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进程中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成功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国防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以及《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党史研究与教学》《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的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沈成飞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陈有志先后致辞。
金以林副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并对会议主题进行了充分肯定。他指出，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史，能够丰富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为党的建设提供指导和借鉴。在信息化和AI时代，为包括制度史在内的党史研究提供丰富全面的数据检索工作也很重要，现有工作还远远不够。中共制度史研究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够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与历史贡献的理解和把握，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深入。
陈有志书记代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向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表达了期待与会专家学者进一步支持中山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诚挚愿望。他表示，期待本次研讨会能够结合中国共产党革命进程中的制度与实践，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逻辑，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品格和优势所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关于中共党史上各项制度建设与实践的话语表达。
研讨会分七场进行，分别由中共中央党校李国芳教授、华南师范大学胡国胜教授、武汉大学李华教授、中国社科院王士花研究员、中山大学袁洪亮教授、北京大学黄道炫教授、中国社科院金以林研究员主持。每篇报告论文采取“一文两评”形式，并预留时间供全场学者共同讨论。
论坛一
南开大学马思宇副教授聚焦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党团制度，梳理了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党团制度的演进与特质。中山大学赵立彬教授认为文章认真梳理了中共党团组织制度演进的历史，建议进一步拓展党团组织实践方面的内容，考证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吻合状况，并优化叙述语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柴英编审认为，文章完整呈现了党团制度的演化过程，并注意到党团制度建设的复杂性，但线索太多易导致重点不突出，需注意标题间的逻辑链条与史料的甄选。
中国人民大学李坤睿副教授等围绕“基层”在近代中国的生成，探讨了建党初期中共地方组织与基层组织的分化问题。华南师范大学胡国胜教授认为文章对概念的梳理到位，但需完善基层组织的历史演进过程。《历史研究》赵懿编辑认为可进一步明晰问题意识、完善叙述结构，并拉长研究时间线以形成“基层”问题研究的历史回响。
中国社科院卢华助理研究员围绕李大钊对一战结束前后世界思潮的观察和对苏俄革命及中国现实处境的研判，探讨了1914年至1920年李大钊亚洲想象的思想资源及其跨语际阅读。《广东社会科学》李振武总编认为文章论述思路清晰，但可进一步理顺逻辑和凝练语言。中山大学袁洪亮教授指出，题目中的“想象”一词需要斟酌，研究方法上要注意阅读史研究的独特性。
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葛银丽围绕1905年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关系议题，考察了1919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知。中山大学赵立彬教授认为文章选题新颖，并使用大量俄文史料作为论据支撑，但需要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认识具体问题，并进一步说明认知形成的过程和途径。《广东社会科学》李振武总编认为行文需要进一步揭示认识的演化过程，并斟酌结论。
论坛二
华东师范大学李里副教授以1927年至1935年中共省委被破坏后的人事重组为例，考察其在非常态下的组织应对机制。中国社科院李在全研究员肯定文章在叙述和史料取舍方面的长处，并就文章题目所出现的“机制”一词，提出一些补充性的思考。《历史研究》赵懿编辑认为文章新颖可读，但同时也存在背景介绍不够充分、时间脉络不够清晰等可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电子科技大学刘宗灵教授从党内文件的保存与阅读两个维度出发，探讨白区地下党在特定情境下的表现与危机应对。中山大学沈成飞教授认为文章内容充实、论证充分，但对党组织在文件存阅中所形成的经验总结较少，对文件存阅与革命发展之间的关系讨论不足。《历史研究》赵懿编辑建议，可以适当借鉴古代制度史的一些思路方法。
北京大学教授林绪武、博士生葛世林通过对《红色中华》等文本的考察，探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的重点议题及职能体现。武汉大学李华教授认为论文选题新颖，但对制度的建构、运行、流变问题，可进一步加强论证。《党史研究与教学》常务副主编魏少辉认为，论文对于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探讨，尚停留于文本层面，还需考察事项贯彻落实层面的问题。
论坛三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徐佳恒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暴动工作的历史脉络中，考察特委的设置及其职能、作用的演变。广东社科院张金超研究员认为文章选题新颖，但对各省特委的具体梳理和对特委制度的思考还可进一步强化。中国社科院潘建华副研究员认为论文呈现了许多有意思的细节，结构也比较完备，但在论述视角上要加强自身特色，并可对若干重要的个案进行更深入分析。
安庆师范大学俞鹏讲师分析了“商南事变”背景下中共在鄂豫皖苏区重建组织秩序的努力及其效果。广东社科院张金超研究员认为文章应进一步阐明商南事变与组织调适的关系，并谨慎“农民意识”的提法，在论述组织时还可补充领导人的经历。中国社科院周斌副研究员认为文章可更多论述鄂东北和皖西的组织情况，对地方组织的分析可进一步细化，关于商南事变与鄂豫皖肃反的关联应再加考虑。
四川大学何志明副教授从川陕苏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入手，分析了其在全国苏区体系中的政治功能。《近代史研究》胡永恒编审认为文章跳出了既有研究思路，在研究难度很大的前提下，实现了较高的完成度，建议文章更多论述川陕苏区与北方党组织的互动，并结合国民党视角看其对川陕苏区的定位。华东师范大学王才友教授认为川陕苏区沟通南北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建议文章补充川陕苏区对自身重要性和定位的认知，并与后来红四方面军的南下问题相联系。
中国农业大学马学军副教授从制度史的视野，分析了长征时期中央红军粮食统筹的机构沿革及其运行。《党史研究与教学》常务副主编魏少辉认为，文章有机构沿革和实践运行两条交叉的主线，但还未讲深讲透，用“统筹”的说法可能不如“筹集”更准确，此外文章对筹粮机构效果的评价还可再斟酌。中国社科院潘建华副研究员认为文章对长征时期筹粮机构进行了较详细和系统的梳理，但对组织机构和运行效果的相关论述还可继续优化。
论坛四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陈大卫聚焦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南方临时工委与广州市委因观念及政策执行等差异所产生的纠纷，考察了统一战线政策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以及调适的过程。华南师范大学肖自力教授认为文章选题新颖，建议在概念的界定上进一步斟酌，完善史实阐述与意涵探讨。《抗日战争研究》高莹莹副编审认为文章捕捉到了档案中的矛盾与问题，建议行文对来龙去脉更清晰地呈现以回应核心议题，并进一步挖掘新史料。
孙中山基金会特邀研究员胡锐颖考察了全面抗战初期中共浙江党组织的开辟及后续统合的历史过程，旨在揭示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共地方组织建设的复杂性。中山大学姜帆教授认为，文章要注意个人影响外的其他因素以及人物论述的前后统一，在概念界定和史料使用方面进一步严谨。《中共党史研究》吴志军副编审认为文章内容翔实，建议将题目的“开辟”改为“重建”，并强化结语部分的浙江地域特色。
国防大学李雷波副教授梳理了1938年6月至1939年3月间新四军在国共合作框架下挺进江南敌后展开游击作战的历程及其战术演进。华南师范大学肖自力教授认为文章史料丰富，但时段划分和行文节奏可再调整。《抗日战争研究》高莹莹副编审认为论文结构完整，阅读时具有较强的现场感，建议多元视角探讨游击战的意义，与后续具体战事相结合揭示战术生成演进的关键因素。
安徽师范大学程毅讲师探讨了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内部从“两区四方”的多元格局向指挥统一演进的历程。中山大学姜帆教授认为，文章要进一步呈现一体化整合的空间感，扣住核心问题进行回应。中山大学庄泽晞助理教授肯定了文章的专业性与扎实度，建议文章提升说理分析，对“一体化”的具体内涵、可能性与必要性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挖掘。
论坛五
中共中央党校齐小林教授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有线电话人员及其物资保障情况进行了细致研究。中国社科院王士花研究员针对文章题目与结构提出修改意见，建议深入研究游击作战环境变化因素对有线电话的影响，并完善器材自制方面内容。《中共党史研究》吴志军副编审对文章开创“物质技术史”的典范意义给予肯定，建议未来提升理论高度，探讨物质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联。
中山大学李叶鹏助理教授围绕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税改革、尤其是调查评议的形成过程进行深度解读。上海社科院蒋宏达副研究员认为，可以扩展时间、空间，既比较中共中央赋税政策的地域间的协调，又注意到多数制度与政策并未完成实际中的闭环，而是持续变革。《社会科学战线》刘莉副主编肯定本文可读性强、一手档案资料运用充分，建议加强理论提炼、比较视野，并增加口述史料、日文文献档案的搜集运用，丰富研究视角。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郭娴怡以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戏剧运动为研究对象，考察戏剧文本产生与情感编码、戏剧演出实践与情感互动的关联。中国社科院李志毓副研究员认为，需充分重视人的情感的能动性，对“群众”、“演员”进行分类，并注意文本的形成过程，做真正的文本分析。中山大学庄泽晞助理教授提出，应补充说明戏剧运动作为一场“运动”的自身脉络与阶段性变化，对史料使用也应进行必要的检讨。
论坛六
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盛差偲对1927年至1933年白区地方党委常委会的制度与实践进行探讨。《中共党史研究》吴志军副编审认为论文体现了作者较为扎实的学术积累，建议按照历史时序梳理史事，并从编辑角度对内容衔接、篇幅布局等提出意见。中国社科院周斌副研究员建议论文可以借鉴组织史视角，进一步考察制度缘起，并补充学术史相关内容。
中国社科院陈佳奇助理研究员考察了1945年至1946年南满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架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中国社科院李在全研究员肯定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从论文题目、研究对象和史料补充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社会科学战线》刘莉副主编认为论文丰富了学术维度，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价值，指出论文应冲破传统的将东北视为边疆的观念束缚，避免将复杂的历史过程单向线性描述。
北京大学赵诺副教授以丰富档案史料为基础，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太行根据地的中层干部整编问题进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王才友教授肯定了论文的学术价值，建议论文的背景介绍应更为凝练，问题意识可进一步突出。中国社科院张会芳副研究员认为文章具有新意，论证扎实，指出论文应思考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注意比较研究，并在史料补充方面提出建议。
论坛七
中山大学朱贞副教授以城市工作部为主线，探讨抗战胜利前后与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工作重心转向的思考。中共中央党校李国芳教授认为文章思路清晰，但需注意城市工作部与城市工作探索的衔接和内容涵盖，建议以城工部为主体展开叙述，并关注名与实的差距。《近代史研究》胡永恒编审认为文章脉络清晰，但需加强人事调整的动因分析，同时建议增设结语以提炼升华，优化文章结构。
中国社科院荆宇航助理研究员以中国人民大学及其前身为案例，梳理新中国高校领导体制从“党团领导”到“党政一元化”再到“党组制度”的演变，揭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形成逻辑。《近代史研究》胡永恒编审建议文章补充具体个案以深挖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并注意标题与内容契合度，考虑人民大学的特殊性。南京大学黄骏副教授认为文章需从核心概念界定、历史细节考证及人物关系实证等方面深化研究，同时建议通过剖析党政分工决策实例具体展现制度运作机制，提升学术严谨性与解释力。
中国人民大学连文妹讲师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珠江区水上民主改革，剖析中共如何将游离于治理外的水上居民纳入国家体系。中山大学姜帆教授认为文章需明晰核心概念，重新界定研究群体，建议进一步考虑地方特殊性，关注广州在落实上级指示时如何结合实际进行调整。南京大学黄骏副教授建议深化水上民主运动的分期与阶级分析，考证组织机制及民众复杂心态，并补充档案及对比案例以突显广州治理特色。
南京大学王楠副教授揭示了1943年至1956年中共如何通过家庭会议制度将国家动员嵌入家庭。中国社科院李志毓副研究员肯定了文章语言表达和理论突破方面的优点，建议明确历史语境差异以解析柔性动员机制，强化个案成效评估，细化阶级分析中妇女、儿童的结构性定位。上海社科院蒋宏达副研究员认为，文章聚焦政治动员与权力下沉，但家庭会议实效有限，建议进一步明晰相关概念，深化家的能动性分析，结合历史视角及妇女真实感受，辨析家庭观念变迁与统计问题的内在关联。
圆桌会议环节，由北京大学黄道炫教授担任引言人，全场与会学者就本次会议的议题及各组论文作出引申性总结，围绕党史研究的主体定位、理论方法与未来建设方向进行热烈讨论，并针对传统史学与社会科学、论文作者与刊物编辑的共生关系，以及在人工智能新的冲击形势之下如何发挥党史研究者核心优势等问题各抒己见。
最后，金以林副所长、沈成飞教授分别代表主办方，表达了对参会学者和会务组人员的感谢，并期待大家再次齐聚一堂，通过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推动党史研究向前发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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