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9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主办的系列讲座2026年第5讲（总第9讲）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阳明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建伟教授作题为“一二·九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重振”的学术讲座，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研究员担任主持人，所内外共30余位同仁共同参与研讨。

 

 

 

讲座伊始，王建伟教授首先介绍选题缘起与历史背景。他表示“一二·九”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发展并不全然是一个新问题，其切入角度与革命“地理学”的思考密切相关，侧重探讨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脉络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发挥了何种作用。同时，通过考察1935-1937年间刘少奇在华北地区对党组织的重振，探析当时党内高层处理华北地方党组织与中央关系的策略。

 

北京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之地，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地。王建伟教授提示，时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着显见的南北之分，在以往革命史的研究中，南方一直重于北方。事实上，大革命失败以后虽然南方革命根据地创建了苏维埃政权，但北方城市在整个革命全局中仍具有特殊地位。华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中心可追溯至1921年成立的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地委”），1923年7月，北京地委改组，成立北京区执行委员会，负责党的地方组织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成为北方革命斗争的领导中枢。不过，李大钊的逝世，使北方党组织一度陷入危机，制度缺陷和人事纠葛显露出来。此外，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几乎全由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构成，属于典型的“书生党部”“学生党部”；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组织在迅速转向地下斗争工作时，遇到了巨大挑战。

 

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使革命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王建伟教授指出，该时期红军主力完成战略转移，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决定任命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要求他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加强对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领导的同时，还需要开展“社会化”工作，寻找各种社会关系加以利用。刘少奇化名“胡服”来到北方局驻地天津后，首先，借“三·三一”事件调整学生运动的策略，促使北平学联主动缓和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其后，通过任命新干部等方式执行新的工作路线，调换高文华、李大章等老派干部，任命彭真为北方局组织部部长、陈伯达为宣传部部长。接着，又对当地国民党高层官员开展统战工作，并联络邹韬奋等爱国知识分子，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获取更多外部力量支持。这一时期，刘少奇对重振北方党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方党组织重组后，其工作开展仍面临现实阻碍。对此，王建伟教授认为，“左”倾路线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需要将相关史事与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分析。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是较早系统反思党的政治路线的领导人。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华北党组织与路线的调整，为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革命势力在华北的扩展打下了稳固基础。1935年以后，一批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越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此后，华北根据地的扩展深刻改变了抗战期间的力量格局，也为战后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形成广阔政治空间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最后，王建伟教授强调，对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组织发展进行长时段、贯通式的考察，不仅能够揭示革命力量如何在危机中转危为安，还能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各项工作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华北党组织人员的具体规模、中央如何向地方选派代表、1935年以后“社会化”外围组织与统战工作的关系、“他者”对“一二·九”运动观感与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