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重新厘定针灸知识，是时人证明中医有效性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中，诸多医家都对针灸知识革新进行探索，注重疗效与回归经典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两条革新路径。前者以承淡安为代表，注重实际疗效，对传统针灸知识和西方医学知识加以理性取舍，使其更易被初学者掌握，并为后世针灸教材奠定基本知识框架。后者则以中央国医馆委员黄竹斋为代表，其针灸著述本意是尊奉传统经典医籍，以考订、注解方式整理针灸知识，虽经国医馆推举为良好的教材，审定出版后，反响却不如预期。就内在学理而言，民国时期这两类代表性的针灸知识革新路径的不同结局，揭示了以经验理性对传统针灸知识的去芜存菁，是现代针灸知识转型的关键一环。

【关键词】

　　中医　针灸　承淡安　黄竹斋　知识史

　　中医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尤其在近代发生了重要转型。如今作为中医代表性治疗技术的针灸，其理论、技术及在中医界的地位亦经历了巨大变化。宋代以降，因受儒医传统影响，针灸、眼科、外科等医学技艺逐渐被排挤于主流医学的边缘，与今日已淡出公众视野的中医眼科、外科不同，针灸在海内外的接受程度都较为广泛。从学理层面而言，针灸地位的变化，正是因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知识体系的革新。换言之，民国时期针灸知识的革新，是理解针灸地位变化关键的一环，也是近代中医史中的重要议题。

　　对此问题的探讨，具有医学训练背景的学者已给予足够重视，他们更着眼于现实，有较强的为当前针灸发展提供可靠依据的意识。其研究理路具体表现为立足现代针灸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概念，通过文献梳理的方式反观其演变过程，讨论的主题集中于民国重要医家学术思想、针灸医籍的内容，以及理论与技术的变革。这种具有较强实用倾向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在分析民国针灸转型过程时能抓住重要医家思想、技术及理论的转变，以揭示现代针灸理论与技术形成的关键节点；另一方面这种后见之明也容易使历史叙事呈现顺畅的线性感，或者说相对忽视了历史语境，尚未充分挖掘这段历史的复杂性。近年来已有学者积极尝试打通史学和医学之间的学科藩篱，逐渐关注民国针灸发展的社会文化面相。但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的主要路径，尤其是掩盖于中医科学化叙事之下的面貌和特征，尚待进一步研究。

　　若我们通过文献回到历史场景，会发现民国时期针灸知识的生产是颇为复杂曲折的过程，由诸多医家各具特色的探索组成。本文即力图回到民国历史语境，探讨两类较有代表性的针灸知识革新路径，分析其成因、影响，及与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关系，由此揭示针灸知识近代转型的复杂性，以进一步理解传统医学在近代的变革。

一、1930年前针灸知识革新的初步尝试

　　自宋代以后，儒医传统愈渐稳固的同时，针灸等技术性、手艺性的疗法相对方药渐处边缘地位。这种状况到清代尤为明显，当时已有医家反思针灸边缘化的原因，认为存世的针灸技艺早已和《灵枢》《素问》等古法不相符合。清末民初，随着西医进一步传入，对中医的质疑声也日渐显露，中西医竞争的局面形成。针灸作为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逐渐有学者视其为国粹，呼吁重视针灸。1914年，广东医家黄眉孙发表《论针灸为宜保存之国粹》，强调发掘针灸在医学中的独特性，“籍以砥柱夫中流，而不为世界潮流所冲击”。1915年，著名针灸医家黄灿的《针灸诠述》刊行，张謇为其作序，称针灸实为保全国粹之关键，但当前只是“悬为空诣”，因此理应更加重视、着力发展。

　　1920年前后，一些秉持改良、汇通思想的医家及医学团体在思考针灸发展遇到的问题时，就如何重塑针灸知识并提高其地位，展开了初步探索。第一，征集整理民间针灸秘术，并公开化。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民国时期较早发展针灸学的医学团体。1919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于太原成立，阎锡山任会长，杨兆泰任理事长，宗旨是“以发扬中医精粹，使成一有系统有价值切合实用之医学”。该研究会于1921年成立专门的“针灸征集讨论会”。会长阎锡山阐述设会原因为：一方面针灸是中医重要的治疗方式，疗效好，尤其能解“宿疴顽痹”；另一方面针灸的技艺和价值在发展中逐渐被遮蔽，精通针灸的医家更是将其术视为“枕中秘”，以致“针术几绝”。因此，“针灸征集讨论会”致力于针灸秘术公开化。具体做法是，以实际疗效为标准，面向社会征集切实有用的针灸秘方。入选的秘方可刊登在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专栏。凭针灸秘方入选的医生，可参加研究会定期的讨论，发表演讲，这些成果则可汇辑成书另行出版。

　　第二，从针灸知识接受者的角度，思考传统针灸入门医籍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历代医家在编写针灸入门医籍时，一般都会考虑如何使读者通过文本学习尽可能掌握相关理论和技术的问题，到明代出现了以《针灸大成》为代表的较为成熟完备的针灸入门医籍。民国初年，有医家从知识结构合理性的角度反思《针灸大成》的编写，尤以赵缉庵为代表。

　　赵缉庵（1877—1938），名熙，字缉庵，号遁仙，山西代县人。师承其父赵龙光习中医，曾任代县中学、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等校校医。从自己的学习经验出发，赵缉庵表示，“医道难，医之针灸尤难”。因为学习针灸既需要识记腧穴，又需要知晓针灸施术方法，所以“尤赖有真传授”。他在二十年左右的学医过程中，在针灸方面初“未得真诀”，直到跟孙祥麟请教、讨论才理解针灸要领。他认为自己此前针灸学习未有所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针灸大成》知识体系的约束和困扰。由此，他认真审思《针灸大成》的知识构成，认为该书是采诸家之说集合成编，“书之所载多异说，故学之所究多疑义”，对初学者顺利掌握针灸理论和技术造成了相当的困难。

　　针对《针灸大成》存在知识驳杂的问题，赵缉庵编著《针灸传真》，进行了如下改变：一是以《内经》为标准，特设《内经刺法》两卷；二是围绕针灸学中最关键的“识其穴”和“知其法”，设置《考正穴法》和《名医刺法》各两卷；三是考订旧书经穴的错误，按照人体比例清晰绘制经络穴位，收录既有注解又简明易学的针灸刺法歌赋。不难发现，赵缉庵编撰《针灸传真》，是以实际学习经验为依据，对《针灸大成》为代表的传统针灸医籍内容的合理性有所反思，并做出调整。

　　第三，译介日本针灸科学化的成果。日本的针灸科学化进程从明治维新后期开始，持续到昭和初年。最初由支持汉医的医家自主探索，之后由政府主导，以现代科学实验的方式重新厘定针灸中具有实际疗效的知识。随后出版了诸多体现实验结果的针灸医籍，日本军医冈本爱雄所著《最新实习西法针灸》即在其列。该书曾是日本针灸教本，于1900年刊行，1902年、1904年再版，1915年由顾鸣盛编译。《最新实习西法针灸》共分三章，分别是“针术之沿革”“经穴解剖学”和“针灸学治病”，特色在于增加了经穴的解剖结构。冈本指出，“经穴”不过是便于记忆的“人身表面假定某某名称”，学习针灸最重要的是了解经穴背后的原理，即系统解剖学。传统针灸学习者“大都以论穴道为便，进以解剖学，多茫然不辨”。顾鸣盛读到此书时，深感生理解剖学知识有所助益。但民国初年中国学者对日本针灸医籍的译介，承接的仍然是清末由翻译日本医籍而学习西医知识的余续，针灸医籍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并没有被专门关注和有意识吸取。

　　从整体而言，大致1929年之前，虽然个别医家和团体已经从不同途径推动针灸知识的革新，但此议题尚未真正成为中医界关注的焦点。在此之后，为谋求中医的发展，针灸不太受重视的情况大为改观，国内诸多医家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对针灸知识的革新。1929年，余云岫在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对中医批判不再停留于学理层面，而是上升到中医阻碍民众思想科学化的高度。虽经社会各界人士多方面抗争，中医未被废止，但此后中医拥护者愈加深刻意识到，若想为中医正名，应借助以西医为科学的标准，论证中医的有效性。

　　当时医家发现针灸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黄帝内经》等传统医学经典中的重要医术，又是把持科学话语权的西医、西方人承认的有效技术。若试图在西医标准下论证中医的效力，针灸正是上佳选择。1930年，江苏南通名医孙晏如在《振兴国医尤须提倡针灸说》一文中指出，西医“盛唱其理学疗法”，而针灸就是符合西方人倡导的一种“理学疗法”。同年，张蕴忠也表示，中西医并非水火不容，更有暗合关节，针灸即是代表。

　　这种认识助推了针灸重回中医主流行列。针灸的重要性在中医界渐成共识，它的发展成为中医界亟需面对的议题。而传统针灸学尚不契合中医科学化的思潮，医家们首先要解决的即是革新传统针灸知识的问题。由于人生经历、学术训练、学理认识等方面存在差异，医家们对针灸知识革新的思路也不尽相同。或者说，20世纪30年代初，虽然针灸地位的抬升与中医科学化诉求关联密切，但针灸知识革新的方法，并没有拘泥于科学化一途。

　　1930年左右创立宁波东方针灸学社的医家张俊义，引入经由日本科学化的针灸知识，尤其侧重对温灸学的引介。张俊义在中医科学化浪潮之初甚至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关注日本科学化的针灸成果，与其早年西医学术训练和志趣密不可分。他年少时即投身医学学习，认为传统医学存在“阴阳谶纬庞杂而失据”的问题，所以致力于西医解剖、生理等科目的学习。民国初年，他尝试“以革新医学为己任，著书立说，力辟我国医学之谬妄”，但当时“独唱无和”，未成气候。在数十年的学习中，他认为西医的药物、病理和诊断过于复杂，所以专注于物理疗法的学习。由此，他关注到被称为中医物理疗法的针灸，并发现“自日本医师用科学方法加以改良而其效大著”，且这种科学化的针灸疗法也被欧美医家称赞。因此，他先后翻译出版《温灸学讲义》《高等针灸学讲义》等日本科学化的针灸教本，用作东方针灸学社社员学习的教材，以期革新针灸知识体系。但这种思路忽视了中国传统针灸经典的价值，未能将译介的知识与本土知识体系良好结合。

　　与张俊义做法不同，四川彰明医家陈景文从个人针灸学习和治疗经验出发，探索如何使针灸教材更简便易学。他认为针灸在过去广受诟病，是因为“或取穴不正，或补泻不明，或虚其所不当虚，或实其所不当实”。为了匡救补正，改变传统针灸学支离凌乱的状况，以便于后学研究，陈景文著《实用针灸学》一书，由东方针灸学社铅印发行。此书最大特点在于不采用生理解剖等西医知识，依然根据《灵枢》《素问》《针灸大成》等经典针灸医籍进行知识编排，以简明精确、切于实用为标准。

　　由上可见，进入民国以后，促使针灸重回中医主流行列的努力逐渐增多，尝试革新针灸知识的方法各异。到1930年后，尤其在中医科学化思潮的推动下，针灸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其发展也成为中医界的一项重要议题。像张俊义、陈景文等医家的探索并没有拘泥于当时所谓科学化的标准，同时他们的尝试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没有触及针灸知识结构的深层变动。相较而言，承淡安和黄竹斋等人对针灸知识革新的努力，更为系统深入，也更具代表性。前者编写的针灸教材，基本奠定了现代针灸教科书的知识体系；后者的《针灸经穴图考》，则被中央国医馆审定为当时通行的针灸教材。二者编写的针灸教材看似都由传统针灸知识和生物医学知识组成，若我们细致分析知识生成过程，会发现二者的学术理路有较大差别，体现了中医科学化思潮背后的复杂面相。

二、 注重疗效：承淡安对针灸科学化的探索

　　承淡安（1899—1957），原名澹盦，江苏江阴人，民国著名针灸医家。其父名乃盈，擅长针灸。承淡安年少拜师学习中医，参加中西医学的函授。之后承淡安跟随其父行医，目睹针灸治病，起效甚快，遂开始钻研针灸。受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1930年左右承淡安开始思索如何构建结合西医和中医知识的针灸教材，相继编写了《中国针灸治疗学》《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中国针灸学讲义》三种针灸教材。这三部教材和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中国针灸学》共同组成了现代针灸学科体系，是澄江学派针灸科学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进一步分析这三部针灸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形成过程，会发现承淡安对如何革新传统针灸教材知识体系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以贯之的理念，并不是对中西医知识简单的拼合，或是以西化中的线性科学化过程。

　　1930年，承淡安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隔年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作为研究社学员学习针灸的教材。承淡安在《中国针灸治疗学》的“叙言”中阐明了著书目的，认为针灸逐渐湮没的原因是针灸医籍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经络、图示、治疗等方面不够明确或存有谬误，这使得初学者单凭阅读针灸入门医籍难以掌握针灸知识。为此，承淡安在《中国针灸治疗学》中结合自身经验并吸收日本针灸科学化的成果，对传统针灸入门医籍的知识结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首先，承淡安参考冈本爱雄《最新实习西法针灸》，在《中国针灸治疗学》“经穴”篇中按照十四经脉将穴位分类，每穴注明解剖结构，使初学者“可知穴道之内容，藉知经穴之构成”，以解决原先针灸书籍经穴难明、图示谬误的问题。《中国针灸治疗学》比《最新实习西法针灸》的经穴部分更详尽，除解剖结构外，每穴下设“摘要”和“手术”部分，“摘要”截取与该穴有关的治疗歌诀，“手术”详细说明该穴的施术手法和禁忌。此前与经穴配合的图示一般都是平面绘制，较为抽象，难以让初学者根据文本明了腧穴的位置，因此承淡安还将穴位点绘在真人身上并拍成照片，附在各个经脉后。

　　其次，受到生理解剖学影响，承淡安认同针灸的原理为“刺激神经增加血行”，是一种通过刺激穴位起效的物理疗法，并据此理念和治疗经验，简化繁复的针灸手法和禁忌。对于传统针灸医籍中的补泻手法，他认为只需取“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随而济之为之补，迎而夺之为之泻”两条，如“阳日阴日”“午前午后”“男左女右”“风雨寒暑”“尻神禁忌”等说，则“涉及荒诞，毋须遵行”。除补泻手法外，如“烧山火”“透天凉”“苍龙摆尾”“赤凤摇头”等手法，同样被认为“实无足取，徒乱人心目”。

　　最后，针对传统针灸医籍重经穴、手法，轻治疗的问题，《中国针灸治疗学》将治疗部分独立成篇，以凸显其重要性。“治疗”篇先选取历代治疗歌诀，后按照传统病因分类形式将疾病分为“伤寒门”“温热病门”“暑病门”“中风门”等，每一门详细介绍各疾病的病因、治疗、助治、预后等项。治疗部分的详尽，可使初学者通过阅读更易理解如何施治。

　　《中国针灸治疗学》吸收生物医学知识，进行了知识结构的革新，往往被研究者视作针灸科学化的代表，但作为承淡安学术生涯早期的著作和革新针灸知识的尝试，其具体内容也呈现出承淡安贯彻科学理论和实际经验间的矛盾。他一方面试图利用生理解剖学知识，对传统针灸手法进行简化；另一方面又因为传统针灸手法确有实际疗效，对在这一科学理念下原应被删除的内容，又有明显的保存心理。这种观念之间的张力和矛盾，更明显地体现在《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一书中。

　　作为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面授与函授班的教材，《中国针灸治疗学》出版后曾多次再版。1933年，承淡安邀请江苏南通名医孙晏如补充医案、修订全书，第四版更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在中医科学化日趋深入的背景下，与初版相比，增订本的科学化意味更浓。增订本新添的诸多医家、名人的序文，几乎都是从对中医科学化有重要贡献的角度称赞该书。譬如，曹炳章表示此书对针灸的改造，“参核生理解剖之实质科学”，使针灸成为“近世科学医学”；黄彦昇认为该书“用科学解剖，发前人之所未发，固可间执新医之口，而使读者有轨辙可寻”，等等。

　　不仅这些序文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增添了科学化的浓厚意象，该书内容本身也加入了更多生物医学知识。承淡安为该书增加了“总论”，尝试用生理解剖学理论解释针灸原理。他认为传统经络学说中的“十二经奇经八脉”，实则由解剖学中的“血管淋巴管神经”组成，传统的经络学说“实不成立”，只是为了便于记忆及初学者有系统可遵循，该书“暂不易名更改”。除总论外，在该书的具体内容中，承淡安也用生理解剖学理论重新解释了经络学说。譬如，他认为督脉实则为脊髓神经；任脉是大静脉与淋巴干；冲脉为腰动脉与腰淋巴干；带脉为动脉与淋巴干。他还尝试用神经学理论解释传统针刺手法的效用。譬如，对于施针过程中“针下候气”的感觉，他认为“气至则针下沉紧”，是因为“针下刺着神经，神经起反射性之痉挛收缩”，由此会感觉“针下酸重”，这便是得气的原理。

　　除借用生理解剖学理论之外，承淡安还试图将当时与针灸相关的所谓科学解释，一并纳入书中。譬如，他添加了一种新的基于物理学电学原理的身体观。孙晏如曾对承淡安谈到一位西医博士的观点，人的身体有电，针刺所用的针为金属，容易导电，针与人体肌肉摩擦，即可产生轻微电流，从而“疏通神经，复其常度，病态于是乎消矣”。承淡安表示这种理论可进一步解释针刺效用。

　　《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在增加了更多科学理论的同时，承淡安、孙晏如为提高疗效进一步简化、规范传统针灸手法，并在“治疗”篇补入更多医案。这些医案主要来自《医学纲目》《赤水玄珠》《医学正传》《医学入门》《医宗金鉴》等传统医籍，以及承淡安和孙晏如各自的医案，他们二人的验案使用的多为传统针灸施治方法。换言之，《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修订的思路，既有意引入更多所谓现代科学知识，也更着力挖掘传统针灸典籍的价值。前者似乎走向现代，后者则又转向传统。

　　两种取向集中体现于《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的知识编排上，展现了思索针灸如何转型的承淡安具有较为复杂的医学观念和衡量尺度。今天看来，《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用生理解剖学理论直接解释甚至意图替代针灸经络学说，是对西方医学知识的生硬照搬。对于身处时局中的承淡安而言，他并不能和今人一样知道中医的走向。《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中的两种旨趣，是他在不确定前途和结果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有限的认知，对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回应和探索。但承淡安始终明白《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的读者，是针灸学的初学者，著述目的是简化、规范针灸操作，切实提高疗效，使初学者能够通过文本阅读掌握针灸知识。所以，在针灸施治方面他聚焦于穴位的清晰标注、指力练习、补泻手法等的改进；在治疗方面他增补了传统针灸医籍中确实起效的医案。

　　1934年前后，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各方面的建设趋于稳定，得到中央国医馆认证。为求进一步发展，社长承淡安把目光投向了日本。日本的针灸科学化起步较早，已有吸收生物医学知识的经验，在针灸专门学校、医院建设上也进行了探索。承淡安于是决定前往日本考察。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的8个多月时间里，承淡安与日本针灸医家在针灸理论、技术以及学校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学术交流。

　　正是由于暂别了国内中医科学化的舆论环境，承淡安能从学理的角度较为理性地检视针灸科学化的问题，并形成了新的观念。赴日之后，承淡安曾与多位日本针灸医家交流讨论，涉及对于针灸学理的看法。1935年3月26日，承淡安与日本名医中山探讨针灸是否能用西医理论解释的问题，结果是“两人皆从实际出发，赞同旧说，认为针灸理论与西医理论不能相通”。承淡安回国后公开发表的《东渡归来》，记录了他在日本期间与长崎宇和川针灸学院院长讨论学理的情况。在该文中承淡安通过肯定对方“惟讲疗法，不谈玄理”的观点，间接表明自己对针灸科学化的真实看法，即应遵从实际疗效而非某一理论。

　　在日本考察学习过程中，承淡安发现日本在针灸科学化过程中十分重视保存古代的针灸传统。1935年，承淡安与日本针灸名家、东京高等针灸学校校长坂本贡相会。坂本贡出示八田泰兴所译《十四经发挥》，承淡安相当欣喜，并表示该书在中国“几已失传”。知道日本有该书的消息后，于是他在日本各医学书店细心浏览，终于购得此书。回国后，他于1936年重刊了这本在日本买到的《古本十四经发挥》。在访书的过程中，承淡安还购得日本帝室博物馆所藏经穴铜人像数幅。他认为，针灸铜人像十分有益于针灸学习，应使针灸铜人这门学问“重明于当世”。在各处走访时，承淡安还注意到中国的传统灸法在日本经过改造，颇受民众欢迎。这些发现使承淡安意识到应该重视保存并发扬传统针灸技术。

　　从日本考察学习归国后，承淡安更加坚定这种观念，即不应以西方生理解剖学等理论强行解释针灸原理，应该重点挖掘传统针灸的内在合理价值。但承淡安的这种观念，并不是在日本游学后突然形成的。此前《中国针灸治疗学》《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展露的对针灸知识革新尺度的不确定和游移，实际已经显示了承淡安对将针灸学改造成完全契合西医理论的呼声，并没有完全信从。承淡安也并非完全认同日本革新后的针灸知识，尤其在针形制的改造方面，通过实践，承淡安发现日本医家使用的针过细，影响治疗效果。

　　承淡安将这种更为明确的针灸知识革新理念，融入1940年出版的《中国针灸学讲义》。该书原为中国针灸学讲习所学员的课本，但是自1937年抗战爆发，交通被阻，讲习所停顿，承淡安认为战争期间“药物来源困难”，“针灸术可代药物疗病，有过之无不及之伟效，亦亟应将斯学公开，以利民生”，因此将讲习所课本正式出版，定名为《中国针灸学讲义》。该书共分四编，分别为“针科学讲义”“灸科学讲义”“经穴学讲义”“针灸治疗学讲义”。与此前教材相比，该书最大特征是改变了以生理解剖学强行解释针灸经络理论，只是将科学化的理论解释附在书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针灸学讲义》中，承淡安直接表明自己对针灸知识革新的态度。当时泥古者“以十二经八脉定阴配阳，划表分里，义理深奥”，并视其为中医的精粹；维新者则认为传统的经穴理论是空谈，不值得参考，并视其为中医尤其可以诟病的地方。承淡安强调，这两种态度皆不可取，因为“学术随时代而演进”，不能固守“四五千年前之学理”，也不能以此“指摘古人之错误”，而应该“修之删之，去其芜而存其精，使其成为完善之学术”。承淡安看似在“泥古”与“维新”间持中立态度，但他的臧否实际是基于维护传统经穴理论；他所支持的知识革新，是对传统经穴理论去芜存菁的完善，而判断的标准则是实际疗效。

　　由上而言，承淡安作为所处具体时代的个体，亦被卷入中医科学化的时代思潮，其在民国时期所著的三部针灸教材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生物医学知识，反映了他对科学化思潮的回应。但他对针灸知识的革新，并不是被动接受或拼合西方医学知识，而是主动探索。这表现在：一方面，承淡安早期的针灸著述有生硬接受中医科学化强势话语的痕迹，在对这套话语逐渐形成理性判断后，后期的著述对针灸理论部分进行了很大调整；另一方面，承淡安一以贯之的以实际疗效作为依据，为挖掘传统针灸的价值而努力。可见，承淡安为针灸知识的近代转型所作的曲折探索，并不能大而化之地用科学化概括。

三、 回归经典：黄竹斋与《针灸经穴图考》

　　民国时期的针灸知识革新，并非只是承淡安等医家的个体行为，带有官方性质的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亦参与其中，表现为推动针灸教材的编写，树立新的学术典范。在具体实施中，针灸教材的编写，并不是由中央国医馆组织专家、制定清晰的标准完成的，而是将国医馆委员黄竹斋已完成的学术专著《针灸经穴图考》加以修订。黄竹斋个人回归针灸经典《黄帝内经》的旨趣和国医馆编写教材的宗旨，共同构建了《针灸经穴图考》的知识结构。

　　黄竹斋（1886—1960），原名维翰，曾用名谦，字竹斋，自号中南山人，陕西长安人，民国著名针灸医家，1934年被聘为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央国医馆的诞生与“废中医案”后中医拥护者对中医发展的反思有关。他们认为中医需要在国家层面拥有话语权，亟须成立全国性的专门机构。中央国医馆于1931年在南京成立，焦易堂任馆长，陈郁、施今墨任副馆长，其宗旨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术及学术研究”。为贯彻和践行此宗旨，中央国医馆设立各委员会，尤为重要的是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

　　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将学术整理工作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制定并颁布学术标准大纲，第二期是按照学术标准大纲统一中医病名，第三期是编审中医教材和中医著作，使之成为中医通用的教材和标准著作。但在具体实施时，由于各方对制定学术标准大纲分歧颇多，第一、二期工作的开展已经遇到问题。第三期编审中医教材和著作的工作，因须以明确的学术大纲为准则，更是难以按计划执行。1935年，馆长焦易堂在中央国医馆第二届代表大会中央党部代表训词中明确指出，“编审教材，问题甚大”。在随后发表的“国医图书教材类提案”中，焦易堂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各编审委员将任职前的著述进行修改，使之成为符合中央国医馆学术宗旨的著述。黄竹斋的《针灸经穴图考》《伤寒论集注》和杨华亭的《药物图考》均列在其中。

　　在1935年中央国医馆第二届代表大会通过“国医图书教材类提案”后不久，《针灸经穴图考》很快印行，并收入“黄氏医学丛书”。《针灸经穴图考》的出版颇受中央国医馆重视。该书封二由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于右任题写书名。封三为“中央国医馆审定图书著作证书”的影印件，证书内容为“右《针灸经穴图考》八卷八册，经本馆编审委员会审查合格，除备案外，合行发给证书，以资证明”，落款为“馆长焦易堂”“编审委员周柳亭、陈逊斋”。包括焦易堂在内的诸多中央国医馆委员为该书作序，又有中医名家叶橘泉作跋，张赞臣等人题词。其中，焦易堂、陈逊斋、陈无咎和周柳亭的序文，在该书出版前同时刊登在中央国医馆的刊物《国医公报》，为该书大力宣传。

　　这里需要进一步理解焦易堂等人的序文对《针灸经穴图考》意义的阐发。焦易堂从针灸之于中医象征意义的高度对该书加以肯定，认为针灸日渐被国际认可，尤其可以彰显中医治疗的优势，该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可以弥补国人对针灸认识上的不足；同时，他也从中医学术整理层面，肯定《针灸经穴图考》出版的意义，称赞其为“良好教材”，是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的代表性成果。

　　陈逊斋、陈无咎、周柳亭等人均为国医馆委员，他们所作的序文存在相似之处，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肯定该书的意义。一是在重构古典医学脉络的层面。陈逊斋认为，该书“考证经穴也，根据古经，无附会，无杜撰”，“与唐宋以后各有师承，各出花样，积习相沿，莫由知其错误者不同也”。二是从教科书的层面。陈无咎指出，该书的可贵处在于能够“振古返今”，使针灸学习者能够“先明经穴之原，按图索骏，探骊得珠”。三是从中医科学化的层面。周柳亭认为，该书“参以近世生理解剖新说，以明藏府之部位。述刺法，补入消毒手术，以防微菌之侵袭。以太乙神针易艾灸，俾患者免灼肤之痛苦”，故而他称此书“穷原竟委，融会古今”，“得此书而再读《内经》，则成有体有用之实学”。

　　《针灸经穴图考》在出版时有诸多国医馆委员和名医作序，以及社会名流题名、题词，虽与黄竹斋的私人交谊有关，但更多的是中央国医馆为出版有影响力的教材采取的必要策略。国医馆审定的教材需要符合科学整理和研究中医的根本宗旨，而《针灸经穴图考》早在1924年已有初稿，是黄竹斋早年学术理念的体现。这种学术理念是否与中央国医馆编写针灸教科书的宗旨相契合，我们还须从黄竹斋自身关于中医学术旨趣的形成来考察。

　　黄竹斋幼年家贫失学，以打铁为生，16岁开始，在打铁之余自修文化课。与民国时期其他著名的针灸医家相比，其履历相当丰富，知识涉猎也十分广泛。在正式开始研习医学之前，黄竹斋凭借自身的打铁技艺，于1911年至1912年任陕西东北西路团练行营军械官。1912年至1925年，黄竹斋从研读《伤寒论》入手，开始专心研习医学典籍，于1924年完成《针灸经穴图考》的初稿，又于1925年出版《伤寒论集注》。

　　今天看来，针灸和伤寒两科分属中医的不同知识领域，作为初入医学领域的黄竹斋却能在短时间内同时完成《针灸经穴图考》和《伤寒论集注》两部医书，主要原因在于两书的写作旨趣、体例结构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理解《伤寒论集注》内在医学思想，有助于揭示黄竹斋构建针灸知识的观念。

　　黄竹斋选择从《伤寒论》入手学习中医知识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医界的学术氛围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关于《伤寒论》的研究相当兴盛，书籍市场上的伤寒类文献也容易获取。当时这股重视《伤寒论》学术风气的形成，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支撑和推动。一是延续古典医学尊经的学风。明中叶以降兴起尊经的学风，导致诸多对医学典籍的注释和阐发之书纷纷出现，尤以对《伤寒论》的考订、注解为甚。这种对《伤寒论》进行订正和重新编次的主张称为“错简重订”，历经清代考据学者的发扬，在民国初年仍受推崇。二是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汉医学术取向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后，传统汉医亦深受西医的诟病，提倡汉方的学者发现古方派独尊的《伤寒论》主张“有是症，则用是药”，并将张仲景所用之药，一味味贴出用法标准，这种做法较为符合现代医学提倡的实证要求，由此，《伤寒论》重新受到日本汉医学界的重视。

　　黄竹斋深受当时《伤寒论》研究理念即尊奉经典，考订、注解经典的影响。在研究《伤寒论》过程中，黄竹斋认为，《伤寒论》“文辞简奥，义蕴宏深”，为“方书之祖”，但经过后世多次整理，“割裂章句，颠倒节目，纷纭淆乱，罔可适从”。为彰显《伤寒论》的原旨，黄竹斋甄别《伤寒论》各家注释之谬异，“校正其乖讹”，做到纲举而目张，终成《伤寒论集注》一书。《伤寒论集注》由《伤寒论》原文和集注两部分组成，《伤寒论》本经内容用大字，对本经内容的增删修订用小字附在每条内容之后；集注部分，用小字，分为“正注”和“旁注”，分别选取各家对正文条目的解释或治疗方法及对医理的发挥，若各家的解释存在分歧，黄竹斋会在每条最后以“案”的形式给出自己的见解。

　　更为重要的是，同一时期黄竹斋又以相同的思路对针灸展开研究。他认为，针灸地位衰微的原因，在于古典经络知识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简编脱阙”的现象，尤其是宋元以后“可补古籍之阙讹者,散于群书”，并没有医家能够秉持针灸学经典《黄帝内经》之旨，将相关医书“纂为一帙,为初学之圭臬者”。有感于此，黄竹斋以《黄帝内经》为源头，吸收宋代以前接续《内经》之旨的经络知识，整理宋元以降散乱于各书的腧穴知识，形成便于初学者学习的知识体系，于1924年完成《针灸经穴图考》一书的初稿。换言之，黄竹斋以《黄帝内经》为本，并将他认可的后世诸家各说收录，取舍的依据则是能否阐明《黄帝内经》奠定的经络腧穴知识。

　　黄竹斋编撰《针灸经穴图考》的目的，是阐明《黄帝内经》所确立的知识体系，同时整理后世诸家对这种知识的相应解释。因黄竹斋一直秉承考订、注解经典的治学思路，《针灸经穴图考》的体例与《伤寒论集注》十分相似。《针灸经穴图考》由经典腧穴知识体系和集注两部分组成，所引述的他书内容，皆标有出处，但名称从简。若黄竹斋有自己对于各家学说的见解，则以“案”的形式表示。

　　黄竹斋最初编撰《针灸经穴图考》时，中医科学化的高潮尚未到来。该书也不是服务于针灸科学化的目标，而是以考订、注解的理念，重新厘定针灸知识。1935年，《针灸经穴图考》作为中央国医馆审定的教材出版前，黄竹斋对书稿做过一些修订，其主要目的是符合中医科学化的宗旨。但这次修订并没有改变《针灸经穴图考》以回归经典为旨趣的针灸知识革新思路，只是在两种不同标准之间做出有限弥合。

　　综上所述，中央国医馆成立后，明确以科学办法整理和研究中医为其根本宗旨，并据此推出系列工作计划。工作进展的不顺导致在完成教材编审前临时征用编审委员的著作，《针灸经穴图考》即在选用之列。而黄竹斋最初编撰《针灸经穴图考》的旨趣，是回归中医经典，以考订、注解的方式，重新厘定针灸知识。虽然此后为体现中医科学化而进行内容的增补，但并未改变此书原本面貌。中央国医馆编写教科书的考量与《针灸经穴图考》内在学理间的差异，使其并未真正成为民国时期广泛使用的教材。

四、 两种路径的不同反响及原因

　　承淡安和黄竹斋的事例，呈现出中医科学化表象下针灸知识革新的不同路径，产生了不同影响。

　　承淡安的《中国针灸治疗学》于1931年出版后多次再版，后修订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出版。承淡安赴日考察后，又将该书进一步修订为《中国针灸学讲义》。承淡安编写的这三部针灸医籍，一直作为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的教材使用。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开设面授和函授课程，学员数量多、分布广，对教材需求量大，这是承淡安针灸论著影响广泛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三部针灸教材的知识编排较为合理，多为民国其他针灸医家采用。承淡安在编写《中国针灸治疗学》时，颇有创见地将知识结构分为经穴、手术、治疗三部分，加入腧穴的解剖结构，简化针灸手法，重视治疗。《中国针灸学讲义》进一步将灸法与针法分离，形成针科学、灸科学、经穴学、针灸治疗四部分的结构，对于针灸初学者来讲，在认知层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周仲房、曾天治等医家编写针灸教材时参考了承淡安针灸教材的知识体系。然而，因为各自的学养和认识存在差别，他们在具体的针灸知识的取舍方面有所不同。周仲房曾执教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为所教授的针灸课程编写《针灸学讲义》。总体结构上，该书亦分为经络腧穴、刺法、治疗三部分，其中经络腧穴部分与《中国针灸治疗学》颇为相似，但治疗部分则基本沿袭明代医家杨继洲《针灸大成》的相关内容。曾天治受教于承淡安、张俊义、陈景文等针灸医家，尤其服膺承淡安的学说，认为《中国针灸治疗学》为针灸学“唯一善本”，“实出坊间各针灸学书之上”，“因为从形式上、内容上，这本书都比较上最为优胜，尤超过宁波所出各书”。曾天治编写的《针灸医学大纲》深受承淡安《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的影响，两书的知识结构基本一致，曾天治只是将承书的总论部分分成“绪论”和“原理”，其他部分因袭。具体内容上，《针灸医学大纲》的经穴编基本承袭《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对穴位的具体描述上进行了改动，删去了《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经穴条目下的解剖结构和古代针灸医籍对穴位的描述。这应是曾天治在编写《针灸医学大纲》时对经穴的理解尚浅所致，在他学术成熟期编写的《科学针灸治疗学》则深化了经穴部分的内容。承淡安这三部针灸教材的知识结构，不仅被民国其他医家编写的针灸教材借鉴，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进一步的修改，奠定了国内当代针灸学科教材的基本结构。

　　与承淡安的针灸教材的境遇不同，《针灸经穴图考》作为中央国医馆审定出版的教材，1935年出版后，在民国时期并无再版信息，直到1957年才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民国时期，也未见其他针灸教材对《针灸经穴图考》内容上的引述或体例上的效仿。这样的社会反响并未达到作为“良好教材”通行全国的预期，但这并不代表黄竹斋在针灸方面医术不精或学养不够。若是从黄竹斋的著述内容来看，他无疑具有深厚的考据学功力和敏锐的意识，在既无家学又无学校教育支持的情况下，凭借自身的兴趣在纷繁复杂传统医学体系中选取《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作为其重构学术脉络的两条线索。在具体考证方面，摈弃门派的偏见，兼蓄各家之长，基本厘清且丰富了表述含混、内容分散的《内经》中的腧穴知识和文辞简奥的《伤寒论》的各方剂疗效症治。

　　黄竹斋在伤寒和针灸方面颇有建树，直系学生却不多。其一生只有赵玉青和米伯让两个入门弟子，均为其在西安担任中医救护医院副院长时所收。与承淡安的弟子们在各自的针灸论著中对承氏针灸教材体例多有继承不同，赵玉青和米伯让对黄竹斋针灸学术思想的继承多在实践方面。赵玉青为赵缉庵之女，著有《针灸传真精义》。作为中华针灸医学妇女研究会中初学者的入门医籍，该书对赵缉庵《针灸传真》一书去繁就简，择要摘录，加入了腧穴的解剖结构，知识结构方面与《针灸经穴图考》有一定差距。黄竹斋对赵玉青的影响主要在治疗方面。赵玉青深谙黄竹斋的施针特点，曾为黄竹斋的医案书写心得，认为黄氏针法特色在于“取穴不多，重在手法，手法重而劲”，“针药并用，辨证施治，疗效很高”。

　　承、黄二人编写的针灸教材，在出版、使用上的差异以及对近代其他针灸教材知识结构产生的不同影响，并非二者学术水平有高下之分，或选取的革新路径进步与否，而是身处转型时期，能否穿透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突破既定认识的局限，抓住医学的核心问题。今日被看作针灸科学化重要代表的承淡安，在革新针灸知识过程中，认识上经历了较大的转变，从试图用生理解剖学完全解释经络理论，到秉持客观的态度审慎对待各种针灸理论。承淡安始终坚持，以切实提高疗效为最终目的，并通过简化、规范化针灸操作，使初学者通过研读文本即可掌握基本针灸知识。在针灸手法和医案的选取上，承淡安并不纠结于是否符合科学化论述，而是根据自己临床经验进行知识取舍。

　　相比而言，黄竹斋编写的《针灸经穴图考》，虽经中央国医馆审定出版，有社会名流作序，但从该书的学术旨趣、知识结构来说，都与承淡安秉持的经验理性原则大不相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针灸经穴图考》的目的在于“尊经”，体例以《灵枢》和《素问》为纲，夹注各家注释，再辅以其他针灸典籍中的相关内容，所以包含大量的古代针灸典籍中语意含混的天人关系的内容。譬如，该书卷一“针法辑要”下的“时日宜忌”条目，引述《素问》“八正神明论”的颇具神秘色彩的内容。此类现象在《针灸经穴图考》中颇为常见。而承淡安编撰针灸教材的一项策略，则是在注重疗效的实用原则下，摒弃传统针灸医籍中“尻神禁忌”“阴日阳日”“午前午后”“男左女右”等观念，明言这些观念“毫无意识，徒惑人心而已”。对于传统针灸知识中补泻手法，承淡安认为各种针灸医籍的记载很多都不一致，“且理论超过实施，每使学者目眩心惑，无所适从”。所以在编写《中国针灸治疗学》时，他依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简化传统针灸医籍中繁复的补泻手法，使之“不涉浮泛之理论，便于学者之实施”。不难发现，黄竹斋是以传统经典医籍为本，而承淡安则是以实际效果为本，这导致两者编著的针灸教材存在根本差异。

　　其次，为符合中央国医馆以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医的学术宗旨，在《针灸经穴图考》作为教材出版前，黄竹斋曾对书稿进行修订，而承淡安的《中国针灸治疗学》和冈本爱雄的《最新实习西法针灸》是其重要参考。但黄竹斋不取此二书最具特色的腧穴的解剖结构，只取不同针灸医籍对同一穴位在文字解释方面的差异。如《针灸经穴图考》对手太阴经云门穴的描述，即是典型例子。《针灸经穴图考》在讲到云门穴的具体位置时，只是援引冈本爱雄《最新实习西法针灸》和张山雷《经脉腧穴新考正》的相关表述，用以补充《针灸甲乙经》对云门穴的定位。《针灸经穴图考》还有多处对《最新实习西法针灸》腧穴位置的引述，但都不涉及腧穴的解剖结构。黄竹斋似乎并没有把冈本爱雄《最新实习西法针灸》及承淡安《中国针灸治疗学》当作科学化的针灸医籍。在他眼中这些书与明代医家杨继洲编著的《针灸大成》可能并无二致，都是用以丰富腧穴定位的参考书。换言之，《针灸经穴图考》重在梳理腧穴知识，考辨诸家学说。

　　此外，黄竹斋在构思该书的体例时，因为以规范腧穴知识为宗旨，所以并未将治疗部分独立成篇，而是将腧穴主治的疾病附在腧穴之后。如关于云门穴的部分，黄竹斋在列举各种针灸医籍对云门穴取穴方面的异同后，又选用明代医家张介宾的《类经图翼》对云门穴主治疾病的描述。若从初学者角度看，这种将症治附于腧穴之后的体例，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理解腧穴知识，却不利于实际的疾病治疗。

　　最后，《针灸经穴图考》虽然以“图考”命名，却没有在经穴图示方面做出改进。实际上，黄竹斋此书只有十四经脉的图示。就图像构造来看，《针灸经穴图考》的经穴图依旧延续传统针灸医籍的图像。传统针灸医籍的经穴图，是在平面且抽象的人体部位上以圆圈表示腧穴，并以黑色实线联结，标识出经脉走向。这种图像标识虽然可以大致示意各腧穴的相对位置，但由于所绘人体过于抽象，并不便于实际取穴。

　　承淡安在编著《中国针灸治疗学》时，已经意识到传统针灸医籍中经脉图像这一问题，认为“针术之不进步，良由于此”。所以在为该书配图时，承淡安借鉴日本针灸医籍中“点穴人身而摄影”的方法，引入更为立体、精准的经脉图。

　　由上可见，在民国针灸知识转型过程中，承淡安等人以治疗效用为目的，重新整合传统针灸医籍的知识和生物医学知识。在认识层面，秉持经验理性的标准，逐渐剥离与治疗实践无关的涉及天人关系等哲学方面的内容，并借助生理解剖学方面的知识将腧穴位置精确化，以期初学者在系统学习后可以将文字知识运用到治疗实践。而黄竹斋编著《针灸经穴图考》的目的，则在于借助考据学的方法，整理规范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传统腧穴知识，在学理层面接续《灵枢》《素问》之旨，在知识取舍方面以《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等经典针灸医籍对经络腧穴的论述为标准，所以保留了不少暧昧的论述。因此，尽管有中央国医馆的审定和馆长焦易堂等人的推举，《针灸经穴图考》仍然难以在现代针灸学科形成的脉络中成为受众广泛的针灸教材。

结　语

　　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经历了由诸多医家进行探索的复杂曲折的过程。立足今天针灸教材具体的针灸理论和技术，以回溯性的方式对民国时期各类针灸文献的相关论述进行排比，呈现针灸理论和技术在民国的转型过程，固然有其意义和价值，却容易湮没作为知识革新主体的医家所做的艰辛探索。通过文献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我们发现以往作为针灸科学化代表的承淡安，对针灸知识的革新并不是线性进步的，而是经历了从试图用生理解剖学完全解释经络理论，到客观审慎对待各种针灸学说的转变。但作为临床医生，承淡安始终抓住疗效，以此为核心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黄竹斋更多的是借助考据学方法，从回归学术正统的角度，整理规范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腧穴知识，并未将临床应用作为宗旨，所以即使经过中央国医馆审定，也难以成为受众面广的针灸教材。

　　身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中医科学化的社会思潮，如何继承传统，如何接受生物医学知识，成为医家群体急需回答的议题。承淡安、黄竹斋，以及其他医家的针灸著述，大多保留了传统的针灸知识，也加入了生物医学知识，只是著述的核心思想差异使得知识体系不同。黄竹斋是从厘清腧穴源流、树立学术正统的角度阐发针灸的价值。承淡安则回到了针灸本身的特点，意识到针灸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并不同步，中西医理也不可强行对应。在转型的困境中，他选择从临床疗效出发，整合生物医学知识以及传统针灸知识，规范并简化了针灸施治技术。加上针灸教育体制的建立和传授方式的改变，针灸学习和临床应用更为简便有效。新中国成立后针灸学经历了更加复杂深刻变动，但在此过程中临床疗效仍然一直为医家所着力关注。这与近代以来诸多知识精英专注于论述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寄希望于获得各界支持而得以自存，有本质性的区别。虽然直到今天，针灸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解释，但针灸能够从传统医学的边缘，一跃成为中医的象征性治疗技术，这一巨大的转变提示我们，中医欲取得进一步发展，不应局限于论证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更需要从实际疗效出发，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吸收不同文明的医学成果，同时充分发掘传统经典的价值，将医学理论与技术有机结合。

　　从知识史的角度对针灸乃至中医在近代的转型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中医本身，进一步认识中医的复合属性，发现中医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中医既是现代医学技艺，同时兼具中国传统文化象征意义。中医长久以来的生命力不仅来自文化认同，更是源于其出众疗效。现代中医从业者呼吁科学创新要有效提高临床疗效，真正做到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同现代研究方法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中医知识史研究则可以从认识层面帮助我们过程化、情境化地考察中医在不同时期的文化价值和知识构成，重新发掘在历史进程中被湮没的理论和技术，以及不同时期医者的重要贡献。同时，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西医学各有其发展脉络和知识体系，应从多个维度理解科学化或现代化的含义，而不是将科学化简单等同于生物医学化，并以此为标准衡量中医的价值。让我们将关注点回到中医本身，通过在历史的脉络中梳理具体知识的演变，更好地发掘中医所具有的内在活力，从而发挥中医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