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重大成果发布会，共有14位学者发言。夏春涛研究员第一个作主旨发言。本文系其发言稿，据录音整理，标题为新拟。
这套《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研究丛书》由我和左玉河研究员共同主编，实际上是历史理论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联合推出的研究成果。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总结我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便成为一个热门研究课题。
2023年10月，历经4年的研究和写作，我们推出了《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一书，共106.8万字，重点考察秦代以来二千多年间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该书出版后，受到好评，入选年初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成果发布会；被《历史研究》杂志社评为2023年度中国历史学五部好书，排序第二。
这本书除导言、结束语外，正文共11章，也就是11个专题，包括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中央与地方、思想与文化，边疆、民族、宗教、环境治理，等等。每一章扩展开来写，都是一本专著。因此，我们感到意犹未尽，萌生组织撰写一套丛书的念头，并与广东人民出版社顺利达成合作意向。这便是编写这套《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研究丛书》的缘起。
这套丛书首批推出4本，分别是《民本与民生》《治官与治国》《中央与地方》《基层治理》，都是关乎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何处理好与百姓的关系，如何关注民众的生存和生计，关乎人心向背，是治国理政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民惟邦本”“为政以德”“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理念，构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调。历代在制度设计上有何举措，具体效果如何？这是《民本与民生》一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吏治是否清明，直接关乎王朝的兴衰存亡。《治官与治国》一书着重考察古代治官与治国之间的关系，认为选官是治国的前提，任官是治国的关键，治官是治国的保障。
秦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历代为维护大一统局面，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这是《中央与地方》一书着重探讨的问题。
“风起于青萍之末。”司马迁《史记》有云：“郡县治，天下无不治；郡县乱，天下无不乱。”在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实际上是乡村治理，是基础性的、涉及全局的大事，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围绕基层治理，中国古代是如何认识的？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上是怎么做的？这是《基层治理》一书重点考察的问题。
我们起始就强调，在具体研究和写作时，要以制度变迁为主线，既不能写成专题思想史，也不能写成典章制度史，要做到史论结合，树立大历史观，把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结合起来，进行长时段、贯通式研究；要努力体现学术创新。编写丛书，最忌讳的是各书质量参差不齐。这4本书的作者都是研究员，总体上较好贯彻了丛书的写作主旨。多数作者原先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这次是进行横贯几千年的专题研究，体现了我们打破学术壁垒、促进学科融合的努力。
这套丛书的第二辑，将推出7本专著，涉及行政与监督、环境治理、灾害治理、水利治理等，目前正在运作中。
通过研究，我们的一个总体结论是：中国古代有吏治腐败、民变蜂起、社会动荡，也有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海晏河清，其发展曲折起伏、有进有退，总的趋势是不断发展进步，在制度建设上多有建树，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催生出璀璨的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为今天的新探索新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鉴和启示。譬如，我国从秦朝开始确立中央集权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形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管理体制，确立和维护中央权威成为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央有权威，便于形成举国体制，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强，从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今天，维护中央权威依然是基于国情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上，中国共产党人既承接传统又锐意创新，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制度，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坚持民主集中制是高度一致的，从而真正超越历史局限，开创了新历史。
身处新时代，历史研究工作者应乘势而上，致力于构建中国历史学原创性学术体系，努力做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我为这套丛书写了一个四千字的“总序”，标题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 把学问写在祖国大地上”。其结尾写道：“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新起点新征程，必将伴生新气象新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是亲历者、见证者，何其幸也！”
愿我们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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