及今后行动方针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站在全国革命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大胆决策：利用军阀大战的空隙，大力发展革命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割据，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最终取得三个省乃至全国的政权。这个决策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孕育。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复信中央，明确提出农村斗争是促成中国革命高潮的重要条件，重申了3月20日决策的思想，对仅仅看到城市斗争的城市中心论思想提出批评，初步阐发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1930年1月5日，他在给林彪的回信中，深刻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系统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总体趋势，对革命低潮和高潮的关系做了辩证分析，科学阐述了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批评了“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在全国范围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以及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推动全国革命高潮，最终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正如周恩来在延安时所说，“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

 

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提出之后，必须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必然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乡村，二是城市。为了更好地阐明这条道路，就不仅要把乡村搞清楚，而且要把城市搞清楚，在此基础上弄清楚城市和乡村的关系。

 

当时，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主要在乡村转战，对乡村情况相对比较熟悉，对城市情况则缺乏足够的了解。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过去曾经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城市情况是很了解的。但是，过去毛泽东在城市时还没有确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观念，对于城市的了解并没有从中国革命道路的角度去思考。而当他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后，就需要从革命道路的角度来了解城市情况。为此，毛泽东急迫地要在新的理论框架内对城市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在《寻乌调查》中就谈到自己“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他还谈到自己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但是总没有机会来做好这个事情，寻乌调查正好提供了这个机会。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不仅下大力气了解乡村土地革命斗争的情况，而且花了很大的精力来了解城市问题。8万字的《寻乌调查》文本中，关于寻乌商业的内容就多达3万字，其中关于寻乌城的内容有2万7千多字。在关于寻乌城的调查报告一开始，毛泽东讲到了作城市调查的目的。当时，他已经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这就必须要对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的情况都要有所了解，唯此才能制定正确的对待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和策略。他说道：“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为此，他“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并希望引起党内其他同志研究城市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并提出要像研究农村问题一样“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以寻乌城为典型，对城市的行业状况、人口构成、阶级状况、不同阶级的政治态度等作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他对寻乌城内生产生活状况的了解可以说是细致入微，涉及到了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火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娼妓等20几个行业，从中剖析城市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毛泽东对城市的分析紧紧围绕着各阶级的地位和态度来展开，通过对寻乌城这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的调查分析，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城市的阶级关系是相当复杂、相当抽象、甚至是非常模糊的，决不能照搬照抄经典作家书本上的描述，也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情况。例如，他仔细研究了杂货店店员制度后发现，“他们的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随着店员身份、名称的变化，他们的薪俸和经济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进而其阶级地位也发生了转化。再如，寻乌城中的何子贞，从小学教师到商业资本代表，再到与封建豪绅妥协成为封建派领导，进而成为最恶劣的反动首领，通过这个人的变化情况，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处于复杂的变化过程当中，对城市人口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必须要作具体的分析。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同深化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结合起来，仔细解剖了寻乌城这个“农业手工业城市”的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从中分析出不同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把握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为制定正确的城市阶级斗争策略、正确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以及实现农村土地革命与城市阶级斗争有机结合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撑。他在对寻乌城人口结构进行综合性分析后发现，城市中的地主、商人、传教士等统治阶级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农民、手工业者、游民等被统治阶级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其中地主和商人中，反动派只是少数，一部分是中间派，一部分还是同情革命的；而游民中有部分人是为统治者当走狗的。而且，中国的城市人口同乡村人口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城市的地主和大商人同时也是乡村中的大地主，城市中的许多游民和小商人也是同时游离在城乡之间的。因此，在城市进行阶级斗争必然要同农村的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而农村的土地革命也不能不联系到对城市统治阶级的斗争。针对这种情况，在制定土地革命路线、城市工作和工商业政策时，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

 

总的来说，毛泽东通过对寻乌城这个典型麻雀的分析，认真研究了城市的生产生活和阶级关系状况，进一步弄清楚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更好地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依靠力量，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生动丰富的资料支撑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显示出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独到性，那就是致力于通过调查研究来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基于实践需要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切割中国实际，用照搬外国模式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和深入的理论思考，毛泽东在1930年5月创作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这篇经典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已经提出，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首先，针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对于一些人不调查研究就到处瞎说、到处指手画脚的做法，他严厉地批评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是最可恶没有的”。这些论断科学阐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集中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历史观和方法论。

 

其次，针对惟书论、惟上论的教条主义错误，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个科学论断，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要求，明确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确立的科学态度。

 

再次，针对当时党内严重泛滥的“唯共产国际论”的错误，他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中国化气派。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前提，必须依靠中国人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能单纯地依靠外来的经验和遥远的指挥。

 

最后，针对脱离群众实践进行主观决策的错误，他提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针对那些不深入群众实践而主观决策的做法，他批评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为此，他大声疾呼：“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他彻底贯彻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展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寻乌调查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寻乌调查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之际进行的，《反对本本主义》又是在寻乌调查的过程中创作的，二者相互影响，互为支撑。

 

首先，寻乌调查为毛泽东集中整理思想和系统表达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和时机。从思想发展的进程来看《反对本本主义》中的核心思想当然早于寻乌调查。寻乌调查之前，毛泽东已经对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这个关键问题，进行艰辛探索和深入思考，已经初步形成了基本的思想观点。但是，因为长期处于动荡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并且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巨大压力，他很难静下心来进行冷静思考和系统整理。寻乌调查期间，环境相对和平安定，红军在各地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指挥战斗的任务比较少，毛泽东获得了一个可以冷静下来思考的时机，把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凝练成系统的理论文章，这就是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反对本本主义》。

 

其次，寻乌调查不仅验证和深化了毛泽东此前的思想认识，而且推动了他根据调查资料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形成新的理论观点。一方面，寻乌调查验证了毛泽东此前的诸多判断和观点，如中国革命的具体性、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农村不同阶级阶层的划分及其政治态度等等，使他更加坚定自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理论认识，反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观点和做法。另一方面，寻乌调查又促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获得了新的收获，更加丰富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如关于城市问题、富农问题、商业问题、土地分配中的“抽肥补瘦”方法等。由此，他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更加丰富、全面和深刻。

 

再次，寻乌调查同《反对本本主义》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寻乌调查的开展同《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是同一时间进行的，寻乌调查可以说是在初步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第一个调查研究，也可以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之前的最后一个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从寻乌调查中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基础和实践依据，从而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说服力，寻乌调查的许多论断直接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当中。寻乌调查从《反对本本主义》中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贯彻落实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生动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始形态。从文本内容上来看《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报告的很多表述非常相近，很多论断基本相同《反对本本主义》的论述更具有理论抽象性，《寻乌调查》的论述则更具有现实具体性。例如，《寻乌调查》中讲道：“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本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与此大体相同但更具有理论性的话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再如《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讲到自己先前对于商业和城市问题是个门外汉，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并希望同志们除了研究农村问题之外也要研究城市问题，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阐述道：“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总之，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调查研究之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次调查进一步弄清了富农问题，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案，为制订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实际依据；进一步弄清了城市商业状况，明确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为深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这次调查为《反对本本主义》的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告诉我们，寻乌调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显示出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更加成熟，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中更加具有独立自主性，对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入思考和重要回答，形成了许多重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