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5日-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史研究群和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近代学术的文本与语境——第二届学术社会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中国历史研究院，共同参加了此次会议。

（全体参会学者合影）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检秋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和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湖北大学原副校长周积明教授分别致辞。夏春涛所长在致辞中表示，学术社会史是一个新的范畴和研究视角，是对以往研究的开拓和创新。他指出，学术研究要有现实关怀，要反映社会的演进、思想的前沿。他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行阐发，希望与会学者围绕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进行深入探讨，在研究中体现现实意义和现实关怀。同时，夏所长还指出当前学术界存在研究范围越来越窄、理论阐述不足以及缺乏长时段、大历史研究的倾向，呼吁专家学者将中国历史打通，做长时段的研究，积极关注理论问题、学术前沿问题。周积明教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湖北大学历史学科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双方以后能继续保持密切的合作。他围绕“文本”和“语境”的会议主题进行解读，认为其中蕴含着需要我们重新探讨的空间和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致辞）

（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湖北大学原副校长周积明教授致辞）

会议主题报告由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雷平教授主持，罗检秋研究员、雷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徐国利教授分别进行主题发言。罗检秋研究员以“学术社会史的理论特质与实践路径”为题，对学术社会史的缘起、理论特质、研究取径等学科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他提出：“学术社会史实证地、多维度地研究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缘、互动，重视学术史的民间脉络和变易性，将研究重心从学术的思想史、观念史转向社会史。研究学术衍生的家族环境，学者的交游、结社，尤其是学者的情感及心态史，仍然是学术社会史的重要实践路径。”雷平教授以“‘学术史'研究：从梁启超再出发”为题，对学术史研究的路径与重心进行了梳理，揭示了梁启超学术史研究的典范意义和值得学者鉴戒的教训。张昭军教授以“以学术史为路径思考中国文化史”为题，围绕中国传统“学术”“学术史”的定义分析了中国“学术史”的特质和风格及其对推进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启示。徐国利教授以“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为题，就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丰富内涵及对清代考据学的批判性继承与典范意义作了深入分析。此次研讨会共设置八场分组报告，分别关注学术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主题报告）

学术人物与学术传衍

学术人物是学术传衍的重要载体，本次研讨会从学术人物的思想接受、代际传承等角度分析学术人物与学术衍变的关系。周积明教授梳理了乾隆时期学者们对《三国志》作者陈寿与乾隆皇帝不一样的评价，揭示了在皇权专制之下，仍有学者勇敢地发出异样声音的面相。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晓明教授梳理了冯天瑜先生一生对人文精神的追求，认为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中积极阐发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更在生活中积极实践人文精神。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蔡智力副教授以郝敬的学术接受史分析明清学术嬗变，他认为郝敬的学术形象从明末清初学者推崇的经学宗师，转变为乾嘉以后“以理测经”的妄人，反映了清学从典范初建到典范确立的过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王安琪细致梳理了明清徽州士商的数学知识来源，她认为从进入蒙学阶段日用类书的“筭法门”到适应商业活动的珠算、捷算口诀，乃至传教士传来的西方历算之学，都是徽州士商最终的数学知识来源。

（第一场报告）

近世经学研究

经学一直是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此次研讨会有数位学者关注清初至近代经学的衍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仰湘教授梳理了清代以来学界对于许慎《说文序》中所谓“《易》孟氏皆古文也”观点的回应，认为宋翔凤《周易考异》一书从经本、经说分别看待汉《易》古文、今文，与汉代经、传别行的史实相符，揭开了《易》孟氏的今古文谜底。罗检秋研究员关注清末民初学者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一书，认为该书文字考释多有成就，有裨于纠正晚清以来公羊家肆意将学术政治化、工具化的偏颇。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王惠荣教授详细梳理了百年来海内外学者关于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原因的论述，并进一步指出未来研究有待开掘的方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秦行国围绕章太炎和刘师培对六经问题的两种解读展开讨论，认为章、刘两人虽然分别从史学和文学的不同视角来理解六经，但都是以保持本民族文化自主性为根本的现实关怀。

（第二场报告）

清代理学与汉学

清代理学与汉学同样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次研讨会在此方面也多有探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戚学民教授认为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新辑和增辑的传记使清代理学人士谱系得到扩展，纠正了从阮元开始的清史《儒林传》对理学人士的低调记载，对理学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晨怡教授关注桐城古文运动与清代理学传承及复兴的关系，认为桐城古文运动延续了唐宋古文运动以儒学更新为旨归的本质特征，在清代理学传承和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黄湛对清学史的汉学主线叙事模式进行反思，考察了清代理学由尊德性到道问学、后期又回归尊德性的发展理路。她梳理了清初理学视域下的“回归原典”运动到汉宋之争中宋学派义理之学背后的文章学主张，并论述了嘉道之际四科之分及心性之学的复张，对“晚清理学复兴”研究方式提出反思。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刘继元老师从程瑶田“《丧服》无逸文”这一观点入手，认为程瑶田的丧服学有确切的主线，各义例间逻辑严谨，背后体现的是他试图接续清初传统，将丧服整合进理学体系，在义理阐释、文献传统与社会风俗上达到统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曾侨将程瑶田学术声望的转变融入到乾嘉道时期学风嬗变的社会环境下考察。他发现在乾嘉之际，程瑶田的学术声望经历了一个从“通儒”到汉学“专家”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也预示着清代学术在“乾嘉道”代际递嬗过程中，士人的生存状态所引发学术心态上的转变。

（第三场报告）

学术概念与语境

学术概念是一时代学术思想变迁的表征，但学术概念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阐释才有意义，此次研讨会有数位学者关注概念和话语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贾小叶研究员考察了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年从“瓜分”论到“帝国主义”论的转变，她认为梁启超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所做的理论探索，既有受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论影响的一面，也体现了他自身的思考和贡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燕老师通过考察“劳动”译介的四个阶段，追溯了西方政治经济学中“labour”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过渡，探讨了传统“妇功”如何在外来的政治经济学词汇面前解体，新的概念又如何重塑现代妇女对于政治经济的关联。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笑龙副教授通过探讨清代几位学者对秦汉之际历史发展趋势的解释范式，他认为这些解释范式一方面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可以对秦汉之际历史发展趋势的研究多一种探讨的维度。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周荣梳理和分析了“洋人的朝廷”话语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传播情况后，认为“洋人的朝廷”话语是一百多年前反满革命宣传的产物，并没有经过提出者的严格考证。因此，提倡谨慎使用，甚至放弃使用“洋人的朝廷”话语来指称晚清政府，以便推动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韩启云从作为“事件”“经历”和“故事”的三个维度出发，考察分析了“火烧赵家楼”的发生、发展及传播历程，指出在“五四”历史叙事中存在着从“火烧赵家楼”到“赵家楼的火”的话语接受，这一从具象事件到意象符号的生成过程，根植在整个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

（第四场报告）

学术派别与学术家族

学术派别与学术家族是学术传衍的另一重要载体，与会学者就如何阐释学术与社会变迁背后的派别与家族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姚彬彬副教授从“儒道同源”和“以《易》解经”两个视角论述了清代太谷学派对近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具体影响，透视出近代以来民间儒学与主流学术界的互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徐道彬教授和许璐老师的论文分析了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三洪”为“弘扬戴学第一人”的洪榜及其兄洪朴和其弟洪梧。“三洪”的生平与学行，展示了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对彰显“皖派”学风及其通经致用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和启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豪考察了常州学派成因中的地域文化因素，他认为清代常州士人将重视“道义”“忠义”“名节”的东林遗风转换为一种积极投身功名、参与政治的态度，同时延续、发扬了地域学术中经学与经世并重的学风，正是这些方面奠定了常州学派学术风格的独特底色。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沛姗探析了清代常州学派谱系从清中叶到新中国成立后构建的历史进程，并以宋翔凤为个案，对其学术定位和师承渊源进行重新考量。她认为厘清常州学、今文学和公羊学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认识常州学术的丰富内涵，而且可以解决常州谱系构建中将思想和学术、义理和方法混为一谈的弊病。

（第五场报告）

民国学术之衍变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阶段，近年来民国学术史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丰硕。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学报编辑部马建强副编审重点考察了“古史辨运动”产生影响的社会层面因素，他认为顾颉刚通过持续长达十年之久“古史辨伪”相关主题图书、丛刊的出版活动，固定了古史讨论的学术成果、扩散了古史辨运动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天根教授关注欧战语境下严复与章士钊等人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辩。他认为严复与章士钊等人在报刊杂志论证中国政治变革的合法性、正当性属于两种路径，而指向却是在革命或改良舆论抉择中持调适主义。这些共识在政论性的报刊上多有呈现与展示，背后有着国家重建中改良或革命的阵营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利栋副研究员通过分析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一书历次版本中关于《太平天国》章节的修改和增补，从中得出范文澜在不同阶段中对太平天国史和农民起义运动本质属性的不同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韦昊昱运用艺术社会学方法重新回顾了中国现代艺术史学与艺术考古学奠基人滕固于1930年代对龙门石窟的田野考察，他认为这一考察体现出中国艺术界趋新学者由古代文人精英阶层文化审美趣味，下移到近代“地方社会”的范式转型，背后凸显出新派艺术学者强烈的学术争胜心态与文化忧患意识以及复兴民族文化精神的治学理想与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群伟从“墨学与民族精神重振”“墨学与革命精神”“墨学与勤俭精神”“‘非攻’与抗战精神”四个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墨学与民族精神的塑造，展现了墨家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第六场报告）

社会史视野及反思

从社会史视野来考察近代学术的生成与衍变是学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次研讨会对此议题也有较多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仕春研究员从研究团队的组织化、学科方向的格局改变、研究视角的新实践等角度梳理了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张秀玉研究员从社会关系的视角重新考察了晚清传记文的书写，她认为晚清的传记文传主与权力密切相关，多数传主具有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种密切关系使得“传其贤否”的目标更加被强化，传主忠烈、孝义、勤俭、慈爱、贞节等特征成为书写套路，故真实性堪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志敏副教授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分析了清代诗歌史料的特点和价值。清诗是记录清人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的重要文本，为史家利用清诗史料深化日常生活史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但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存在夸张想象的成分，清诗入史必须剔除其中虚构失实的因素，多种史料相互参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康关注量化历史研究中的生命维度，她认为量化历史研究以大规模的量化数据库为基础，借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对抗碎片化，长时段、大问题方面优势明显。然而，量化历史研究应对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多加关注，并结合微观视角，兼采历史叙事功能和量化分析的优长，形成有“生命”维度的综合性历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东昇认为清帝在对旗人戏事的治理过程中，始终秉持着教养合一的观念，既重教化，又重生计，其相关禁令常与整顿旗务紧密结合。但是，在因应具体治理的过程中，旗人戏禁目的由教化、生计兼顾逐渐偏向为缓解八旗生计，八旗教化与满洲特性也在此过程中走向衰退。

（第七场报告）

近代学术人物研究

近代学术人物的思想与成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另一重心，怎样将学术人物放在国家与社会等多层脉络中考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彭春凌教授在近代思想全球流衍的视野下重新考察了章太炎与五四一代，她认为从近代思想全球流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来看，章太炎与五四一代之间还有隐而不彰的深层次关联——他们都被人类思想近代化的命题所俘获，比如斯宾塞的进化思想，以此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中国20世纪新文化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曦林考察了徐世昌《清儒学案》编纂的过程及背后的问题，他认为除了主持者、编纂者的思想因素、学术见解及编纂后期的仓促成书外，清代学术繁杂的谱系及“学案体”本身的局限，都是造成定本《学案》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刘会文考察了孟森研治旧学的根柢、范围与特点，他认为孟氏早岁的读书治学，不拘门户之见，能采纳诸家之长，善于调和、综合与会通，而不擅长创造和开新，亦不愿墨守成说。澄清这些问题，对于诠释孟森此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凤老师考察了李大钊传统文化思想的嬗变，她认为李大钊由传统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主张传统文化应该进行合理扬弃和创造性诠释。这体现了中国近代传统文化思想不是单线消散，而是在传统学术和近代西学交复中不断继承与更新的特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甄皓涵以新见档案与佚文重新考订余嘉锡1930年前的史料和生平，他认为余嘉锡从籍籍无名到声名鹊起，是个人学术路径与外部学术环境相得益彰之结果，为现代学术体制如何涵括吸纳“旧学人”提供了范本。

（第八场报告）

在会议汇报交流环节，周荣、韦昊昱、刘东昇、张群伟四位同学汇报了各分会场讨论交流的概况。在随后的圆桌会议中，周积明教授、何晓明教授、吴仰湘教授、徐国利教授、张昭军教授、戚学民教授作为引言人，围绕学术社会史的概念、理论与研究路径进行了深入讨论。

（圆桌讨论环节）

周积明教授认为学术社会史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学术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壁垒，开创了新的研究空间，但还应对学术社会史的概念进行深入的讨论，辨明什么是学术社会史，并着力探索学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结构与方法。学术社会史应探索学术衍生、发展与传播的过程，在社会网络与社会脉络中诠释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何晓明教授认为历史研究要彰显学术的社会性，体现学术的社会存在、社会价值、社会影响与社会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社会史是一个创新性的概念，其具体研究方法可以反复摸索，不断尝试。吴仰湘教授认为目前学科之间的壁垒现象较为突出，而学术社会史着重强调跨领域的学术探索，探索交叉学科研究的可能。他认为著名社会学和人类学家李安宅的名著《<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经学的问题放在社会史的视角下拓展与考察，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徐国利教授认为，学术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探讨非常重要，有益于引导青年学者从事学术社会史研究；要从学科发展角度，厘清学术社会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建议组织学术社会史理论方法研究的笔谈文章，以扩大学术影响。张昭军教授提出学术社会史的研究可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以社会史为本，用学术史的路径进行研究。比如要重视文本的田野考察，追索文本的生成过程。二是以“学者社会”为研究对象，推进相关研究。戚学民教授认为传统学术史研究多重视精英思想，缺乏探讨精英思想向底层的延伸和世俗化的过程。学术社会史是对传统学术史研究的反思，体现了学术的下行和边界的扩展。学术社会史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形成一个标志性和辨识度高的学术团体以及学术园地，有助于团结中国学术界的话语力量，发掘中国人的学术文化精神，传承中国人的精神脊梁和价值理念。在总结发言中，学术社会史研究倡导者罗检秋研究员表示，此次研讨会是学术史研究群围绕学术社会史主题召开的第二次学术会议，相关的学术活动还会再进行下去，欢迎各位学者继续关注和支持学术社会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