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精勤治学数十年，他洽览深思，开拓创新，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民族史、中国交通史等诸多领域相继撰成数量众多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白先生跟单纯作“书斋式”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他器识宏远，视野开阔，深谙学术与时代、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因而怀抱着强烈的责任感，把学术与反映时代的脉搏、推动时代前进紧密结合起来，凡所著述，既有扎实的学术根柢，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充满着开拓精神和创造活力。因此，使命意识和坚韧精神是白寿彝先生作为一代学者的独具风格，也是其成功的真谛，对此，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课题进行专门探讨，本文限于篇幅，仅能做粗线条式的论述。
一、感受时代精神，确立“立体式”著史目标
抗战时期，白寿彝先生辗转由开封到达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教。抗战胜利的次年9月，他在昆明五华书院做学术讲演，题目是《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将《春秋》产生以后至20世纪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东汉末以前，为“编年纪传二体之确切建立”；三国至唐前期，为“断代史的著述普遍地发达”；自《通典》撰成至明末，“是通史时期”，代表性著作是《通典》、《资治通鉴》和《通志》；自明末以来，“是专史时期”。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对三千年中国史书体载演进所作的反思和总结，体现出白先生高度的概括力和独到的眼光。而更为珍贵的是，在讲演的最后一段，白先生抒发了对抗战胜利以后面临的新时代的强烈感受，指出当前历史编纂形式所能容纳的内容之不能令人满意，呼吁革新进取，创造历史编纂的新局面。他充满热情地论述：
近三四十年来，历史体裁是向着新的方向走了，但仍不能脱离专史时期。不只近三四十年如此，将来相当长时期内恐怕还要如此。所不同者，是：以前，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很显著，所以平面的，甚至于点线的写法已可以使人满意。现在，人与社会关系日渐复杂，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以前的历史是以各方面的权势者为内容，并且是写给权势者或权势的附庸者看的，所以过去的史书形式也还罢了。现在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以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现在中国史学的前途，仅在体裁方面说，还是艰难万状，让我们的作者携手前进，来共同克服种种困难。（白寿彝：《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8-659页）
这段话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认为抗战胜利后的时代特点与以前大不相同，因此史书体裁必须反映出新的时代特点。“以前的历史是以各方面的权势者为内容，并且是写给权势者或权势的附庸者看的”，所以过去的史书体裁可以用平面的、甚至是点线的写法；而“现在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以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目的”，所以“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由此强烈地表达了历史家本人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确立了“立体式著史”的新目标。二是，正由于此，作者对当前历史编纂的现状很不满意，所指乃是自20世纪初以来由西方输入的“章节体”，已成为广泛流行的史书编纂形式。尽管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但白先生却以新的时代要求来衡量，认为它未能充分地写出人民的活动、体现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以必须革新。这正是历史学家在时代精神感召下表现出来的强烈使命意识！白先生从此确立了“立体式著史”的目标，并在此后数十年间长期地执着追求。
二、努力探索如何建构新的学术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也在全国学术文化领域取得了指导地位，史学工作者面临着如何使学术研究适应新的时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点作为思想指导的问题。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新学科更是面临着如何建构学科体系、把握学科发展方向的任务。为了帮助我们回到当年的历史场景，可以举出金毓黻先生《静晤室日记》中的记述加以体会。金先生于1944年出版有《中国史学史》，产生了颇大影响。他写于解放初年的日记，曾真切地表达出当时困惑的心情，说他“常思多读新书以矫己病，但仍常与旧书为缘，置新书而不读”。又慨叹“胸中荒伧如不识字之农氓，闻人谈一二事皆茫然莫知置对”；“余在旧社会时，颇以能文自负……一旦进入新社会，骤觉自己为妙手空空一无所有之人。于是一易向之自尊感而为自卑感，等于一落千丈”。（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994、6935、7026-7027页）至1952年他由北京大学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自称他嗣后在范文澜的关心、鼓舞下，“努力向前”，连续撰写出近代史论文，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参见赵庆云《创棒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8-119页）而在这一时期，白寿彝先生因经过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观点大有进境，不但达到了自觉地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而且凸显其学术担当精神。他于1961年5月所撰《谈史学遗产》一文，目的就是以新的观点对以往丰富的历史典籍加以定位，和探索如何建构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围绕这两个关键问题，我们今天重读此文，仍然不禁为其达到的理论高度和所表达的强烈使命感而叹服！其主要贡献，第一，明确提出以往丰富的历史典籍是一笔宝贵的“史学遗产”，这同当时不少人认为时代变了，进入新社会了，古代史籍就仅仅具有史料价值而已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同时，对开展好研究史学遗产的工作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也有助于“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467页）堪称目标明确，气魄宏大！第二，论述研究史学遗产对于推进当前史学的发展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即：“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战斗作用”，“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62、463、464页）第三，论述研究史学遗产“要百花齐放”，提出：“如何东风齐着力，使史苑里万紫千红，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坚决在党的领导下早日实现的责任和光荣。”（《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72页）文章中提出要开放以下六个花圃：对史学观点遗产的研究；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前人关于历史问题的研究；关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这些实际上是白先生提出的史学史学科主要研究领域的规划。
白先生1964年2月撰成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之商榷》一文，是在理论上对前一篇文章的提升。如论述：“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运动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史学这一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595页）还要探讨史学史上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与武断的非历史观点之间的对立。提出，应当总结历史科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这三个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指出：“中外史学的发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1页）强调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充分地占有资料，尤其“要集中力量，占领堡垒”，深入地总结各个时期的代表作。（《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0页）以上各项，显然都旨在推进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
三、焕发学术青春，以推动全国史学发展自励
1978年，我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和学术文化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白寿彝先生也与时代同步伐，激发了空前的学术创造活力，迎来了他学术成果丰硕的最佳时期。“文革”十年中，文化遭到浩劫，正常的学术研究无法进行，但这场考验却使白先生在理论上深刻地思考了许多问题，国家重新拨乱反正、迎来“科学的春天”，使他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更加认识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无比重要！他在晚年曾多次强调：“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正是他所达到的思想新境的最好诠释。他还常说：“我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当然这首先表明其谦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多个领域撰成了多种论著，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其次是说明他对于做学问的标准定得很高，要达到确有真知灼见、自成体系，对社会有意义、学术上有独创见解，为此老当益壮、奋发进取，不断开拓、矢志努力。再次是表明他的无比自信和决心，不但要拿出达到更高水平的、无愧于时代的著作，同时要与大家一起，担负起推动全国史学前进的重任。白先生的这种崇高的使命意识，在他为纪念建党60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有真切的表述：
史学工作者应该重视开阔自已的视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这首先是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来、承前启后的抱负。要善于发现重大问题，推动全国史学的前进。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做到这一点，但总要有一些同志敢于担起时代交付的担子，敢于跟同志们互相勉励，携手前进。（白寿彝：《回顾与前瞻》，《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白先生在他最后20年奋力著书立说，在中国通史、史学史、民族史、历史教育等领域连续出版了多部（篇）高质量的论著，有人称此为白先生在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后学术“井喷”时期，这既是由于长期积累、学术臻于新境而取得，也是因他怀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使命感推动而实现。白先生在史学史领域取得的成就突出体现其勇于开拓创新精神，不断有新作问世，因而广受学者赞誉。1981年，他先后撰成《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四篇系列论文，在《史学史研究》第一至第四期发表，这是在6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对学科体系建设的大力推进。譬如他在对纪传体等主要体裁的得失利弊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即明确提出从传统历史编纂学吸收精华，创造新的史书体裁的设想：“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熔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至1986年，《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对史学与社会生活、学术思潮广泛联系的考察，论述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要求，优秀史著产生出来后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作用，标志着将史学史学科建设又推向新的阶段，摆脱了学术专史的旧格局，从而为学科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此书的出版意义重大，成为此后由白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理论的指导和撰著的范本。
由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著，更是当代中国史坛的浩大工程，也是白先生最后二十年心力之所集萃。对于这部巨著，可以从撰著队伍、各卷内容和创新价值、新史料的运用、编纂体裁体例的精心创造、人物传记特色、文字表述风格等诸多方面详加评论，而本文只能简要论及以下三点。
一是，《中国通史》共有12卷、22巨册，约1千4百万字，内容宏富，工程巨大，千头万绪，白寿彝先生为这一学术工程的发起、组织、实施，付出了长达20年的心血。他为何有如此宏大的气魄?支持和鼓舞着他的，就是自觉为满足社会所需要、推动全国史学前进的学术担当精神。白先生曾多次讲到，编纂《中国通史》这一浩巨计划的最早构想，是为了响应周总理于1972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任务，并于1975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牵头成立了中国通史编写组。（《寿彝先生学谱》（简编）1975年。其时，“先生请示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并同国家出版局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得到了赞许。”见《祝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9页）他在多次出国访问、与外国友人交谈时，也深切感受到出版一部好的《中国通史》，拿出来与外国学者交流之迫切需要。原先的计划是要编纂小型、中型、大型三套书。1980年，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即计划中的小型本），书中有《中国历史的年代》，是作者论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演进阶段特点的纲要性文字，并划分中国封建社会为成长时期（秦汉）、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进一步发展时期（五代辽宋夏金元）、衰老时期（明清）四个阶段。这一鸟瞰式论述，也为以后《中国通史》的编纂构建了理论框架。
二是，编纂《中国通史》得到全国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组成了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其中多位名家也是各卷的主编。1981年，制定第一卷《导论》的提纲并开始撰写，标志着全书正式启动。此后，有关各卷的编写工作会议陆续召开，每一卷的进行，白先生都亲自约请专家，亲自组织、部署，同编写组成员深入讨论。1983年7月新华社向全国报道了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正在编纂的消息。学术界的朋友都为先生此举宏大的气魄、周密的计划而敬佩。而同时，有的外地学者想象白先生主持如此浩巨的项目，国家应该拨一栋大楼，调集许多书籍资料，集中众多专家来研究、撰写。当我告诉他绝没有这回事，白先生还是按照他原来的方式工作之后，这位朋友表示很惊讶。先生以他20年的精力，贯注于此，他本人，他所邀集的二十几位国内第一流的专家，以及合作的500余位学者的心血，一起凝成这座20世纪中国史学的巍峨丰碑！先生曾对访问他的记者说过：“不当挂名主编，是我的铁的原则。”全书22册，都是他亲手定稿的，这是何等惊人的毅力，何等感人的精神！《导论》卷首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共7万字，是先生亲自撰写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一书前面有这一章手稿修改稿的照片，上面有先生写的“86，1，21，第四稿”等字样。以先生如此之高的学识和名望，撰写这一章至第四稿还要修改，这是多么令人叹服的严肃认真的著述态度，是多么执著的生命的投入。白先生对全书的定稿，或补充，或改写，或删节，或合并调整，或润色字句，手法高超，各得其宜。直至各卷目录的编排，图版的选用，无不亲手裁定。
三是，《中国通史》不仅在理论指导上力求贯彻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史料十分丰富，且特别注重发掘和运用新史料，同时，在编纂体裁上是大胆的创造，令人耳目一新。体裁的设计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有突出的时代内涵，包容量宏阔，能为多层面读者（包括专家、干部和大众）提供阅读需要。在批判继承传统的纪传体史书体裁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史书体裁的优点，进行改造和再创造。第三卷商周史卷以下，至第十二卷近代后期，均采用“新综合体”。分别设置：“序说”，论述有关这一时期的基本文献、考古资料、前人研究成果和本卷编写旨趣；“综述”，构成全书的主干，宏观地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阶段特点，并探讨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东西；“典志”，论述各个时期的典章制度、社会情状，经济、军事、学术文化、民族、科技、外交等面貌；“传记”，叙述各个时期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反映人物创造历史的作用，同时又通过他们的思想、性格、行为表现时代的特点，“传记”在各卷中占有较大篇幅，以此克服以往史书中长期缺乏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四个部分紧密相关，互相补充，使全书形成有机的整体，再现了复杂的客观历史进程，广受社会各界的欢迎。这恰恰是白先生从1946年发表学术演讲中提出“立体式”著史的目标，又经过60年代和80年代以后长期对“新综合体”探索而取得的意义重大的创造性成果。
“梅花香自苦寒来。”白寿彝先生在崇高的学术担当精神鼓舞下，呕心沥血、开拓创新，终于在他90华诞之时，于1999年春天迎来了《中国通史》全书的出版，学术界称誉这部巨著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党和国家领导人致信热烈祝贺。在此后五年内，《中国通史》又重印了三次，累计印数达到37000套。这在大型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它反映了《中国通史》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说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创新成果同伟大时代的脉搏产生强烈的共振，发挥了教育民众、推进学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