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上海道台蔡乃煌利用官款大规模收购民营报纸，将《申报》《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等据为官有，借以控制舆论，这些报纸被称为“官办商报”。作为一种运作舆论的手段，官办商报在抵制革命党的宣传等方面收到一定效果；但官办商报经常卷入内部政争，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干预，同时也刺激了报人借报勒索的行为，端方等始作俑者反受其害。官办商报与其他民营报刊的矛盾日益深化，最终在御史和谘议局的反对下废止。光宣之际官办商报的推行一度强化了清朝官方对上海报界的控制，却无力改变报刊舆论的整体环境，最终也无法阻止各报的激进宣传。

【关键词】

　　清末报刊 　官办商报　端方　蔡乃煌

　　1906年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宣布“庶政公诸舆论”以来，中国出现了继戊戌维新之后的第二次办报热潮。民营报纸开始深度介入清末的政治实践。受此影响，督抚大员试图控制民营报刊，将其作为从事政治斗争或维系权势的工具。最受关注者，当属两江总督端方和上海道台蔡乃煌等整饬上海报界，利用官款大规模收购民营报刊，推行所谓“官办商报”。既有研究对于这一问题有所讨论，但主要集中在端方等出资控制报纸股权的具体过程、官办商报的废止情况和舆论反响等方面，对于官方如何注资、补贴与扶持官办商报，以及借此影响报馆的经营活动和言论的立论方式，尚缺乏较为精细的实证研究。本文拟结合相关档案、报刊资料，考察官办商报的基本情况以及端方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以若干重要个案为切入点，考察官办后民营报纸运作的实态，以期评估官办商报的实际效果，更加全面地理解清末报刊舆论与政治的关系。

一、 端方、蔡乃煌与官办商报的推行

　　晚清以来，官员投资入股民营报刊，进而影响报馆经营的现象一直存在。如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汇报》《新报》等报刊，当地官员“皆有股份”。戊戌维新时期《时务报》的创设，两江、湖广督抚出资甚多，对于报刊言论也多有干涉。在预备立宪时期，报界与政界的联系日深，朱淇创办《北京日报》和汪康年创办《京报》等报纸背后也皆有官员的大笔投资，被时人视为朝中重臣的舆论工具。这些案例均可视为官办商报之先声。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国内政局持续动荡，报刊言论也日趋激烈。丁未政潮、徐锡麟案、秋瑾案、浙路风潮接连发生，清朝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抨击督抚、朝廷，乃至宣扬排满革命的激进言论在报章上频繁出现。两江总督端方对此深为忧虑，曾在私人信函中透露：

　　革命风潮，日以浸涨，消弭尤非易易耳。沪上各报宗旨不正者居多……对于宁事尤专以污蔑诋毁为得计。……恐误信者多，或且铺张其说，益助其焰，斯影响于政界者为不细耳。

　　是年底，浙路问题激化，引发上海各界抗议浪潮，而舆论集矢于清廷之激烈尤甚于前，这令端方愈发紧张。端方遂密电时任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称“报馆鼓吹路事，日益激烈，设此事不副群望，必益加煽动，请早为之备”，希望清廷能通过外交途径查封租界的华文报馆。

　　不仅如此，舆论风潮还与丁未政潮后的政局密切勾连。端方在丁未政潮中与奕劻、袁世凯结盟，是岑春煊去职的关键因素。而岑春煊离京后，即避居浙沪，策划反袁，并试图运作谋取两江总督职位，成为端方、袁世凯的心腹大患。因此，端方要求邮传部左参议蔡乃煌秘密联络奕劻，以驱走岑氏，稳定江浙局势：

　　沪上各报近为路事日益激烈，《中外［日］报》有贼（岑春煊，笔者注）为主动，排斥政府尤不遗余力。鄙意似不能不早为之计。至贼在沪已赁屋作久居计，路事一旦不协众望，必将从中煽动无疑。务望密陈邸堂（奕劻，笔者注），及早设法放归本籍，庶免日肆鼓吹，酿成巨祸。

　　端方上述查封报馆、驱逐岑春煊等动议，虽未见诸实行，但他对岑氏利用报界操纵舆论的行动一直保持高度警觉。为与之竞胜，也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报界和管控舆论，端方开始采取利用官款创办、并购与扶持上海的报纸这一官办商报策略。而在丁未政潮中为端方、袁世凯效力的蔡乃煌是重要执行者。端方在致云贵总督锡良的电报中提及：“沪上报馆林立，宗旨纯正者十不一二。尤以捏词耸听、肆口诋为推广销路惟一不二秘法。蔡伯皓（蔡乃煌）参议前岁过宁议及此事，深为痛恨。”

　　1907年底，蔡乃煌在端方支持下开始策划由官款创办《舆论日报》，以及南北洋合办《申报》等事。1908年3月，经过奕劻、袁世凯等“合力面保”，蔡氏出任上海道台，随即盘买《中外日报》，并广泛补贴上海的其他报纸，试图全面控制上海报界。上述整饬报界的过程，既有研究多有论述，但对各报接受官款补贴的具体情况与数额，则讨论很少。兹根据研究成果，结合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总结归纳，参见表1。

　　这一时期上海发行量较大的报纸中，唯《时报》《新闻报》似无官股或官方补贴。然而《舆论日报》之创办，系借助《时报》创办人狄葆贤之弟狄葆丰出面办理，因此《时报》与两江总督、上海道台应有默契；《新闻报》以福开森（J. C. Ferguson）为股东，而福氏经营的《上海泰晤士报》，急需端方、蔡乃煌等协助推广，因此两报立论接近官方，当时即有“昵官”之批评。是以端方认为，“自《中外［日报］》收归官办，各报势力日见缩减。《时报》《新闻［报］》均已渐受绳墨”。经过一系列收购与补贴行为，以《申报》《舆论日报》《中外日报》三大官办商报为核心，加之接受官方补贴与上海道台“监督”的《上海泰晤士报》《神州日报》《时事报》，以及与江督保持合作关系的《新闻报》《时报》，上海报界受到两江政界的深度介入。

　　官办商报之称谓，一方面是这些报纸的股权为督抚所有，其财政、用人之权均操控于上海道台，报纸言论由道署派人阅稿检查，官款成为报馆维持运营的关键。其他领受补贴各报，也不同程度上受到官方的干预。另一方面，这些报纸对外仍宣称为民营报纸，并且为了维持运营，尽量减少官款赔垫，在租界注册并公开招股。特别是为掩人耳目，这些报纸的实际股东皆身居幕后。如《中外日报》被上海道台蔡乃煌收购后，对外却宣称股东为“蔡大业堂”而非上海道台。赵尔巽在《申报》的股款，经过蔡乃煌、熊希龄的操作，尝试以“宁沈合办南洋印刷局”的名义集股，而“暗以《申报》附入”。上述报纸，既不同于股权独立的民营报纸，又非当时由各种官署创办的官报，经营权虽操于官方之手，却又不明言官办。亦官亦商，性质模糊，成为清末报界的特殊现象。

　　端方等对于官办商报的介入和扶持，体现在减免邮电费用、控制印刷设备等多个方面。1907年起，端方不断游说邮传部和总税务司减免上海报纸寄往外地的邮费，以及记者向上海报馆拍发新闻的电报费。蔡乃煌就任上海道台后逐步掌控上海各报，尤其注重维持邮电各费。1908年，总税务司要求加收邮费，经端方等争取后仍维持原状。至端方改任直隶总督后，仍然支持这一举措。在端方等人看来，这是减少官办商报成本、控制其补贴各报的重要手段。同时，端方、蔡乃煌还通过控制印报机器、限制资金等手段减少新报的创办，以减少官办商报的竞争对手。其时印报设备依赖进口，为稀缺资源。因此，《南方报》停刊后，蔡乃煌立即动用官款购买其印刷机器。1908年底《沪报》即将与《舆论日报》合并之际，曾有卖出印刷机器之议，蔡乃煌要求《沪报》“不得卖与别人，致若辈藉以创办新报”；端方亦随即下令“万不准卖”。此外，端方、蔡乃煌等还限制上海书报界招股，如1909年初汪康年等拟由商务印书馆投资新办一报，由于蔡乃煌运动商界而作罢。

　　端方、蔡乃煌等推行官办商报，也为报界人士提供了夤缘而上、涉足政界的契机。在南北洋合办《申报》的过程中，报人曾朴作为报馆代表，多次赴南京与端方商谈具体事宜，是官办商报的重要参与者。曾朴一度被端方任命为主编，随后又加入端方幕府，厕身官场。不仅如此，官办商报作为言论平台，也为投靠两江督抚的文人提供了效忠与表现的机会。如刘师培1906年底曾为《申报》撰稿，发表过反清与鼓动民权之言论，旋被辞退；1908年却又暗中投靠端方，对自己的“言论狂悖”表示悔过；1908年末光绪、慈禧去世，政局动荡之际，刘师培复为《申报》撰文，颂扬慈禧的历史功绩，盛赞摄政王载沣之贤明，渲染上海各界哀悼“国丧”的气氛，痛指日本为仇家等。由此，刘师培完全放弃了此前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鼓吹中日同盟等立场，公开表态效忠清廷。不久，刘师培正式投身端方幕府，成为端方“素为信用”的幕僚。与之相似，在端方向蔡乃煌表达了其对于“沪上近日谣言甚多”的关切后，《中外日报》马上发表系列论说，斥责“海外革党”和康梁等“居心叵测之徒”制造谣言，意在引发动乱，谋取政权。该报为取悦蔡乃煌，还公开赞颂其“谋深手辣，摘伏发奸，当此举国惊疑之会，谅必有密布侦探，成算在胸者”。概言之，官办商报政策推行以后，上海报界为清廷所用，并且积极为现实政治背书。

　　1909年7月底，已经调任直隶总督的端方受到摄政王载沣的召见，在陈述政务时将其与蔡乃煌推行的官办商报渲染为重要政绩，自称一系列举措使上海各报“宗旨渐为纯正”；并提议将蔡乃煌内调为京官，“将京津各报逐加厘正，于大局必多裨益”；载沣听后“意甚嘉纳”。然而，这一政策在当时已受到朝野抨击，端方等将官办商报在京津乃至全国推广的设想，最终未能实现。

二、 官办商报之运作：以云南河口起义报道为例

　　1908年4月30日，革命党在中越边境之河口起事，因驻云南清军武备薄弱，西南局势顿显紧张。清廷对此事件“异常秘密，一切情形，概不宣布”，但未能阻止海外消息的传播。5月10日后，有关革命党大举北进，清军几乎全线溃退，清廷密借法兵镇压等新闻见诸上海报纸，引发各界关注。

　　这一时期，上海的报纸除了报道河口战况，还刊登了许多针对云南乱局的评论。云贵总督锡良作为责任者，受到各界抨击。慈禧太后对锡良的处理措施也极为不满。消息称，“慈宫闻滇乱甚震怒。谓某大军机曰：滇事若非锡良误国，何至于此”，要求将其“交部议处”。自是之后，各报纷纷指斥锡良治下的云南军政腐败。《时报》称，云南之乱系官逼民反，疆吏“聋聩而不知”。《申报》攻击锡良“素称懦弱，无定乱制变之才”，“军事上之智识绝无”。《神州日报》承朝廷申饬锡良之旨，认为“此次河口为革党占领，又因任用昏聩糊涂之锡良。锡良之督云南也，不为不久矣。乃自到任以来，一以寂灭无为为宗旨……虽督师往通海，亦不过一死诸葛在营耳”。

　　5月11日至19日，沪上报刊以转述海外消息为始，继而渲染革命党之声势，最终集矢于锡良，斥之聋聩、懦弱、糊涂。舆论变化之速，出乎锡良预料。为改变被动局面，锡良准备登报申辩。5月19日，锡良密电端方称：“闻南中各报馆，任意铺张匪势，摇乱人心。同日另寄一明电，所叙皆实在情形。祈公阅后，饬登各报为荷。”端方对此完全赞同，次日复电称：“近见沪上报纸，铺张匪势，语多捏造，其意在煽乱，不知是何居心。昨已收尊处蒸电，所叙实情录要电沪，分致各报馆，用大字登录，以免传疑。……俟接到尊处廿日所发明电，再当飞速电饬照登，祈勿为念。战事情形，仍望随时电示，并可随时登报。”此次电报往还，确立了此后端方利用官办商报这一媒介，集中刊载有利于锡良的战局报道的策略。

　　端方首先利用军情密电（蒸电），将革命党与清军三路激战、结果各有胜负的军报，改写为对清军有利的“传闻消息”，并传达上海各报刊发。5月21日，《申报》声称革命党经清军迎头痛击，损失惨重。《新闻报》则称清军一路屡获胜仗，一路互有胜负。《时报》亦称“官军获胜，匪势稍衰”。各报在报道清军胜利的同时，也暗示战局仍然紧张。当日各报的宣传，成为沪上舆论之转折。

　　锡良正式通告战况的电报（号电）随后寄到，端方饬令迅速登报。5月22日起，《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神州日报》等报纷纷登载。该电详叙革命党起事以来的战况，称清军西路毙敌“不计其数”，东路“连战皆捷”，铁路沿线之革命党遭受重创，最后总结称，“现在军威日振，匪势日蹙，民心亦日又安”。不仅如此，端方、锡良等还通过旅沪云南绅商散布消息，以佐证其说，因此《申报》《中外日报》等均另有捷电。

　　继“号电”之后，锡良复致端方“马电”，云南布政使沈秉坤亦致蔡乃煌“养电”，通报官军“叠次大胜，斩获甚众”。5月22日端方亲电上海道署，指示蔡乃煌之副手、候补知府万翰香“即送各报，用大字登录报首为要”，并且要求转呈“天津京中各报，必须专人呈送，需费并由宁付”，以此扩大云南军事进展在北京的政治影响。经此操作，5月23日《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神州日报》，以及次日北京《顺天时报》等，均在显著位置刊载通电。此外，各报也根据云南、北京记者的消息纷纷刊发专电，均称清军大获全胜，革命党收队退守。从现存的锡良档案看，这些相似度极高的“专电”，很可能出自端方授意，或直接来自锡良行辕的消息。如《新闻报》馆就曾直接致电锡良，称“各报所记匪势，或有失实”，望其“随时赐电，以纪肤功”。

　　尽管如此，云南局势在一两日内迅速反转，不能不令沪上报纸舆论有所怀疑。特别是此时海外仍有革命党得胜的新闻传来，与锡良致端方的电文内容颇相矛盾。如《申报》在发布官军大胜消息的同时，还集中登载了革命党攻陷要地，官军“失利”甚至“大半溃散”的新闻，同时在按语中怀疑锡良电报的真实性。这些明显与官方电文矛盾的新闻，似受到端方的关注，因此端方在复电锡良，告知“马电”已分登各报的同时，特别要求将战况“详细电示，以便随时揭登各报”，避免出现因新闻空洞引发舆论怀疑的情况。

　　革命党与清军相持数日，最终选择南撤，清军开始进军河口。锡良、端方继续利用公布电报的方式，通过沪上报纸进行宣传。5月24日，端方收到锡良“敬电”，其内容为叙述清军各路进兵顺利，即将围攻河口。端方随即复电，称：“原电已照转京津沪，登录各报矣。” 5月26日，《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神州日报》等均刊登了该电报。值得注意的是，各报所载电报内容与现存锡良档案抄件的词句有所不同。例如，涉及端方密饬刊登“马电”，以及随时将后续战况“揭登各报”等内容均被删去。除此之外，尚有“收复”改为“早复”，“死抗”改为“抵抗”，“瞰击”改为“痛击”等文字改动；对于战斗叙事也进行了一些润色，借以体现清军之善战情况。据此可知，端方在收到锡良电报后，经过精心修改才交由各报发布。

　　5月26日，锡良致端方“沁电”，叙述近日围攻河口之战况。晚间他获悉收复河口的情报后，又立即电告各省督抚。端方收到两电后，要求蔡乃煌等尽快在各报显要位置予以刊登。5月28日，两电刊登于前述各报（《申报》5月29日始刊出），宣告河口收复，乱事已定。这也是目前材料可见的锡良通过端方公开的最后一封电文。此后，有关清廷奖叙出力员弁、云南清军追剿残敌的专电，屡屡见诸上海报刊。不过，这些报道之所以发表，背后仍不乏端方、蔡乃煌等人的运作。如端方在致锡良的信函中称：“滇省军事，华字各报自经迭次告诫，并分别抄电更正，近来渐无异言。”至6月1日，云南局势进入善后阶段，舆论风波始告平息。

　　这一系列舆论操作，特别是号、马、敬、沁四电连续被登诸报首之举，不仅扭转了锡良的舆论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政治地位。因为直至河口收复，清廷仍在讨论是否要撤换锡良，另行选派大员督师征剿。及至河口收复，不仅此议作罢，清廷上谕还主动公布战况，其叙述与锡良的历次通电完全一致，并嘉奖锡良“激励将士，调度有方，奋勇图功，殊堪嘉尚”。其时报刊登载的即时性电报和相关报道深深影响了清廷高层的政治决策，这也是锡良等急于通过报刊发布有利于己的战况之意图。由此可见，当时的报纸宣传已经成为督抚巩固自身权势进而扩大自身政治影响的一种有效方式。

　　当然，无论是来自海外革命党的新闻，抑或来自滇督行辕的前线军报，都包含了大量的不实叙述，与事实真相相去甚远。袁世凯曾将锡良的军情电报转给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G. E. Morrison）进行求证，“报告说这支驻军英勇作战，成功抵抗了三个纵队五千多名土匪的接连两次的进攻”；而莫理循却称，“我在那里亲眼看见过，那支驻军的全部力量也不过是二十三个装备很差、抽大烟的所谓‘勇士’”。然而就结果而言，锡良却成为这种夸张性叙事的获益者，不仅借此挟敌自重，还使一向僻弱不受重视的边陲省份，得到大量的粮饷协济与弹械补给，而锡良的政治地位也更加稳固，日后颇受重用。是故，时人认为，“总督（锡良，笔者注）似乎是把河口事件大大利用了一番”。面对数千里之外的边省动乱，端方除了协济饷械外，其实并无太多直接责任。然而，锡良不断向其通电的行为，却彰显了上海作为舆论交锋之地的特殊性，以及端方通过管控上海舆论而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就此而论，滇督、江督联合运作报刊舆论的手段，政治成效十分明显。

　　这种舆论宣传策略的成功，与端方、蔡乃煌控制官办商报及其他商业报刊的战时电报来源，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锡良致两广、四川等地督抚的军情电报，虽有若干登报，但非常零散；相比之下，其致端方各电却能够及时见诸上海各报，并产生巨大的舆论效应。端方之大力支持锡良，主动为其疏通舆论，显然与双方有比较一致的政治利益关系密切。而在此前，锡良也曾积极出资，支持端方创办《舆论日报》，收购《申报》。同时，锡良与蔡乃煌关系匪浅，蔡氏任职邮传部之前，为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属下，锡良对其多有提携。此外，上海各报总体趋新而反对革命，面对革命党起事，它们更愿意与官方保持合作的关系。

三、 官办商报之困局：内部政争与报馆反侧

　　河口起义期间，端方、锡良等利用官办商报开展舆论操作，体现了该策略抵制革命党影响的效用。然而，此种策略并非一直有效，在面临清朝内部政争时，官办商报往往别有主张，有时甚至不惜反戈一击，矛头转而指向官方或幕后操纵者。

　　丁未政潮后，岑春煊居留于沪、杭地区，并且注意利用报馆营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图谋复出。端方担心岑氏复出影响自己的政治地位，对之严加防范。1908年10月15日，《申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同时刊出两宫召见军机，准备起用岑氏的消息。此消息发布于端方控制下的上海报界，显见官办商报不甘为一方势力驱策。获悉此消息后，端方认为可能有权要在策划上海报界挺岑，即电告蔡乃煌，要求彻查消息来源，并设法揭露岑氏的政治阴谋，尽力抵制岑氏复出：

　　《申报》言贼（岑春煊，笔者注）将外用，《中外［日报］》《神州［日报］》则言其将为禁烟大臣。此等谰言，必皆系贼所运动。鄙人与公为各报邮费电费一再请减，费力不少，断不能听其任意造谣，为贼机关。况《中外［日报］》系我所自办。即千万查明此语从何处传来，何人授意，属其立为更正。并令《中外［日报］》声明某大员系侵吞巨款某将军之死党。……今某将军事已败露，恐该大员亦未能幸免也云云。务即照办为要。

　　端方这里提出的反制手段，是将岑春煊与“侵吞巨款某将军”联系起来，予以揭露攻击。1907年秋，绥远城将军兼垦务大臣贻谷被参占地侵款，而贻谷之所以能督办垦务，又与岑春煊请开蒙地屯垦有直接关联。深悉其中内情的端方，遂以风说反制风说，利用贻谷案倾陷岑春煊。然而，蔡乃煌却对端方的指示持有异议，出乎意料地提出反驳，次日复电称：

　　《申报》受彼运动，自在意中；《中外［日报］》《神州［日报］》决不至此。但各新党意皆向彼，报馆惟总编纂系自己心腹，余均不敢相信。申儆报界，止能禁其不谤朝廷，不能将心腹之疾告知大众，嘱其抵制。……若坚意必登，则俟福开森回沪，密嘱其在《新闻报》刊布。《中外［日报］》《舆论［日报］》人皆知归煌料理，不能不让开后路，绝人思议。

　　蔡乃煌最终采取的策略，是通过《新闻报》连续多日散布有关岑春煊病情的假消息，从而表明岑无法任职。10月19日，《新闻报》载军机处询问岑氏病情，而岑氏复称尚未痊愈。两天后又忽然辟谣称消息不确。经过此番报道，岑春煊即将起用的传闻声势渐消，端方意图基本得逞。

　　端方、蔡乃煌之间的往来函电，透露出官办商报运作的重要细节。首先，在端方看来，他们请减邮电费用，对于报纸予以扶持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即通过让渡一定的经济权益来换取报刊在言论上的支持，进而在舆论战中压倒政治对手。其次，蔡乃煌所称“新党意皆向彼”，直观反映了“预备立宪”以来岑氏结纳海外立宪党人，支持沪上立宪团体所带来的政治效果。这也导致蔡乃煌对于报馆的实际控制力有限，只能停留在最上层经营管理者，即所谓“报馆惟总编纂系自己心腹，余均不敢相信”。最后，面对内部的政治对手，端方等虽然坐拥官办商报，却担心自己作为报馆政治后台的内幕暴露，投鼠忌器，最终不得不选择《新闻报》等看似比较“中立”的报纸来为自己背书，此即“让开后路，绝人思议”。凡此种种，体现了官办商报在实际运作中的严重局限性。

　　类似的案例还可见于《中外日报》和《沪报》。1908年6月，《中外日报》对于清军在苏州夏家桥枪杀民众之事件加以抨击，端方阅后电告蔡乃煌，“此中必有运动之人，千万查明实情，饬勿再登”；并表达不满，称，“《中外》如此，真不如不收此报矣”。1908年12月，《沪报》刊登抨击江督的言论，端方阅后甚愤，以停止官款相威胁，致电蔡乃煌称：“天下岂有为人作机关，而反骂其主人之理。……亏空须由春万青自行了结，宁不能认。”《沪报》随后并入《舆论日报》，直接受蔡乃煌掌控。这些事件，反映官办商报的言论并未由幕后金主完全操纵，而是双方之间经常发生矛盾。

　　除了来自或明或暗的政治对手压力，端方、蔡乃煌面临的另一困境，是官办商报与补贴策略实行以后，报人尾大不掉，借报勒索事件屡禁不止，幕后主使难以反制。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神州日报》。1909年8月12日起，《神州日报》突然刊登有关离任江督端方的负面新闻，不仅直接抨击端方督直后私人势力庞大，“随带文武八十余员，闻端意拟一一位置”，而且通过新旧江督之对比，对端方的两江治绩加以讽刺。不久，该报更揭露新任直督端方委任“北洋报界运动员”，“令其分购天津各报馆报纸数十份，为之传递新闻，张扬政绩”，以操纵北方舆论。此类爆料，非常有损端方政治形象。

　　《神州日报》何以前恭后倨？从端方、蔡乃煌的往来函电看，该报之突然攻击端方，实因经济问题而起。蔡乃煌向端方报告整饬该报的情形：

　　《神州［日报］》主笔何雨辰已勒令撤换，并由汪道、周道（巡警局汪瑞闿、电报局周万鹏，笔者注）每日派人阅报，方准发刊。惟该报经费不敷，既操监督之权，宜任补助之责。北洋月助千五百元可否改为千五百两，俾略津贴。

端方随后复电，痛斥该报因经费问题发难，不啻是利用言论勒索北洋：

　　《神州［日报］》北洋月助千五百元，此间查无案据。惟该报既因经费不敷，须求补助，即不应事前妄肆诋毁。若因诋毁而补助，是适以启他报觊觎之渐。连日该报有谓北洋随带八十余人，又谓报界运动员每月薪水二百两，种种妄说，殊属可恨。如能议由鄙处派人代为主持，则尚可予以津贴，否则此辈反侧无常，直不如痞三矣。

蔡乃煌则解释称，已经订立检查报纸的条约，按照规定酌予补贴：

　　北洋月助千五百元，是津贴《中外［日报］》《舆论［日报］》《申报》各馆者，三月以后未寄，前面陈我宪允照前案拨助。《神州［日报］》现由汪道派人看稿，甫立约十二条声明，允月助五百元。故请我宪改为月助千五百元〔两〕，非指《神州［日报］》一报而言。

　　蔡乃煌此次出手的效果，可以从《神州日报》刊载的新闻中略见一斑。8月19日，该报刊发《新直督之丰采》，一改此前位置私人、虚耗财政等端方的负面新闻，对于端方裁减冗员，实行新式办公制度，以及雅好金石等情况加以吹捧。

　　看似行之有效的补贴政策，反而刺激了报纸之“觊觎”。《神州日报》虽由同盟会背景的青年读书人创办，但此后经理易人，早已接受端方的补贴和股款。至1909年秋，在经营困难的影响下，《神州日报》又借攻击端方的言论希望获取更多的资助，不惜曝出端方运动报界的内幕，是以端方痛斥该报为“痞三”。而《神州日报》敢于采取此种方式，显然与端方的调任有密切关联。实际上，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以后，虽仍在通过蔡乃煌对上海报界施加影响，然已鞭长莫及，控制力大不如前。报界抨击端方之言论日渐增加。例如《民呼日报》在端方北上之前，尚对其治绩持中立评价，但在其离任以后，言论立刻转趋激烈，不仅直接批评端方本人“无定见”“敷衍”“善护短”“更癖金石，魔障已深”，而且攻击其治理两江，所办之事无不培养奴性。

　　至于其他官办商报，因每月垫款均出自南洋，而北洋补贴有限，故自端方调任之后，其对于这些报纸的支持力度明显下降。官办各报转与新任江督张人骏接近。厚此自然薄彼，诸报开始贬损端方，其程度更甚于《神州日报》。例如，端方调任之初，官办各报发表论说，为端方歌功颂德。尤其《舆论时事报》，不遗余力地吹捧端方：“今日各督抚中，足以统率百僚，威服列强，为枢府指臂之效者，舍端帅其谁属乎？”甚至特刊诗歌志喜。当端方真正告别两江后，该报即见风使舵，开始颂扬新任江督张人骏的政绩，同时不点名地抨击端方爱慕浮华，借新政欺上瞒下的行为：“惟收招多数虚声纯盗之名士，罗而置诸幕下，以博取礼贤下士之虚誉。取一二新政之简而易行者，猎其皮毛，粉饰其表面，但求奏牍文告之娓娓动听，足以上欺其君，下愚其民而已。而内容之腐败龌龊，不暇问也。”面对此类恶评，远在北洋任上的端方缺乏反制手段，只能通过蔡乃煌警告该报主笔，对于“检点不到之处”加以留意而已。自以为得计的端方，还是低估了上海各报馆反复多变的程度，推行官办商报不过为人作嫁衣而已。

四、 政策废止：官办商报与《民呼日报》之争

　　官办商报之政策，自1909年5月开始为《民呼日报》等报揭发和抨击，其后在政治压力下逐渐走向完结。而官办商报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时人熟知的名词。

　　1909年5月15日，具有同盟会背景的《民呼日报》在上海创刊。筹办者于右任曾受蔡乃煌之聘，担任过《舆论日报》的主笔，旋因报道陕西学潮，与蔡氏发生矛盾而辞职。这一经历，使于右任深恶官办商报的做派。《民呼日报》创刊当日，于右任即著文批评上海报纸，“或则以经济之未充，或则以势力之不足”，而沦为官场少数人之傀儡，并且特别声明《民呼日报》不接受官款补贴。其后，该报论说又直指督抚权力与官办商报相互维系，导致出现压抑民情的情况。

　　而蔡乃煌也清楚于右任与《民呼日报》的情况，其宣称：“于右任所设《民呼［日］报》，本不欲给照邮寄。但恐其向东洋注册，故令其递禀注册。”实际则是“姑纵其放恣数日，为封办地步”。因此，在《民呼日报》发刊次日，蔡乃煌便致电当时仍在江督任上的端方，借口“今日出报已异常悖谬”，要求查封该报报馆。但是，端方并未予批准，仅以尚未得见为由，要求“查有过于悖谬处，再电请封闭”。

　　尽管如此，《民呼日报》与蔡乃煌及其所办各报，数日后即发生严重冲突。5月22日，蔡乃煌指责《民呼日报》刊载了伪造的官方电报，在《申报》刊登律师函予以警告。又指使《舆论时事报》刊登时评，攻击《民呼日报》“捕风捉影，空中楼阁……吾不知其是何居心也”。当日《民呼日报》被迫停止发行。

　　作为反击，于右任连发三篇《向官报乞哀书》，抨击蔡乃煌利用其控制的报纸来压迫《民呼日报》。文中称这些报纸为“官报仁兄大人”，“你的资本多，你的势力大，我独立无援，只得让你罢”；又讥讽这些报纸中了“南京一带之闭口痧”，“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同时，于右任等鉴于《舆论时事报》就地丁银征解改章为江督背书一事，抨击该报“为官吏之机关报，贵报记者以受数十元之薪金，不得不为囗作囗”。并将前揭笔战的原因，归结于官场对报馆的控制，“官场兼领之报馆既已出世，则官报对于非官报之冲突亦必发生”。由此，于右任和《民呼日报》对接受官款各报自甘堕落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后更是不断著文攻击“官场出资建设之报”，以及“当道联络报馆”等行为，官报之名亦由此揭橥于报端。此举引发各界关注，尤其是引起朝中御史的注意。6月25日，御史胡思敬具折弹参端方，罪责之一即端方密令蔡乃煌重金将上海各报“购归官办”，从而将官办商报之说公之于朝廷。结果，“此折一上，都下为之一惊。盖端午帅素负时望，且圣眷方隆，未尝一挂弹章”。而端方长期以来通过报刊舆论等精心营造的政治形象，至此有瓦解之虞。

　　端方颇感为难，极力设法化解。不久之后，他在受载沣召见时，除了强调官办商报的成绩，为自己和蔡乃煌进行辩解，还将《民呼日报》贬低为宗旨不正、尚待“料理”的异端之报。胡思敬的参折正式交查后，端方又密电蔡乃煌，“在宁所发各报馆津贴，均经咨部有案，本可据实复奏”；然而一旦公之于众，显然会贻人口实，引起朝野物议，“于公于我均有窒碍”；要求蔡乃煌设法掩盖，“能隐约其辞最妙”。

　　自是之后，端方、蔡乃煌与于右任等报人的矛盾日益激化。经过蔡乃煌的操作，8月2日起《民呼日报》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只得“在租界加价出售”，于右任亦被抓捕提讯。《民呼日报》将这些行为归结为“官报”的打压，并就被迫加价出售一事，反击称“官家不乏便宜之报，尽可往购也”。而在被迫停刊前，《民呼日报》又连续发文，进行抨击。其中《活埋于右任与民呼报之原因》一文指出，《民呼日报》之罪是“纠正官报之罪，排挤官报之罪，毁谤官报之罪，夺官报销场之罪，较官报文理通达之罪，害官报营业恐慌之罪”。最后三呼：“官报仁兄大人活埋人！”而在《官报小姐》的短评中，作者将官办商报比喻成被人欺负的“小姐”，哭求官场中的“妈妈”为其报仇。《官报者官暴也》一文直指：

　　官报不仁兄不争气，以致每天所出之报，全没人要。老羞成怒，说是本报将他的销场夺了，怂恿其东家向本报为难，一定要教本报关门。……凡平日官报所做之鬼，皆被《民呼［日］报》道破，故恨之。……官报平日所载之事，十之七皆不确实。……天道好还，即使本报无疾而终，又安知官报不暴毙呢！

　　《民呼日报》被迫停刊后，于右任等又创办《民吁日报》，在发刊祝词中继续抨击官办商报，称其“不惜吮痈舐痔，效忠于官，摇唇鼓舌，以荧惑当世”。不久之后，《民吁日报》也被迫停刊。蔡乃煌强力查封两报的行为，引起上海社会各界的抨击；而此前受到端方等压制的岑春煊，此时也联络江苏谘议局议员孟森，命其联合两江政界、学界人士对蔡乃煌进行施压，间接打击端方。结果，有关蔡乃煌收买报纸、钳制舆论之批评频频见诸报端，并且招致谘议局议员的反对和御史的弹参。

　　11月2日，《南洋官报》公布了江南财政清理局清查宁属财政的结果，其中涉及动用官款垫付商报的内容。江苏谘议局议员于定一、钱以振据此提出议案，主张革除官办商报。11月16日，江苏谘议局议决该案，并提出四条理由：其一，“官冒商名行销报纸，无此宪政”；其二，报馆非国家行政，而本省负担经费，“无此税则”；其三，报纸所用公款“比于天府正供，无此国法”；其四，以官款资助外国报纸《上海泰晤士报》，“无此政体”。因此，应即日退还商人，停支官款。与此同时，《时报》等报纸披露了此次调查公文，提及两江为《申报》馆垫款18900余两，补贴《上海泰晤士报》3600两，其他上海各报馆经费9600两。11月28日，江苏谘议局公布了后续调查结果，对于“官营商报”具体涉及的报纸与用款情形进行了总结：

　　先将《中外［日报］》《舆论［日报］》两报购回自办，次又将《申报》归南北洋合资筹办，继又将《时事报》《沪报》一并买盘归并。先后所购各报，共付股本、月费两项银十六万七百四十一两九钱八分，均在苏松太道经理各省解到开浚黄浦经费息款项下挪借。

御史江春霖等随即据此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其参折直指蔡氏“官办商报，私用公款，纠结内外，变乱是非”。蔡乃煌则辩称，官办商报是为了抵制报馆“横议”国事，但江春霖驳斥称：

　　官商二报本不相妨……商报虽言论自由，亦受范围于报律。果有横议，按律可治。……近时报馆林立，皆挂洋牌，皆肆横议，购之可胜购乎？……况其所谓抵制横议者，无过互相标榜，抵排异己。

不久之后，江春霖再次弹劾蔡乃煌，称其查封《民吁日报》，摧残舆论。新任江督张人骏受朝廷之命对此展开调查。蔡乃煌面对弹劾，一面在两江官场公开宣称其“系奉杨（士骧）、端（方）、锡（良）三督之委任而为之，非其一己之事”，使得参案牵涉更加广泛，一旦大范围查办，将使“全国受其影响”；一面又请求端方设法营援。端方虽已在办理慈禧太后梓宫移陵时因“大不敬”之罪被参革职，但仍致信署理湖广总督瑞澂，托其向张人骏说项。同时，蔡乃煌还与掌握两江“外交之总机关”的两江督练公所参议杨晟“联络一气”，对张人骏施加影响。在多方面运作之下，尽管蔡乃煌已经声名狼藉，但仍得以保全上海道台之职。

　　经过此番风波，官办商报之政策已难以维系。此前一度与端方、蔡乃煌接近，以及存在补贴关系的报纸，此时纷纷自证清白。如《新闻报》在反驳公文中“上海各报馆经费”的说法时，声称该报馆为“不沾润之报馆”；又称《上海泰晤士报》作为中国人的“西文机关报”，接受江督补贴“有当别论”。《神州日报》则借引述张人骏反对官办商报的私人信函，表明自己的态度：

　　上海某某三报纸，本系商家营业。顷阅报销册，该某某三报纸竟暗用官款为资本，数累盈万，而该三报又非官报体裁，于理于例，均属不合。现已由谘议局提议，当筹一允当办法。或有谓此三报中，有一报得名最久，何不留作机关。人骏啐之曰，何物机关，吾不解此。……安能以国家有用之金钱，而自市私通党援之嫌疑乎？

　　这里所引内容，辅以张人骏的批复，当非虚构。1910年3月5日，张人骏奏陈调查情形，尽管他对端方、蔡乃煌官办商报有例行公事式的辩解和保护，但也承认其不伦不类，“各报既经收归官办，而官不居其名，虽不居其名，而又群知为官办之报，此则名实舛迕，办法诚有未善”，所有官办各报，应一律退归商办，收回官款，停止补贴。两天后，张人骏正式批复谘议局，遵照决议一体执行。

　　官办商报这一策略的废止，以及主持者端方、蔡乃煌等遭受弹劾和舆论围攻的局面，使得上海报纸格局又为之一变。各官办商报从此衰落不振，如《中外日报》敷衍年余被迫停刊；《舆论时事报》濒临关停，后被接办改组为《时事新报》，由曾经被蔡乃煌逐走的《中外日报》经理汪贻年主持报事。至此，清末督抚推行的官办商报彻底失败。

余　论

　　1908—1910年官办商报政策的实施，是清末特殊政治、经济环境下的产物。从宏观角度而言，晚清以来各种新兴事业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现象，使得官商相互渗透与合作有先例可循。而清末新政以来兴办官报的热潮中，官员资助报纸，借以营造自身开明形象，也已成为普遍现象。此外，这一时期报纸创办者与股东多为绅商，乃至在职官员，报纸性质究属“官办”或“商办”，其资本来自“官款”还是“私款”，本就难以区分。

　　具体到端方等人，其作为地位重要的两江总督，自然要避免因舆论风潮引发政治动荡。同时，整饬报界也是出于打击政敌、维护自己政治利益与政治地位的迫切需要。他所开展的一系列管控舆论的操作，私利、派系、政争、维护清廷统治等考虑均贯穿其中。而清末报刊之间革命与立宪的政治分野，以及报人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矛盾与利益冲突，导致了报馆相互倾轧之风，给予端方可乘之机。例如曾有康梁背景的《时报》“力创报纸不应专与官场为难之说”，积极协助蔡乃煌创办《舆论日报》，目的正是为了“锄异己之报”，双方可谓相互利用。

　　毫无疑问，官办商报一度是控制舆论的有效方策，反映了清朝官方从封杀到自办、引领报业的政策转型。在官方资本的运作下，地方督抚的政治权力得以深度介入上海报界。河口起义等案例表明，这一策略在反制革命党舆论方面作用明显。同时，持续的官方“监督”之下，相比于1907年的激进舆论表达，官办商报时期报刊言论的“激烈”程度有所降低。正如1909年5月《民呼日报》所指出：“自去年以来，全国报界，变为寒蝉之默息。间有陈论，率揄扬之意多，而抗议之情少。” 1910年初，一位驻上海的通信员向英国《泰晤士报》投稿，作出了类似的评论：“清国几乎没有一家有名望的报纸，不被满人们所拥有或领取着他们所提供的津贴……两年前那些直言不讳的犀利批判，已经逐渐被令人愉悦的默许或事先设定好的某种程序所取代了。”不过，面对清末商报的庞大数量，以及日渐处于危机之中的政治局势，清朝地方督抚仅仅通过掌握少数大报的股权及官款补贴来施展控制之术，仍然不足以扭转整体的舆论氛围，这一策略的实际效力不能高估。此外，清末政治派系的纷争，使得官办商报卷入其中，沦为不同势力的舆论工具。而各报也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游走于端方、岑春煊、张人骏等大员之间，兜售自身的影响力。加之官办商报仰赖官款，本身需要督抚等地方要员暗中维持，一旦官方补贴不到位，双方难免反目，结果是官方养虎遗患，反受其害。

　　事实上，在光宣之际日趋激进的舆论环境下，加之租界和外国势力的影响，活跃的上海媒体已非清政府或任一政治派别所能掌控。但端方等人见不及此，仍希望借助官办商报策略，利用金钱和政治权力，实现对于上海各报的全面控制，从而消弭革命党和反对者的声音，使各报为己所用。端方等人的早期操作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变，以及报业自身独特的职业需要，官办商报日益受到挫折和挑战，最终在朝野各方的抨击下骤然废止。不久之后，清政府也在革命的浪潮中倒台，而摆脱官办束缚的上海各报的激进宣传在其中居功至伟。就此而言，端方率先采用的官办商报策略，本身就构成了革命前史的一部分，自然也值得钩沉。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