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4—16日，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中国近代慈善网络与慈善文化”工作坊在河南开封顺利举办。本次工作坊汇聚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苏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等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同时吸引国内高校科研人员、青年教师以及硕博研究生共同参与。工作坊设置两场主旨报告、自由研讨与闭幕式环节，以慈善网络与慈善文化为核心命题，围绕概念内涵、介质载体、研究范式转型、多元个案实证、跨国研究视野等议题展开跨学科深度对话，反思既有慈善史研究局限，探索本土化分析框架，助力中国特色慈善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一、概念思辨：慈善网络与慈善文化的理论建构

长期以来，国内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大多聚焦慈善组织、慈善人物、灾荒救济实践等显性史实，对于“慈善网络”“慈善文化”的理论提炼、概念辨析相对薄弱，这是本次工作坊重点突破的理论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虞和平在《关于慈善网络和慈善文化的思考》报告中提出，网络与文化是近代慈善事业得以规模化、可持续运转的两大核心支撑。如果缺少网络，慈善事业很难突破地域限制做大；缺少文化价值支撑，慈善活动则难以长久维系。他指出，学界首先需要厘清慈善网络的内涵与外延，区分私人的人际人脉网络、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组织网络、官方赈济与民间义赈网络之间的历史差异。在慈善文化层面，应当破除将慈善完全等同于纯粹无私道德利他的固化认知，近代行善动机呈现高度多元性，其中包含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获取社会声望、现实利益交换等复杂因素。他进一步对比传统官赈和近代民间义赈的网络分野：传统官赈大多是灾荒爆发之后临时组建的层级化组织系统，募款渠道很大程度依赖捐纳制度；而近代义赈依托电报、钱庄等新式通信与金融载体，构建起跨地域的民间募捐网络，二者在组织逻辑、资源汲取模式上存在本质区别。

苏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从兵教授在题为《关于慈善网络层次和本质的思考》的报告中指出，借鉴铁路网络的分析模型，对慈善网络的层级划分、构成要素、评判标准展开系统性思考。他认为，从空间尺度来看，慈善网络可以划分为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三类，全国性慈善网络的形成，是慈善事业完成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从构成要素上，可以拆解为人际关系网络、慈善组织团体网络、慈善金融物资网络、宣传媒介网络。一个完整运行的慈善网络由“点”和“线”共同组成：“点”即慈善资源汇集节点；“线”既包含铁路、电报、民信局等物质性交通通信联络通道，也涵盖习俗、制度、社会信任等隐性规则。慈善网络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慈善动员效率，实现慈善资源跨地域优化配置，推动救济普惠化、慈善效能最优化。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阮清华教授《从“组织”到“网络”——中国慈善史研究路径的拓展与前瞻》系统梳理国内慈善史学术脉络，提出慈善史研究正在发生从组织史路径向网络史路径的重要转向。既往研究以单个善堂、善会、慈善团体作为核心分析单元，积累了丰硕实证成果，但也存在明显局限，容易割裂组织之间的联系，忽视非正式社会关系，难以完整呈现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复杂互动。他总结网络分析路径的四大优势：还原慈善组织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展现不同机构之间的资源流转，容纳非正式的跨界行动群体，打通民间社会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分析通道。他指出，网络视角并不是要否定组织研究，慈善组织恰恰是网络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未来研究需要区分慈善的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重点关注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主体之间的联结关系，推动研究从静态形态描述走向结构量化分析与动态过程追踪。在方法借鉴上，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社会网络分析的现成结论，必须立足中国本土历史情境，提炼适配本土史料与社会特质的分析框架。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月刊》原主编郭常英教授在《近代以来中国慈善网络的介质》中将“介质”作为理解慈善网络运行的关键纽带，创新性提出显性介质与隐性介质的二元划分。报刊是近代慈善网络最重要的显性媒介，承担灾况报道、募捐信息公示、跨地域社会串联三大功能，可以把局部地区的灾情塑造成为全国性公共议题，实现善款收支的社会公开监督。除报刊之外，义演、义赛、义卖承担线下社会动员与筹款职能；书信、电报成为上层士绅绅商跨地域联络的工具；传统善书与新式广播并行，构成新旧叠加的信息传播生态。与之相对，私人交际、人情拜托、圈层内部游说属于隐性介质，这类内容大多不会留存于公开史料，也是慈善史研究需要突破的难点。她结合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研究，认为慈善义演的历史价值不能只用筹款金额来衡量，其社会宣传、舆论教化的意义往往大于实际募款数额；同时也要正视义演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利益纠葛、运作失范等现实问题，避免一味做道德化的美化书写。

二、个案实证：多元场域下慈善网络的历史实践

个案研究是针对慈善网络与慈善文化的深化思考。与会学者依托报刊、档案、社团文献等多种史料，选取教育募捐、跨国医疗救济、政商学群体联动、丁戊奇荒义赈、慈善圈层、传统善堂公共参与等典型个案，从不同历史场景具象还原近代慈善网络的运作逻辑。

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执行主任，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江沛教授在《严修、张伯苓的人际交往与私立南开学校的教育募捐》中，以南开学校办学经费筹措为切入点，剖析人际网络在近代私立教育募捐当中的双重效应。严修、张伯苓充分利用京津军政官僚、租界寓公等人脉资源募集办学经费，办学资金来源多元混杂，涵盖军政人士捐赠、政府财政拨款、民族工商资本、海外基金会以及庚款退款。依靠人脉网络获取资助的同时，私立学校不得不面临办学自主权部分让渡的现实困境。南北之间经济格局、政治重心的变迁，直接影响教育捐赠的地域分布。该个案表明，近代教育慈善募捐并非单纯道德实践，而是裹挟政治博弈、利益交换的复杂社会过程。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周东华教授在题为《跨国史视域中的近代中国麻风慈善救济网络》的报告中，立足跨国史视角，梳理麻风救济网络的演变轨迹。他指出，明清时期麻风救助主要归属于传统养济院体系，以本土官绅搭建的国内网络为主。步入近代，在教会差会推动之下，万国麻风救济会、中华麻风救济会搭建起“地方-全国-欧美”联动的跨国慈善网络，实现救助人员、救济善款的跨境流动。官办机构、教会团体、本土民间社团多方力量既开展合作，又存在理念、权力层面的博弈，集中展现医疗慈善场域中宗教信仰、近代科学认知、国家权力三者之间的纠葛。

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天根教授在《近代政商学交往与慈善事业的发展》中，聚焦一战之后民族工商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考察东南地区政-商-学群体的人际联动。他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兼具教育事业与慈善事业双重属性，报馆媒介、实业资本家、知识分子结成紧密的人际网络，共同推动事业开展。结合厚生纱厂劳资争议案例，他提出近代慈善不能脱离资本生产关系进行孤立解读，慈善行为背后交织劳资矛盾、资本利益诉求，研究者应当跳出单一道德叙事，还原慈善复杂的社会底色。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林教授在《信息传播与近代义赈的兴起——以丁戊奇荒期间的〈申报〉为例》中，阐释媒介信息传播如何推动传统乡土互助向全国跨区域义赈转型。他认为，在近代报刊出现以前，受限于交通通信条件，传统救济活动大多局限在宗族与乡里范围。“丁戊奇荒”时期，《申报》大量刊发灾情报道、劝捐启事、捐款明细、灾区亲历书信与时评，依托民信局建立的全国发行网络，实现灾情信息大范围流转。民间亲历记述与官方奏折的叙事取向存在明显差异，民间文本更直观呈现灾荒的残酷实况。信息流通是近代跨区域义赈得以生成的基础条件，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代慈善事业的信息公开与公信力建设拥有重要现实启示。

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所长蔡勤禹教授在《中国近代慈善圈探析——以慈善名流和慈善组织为例》中，借鉴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构建“慈善圈层”本土化分析工具。他将近代慈善圈层划分为三层：以血缘、地缘、师生、同乡纽带构成核心层，是慈善动员与社会信任的根基；商业伙伴、行业同盟组成扩展层，承担慈善资源中介流转的功能；媒体与公共活动动员的普通民众构成外层，主要发挥社会舆论示范作用。慈善圈层又可以分为名人慈善圈层、组织慈善圈层、区域慈善圈层，不同圈层之间相互交叉重叠，为理解中国慈善本土社会特质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岳鹏星副教授在题为《晚清时期慈善网络的延展：以广州九大善堂筹建粤汉铁路为视点》的报告中，探讨了传统慈善组织网络向外延伸至近代公共经济领域的可能性。他指出，广州九大善堂突破传统恤孤济贫的职能边界，深度参与粤汉铁路筹建，承担社会动员、募集巨额民间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等工作，展现传统善堂向近代公共领域拓展的历史面相。但同时，这一实践也暴露出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大型公共事业的内在短板：治理机制不完善、权责划分模糊、内部管理效率低下等现实难题。传统善堂功能的变动折射出慈善网络的延展，转型过程中包含着复杂的历史面相。

三、会议共识与未来研究展望

期间，与会学者还围绕慈善网络的定义界定、隐性介质史料挖掘困境、传统善堂的多重社会角色、跨国慈善史料搜集的难点等问题展开热烈研讨和充分地自由讨论。郭常英教授代表主办方发言，感谢学者们的分享，并高度称赞了学者们的前瞻性思考。虞和平教授对本次会议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本次工作坊实现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双向印证，开拓了慈善史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综合学者们的发言与交流，就中国近代慈善史后续研究方向形成多项共识。

第一，立足中国本土社会语境，深化慈善网络相关理论建构。警惕简单移植西方社会理论框架，扎根中国差序格局、人情社会的历史特质，进一步厘清慈善网络、慈善圈层的概念边界、类型划分与运行机制；区分官方赈济网络和民间慈善网络，兼顾显性介质与隐性人际纽带；摒弃单向度的道德化叙事，正视行善动机的多元性与慈善实践内部的矛盾复杂性。

第二，拓宽史料利用范围，丰富研究场域，加强比较研究。除报刊档案之外，进一步挖掘私人书信、社团卷宗、民间文书、碑刻等多元史料；在深耕江南、上海等慈善发达区域的同时，加大华北、华南、边疆地区慈善史研究力度；积极拓展医疗慈善、教育慈善、跨国慈善等新兴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上兼顾精英慈善家，同时更多关注中等行动群体以及受助者的视角，正视慈善运行当中的冲突、舞弊等历史面相。

第三，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革新研究方法。推动历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之间的对话，审慎吸收社会网络分析工具；重视电报、报刊、义演、交通通信体系等各类介质的作用，注重追踪慈善网络生成、扩张、博弈、解体的完整动态历史过程，避免静态化切片式研究。

第四，坚持古今贯通，挖掘历史研究的现实镜鉴。充分挖掘近代慈善网络在社会动员、信息公开、公信力维系、多元主体协同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接当代慈善事业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慈善体系建设提供来自历史层面的参考。

总之，本次“中国近代慈善网络与慈善文化”工作坊，标志国内慈善史研究进一步实现从单一组织个案研究，迈向以关系-结构为核心的网络视角研究，进一步思考慈善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有力推动慈善史研究范式迭代，为构建中国特色慈善史学话语体系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