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台湾史是一门兼具学术与政治意义的新兴特色学科。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从服务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台湾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台湾史“三大体系”内部结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学科体系是基本框架，学术体系是核心内容，话语体系是表现形式，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台湾史研究体系。加强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和创新，可以推动台湾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并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智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台湾史　三大体系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作为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也被紧迫地提上日程。《台湾历史研究》学术期刊的创办，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历史研究往往与历史进程相辅相成，台湾史研究也不例外。从三国时期东吴丹阳太守沈莹的《临海水土志》，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朝陈第、周婴的同名著作《东番记》和张燮的《东西洋考·东番考》，明郑时期杨英的《先王实录》，以及江日昇的《台湾外记》，到清代各种台湾府县厅志，无论私人著述，还是官修方志，大都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台湾历史进程，是记载台湾历史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作为现代学术门类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台湾史研究，当起始于民国初年连横的《台湾通史》。关于台湾史研究的学术史，既往学界已做过不同程度的清理工作，但对台湾史研究的学科性质尤其是“三大体系”建设问题则较少进行系统的学理探讨。本文拟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从服务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角度，就如何推进台湾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优化台湾史学科体系

　　台湾史学科体系是台湾史“三大体系”的基础，是指台湾史的框架结构与学科性质，回答台湾史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台湾史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历史分期等重要理论问题。既往学界相关研究多有涉及，但尚未取得基本一致的共识，需要进一步探究。

　　台湾史研究的对象就是台湾历史，包括自古迄今的台湾历史进程，涉及台湾历史内在演变的历程与外在环境的变迁，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台湾史研究不仅关注有文献记载的台湾历史进程，特别是明末以来台湾的历史进程，也关注考古学意义上台湾的史前研究，关注台湾早期居民研究，关注有史以来大陆与台湾关系研究，以及台湾与世界关系研究。从学科门类来看，除了台湾通史研究以外，台湾史研究具体涉及台湾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法制史、军事史、两岸关系史、涉外关系史等各个方面专题研究领域，是主要用历史学方法（兼采相关学科方法）对台湾历史进程进行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的从属于中国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由于台湾与大陆较长时间的分隔，两岸至今尚未统一，使得台湾在中国历史上占据较为特殊的地位。从学科定位的角度可以说，台湾史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科一个特殊的分支学科。其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台湾在1949年之后与中国大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在于台湾在近代曾经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些是台湾与其他省区的显著不同。研究台湾历史，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是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史属于中国的地方史范畴。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与其他地方史一样，既有中国历史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台湾历史的特殊性又非常明显，在各省区地方史中最为突出。二是台湾历史与外国历史的关系。台湾在古代、近代历史上曾经遭受荷兰、西班牙、日本及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在现代历史上也曾长期被美国控制并持续依附于美国、日本等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台湾与外国历史的交集都是局部或短暂的，即使与中国大陆有过分离，台湾终究还是要回归（日据台湾50年在战后得以光复便是铁证），从而事实上成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台湾历史打上何种斑斓的异域色彩，其最核心的特质还是中国元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台湾历史不只是台湾岛的历史。如果把台湾史研究仅仅局限于台湾岛的历史，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近三十年来，台湾史学界颇有势头的“台湾岛史观”标榜以台湾岛上的土地及人民历史建构“台湾中心观史学”，实则似是而非。殊不知台湾的土地与大陆不可分割，台湾的人民又主要来自大陆（即使史前时期以来的早期住民也是如此）。如果切断中国史的源头，台湾史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历史分期是对历史演进不同时段的划分，旨在揭示符合历史进程实际的逻辑脉络，是构建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曾经与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是新中国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五朵金花”，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中着力探讨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与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也是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近代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些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学科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台湾史学科建设也离不开历史分期。如何给台湾历史分期，是构建台湾史学科体系的重要问题。台湾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其历史分期大体上要遵循中国历史分期；但是，台湾史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历史分期也不完全与中国历史分期一致，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台湾史分期，就是要从逻辑上揭示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共性及其特殊性，科学地反映自古迄今台湾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逻辑脉络。

　　前辈学者对台湾史分期做了不少探索，为进一步厘清台湾史分期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大致而言，主要有两个分期标准：一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分期，如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著《台湾历史概述》（三联书店1956年版），把1945年以前的台湾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封建制以前的时期（1661年以前），（2）封建制度时期（1661—1840年），（3）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时期（1840—1945年）；二是以台湾地区政权更替的自然时限为分期，如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七章，实际上是把1988年以前的台湾历史分为六个时期：（1）早期台湾，（2）荷兰入侵的38年，（3）明郑时期，（4）清代前期、清代后期，（5）日本统治的50年，（6）当代台湾。相比较而言，前一种分期更多地反映了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共性，后一种分期则主要是反映了台湾历史的特殊性。

　　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上下两卷，上卷标明“台湾的古代与近代”，下卷标明“台湾的现代”。张振鹍指出，该书虽然为台湾历史划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但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而且可以在“现代”中划出一个“当代”。他提出一个分期方案，把台湾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1）从远古到明郑时期，1683年以前；（2）清朝时期，1683—1895年；（3）日本殖民地时期，1895—1945年；（4）回归祖国，海峡两岸分离时期，1945年至今。这个分期与上述陈孔立的分期大体一致。稍后，《台湾史稿》的主编张海鹏直接回应了张振鹍的质疑，就台湾历史分期问题明确表示：

我作为《台湾史稿》的主持者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台湾史稿》本来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来给台湾历史分期，考虑到台湾一般读者的接受程度，没有在分期问题上突出社会形态的区分。但是，该书把台湾历史分作古代、近代和现代，是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总体认识相一致的，其中也隐含了社会形态的分期用意，即古代是封建社会，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和殖民地社会。台湾的现代比较复杂，与大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是台湾历史的特殊点。中国大陆在1949年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台湾作为尚未完成统一的一个省，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沿用了“中华民国”的称号。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说，这个政治实体在1949年后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为台湾处在美国控制下，接受美国经济援助，政治、军事上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美国的安排。1979年后，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从国际法上放弃了对台湾的政治保护；此前，台湾也放弃了美援。此后，台湾社会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在政治形态还是在经济体制上，都在沿着美式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台湾史稿》没有标明台湾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时限，似是一个缺点。编写者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鸦片战争前是古代，鸦片战争后进入近代，该书第四章“中国边疆危机与台湾建省”，就是从鸦片战争讲起，这里就包含了时限概念。下卷从1949年开始叙述，也是一个时限的标志。当然，如果从现代中划出一个当代，也许隐含的社会形态分期更清楚一些，这个意见以后修订时可以采纳。

　　显然，张海鹏主编《台湾史稿》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其分期方案是把台湾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台湾的古代，封建社会，1840年以前；（2）台湾的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和殖民地社会，1840—1949年；（3）台湾的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美式资本主义社会，1949年至今。值得注意的是，他赞同从“现代”中划出一个“当代”，就是以1979年中美建交为界，这样实际上就把台湾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1）（2）台湾的古代、近代同前；（3）台湾的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1979年；（4）台湾的当代，美式资本主义社会，1979年至今。

　　如果从学术脉络上接着刘大年先生、张海鹏先生讲，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对台湾史分期，自古迄今的台湾历史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简述如下：

　　（1）台湾古代史：自远古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是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据考古学研究，台湾地区史前文化与中国大陆尤其是东南地区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台湾岛上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原始部落社会。汉人移居并开发台湾较之福建要晚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当魏晋隋唐五代北方士族举家迁闽开发福建早期社会经济文化之时，台湾地区基本上仍处于少数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史前时期。汉人对台湾有较多了解及大规模移民，应该在宋元尤其是明清以后。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人移民不仅给台湾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就是把当时大陆地区的封建社会制度直接移植到台湾地区。明郑时期与康熙统一台湾以后，台湾地区从南明之余绪变成大一统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逐渐完成了与大陆地区一体化进程。这个时期的台湾地区，除了部分山地少数民族仍在原始部落社会以外，广大被开发地区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已与大陆地区一样均处于封建社会。

　　（2）台湾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台湾光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地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台湾在当时是清朝福建行省的一个府，台湾近代史也以此为开端。在西方列强与日本的武力侵略之下，台湾深受不平等条约之害，被迫开埠通商，与大陆地区同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台湾历史与中国大陆地区历史的共性。所不同的是，台湾在1895年清朝甲午战败之后通过《马关条约》被迫割让给日本，从此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台湾得以光复，重回祖国怀抱。这是台湾历史不同于中国大陆地区历史的特殊性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日据时期台湾历史仍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的台湾史也没有成为日本史的一部分，把日据时期台湾史纳入日本史是不恰当的”。

　　（3）台湾现代史：从1945年台湾光复至今，是美国资本主义附庸社会。1945年台湾重回中国版图之后，被纳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控制之下。在此后的国共内战中，美国是蒋政权的主要靠山。由于内战失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败退台湾。在此前后美国一度想放弃台湾，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一步加紧控制台湾，使台湾成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中制约中国的前哨阵地。战后台湾地区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实际上成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如台湾学者所谓：“1949年以后的台湾，其最大的特色是纳入了以美国为核心的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被注定扮演在这体系中的边陲地位角色。”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考虑，为了打造台湾这艘对抗中国大陆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曾经给予台湾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对于台湾而言，美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台湾得以偏安一隅，另一方面又使台湾不得不依附美国。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蒋政权断交，名义上他们之间不再有官方关系，但实际上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力并没有完全消失，且不时地以各种形式有所强化。台湾地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都不能摆脱依附美国的地位。不仅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当局在走向分离主义与“台独”道路上不断挟美自重，即便是蒋经国、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上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维持现状政策也是唯美国马首是瞻。马英九毫不讳言自己的“亲美”政策，并在其回忆录中吹嘘“对美关系‘史上最佳’”，其中颇为引以为傲的居然是美国对台军售额为历任之最。有谓：“彰显台美关系良好的，还有一项重要指标，就是马英九八年任内，美国政府四次宣布对台军售，总额超过两百零一点三亿美元（约新台币六千四百九十一亿元），为二十多年来最多（李登辉‘总统’十二年一百六十二亿美元，陈水扁‘总统’八年八十四亿美元）。”马英九亲美如此，蔡英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台湾历次地区“大选”中，美国因素至关重要，每到选前各派政治人物都纷纷赴美“应考”，想方设法争取美国的支持，就充分说明台湾地区至今没有摆脱美国的实际控制，事实上仍处在美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地位。

　　这个分期充分考虑了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共性，也考虑了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台湾历史的特殊性。这个分期与张海鹏先生的分期有两个不同：一是台湾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点在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的1945年，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败退台湾的1949年；二是对台湾现代社会的性质认识不同，不认为台湾现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美式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把台湾现代社会定性为美国资本主义附庸社会。这两点都充分考虑了台湾历史的特殊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台湾史研究中的实际运用，体现了台湾史学科体系建构的理论追求。

二、 夯实台湾史学术体系

　　台湾史学术体系是台湾史“三大体系”的核心，是指对台湾史的基本认识与学术观点，回答台湾史研究做什么、如何做以及怎样理解与认识台湾史的问题，涉及台湾史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具体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等实在的学术研究问题。既往学界对台湾史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如何进一步深化拓展台湾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值得深入探究。

　　台湾史属于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当然主要是历史学方法。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系统搜集台湾历史资料，重建自古迄今的台湾历史演进历程，揭示其内在逻辑结构与因果关系，阐释其历史发展规律，并总结其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是基本的台湾史研究方法。历史是一个整体。对台湾历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充分掌握台湾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与口述史访谈等方式，对台湾历史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至于具体的台湾历史研究，还得适当利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比如，研究台湾史前历史与早期住民历史要用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方法，研究台湾人口史要用人口学、统计学方法，研究台湾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法制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专题史要用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方法。史无定法。一切有助于理解与认识台湾历史的方法，都是台湾史研究者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

　　台湾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可以看到不同的台湾历史切面，综合起来就是一部整体的台湾史。这里提示四种。一是分时段的纵向研究，关注台湾历史的时间向度。从历史的自然演进历程来看，一部台湾史可以分为台湾史前史、明以前台湾史、清代台湾史、日据台湾史与战后台湾史几个阶段。二是分区域的横向研究，关注台湾历史的空间格局。从地理上可以把台湾大致分为台南、台北、台东三大区域，这三大区域的历史演进不尽相同，从而呈现台湾历史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还可以从行政区划上具体研究台湾各市县、乡镇、村里的历史，从而综合呈现一部整体的台湾史。三是分领域的专史研究，可以从台湾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法制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两岸关系史、涉外关系史等不同专题领域研究台湾史。四是整体贯通的通史研究，把台湾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实际上是对各种专题研究的综合，从20世纪20年代初连横著《台湾通史》到2020年陈支平主编《台湾通史》都是具体的实例。

　　学术研究需要在不断沉淀累积的基础上推进。如何进一步深化拓展台湾史研究，夯实台湾史学术体系，这便需要在既往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以寻求新的突破点与新的研究方向。

　　关于早期台湾史研究。研究台湾史前文化与早期住民来源问题，需要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支持。既往相关研究证明，台湾地区史前文化及其早期住民来源均与中国大陆东南地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所谓“南岛语族”问题研究，不能泛政治化，需要从学术上正本清源（详下节）。就明代以前台湾史而言，学界对历代中原王朝政权与台湾地区关系的官私文献资料多有发掘与研究，但对台湾岛内早期住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变迁则关注不够。明朝中后期，汉人海商海盗势力在台湾海峡非常活跃，汉人移民开发台湾的事迹，值得深入研究。以颜思齐、郑芝龙等为代表的汉人海商集团与荷兰、西班牙等西方殖民势力在台湾的竞逐，其复杂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荷兰、西班牙分别在台湾南部、北部建立海盗式的殖民据点，虽然学界整理翻译了荷兰与西班牙一系列与台湾相关的重要档案资料，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仍有待于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档案文献资料。明郑政权的研究要超越郑氏家族与郑成功研究，深入郑氏政权内部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结构，扎实研究其典章制度与人事变迁、经济形态与产业结构、文教与社会风习，以及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族群关系，郑氏政权与明、清王朝的关系等，或可更进一境。如果放宽视野，把荷据时期与明郑时期的台湾史联结起来，置于明清之际东亚与世界更加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考察，可以看到西欧资本主义列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东来，在东亚海域与古老的中华帝国发生碰撞，日本、琉球、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以此观察台湾地区的角色与地位，则是一个全球史研究的重要论题。

　　关于清代台湾史研究。这是学界研究较深入而成果相对较丰富的领域，甚至因积累较多、起点较高而出现难以突破的“瓶颈”问题，但并非题无剩义。一方面，新史料的发掘与系统利用，有助于重新审视清代台湾史的复杂面相，获得新的认识。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新的史料可以给史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近些年来，大陆地区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中研院史语所系统整理清代台湾档案，出版了三套大型史料集。这是已知存世清代台湾档案最全面的整理，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如能系统阅读，善加利用，或可发现不少新课题，多角度、多层面地丰富和完善清代台湾史内容，将清代台湾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另一方面，打开思路，贯通研究清代台湾史，亦可别开生面。由于学科壁垒所限，一部清史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古代史和近代史两部分，使清代台湾史研究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属于古代史的清史领域，后期属于近代史领域，前后割裂，未能贯通。从清史与近代史的角度看台湾史，不同的角度，自有其不同的认识，也可能会有难以对接的地方。如何把清史与近代史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清代前期与后期台湾史贯通起来研究，是进一步研究清代台湾史值得努力的方向。

　　关于日据台湾史研究。台湾在甲午战争之后沦为日本殖民地50年，这是台湾历史的一段特殊时期。首先是所谓“殖民地现代性”问题，涉及从宏观上总体把握日据台湾史的评价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日据台湾史的基础。对此，不能有意片面地理解，要看到问题的两面性，分清楚殖民掠夺的本质及其对殖民地的附带效果（详下节）。其次是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政策与其国内统治政策的比较研究，日本在朝鲜、伪满洲国及台湾地区殖民统治的横向比较研究，以及日据台湾史与清代台湾史、战后台湾史的纵向比较研究，都值得研究者尝试。其三是新史料的发掘与各项具体研究的深化。日据台湾史研究尚有较大推进与提升的空间，这种推进与提升应是基于新史料研究的学术创新。大陆地区从第二历史档案馆影印出版的《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300册），收录了民国时期大量台湾与大陆往来档案资料，有助于深化日据时期两岸关系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台湾地区“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将日本总督府档案全部数字化，并逐渐分类整理出版，为日据台湾史研究提供了最核心的档案史料。其他中、日文档案与文献资料，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利用。还有两个重要的数据库——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s://www.jacar.go.jp）与中国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https://www.modernhistory.org.cn），均拥有非常丰富的数字化资料。有关日据台湾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任何基于这些新史料研究的学术创新都值得期待。

　　关于战后台湾史研究。这是一个研究起点较低、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是一个政治敏感性较高、研究难度较大的领域。一方面，战后台湾史离现在时间较近，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较短，还有较多未曾开垦的新领域值得研究。战后台湾史与现实纠葛较多，大都被当成台湾现状问题来处理，研究者大多来自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学等其他专业，史学界进入这一研究领域较少，导致从历史视角出发、建立在充实史料基础上的深度研究成果相对欠缺。跳出政论和时评模式，做扎实的历史学研究，战后台湾史研究尚大有空间。另一方面，战后台湾史与现实关系密切，因政治敏感性而多有禁区；又因许多档案未公开，研究难度较大。在台湾，因多年来蓝绿争斗，政治立场直接影响学术研究取向，学者探讨这段历史，难以把握“政治正确”的尺度，处于颇为尴尬的境地。相对而言，大陆学者可以超越蓝绿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对这段历史进行较为客观理性的学术研究，实是大有可为。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大陆学者关于战后台湾史的相关研究，还基本上在“涉台研究”范围之内，大多现实考量，主要是从两岸关系出发，为对台政策做参考，目的性较强。那些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议题，如美台、日台关系，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研究，“文化台独”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等，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对两岸关系影响不明显或者不直接的议题，则较少受到关注。其中有不少议题对台湾社会有深远影响，如政治领域的地方政治与地方派系问题，经济领域的土地改革、产业发展等问题，以及台湾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进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过程中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值得深入探究。可以说，尚待大陆学者关注的议题远超过已经涉足的议题。战后台湾史研究是构建台湾史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化拓展台湾史研究最有广阔前景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于专题研究与台湾通史编纂问题。专与通是史学研究相辅相成的两条路径。具体而言，没有深入的台湾史专题研究，就不可能编纂体系完整的台湾通史；相反，没有贯通的台湾史眼光，也难以做好台湾史专题研究。以上简要探讨了各个时段的台湾史专题研究特点及其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其实，台湾史区域研究与专史研究也大有可为。如果说史志不分家，那么清代以来台湾各府县（厅州）方志及当代台湾地区各市县、乡镇、村里新修的地方志，都可以纳入台湾史区域研究的范围。但作为历史学范畴的专题性区域史研究，在台湾史研究领域还有待开拓。同时，还可注意断代台湾史研究，如清代台湾史、日据台湾史、战后台湾史，等等。至于台湾史领域的专史研究，如台湾政治史、台湾经济史、台湾社会史、台湾文化史、台湾思想史、台湾学术史，等等，以及断代专门史，如清代台湾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日据台湾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战后台湾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等等，也较少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这些断代史与专门史的研究，既是对各个时代或专题研究领域的阶段性小结，同时也是编纂台湾通史的重要学术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台湾通史的编纂是构建台湾史学术体系的重要途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20世纪20年代初，连横的《台湾通史》主要建基于清代各种台湾方志。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五部有代表性的台湾通史著作：刘大年等著《台湾历史概述》（1956）、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1982）、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1996）、张海鹏与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2012）、陈支平主编《台湾通史》（2020）。这是不同时期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陆学界台湾史专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基本水准。就陈支平教授主编的最新的、规模最大的六卷本《台湾通史》而言，战后台湾史仅占一卷即1/6的篇幅，明显厚古薄今。这便充分表明了战后台湾史研究非常薄弱的现状，同时揭示了战后台湾史研究大有可为的广阔前景。在努力推动台湾史专题研究，尤其在深化拓展战后台湾史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一定时期的学术再积累，学界仍然期待一部更加完整的，全面、深入、系统地叙述台湾历史的多卷本《台湾通史》，以进一步夯实与完善台湾史学术体系。

三、 筑牢台湾史话语体系

　　台湾史话语体系是台湾史“三大体系”的表征，是指台湾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与表述方式，回答台湾史怎么样的问题，就是台湾史的样态如何呈现出来，涉及台湾史研究的史观与话语系统等问题，具体而言就是用什么台湾史观主导的话语系统建构一部台湾史的问题。

　　史观或历史观，是历史研究的立场与指导思想，关涉对历史的根本看法问题。不同的史观，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或话语系统，从而使历史呈现不同的样态。在台湾史研究中，存在着统一史观（或中国史观）与“台独”史观的对立。持统一史观者站在中国史的立场上，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持“台独”史观者，站在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上，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割裂开来，甚至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起来。这样对立的两个台湾史观，自然有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从而呈现两种不同的台湾史。

　　大体而言，台湾学界的台湾史观有从统一史观向“台独”史观转变的历程。统一史观曾经在两蒋时期占据学界主导地位，“台独”史观是暗流。从李登辉时期开始，统一史观逐渐边缘化，各种“台独”史观竞相登场。现在“台独”史观是主流。

　　早在两蒋时期，国民党政权也主张两岸统一，台湾岛内的台湾史研究学者基本上都持统一史观。郭廷以1954年出版《台湾史事概说》，在“引言”里便开宗明义说：“台湾之为中国之不可分的一部分，一如山东、河南或福建、广东，是绝不容疑，而为人所公认的，所不同的不过是地理上的分别，一为海岛，一为大陆而已。”方豪撰于1970年代末的《台湾早期史纲》也说：“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凡世代栖息于中国境内的族群，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曹永和早期研究台湾史时，也是非常自然地把台湾历史看作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部分。他特别强调，康熙统一台湾使“台湾与中国名实连成一体，变成不可分的一部”，并坦承：“台湾开发之成就，完全是我先人自动积极经营之成果，是中华民族元气之发挥。”这些都是典型的统一史观话语。

　　当时，“台独”势力在岛内没有生存空间，只能在日本、美国等海外活动，其中史明与王育德是颇有代表性的“台独”活动家和宣传家。史明1962年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台湾人四百年史》（1980年出版中文增订版），是“台独”史观重要的宣传品。史明标榜用唯物史观撰写台湾史，有谓：“站在台湾人劳苦大众的立场”，“以分析基层构造即社会经济为出发点，来观察台湾社会各阶段的形成发展”，“阐述台湾民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史明“台独”史观的核心观点是虚构“台湾民族”论，把荷兰、明郑、清朝、日本、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都看成“外来统治者”，认为“台湾是一贯为外来统治者的殖民地”，最终目的是要“建设台湾人自己的国家”。“台独”史观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用唯物史观相标榜，只是欺骗大众。王育德1964年也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台湾：苦闷的历史》（1970年修订版，1979年中文版改名《苦闷的台湾》），也是“台独”史观重要的宣传品。王育德与史明的“台独”史观相似，其中心观点也是虚构的“台湾民族”论。他认为：“台湾属于台湾人；只有台湾人才是台湾真正的主人翁。”他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认为要“建立台湾人的台湾共和国”，就要进行“台湾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斗争”，并把这看作“一种殖民地解放运动”。史明与王育德的“台独”宣传著作当时难以进入台湾岛内，只能在地下秘密传播，但在后两蒋时期却对“台独”史观的塑造推波助澜，影响非常恶劣。

　　李登辉时期逐渐走上分离主义道路，在建构所谓“台湾主体性”的政治操弄下，各种“台独”史观泛滥。曹永和1990年提出“台湾岛史”概念。他自称因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提出“台湾岛史”概念，把台湾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舞台，主张台湾史研究要“超越政治史的限制，跳脱国家单位的范围，而朝人民的、区域的历史去发展”。他还说：“我们应将台湾岛放置在当代的国际架构内，进而从世界潮流的走向、国际局势的动态演变中，认识台湾所扮演的角色。”提倡要超越“过去的汉人中华沙文主义”，研究“多族群的台湾岛史”。曹永和此前的台湾史著作都是统一史观，其“台湾岛史”概念表述相当模糊，但其要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的意图很清晰。杜正胜在1990年代中期提出“同心圆史观”。他所谓的“同心圆”历史构架，是“以台湾做中心，一圈圈往外认识世界，认识历史”。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既是一个历史观，还是一种历史教改方案。他认为，这个贯彻“同心圆史观”的教改方案，要“扬弃过去四十多年以中国史为主体的历史教育，改以台湾为核心……依同心圆方式，由内到外，从乡土史、台湾史、中国史、亚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渐进”。杜正胜在李登辉时期主持编写初中教科书《认识台湾（社会篇）》；在陈水扁时期又出任教育部门负责人，主导台湾历史课纲修订与教科书编纂，用所谓“同心圆史观”把“台独”史观直接渗透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严重影响了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观教育。

　　另外，还有陈芳明、张炎宪的“台湾主体史观”。陈芳明直言不讳其“台湾主体史观”是“台独”史观，有谓：“如果说，台独理论的建立必须透过历史解释来澄清，那么，我的一些研究工作诚然符合了建立台湾独立理论的要求。”如何建立完整的台湾史观，他认为：“对台湾史的研究，如果只是站在中国史观来看，必有所偏。客观的史实，强烈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中国史、亚洲史以及世界史的视野。把触须伸向世界，为的是要回归到台湾史的主体。”张炎宪把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与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推崇为台湾主体性历史建构的鼻祖。他也主张在台湾史研究中建立台湾主体性，有谓：“台湾史研究如何建立台湾观点？这与台湾主体性是否能够建立有关。台湾主体性的建立与台湾人意识、台湾国民国家的建构有密切关系。”他特别强调，无论荷兰、西班牙、日本，还是明郑、清朝、国民党政权，对台湾来说，“都是外来政权”。这些政权“都使台湾历史染上殖民地性格”。台湾历史的解释权一直被当政者掌握。如何建立台湾主体性，他提出两方面建议：“台湾历史研究首先要突破官方说法，以台湾民众的观点，重新诠释台湾人民在这块岛屿上的奋斗历史。其次，台湾史研究应突破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正统论、统一论、中国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优越论和汉人中心主义等观点。”这些都是对李登辉政治操弄“台湾主体性”的学术回应。

　　近来，张隆志又概括出“台湾中心观史学”。他自称受美国史家柯文（Paul A. Cohen）“中国中心观”影响提出“台湾中心观点”，以区别于“之前的中国地方史、日本殖民地史、西方区域研究，以及本土反对运动论述等研究传统”。他认为，“台湾中心观史学”在方法论上有四个特征：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从土地与人民的观点出发，强调岛屿的历史特殊性与文化主体性”；二是在空间范畴方面，“不再仅以中国地方史和移民开发史为主要问题意识，更重视台湾内部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差异，以及台湾与东南亚、中国大陆与大洋洲等地区的网络与交流”；三是在历史分期方面，“检讨过去以中国民族主义史观及政治性断代分期，以多语文史料重新发掘荷西时期和日治时期史实，并从长时段的观点理解台湾社会形构及历史特色”；四是在历史叙事架构及书写再现方面，“也从过去以统治政权和优势族群为主的政治史及开发史论述，转变为以土地和人民为主的社会文化史书写”。这是台湾岛内新一代台湾史研究者对曹永和“台湾岛史”概念的推衍。

　　以上史明、王育德虚构的所谓“台湾民族”论，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陈芳明、张炎宪的“台湾主体史观”，以及张隆志的“台湾中心观史学”等各种“台独”史观，最根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使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割裂开来，甚至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起来，把中国史看作外国史，把历代在台湾统治的明郑政权、清朝政府与国民党政权看作与荷兰、西班牙、日本殖民者一样的外国政权，其政治企图都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与“台独”史观针锋相对，大陆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台湾史研究始终坚持统一史观，一般笼统地用中国史观，认定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台湾史是中国地方史。

　　早在两岸关系从分隔对峙到渐趋和缓之时，大陆对台政策也从“解放台湾”转向“和平统一”，统一是终极目的。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都是统一史观（中国史观）。刘大年等1956年著《台湾历史概述》开宗明义便说：“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的历史发展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陈碧笙1982年出版的台湾史著作直接取名《台湾地方史》，理由是“台湾地方史”一词“可以较好地表明台湾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史观话语。

　　在两岸关系可以沟通交流以后，学界也开始讨论台湾史研究的史观问题。陈孔立在1996年应台湾《历史》月刊之邀参与“两岸对峙下的台湾史观”讨论时，就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史观的观点。他说：“台湾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全国的历史有着共同性；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它的历史也必然有其特殊性。如果只强调共同性，而忽略其特殊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台湾的历史，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台湾的现实；如果只强调其特殊性，而忽略了共同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两岸关系和当前的两岸关系，也无法正确认识和对待台湾的前途问题。”张海鹏对台湾史研究中的中国史观的阐释，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从历史和现实来说，台湾从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站在中国史和台湾史的立场，所谓‘国家认同’自然是认同中国，不存在其他的所谓‘国家认同’问题。研究台湾史，研究中国史，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台湾史，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史在中国历史中的独特性；从台湾史的角度看中国史，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同质性。台湾史与中国大陆各省的历史相比较，各有独特的史实，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特色。贯穿其中的共同特点，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是共同的经济、政治发展的路向。尽管日据五十年，日本的殖民文化曾经强行影响了台湾，但是，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共相在台湾社会有着强烈的存在，难以消灭。”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国史观，是大陆学界研究台湾史的基本指导思想。

　　有鉴于中国史观或统一史观较为宽泛，笔者针对“台独”史观提出更加具体的两岸一体史观。历史研究的史观的提出要符合历史实际。两岸一体史观是基于台海两岸关系历史演进的基本史实的理论概括，强调台海两岸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有四层含义：第一，台海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两岸关系历来是休戚与共的；第二，这个共同体不只是地缘的接近，更是历史形成的制度体系；第三，这个共同体是不可分割的，即使可能短暂分离，但终归是要统一的；第四，从台海两岸历史进程来看，这个共同体就是中国，台湾是这个共同体也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史观的提出，有助于破解各种“台独”史观的谬论，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台湾史研究，也有助于引导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需要说明的是，两岸一体史观也是中国史观或统一史观的一种，两者并不冲突。

　　统一史观与“台独”史观如何建构不同话语的台湾史？这里略谈几个重要的研究论题，以举例说明。

　　一是关于台湾早期住民的来源与“南岛语族”问题。台湾岛不能自然进化出人类，其早期住民均来自岛外。持统一史观者认为台湾早期住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属于古代“百越”民族的一支，肯定两岸人种上的渊源关系。持“台独”史观者特意强调台湾早期住民的所谓“南岛语族”属性，有意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实际上，国际学界关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的主流观点，是以“闽台说”为基础的中国大陆起源论。这个主流观点说明，台湾早期住民属于“南岛语族”，而“南岛语族”又主要起源于中国大陆，那么台湾早期住民无疑便主要来源于中国大陆，从人种上无论如何都无法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二是关于所谓“台湾四百年史”问题。“台独”论者所谓“台湾四百年史”，如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把台湾的历史说成是从荷兰占领开始的，距今约四百年。他认为是荷兰与西班牙“最早占领台湾”，并说：“这样从远方涌到的欧罗巴人，竟比和台湾具有邻接关系的中国大陆人，先一步征服台湾，这对于在他们统治下即将诞生的‘汉人开拓者社会’，打下了和中国不同的社会发展的方向。”言下之意，是荷兰与西班牙的统治使台湾走上了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发展方向。于是，“台独”政客们也不断叫嚷“台湾四百年史”，以此来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历史真的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大陆学者张崇根著《台湾四百年前史》，综合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地质学、文献学、古人类学、古文字学等学科资料和成果，系统叙述了从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滨文化，到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南——这样一部完整的“台湾四百年”之前源远流长的历史，并以雄辩的事实得出“台湾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的结论。这是对“台独”史观的有力驳斥。

　　三是关于荷据台湾与汉人移民问题。“台独”论者刻意把荷兰侵入台湾看作台湾开发史的源头，刻意隐瞒早期汉人移民开发台湾的贡献，甚至捏造史实，认为：“台湾成为汉人移民的地区，始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奖励。”“台湾的汉人社会的建立，不能不归功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招募。”事实上，早在荷兰人窃踞台南大员港之前，已有不少汉人海商集团如林道乾、林凤、袁进、李忠、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到过台湾或在台湾盘踞多年。明朝福建水师军官赵若思（秉鉴）还曾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率军进驻台湾西南部，在赤勘（嵌）修建城堡，实施管理。这代表中国政府的管辖权已正式及于台湾本岛，比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早了整整7年。从荷兰史料《巴达维亚城日记》等发现，荷兰人初到台南大员港时，便发现当地汉人鼓动少数民族抵制荷兰人到来，并有大量汉人渔民和商人在台湾从事渔业及商业活动。这些都表明汉人比荷兰人更早到台湾，更早开发台湾。在这些确凿的史实面前，“台独”论者捏造的谎言不攻自破。

　　四是关于清代台湾史的地位问题。清朝治理与开发台湾200余年，使台湾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基本上完成了与中国大陆一体化的进程，并成为大一统中国主权与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清朝治理台湾最大的历史贡献。可是，“台独”论者却有意漠视、淡化这段历史，甚至作出一些歪曲的解释。周婉窈的《台湾历史图说》根本不提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只是在“汉人的原乡与移垦社会”和“汉人与原住民的关系”两章标题下不着边际地“捣糨糊”，甚至把乙未割台称为“改朝换代”，清朝治理和开发台湾200余年的历史几乎被一笔抹杀。王育德的《苦闷的台湾》在清朝时代（1683—1895）这一章的主标题是“血汗的累积”。他征引日本人伊能嘉矩的说法，认为：“清朝两百余年的统治，实际上就是对移民叛乱的镇压和漫无计划的抚绥工作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清代台湾史就是一部台湾人的血泪史。“台独”论者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据时期，完全抹杀清朝洋务运动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这更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晚清时期，面对日本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加强海防建设，台湾从福建省的一个府，升格为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行省。在洋务派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领导与推动下，台湾的洋务运动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也得以顺利开展。这个毋庸置疑的客观历史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台独”论者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据时期的谬论。

　　五是关于日据时期所谓“殖民地现代性”问题。“台独”论者往往津津乐道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认为日本给台湾带来了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化，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感恩戴德，其“亲日”“媚日”之态溢于言表。王育德甚至称：“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时间内孜孜经营，把台湾建设成几乎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吴密察以1895年日本据台作为台湾近代史的起点，其《台湾近代史研究》一书“对于近代日本政治过程与台湾统治政策史的研究，则显示出日本殖民对于台湾近代政治发展的划时代意义和深刻影响”。“台独”论者宣扬“殖民统治有益论”，极力美化日据时期日本的殖民统治，片面认为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了所谓“现代性”，而完全漠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掠夺，以及对台湾民众血腥屠杀的客观事实。关于殖民地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这便涉及从宏观上总体把握日据时期台湾史的评价问题。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具有掠夺性与先进性的双重性质，控制与掠夺是其战略目标。所谓先进性，不过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说“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已。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也不例外。应该说，日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台湾带来了某些现代性，但无可否认，这是建立在日本对台湾全面掠夺的基础上，而且是从属于其殖民侵略战略目标的附带效果。那种无视日本殖民侵略的掠夺性，而一味片面美化所谓“殖民地现代性”效用的观点，完全是缺乏理性与良知的非历史主义的无稽之谈。

　　六是关于二二八事件评价问题。“台独”论者出于“去中国化”的目的，挑起省籍矛盾，把二二八事件看作是台湾人反抗中国人的开端，是一场本省人反外省人、反外来政权，以争取“台湾独立”而遭到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的悲情运动。因而，他们认为二二八事件是“战后台湾独立运动的滥觞”；是“台独”的起点，在台湾戒严时期始终是海外“台独”运动最重要的精神来源，并在台湾解严之后“逐渐‘图腾化’而成为台独的神主牌、台独之魂”。“台独”势力不断利用二二八事件进行政治操弄，在选举中当作选票的收割机，鼓动蓝绿恶斗，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回到历史现场，澄清历史真相。其实，当时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台湾人民反暴政、争民主的斗争与大陆各地人民的斗争性质是相同的，是整个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次事件的突然爆发，是日据台湾以来台湾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从整个中国来说，二二八事件则只是当时全国阶级斗争大浪涛中的一朵浪花。今天有人借事件之初排斥外省人的现象，鼓吹二二八事件是‘族群冲突’，借此为他们分裂国家的‘台独’路线服务。显然，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七是关于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问题。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得到《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国际法文件的确认，也得到盟国尤其是美国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出于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需要，美国又自食其言，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炮制“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并用中国政府并不承认的《旧金山和约》的模糊措辞欺世盗名，粗暴干涉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以控制台湾当作制约中国大陆的一枚棋子。“台独”论者随着美国论调起舞。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如史明认为：“该和约因未具明确规定台湾应属中国或其他特定国的任何条款，从此，‘台湾’就在‘法定地位’未确定的状态之下，被蒋家政权一直‘占领’着。”另一方面又肆意否认《开罗宣言》，如王育德说：“《开罗宣言》的决定事先未与台湾人磋商，因此台湾人不受其拘束——这是台湾人的主张。”近年来，“独派”大佬吕秀莲还多次叫嚣：“《开罗宣言》只是新闻稿，不是正式国际和约，也未言明台湾归属谁。”荒谬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竟然成为台湾岛内“独派”势力炮制法理“台独”的一个核心理论，不时沉渣泛起。

　　八是关于战后国民党“白色恐怖”与台湾经济起飞问题。国民党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在台湾岛内实行全岛戒严，大肆屠杀中共地下党，制造“白色恐怖”，难免牵连不少无辜百姓。“台独”论者便借以攻击国民党“外来政权”残暴统治台湾人民。民进党取得执政权之后，更是推行所谓“转型正义”，要清算国民党的血腥罪行。至于台湾在两蒋时期实现经济起飞，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被“台独”论者归功于日本的“殖民遗产”和美国的经济援助等外部因素，而从根本上忽视国民党主导的经济政策，尽可能淡化国民党在台湾的建设成就。

　　显然，统一史观与“台独”史观不同的话语系统，建构了不同的台湾史实，其是非对错不用智者分辨。在“台独”论者看来，历史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所谓“台湾史研究”便成为其宣扬“台独”的道具。为了达到“去中国化”的政治目的，切割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他们不惜曲解史料，歪曲史实，甚至有选择性地偏向某些研究领域，比如放大荷据与日据台湾的历史影响，而有意忽视清朝治理与开发台湾200余年的历史，数典忘祖，无所不用其极。清理“台独”史观的谬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台湾史研究，筑牢台湾史话语体系，掌握台湾历史解释话语权，实事求是地复原真实的台湾历史，是科学理性的台湾史研究的不二法门。

四、 结语

　　台湾史是一门兼具学术与政治意义的新兴特色学科。自1949年海峡两岸分隔以来，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台湾问题，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经过海内外学界70多年的开拓研究，业已形成一门独具特色的台湾史学科。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台湾史研究还只是一门非常年轻而并不成熟的新兴学科，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三大体系”建设，还是各个具体领域的专题研究，都有待于学界同仁不断地深入探索和努力开拓。

　　台湾史“三大体系”的内部结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学科体系是基本框架，学术体系是核心内容，话语体系是表现形式，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台湾史研究体系。大力完善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学术研究方面，可以推动台湾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加强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和创新，有助于深化台湾史前文化与早期住民来源问题研究、荷据与明郑以前早期台湾史研究，以及清代台湾史、日据台湾史与战后台湾史等各个时段的专题研究；同时，在这些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建构台湾通史的理论体系，为编纂史观正确、体系完整的《台湾通史》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

　　在现实政治方面，可以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智慧。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台湾的现实与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密切的关系，不瞭解台湾的历史，就难以准确地瞭解台湾的现实。”当前台海形势仍然非常复杂，但台湾问题的解决势在必行。历史昭示现实：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加强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和创新，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台湾史观，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牢固掌握台湾历史解释话语权，破解各种“台独”史观的谬论，为“反独促统”建言献策，以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这是新时代台湾史研究者的庄严使命。

（文章来源：《台湾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创刊号），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