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31年12月18日，太原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在请愿抗日时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纠察队枪击身亡。这一事件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请愿抗日的背景下，要求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与省党部、省政府执行禁止学生南下的命令之间的冲突可谓一触即发，最终爆发了流血冲突。该事件的另一个语境是中原大战后蒋、阎关系的进一步发酵与转变。阎锡山以此为契机将代表中央的省党部驱逐出晋，失去省党部支持的各县国民党党部几乎全线崩溃。蒋介石和阎锡山在山西的竞争颇能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权力结构中党政关系的复杂性。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穆光政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　蒋介石　阎锡山

1931年12月18日下午，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以下简称“省党部”）请愿的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被枪击中腿部，倒在血泊中，当晚8时医治无效死亡。此次流血冲突被称为“穆光政事件”或“一二·一八”惨案。穆光政事件首先须放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理解。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规模巨大，行动激烈，不仅逐渐呈现蔓延之状，而且至9月底形成与政府对立的态势。蒋介石尽管表面上接受学生请愿，但实际的对日方针在于诉诸国联，并无出兵计划；学生则非达对日宣战目的决不罢休，情绪趋向激烈化。10月，学生运动原本开始趋向平息，但是日本在东北进一步扩大侵略刺激了学潮的再起。学生请愿最初以上海及南京的学生为主，但很快波及其他省市，北平、青岛、武汉、徐州等地学生如潮水般涌往南京。各地学生的抗日诉求体现了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结，山西学生亦想加入请愿的队伍。

　　其次，穆光政事件的发生与蒋、阎关系的演变密不可分，中原大战后，省党部成为蒋、阎分合的标志。阎锡山独立态势强烈时，省党部遭到驱逐，而当关系缓和时，省党部又获许存在。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一面积极参与逼迫蒋介石下野，同时又将矛头对准因事变而内外交困的张学良，秘密联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和在野的汪精卫等积极倒张。阎锡山的这些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利用这一机会，恢复了原有势力。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该事件也反映了蒋、阎关系的复杂性。本文尝试以此次请愿而引发的流血冲突为切入点，考察九一八事变后山西省党政关系的变动。

一、 穆光政：请愿抗日洪流中的一员

　　穆光政是山西省盂县西烟镇西烟村人，先后在国民小学校和西烟第三高等小学学习。那时高小的办学宗旨有趋新的一面，“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提倡科学，反对愚昧”；但也有守旧的一面，如1930年前仍推行“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办学宗旨。穆光政因“自幼勤奋好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太原进山中学读书”。可以说，山西的国民教育体系塑造了他的少年时代。

　　进山中学是一所思想活跃、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大革命失败之后，既不愿追随蒋介石又不愿参加中共的知识分子组成了“改组派”。1930年底，改组派分子续约斋从北平返回太原，先后在山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三晋高级中学、进山中学等校教书。1931年3月12日续约斋在太原创办了《平报》，以反蒋、反阎、反CC系为办报方针。不久，改组派的活动被省党部查禁，但是他们在青年学生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续约斋就曾回忆自己如何启发青年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穆光政很可能是在这样的影响下走上街头的一名青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界要求政府收复失地的声浪不断，国民党各级党部及一些高级将领纷纷要求对日宣战，一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声浪，蒋介石也不得不有所回应。1934年，徐永昌在日记中批评蒋介石当时的政策说：“九一八事发，全国学生盲目鼓噪，蒋先生似明知从无意识民众必至误国偾事，乃曲意逢迎，高喊出师御侮抵抗到底，卒至学生闹出乱子，不惜开枪轰出，流血街衢，甚矣。名利能亡国、能杀人也。”

　　1931年9月29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学生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并捣毁外交部，殴伤外交部部长王正廷。11月26日，东南地区大中学生4000余人在南京由中央大学集队赴国民政府请愿。12月15日，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冲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国日报社，打伤代理行政院院长陈铭枢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蔡元培，是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最高潮。

　　1931年10月5日，阎锡山的亲信贾景德转发孙科亲信梁寒操的电文给阎，文中言及“沪津各民众抗日反蒋空气浓厚，执部职务宜加倍努力领导，扩大宣传”，阎锡山也了解，“学生举动目标几似完全移向对内，且有不泽〔择〕手段之势”。

　　在弥漫全国的请愿抗日声浪中，山西学生也很难置身事外。1931年9月27日，省内19所学校学生组成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会”），倡议组织学生军。10月8日，该会召集各级学校团体及社会各界举办抗日宣传大会，提出电请中央对日宣战等十项要求。11月2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广州五大城市的学生联合会在南京召开全国学联筹备会，山西亦有代表参加，而且山西学生的请愿还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效仿平津学生南下请愿成为山西学生的主要诉求手段。

　　那时，太原的青年学生处于躁动不安的心境中，纠结于救国与读书、爱国之心与爱国之行之间。有人回忆穆光政曾手书：“有血性的青年，要投笔从戎，要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救亡运动。”参加请愿的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学生杜德曾回忆：九一八事变之后，该校“校园里不断出现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出卖东北三省，……拥护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日抗战’等传单、标语”。来自山西介休的张崇森正就读于太原的新民中学，是这次请愿活动的总指挥。他说：“绝大多数是纯洁的热烈要求抗日的青年，少数大专院校代表曾经是属于国民党改组派的，还有少数曾经是亲阎锡山的。尽管各个代表的政治态度不完全相同，但在要求抗日，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要求阻碍破坏学生运动的国民党省党部改变其压迫抗日运动的意见，则是一致的。”简言之，在国难降临的时候，抗日成为学生的共同心声，穆光政正是其中一位因国事行动起来的山西青年。

二、从请愿到流血冲突

　　一方面是学生请愿抗日的热切诉求，另一方面是国民政府禁止赴京请愿的政策。1931年12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禁止各地学生入京的命令，明确指出“集队来京请愿之举，应一律禁止，以免荒废学业，贻误国家”。蒋介石亦认为“书生谋国，贻误必多，是何异以妇人之仁，而纵容不肖之子也”。10日，对上海学生包围上海市政府一事，蒋介石虽然采取了缓和办法，但在致上海市市长张群的电文中指出：“近来爱国运动中，不少反动分子，乘机捣乱，藉图扩大风潮，扰乱秩序，适足以危害党国，亦所以残害青年。为此应令各就地研求应付具体方法，勿使越出范围。”14日下午，蒋介石接见了请愿的学生代表。此时他正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15日，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职务，22日离开南京。

　　其实，省党部和省政府都要服从国民政府的政策，阻止学生南下请愿，省政府、省党部与愤怒的学生之间的冲突可谓一触即发。1931年12月10日，山西太原各校学生代表四五十人到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处，要求乘专车赴京请愿抗日，至当晚7时，尚未散去。那晚，学生们饥肠辘辘，决定第二天继续请愿。徐永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各校学生各代表，以至诚之心作爱国运动，钦佩万分”，但他也指出“所请赴京请愿一事，碍于中央命令，省府未便允许”。学生的诉求有五项：第一，准予学生赴京请愿；第二，延长寒假假期，以便普遍宣传；第三，省政府通令山西各地，保障青年救国运动的进行；第四，拨发学生组建的义勇队枪械、子弹、服装；第五，省政府通令本省各县政府补助公私立学校学生抗日救国会经费。

　　11日上午，1000余名学生集合在省政府前，《申报》记者描述了当时政府面对学生的狼狈情形：“上午十时许，齐集省府，省府得讯，事前即令卫队将大门紧闭。时值大风飞扬，沙土扑面，寒气砭骨，各生并未稍怯，既抵省府，以不得其门而入，乃将大门捣毁，蜂拥而进，抵大楼前。”迫于压力，山西省公安局局长王锡符和徐永昌等先后接见学生，然而，省教育厅厅长苗培成对学生出语蛮横，这进一步引起学生捣毁省教育厅和民国日报社的举动。

　　12日上午，学联会全体学生在太原市文庙继续协商请愿事宜，一面派代表前往陆军四校同学会，请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做答复。荣首先答应各校公派代表90人赴京请愿，每人设法资助100元；其次，延长假期，由各校学生自行筹划；再次，在不妨碍社会秩序范围内竭力保护青年爱国运动；最后，答应在学生义勇队出操时“将军队所有枪械借与学生，操毕立时归还”。荣鸿胪几乎满足了学生的各项诉求，这间接导致学生对此前对他们冷嘲热讽的苗培成更为不满。下午2时，代表们回到文庙，向全体学生报告情况，并准备赴京请愿。17日是学联会最紧张的一天，决定了第二天向省党部请愿的步骤、组织和行动路线。为防止意外发生，学联会组织了400人的学生纠察队，其中国民师范学校和新民中学各200人，他们的装备是两米长的大棒，由张崇森任总指挥。17日中午，徐永昌由太原赴石家庄，18日下午抵达北平，并对记者称学潮已平息。令他料想不到的是，他刚离开太原便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

　　18日，山西省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参与请愿的平民中学学生回忆说，他们沿途“高喊‘停止内战、驱除倭寇’、‘收复东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北平晨报》的记者注意到上午10时在中山公园举行抗日反蒋大会以及数千工人前来支持学生请愿运动的情形。工人们来自火柴公司、晋生工厂、平民工厂。有的学生大喊“拥护汪精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其实，汪精卫和阎锡山都支持学生运动，意在控制学生和排挤蒋派势力。山西省政府当日致行政院的电文中称：“本日上午八时余，有学生连同工人三千余人，有手持木棍者百余人，齐集中山公园开会，十一时整队游行，并发散抗日救国传单，十二时赴省党部请愿，公推代表五人入内，后又加派十二人进内。时省党部纠察队及义勇军开枪示威，并执木棍等器，击伤学生二十余名，现已查得十五名，均送入医院医治，并有一学生受枪伤，势甚危急。”也有亲历者说穆光政“弹中要害，流血满地，送入医院即时死亡”。穆光政戛然而止的生命让学生请愿染上了悲壮的色彩，这大大加剧了学生对省党部的痛恨。而愤怒的学生不知不觉中扮演了党政关系变动的催化剂。

三、 平息学潮

　　流血冲突爆发后，学生、教师、省政府纷纷表明立场，省党部成为众矢之的。学联会起初决议电请中央及山西军政当局枪决凶手及省党部韩克温、姚大海、梁贤达等全体委员。学联会在通电中痛斥：“该韩克温、姚大海等因苗培成受〔授〕意于先，遂指挥其走狗及义勇军开枪围击，代表等徒手呼号，无以自卫，均〈被〉惨遭非命。该韩、姚诸贼，心犹不甘，后竟以机关枪手掷弹，在省党部内楼上踞高临下，轰击我徒手孤立之群众，一时惊避不及，多被击倒道旁。当场死者为穆光政等五人，重伤者五十余人，死伤狼藉，惨不忍睹。”同时指责韩克温、姚大海“为日人张目，此贼不除，国亡立至”。

　　事件发生后，山西省中等以上各校校长在山西大学开会讨论此事，认为“此次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自京平沪汉发生后，本省学生亦相继而起。当时校长等遵照中央及政府命令极力制止，无奈全市青年激于义愤，一时未能生效，致有本月十一日之事”。对于省党部射杀学生一事，教师们批判说：“此种残杀行为咎有应得，应请政府将首事人犯迅速移送法院，依法严办，以慰含冤泉下之青年。”

　　在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中，捣毁机关住所、殴伤高官的事件并非个例，维持秩序的军警与学生之间的冲突往往造成流血事件。不过，穆光政事件的微妙之处，在于荣鸿胪对学生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张崇森回忆说：“荣则对省党部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学生，表示气愤，并答应立即拘捕凶手，交涉相当顺利。”山西省政府致国民政府的电文中指出：“荣司令为防止扩大起见，遂令该纠察队及义勇军将枪械交出，并将在内人员及队兵移送警部，以免再生事故。”缴械的同时，姚大海、韩克温等省党部成员被扣押在省警备司令部。

　　1931年12月19日，学生们彻夜游行，讲演呼吁。他们在文庙内通宵开会，要求惩办凶手，街上贴满了“枪毙苗培成”“枪毙姚大海”等标语。城内各商号总罢市，对学生表示援助。同日，山西省政府致电国民政府时，在呈报学生的主要诉求之后称“事关重大，且学生愤慨异常，本市商号亦因援助罢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山西省政府表示，“对省市党部委员及工作同志妥为保护”，并电请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和徐永昌彻查核办。

　　学生运动之所以能演变为全社会的运动，一方面说明学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另一方面和中原大战后地方社会经济状况不无关联。1930年，为了支付超额的军费，晋钞贬值、物价上涨，造成山西财政迅速破产。战争结束后，阎锡山出走，客军入晋，对地方人民勒索威胁不断，加上1930年粮棉歉收，“太原兵工厂借口改组，压缩编制，将原有一万三千工人压缩到二千人，致使上万工人流落街头，啼饥号寒。在士兵方面，因兵多饷少，加上官长层层剥削，不但无饷，而且吃不饱，有的甚至连棉衣也没有”。由于财政紧张，1931年春，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增加田赋和各县给养捐，导致社会各界不满，如此，学生对现实政治的绝望与国家未来的担忧便爆发出来。不过，热血沸腾的学生抗议背后，仍有蒋介石和阎锡山军事冲突之后的政治博弈。

　　1931年12月20日中午，学联会在太原中山公园召开追悼穆光政的大会，2万余人参加。大会先由学联会主席李树馨报告穆光政事略及遭枪杀情形，次由学联会及各界代表致祭，然后各界代表及进山中学代表暨穆光政家族及同乡会代表相继演讲。散会后全体送灵柩入省党部，高呼口号出门游行。山西省政府为安抚学生，拨款3000元作抚恤金，棺木正面写“穆光政烈士之灵位”，抬至省党部大礼堂中央停放设祭。此后定期在中山公园举行纪念会。天津《大公报》的记者注意到，中央执行委员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刘守中的代表于24日到省党部吊祭惨案中牺牲的学生穆光政。穆光政的名字后来出现在山西省志及盂县县志中，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纪念穆光政的同时，学生的另一个诉求便是惩办凶手。12月22日，学联会派10余人到汾阳谒见冯玉祥，报告了事件的经过，并要求冯到中央时亦能主张公平解决。同日，学联会和各界代表成立了“一二·一八”惨案后援会，并向太原法院提出诉讼。1932年，后援会又组织300多人的请愿团向移驻洛阳的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法办惨案凶手。

　　概言之，与上海武力处理学潮的政策相比，山西处理学生运动的方法相当老练。山西省政府运用社会力量，成功地将愤怒的矛头引向了省党部，并借助社会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清除了当地的中央势力。以穆光政事件为由，阎锡山拒绝了1932年苗培成等重返山西的动议，反阎力量在山西无法立足。

四、 央地与党政关系的缠结

　　与学生冲突的另一方是省党部，其核心成员是亲蒋的苗培成、姚大海、韩克温等。国民党在山西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民国初年，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王用宾、景梅九曾一度活跃，但是阎锡山就任都督后，禁止国民党在山西活动，整个党务活动完全中断。北伐前，苗培成等人又来赓续推动党务，但开始还是地下工作。他们成立平民中学，表面上是办学校，实际上是以学校为进行活动的基地，整所学校从校长到职员差不多全是国民党党员。省党部还创办有《晓报》，“日出一张，特辟一栏，阐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并转载总理诸演讲，及吾党宣传品”。直到阎锡山倾向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在山西才不再是“反动党派”。

　　1926年3月，国民党山西省临时党部成立，当时仅有党员500余人。有学者指出，即使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训政时期国民党地方党政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山西省党政关系就更为曲折。和山西本地的军政力量相比，国民党在山西的发展可以说时断时续。掌握山西军政权力的阎锡山对于外来的国民党的态度取决于他与中央的关系。省党部的状态既折射出国家层面政治变动在山西引起的涟漪，也体现了具体时空中党政关系的复杂性。

　　阎锡山目睹了北洋政府衰落和南方革命力量崛起的权势转移。中原大战前，他的政治选择经历了由“迎蒋拒汪”到“联汪反蒋”的根本性转变。1930年2月，阎锡山公开反蒋，省党部与阎锡山本就不甚和睦的关系急剧恶化。3月22日，阎锡山下令封闭省党部以及民国日报社。6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记者谈话会上，苗培成报告北方党务时指出：“自三月二十日以后，平津察绥晋冀等处党部均为反动势力所摧残。表面上虽受影响，但实际工作仍旧进行。至北方党部自为反动势力侵占后，数月以来，党派纷〔分〕歧，互相攻击，毫无结果，迄今已成僵局。”

　　中原大战以阎锡山的失败而告终，这引起山西党、政、军各方面的权力重组。张学良那时控制着奉、直、黑、晋、冀、察、热、绥八省。1930年11月，国民政府以北平扩大会议非法为由，开除了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党籍。与此同时，以苗培成为首的省党部则高调复出。1931年1月，省党部迁回太原，并以胜利者自居，清除汪、阎、冯等人的力量。

　　1930年11月4日，阎锡山通电辞职，30日离开山西。亲蒋势力在山西发展迅速，特别是在教育、宣传两个系统。苗培成在省委就职时的训词中指出：“山西过去十数年来死守旧习，有许多制度制章早已不适用于今日，希望省府改组后重新作起，将陈腐的因循的一切恶劣习惯、不良规章完全革除。”其肃清阎锡山政治影响的意图相当明显。

　　1931年8月5日，阎锡山回到山西，一些势力曾多次尝试迫阎离晋。省党部委员姚大海到北平协和医院谒见张学良，力陈以刘峙、顾祝同军队迫使阎锡山离晋。15日，张学良派代表鲍文樾与蒋介石的代表葛敬恩同赴太原，目的之一便是要求阎锡山迅速出洋。26日，国民党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发出通电，要求国民政府“饬三晋将领迅将阎逆解京”。27日，张学良在北平召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山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徐永昌、绥远省政府代理主席傅作义及东北各将领开会，讨论敦促阎锡山出洋问题。31日，张学良致电山西各将领，表示如阎锡山出洋，则绝对保障其生命安全。9月17日傍晚，张学良仍对徐永昌表示阎锡山必须离开山西。

　　然而，阎锡山很快迎来转机。1931年夏天，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因军队编遣方案、军费分配不公、查封报社、裁撤村政处，以及一次撤换山西25县县长等事，在省内遭到强烈反对。此时正值石友三反蒋，商震遂率部队助蒋讨石，离开山西。在此情况下，9月29日，行政院第41次国务会议任命徐永昌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徐采取了助阎复出的策略，他疏通关系，为阎向宋美龄说项，同时在南京推动请阎锡山复出的活动。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恢复阎锡山的自由。10月3日，国民政府通令阎锡山免于通缉。

　　不过，阎锡山此后仍暗中反蒋倒张，而汪精卫也采取“联阎排张”的态度。阎锡山在复桂系潘宜之的电文中指出：“年来蒋、张相依为命，此次东省事变，北方对张甚不满，东省尤甚。北方事，张此后维持不易。” 11月6日，潘宜之致电阎锡山，转达了在粤国民党中央干部及陆海空军领袖谈话会的决定：“电汪、胡、孙等如和议无望即速回粤，并电钧座负北方全责，领导北方反蒋势力，与此间一致合作，继续讨蒋。” 23日，汪精卫在致阎锡山的电文中再次强调阎对北方的实际控制。他说：“惟北方地盘关系重要，平津尤为咽喉，至低限度应采六员制，共同处理，公不可放弃。”

　　在山西的权力结构中，本土力量深入政治、军事、教育、宣传各领域，而外来的省党部也试图在山西站稳脚跟，党政之间的竞争无处不在。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在山西的势力大增，但是九一八事变再次改变了蒋阎双方潜在的力量对比。国民政府未能有效抵御外侮，自然要面对社会的压力，特别是学生的请愿和示威。作为活跃敏感的群体，学生的活动成为地方政权结构变动的催化剂。有时人分析说：“学生固然年轻，激于义愤，没有别法，只得游行请愿，罢课宣传，来泄一泄气，结果当然还是空言。”虽是空言，学生的举动也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并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穆光政事件发生后，徐永昌相当谨慎地处理阎锡山与省党部的关系。他担心事件会加剧蒋阎嫌隙，故于1932年2月16日将被扣押的省党部成员移送洛阳。送别时徐永昌说：“你们主持山西省党部，你们的对象是人民而非省政府，省政府与你们是并肩的，现在你们亦许觉得警备司令部保护你们有如看管一样，可是保护与看管分别安在，今论饮食不是看管，论起居不是看管，只不过不能出去而已。”除了要面对省党部成员的压力，徐永昌还须化解学生的不满。他回忆自己与学生的谈判过程时坦言：“我保护他们（指省党部——引者注）是对的，因我是国民政府的官，有责任保护他们，我们并未对中央独立，中央命我们做的我们即应当做，将他们送到中央，中央可以审判他们。”

　　多年后，苗培成指责阎锡山“为谋死灰复燃，并向省党部报复，不惜阳假抗日之名，阴结共党，利用学生罢课请愿，于十二月十日，嗾使学生捣毁教育厅，当时余借住省党部委员韩克温之寓所亦被捣毁。一时标语传单，对余攻击尤甚，太原乃陷于无政府状态”。他认为，阎的目的在于“彻底消灭本党在晋势力，而泄其叛乱失败之恨”。CC系的乔家才认为，“这是阎伯川先生的阴谋，以报反对他回山西的一箭之仇”。尽管省党部成员后来在洛阳被释放，但是“这些人坐了好几个月牢，从此更和阎锡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省党部的人都回不了太原，都在北平，中央虽发经费给他们，但根本做不了工作，到抗战时犹然如此”。穆光政事件发生后，省党部先是迁到北平南所胡同，1935年4月又转移到河南开封，1938年1月再迁至陕西西安。这样的流亡省党部为各省所罕见，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重返山西。

　　穆光政事件折射出山西本土的政治力量对国民政府的排拒以及二者间的角力。事件后，省党部力量撤出，失去省党部支持的各县党部几乎全线崩溃。1931年12月28日，山西五台县各界代表2000余人举行了追悼穆光政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八条提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惩办凶手、推翻县党部以及推翻县党部组织之一切团体。此外，五寨、兴县、岢岚、交城、垣曲、黎城、平定等县的国民党党部先后被查封或停止活动。

　　穆光政事件也引起了教育界不小的震荡。事件前一天，苗培成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学生捣毁省教育厅的经过，并拟请辞厅长一职。1932年4月，国民政府批准苗的申请。事件发生后，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学生驱逐了校长梁贤达，平民中学的学生驱逐了校长梁永泰，第一中学学生驱逐了校长李汾，这三人均是省党部成员。国民党力量的退出导致国民党党化教育在山西未能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说，穆光政事件成为国民党在山西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余论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月20日，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27日阎锡山正式就任，并兼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因中原大战而被通缉的阎锡山在1931年利用时势，成功夺回对山西的控制权。

　　1931年秋至1932年春也是阎锡山在国难背景下重整山西政治、经济、军事的关键时期。当国家面临外敌的侵略时，蒋介石与张学良的目光被迫转移，山西的权力出现真空，而阎锡山再次成为中心。这一变动背后的力量除了高层的人事运作之外，还有时局的演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学生的抗议。借助学生的不满，阎锡山迅速将代表国民党中央的省党部驱逐，重握实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央地关系由对抗转向合作，但小的摩擦仍不间断，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存在。这种既合作又对抗的央地关系一直延续到全面抗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