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1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联合主办的“耿云志先生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学术座谈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及线上同步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历史理论研究所原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先后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大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吉首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委党校、贵州省委党校、安徽省绩溪县政协等机构的六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夏春涛所长指出，耿云志先生是一位可敬的长者、可敬的学者，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中国现代文化协会工作的开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自己和各位同仁、各位朋友都十分缅怀耿先生，希望借此次座谈会的机会，表达对耿云志先生的缅怀和思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研究员回顾自己与耿云志先生学术、工作交往中的诸多细节。他表示，耿先生是一位和蔼、睿智、有思想、有主见、有自身独特语言文字风格、严谨而有学术勇气的思想史大家，他在胡适研究、晚清立宪运动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他倡导并践行平等的学术讨论，对近代史研究所学风的形成与延续亦有着重要贡献。近代史研究所扎实、求真、创新的学风是由范文澜、刘大年，以及耿云志、张海鹏、杨天石等一大批学者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潜移默化地造就的。纪念耿先生最好的方式是学习、理解、继承他的治学理念、治学方法，把近代思想史研究，把近代史研究进一步推向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虞和平回顾耿云志先生相关学术观点对自己的影响。他表示，耿先生在早年探究清末立宪派的阶级基础时所提出的量化分析方法，启发了自己的研究思路。耿先生是继丁守和先生之后，近代史研究所在思想文化史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由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在近代文化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学科，耿云志先生也有开拓之功。耿先生培养了一批近代思想史领域的优秀学者。正是在耿云志先生的带领下，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学科从无到有，逐渐具有了全国性影响。
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回忆自己读书、治学过程中，与耿云志先生“神交”、受耿先生提携的往事。他说，耿先生不仅通过自己的卓越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也特别注重通过发现、提携学界后进，来推动学术发展。耿先生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地位独特，其影响不只是在他个人的论著，以及他主持的九卷本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八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同时也在于他将大量的精力花在组织集体课题上，通过这些课题，不仅出了成果，也带出了一支队伍。耿先生组织集体课题，包含着提携后辈的拳拳之心，这一点十分令人感佩。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王杰研究员回顾耿云志先生帮助自己修改论文、筹办会议，带领他拜访章开沅先生等学术名家，以及与耿先生一起参会，向耿云志先生约稿等交往细节。他表示，耿先生给了他的人生诸多的财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恩，终身受用。
中国人民大学郭双林教授回顾其与耿云志先生相识的具体过程。他提到，自己在80年代读大学期间，即因拜读耿先生的论文而得闻其名；在1984年郑州举行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会议上，得与耿先生相识；此后自己来北京读书、工作，与耿云志先生交往渐多，日渐相熟，期间屡受耿云志先生提携，获益良多。无论是耿云志先生对胡适的相关研究，还是其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均有重要学术价值，如何继承、发扬耿先生的学术成绩与治学精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回顾自己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时结识前来查档的耿云志先生，在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期间屡获耿先生帮助，以及留所工作后因住处相近，上下班“搭便车”与耿云志先生聊天、受教的诸多细节。
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认为，耿云志先生思想开阔深邃，说理平和深刻，为人光明磊落而令人敬佩。耿先生虽离开了我们，但其论著将长久的滋养后代学人。黄教授认为，如何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人物并客观评价其历史地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耿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胡适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特别是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具有经典性的示范意义，他自己对于辜鸿铭的研究即受到耿云志先生的启发和指点。多年来，耿先生领导一批学人组成研究团队，尝试从整体上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对耿先生领导的研究团队充满敬意，也希望大家能够将耿先生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
华中师范大学何卓恩教授讨论耿云志先生留给学界的财富与遗产。他认为，耿先生有着坚毅精进的学术追求。在改革开放之初，迎难而上，用扎实的史料说话，把胡适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且通过国际交流活动，把国内外的胡适研究打通。耿先生将胡适研究与中国宏观的思想史文化史结合起来，做了很多很系统性的工作，嘉惠学界颇多。不仅如此，耿云志先生还有着高屋建瓴的学术见解和远大深沉的学术关怀，耿先生提出中国近代新文化基本发展趋向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对于我们思考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本质意义深远。耿先生有着薪火传真的学术责任和有教无类的学术精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传人，带领出一支精干的学术队伍，他自己也曾屡获耿云志先生的热心帮助和关心。耿先生的风范感人，也非常能够激发我们对于学术的热忱。
安徽省绩溪县政协副主席柯宁宁女士回忆耿云志先生牵头策划、组织胡适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策划首次中学生读胡适征文活动，并不顾旅途劳顿，千里迢迢到绩溪，亲自为莘莘学子颁奖等往事，对耿云志先生一生信守躬行的品格表达深切的敬意。
座谈会第二场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原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研究员谈及自己初入所工作时耿云志先生对自己的帮助。他说，耿先生生活简朴，潜心追求学问上的精进。他不仅在个人研究上专意深潜，其有关胡适的研究、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有关近代文化转型的研究，都有着解放思想和引领风气的意义，而且也通过创办“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举办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重要“学术品牌”，来推动学科发展，为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颐研究员提到，在所工作期间，他屡获耿云志先生的重视和鼓励。他是在1979年的《历史研究》上第一次知道耿云志先生的名字。在那年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耿先生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陈铁健先生的《重评<多余的话>》，这两篇文章分别开启了民国史和党史研究的新范式。他认为，耿云志先生一生都在兢兢业业、认真踏踏实推进胡适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不仅是一位思想史家，也是一位思想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回想自己在文化史研究室工作、编纂《中华文化大辞典》，以及参加中国近代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与耿云志先生交往的细节；又谈到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成立、发展中以及《胡适全集》编辑过程中不少不大为外人所知的故事。
首都师范大学迟云飞教授谈及耿云志先生对宋教仁研究会相关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他说，正是在耿先生的推动下，宋教仁研究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下属二级组织。耿先生毫无怨言、不知疲倦地帮助研究会举办相关学术会议，使宋教仁研究会逐渐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宋教仁研究会的发展壮大，耿云志先生有着重要贡献。他又特别提到2013年宋教仁遇难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耿先生所作报告引发的学术影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杨群提到，自己在工作中，无论是遇到书稿、文章相关的问题，还是学术规划、业务拓展方面的问题，耿云志先生总能不厌其烦的答疑解惑，提供帮助。由耿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等多部著作都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些成果对于系统、全面把握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整体状况，提供了重要凭借。这些集体成果的成功，离不开耿云志先生的协调、督促和坚持，离不开耿云志先生所倾注的大量心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江中孝研究员回忆自己在《广东社会科学》担任编辑期间与耿云志先生的交往。耿先生曾担任《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的编委，在《广东社会科学》上刊发过12篇论文，相关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7次（其中一些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不同栏目同时转载），新华文摘转载3次，还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多次。他感念耿先生对《广东社会科学》的厚爱和支持。
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谈到自己在近代史研究所读博期间，耿云志先生对自己的教导和关爱。他提到，自读博至今近30年，自己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耿先生总会有求必应，他十分感激耿先生在自己人生道路中提供的帮助。
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谈到，自1994年师从耿云志先生做博士后至今，已整整30年。30年来，每逢教师节和春节，自己都要与耿先生相聚。特别是近20年来，一起参加过数十次学术会议和有关活动。在耿先生身边，自己受到诸多教育和引导。耿先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代大家，带领研究团队完成了多项重大项目，他的学术贡献，需要学界给予充分关注。他提出，要深入理解和体悟耿云志先生的学术旨趣、学术理想、学术路径、学术意志与学术精神，进而准确把握耿云志先生的学术创见和学术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工会副主席黄春生指出，以耿云志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于1964年入所工作的学人，在近代史研究所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关注耿先生相关学术贡献的同时，也应关注耿先生在近代史研究所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张海燕研究员提出，纪念耿云志先生最好的方式，应是将耿先生诸多著作中的核心命题提炼出来，并加以进一步的思考。如耿先生提出的个性化和世界化的概念，是否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工程的两大指标，和我们现在讲的民主、法治、改革开放是一种什么关系，都值得在理论层面予以深化和贯通。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宋教仁研究会会长谢春开老师回忆耿云志先生对宋教仁研究会相关工作的支持与帮助，表达对耿云志先生的深深感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研究员提到，自己于1985年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虽未入耿先生的门墙，但在近代史所共同工作，相处近四十年，亦与耿云志先生有过不少学术交往。自己的学术成长深受耿云志先生相关著作的影响，对丁文江和翁文灏的研究均获耿先生提点。他说，耿先生的学问、为人都非常平和、客观中立，他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为办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做出了不少努力。耿先生在上述方面的精神和贡献，也十分值得挖掘、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研究员回顾自己申请博士后时耿云志先生给予的帮助。他说，耿先生在六十岁后主持完成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两套大书，不仅培养了年轻人，而且对近代文化史和近代思想史两个学科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为自己六十岁后的生活树立了标杆，提供了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邹小站研究员说，在治学立场上，耿先生有深厚的人民情怀，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与追求，孜孜探求使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得其所哉之道。在治学方法上，耿先生强调治学应遵循事实与逻辑的指引，充分占有材料，分析材料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值得弟子与晚辈继承与发扬。
耿云志先生之女耿文蓉表示，通过各位老师的讲述、回忆，自己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父亲，她代表耿先生家属向筹办、参与此次会议的老师致以了最诚挚的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做总结发言。他表示，本次学术座谈会十分成功、也十分感人。受座谈会时长的限制，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发言，但可以写下文字记述，一并收入将来出版的耿云志先生纪念文集。我们感念耿云志先生治学的情怀与做人的胸怀，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耿先生治学的精神，做真学问，做有思想的学问，完成耿先生未了的心愿，把近代思想史学科、近代史研究所建设好。耿先生所留下的未刊手稿、书信等，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希望能够将这些资料尽快整理、结集，在适当的时候出版耿云志先生的文集或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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