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专业学术机构，研究范围包括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早在1956年，近代史研究所就组织全国科研单位合作，系统开展中共党史研究，陆续撰写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这套书将革命史研究拓展至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拓展了党史研究的领域。
最近十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大力支持下，近代史研究所有计划、大规模地征集散落在海外的近代中国珍稀文献，总量一千余万页，其中有数百万页涉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各发展阶段的珍贵红色文献。现结合近代史研究所征集、整理和研究利用海外红色档案的情况，谈谈笔者的一些思考，希望进一步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俄罗斯各级档案馆藏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档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受近代中国长年战乱影响，加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始终处于秘密状态，大量中共早期文献没能完整保留。早在1923年陈独秀即向共产国际报告过，中共“一大”原始文献已全部遗失。而中共成立后即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因此苏俄档案机构保存了大量早期中共革命的红色档案，如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纲领》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早期各类工作总结，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讨论中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相关决议，赤色职工国际中国代表邓中夏的大量发言记录等。近年来，近代史研究所针对上述文献，陆续复制了20余万页红色档案，主要包括两大类。
第一类是各级中共组织机构发展历程的文献，包括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等重要机构及其工作往来的大量原始档案。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献有：共青团中央第一至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中文底稿、大会选票等原始档案一千余页；罗亦农、彭述之等1921年底成立中共旅俄支部的档案；涉及中共六大的原始文献一千余页，例如“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夕，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等中共领袖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六大”会议期间制定的“大会会场规则”，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工作报告，中组部编制的中共党员人数和成分统计表等原始文献。
第二类文献是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中共领袖个人档案，涉及陈独秀、李大钊、罗亦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赵世炎、陈潭秋、王明、杨尚昆、毛泽民、沈泽民、瞿秋白、杨之华等数百位中共领袖。每人档案中大致包括个人简历、自传、调查统计表、党费缴纳表、照片等。例如吴玉章档案中就有其亲笔撰写的两份自传和履历书、护照原件、个人照片(图1、2)；张闻天档案中有他亲笔撰写的90余页反省笔记；陆军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档案中有左权、刘伯承的学习情况和毕业分配方案等。
图1 吴玉章护照原件
图2 吴玉章所撰履历书
2021年庆祝建党百年期间，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组曾在网上公开一份陈乔年烈士填写的“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党员调查表”（原表共4页，近代史研究所仅提供了2页），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不到一周时间该图表点击量即高达4亿多次。
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陈诚、胡宗南档案与蒋介石日记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智库，其研究重心是20世纪的革命、战争与和平。为此，胡佛研究所特别注重收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近代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文献。其中，胡佛研究所收藏有一套陈诚档案资料的微缩胶卷。早在1934年，陈诚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曾命令手下认真搜缴苏区保存的各类文献资料，哪怕是只字片言，都要求全部上缴。此后，陈诚以这批资料为基础，建立“石叟资料室”（陈诚号石叟），继续收集红军、根据地的各类情报。1949年陈诚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将这批资料编入自己的个人全宗档案，命名为“石叟文库”。经双方合作，近代史研究所已全部完成数字化转换，总量 1500 余种，包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各类指示、行政工作报告、军事战役报告、经济建设计划等。这些档案的形态主要以油印为主，也有部分铅印出版品、布告、宣传单，形态各异，是研究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根据地发展的重要资料。如《中央苏区政府修路计划》《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中央苏区土地税收据、存根》《统一苏维埃辅币公告》《阶级成分调查表》《选民通知书》等（图3）。陈诚档案中还有根据地政权针对不同人群特点编辑出版的教科书，如中央教育部编《成人读本》《士兵读本》，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发行的《共产儿童读本》等。特别令笔者感动的是一册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编印的《各种赤色体育规则》，详细介绍了诸如足球、排球、篮球的场地设置和比赛规则等，并配有图例说明。我们很难想象在20世纪落后的赣南闽西贫困山区，中国共产党人就通过现代体育运动规则来训练、动员青少年参加集体运动，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它不仅可以通过这一方式完成革命动员，更是一种在近代中国乡村进行现代化教育的有益尝试。
图3《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封面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展开过非常热烈的讨论。经过深入讨论，人们不再简单将两种研究范式对立起来，而是普遍主张超越两个范式之争，更加认同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两者不仅不会相互排斥，反而会相互促进。中共领导的苏区革命和根据地政权建设，就充分呈现了这一场景。而以往由于相关档案文献太过零散，很少有学者关注根据地的现代化建设这一主题。陈诚档案为我们丰富这一认识，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基础。
胡佛研究所还收藏有一大批陕甘宁边区文献。这是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胡宗南闪击延安时收缴的。1948年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中文部主任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美国著名汉学家，专攻中国近代史，是费正清教授的得意门生)在上海滩机缘巧合，购得这批资料。这套文献虽没有中共组织的核心档案，但包括大量延安时代的非公开出版物、印刷品、各级党政部门进行的土地登记等各类社会调查报告，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抗战根据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权建设的了解。例如，有20余册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的小册子，如《刘生海从二流子变成劳动英雄》《难民劳动英雄陈长安》《边区工人的旗帜赵占奎》《建立革命家务的刘顺清》等。这类文献尽管印制相当粗糙，以往国内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大都不会收藏和保存，但经高清扫描后辨识度极高，对我们了解大生产运动的实施进程，并最终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是极其难得的文献。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期间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模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大创举。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大都是以城市暴动为主，革命领袖在夺取政权前都没有地方政权执政经验。战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更是依靠苏联红军这一强大后盾建立起来的。但新中国成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就在广大农村创建苏维埃根据地，尝试各种政权建设。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更是逐步发展、壮大。因此，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机构，几乎都可以在根据地建设发展中找到雏形。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就是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展而来的。这些成功经验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政之初无法具备的条件。上述陈诚、胡宗南档案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
2014年，近代史研究所与胡佛研究所进行项目合作，完成了陈诚、胡宗南保留的中共文献20余万页的数字化工作，并全部编目。上述文献现分别在两机构内对学界开放使用。
另外，2006年9月，由蒋介石家属授权，胡佛研究所向学界开放了蒋氏后人暂时寄存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近代史研究所在第一时间组织科研人员十余人次前往抄录，先后持续近三年。全部抄件完成打印后，再派人赴胡佛研究所与原稿对照校补，大体完整抄录了1917—1952年间的日记。蒋介石日记对研究蒋介石是如何认识、了解和“围剿”中共的决策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视角。
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手稿珍本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
顾维钧号称民国外交第一人，他亲身参与了20世纪两个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创建。顾维钧生前将自己保存的大量档案捐赠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手稿珍本图书馆。此后，哥伦比亚大学组织口述史专家协助顾氏撰写了11000页的英文回忆录。
顾维钧档案中有两类文献涉及中共党史。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与联合国的建立，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及其在美活动的相关档案，以及顾氏私人信函中涉及的中共代表团的活动内容。顾氏档案详细记录了联合国从初创20世纪50年代的历次大会、常会及分会纪录、各国代表提案和发言记录。这些文件充分反映了联合国早期成员国政府对不同议题的意见，联合国各项宗旨和原则确立的过程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外交工作的迅速展开。其二是顾氏1949—1956年担任台湾驻美“大使”期间保留的大量美台往来情报、电文原件或发电底稿等。特别是在此期间，朝鲜战争爆发，顾氏档案为我们详细呈现了美国军事援台的具体过程，以及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划国防动员和预备兵役制度的实施细节等内容，是研究国际冷战格局在东方的形成、美台关系和新中国外交的珍贵文献。
改革开放之初，近代史研究所老所长刘大年先生得知一消息后，立即争取到顾氏的授权，组织翻译出版《顾维钧回忆录》（13册），顾氏生前看到前4册。此后，近代史研究所与顾氏家属保持了长达30余年的友谊。2013年经顾氏家属授权，近代史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完成顾氏捐赠的17万页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并全部整理编目7万余条，分别在两机构对外开放。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詹姆斯·G.尼尔（James G. Neal）在双方合作协议签订后发表的新闻稿中盛赞，此举“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项目。世界上其他机构若有意寻求使那些对其有重要意义的史料‘重返故国’，那么这一项目也许可以为日后的类似合作提供先例”。
四、荷兰国家档案馆藏近代驻华公使欧登科档案
20世纪20年代，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在任 内保存了大量档案，现全部收藏于荷兰国家档案馆，总数超过20万页。欧登科档案中有大量涉及中共成立初期的文献。如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荷兰人，他1921年4月自意大利登船赴上海时，欧登科即得到荷兰政府的通知，并同英、法、美国驻华公使和上海租界当局保持密切联系，追踪马林活动轨迹。这才导致马林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法国巡捕到会场探究的一幕。
图4 李大钊就义前留影
欧登科档案中最珍贵的一组档案全宗卷，是1927年4月张作霖派军警到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抓捕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档案。当时，张作霖的军警要进入使馆区捕人，必须获得西方列强驻华公使团的同意。欧登科时任列强驻华使团首席公使，特致函张作霖政府称：“本公使应京师警察厅的请求，以《辛丑条约》签约国首席公使的资格，会署搜捕令，准许中国警察进入使馆区。”欧登科档案中完整保存了李大钊等20名革命先烈走向绞刑架英勇就义时的原始照片（图4），还有大量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档案文件，是了解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北方党务发展的重要文献。
五、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早稻田大学档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受日本影响很大。中共一大召开前夜成立的8个共产主义小组中就有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由施存统负责，周佛海即作为旅日小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参加中共的早期成员李达、李汉俊在建党前夕都曾在日本接受过共产主义的熏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了一批施存统的文献，其中有秘密警察摘抄的1920年底施存统与邵力子的往来信件，讨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的理由。自中共成立后，施存统一直受到日本警视厅的监视，直到1921年底因其宣扬共产革命，日本政府下令将其驱逐出境。这批档案都保存得相当完整。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学还保留了一批早期中共领袖留学日本的各类文献，如曾在早稻田大留学的李大钊、陈望道等建党领袖的档案资料。
六、余论
回顾十年来，近代史研究所在系统搜集整理海外红色档案的同时，始终将目光聚焦整个中国近代史。为了扩大海外文献的搜寻范围，近代史研究所还特别成立“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征集委员会”，广泛邀请民国政要后人、欧美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等加入，共同努力征集海外的珍稀近代史资料，先后完成超过一千万页的海外文献的数字化回归，其中有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赫德档案、比利时修道院藏陆征祥档案、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伍宪子档案、日本各机构保存的东京审判档案等。在这批海量文献中，大都可以找到部分红色档案。
目前，影像史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而海外保存的近代中国影像史料极其丰富。近代史研究所为此也将海外影像史料纳入征集范围，陆续复制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藏美军战地记者拍摄的中印缅战场照片2.3万张、朝鲜战争照片3万余张；美国史迪威后人、顾维钧家属保存的历史照片和原始文献；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反映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内容的数百小时、近千片段纪录片，其中有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驻重庆的美国记者拍摄的纪录片。此外，美国著名摄影家福尔曼在近代中国拍摄了2万余张珍贵照片，其中有近千张反映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照片，生动表现了八路军敌后抗战的英姿、民兵训练、地雷战、军民鱼水情等内容，以及1944年美军延安观察组在根据地活动的情况。福尔曼的这套高清照片已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制成可检索的数据库，并授权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全部下载开放使用。近代史研究所还复制了俄罗斯档案馆保存的开国大典等系列彩色纪录片。
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最核心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不断发掘新的档案资料。近代中国因长期战乱不已，许多珍贵文献散失在世界各地，难以系统利用。广泛征集红色档案，需要海内外学术单位、档案典藏机构及各界私人收藏的通力合作。特别是进入网络信息化时代，随着科技进步，我们有了更多的征集方式、方法，能够将以往分散的红色档案进行系统征集和整理，完成数字化平台建设，提供给研究者充分利用。这必将推动中共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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