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文化史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本土兴起的研究内容，经过30多年的发展，呈现出日趋显著的学术影响力，并且在新的潮流中不断演变，表现出若干新的特点。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文化史研究团队，在继承前人学术遗产的基础上，从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与研究论题等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本报将他们的观察和思考作为一组笔谈“社会文化史的新进展”，以期启发更多的学界同仁在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作出新的贡献 。

学术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的新领域

吕文浩

     202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学术史研究群，将学术社会史作为主攻方向，当月首先举办了20余名学者参加的“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座谈会。2022年8月、2023年7月相继举办了第一、二届学术社会史研讨会，会议主题分别是“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学术变迁”和“近代学术的文本与语境”。今年8月，学术史研究群将举办以“学术创新与文化传承”为主题的第三届学术社会史研讨会。第二、三届研讨会的主办方，除了近代史所学术史研究群以外，还分别有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这些主题研讨会吸引了国内学术史和社会史研究的若干中坚力量，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学术社会史研究之所以得到重视，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社会史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学术史研究这两股学术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这两股学术潮流深度融合的产物。它与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文化史更是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学术史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强调研究学术人物、学术成就及其内在发展理路，对学术活动得以展开的社会条件未能加以专题性的研究。学术社会史就是为弥补上述缺陷应运而生的。

2007年黄兴涛教授倡导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要重视“文化的社会史”，即研究文化事件、思想观念的社会化过程，其中也应包括学术社会史的因素。（参见《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2014年前后，湖北大学博士生马建强在其关于顾颉刚的博士论文中提出“运用社会文化史的眼光来对待学术史问题”。2019年，罗检秋教授出版的《清代汉学家族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版）更是学术社会史研究的典范性成果。

梁景和教授在第一届学术社会史研讨会上指出，学术社会史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文化精英的学术研究与广义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等）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罗检秋教授虽然强调学术社会史的根本立足点是学术史，但是将重心放在以社会史的视野、方法来研究历代学术的衍生、传播和兴替，以揭示学术的社会蕴含和社会制约，彰显学术观念、思想及精神传统的社会性；他对“社会”也采取了广义的理解，认为“‘社会’的内涵丰富而复杂，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日常生活等无不涉及”。（参见《学术社会史的理论特质与实践路径》，《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如此看来，学术社会史既可以视为外史路径的学术史研究，也可以把它看作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学术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最新发表的而且受到普遍关注的研究，当属王晴佳教授对顾颉刚两次重要学术转向背后的情感因素的发掘。在《顾颉刚及其“疑古史学”再析——试从父子情感的角度分析》（《河北学刊》2023年第5期）一文中，作者指出，1920年代顾颉刚发动的“古史辨”运动背后有着他反抗父亲权威的情感因素；在《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第2期）一文中，作者指出， 1930年代顾颉刚转向边疆史地研究，除了众所周知的民族情感以外，还与他长期爱慕的谭慕愚身上所表现的爱国热情及行动力有关。这两篇论文并不是否定以往从传统学术史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从丰富的顾颉刚私人材料中发掘出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以往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从社会史角度开展学术史问题的研究，需要丰富而系统的资料储备，马建强和王晴佳对顾颉刚的研究之所以能够讲出新鲜的故事，端赖于此。当然，学术视角的转换是利用这些资料的思想前提，也是不可或缺的。

    学术社会史研究前景广阔，希望更多的学界同仁投身其中。期待着在今年8月举办的学术社会史研讨会上看到更多新鲜的面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社会治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论题

李俊领

近年来，随着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且成为社会文化史探索的新生学术增长点。

2015年，李长莉教授首先提出“社会治理”可能是社会文化史理论创新的一个“关键论题”。这一论题是社会文化史的“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理论所指向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当今我国“创新社会管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围绕这一中心有众多各个层面的论题。（《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 年反省与进路》，《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后来，其对“社会治理”的概念解释称，“考察何种因素参与社会、以怎样的方式综合发生作用，以及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效果，由此探索如何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形成良治社会，概括这一过程的一个理论概念就是‘社会治理’”（《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范式之转换》，《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相对于过去刘志琴先生主张的“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社会治理”论题容纳了礼俗之外更丰富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建设明显推进了一步。一般而言，“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陈家刚：《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学习时报》2012年10月22日，第06版）学界对“社会治理”概念及其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尚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尤其是在是否把政府放在治理主体之内。“社会治理”概念仍是值得继续探讨的一个理论问题。

近年来涌现出不少以“社会治理”视野来观察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如刘文楠提出，新生活运动利用南昌西山万寿宫朝香的时机举办乡村建设展览会，将新观念接榫于传统信俗和日常生活，从而实现训育民众的目的。（《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这体现当时社会治理的文化机制。王康考察了清代民间“嫁卖生妻”的违法现象，展现法与俗的张力下的底层社会实践逻辑与社会治理问题。（《财礼的流动：清代“嫁卖生妻”问题再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唐仕春以近代城市会馆等同乡群体与政治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分析乡谊流动与政治运作既协作又冲突的多重面相，揭示会馆、同乡会等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角色与关系网络，由此深化了学界对这一时期社会治理的认识。（《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前述研究者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讨论近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互动场景，注重其中权力、利益、制度、情感、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关联，有力增进了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认识与理解。反过来说，前述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推动学界的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在近代中国，“官治”与“自治”是两种密切相连的社会治理方式，二者在制度、组织与逻辑等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集中体现于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互动。可以说，“社会治理”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富矿”。

展望社会文化史的未来发展，“社会治理”论题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上具有广阔的学术拓展空间。期待学界对该论题继续探索，持久耕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量化历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方法

王康

大数据时代，文献资料爆炸式增长，信息日趋数据化，为量化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新的契机。量化历史研究以量化数据库为基础，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着重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与因果关系，成为传统史学方法的有益补充。虽然量化方法偏重社会结构的讨论与分析，最先应用于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但它也为社会文化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这一点业已为若干研究实践所证明，而且会由此开发出许多新的研究论题。

量化历史研究内蕴“人”的因素，让数量更多的普通人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最大范围的实现社会文化史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取向。国内社会文化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强调贴近社会底层观察历史变迁，总体取向是关注民间与民众。欧美研究经验提示我们，量化方法是克服“精英主义”的必要方法。偏好计量方法的美国新社会史学者和年鉴第二代学者，在关注“人”的价值取向上，都承认普通民众的经验在历史中的重要意义。目前，国内量化历史研究者已注意到历史档案中普通人的生命数据。笔者利用清代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涉及财礼的案件，摘录出财礼数量、缔结婚约双方的出生地、年龄、职业、财产等信息特征，构造婚约数据库，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清代民众的婚姻嫁娶行为。

社会文化史关注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的相互关系。运用量化历史方法能够揭示文化、政治等形成的社会基础，如地理、经济、人口和职业结构，进而讨论文化史问题。欧美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既收集量化数据，也在档案、回忆录或报章中搜集文字表述信息，有限度地呈现平民的观念、行动、日常生活。（小威廉·H.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7、39页）量化历史方法能够揭示文化与社会的深层互动。彼得·伯克收集600名文化精英的信息以表格的形式输入电脑，聚焦文化精英的社会关系及其作品诞生的政治环境、时代背景、社会功能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同时期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变动和文化观念变迁进行阐释分析。（参见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刘君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量化历史研究在社会文化史领域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以个人或其他单元级微观史料数据信息为基础构建量化数据库，开展多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的量化研究，能够沟通微观与宏观研究，为进一步形成突破性、宏观性历史理论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梁晨：《从微观数据到宏观历史：作为桥梁的数字史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量化研究的基础是数据系统，数据系统并非都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以数字形式讲述鲜活的生命故事。数据分析语言与文字一样，都可视为一种历史叙事。南京大学梁晨团队制作的“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收录了33所高校近12万学生个人层面的多维度信息，借助量化方法，对籍贯、家庭住址、高中驻地和大学驻地四类信息分别进行计算和连接比较，动态地呈现民国大学生群体地理来源的模式、特征和变迁。（参见梁晨、任韵竹、李中清：《民国大学生地理来源量化考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融合量化方法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既能延续日常生活史的资料优势，又能采信大规模的文献数据，形成涵括诸多个体生命史的综合性的宏观研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团结报》2024年7月18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