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6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主办的“革命史系列讲座”2026年第4期（总第8期）暨革命史学科建设推进活动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李国芳教授应邀作题为“民主试验：陕甘宁边区一揽子会的源流（1939—1945）”的学术讲座。讲座由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周斌副研究员主持，所内外多位学界同仁共同参加研讨。
讲座伊始，李国芳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缘起与历史背景。此研究的问题意识最早起源于《初进大城市——中共在石家庄建政与管理的尝试》一书。李国芳教授在梳理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建政的历史实践时，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这使其敏锐地察觉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演进脉络及其运作机制，仍存在可供发掘和探讨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将研究范围延伸至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此期间，他发现“一揽子会”实为理解陕甘宁边区民主制度演变的重要切口，反映了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制度建设的艰辛探索。
接下来，李国芳教授介绍了“一揽子会”的源起与流变。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本身是革命形势下的重要制度建设成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边区参议会经由苏维埃制度改制而来，其后为贯彻“三三制”原则，增设常设机构、推动规范化建设。1942年后，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参议会制度开始探索更为务实、更贴近基层需要的民主实践形式。“一揽子会”，亦称“一塞子会”，在陕甘宁边区最晚出现在1939年上半年，其初始形态指基层乡政府为了动员、布置和完成某项或几项主要任务，集中党政群团等各类干部，召开的一种联合会议。
李国芳教授认为，“一揽子会”诞生于基层治理的实际需要，经历了从工作方法到制度探索的发展过程。最初，陕甘宁边区乡级干部为应对人员少、任务紧、议事成本高的治理困境，打破部门界限，主动尝试合并开会的务实做法，推动议决与执行一体进行。1940年，面对征粮任务的要求，边区基层政权推动参议会与地方干部、群众骨干合并议事，“一揽子会”开始与参议会体系衔接并向县级推广。1943年，为进一步扩大参会范围，“一揽子会”吸纳劳动英模与群众代表共商民生事务，成为落实“三三制”、践行群众路线的灵活形式。1944年，“一揽子会”的制度设计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陕甘宁边区开始尝试将“一揽子会”相关经验向县一级延伸。
通过审慎考量与研判，“一揽子会”最终得到更为务实的调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陕甘宁边区进一步明确参议会的法定地位与职能，规范民主程序与组织架构。同时，将“一揽子会”所蕴含的务实精神、践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融入日常政权运行与基层治理之中。在1945年“一揽子会”退出参议会制度、回归其初始形态后，新型民主制度的内核，即议行合一原则基本保留和确立下来。同时，程序民主的某些外在规程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代议机关不再掺入其他人员，而承担纯粹议事、选举、监督等职能。至1946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召开时，各项制度已形成更为稳定的状态，“一揽子会”回归其基层工作方法的定位，继续在实际治理中发挥作用。
最后，李国芳教授表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一揽子会”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进行政权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在革命实践中反复摸索，走出了贴合中国实际、扎根人民群众的民主道路，为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学术交流环节，与会同仁与李国芳教授围绕革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根据地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抗战时期基层民主的实践形式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次讲座以扎实的一手档案为基础，呈现出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探索人民民主的艰辛历程。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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