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1-22日，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讨会”在广州成功举办。本届会议的主题为“近代中国经济再发现：新方法、新材料与新问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和西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财政税收与货币金融、商人企业与商业组织、行业与产业史、区域经济与市场经济、量化经济史等议题展开研讨。

 

 

9月21日上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柯伟明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云妍副研究员分别致辞。安东强主任对该系经济史学科的概况作了简要介绍，对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他指出经济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最有可能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的一个关键学术领域。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建构中国经济史的话语体系，对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云妍副主任首先感谢了本届会议合作方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鼎力协助和支持，提出近十年来新史料的“出土”、量化史学和数字人文的兴起、问题意识的增强，已极大刷新了研究的面貌，也为近代经济的“再发现”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研究室愿致力于构筑优质的学术平台，推动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和进步。

 

本次研讨会设两场主题报告和九场分组报告，共有48篇论文提交研讨。与会学者围绕近代经济史研究前沿的理论方法和诸多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探索新视角与理论方法

 

经济史研究需要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滨下武志根据旧海关《通令》资料来观察总税务司赫德的海关构想。他认为海关资料具备综合性，能通过这些资料发现三种历史循环：自然气象循环、社会经济循环、生活文化循环。将这三大循环结合起来研究，可以开展“海洋世界史”研究的新课题。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以鸦片战争前白银外流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一个重要学术议题：白银既是国际贸易的货币，也是中国王朝财政运作的货币；同时，本国市场又分为上层社会的消费市场和下层社会的交换市场。在这种复杂的四者关系中，白银如何流通，贸易又如何平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陵合认为近代中国铁路史研究应运用技术转移的基本理论，以铁路技术引进、吸收为主线，以本土技术力量成长为视点，结合国际背景、经济环境、铁路管理运营、铁路技术人才培养等因素，考察政府主导之下的铁路技术自主化演进轨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玉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维度观察晚清的“师夷长技”。他指出以西方生产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的引进与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在推进过程中受到来自政府内部和社会各界的影响与制约。

 

二、发掘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材料

 

史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必须重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并注重中外资料的多重运用，广泛利用诸多未刊资料与外文档案。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汤开建系统介绍了在英国利兹大学布劳瑟顿图书馆新发现的一份乾隆四十一年关于法国货船出口货物的档案。他认为这份长篇档案不仅对研究清代中法贸易具有特殊意义，也对研究清代欧洲各国来华贸易史有所裨益。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为鹏利用徽州歙县的《舌耕录》、刘伯山整理的徽州文书中的《门人姓名附录典故》以及《徽州千年文书》中的“胡廷卿”系列账簿中的相关记录，对晚清徽州地区农村接受私塾教育学童的入学与出学年龄、入学时间、学费、班额及塾师收入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首次对清末徽州地区乡村学生的受教育年限进行了系统统计。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李子归利用英国驻华公使馆档案探究了晚清英商“固陵”号轮船试航川江计划与重庆开埠的关联，揭示了条约口岸体制扩张过程中华洋、央地矛盾的互动关系。

 

三、注重商人与商业组织、行业与产业史

 

在商人与商业组织方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荫贵认为近代中国银行业能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最重要的金融势力，是多种因素包括银行公会和银行周报等共同努力的结果。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水海刚认为陈嘉庚在近代中国的投资与经营活动，集中反映了他在教育救国及其实践过程之外的救国实践与思考，也代表了近代海外爱国华侨投资国内、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卢征良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省营企业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乱象，国民政府虽采取措施加以监理，但受限于战时的特殊环境，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在行业与产业史方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文享指出作为“看得见”的管账人，会计师在谋取生计、扩展职场的同时，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财务信用体系的建构，还推动了伦理本位的传统信用体系向现代的契约化财务信用体系转型。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国壮以桑蚕、蜡虫及五棓子蚜等三种经济昆虫为例，分析了蚕丝业、白蜡业、棓酸业等虫业经济在战时资源动员中的贡献，并总结了行业发展模式。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强探讨了近代上海卷烟工业依附国际市场而畸形发展的情形。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陈瑶系统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各地锰矿的发现与早期开发历程，希冀从新矿种锰的视角展现全球工业化进程和国际局势变动对近代中国矿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力。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徐靖捷以淮南盐业的组织生产方式为例，探讨了传统海盐生产中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的组织方式、以及对应的管理和产品分配模式。

 

四、聚焦财政税收与货币金融

 

财税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倪玉平以吴棠出任四川总督期间为例，从饷银外拨的角度来分析省级财政的实际运作，以期对晚清时期社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西南交通大学财税研究中心主任付志宇回顾了过分利得税的历史变迁路径，并运用经济理论对其性质与成效进行了分析，为我国当前的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些启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任智勇根据道咸时期江海关税收种类和奏销数据，考察该关收支运作和地位变迁，并进一步揭示了晚清财政和中枢——直省财政权力关系的演变。

 

金融货币在加强各地经济联系、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熊昌琨讨论了晚清东北三省的私帖发行情况及其与官帖、日俄货币竞争流通的情形。他进一步指出东北的信用货币改革有其独特性，既可呈现竞争性货币发行的复杂面相，又可窥探国家层面推行币制改革试点的完整过程。

 

此外，在公债方面，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杰从债券一级、二级市场的运行出发，揭示了两次世界大战间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与运行的相关特征。他指出这一时期公债市场的运行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变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关注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变迁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国信从经济意识形态与数量统计两个维度考察了清代市场的特点。他认为鸦片战争前市场驱动力的主流已经不是贡赋，而是民众的物质利益追求，可见清代市场总体上已经具有市场经济色彩。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贾钦涵指出潘李公司对美筹资案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外资的最先尝试，不仅展现了中国政府在经济自主和外资需求之间的权衡，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利用外资问题上的能动性。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叶锦花利用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从交易的角度探究明代中后期户籍“商品化”趋势，揭示了民众在社会经济变迁中应对赋役制度和王朝国家管控的灵活策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焦建华以福建为例，深入探讨了居民收入转化为储蓄进行资本积累的问题，揭示了近代侨汇与福建经济发展的关系。

 

六、深化量化经济史研究

 

量化历史是一种新兴的用一系列数据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技术。经济史研究可以充分利用量化历史的方式进行研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彭凯翔根据卜凯调查数据，考察了1931年江淮水灾对农村借贷的影响。他指出受灾当期借贷较多的并非小农，而是拥有更多耕地、之前就有更强借贷能力的农户。历史统计数据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素材。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徐毅根据晚清以来工业企业调查结果建立近代工业企业动态数据库，并对相关方法、路径与前景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妍系统梳理《奏销档》等内务府档案中的记录，同时汇总清代奏折、时人笔记、贸易史料等其他资料来源中的零星数据，尝试绘制从康熙末年到咸丰初年约140年的人参价格曲线。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春英以张闻天领导的“延安农村调查团”的调查数据为依据，从地权入手来讨论1937年前后晋西北及陕北地区的减租运动，重新解读减租运动的逻辑及其影响。

 

 

 

9月22日上午，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云妍主持，朱荫贵、张侃、魏文享、赵国壮、柯伟明等学者依次作总结发言。各位学者认为此次研讨会主题明确，问题意识较强，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来看，此次研讨会呈现几大亮点：一、在会议分组上，按照“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三大板块划分组别，打破了以往按研究主题划分的常规办法。二、在评议环节上，会务组先期进行评议问卷调查，再依据各位学者的研究方向安排合适的评议人，促进了更专业与深度的交流。三、与会学者广泛利用诸多未刊资料与外文档案，比照中文资料，进行综合考察。四、与会学者从各自领域出发，以多元的视角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趋向、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等重要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