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悌出身没落的满族世家，一生历道、咸、同、光、宣五朝，见证了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从日薄西山到崩溃瓦解的整个历程。他暴得大名，首先缘于御史任上严劾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不但成为满汉保守派攻击“康党”的重要口实，所举各项“康党”罪状，亦成为戊戌党狱之关键证词。戊戌政变后，文悌外任河南府知府，参与筹议洛阳陪都事宜。庚子事变后，他积极运动各方权要，欲赴行在瞻觐而未果。辛丑两宫回銮，路经洛阳，文悌大肆铺张，竭力迎逢慈禧太后及其心腹，引起朝野侧目，却未能如愿升迁。文悌前后为官45载，以贵东道终仕，处处标榜满族利益，动辄挥舞“文死谏”的道德大旗。揭櫫其人其事，尤其是他在晚清一系列重大变局中的观察与因应，有助于认识满族中下层官员的政治心态与当时深刻的满汉畛域，丰富对相关人物史事的理解。

 

 

 

 

【关键词】

　　文悌 满族官员 戊戌变法 庚子事变 辛丑回銮

 

 

 

 

　　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采用分期的方法展开论述。这种论述模式有其合理性，但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尤其是在人物研究方面。以李端棻、宋伯鲁、文悌、杨崇伊等人为例，学界往往只关注他们作为“戊戌人物”的一面，而对其此前、此后的经历普遍所知甚少。这种“掐头去尾”式的论述模式，很容易遮蔽人物的多面性和历史的复杂性，陷入片面化、简单化的误区。

 

 

 

 

　　就文悌而言，他于晚清政局关联最大者，诚属其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康有为称：“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并将康广仁、杨深秀之死和张荫桓遣戍，都归咎于文悌。梁启超也揭露：“政变后之伪谕，为康先生谋围颐和园，实自文悌起也。”职此之故，学界对文悌的研究几乎都是紧扣康有为代文悌草折和文悌劾康这两层阐发，而于其出身背景、仕途浮沉鲜有深究。事实上，文悌在御史任上影响固大，但为时仅半年，他最主要的身份还是满族官员。受史料和研究视野所限，目前学界对晚清满族人物的认识远不够深入。文悌是当时少有的阅历丰富、乐于著述、性格张扬的人物，且对戊戌至辛丑年间的高层政局有过特殊影响，系统梳理其人生履迹，有助于近距离观察满族官员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取向，充实晚清史的研究内容。

 

 

 

 

一、 家世和早年经历

 

 

 

 

　　文悌1849年生，正黄旗人，苏完瓜尔佳氏，字仲恭，号仰白、绿杉居士。自称清初名臣费英东后裔，幼年失怙，嗣父成瑞官至浙江富阳知县。同治三年（1864），以官学生捐纳户部笔帖式，递次升至郎中。光绪十一年（1885），简任河南开封遗缺知府，旋补归德知府。光绪十六年（1890），丁忧回旗，内用为户部员外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次年夏，因言获咎，回本衙门行走。戊戌政变后，外任河南府知府。光绪二十九年（1903），迁贵州贵西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调贵东道，宣统二年（1910）称病开缺回旗。

 

 

 

 

　　文悌自幼聪颖好学，曾受教于满族名士宜绶、蒙古状元崇绮，能诗画，习弓马，少时一度离家远游，增广见闻。其撰《感怀身世诗百韵》曰：“忆我少小日，自命才匪凡。坠地为公孙，家事承躬桓。七岁举神童，刘晏疑比肩。十一通九经，十三文成篇。十五作壮游，万里具丹箯。……周岁归里居，伏案仍丹铅。百家亶历览，小道亦可观。”这既彰显了他在旗人子弟中的与众不同，也暴露了其自命不凡的性格。

 

 

 

 

　　同治初，文悌和部分满蒙俊彦结成“探骊吟社”。志觐介绍该社背景称：“当毅皇帝朝，大憝削平，四宇清晏。士大夫多暇日，辟吟社日下，总持风雅。宝竹坡廷、文仲恭悌、王芷亭道士暨先庆远兄迭为宾主。达官、词客、山人之以五七言鸣者，罔不集，集必十数人，人或三五艺，传钞遍京华。……呜呼哉，百年来鲜兹坛坫也。”《日下联吟集》有文悌简介曰：“人聪敏能饮，善舞剑、投壶，诗有奇气。”内节选其《拟杜工部前出塞》诗一首，意境豪放。“天山九月雪，壮士出交河。饮马长城窟，天寒水不波。一将倖成功，万骨堆山阿。寄语长征人，杀伤胡可多？”文悌早年与宝廷最称莫逆，其嗣父成瑞即宝廷之叔。同治四年，宝廷赋《文仲恭醉后有愿为余妇之语虽一时戏言然怜才之心可谓至矣感而有作》一首，推其为知己。“茫茫天地间，尚有怜我者。或君为我妇，或我为君妻。今生不能成，来世应可期。”这显示出二人性格中同属不羁的一面。

 

 

 

 

　　如果说耽于吟咏，成就了文悌“才子”之名，二十余岁时“驰马试剑，习拳勇技击，纵丝竹田猎”，则使其一度以“侠客”自许，尽管事后回忆起来，他常有种欲语还休的怅然。这与其调充神机营委员而遇挫相关。“从军畿南防堵。值岁底，统军者私入京回家度岁，以致士卒潜归者半。余心危之，乞病退。”在更晚一些的记载中，他则直言自己是因开罪醇亲王奕譞而被迫离营：“统军副都统旷职，卑府实言之，王不悦而离营也。”

 

 

 

 

　　不久文悌家境转贫，妻、母也相继去世，更兼仕途蹭蹬，历时15年才题升主事，还每每遭到同僚嘲讽。“理乱那预谋，奔走诚可怜。夏畦谄日甚，人尚嗤狂颠。”直到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出掌户部，他的仕途才有所起色。文悌之所以受到阎氏赏识，自称是曾上万言书，谏以“核实认真、信赏必罚”。沈宗畸却断言阎氏是被文悌巧言所愚：“仲恭到部后，家已中落，有世代交易之估衣店一处。衣肆主人曰：‘能厚给我，富贵且立至。’仲恭请其说。肆主曰：‘但如我教而行可耳！’……文介性尚节俭，未莅署之先，部曹皆争市敝旧官服。……一日，各员接见，众皆衣色敝坏，文独袍服崭新。文介色不怿，谓之曰：‘我辈乃心国家，首宜崇俭。’方语至此，仲恭儳曰：‘司员父祖皆宦达，故教子弟不敢以伪事尊上。司员所著，尚是箧中故物；各司员所著，皆闻堂宪莅任有日，买自衣肆者，大有踊贵屦贱之势。’文介改容，因饬其与汉司员清厘部案。此为进身之始，皆肆主人所教也。”

 

 

 

 

　　无论何说为是，文悌有心投阎氏所好并且受到重用，系属实情。

 

 

 

 

　　此后，文悌迅速在户部乃至京城官场崭露头角：“余三十三岁，户部奏派会记通部出入，总核天下财赋，编订会记录呈进。……余三十四岁，为户部陕西司掌印，与主稿施君子谦筹议新疆改立行省，每年节存兵饷千余万两。……光绪九年，法越构兵，天下骚动，增兵添饷，皆余经理。……是时，余在户部掌三司处印钥，五处所总办，又帮办宝泉局监督，两次奏带随钦差查办事件。”由于文悌与阎敬铭过从甚密，曾有友人以“党祸”讽之，还有同僚呼其“第七堂官”，可见文悌当时之招摇自得。不过事后他只承认受阎氏知己之遇，而将其升迁归功于满尚书景廉“特为拔擢”。光绪十年（1884），文悌建议“清查旗饷冒领，并另拟筹皇家袒免外宗禄，及八旗孤寡生计专款，勿混饷额”，却被内阁侍读学士延茂指名严参，斥为“伤国体”“违祖制”。然而朝廷并未降罪，令文悌感恩不已，叹为“历来司员被参所未有者”。也是这一时期，他开始“幡然讲经济”，“兼取泰西文字、条约、公法、洋报纵观之”。

 

 

 

 

　　光绪十一年，文悌以京察一等简任河南开封遗缺知府，次年补归德知府。这是其首次外任。文悌曾赋诗记咏其赴永城灭蝗、应对黄河决口、赈抚民众诸政绩，还详细列举了自己推行礼乐教化的种种作为。“余在郡不满四年，创建先农坛、风云雷雨坛各一区，修建孔子习礼祠、节孝祠、昭忠祠、木兰祠、微子庙各一所，添置文修、文雅、文治三书院，修理文正一书院，修改城楼四座，城壕九千余丈，零修公廨十五处，府署增房宇十四间，添置文庙祭乐器全分，购入书院书籍四千余卷，皆报省有案。此外，修桥梁，设粥厂，棲流亡，养瞽废，恤乞丐，以及练壮勇，禁赌博，捕盗贼，备赏犒，皆以每年所入公费全用于郡，并未捐派一人一钱。……去任后，闻郡人士为余建生祠，亦可愧矣。”

 

 

 

 

　　由于相关史料缺乏，除文悌自记外，其归德宦迹实难钩沉，但其重修商丘文雅台，确有遗迹存世。“文悌来商，目睹士子多不习碑帖，涂鸦墨猪，贻笑于人。于是便筹巨资，派人前往西安、曲阜两处碑林，挑选镌碑名手，翻刻名碑数十种，用毡条包裹，雇驮骡运至商丘；将文雅台旧房拆除，建新房数十间，将碑刻石条分别嵌于正殿东侧3间北屋之内。”光绪十五年，他还捐献郑州河工银1000两，被朝廷奖给花翎。御史胡孚宸称其归德任上，颇有“循良颂声”。不过与文悌有隙的张元翰、张宗芳父子却给出另一说法：“归德文雅台，文悌为郡时，尽私粜九州县常平仓谷，以修复为名，而自建生祠大成殿侧。府君过之，赋诗征叹其奢丽，失圣人之意而已。”

 

 

 

 

　　文悌40岁时，嗣父去世，依例回旗丁忧，但因其任上挪欠公款上万两，不得不滞留当地，倾家、借贷以偿。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是坚决否认的。“罢郡之日，橐无一金，且有逋责也。”文悌还称，事后“承抚司同以‘实心任事’加考，给咨回旗。回忆放缺谢恩之日，召见聆训，亦令实心任事、体恤民隐。今恰得此考回，庶几无愧与。”

 

 

 

 

　　一个人早年的背景经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日后的思想认识和行为选择。文悌生性自负，为人高调，曾以“十岁为神童，二十为侠客，三十为才士，四十为名宦”概括自己前半生的人生履迹，加上其引以为傲的“坠地为公孙”，恰好勾勒出其任职御史前的基本面貌。文悌不但一直以出身满族世家为荣，亲朋师友也以满蒙人士为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政治信仰和思想倾向。此外，得益于在户部和外任知府期间的历练，他又有一定实干能力和改革意愿，并非顽固不化。其外任知府时，对儒学礼教的推崇，甚至超过许多汉族官员；为人处世也狷介自持，效仿海瑞，“概不递京朝书，虽同学故人，三年亦无一字，人已怪之”。

 

 

 

 

二、 初任御史：借康有为之东风

 

 

 

 

　　光绪十六年冬，文悌服阕百日孝满，奉旨内用，旋授户部浙江司员外郎。起初他还踌躇满志，不料户部堂官翁同龢等无一对其垂青，致其多年置身闲散。他生活上也穷困交加，不但经济极端拮据，还继殒一妻二妾之后，又殒第三妾，并接连夭折子女十余人。加上故交零落，无从排解，文悌常年闭门不出，曾以“杜户谢宾客，绝迹高门前”形容自己寂寞孤苦的状况。直至光绪二十三年冬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他才燃起新的希望。“自念古云不朽之业，立德、立功、立言。德、功非复敢望，后此惟当勉于立言，以副殊荣奇遇耳。”

 

 

 

 

　　文悌出任御史时，适逢列强在华掀起瓜分狂潮，官绅士子们竞相献计献策。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1898年3月22日），文悌首次出奏，胪列四款：一曰“法祖”，力返满族纯朴质实旧习；二曰“尊师”，阐明孔子之道，令儒臣进讲四书五经，敦促各地文庙、官学、书院、学堂和洋务局所宣讲儒学；三曰“纳言”，台谏翰林及京外臣工若有嘉谋灼见，准许上奏或呈请上司代奏；四曰“勤政”，举行御门典礼，将在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科道暨各部院掌印官宣至御前训诫，并仿清初成案，“或在南书房、懋勤殿立一召对处，选儒臣备顾问”。为筹备此次上奏，他不但筹划两月之久，还请康有为代为拟折。对于二人结识的渊源，文悌在与康决裂后有一说明，称是该年二月康托阎敬铭之子阎迺竹介绍，主动上门攀交，并在此后两三月间登门十余次。其说大致可信。当时除文悌外，康也在积极拉拢其他言官，俾其充当“己党”的政治喉舌。孔祥吉、茅海建都曾指出，文悌在康拟稿的基础上有所改动；茅海建还强调“其主旨已变”。笔者看法相同，文悌该折虽然掺杂了“康党”当时津津乐道的御门誓众、设召对处诸想法，但字里行间反复强调的，主要还是清朝的成规旧制和儒学礼教。不但如此，同日他还有一附片，请旨饬下各衙门先尽出色得力人员保送宗室和满蒙御史，翰林院满蒙编检亦准照汉员一体保送御史，以扩大满人的政治发言权。这与“康党”的政治关怀更是毫不搭界。换言之，文悌与康结缘之初，已经埋下彼此“缘散”的伏笔。

 

 

 

 

　　文悌偏于保守的万言书，并未打动光绪帝，但其三月初五日（3月26）呈递的《请捐躯以拒俄联英疏》，却颇引时人关注。该折针对俄国强租旅大事件，自请赴俄辩论，俄如不悟，则蹈海而死，再由朝廷布告英、日等国评断是非，协助阻止。该折同样由康有为草拟，文悌也同样有所改动。康自编年谱称：“时御史文悌素托大言，谓欲愿一死以报国。又见华再云辉、高理臣（按：高燮曾）、王佑遐（按：王鹏运）等，劝共联入乾清门，伏阙痛哭请拒俄变法，文悌许之，杨漪川（按：杨深秀）亦许之。吾爱漪川欲留为他日，乃为文悌草折。及彼上时，自改请令使俄辩之，若不许，则自刎俄人前，盖逆知朝廷必不听其使俄生事也。” “素托大言”四字，生动反映了文悌好放言高论的性格，而康将草折交文悌而非杨深秀代奏，以及文悌将拒俄变法改为自请使俄，也再度凸显了二人各取所需、彼此利用的一面。

 

 

 

 

　　文悌该折虽未被朝廷采纳，却被国内各报竞相转载，背后不无他自行炒作和“康党”推动宣传的因素。《知新报》还有文悌附记曰：“自愧诚不足以格君，聊且苟全性命于当世耳。”社会上对文悌此举也褒贬不一，嘉许其志者固有之，质疑其沽名钓誉，乃至直言其策不可行者亦有之：“姑弗论朝廷不欲开罪与国，断不能允其所请，即使衔命竟行，而彼国已知来意，君臣皆拒而弗见，将奈何？或虽得见，而制之使必不得死，将奈何？……文侍御殆当急迫之时，未暇深思而熟计乎。”

 

 

 

 

　　时隔不久，京城又因保国会的成立掀起轩然大波。该年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鉴于外侮频仍，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等发动各省公车、京官百余人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入会者捐银2两。《国闻报》曾刊布《京城保国会题名记》，无文悌之名。但黄彰健已证实，该题名并不完备。在保国会会员张鸿创作的历史小说《续孽海花》中，披露了不少该会的原始资料，还提及文悌（影射名“武义”）荐康为总理并争当副总理。然而保国会甫一成立，便遭到礼部尚书许应骙、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等人的阻挠诋毁。李盛铎也于闰三月十三日“参保国会以求自免”。保国会由此被迫中止活动，康处境维艰，“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

 

 

 

 

　　文悌与康结交，原本就意存投机，保国会的备受争议和李盛铎的急于自保，无疑对他有所触动。闰三月十五日上奏的《德人作践孔庙亟宜评断赔修折》就是文悌对其立场的暗中撇清。该折表面上是谴责德人损毁即墨圣像，却掺杂了对伸民权、兴党会诸说的批评，含沙射影地攻击了康有为与保国会：“中国迩来气机日变，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之说日出而不穷，以算学家言之，是殆乱之起点已见，若朝廷并不自收主权，一任伈伈伣伣，诸臣粉饰推延，苟求安静，诚恐有借题行文，假托保教为名，而公然哄斗者，则土崩瓦解，大乱立成矣。”只是与李盛铎相比，文悌的洗刷更具隐蔽意味（甚至可能是就康氏草折进行修改），亦使“康党”对其日后的反水更加猝不及防。

 

 

 

 

　　此后，文悌虽有意淡化与康有为的联系，却并未中断往来。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文悌奏参云贵总督崧蕃贪纵辜恩、朋比营私，于云南新政奉行不力。该折亦由康氏草拟。孔祥吉认为，该折出自文悌的主动，因康与崧蕃“素无往还，甚少瓜葛”。笔者也认为，其中所述崧蕃早年在吏部的经历，非康氏所知。该折当日交贵州巡抚王毓藻查复，但官官相护，崧蕃并未由此受惩。

 

 

 

 

　　文悌初任御史，就以忧愤国事的志士姿态出现，虽喜唱高调、迹近沽名，但社会观感尚不算差，尤其在一众尸位素餐的满御史中，还显得出类拔萃，被誉为“讲学敢言，满洲矫矫者也”。这是康主动结交文悌的原因所在。而文悌初入台谏，也有意借助康的政治声望和人际网络，提高自身的社会知名度。尽管如此，文悌内心深刻的满汉畛域和偏于保守的政治取向，使其与康的交往，自始就有貌合神离的意味。他历次所上奏章，虽然多请康协助草拟，但定稿往往经其更改而“变调”，尤其在对待改革的问题上，他更多是持有回避或观望态度。文悌还命其仆私下刺探康氏言行，亦显得居心叵测。随着保国会成立后谤言四起，文悌暗中已有意与康拉开距离，迨至百日维新开幕，“康党”深度介入朝局，新旧、满汉党争急遽激化，双方的合作未维持数月，就走向彻底决裂。

 

 

 

 

三、 沽直邀誉：讦“康党”阴私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实行变法。随后清朝中枢开始大换血：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由王文韶继任；裕禄入军机；荣禄出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三军；刑部尚书崇礼兼任步军统领。又，新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须向慈禧太后谢恩。这都宣示了慈禧对朝局的绝对掌控。

 

 

 

 

　　虽然帝后矛盾由来已久，翁同龢毕竟贵为帝师，即便是其政敌荣禄，对其去职，表面上也做出同情姿态。只有文悌毫不掩饰自己幸灾乐祸的心理，于五月初三日送诗骂翁。同时，他与康有为的关系也急遽恶化。因保国会饱受毁谤，康一度有意返粤，还两次向文悌辞行。文悌“讽以归隐，并有劝其切勿走胡、走越之言”。不料康非但未走，还因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于四月二十八日蒙光绪帝召见，任为总理衙门章京，获准专折奏事和进呈书籍。这让文悌觉得受到愚弄和蒙蔽。“不意其伪为归养，以息讥弹，而暗营保荐，以邀登进，……奴才至是始觉其诈伪多端，断乎非忠诚之士，心鄙其人矣。”随后他又通过邸钞得知“康党”频频奏请改革，并与礼部尚书许应骙互劾。为刺探相关内幕，五月初八日，文悌最后一次到访康寓，结果双方又不欢而散：“其家人因奴才问病，引奴才至其卧室，案有洋字股信多件，不暇收拾，康有为形色张皇，忽坐忽立，欲延奴才出坐别室。奴才随仆又闻其弟（按：康广仁）怨其家人，不应将奴才引至其内室。奴才乃匆匆起立，惟告以……万不可分门别户，致成党祸，置国事于不问。而康有为兄弟同言，即今在朝诸人，又何尝以国事为问乎？奴才仍勉以既蒙恩命为总署章京，当谨慎趋公，以图报效。康有为言实不能为此奔走之差，现奉旨进书，书进仍然回籍。其弟又谓奴才云，朝廷特罢制艺，何不从速，仍待下科？且生童小试，尤当速改策论。奴才见其终不可谏，乃舍之而去。”令文悌感到不快的，不仅是康氏兄弟的激进改革见解，还有他们结交洋人和对他的蓄意提防。

 

 

 

 

　　许应骙被劾事件，是百日维新以来“康党”首次与保守派交锋。先是五月初二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参许氏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初四日，许氏奉旨自陈，否认阻挠新政，反劾康“逞厥横议，广通声气，……居心尤不可问”。光绪帝虽对双方皆未追究，但于次日下旨废八股，还是表明了他的态度。然而此事并未作结，反而随着文悌严劾“康党”，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

 

 

 

 

　　五月二十日（7月8日），文悌出奏《言官党庇诬罔折》。其折首先表明心迹，强调自己出身满族世家，“惟知奉公守法，时欲报主捐躯”。进而称“同官中有为人指使，党庇报复，紊乱台规者，奴才于此事确有闻见。”接着交代了他与康有为结识的因缘，及对康从有所欣赏到产生质疑，以至心生鄙夷和观许应骙回奏而决意弹劾的转变过程：“奴才始尚以为其深通洋务，不妨节取所长，留为侦探参访之用，故两次至其寓所回拜，十余次在奴才家与之晤言，虽无一次不规劝其失，于其属托均不敢听受，后亦明知其生事，然不欲参劾，盖恐或阻抑朝廷破格求才之路。今见许应骙所奏历指其奸，若终始不言，则有违皇上破除情面之训，负恩实甚。”文悌主要从四方面攻击了康的异端言行。首先是康的变法理论，尤其是孔子改制说和师法西方说。“阅其著作，以变法为宗，而尤堪骇诧者，托词孔子改制，……及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事事时时以师法日本为长策。”文悌表示自己并不反对西学，但应先修明儒学以“明体”，否则“小则群起斗争，召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其二，揭发康立保国会悖逆不道。“其会规设议员，立总办，收捐款，竟与会匪无异”，且未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此即后来“保中国不保大清”一说的由来。其三，检举康乱政不轨。包括康草拟参广东督抚折和变更制科折，指使其代递；怂恿门生林缵统向其贿买奏章；深夜拜会户部侍郎张荫桓；与康广仁勾结洋人等。其四，指控康与宋伯鲁、杨深秀结党。康曾在文悌处列一御史名单，宋、杨在内；康立保国会，二人两次到会参与；杨初次晤面，“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宋“上设立公司之奏，亦系康有为持此议”；二人联名诬参许应骙。文悌还称留有康历次来函和所拟折底，可上缴备查。

 

 

 

 

　　此前文悌参与过“康党”的若干谋划，其奏应非空穴来风，而其揭发康“保中国不保大清”和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更是当时最严重的政治指控。甲午战后，汉族官绅的排满情绪确已暗流涌动；“康党”尤为激进。梁启超曾私下扬言：“中国之天下已为满人破坏，欲挽回国运，不可不脱离满人之羁绊。”稍后他受聘湖南时务学堂，力主“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康有为亦无异议。满族意识浓厚的文悌，捕捉到“康党”不经意间流露的排满情绪，并不意外。而“康党”有“围园劫后”的密谋，也在现有研究中获得证实。不过文悌上奏的时机和所论话题毕竟太过敏感，难免令人怀疑别有内情。首先，文悌虽称与许应骙向无往来，但字里行间处处抬高、附和许，甚至称许氏“所论康有为各节皆非揣测之辞”，反而显得欲盖弥彰。其次，文悌既称与康晤谈十余次，并揭发其结交台谏、代拟奏稿种种，但为何不当时举发，而是许氏出奏后始行纠参，大有卖友避谤的嫌疑。再者，文悌既知康攀附张荫桓，却避开后者，针对前者，明显是避重就轻。最后，文悌告发“康党”固然不厌其详，但内容琐碎，行文拉杂，反倒暴露了自己格局狭隘、用心诡诈。最重要的，还是光绪帝正有意重用康，文悌的指控不但难以令其采信，反而疑心他“受人唆使”而将其斥革：“向来台谏结党攻讦，各立门户，最为恶习。该御史既称为整肃台规起见，何以躬自蹈此。文悌不胜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门行走。” “康党”由次逃过一大劫。

 

 

 

 

　　不过文悌此举的确打了康有为一个措手不及，即便事后回忆起来，康还后怕不已。康认为，文悌弹劾他的起因是反对废八股，且曾与许应骙等人串谋。“时新定国是，废八股，旧党谤甚沸，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奔走谋之，聚议将联名翻国是，复八股。……许应骙夜走请于刚毅，刚属其牵攻我可免，许从之。……于是与洪嘉与耸文悌劾宋、杨而专意及我。”康还辩称：“彼来吾八次，而谓来二次，彼折皆倩吾作，而攻宋、杨倩吾作折，甚至谓吾尽弃名教，保中国不保大清，……曾访樵野（按：张荫桓），即以为吾宿樵野所。”梁启超撰《杨深秀传》，也强调文悌歪曲和隐瞒了他与“康党”交往的若干内情。该文称，文悌以满人久居内城，“颇愤西后之专横”，他不但向杨深秀私下透露“西后淫乐之事”及贝勒载澍被虐情形，还扬言：“吾少尝慕游侠能逾墙，抚有昆仑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杨以此转告康，康诘责文悌，文惧事泄，“日腾谤于朝以求自解。犹虑不免，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开保国会，为守旧大众所恶，因附会劾之，以媚于众”。梁文作于戊戌政变后，其称文悌私下诋毁慈禧太后，可能属实；但称文悌提议除掉慈禧，遭康诘责而反咬一口，则未免是诿过饰非。六月十二日，户部主事张权给其父张之洞的信中也披露：“有所谓不敢出口之言者，系康向杨深秀言，当今时势，非禅代不可。康又令杨向文言，令其觅一带兵之都统，借兵八千，围颐和园，劫两宫，要以变法。此是其二三月间之语，先以为或系言者之过。及文仲恭劾渠获谴后，在户部署中闻多人皆如此说。”

 

 

 

 

　　被罢御史次日，文悌赋《纪恩诗草》，自诩忠君直谏，而斥康“苏张鼓舌六王宫，履倒冠颠服不衷。改玉立教邦国瘁，捐金内博誉声隆。焚书事见鞅斯后，问鼎心居操莽中。”同日，承恩公崇绮遣子慰问这位早年弟子，声称与之“沆瀣一气”。大学士徐桐盛赞：“仲恭，天下正气也。”刑部主事唐烜五月三十日日记载：“近日（文悌）折已发抄，都中人士盛传诵，以为朝阳鸣凤，虽不见听，亦足作中流之砥柱矣。”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合刻许应骙、文悌劾康奏稿千份，分散两湖。湖南绅士苏舆亦将许、文奏疏辑入《翼教丛编》。“康党”的处境因此更加艰危，“忌者益甚，谣谤纷纭，其诬辞不堪入耳矣”。只有少数维新官绅对“康党”有所回护，如湖南绅士皮锡瑞分析道：“《时务日报》列文悌参康工部疏，讦发阴私，非奏疏体，孔子改制亦非满人所知，谓讲学不应昌言国亡及申民权、去拜跪之类，所见尤陋。惟言其好利、好钻营、钻张樵野之类，当属有因。

 

 

 

 

　　文悌罢职御史后，一度租住龙树寺，生活清苦异常，曾自嘲：“明日荒厨无宿米，料应梦不到黄粱。”七月初二日，因端方馈送早点，他有一回函云：“悌夙能衣粗食淡，此间各刹，皆久接待游人，到处能宿能餐，正无忧饥饿，敢乞公免再继赐，俾得心安。”端方适在京候简，旋迁农工商总局大臣，此举虽属细事，却也可见其有意示好及文悌处境之窘。七月初十日，文悌分户部河南司行走，“到署后，即与同寅诸君畅叙竟日，大抵慨事局之艰难，觉生性之迂拙”，自比苏轼之“满肚皮不合时宜”，还扬言“俟送部文书到日，即当呈请赏假，退守园林”。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宋伯鲁当日被革职。随后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张荫桓革职遣戍。八月十四日上谕宣布“康党”罪状，其一即“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八月二十日，御史胡孚宸奏保文悌有先见之明，并称：“臣久闻该员操守廉洁，才识宏通，服官数十年，一贫如洗。其在户部也，综核精审，素有能名。逮出守归德，尤复卓著，……若久于置散投闲，殊觉可惜。”当日朝廷下旨文悌以知府候补，旋授河南府知府。不久文悌奉旨陛见，面奏：“治兵宜用满员，此旧制也。”

 

 

 

 

　　百日维新期间，文悌严劾“康党”，不但意味着彼此关系的决裂，也是新旧、满汉之争的标志性事件和催化剂。文悌此举，既是出于保守的政治立场和狭隘的种族偏见，也是为了刻意撇清与“康党”的关系，同时不乏沽名钓誉的成分。此后又有湖南举人曾廉、御史杨崇伊相继奏参“康党”，但均不及文悌奏疏流布广泛。政变后和次年冬，清政府两颁上谕，指控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二十五年，满人金梁撰文痛斥这种狭隘的满汉新旧观称：“夫政变以来，新党之积毁亦甚矣，而其说大抵不外二端，一说新党保中国不保大清，一说变法利汉人不利满人。……分满汉于中国，歧中国与大清，此乱臣贼子离散人心之谋也。”《国闻报》也谴责：“今满人亦何苦分此界限，以唤醒汉人乎？”在康有为而言，他以底层小臣介入高层政治，诚不免采取一些投机取巧乃至惊世骇俗的权谋手段。虽然他对文悌也不无防备之心，却未能及时认清其两面三刀的性格，即便政变后，他还一再强调文悌此前奏折皆其草拟。更可悲的是，康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又在拉拢袁世凯“围园劫后”的问题上犯了更致命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悌劾康，已经预示了戊戌变法的失败结局。

 

 

 

 

四、 对庚子、辛丑政局的观察与因应

 

 

 

 

　　光绪二十四年冬，文悌出任河南府知府。府治洛阳，地瘠民穷。其后，他两次请改京官而未得。大学士徐桐、光禄寺卿袁昶和奉天查办事件大臣李秉衡相继奏保文悌，也均无下文。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随着外侮日迫，慈禧太后面谕河南巡抚裕长：“近时各国连衡谋我中国，终有难于忍让之时。京师密迩海口，诸军不敢轻言开战，彼得乘势要挟，诸多牵制碍手。近有人奏洛阳形势完固，欲令尔等藉修万寿宫为名，踏看地基，修建行官一所，预备临幸。”裕长命文悌先行筹划。他以欲续修府志为名，委员逐处踏勘，历时数月，缮就图说一扣、附图六幅。除就裕长要求各项逐一禀复外，文悌还强调指出，预备行宫固然重要，如何安置京旗之人也需纳入考虑，否则“无论迁都不可行，即以避兵为巡幸，亦京师登时大乱之道也。”他并就如何从政治、军事上强化清朝统治提出三条建议，首要一则即将原有各省将军并添设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省将军，一律改为宗室专缺，“专令稽查督抚大吏”。另两条是派八旗官兵在口外边地举行牧政和请銮舆随时巡塞，联络内外蒙古。他还建议舍洛阳，改选大同为陪都，并请缨调任大同知府。但此后朝廷再无下文。

 

 

 

 

　　同年冬，慈禧太后命端王载漪之子溥儁承嗣同治帝，称“大阿哥”，即己亥建储。文悌对此不以为然，致函京中同僚谓：“贤者处家国大事，只有调和，断无区别，若形迹愈分，则嫌疑愈甚。”他力主践行吴可读“双祧”原议，“且告以台谏中如无敢言者，窃欲为柳堂御史尸谏之续”。此举引发京中哗然。御史胡孚宸指责其“与乱党意异词同”，文悌却称：“家居与端邸为邻，极知王好小勇，而左右皆喜近功。……若端邸用事，一听虚骄之流簧鼓，又加以二三老师宿儒，持虽败犹荣之论，则祸机之伏，诚不忍言。”然在端王集团坐大、朝臣噤若寒蝉的情况下，他的看法根本无人理会。

 

 

 

 

　　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部分民众在洛阳设坛练拳，被文悌勒令禁止。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文悌闻讯三致京函，乞人代奏：（一）建议俄、日等不传教之国，战事宜有分别；（二）自请与列强商议停战，“彼如以戕杀其使臣为问，拟即自杀以谢之”；（三）主张“乘舆万不可轻动，未妨遣近支王公以催兵饷为名，分往各省”。其中颇多想当然的成分，而自杀以谢列强，与戊戌年他请缨赴俄，仍属同一思路；遣近支王公分往各省催饷，也再度反映出他对汉族督抚的猜忌和不信任。在给其兄抚标中军参将玉寿的信中，文悌反思国家陷入困局的原因，除平时“不能认真讲求内政”外，更在于“朝廷无主持真见识，忽然而东，忽然又西，变而不变，不变而变。于是民无定志，士鲜通才，天下汹汹，日愁崩解”。在他看来，刚毅、端王“作兴义和团，依然是保国会故智。兵刑大政自庶民出，天下焉能不乱耶？”而拯救之法，在“君臣上下一心一德，力返国初时祖宗旧制”。他还决绝表示：“倘到当死之时，惟有全家殉难而已。”

 

 

 

 

　　七月二十一日，京城失陷，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官民被杀、自杀者无数。八月，文悌向河南当局禀请三款：（一）拨给款项、军火并就地筹饷，募练三营；（二）派兵北上；（三）增兵驻洛，但仅最后一条获允。他还主动联络护理陕西巡抚端方、山西巡抚毓贤、军机大臣王文韶、刑部尚书赵舒翘等，询问行在情形和朝廷动向。在给端方的信中，文悌认为庚子事变的责任不在洋人，“以中国此日之人心、风俗、吏治、军规，何者非虚浮欺饰，法令条教不能行于四境之内，何能骤责之化外”。他主张将拳民分别淘汰，“尤宜由各省督抚急相知照，一面奔问行在，一面会兵北赴京城”。文悌还一再恳请赴行在“伏阙痛哭，效君辱臣死之节”，但未获批准。尽管文悌致函各大吏时不无谦卑之词，其实私底下对包括端方、毓贤、袁世凯在内的各省督抚都很有意见，对“东南互保”也极其不满：“大江以南各省，已与洋人有各不相犯之约，其不能率土同仇可知。山右中丞（按：毓贤）到此时仍不抚定民心，徒怀一朝之愤，纵匪杀教，全不思饷何以筹，境何以保。秦抚（按：端方）本农工商局大臣，当康党用事时，未能洁身自立，颇不满于儒林，近又与同官不和，遂有剪发易服之谤，众惑群疑，岂能有济？山左中丞（按：袁世凯）因习洋操，兵士皆作洋装，士民侧目，闻今乃改易号褂，是其心已怯，加以向习骄傲，所统营哨皆有怨心，自保尚不可知，经营四方，吾斯未信。至于本省上官，不守四境而守一垣，昨闻京中有名优奔来，止于某观察公馆，方欲开筵顾曲（是或旁人愤詈之词）。审尔，则东山丝竹，小儿辈遂亦破贼，非众人所能识耳。”其心忧社稷之心固然形于辞色，但偏于保守的政治见解和两面三刀的性格也昭然若揭。

 

 

 

 

　　光绪二十七年（1901）夏，随着中外和局渐定，清政府开始筹备回銮事宜，河南府是必经之路。此前文悌曾参与筹议洛阳陪都，如今迎接两宫回銮，他的前期努力正好派上用场。为此，文悌积极向河南当局请款，并就地罗掘，大兴土木。九月十六日，两宫抵洛阳府。督办回銮前站吴永生动描述了文悌铺张挥霍、竭力迎逢慈禧太后及其心腹李连英的谄媚行径：“沿途烽候堆房，皆一律新修，焕然耀目。次日往瞻行宫，则局势宏丽，陈设皆备极精好。……此次闻向豫省请领八万金，预备在洛供应；延方伯（按：延祉）给以三万，怏怏而回，仍就地罗掘以供所需，故一切部署，无不力从丰赡。又以重赂深结李莲英，终日在李室，手持水烟袋当户而立，与出入官员招呼点首以示得意。豫中同官，皆心鄙之。……行宫工程，原估二千四百串，现用至三万余两云。”军机大臣王文韶也评论：“不特沿途无此局面，即较之西安行宫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两宫原定驻洛5日，后延至九月二十四日才启銮，系返程以来逗留最久之地。文悌处处摆出虔诚事主的姿态，日夜在宫门巡查，后又步行随扈至开封，直至慈禧太后命其免送。

 

 

 

 

　　两宫驻豫期间，文悌三次借召对之机，奏陈对时局的看法。十月十八日在开封，文悌将其已经口奏和新欲陈奏之言胪列六则，经由河南巡抚松寿代递，依次为：（一）广储嗣。除大阿哥外，增选近支王公后裔一二人为皇子，共育宫中，不预定储位，继位者兼祧穆宗和光绪帝。（二）融满汉。请两宫降旨宣示“朝廷用人，满汉绝不歧视。将来回銮之后，只求无冗官冗事，京朝满汉缺分，有可以裁并者，尽可照外省办法，旗人与汉人通融互用，使此后旗人如一省之人。”（三）开牧厂。请两宫到京后，派宗室王公及八旗大臣，选带各固山官兵闲散，重编旗佐，分发西北各口外，推广牧厂，寓兵于牧。（四）一军操。请两宫回京后，派重臣分省阅兵，汰弱留强，或在京城，或分南北，聚集一二处，合而练之，统一号令、旗色、军械，即归所派阅兵大臣二三人节制。（五）量出入。责成户部会同军机大臣及各省藩司，将国内财赋通盘筹算，“作一的确量入为出举动”。（六）杜幸进。请朝廷下旨宣示，官员奔走效力、呈进职贡，属分内之举，无功可言。另附片，请光绪帝下诏罪己。虽然去冬清政府已下旨实行新政，但文悌条陈依然保守意味十足，他最关心的始终是皇室和旗人利益；所谓“融满汉”也首先基于对外界抨击“旗员一无可用”的不满，且语多游移。虽然他还提出整顿军队、财政、吏治等，但支撑其建策的仍是传统知识结构，鲜有近代化因素。“广建储”一则更是备遭外界抨击，被视为“既生争夺之嫌，又启觊觎之渐”。

 

 

 

 

　　《中外日报》披露，两宫抵洛前，文悌曾扬言实行“尸谏”，以阻回銮。十月初九日，翰林院编修华学澜也听闻：“河南首府文仲恭太守悌上书，力阻回銮，且以身殉，法古人之尸谏也。”《天津日日新闻》有消息称：“闻庆亲王舌敝唇焦，力请回銮，已有归期，将发明诏，而文太守悌则再四谏阻。”次年（1902），李希圣也披露：“至洛阳，文悌谒见，泣请遂留都，即徇人言北渡河，臣请先死之，不能为亡国之虏也。”然而勿论文悌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力有限，以上诸说本身就颇有抵牾，有的还弄错文悌的官衔。实则前年文悌参与筹议陪都，就反对选在洛阳，其开封条陈非但没有谏阻回銮，还数次道及“回銮之后”“回京之后”云云。翰林院编修陈伯陶也证实，两宫驻洛时，文悌只是“恳銮驾多驻数天，两宫俞允”。换言之，时人哄传文悌谏阻回銮，并不足信。

 

 

 

 

　　文悌之所以备遭时人诟病，除其此前奏参“康党”，久为进步舆论不满外，也因其迎銮前后的表现过于狂妄乖张。有消息称：“文悌在河南，见抚藩臬等上司不请安，只有见宰相荣禄以及太监都请安。”河南供支委员颜缉祜抨击文悌：“傲上凌下，睥睨同寅。”香港《循环日报》也报道：文悌“平时以风节自命”，去年办皇差侵蚀三万余金，以其半贿嘱某内监，欲调开封府而未得，又半夜求见巡抚锡良，贿赂门丁三千金，遭锡良申饬，“嗣见是缺已由石庚补授，遂怒气填胸，绝而复苏者再。”只有《申报》认为以上报道多属“康党”信口栽诬，“藉报当日封章严劾之仇”。

 

 

 

 

　　文悌出守河南府期间，该省巡抚换了五任：裕长与他关系平平；松寿对其观感极差；于荫霖卸任后曾奏保文悌；锡良给他的考语是“才足任事，政在爱民。纠察属员，不避嫌怨，论者遂以好奇、好名责之，然果心存忠爱，为国家培养元气，已属不可多得之员”；张人骏评价其“有志奋兴，惟伪多诚少”。可见上司对其褒贬不一。相较之下，文悌在民间的口碑却并不差。黄轩祖称：“文太守悌，守河南府。期年，民颂善政。”知情者披露：“文性极俭，在河南太守任中，衣衫蓝缕。”洛阳民众还因其带头捐修轘辕关车路，刻碑褒扬：“其治洛郡也，维风者雪冤狱，击强豪，兴文学，苏枯起仆，救弊补偏，至修轘辕之道尤其小者耳。”离任前，文悌还向河南府中学堂捐银1600两。这显示了文悌为人处世的多面性。

 

 

 

 

　　文悌任河南府知府期间，仍高度关注朝局，除参与筹议洛阳陪都外，还一再通过京中同僚建议“大阿哥”应兼祧穆宗和光绪帝，批评刚毅、端王兴义和团与保国会如出一辙，并反对朝廷贸然和不加区别地对列强开战。庚子事变后，他多次扬言愿以身殉国，还一再联络本省和朝廷高层欲赴行在瞻觐而未果。此外，他对国家的积贫积弱也有所反思，但开出的救国方仍是祖宗旧制、推广牧厂、儒学教化等陈说旧论。他还一再建议朝廷抓紧军权，重用宗室王公，强化对各省督抚的监督和联络内外蒙古。辛丑回銮，路经洛阳，他大肆铺张，竭力逢迎慈禧太后及其亲信。但其偏于保守的政治见解，并不合乎朝廷有意营造的新政氛围；其过度铺张的行为，亦使慈禧太后不无顾忌。事后文悌不但没有立获升迁，还因其谄媚、张扬做派，败光了戊戌以来他苦心经营的“直臣”形象。

 

 

 

 

五、 赴任贵州与晚年遭际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2月），文悌终于等到升迁的上谕，却是贵西道这样的瘠缺。即便如此，夏曾佑还是通过《中外日报》表达了强烈不满：“贵西道，朝廷不甚爱惜之官也。文悌，如脂、如韦、如蛆、如虱、如鬼、如蜮，至下贱不堪之小丑也，奚足论？虽然，于社会不能无影响，且于我皇太后之影响为尤大，……夫文悌之进用，于我皇太后有五不利：一、党人之毁谤从此益信；二、外人之疑惑不免又启；三、朝官之无耻因而效仿；四、史笔之直书有伤盛德；五、实在之好处一无所有。”

 

 

 

 

　　不但如此，因河南民变，文悌此次升迁还颇有波折。原本庚子赔款和辛丑回銮，已使河南民众不堪其累。光绪二十九年春，为筹款编练常备军，河南巡抚张人骏又下令阖省钱粮折钱征收，加之官吏办理操切，孟、温、河内等县民众纷纷聚众反抗。河南府也民情动荡。四月十六日（5月12日），张人骏奏请将文悌与河陕汝道崇缮互调：“文悌久宦豫中，循声卓著，在河南府任四年，尤能深得民心。……该处百姓前闻该道升任离豫，咸思挽留。适该道因公来省，民心益复惶惑，传闻孟县滋事，相率聚众效尤。当檄该道驰回河南府，会督地方官妥为办理。居民喜其再至，于是纷纷解散，……臣维贵州贵西一带现值无事，而河陕汝道一缺紧要数倍，……崇缮安静自守，于此缺不甚相宜。”不料朝廷却驳回张人骏的上奏称：“贵西道为边要之缺，文悌政声尚好，特予简放。朝廷量材擢用，自有权衡，张人骏所请与崇缮对调，殊属冒昧。”值此调任之际，文悌被上司挽留，无疑令其颜面有光，不过时论却称其中别有内情。《中外日报》披露，文悌因贵州“道远缺瘠不欲往”，欲借钱粮改章，拖延时间，不料王继香很快受命署理其缺。文悌不满，扬言“本府在必另有处置，今已将交卸，无能为力”。洛阳百姓闻讯挽留，文悌“每人给钱五十、席一床，令住城隍庙听信；一面带印入省，以危言耸上台之听。”他还诬蔑王继香将建教堂，以致百姓群起抵制。《大公报》的说法不同，但也认为文悌责有攸归。“因文太守在任时将奉到札饬地丁改钱庄文，与百姓商明，令其春季遵札完纳，俟秋粮必为百姓力求。百姓遵谕照办。忽而文升贵西道去，……因聚众勒请文回任清理一切。”最终河南钱粮仍复旧制，文悌延至该年九月才抵贵西任。

 

 

 

 

　　贵西道驻毕节，地方偏瘠，气候卑湿。文悌到任后郁郁寡欢。不久，他得到黄桂鋆回黔安葬的消息。戊戌年，黄任御史时曾多次弹劾“康党”，后三次选授知府、三次未能就任，抱恨以终。文悌作长诗以吊，仍不忘表白其庚子年抵制义和团的过往。“庚子妖氛起畿县，……我守东都大惊恐，手书告戒京朝侪。民权保国本奸计，此举无乃同胚胎。闻者怒骂弗听许，万人一愤全痴騃。……次年銮回驻梁苑，君来引对移金阶。微臣扈从亦在此，相逢把臂依宫槐。臣进封章策时政，就求指画劳删裁。……作诗哭君兼自念，秋风夜雨滴空斋。”其中也不乏远宦他乡的悲凉情绪。

 

 

 

 

　　文悌在贵州官场同样多有坎坷。起初护理贵州巡抚曹鸿勋“因其官御史时，颇尽言职，甚敬其人”，曾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上奏密保称：“每与接谈，其忠愤之气溢于言表，……其言论举动实系驰骋边地之才。”然而同年年终密考，他给文悌的考语却是“志高言大，亦欲有为，边省情形尚少谙练”。旧日同僚庞鸿书接任贵州巡抚后，文悌的境遇才有所改善。这从庞氏给他的考语中可以窥知一二：一曰“心地端正，不涉时趋，夙知讲求政治”；一曰“秉性忠直，持正不阿，兼能勤于察属”。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1908年5月），贵西道被裁，文悌改授贵东道。贵东道属苗疆提调要缺，辖内民气强悍，伏莽素多。文悌任内政绩乏陈，新闻却有一桩。该年十月，他在《申报》刊出告白称：“待罪黔道，自名所居室曰“忧惧愧斋”，且曾有诗云：“微名亦竟动璇宫，自弃伊谁识苦衷。病甚尚难身殒灭，时艰何忍位高隆。……”盖祈死实非一日。……乃在此五载之间，两接匿名函信，一由河南开封，一由日本神后〔户〕，皆邮局递至。信中均言悌罪大恶极，已伏天诛，惜未明正典刑，以幸逃显戮为恨。”文悌认为这两封匿名信言语恶毒，却不明言其罪状，故要求对方摆出事实、直书姓名，登之报章，“悌自问尚属光明磊落之人，……平生因公事得罪于人有之，绝无私怨”。匿名信事件可能与“康党”及其同情者相关，但文悌如此郑重其事，与其说是声讨对方，不如说是刻意标榜自己忠君忧国。宣统元年（1909）秋，有消息称，朝廷将调各省司道进京查验是否吸食鸦片，文悌亦在其列。不久，他称病禀请开缺回旗，次年春奉旨允准。

 

 

 

 

　　宣统二年八月，文悌回京后不久，曾致函前上司、东三省总督锡良。信中回顾了自己45年的仕宦生涯，反复强调自己无意久宦，而将其出仕归结为朝廷或上司看重，还将赴任贵州，归咎于张人骏具折挽留而旨不准行的迫于无奈，不改自矜自大之积习。其中还谈及，他回京后对立宪变法和皇亲贵胄的悲观看法，甚至预见到清朝大厦将倾，而图谋善后：“惟里居数月，倍切焦虑，见风俗人心日穷日侈，立宪变法诚为急务，未可言非，但人力、财力岁何？谈公益者大率自营专利，岂长久之道。加以近支贵介本不出纨绔之格，乃更染细崽之习，剥削元气，丧失国体，可谓极矣。苟留恋二百年侨居之惯，恐再致廿六年祸变之奇。于是甚欲离京觅地，早作迁坟墓、留种类之思。南省非我辈旗人可以托足之区，计惟或西赴新疆，或北逃绝塞，或东走辽海，使后人早弃旗籍，速作小民，以暂图后灭。”文悌求助锡良，口头上是希望借调任奉天候补道，依祖墓而居。但他既一再表白无意久宦，又何必为官45载、年逾六旬，再充候补道；此前既一再自诩忠于大清，如今清朝统治垂危，却先萌生“使后人早弃旗籍，速作小民”的想法，未免处处自相矛盾。

 

 

 

 

　　锡良很快复函，建议文悌赴东，仍居省会为宜，回避其调任之请，而同意聘其为幕僚。然而文悌依然选择了继续沉浮宦海。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二日（1911年9月14日），因文悌上报病痊，由内阁带领引见，奉旨著照例用。很快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亡，文悌行迹成谜。由于其平生一再自请殉国、死社稷，所以仍有不少人关注其生死。魏元旷称：“帝逊位，独文悌自尽以殉宗社。”劳乃宣也听到文悌殉国的传闻。但夏仁虎却称：“清之亡也，……誓必死而卒未引决者，贵东道文悌。” 1913年8月，恩光在京见过文悌，还作长谈。1919年，那桐曾代文悌偿还千金。这似都证明文悌并未殉清。

 

 

 

 

结　语

 

 

 

 

　　面对近代化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难题，晚清满汉精英基于各自政治立场、知识结构和种族观念的差异，存在颇多对立与对抗。戊戌年文悌与康有为的结交与反目，是晚清史上一段重要插曲。文悌出身没落的满族世家，既受过儒家熏陶，粗通洋务，更对清初的文治武功、“祖宗家法”异常尊崇。尽管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抵制列强侵略的需要，文悌一度与康携手，甚至被视为康的“讲学至交”，但在种族观念和改革取向上，二人多有相悖。保国会成立后的备遭非议和百日维新伊始“康党”接连奏请改革，构成二人关系的重要转折。而文悌之所以选在“康党”与许应骙交讧之际，出手劾康，既意在洗白自己，亦不乏沽名钓誉和政治投机的成分。然而究其作用，不但阻碍了清朝维新之路，还刺激满汉冲突愈演愈烈。

 

 

 

 

　　虽然在排康问题上，文悌凸显了自己的满族本位思想，但种族认同并非是其政治判断的唯一准则。刘光第被杀后，他曾特意遣仆致赙，还撰有《论辨》，强调：“康梁变法之日，所论实非概不可行，……只其伸民权、尚侠义、立保国会，为断断不可。……所谓保中国不保大清，即昔人有亡国、有亡天下之绪论。”在己亥建储、义和团和对外开战诸问题上，他更是与保守王公多有对立，甚至攻击刚毅、端王鼓动义和团，“适与保国会办法名异实同，仍是伸民权、尚侠义本旨。”职是之故，他既被“康党”及其同情者憎恶，亦不得满族权贵之欢心。辛丑两宫回銮，文悌竭力铺张，献媚慈禧太后及其亲信，不但在河南官场树敌颇多，还广受社会舆论谴责。他还一再建议朝廷抓紧军权，派宗室监督督抚，以及强化与蒙古王公的联合。这一方面反映了满汉权力格局的变化，另一方面收地方之权于中央、集中央之权于皇族，正是清末满族权贵致力的方向和加速清朝灭亡的重要导因。

 

 

 

 

　　因自身个性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文悌在历史上的形象有许多矛盾扭曲之处，官僚气、奴才气、文人气和个人意气杂然相交。赞之者将其与吴可读、安维峻等人并列，称许其胆大敢言。如郭则沄评论：“当百日新政，趋时者附和之，守故者腹诽之，其敢批鳞抗争，独仲恭一人耳。”反对者如康有为则斥其“险诐”。沈宗畸将其归入“丑人多作怪”一流，称：“当时论者或以为反抗新学，或以为谄事孝钦。实则伊平时之心性，每持人同我异，人异我同之鬼蜮伎俩，以诡术欺世，苟合取容，其所予夺，皆无足轻重。”费行简则强调了文悌的多面性：“好誉沽直，固非贤者。然所劾有为请托奔竞诸端，则非虚造，……有谓其通李莲英者，有撰为俚诗托名悌作者，实胥党见也。悌在满人中，尚非不学，诗尤饶意致。”

 

 

 

 

　　文悌大节有亏，固非正人，但其政治判断和政治作为仍被烙上深刻的时代印迹，而且与晚清许多满族人物的“失语”状态不同，他终生以满族代言人自居，积极向清政府献言献策。通过其人生际遇和政治表现，不但可以听到与汉族精英相异乃至对立的历史声音，亦能发现若干被“权威性历史书写”遮蔽的社会政治现实和历史细节。循着这些“异声”，还原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打破单向度的历史思维，构建多元化、复线型的历史叙事。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