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军事医疗是近代日本实现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保障，其历史进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缩影。甲午战争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在战争中构建的军事医疗系统，集救护、救助、救援等功能为一体，不仅是配合日本侵略，通过舆论宣传在国际上骗取“文明国”声誉的重要手段，也是日本外战军事医疗运作机制的基点。探析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军事医疗，既为深化日本侵华史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也为揭开其军事医疗“文明”的面纱提供史实依据。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日军　军事医疗　防疫

　　军事医疗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工具，涵盖战地救护、后方送还、检疫、防疫、医疗“宣抚”等功能的军事医疗行动，为补充日军战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甲午战争是日本开始外战军事医疗制度建设的起点。战争期间，日军在陌生环境下产生大量非战斗性伤亡，使日本军政当局意识到军事医疗的重要性。经由甲午一役，日军积累了在华野战医疗活动经验，着力加强军事医疗建设，为此后日军对外侵略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关于甲午战争时期日军的军事医疗，目前中日学界或着重分析日军伤亡情况，或对日军军医中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个案研究，虽然也有成果涉及甲午战争中日军的野战医院，但缺乏对这一阶段日军军事医疗的系统研究。本文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藏军事医疗相关档案，结合日本部分报刊资料及士兵、军医回忆录等，对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军事医疗系统的运作机制、实际运行，以及日军的伤亡状况进行考察，希望以此深化对日本军事医疗史的认识，揭示日本军政当局利用本应救死扶伤的医学为侵略战争服务及为所谓“文明战争”正名的图谋。

一、 近代日本军事医疗系统的建立及其在甲午战争时期的应用

　　明治初期，日本仿德国模式实行兵制改革。1868年1月，戊辰战争爆发，新政府军与幕府军海陆交战，伤亡不断，使日本明治政府深感设立军事医疗机构，发展军事医学，以及在新军编制中增补军事学与医学复合人才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为使医学服务于战争，日本政府将医制视为近代化兵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戊辰战争期间便已着手进行医制改革。1868年7月，日本政府将西洋医学所改设为东京大医院（现东京大学医学部前身），集医院、医学校功能为一体，由政府直接管辖，率先实施以临床外科为主的西方医学教育。1869年1月，日本政府聘请在戊辰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国驻日公使馆外科医生威利斯（W. Willis）担任东京大医院院长，并负责兵部省军医寮的教学工作。同时，政府任命相良知安、岩佐纯为内务省医学调查员，调研并参照西欧医学制度，确立日本医制。此时，以细菌学研究为主导的德国实验室医学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受到相良、岩佐二人的推崇。考虑到日德两国政治体制相近，1869年2月，日本政府决定聘请德籍教师赴日任教，并选派东京大医院医学生官费赴德留学，学习德国的医学模式。

　　1869年6月，戊辰战争以新政府军的胜利而告终，日本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近代化国家。1871年5月，普鲁士军队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建立德意志帝国，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使日本政府更加坚定了在医学上以德国为师的方针。8月，德国陆军军医少佐穆勒（L. B. C Müller）、海军军医少尉霍夫曼（T. E. Hoffmann）受日本政府邀请抵日，帮助推动医制改革。日本政府委任穆勒全权负责东校的教学工作，其职级仅次于文部卿。穆勒在东校的学制改革中引进德国腓特烈·威廉军医学校的模式，制定严明的纪律，并推行德语、医学、自然科学教育。1872年2月，日本废止兵部省，新设陆军省、海军省，其下分设医务局，主管军队医政事务。1874年，日本政府颁布《医制》后，又模仿德军的军官世家培训制，设立陆军军医学校、海军军医学校等军队医学教育机构，聘请外国教官执教。此类军医学校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将实验室医学与临床外科技艺训练相结合，并要求学生熟悉外文，以便吸收西方医学知识。日本陆海军还花费巨额经费，向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派遣官费军医留学生，一方面令其潜心研究医学理论，另一方面鼓励其观摩、参加留学所在地抢救伤兵的实战演练。不仅如此，海军还设有每年一度的远洋航海制度，造就了大批长年接受黩武教育和医学教育的特殊军官阶层。1887年，在日本政府的持续推进下，医学教育渐成体系，形成了以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为中心，涵盖军医学校、执业医生教育机构的近代医学教育系统。日本政府借此培养起一批集“和魂洋才”于一身的军医。

　　1889年，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成功培育出一组纯净的破伤风杆菌。在内务省医务局、传染病研究所、东京显微镜院的推动下，日本引进牛痘接种法，建立隔离收治点、消毒所等西欧国家防疫措施，建立起初步的国家卫生防疫体系。1890年10月，日本军医泰斗石黑忠悳升任陆军军医总监兼陆军省医务局局长，执掌陆军医政大权。此外，随着森鸥外等留德医学生相继归国，日本医学界掀起细菌学、免疫学研究的热潮，军队卫生防疫建设也被提上日程。1893年2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派人赴美国芝加哥参加万国博览会，展示野战医疗器械、近5年伤患士兵治愈率等军事医学成果，为参展的欧美军队所关注。是年岁末，天皇询问石黑忠悳陆军医政事宜，将菊池常三郎、森鸥外、谷口谦等6名医学博士擢升为陆军一等军医，主政陆军省医务局、陆军军医学校、卫戍医院等陆军军事医疗核心部门。至此，日本的军事医学领域既因袭了以战争需求为出发点的西洋医学特质，又不纯然沿袭德国的实验室医学或英国的外科医学，完成了集医技、医理、医育为一体的军事医学体系的转化。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陆军在备战期间仿照德国陆军，建立兵站。兵站乃自上而下垂直领导、以保存战力为要义的后勤保障单位，其中包含军事医疗机构。为此，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多次开会，讨论医疗部队出师事宜，决定设立野战卫生长官部为陆军军事医疗最高指挥机构，直属大本营，统辖军、师团，以及兵站的军医部。该部负责统管野战部队治疗、送还、防疫等事务；调遣补充医护人员及医疗物资；协调联络各级兵站官员，做好安置、输送伤患的准备；指挥监督恤兵团体活动；指挥监督各军医部编制下卫生部队勤务等。1894年6月，陆军军医总监兼陆军省医务局局长石黑忠悳受命出任陆军野战卫生最高长官。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日本陆军在原有军医部的基础上，根据战情增设旅顺征清大总督府军医部、威海卫占领军及混成第七旅团军医部、南进军军医部等。各级军医部中的核心部门及人员编制包括：野战卫生队、野战医院、卫生材料厂、患者输送部、前线卫生员、兵站附属卫生部员、兵站卫生预备员。这些部门及人员分工明确，从前线救护到后方送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军事医疗系统，提高了指挥效率和保障机能。前线卫生员紧随作战部队，在前线开设临时包扎所，即时收治伤兵；卫生队开设规模更大、收容能力更强的包扎所，并把行军途中的伤患者转运至大型战地临时医疗机构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随作战部队移动时，会将伤患者交付给兵站卫生预备员开设的战地常设医院，另有兵站医院、舍营医院协力衔接前线、兵站、后方之间的医疗卫生业务；各兵站的卫生材料厂，负责向野战医院及过路部队输送医疗物资；患者输送部负责设置患者集合所，陆路运输伤患者至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的24座港口，等待搭乘运送船返回日本。

　　与陆军不同，日本海军以英国海军为范本，构建了具备远洋救护能力的海军军事医疗体系。1893年5月，日本海军省设立海军卫生会议为战时海军医务中央机关，受海军大臣直接领导，议长由海军军医总监、外科医学博士实吉安纯担任。海军卫生会议由6名海军高级卫生官员组成，负责审议制定战时海军医务卫生总体计划，包括医疗用品与军粮的配给、伤患者的收治与转送、军医的调配、传染病的防治等。海军卫生会议统领镇守府军医长（横须贺、吴、佐世保）、镇守府医院（横须贺、吴、佐世保）、舰队军医长、舰船部队军医长。

　　1894年6月6日，海军卫生会议议长实吉安纯签署《治疗用品准备计划》，令各镇守府医院院长执行；6月22日，向联合舰队麾下常备舰队军医长河村丰洲下达《战时卫生方针》；7月21、24日，训令各镇守府医院院长执行《创伤治疗方针》和《患者收容准备计划》。以上方针和计划，目的在于令海军各级军医及各镇守府医院加强传染病及流行病防护，为海战救护做好充分准备。为此，日本海军为联合舰队的31艘军舰配备医疗专员，另配备16艘运送船兼通信之用，负责军需品输送、通信及护送伤患。日本邮船会社把汽船“神户丸”改装成医院船，用于运送、治疗海军伤患者，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海军远洋医疗救护的机动性和效率。“神户丸”的三层甲板上设有多间治疗室、隔离病房、手术室、蒸汽消毒室、药剂室、病房，另有通风、冰仓、暖气等温度调节装置，设备精良，医药用品充足。船上的医务工作由海军军医户塚环海、武田正守、加贺美照太郎等人负责，乘组人员逾百人。1894年8月31日，“神户丸”驶离佐世保军港，开赴朝鲜战场，后随海军转移至中国战场，逡巡于重点海域，在黄海海战、威海卫海战，以及日军登陆台湾过程中发挥了医疗救治、检疫防疫作用。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红十字会表面上为社会救助团体，实则充当了陆军军事医疗的后备力量。1894年6月，红十字会东京本部与近卫师团卫生队举行联合救护演习，并集结地方支部向陆军大臣大山岩请愿出战。7月25日开战当日，红十字会按照陆军大臣的指示，在野战卫生最高长官、恤兵监的指挥下，投入救护工作，并获得万国红十字会中央总部以及奥、俄、德、法等国捐赠的医疗物资。在日本国内，日本红十字会向陆军预备医院派遣救护员，救治归国的日军伤患者9438人，另“救护”清军俘虏1484人。在海外战地，日本红十字会先后三次派遣救护员赴朝鲜的仁川、平壤、渔隐洞、耳湖浦，及中国的柳树屯、金州、旅顺、大孤山等地，救护日军伤患者18913人。此外，日本红十字会编成两支海上救护小组，随陆军运送船进行海上救护。第一支海上救护小组（6名医生、12名护士）于1894年10月从广岛宇品港出发，赴朝鲜旗津浦、耳湖浦、渔隐洞、仁川等港口，10月至12月间，往返日本、朝鲜13次，共计救护、运送4411名日军伤患者；第二支海上救护小组（124名医生、354名护士）于1895年3月从广岛宇品港出发，赴中国旅顺口、荣成龙须岛，截至1896年2月，共4636人次往返日本、中国，共计救护、运送58180名日军伤患者。

　　日军仿照英、德等西方国家的军队建设方式，在大本营、野战卫生长官部、海军卫生会议的指挥下，陆海军军事医疗部门及人员分工明确，构建起军事医疗系统，标志着兵制与医制的融合。

二、 甲午战争时期的战役与战“疫”

　　甲午战前，日军即预判军队远涉山河湖海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疫病。为将战场疫情阻之门外，日本陆军首先制定了包含军马防疫、战地尸体处置的外战防疫规定。

　　军马是日本陆军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极易感染炭疽、鼻疽等传染病，并为鞍伤等外伤所累，导致大批减损。1894年7月17日，陆军大臣大山岩修订并发布《军队内务书》，规定各师团在高级兽医的指导下设立兽医部、病马治疗所、病马厩舍等设施，由兽医负责各中队病马的日常治疗事务。大山岩还于同一天签发《战时陆军埋葬规则》，规定战争期间，对待本国亡者，在战地开辟临时墓地，设置对应不同官阶的土葬、火葬、水葬方式，其中以火葬为主，遗体埋于战场，树立简易墓标；对待中国、朝鲜的亡者，采用合葬及大规模火葬的方式；为防止因尸体腐烂而污染水源或空气，在其表面施撒石灰后掩埋。以上规定，目的是去除疾病传播的潜在危险源。

　　1894年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先后经历丰岛海战、牙山之战、平壤战役、黄海海战、辽东战役、威海卫战役、侵台战争等。期间，日本陆军出征部队伤病患者总数为171164人（朝鲜战场22061人、中国大陆战场83299人、中国台湾战场65804人），而战地入院伤病患者竟高达115429人，其中，罹患脚气者30126人、赤痢11164人、疟疾10511人、霍乱8481人、冻伤7226人、其他伤病患者47921人。因伤势、病情较重，被送返日本的达67600人（朝鲜、中国大陆战场送返约40300人、中国台湾战场送返约27300人）。最终日本陆军病死11894人、战死1132人、伤死285人、因自杀等死亡177人，伤亡总数达13000余人。其中，日军在朝鲜、中国大陆战场病死1658人，伤死228人；在中国台湾战场病死10236人，伤死57人；另有3758人因伤病免除服役。

　　相较于日本陆军病亡数高达11894人，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的病亡数为79人，病患者总数为532人，其中疟疾患者146人、霍乱患者89人、肠伤寒患者71人、痢疾患者71人、脚气患者40人。在医院船和海军医院接受治疗的病患者，有70%能够痊愈并归队。日本陆军的病死数远超战死数的主要原因，乃是其在中国东北的寒区作战及在登陆台湾的热带作战中曾爆发致死率极高的霍乱疫情。

　　作为辽东战役主力部队的日本陆军第一军和第二军，在作战中面临的首要挑战为冻伤。冻伤使士兵肌体免疫力下降，时有发热恶寒、上吐下泻症状产生，成为肠伤寒、霍乱等传染病易感人群。

　　1894年9月21日，日本大本营决定陆军第一军与第二军分左右两翼入侵中国辽东半岛。10月24日，日本陆军第一军由鸭绿江入侵辽东半岛，第二军自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向金州、大连湾、旅顺进犯。当时辽东半岛已临盛寒，日军马无藁草，且行军作战大多露营，条件艰苦。日军原本对当地的严寒天气并无惧意，在夺占安东县、大东沟、凤凰城、宽甸、岫岩等重镇后，甚至扬言必取奉天度岁，但意料之外的寒区强行军将士兵的身心承受力逼到极限。

　　为夺取辽阳、奉天，陆军第一军兵分两路：第五师团由九连城、凤凰城进攻驻守在摩天岭、赛马集一带的清军；第三师团由安东、岫岩进犯析木城、海城，与第二军共同夹击清军。1894年11月9日，驻凤凰城的第五师团第十旅团进犯赛马集及连山关，遭到清军将领聂士成、依克唐阿等人的夹击，伤亡惨重，退守凤凰城。11月26日，第五师团第十旅团再次由凤凰城向赛马集、草河口进犯。行军过程中，第十旅团主力在雪地、冰河中挣扎，草鞋皆冻，人马滑倒者颇多，不用清军来攻，冻伤的兵员已是十居八九。不仅如此，因防寒物资吃紧且后方补给线为清军截断，军医除了用石膏与绷带简单固定包扎外，并无他法，第五师团第十旅团战力大受减损，仅12月2日一天，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冻伤者就有150名，其中不能行走者60名，步兵第十二联队冻伤者达300名，其中150名完全丧失战力。12月5日，第十旅团旅团长立见尚文不得不率各部撤回凤凰城休整，而就在日军返回凤凰城的当天，聂士成“挑选精锐千余，分作三队，进伏分水岭旁，突出奋击。敌军不支，弃岭而逃，追杀至草河口”。清军进而于重点关卡重新布置兵力，止住了东线日军进攻的势头，实现了甲午战争中仅有的攻守易势，日本陆军第一军企图打通奉天东路、入侵辽沈的图谋受挫。

　　另一方面，陆军第二军从花园口登陆后，于11月6日至7日相继攻占金州、大连湾。11月12日，日本陆军大臣兼陆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设置金州行政厅，任命荒川己次为金州行政厅知事，对金州进行殖民统治。为预防疫病滋生，第二军在金州开展颇具殖民意味的“卫生改良普及”工作，如指示金州行政厅将金州城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大街区，命宪兵担任各区卫生委员，巡视、监督民众的日常生活，对违反防疫规定者予以拘留。11月21日，第二军攻陷旅顺，制定了《城市及营地卫生清扫保洁办法》，要求疏通城市下水道，每日早晚打扫市内公共厕所，将稀释的石灰水浇在厕所及水沟中消杀蝇虫细菌，设定垃圾场等。11月23日后，因第二军伤患人数持续增加，各野战医院的负担加重，医疗物资吃紧，日军遂开始抢掠占领地的医疗资源。例如，第二军第一师团第二野战医院、第二军第六师团第一野战医院以伤病者过多为由，占领旅顺当地医院作日本陆军兵站医院。同时，大山岩命粮饷部、军医部官员到旅顺的清军官衙、兵营、炮台、造船所、商号等，以征用为名，搜刮一切可用物资，并在市里铺设水管，引纯净水源为日军所用。另外，日本海军占据清军在旅顺的海军基地，设立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医院，主要收容其在旅顺口的伤患者。

　　1894年12月至翌年2月，随着辽东半岛极寒天气的到来，日本陆军伤亡人数达到峰值。12月缸瓦寨之战，第一军第三师团主力3900余人在雪深没胫的雪原中与清军激战约5小时，冻伤1062人，其中重伤539人；1895年2月大平山之战，第二军第一师团一整天在雪地行军作战，冻伤近千人。在辽东战役中，第一军、第二军的步兵减损最为惨重，第一军第三、五师团以及第二军第一师团的步兵冻伤者达5200余名。

　　1895年1月，已有军医反映，在旅顺的个别陆海军军夫中出现剧烈呕吐、腹泻症状，军医虽怀疑此为霍乱前兆，但由于病例较少，且呈散发性，未及时准确判病。1895年1月31日，搭载第二军第六师团第三粮食纵队部分士兵、军夫的日本陆军运送船“报国丸”从宇品港出发，在向旅顺口航行的途中，已出现11名呕吐、腹泻患者，2月5日抵达旅顺口后，又产生24名同症状患者。35名患者中，5人死亡，但是由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医院军医通过食物饮用水检测等未发现异常，而对于“报国丸”出港时船内是否附着病原菌存疑，最终判断此为晕船导致的急性肠胃炎所致，依然未给予足够重视。2月下旬，第二军第二、六师团出现群体性腹泻，旅顺口兵站医院收入近400名病患，其中122人死亡。另有军医报告称，日军中出现的此类症状也在中国民众间出现，不过以上情况到3月20日，即被全数扑灭。直至4月9日，日军军舰“筑紫丸”停靠旅顺口，船中1名军夫出现严重腹泻症状，不治而亡，军医迅速将同船的370人送至旅顺蟠龙寺隔离，对其宿舍进行消毒。4月11日，1人在隔离期间发病，同时旅顺口大仓库1名军夫发病，并最终确诊为霍乱。此后近卫师团、第四师团、第六师团的士兵、军夫中时有发病者出现。4月22日，旅顺口兵站司令部及第六师团野战炮厂中两名从大连来的士兵相继发病后，其所属第六师团野战炮厂及附近的第六师团兵工厂开始每天出现5名左右的感染者，军医通过行动轨迹追溯，分析两名患病者在大连或在船上时已染病，抵达旅顺后发病，进而导致疫情扩散。5月10日，日本陆军设立检疫事务所，将旅顺的蟠龙寺作为隔离收治点，后因蟠龙寺离征清大总督府较远，且附近没有洁净的水源，便将隔离收治点转至马家屯原庆军正营，同时在马家屯白玉山设置消毒所、火葬场、污染物处理场。密接者隔离5日后，进行身体检查及消毒，无症状即放归原队。日本陆军将确诊患者收入旅顺口兵站医院第二分院进行治疗，海军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医院增设外来诊疗所，作为霍乱疑似患者的隔离收治点；在旅顺的日军野战医院医护人员深入各日军部队，开展患者运送、隔离疑似患者、阻断交通、消毒等工作。

　　1895年6月后，随着盛夏的到来，辽东半岛进入霍乱流行高发期。除旅顺外，营口、海城、凤凰城、安东县的日本陆军士兵中，共计出现患者660余名，另有当地中国民众及清军俘虏遭受感染。尽管日军自诩在辽东半岛的防疫措施行之有效，使得疫情到9月已被尽数扑灭，然而，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战场霍乱患者高达3072人，死亡1522人，占在朝鲜、中国大陆战场病亡日军总人数1658人的90%以上，霍乱致死率居所有传染病之首。

　　1895年3月后，日本陆军开始分批回国，为防止归国士兵携带霍乱等传染病入关，陆军在海外关口设立海港检疫所和陆上检疫所，负责对进出人员及船舶进行检疫及消毒，同时在马关、宇品、神户三港开设隔离收治点收容确诊患者。6月后，日本陆军在广岛县似岛、大阪府樱岛、山口县彦岛三地开设临时陆军检疫所，命医学博士后藤新平为检疫事务官，对归国部队及陆军军用船只进行检疫消毒，以检疫后的五天为观察期，重点排查霍乱、肠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天花、黑死病患者。由于赴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陆军多从广岛宇品港乘坐陆军运送船出港，日本陆军将设在广岛的似岛临时陆军检疫所、广岛陆军预备医院，作为陆军归国传染病患者的最大检疫及隔离收治点。

　　深陷霍乱疫情漩涡的还有侵台日军中的陆军士兵。1895年5月《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将近卫师团、第二师团、混成支队、联合舰队编成南进军，发动侵台之战。在近6个月的战争中，5万余侵台日军登澳底，攻基隆，占台北城。在台湾岛的炙热天气下，侵台日军主力师团为疫病所伤，战力减损严重。据统计，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共有319人战死，117人负伤，4763人病死，其中近卫师团病死者2093人，占近卫师团总死亡人数（2345人）的89%；第二师团病死者2670人，占第二师团总死亡人数（2823人）的95%。

　　疟疾、脚气、霍乱是侵台日军主力师团的三大威胁，其中，疟疾病亡人数717人，脚气病亡人数824人，霍乱病亡人数则高达5211人。多数疟疾、脚气患者经治疗即可渐次痊愈，但传染性强，严重影响士兵的战斗力。霍乱在高温的催化下，杀伤力更甚。得了霍乱，一开始会剧烈腹痛，继而腹泻不止，严重者在两三天内即脱水而死。

　　1895年3月6日，日本陆军混成支队，包括步兵3个大队和炮兵1个中队，由后备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比志岛义辉为支队长，正式在宇品港组建，目的是占领台湾澎湖。3月15日，陆军混成支队约5000人，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松岛”“桥立”“严岛”“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等7艘主力舰，第四水雷舰队水雷母舰1艘和水雷艇6艘，运送船10艘，总兵力约6000多人（一说10000多人），在舰队司令长官伊东裕亨和参谋长出羽重远率领下，从佐世保军港出发，于3月20日抵达澎湖南端的将军澳。3月23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运送船及混成支队皆集结于里正角，混成支队于次日占领澎湖马公城。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以“高千穗”舰海军少佐丹治宽雄为大队长，奉命向圆岛半岛前进，以解除进攻马公城陆军的后顾之忧。

　　澎湖一役，混成支队死伤虽少，但由于水土不服，战地卫生条件恶劣，霍乱疫情在队中呈蔓延之势。3月24日，海军军医总监实吉安纯携海军“高千穗”舰乘组军医长小谷野格治速赴里正角视察病状，次日，即命小谷野格治率数名医护人员，开设里正角隔离收治点。日军搭设35个帐篷收容患者，除日常诊疗外，在饮食、饮水、服药、运动等方面制定注意事项，令患者遵医嘱执行。里正角隔离收治点至4月18日关闭，共收治患者221人，其中89人死亡。此外，3月26日，混成支队攻占马公城后，因军中病势汹涌，立即开设马公城隔离收治点。3月31日，海军军医武田正守携海军医务人员前来支援，接手马公城隔离收治点的医务工作，马公城隔离收治点死尸累累，遍地秽物，惨状可怖。医护人员及军夫从速处理死尸，视患者病情轻重，收入对应病房，并增设赤痢病房。至6月2日将隔离收治点交还陆军为止，马公城隔离收治点共收治1699名患者，其中1030人死亡。因霍乱弧菌不通过空气及飞沫，而是通过粪口传播侵入军中，为截断传染源，日军对厕所、公共用具进行消毒，对吐泄物等消毒后掩埋，并将死者生前使用的武器进行严格消毒后上交混成支队司令部，另委托本愿寺的从军布教师火化死者遗体，焚毁死者遗物。在霍乱治疗方法上，军医遵循以奎宁、甘汞为主的药物疗法，医疗物资由海军医院船“神户丸”供给。

　　即便如此，疫情仍未见好转。1895年6月，在日军攻取基隆、台北的战斗中，疫情进一步扩散。近卫师团难抵酷暑，霍乱病患达1712人，其中1069人死亡。7月，受大本营派遣，吴镇守府海兵团军医长鹤田鹿吉赶赴台北，在台湾总督府内外开设两个诊察所，开张月余竟有7000余人前来求医。9月，近卫师团中霍乱、疟疾、痢疾、脚气等传染病患者增至4274人，约占近卫师团作战人员的1/3。此后病势愈烈，师团中仅1/5士兵战力尚存，埋骨于阳明山外者不计其数。

　　甲午战争的汹涌疫情给日本军政当局留下沉痛教训。战后，为预防和消灭霍乱，日本军政当局在全国开展消毒、检疫、扑杀等战“疫”行动，派遣军医官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岛开展巡回诊疗，调查风土病、传染病情况，并委托北里柴三郎研发霍乱血清。由于霍乱与肠伤寒、赤痢的病征相仿，且战时军医极少对病患的吐泄物进行标本采集及送检，因此漏检、误诊者甚众。这些已患恶疾而不知的士兵将霍乱带回日本国内，导致日本全国性疫情的爆发。日本全国霍乱死亡人数1894年为314人，而1895年增至2597人，霍乱成为明治时期日本人谈虎色变的灾星。

三、 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军事医疗的对外宣传

　　日本政府对外宣称甲午战争是一场“文明战争”，战争期间采取多种宣传策略与手段，大力宣传战时日军的军事医疗。

　　第一，日本大肆贬斥中国医疗卫生状况，抹黑中国形象。日军每至一地，便派随队军医从给水、气候、地势、地质、住居、食物、民俗、传染病等方面，对所在地卫生展开调查。日军对行军、作战中所见之卫生状况嗤之以鼻，“贫穷”“肮脏”“臭气熏天”“污秽不堪”等蔑视性字眼频现于报纸、日记、书信、医事报告中，将中国恶劣的卫生状况视为导致日军疫病横生的罪魁祸首。例如在辽东战役中，日本陆军第一军第三师团第二大队中尉山冈金藏在从军日记中记载，大东沟附近的住家，室内昏暗且四处弥漫着鸦片、大蒜的臭气，院内猪圈散发阵阵恶臭，院外粪便堆积，令人窒息；辽东半岛整体水质堪忧，军中呕吐、腹泻者层出不穷，发热病、消化系统病患甚众；毒虫肆虐，被叮咬后瘙痒难忍。实施侵台的日军将台湾视为印度及南洋诸岛恶疫之媒介地。他们把对中国卫生状况之负面记述载于报上，录于信中，传入日本国内，加深了日本民众的偏见。

　　此外，日本人大肆渲染清军“顽冥未开”“暴戾残虐”之形象。他们称，清军未设军医制度，仅有的从军医师全然不知解剖学、外科学为何物，竟信奉膏药可渗入肌体，溶解体内铅弹，以膏药贴于创面；医护人员素质低劣、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实施僵化的“以赏代医”制度，军医向士兵索取诊疗费、药费，否则置病痛呻吟于眼前而不顾；清军伤患俘虏毫无卫生意识及卫生观念，极为邋遢，且顽固不化，毫不听取更无法理解日本红十字会救护员的卫生建议；中国未加入《日内瓦公约》，既无善念，遑论救护，对日军伤患俘虏动辄拳脚相加，甚至削去耳鼻，砍掉手脚，斩下头颅献于清军头领，获取赏金。

　　第二，日本极力宣扬其军事医学之先进。森鸥外认为，日本军事医学舍汉方医学之糟粕，取西洋医学之精华，是塑造日本新式军队，使日本迈入“先进国”行列的重要因素。日军军医将甲午战场视为野战外科的训练场，做了许多医学尝试，推动了日本军事医学的发展。在军事医疗技术方面，彼时日军已可以进行外科清创、静脉输液、外科手术。在外科清创术中，日军军医沿用李斯特消毒法，以氯化汞及石炭酸消毒外科器械，使用橡皮外科手套，从而消除了外科手术中最重要的感染隐患。在战地医疗资源匮乏且伤员频出的情况下，菊池常三郎等军医运用藁灰制作纱布，发明缝合线干燥消毒法、治疗冻伤的生石灰敷贴，并在包扎所中通过涂抹硼酸软膏、静脉注射兴奋剂，采用紧急止血、夹板固定等方法，对伤员进行紧急处理，再将重伤员从战场转运至野战医院进行手术。为了更加人道和更为有效地施行外科手术，军医广泛应用麻醉剂乙醚和氯仿，对严重损伤的肢体，首先考虑截肢、整形手术，然后在接受截肢手术的军人中普及义肢使用法。1895年3月，赴马关议和的李鸿章遭遇枪击，子弹嵌入他左眼下方。为避免欧美各国对日本的感情恶化，明治天皇速命被誉为日本外科医术第一人的陆军军医总监佐藤进担任李鸿章的主治医生。鉴于李鸿章的特殊身份，佐藤进决定只做清创处理，仅月余，伤口便痊愈。这件事成为日本宣传其医术高明、妙手回春时经常使用的案例。

　　第三，日本大力宣扬本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1886年，为了顺应世界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在西方列强面前展示日本所谓“文明”的形象，博爱社（日本红十字会的前身）加入《日内瓦公约》，次年更名为“日本赤十字社”。随后，陆军大臣大山岩颁布《红十字条约解释》，作为陆军训令在军中推广。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红十字会向海外战地输送医疗救护班的同时，积极向世界展现日本“光风霁月”之国民品性及“对暴报以道”之“大国”气量。自1894年10月至次年8月，日本红十字会在东京红十字会医院设置患者室，并派遣救护员分赴陆军预备医院（大阪、松山）、俘虏厂舍（名古屋、丰桥）、兵站医院（中国的柳树屯），对清军俘虏“给食给衣”“浴涤垢体”“予以慰问，施行救助”。治愈出院后的清军俘虏分批次由日本陆军第一师团留守部队、陆军军医官、送还委员等遣送回国。为进一步表现日本人的“宽大仁慈”，以获取世界之赞誉，日本特邀欧美军官、记者走进红十字会医院、陆军预备医院，采访清军俘虏并拍摄照片，见证日本给予俘虏之“恩待优遇”。

　　尽管日本以军事医疗水平向国际社会大肆宣扬日本的“文明”，而实际上，其军事医疗体系不过是披着文明外衣的战争产物。

　　具体而言，日军的军事医疗并非如日本人宣称的那般“先进”。甲午战争中，非战斗性死亡率最高的兵种为日本陆军，究其根本原因，是陆军在军事医疗层面管理体制的僵化。其一，日本国内和海外的军事医疗部门在从属和管辖关系上截然不同。留守日本国内的师团，其军事医疗机构属于日本陆军省管辖，而远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及台湾岛的日本陆军军事医疗机构，则隶属于广岛大本营的陆军参谋本部，构成了陆军军事医疗事务同时受前线部队军令及后方部队军政管理的态势。这种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在前线和后方的军事医疗机构之间，只是临时收容伤患者和后方管理伤患者之间的关系，而并未构成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导致上传下达受阻，业务流通不畅。其二，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对兵站建设不够重视，让体格、体力较差的第二补充兵担任补充输送兵，致使日军兵站军粮、医疗等物资补给滞后，官兵营养失调，极易染病。其三，在日本陆海军势力消长的态势中，军医界内部形成了陆军、海军两方相抗衡的形势，导致日本陆海军未就野战医疗事务达成合作共识，业务环节并未打通。战后，为保住德国医学派在日本医学界的主流地位，陆军卫生部门主要负责人不仅未被追责，反而成为日本医学精英圈的核心人物，陆军军医官甚至将甲午战时陆军野战外科医疗技术作为“光辉事迹”，大加宣传，而对于战时疫情则三缄其口，回避应付疫情过程中的决策失误。此后，围绕甲午战争期间的脚气病与改善军粮问题，日本陆海军军医官森鸥外、石黑忠悳、高木兼宽等人更心生龃龉，继而引发了东大出身的日本陆军德国学理派与非东大出身的日本海军英国传染病学派之间的大论战。

　　当然，日军的军事医疗也并非其宣扬的那般“仁爱”。对待本国士兵，日军曾声称，绝不弃一兵一卒于不顾，而据负责打扫战场的日军特务曹长萨野回忆，在土城子迎击战及摩天岭之战中，日军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之下来不及收拾尸体，运走伤员，只顾四散奔逃，有些不能行走的受伤士兵，为日军所弃，或举刀自刎，或伤重而亡。日本人声称对待中国民众及俘虏是“慰其悲哀，医其烦恼”，民众及俘虏皆“感激涕零，顿首九拜”，而实际上，日本将中国民众唤作“土民”，将战俘视为“不祥之物”。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旅顺口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仅有36人因需要为日军掩埋尸体而幸存。此外，日军在掩埋、焚烧尸体期间，为极力掩盖旅顺大屠杀的罪行，甚至无视国际公法，拒绝载有天津和英、美、丹麦红十字会会员的“图南”号进入旅顺实施救助。日军捕获清军战俘共计1790人，其中1681人被送往日本。这些俘虏抵日后，大多被安置在名古屋建中寺、丰桥龙拈寺等阴暗逼仄的佛教寺庙中，而非宽敞的神社、正规的军队医院或闲置的部队营房。此外，日军频繁测量清军战俘之身高、体重、胸围、肺活量、握力等，针对清军体格，完善日军强兵健兵之策，并分析清军战俘之外伤情状，以精进武器。

结　语

　　经由甲午战争，日军吸取战时军事医疗方面的经验及教训，开始从制度上强化军事医疗建设。

　　第一，梳理战时医事记录，集结出版。海军军医总监实吉安纯将甲午海战医疗记事汇编成册，题为《甲午海战的手术和医疗史》，以英文出版。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悳组织编纂四卷本《明治二十七八年役陆军卫生事迹》，展现甲午陆战医事全貌。第二，聘请日本军事医学与临床医学专家，视察部队医院，开展针对寒区、热带地区作战的传染病防治研究。第三，依托日本红十字会东京本部及各支部，扩充战备医院及救护员数量，增设患者运送纵队、患者运送船。第四，开展军队与红十字会的联合救护演习。备战期间，红十字会本部及各支部或自行进行年度机动演习，或与所在地师团进行年度联合救护演习。第五，在殖民地制定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扩充医疗机构、开设医院和医学校、培养医师等施政方针，改善殖民地环境，使之逐渐适合日本人居住。

　　甲午战争后，日军不仅利用医学配合日本对外战争的舆论宣传，更以医学手段辅助日军侵华，构建了包含诊疗、防疫、“宣抚”、调研、作战等功能，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及侵略战争的多功能军事医疗网络，导致本应救死扶伤的医学成为侵略战争的帮凶。事实上，自甲午战争起，尽管日本军政当局一再声称战时在中国的一系列军事医疗活动，是为了实现中日双方医学上的“提携”与“共荣”，但实质却是为维护日本占领统治的“殖民地医学”，其特点是“日本人本位”，目的是在殖民据点及沦陷区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因此，其所谓医学文明，既无助于被侵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无法促进彼此的医学交流与进步。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