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3至24日,第二十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在厦门顺利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的六十余位学者共聚一堂,切磋学问,交流思想。
开幕式现场
10月23日上午,论坛开幕式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南光楼举行。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张侃教授主持开幕式,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厦门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孙理分别致辞。
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
夏春涛首先对承办本届论坛的厦门大学师生表示感谢,回顾了往届青年学术论坛走过的历程,对近代史所青年学者提出三点希望:第一,要真正成为青年学术论坛的主角。青年学术论坛是近代史所培养青年人才的重要平台,本所青年要充分利用这个舞台,在学术道路上实现更好更快成长。第二,要提高理论素养,重视从历史理论的角度思考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本所青年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智力支持与学术支撑。第三,要利用青年学术论坛的平台,通过相互交流来加深了解、增进友谊,通过实地调研来体察当代中国社情民意,以之激发研究灵感、深化历史研究。
厦门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孙理
孙理对参加本届论坛的近代史所同仁表示欢迎,介绍了厦门大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该校历史学科的蓬勃发展态势。他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镇,与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和较大的合作空间,期待双方能够继续深化沟通,共同推动历史学研究更好地发展。
本届论坛共收到近代史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青年学者提交的论文28篇,按照文章内容涉及的时间顺序和主题相关性分为六场进行报告。
第一场报告现场
第一场六篇文章主要围绕清代政治史展开。关康以《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为基础,详细考察了乾嘉道时期汉商群体进入珲春旗人社会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具体内容——汉商不仅成功融入珲春旗人社会,且与后者逐渐形成共生关系。马维熙以近百年来清代团练研究发展进程为经,以团练的性质和组织等重要论题为纬,通过对海内外有代表性成果的梳理,借此呈现清代团练研究的学术脉络、最新动态与未来前瞻。卢树鑫立足制度层面,从“晚清台湾道对财政职权的掌控”的角度重新审视中法战争期间闽抚刘铭传与台湾道刘璈“二刘之争”的肇因及影响,提出除湘淮之争、文武之争外的又一解释进路。刘青峰以中国历史研究院藏张之洞档案中一份无题禀文为例,再现了土登嘉措在五台山活动的相关内容,进而指出,应以变动、审慎的目光看待晚清清廷获取边疆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刘灿以清末新政军事改革领导机关——军谘府的衙署筹建为中心,尝试厘清军谘府选址建署的脉络,进而把握政治空间的塑造和意义,以及清末军事改革与京师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汪颖子聚焦清末东北警务改革,通过对清廷设置安奉铁路警察和“间岛”地区警察这两个具体案例的考察,藉此呈现时人对警察权和主权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的演变过程及重要意义。
第二场报告现场
第二场五篇文章主要讨论清代思想文化。王静从例文解读和审案分析入手,系统阐释清代“罢考例”在立法与司法两方面的乾嘉之变,进而从法律史维度探讨清廷惩士治官的时代趋势,并从科举考试角度分析其社会治理效果。冯俊通过对《巴县档案》中武童试录取名册的归类与分析,着重考察了清代童试录送制度的基本程式,进而指出,补录名册的存在是清中后期童试录送政策日益走向松动的一个反映。张淑贤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深入探究了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前后国子监的危机与因应及其被分流、被裁撤的命运,从而深化了对清末教育制度变革中如何处理新旧教育机构问题的认识。伍伶飞借助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以书信日记中一系列与《御览江浙闽沿海图》作者朱正元相关的本名、表字为中心,指出这些字号实则归属于晚清民国时期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王豪以“非正统的正统派”——章太炎的相关论著为中心,着重梳理和探讨了章太炎对清代学术价值系统与基本特征的重构,以此说明应视章太炎为近代学术的先驱而非清代学术的殿军。
第三场报告现场
第三场五篇文章聚焦近代中外关系。左承颖聚焦近代中国“征服自然”话语,讨论了这一话语在华的初现及思想前提,以及五四期间使用属性变动尤其是构成两极化价值导向等问题,强调该话语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重要指示符。任雯婧以法国馆藏史料为中心,考察了一战期间法国政府委托留法俭学会(后由华法教育会接替)在云南招募华工的计划及其实施过程,并分析了该计划最终受挫的多方面原因。卢华围绕巴黎和会期间日方提出的“人种平等案”议题,全方位呈现了此间复杂的东亚关系及中国舆论界的生态,由此折射出19世纪末期以来世界经济和种族问题与政治格局的多重面向。彭鹏利用中英日文档案,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新疆内乱的干涉、日本与苏联在新疆的争夺等问题,揭示抗战时期新疆局势的复杂性及日本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野心。王钊从“他者”的视角出发,探讨了1930至1934年间英国各机构与人士对中国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观察与接触,进而明确此时期英国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印象的发展变化历程。
第四场报告现场
第四场四篇文章聚焦近代列强侵华。蔡诚以1858年中英重订关税则例谈判为焦点,通过中、英史料互证指出,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海关税则是列强利用协定关税权制定的第一个协定关税税则,给中国带来了深远危害。丁国宗以英国国家档案馆新见史料为中心,重点探讨了1861年李秀成二次西征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英国对汉口政策的演变及其驻汉口领事金执尔的阻挠,此亦导致英国与太平天国关系的恶化。金庆表示,1885年以中国江海关帮办墨贤理兼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为主要内容的这次中朝海关联合改革,可谓19世纪末环东中国海区域从朝贡体系转变为公法体系的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李稳稳以英国人的考察报告为切入点,结合英国官方原始档案,系统梳理了近代英国人对西藏地域的划分认知、建构与形塑,揭示英国殖民话语建构对当今西藏国际形象的深远影响。
第五场报告现场
第五场四篇文章聚焦民国政治与军事。郝昭荔把目光投向阎锡山的身份标签——“军阀”“反革命”和“土皇帝”,审视其形象演变,以此探寻建构形象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张力,以及地方性政治人物在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因应与选择。罗豪选取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为观察点,尝试呈现训政初期区政职员培育工作的样貌,总结现代职业文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增进关于国民政府权力下沉效果不佳的理解。姜涛关切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军粮问题,介绍了中共军队军粮获取方式与状况,以及部队士兵主粮、副食情况与日常饮食,尝试从比较的视野探求中共军粮供给制度背后的逻辑与规律。梁馨蕾立足于华中抗日根据地,从革命书刊的内容获取、根据地间流通和阅读等视角入手,重点考察革命书刊输入华中敌后的落地与衍生过程,勾勒出革命文化跨越根据地流播的动态图景。
第六场报告现场
第六场四篇文章主要分析近现代社会与经济。罗蕊以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境内的潍县集中营为例,借助档案、日记、回忆录等资料,还原潍县盟侨面临的健康威胁与真实处境,揭露平民集中营看起来“更好”的背后所暗藏的悲剧,以及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张超尝试从邮政的主体性出发,利用丰富的史料,专注于1938-1949年间邮政代理国库业务,梳理出国家国库体系在基层的运作过程,并剖析其对财政集中化的意义。陈佳奇把研究点放在脱胎于国民党的反蒋力量——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面,剖析了1948-1949年间美国对民革的政策演变及其动因,展现出其从找寻“替代方案”到回归“援蒋”固有政策框架的过程。荆宇航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心,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高校聘用苏联专家的一般流程,着重分析了造成专家选派及管理工作混乱的深层次原因。
在两天六场学术讨论中,除青年学者的论文报告及相互评论外,应邀与会的资深学者在自由讨论环节,针对青年学者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如各类史料的挖掘与解读、重要概念的理解与运用等,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点拨,使青年学者们受益匪浅。
10月24日上午的闭幕式,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历史系主任水海刚教授主持。圆桌讨论环节,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李细珠研究员、抗战史研究室主任吴敏超研究员就青年学者参加论坛的文章如何选题给出具体建议;晚清史研究室主任贾小叶研究员则强调青年学者应该预留时间尽早准备,以实现更充分的交流讨论;史料学研究室主任刘萍研究员、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侯中军研究员鼓励青年学者要在会上踊跃发言、积极研讨,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此外,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青年学者伍伶飞、蔡诚,分享了自己参加本次论坛的心得体会,并期待能够更多地参与近代史所的学术活动。关康作为近代史所参加本次论坛的青年代表,分享了参加历届论坛的收获与进步,并表达了告别论坛的依依惜别之情。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张侃
闭幕式上,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长周祖文研究员作学术总结。他对本届论坛的前期准备工作和论坛期间相关情况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认为与晚清史研究相关的论文比例大幅上升是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强调青年学者应当按照夏春涛所长提出的三点希望,提高史学理论素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侃院长致闭幕辞。他表示厦门大学与近代史研究所渊源深厚,长期保持着人员往来与学术交流,希望未来能与近代史研究所联合开展更多样性的学术合作。
第二十六届青年学术论坛至此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