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浙南永嘉县发生一起下岸村村民池凤廷与官岭山下村村民吕龙海之间的水利诉讼案件。永嘉县政府起初支持下岸村在前江浦修筑陡门，以便防咸蓄淡、减少涝灾。在吕龙海提出反对意见后，县政府又认为下岸村没有必要修筑陡门。这一事件惊动了浙江省政府和重庆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后经浙江省政府、经济部裁定，令池凤廷拆除陡门。不过，下岸村采取拖延态度，提出再诉愿，并决定在陡门处建造活动木桥，方便村民往来耕作。这一案件所体现的上下游村民重灌溉还是重通航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战乱时期多由乡民自行建筑水利设施、各级政府干预能力有限等情形，均反映了历史的共相与常情。将这一案件置于更长的时段和当时的浙南乡村社会考察，有助于探讨战争背景下乡民在农业生产和水利活动方面的考量，以及乡村社会的实况、演变与运行机制，也启发我们以社会经济的视角探讨抗战历史的内在发展，并将抗战时期视为长程历史时段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浙南　乡村　水利

　　1940年10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公报》刊登了一份再诉愿决定书，驳回浙江温州永嘉县村民池凤廷的再诉愿，标志着一桩为期三年的官司告一段落。时值全面抗战中期，国民政府首都从南京迁到武汉，又西迁重庆。浙江省省会杭州已沦陷3年，省政府迁至金华永康办公。不过，此时的温州尚未被日军占领。保存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经济部水利司档案，包含了国民政府经济部、浙江省政府和永嘉县政府之间的一系列往返公文，完整呈现了以吕龙海和池凤廷为代表的永嘉县前江浦上下游村民围绕是否在前江浦上修筑陡门产生的矛盾与展开的斗争。探讨这一案件本身的发展脉络与内涵外延，并进一步观察战时浙南乡村水利活动，有助于理解战时乡民的行动逻辑和乡村社会的运行秩序。

一、 前江浦陡门：建与拆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年底，浙江杭嘉湖地区沦陷。是年10月，浙江南部永嘉县戍浦乡下岸村的村民，一边庆祝稻谷丰收，一边决定在戍浦江的支流前江浦上修筑一道陡门。

　　下岸村这一村名，可谓名副其实，它位于戍浦江流入瓯江的江口，地势低下，易受涝灾。1937年秋天，在修筑前江浦陡门的过程中，下岸村100多户村民踊跃输将，捐工捐款。因陡门建成后，可防止戍浦江涨潮时潮水倒灌入前江浦，同时可将前江浦上游发源于官岭、黄牛山的溪水蓄积在浦中，发挥防咸蓄淡的作用，既防止洪涝灾害，又利于农田灌溉。同时，下岸村村民在陡门上覆盖石板，便于到前江浦对岸的农田耕种，来回免受涉水之苦。1936年永嘉县农产丰收，1937年初田价涨幅颇高。在连续丰年之后，农民有余力亦有动力修建水利设施，确保粮食产量。

　　不过，恰在下岸村村民动工修建陡门时，前江浦上游官岭山下村的吕龙海等人表示反对，理由为山下村村民利用前江浦运送物产和肥料，可直达戍浦江，再至瓯江。下岸村如建筑陡门，必将妨碍交通、阻遏水流。吕龙海等随即向永嘉县政府提出异议，请求县政府制止下岸村继续修建陡门。永嘉县政府令公安局第四分局和戍浦乡公所会同查勘，结论是下岸村选择建筑陡门的地方为前清老陡门遗址，陡门塌坏后，遇涨潮时潮水冲入两岸，导致农田受损，而今修建陡门，于官岭山下村村民运输肥料确有不便，但总体而言，对农田水利裨益大，对交通妨害小，属于利多害少，所以应准予建筑。于是，下岸村村民在池凤廷等人的带领下，一鼓作气，不到三个月便将陡门修建完毕。

　　官岭山下村的吕龙海对于县政府的处理表示不服，于1938年夏向浙江省政府呈送诉愿书。吕龙海提出，官岭山下村共有农田千余亩，也依靠前江浦灌溉，自下游兴建陡门半年来，每遇大雨，田里的水便无从排泄，禾稻因长时间浸没而遭受损失，而下岸村只有农田40余亩。吕龙海希望浙江省政府令永嘉县政府再行查勘。同时，吕龙海还向永嘉县政府指控一事：戍浦乡乡长姜招凤（吕龙海误写为张郊）在建造房屋时，“曾邀一会，池凤廷等均经应会”，所以1937年秋永嘉公安局第四分局与戍浦乡公所会同调查时，乡长姜招凤的查复不实。吕龙海的言外之意是，池凤廷曾帮助乡长姜招凤修建房屋，故姜招凤后来庇护池凤廷修建陡门，有徇私之嫌。

　　浙江省政府遂令永嘉县政府重新调查。结果，这次县政府的调查完全否定了1937年秋出具的意见，转而认为没有必要修建陡门。具体理由为，下岸村的农田除依靠前江浦灌溉外，还有一条德宅浦，而且两浦之间土地并不辽阔，潮涨时由两浦抽水灌溉，足以应用。同时，前江浦入山只有二里，无淡水可蓄，所谓防咸蓄淡，绝非事实。至于前江浦上下游田亩，到底哪个村耕种者占多数？调查认为下岸村人与官岭山下村人在这一区域耕种和占有田亩的多寡难以分别，只得含糊其辞，未做明确说明。另外，调查指出，下岸村这次修建的陡门底坝已被冲毁，横堤亦已斜陷，无法起到蓄泄作用，说明在此处建筑陡门易被冲毁。根据以上诸条，县政府的结论为“原县遽准下岸村人建筑陡桥，实欠考虑”。

　　为何仅过半年多，永嘉县政府的调查结果彻底翻转？该县县长变动或为原因之一。1937年7月1日，萧明新担任永嘉县县长，很快于1938年2月辞职，由张宝琛接任。其中是否存在池凤廷得到萧明新支持，而吕龙海获得张宝琛支持，尚未在史料中找到相关线索。张宝琛于1938年7月即调离，由罗毅代理县长。可见，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永嘉县县长已经换了三任。事实上，整个抗战时期永嘉县县长一职频繁更换。其中，县长与上下级之间、县长与地方士绅之间的关系纠葛，一般而言都相当复杂。这一现象，亦是民国时期地方县政权变动频仍的一个缩影。

　　浙江省政府对此次县政府的调查和处理意见表示赞同。1938年6月29日，浙江省政府以主席黄绍竑的名义下达《浙江省政府诉愿决定书》，令下岸村拆除陡门，并告知池凤廷，如不同意决定书，可向经济部提起再诉愿。池凤廷收到浙江省政府的决定书后，即表示不服，不过他并未立刻向经济部提出再诉愿，当然也没有拆除陡门。等到1939年5月，吕龙海等人呈书经济部，认为池凤廷未再向经济部提出再诉愿，意图延宕，而农事上已到插秧之期，夏季强降雨即将来临，禾稻长成后又恐有浸没之灾，故官岭山下村村民希望下岸村能将陡门尽快拆除。

　　又过了半年，即1939年12月，经济部先后收到池凤廷的再诉愿书和追加理由书共两件。池凤廷列举了修建陡门的理由，并指出吕龙海呈书中的不实之处。池凤廷强调，第一，陡门是在前清旧有陡门遗址上修建，且获得县政府的批准。1920年，陡门遗存被大水完全冲毁。下岸村村民一直筹谋修复，但苦于工程浩大、经费困难，未能动工。1937年，因五谷丰登，池凤廷等几位村民发起兴修。自开工后，未满三月即完成，耗资1000多元。第二，吕龙海等人称官岭山下村民有田千余亩，实际情形为该村仅有10余农户，田20亩左右，灌溉水来自山坑，即与前江浦无关。池凤廷还提出利用永嘉县地政处登记册便可核实山下村的具体田亩数。第三，陡门可视水利情形自由启闭，且官岭地势高于下岸村。假如官岭禾稻如吕龙海所称均被浸没，则下岸村尽成泽国。“未闻底〔低〕如下岸则并无禾稻遭水浸没，而高如官岭反受其害，按情度理，似不可道”。池凤廷此处提出的确实是个常识问题，前江浦发源于官岭山，流至戍浦江，上游地势显然比下游高，吕龙海强调修筑陡门妨碍官岭山下村的交通尚可理解，但是几次强调官岭山下村田亩被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1940年上半年，经过经济部与浙江省政府、永嘉县政府的往返讨论，最终做出将池凤廷再诉愿书驳回的决定。具体理由为，第一，建筑水利设备，以不妨害上游水流及公共利益为原则，建筑陡门对于下岸村是防咸蓄淡，便于到对岸耕作农田，但确实妨害官岭山下、黄牛等山村农产物和肥料运输，也有阻遏水流、浸没上游田禾之虞。第二，经济部根据永嘉县政府1938年的调查材料得出结论认为，下岸村还可利用德宅浦灌溉，前江浦入山二里，无淡水可蓄，所以陡门并无蓄淡作用。而且，前清陡门废圯多年始言兴筑，亦说明陡门的价值并不太大。第三，池凤廷等建筑的陡门，外受戍浦江潮水浸灌，内受山水冲刷，很难保固，建成不到两年，底坝已冲毁，左边横堤已斜陷，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仅供两岸农民交通，不妨建筑一座能启放的桥梁。

　　可见，经济部决定书的立论和浙江省政府的决定书类似，基本采用永嘉县政府1938年的调查结果，并根据池凤廷等所建陡门的实际运作情形进一步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这一决定书的内容和逻辑是值得推敲的，甚至可以说，很多方面是罔顾事实的。档案中有一份写在经济部专用办公纸上的文件，就1938年浙江省政府的决定书和永嘉县政府的处理意见进行商榷，建议经济部令永嘉县再派专员彻查具报，文件所标时间为1940年3月27日，即在经济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这份文件提出5点商榷意见：第一，所谓潮涨时，下岸村可利用前江浦和德宅浦的水灌溉的说法，难以成立，因为通海之浦，水质带咸，不适合灌溉。陡门截住源自山里的溪水，更利于农田所需。前江浦虽然只入山二里，但并不影响建筑陡门来蓄积淡水。第二，根据永嘉县政府、公安局第四分局和吕龙海所呈草图，前江浦两岸地形，确实是东南山地高亢，西北沿瓯江和戍浦江一带地势低坦，下岸村即在沿江一带，池凤廷所说如官岭山下村之田遭浸没，则下岸村之田尽成泽国，应无疑义。第三，池凤廷等所建陡门，两年后被水冲坏，只能说明建筑未固，不能据此说明此处建陡门无法发挥防咸蓄淡的作用。第四，根据戍浦乡乡长姜招凤所呈，前江浦两岸确有农田千余亩，现在官岭山下村村民和下岸村村民都称本村有田千亩，对方仅有几十亩农田，事实到底如何，可通过永嘉县地政处登记册进一步查明。第五，下岸村距县城仅30里，永嘉县政府办理此案，从未指派干员实地查勘，均系训令公安局第四分局和戍浦乡公所代为复查，前后经历萧、罗两任县长，所报事实完全相反，轻视人民权益，未尽职尽责。其实这里提到经历萧、罗两任县长有误，由上文可知，在1937年至1938年永嘉县先后经历萧、张、罗三任县长。

　　不过，这份有利于池凤廷的文件似乎并未起到作用。1940年6月经济部的决定书，仍然按照浙江省政府和永嘉县政府的意见立论。1941年5月，下岸村池志俊呈书经济部，表示接受经济部的决定书，承诺农忙过后即将陡门拆除。同时，他还接受经济部建议，在陡门原址建造活动木桥，便于村民到对岸耕作，也可使来往船只通行无阻。经济部批复，池志俊等若想建桥，应向浙江省建设厅呈请核办。此事的后续进展未载入档案，所以下岸村村民是否真的拆除了陡门，以及是否建筑活动木桥，不得而知。

　　从1937年秋到1941年春，永嘉县前江浦上下游村民围绕是否修建陡门展开斗争，上游村民更关心河流的通航运输问题，下游村民则关注防止海潮倒灌、洪涝灾害问题，利益不同，选择亦不同。在建与拆的博弈中，县政府的调查结论和态度变化至为关键，浙江省政府和经济部基本是因循办事。1937年永嘉县政府允许下岸村修建陡门后，吕龙海向浙江省政府提出反对意见，并成功地使事情发生逆转。在浙江省政府下达拆除陡门的决定书后，下岸村拖延不拆，并向经济部提出再诉愿。待经济部下达再诉愿决定书后，下岸村又在来年提出待农忙后再拆陡门的要求。此时距离1938年浙江省政府颁布决定书已有三年时间，上述种种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乡民安排农田水利的自主自觉、应对政府管控的能力和乡村社会的弹性，也反映了西迁重庆的国民政府经济部水利司能贡献于东南地区战时水利建设的力量十分有限。

　　1941年5月12日池志俊呈书经济部时，温州刚经历了抗战时期日军的第一次直接侵扰，从4月19日至5月1日，为期10余天。当然，之前温州地区尤其是城区已多次受到日机轰炸。不过，与浙江省主要城市和平原地区相比，僻处一隅的温州遭受日本侵略的影响相对较小。经济部水利司保存的这一案卷1938—1941年的所有文件中，未有一处涉及抗日战争，包括池志俊此次呈书。这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战争对浙南乡村水利活动、农业生产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需要从战时普通乡民促生产和求生存的本能着眼，从他们做出修水利决策时遵循的经验和习惯出发，将他们战时的水利活动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中理解，注重平衡战时动态与历史常态、民族抗战进程与民众日常生产的理解。战争时期，军粮来源、民食保障均与乡村社会一村一户的粮食产量密切相关，但从事水利修建的资金和人力却捉襟见肘，粮食流通的便利性也大大下降。所以，战时的粮食生产和供应，一般而言都变得更为困难。另外，乡村兴修水利已相沿数千年，自有其内在逻辑、经验积累与运作机制，是历史、当下与未来都不能忽视的问题。从前江浦陡门修建的诉讼事件出发，我们可进一步探讨事件发生的源流，揭示这一事件背后乡村社会的惯习与秩序。

二、 水利史视野下的陡门修建

　　温州地区多山，沿海平原的开发与利用格外重要，同时又面临极大挑战。在水利方面，村民一方面要防止海潮倒灌，保护低处耕地；另一方面要积蓄源自山溪的淡水，利于农田灌溉。人们在应对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海塘、陡门等水利设施应运而生。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因温州距离南宋的统治中心杭州不远，经济日渐繁荣，兴起修筑各种水利设施的热潮。从宋到明清，沿海泥沙淤涨，海岸线不断外移，滨海平原面积也不断扩大，水利设施的兴修与维护更为频繁。因此，抗战时期前江浦修筑陡门问题，实际是温州临江与滨海平原上千年水利建设史脉络中的一个点。因池凤廷与吕龙海之间的诉讼留下了丰富的案卷，让后人可兹追溯与研究。

　　为何温州临江与滨海平原的水利修建如此重要？从钟翀编的《温州古旧地图集》中一幅清朝末年反映感潮河段的图中可知，用赭石染色的河段均为感潮河段，涨潮时潮水会沿着瓯江上溯至戍浦江口以上，并从戍浦江口进入，流至上戍平原接近藤桥的地方。因前江浦靠近戍浦江口，潮水一定也会逆前江浦而上。下岸村建筑陡门，从防潮蓄淡、便于两岸农田灌溉的角度说，确属必要。池凤廷也称下岸村是在清代陡门遗址处兴修。由乾隆《温州府志》记载可知，因清代人口增多，粮食压力加大，加上康乾时期统治秩序较为稳定，温州滨海平原重修和新修的陡门数量进一步增长。据研究，清代中期以前，地方政府往往以财税收入支持陡门等水利工程的修建；清中期之后，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减少，陡门修建的经费逐渐向民间摊派过渡，一般采取按亩摊征方式；到了晚清，民间力量已经成为陡门修建及经费筹措的主要承担者，除了士绅外，还有许多普通乡民捐资修筑陡门。民国时期，政权更迭频仍，各级政府统治不力，如永嘉县县长即频繁更换，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性较小，中小型陡门便由村民捐资修建。1937年前江浦上的陡门，正是池凤廷等待了10多年（1920年时便起意修建），在他57岁时才借助连续丰年之利，动员全村村民建成。

　　全面抗战时期前江浦陡门修建事件，涉及上游官岭山下村与下游下岸村之间的利益纠葛。上游重在通航，下游重在防潮防涝和与对岸往来。考诸历史，清光绪年间当地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永嘉县戍浦乡位于瓯江南岸，相邻的乐清县翁垟街位于瓯江北岸，东临大海。康熙年间，为保护沿海田亩、防咸蓄淡，翁垟街建筑沙埭陡门三间，船只不能随便进出。1897—1898年，因发生撞船事件，引起撞船双方械斗而关闭陡门。上游麻园人郑树兰等人多次向温州知府福荣提出请求，建议每年规定两个月的时间可供麻园人的船只进出陡门，其余时间都不准出入。福荣经过考虑，于1898年8月立下勒石，令当地民众永远遵守：“每年……总不准逾二月、十月，麻园人不得持蛮多开，翁垟人亦不能借口阻抑。”“此次定断以后，两造谊属桑梓，仍归旧好，不得再滋事端”。农历二月和十月涉及春耕秋收，运送肥料和收获作物的通航需求增大，所以陡门开启。三月至九月为春夏季节，更易受洪涝灾害，故而陡门关闭。这一折中做法同时顾及了上游麻园人和下游翁垟人的不同利益。

　　同样是在光绪年间，温州瑞安在筑海塘与陡门的过程中，亦发生相邻两村村民争斗、知县与士绅介入之事。1901年夏，因连日暴雨，瑞安汀川里沿海农田均被潮水淹没，农作物茎藤霉烂，秋收无望。8月8日，乡民在当地士绅张棡家中议筑海塘，以挡大潮。张棡出生于1860年，时年41岁，经常参与乡村公共事务，颇具名望。1894年他曾条陈县府，并与众乡绅商议筑海塘事。1901年8月26日，汀川里小典下耆老林德振等人告诉张棡，当地人工1000余工已捐齐，很快即可动工筑塘，工具由林德振先行垫付打造。张棡认为这是“绝大功德事”，表示赞成，并将自己的20多张名片交给林德振，让他到各村散发通知，以为号召。9月2日，张棡亲至下垟一带视察筑塘环境。具体修建计划是自瑞安东山修至梅岗，每村分工自筑，每亩田捐人工2工。塘基宽6弓，高2丈有余，节节筑成，村村连续。“果能有始有终，将来定成一条大塘……非特永免风潮之祸，并且绝无旱涝之虞”。不过，事情并没有如张棡希望的那样进展顺利。

　　9月4日，邻村后里村李鉴卿等赴张棡处，认为两村筑塘时不能侵占彼此地界。张棡与之相约，两村以后里村盐坛为标识。不料，9月7日一早，后里村人带木棍100余条，插在两村修筑海塘的交界处，准备械斗。张棡所在丁田村前往筑塘者空手难敌，遂至余家练局取刀械。余家练局怕事态扩大，不肯出借刀械。午后，后里村人持木棍赶来丁田村辱骂。丁田村人忿不可遏，取出练局刀械百余件，齐声迎敌。后里村人见练局刀械难以抵挡，纷纷逃散。丁田村人在本村父老劝阻下，亦没有追赶。倡议筑塘的善举，转眼“祸悬眉睫”，令张棡始料未及。第二天，他赶到筑塘地点，与后里村族长等明确议定“某地归丁田，某处归后里”。后里村族长等也承认，头一天之事“系少年辈私行妄为，吾辈实是不知”。紧张事态由此得到平息，从中可见乡绅、族长等在基层社会的组织与协调作用。之后，张棡又到附近的前林埠和小典下察看筑塘情况。其中，小典下滩涂长满蓄草，一片空旷，所筑之塘阔而直。该村人心齐整，来筑塘者不下300余人。不过，张棡所在的丁田村和其他村的修筑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1902年春，丁田村又在新修海塘上兴筑陡门。张棡在“陡门缘簿”上写下20金，作为捐款。这笔捐款数目较大，反映了张棡在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同时，瑞安知县盛伟堂与张棡等士绅商谈该县海塘如何统一标准、如何联合修筑完工等问题。4月28日，张棡查看该村新筑陡门，陡门“阔有八九尺，高约丈七八，用粗石填筑完固”，所需不到100金，费时不到一个月，令张棡颇为满意。附近前林埠的陡门已花费100余金，高仅数尺，因经费不继暂时停工。董田埠陡门已过半仞，筑价200余金，完成后规模不及丁田陡门。不过，董田埠所筑海塘十分高大，而前林埠的海塘还仅为土堆，不知何时能完工。可见，前林埠的海塘和陡门修筑最为不力。6月7日，盛知县又命张棡督促各村赶筑海塘。6月21日，张棡与前林士绅谈话时，说起海塘已接近完工，只是前林乡民仍有观望不肯奋力的现象。7月13日，张棡和当地士绅谈论海塘倡筑完工的情形。

　　从1901年夏至1902年夏，为时近一年，瑞安海塘完工。此时正值清朝末年，国库空虚，政府力所不逮，水利设施不完备，潮水侵入农田，给农业带来重大损失。有鉴于此，当地士绅和耆老不得不出而倡导修建海塘和陡门，以村为单位，按照田亩数出工出力，各村完成质量有高低、进度有快慢。张棡常关注工程进展，与知县保持沟通，和其他士绅、族长在关键时刻平息村落之间的纷争，成为地方水利工程方面的领导者。这与池凤廷等在修筑前江浦陡门中扮演的角色有类似之处。各村自行修建，工程上不能整齐划一和利益上的纠葛，始终体现在具体修建过程中。后里村与丁田村械斗将起未起，同下岸村与山下村通过诉讼解决问题的共通之处是：双方出现矛盾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过斗争都没有走向械斗流血的极端境地。乡村中自然形成和延续的纠纷解决机制，显示了地方社会的惯习和彼此之间的制约。

　　通过前江浦案的种种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看到池凤廷与吕龙海在乡村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网：池凤廷是修筑陡门的倡导者，和乡长有联系，池志俊能在战时远赴成都就读军校；吕龙海代表山下村打官司，并将官司打赢，维护了山下村的利益；为保证信件收发的顺畅，池家的通讯地址写的是永嘉城里有名的鱼行，吕家的通讯地址则为永嘉繁华之地虞师里的袜厂。吕龙海的居住地址是“戍浦乡官岭山”，通信地址则是“永嘉虞师里14号大兴袜厂”。渔业、轻纺织业都是永嘉的特色产业，虽然我们无从得知池、吕两家是否在城里有产业，但居住地和通讯处的不一致，至少反映了池凤廷和吕龙海经常往来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们也必然比普通的乡民更加见多识广，更有能力在乡村的水利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陡门修建以后，外受潮水冲击，内受洪水冲刷，时常出现损坏，甚至被洪水冲塌。一般的应对方略是，一方面设置闸夫进行看护，另一方面准备资金随时修复。下岸村在前江浦的前清遗址上再次修建陡门，以及修成两年后底坝被冲毁、横堤斜陷，应属常态。该村仅有农户100多户，陡门修建花费1000多元，平均每户出资10元，投入较为有限，工程质量水平不会太高。这也反映了地方财力不足、兴修小型水利设施的局限性。

　　1949年前，温州历代共建陡门182座，全部是圬工结构，人力钩提闸板启闭，排涝能力差。由于海涂淤积，海岸线外移，大部分老闸随之废弃。1949年后，这一情形有了彻底改变：水闸质量改善，数量进一步增加。截至2011年底，温州共有各种水闸800多座，其中沿海水闸420座。位于本案发生地下岸村附近的戍浦江河口大闸，规模在当地屈指可数，具有挡潮防淤和排涝蓄淡功能，兼有通航任务。大闸的规模和修筑水平，早已不可和抗战时期同日而语，不过也恰恰说明了此处修筑水闸的必要性。

　　在南宋以来温州地区的水利建筑史中，经济发展、政治承平的时期，修建水利设施更为频繁、规模更大；越到晚近，因对自然的干预能力增大，水利设施几乎发挥了改天换地的作用。进一步言，农田乃衣食之本，洪涝灾害威胁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即使在清朝末年、抗战时期，水利修筑依然没有停止。在政府缺少财力和无暇顾及的情况下，便由乡村中德深望重的士绅乡民带领民众自行集资修筑。下岸村在前清遗址上修筑陡门，以及两村在建与拆之争中体现的上下游不同利益，均反映了水利修建的延续性和常态。而前江浦陡门动员人力较少、修筑规模较小，以及播迁中的浙江省政府、国民政府经济部基本不作为，县政府不派专人下乡调查，更无法为地方水利工程提供帮助，这正是战争年代赋予基层社会的烙印。因此，将前江浦案件放在温州水利修筑史中进行探讨，既能发现它有常态的一面，也揭示了它处于战乱年代和政府统治较弱时期的特殊意涵。我们只有从常与变的不同视角审视这一案件，才能发现历史延续与变化之交相错落，理解这一事件的多元内涵。以下将进一步把这一事件放在全面抗战时期温州乡村社会的大幅画卷中，描绘其发生的空间氛围。

三、 战时浙南的农业与水利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各地因沦陷时间不同、日伪军统治力度有别，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温州作为东部沿海城市，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就已沦陷，但事实并非如此。温州的第一次沦陷是在1941年春，日军侵占温州10多天即撤走，此时前江浦案件已进入尾声。1942年夏，温州沦陷一个多月。1944年9月至1945年6月，温州沦陷9个多月。即全面抗战时期温州共沦陷三次，时间加起来接近1年。日军前两次占领温州的意图主要是劫掠物资、破坏设施，所以时间较短；第三次则为防止盟军登陆，保障日军海上交通安全，时间较长。每一次温州沦陷前夕，国民党军、地方政府均将物资和人员撤退至附近山区，等日军退去后再回到温州城中。总体而言，国民党军未坚决抵抗日军入侵，未积极组织战斗。因此，全面抗战时期，温州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广大乡村地区受战火影响较小。温州的三次沦陷，使当地乡民在较为平静和极度紧张之间切换生产生活的方式，也使历史学者观察到战争时期的民生艰辛和变动离乱中乡村的耕作不缀。

　　虽然温州地区受战火硝烟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因为全面抗战的发生和浙西沦陷，间接影响显而易见。浙江本为缺粮省份，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素为鱼米之乡的浙西杭嘉湖平原陷入敌手，省政府和大批公教人员、难民从浙西撤退至多山的浙东南地区。浙东南人口增多，面临物资供应不足、物价攀升等问题。民以食为天，1939年3月，面对日益严重的粮食缺乏、粮价高涨等问题，浙江省政府成立战时粮食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兼任。一年后，战时粮食管理委员会又改组为粮食管理处，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粮食生产、消费、流通的管理，如扩种冬耕、改良农作物品种、开垦荒地、禁止酿酒、取缔囤积、办理常平仓、开展粮食节约运动、实行计口授粮等。采取的应对措施越多，说明粮食问题越严重。不过，并不是每一项措施的贯彻实施都有效。黄绍竑认为，在诸多措施中，冬耕运动、改良农作物品种和计口授粮在粮食增产与分配方面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当然，这些措施也仅起到缓解作用，可以说，粮食不足、价格高涨与整个抗战进程相始终。省政府的这些措施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各县政府也往往打折扣执行。如关于冬季农作物贷款，虽然纳入各县县长的业绩考评中，但1939年温州地区仅有乐清一县有小额发放，其他各县均没有动静，县政府人力不足是原因之一。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乡民而言，粮食价格和其他物品价格的高涨有弊也有利。1941年初时人记载，1940年农产价格增涨甚巨，农村方面颇有繁荣之象，农家受惠不少。无疑，从乡民的角度看，土地经营和农作物种植变得愈加重要。

　　在农田水利方面，政府也有所举措，大工程省办，小工程县办，经费多来自银行贷款。全面抗战时期，浙东南完成的开渠、浚河、修筑堤塘闸坝等工程有1467处。这一数目看似可观，其实落到每个年份、每个县后并不多。根据调查，1938—1939年浙东南各县完成的水利工程仅为18项，且以省政府临时所在地附近的县份为主，温州地区几乎没有工程。1940年后，银行农贷的增设业务中包含了专门的农田水利贷款，规定贷款对象为“合作社，农民合法团体，五人以上连带负责组织，农民个人及农业改进机关”。虽然农民个人也在贷款对象之列，但一般而言，相对于合作社和农业改进机关等，农民个人获得贷款的难度更大。另外，农田水利贷款在整个农贷业务中所占份额很小。1940年，浙江省政府与四行局订立农贷合约，贷款总额为1000万元，其中普通农贷750万元，农田水利100万元，农业推广80万元，垦殖70万元。可见，农田水利贷款仅占农贷总额的1/10，这与水利工程投入大、着眼于农业的长远发展有关。

　　浙江农贷业务由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浙江地方银行等银行分区负责。浙江地方银行的负责区域为温州和台州地区。据浙江地方银行温州分行经理李亦怀的日记，该银行的农贷业务确实多为农产品储押贷款和青苗贷款，水利工程贷款很少。1941、1942年之交，李亦怀谈到浙江地方银行计划给温州平阳县的横阳支江水利工程贷款，受江南人民反对等影响，再无下文。由此可见战时温州农田水利工程的兴筑之难。

　　战争环境下，粮食生产、流通和供应均是大难题。浙东南的情形表明，在关注政府如何促进生产、统制粮食时，也要思考相关措施的局限性，如政府主导的水利工程建设并不充分，银行对水利工程贷款较为有限等。在关心粮价高涨如何威胁普通市民的生存时，也需探寻粮价高涨和物价上升给乡民带来的利弊。

　　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是土地问题。抗战时期在永嘉县农村试点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土地面积的测量。前江浦水利案中一个始终未搞清楚的问题是下岸村和官岭山下村究竟各有多少亩土地。他们在争论中常指称对方仅有数十亩土地，而各自所在的村子拥有上千亩土地，两村所占田亩的多少影响政府判定修建陡门的必要性。这一问题亦可回到地方社会中进行阐释。传统社会地籍较为混乱，没有统一的测量、计算标准和明确的产权登记，民国时期依然沿用的“鱼鳞册”，因年代久远已不太准确，且常常被豪强地主把持。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籍整理工作。永嘉县作为浙江第一大县，被列为地籍整理工作的试点县之一。中国地政学会的创办人萧铮即为浙江永嘉县人。

　　永嘉县地政处于1935年4月成立，负责测绘、登记全县土地面积。全面抗战爆发后这项工作继续进行。1940年7月1日，地政处改组为土地登记处和土地测量队。至1949年永嘉解放前夕，所有登记工作完成，历时整整14年。当然，期间由于日军三次侵占温州，工作一度全面停顿。由1942年的调查可知，本案发生的戍浦乡所在的永临区，有田50146亩、地45592亩，合计95738亩，户数为27111户，人口为115602人，人均耕地约为0.83亩。若按照池凤廷所说，下岸村有村民百数十户。如果按照150户计算，根据永临区平均标准，下岸村有村民640人，土地530亩。考虑到附近还有官岭山下村、戴宅村等，这一数字与1935年戍浦乡乡长所称前江浦两岸约有农田1000余亩较为符合。在池凤廷的再诉愿书中，还谈到两村的具体田亩数可由永嘉县地政处登记册查明。这反映了1939年底时，戍浦乡的测绘工作已基本完成。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各级政府并未利用永嘉地政处的测绘登记材料来确定两村所占田亩数额，导致两村依然各执一词，均称本村有上千亩土地，对方仅有数十亩，最后仍为一笔糊涂账。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是下岸、山下两村在说明彼此拥有的田亩数时大相径庭，另一方面，规范且先进的测绘土地方法已在传统乡村社会使用，并在1942年给出了全县详细准确的人口、田亩数据。当然，这只是永嘉县作为试点县拥有的意外收获。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前江浦水利案的深层意涵：无论何时，农业生产是乡村社会的核心。1937年夏全面抗战爆发，温州离淞沪战场并不太远。不过，丰收之年为兴修水利带来了可能性，在大战爆发、省城沦陷的情况下，下岸村乡民依然愿意投入巨资兴修陡门，完成多年夙愿，为的是保证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粮食产量。上文提到的乡绅张棡平时最操心的也是家中收租、纳粮、买卖田产、土地登记与管理等事。1938年10月3日，张棡在写给重庆三儿子张寷的信中谈及：“本地下垟沙田由尔四弟同桐卿、类生等赴勘清丈，惜目下海潮极涨，所报之地，半为潮浸，无从踏丈，且等冬底无潮天气，方好丈实，雇工筑塘拦管，一面报升给粮，其善后经费，究非数百元不可，总望尔兄弟四房及佑文福诸位努力行之。”张棡有四个儿子，其中，他对三子张寷和四子最为倚重。信中所写，关乎家中田产，此番交代应属重要嘱咐和期盼。不过，雇工筑塘是件大事，所需数百元经费非一朝一夕所能筹齐。1940年3月2日，已经从重庆回到瑞安的张寷和族人类生等一起坐船，到下垟大塘下沙涂勘丈地亩，以便雇工筑堤。下午张棡与族人谈及沙田筑堤事，不过后来并无下文。张棡在日记中也常记录地契更换、土地被占等情况。即使在战时，土地及其经营管理仍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抗战时期，张棡的日常生活受到战争的影响，他时常关心战事发展，牵挂外地儿女的生命安全。但与此同时，因温州乡下基本未受战火的直接影响，他依然把主要的时间用于经营管理家中田产、看书写诗和处理族中事务。

　　前江浦陡门案件中的诸多细节，包括乡民最为关心的农业水利问题、前江浦两岸1000余亩土地的勘测、河流上下游乡民的不同诉求等，均能启发我们找到另外一些与之交相辉映的有意义的史料，由点及面，呈现抗战时期浙南地方社会的更多样貌。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牵动中国命运的大变局，而之于一处地方社会、一群人的影响，仍有相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需要深入探讨。下岸村村民在全面抗战爆发时，用时3个月，兴修陡门，张棡一面记录着附近县城被战火波及，一面仍在筹划雇工筑塘、保护耕地、确定产权。他们知道战争是“大变”，而生产生活仍要继续，这些隐含的生活逻辑与行为抉择值得关注。正是亿万乡民的辛勤劳作，为抗战战士和普通人民提供了基本食物。乡民的生产、交租与纳粮，让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四亿人的大国在战时维持运转。这也启发我们，应从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角度看待抗战时期的历史及其延续性，探讨历史本身的内在发展。

结　语

　　前江浦陡门诉讼案件留下的文字材料，让我们有可能从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探寻抗战历史的丰富面相。我们在诉讼案件中发现上下游乡民对修建水利工程的不同利益诉求和矛盾根源，从各级政府的“判案”亦可立体地观察抗战时期已经播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与东部省份的地方政府、乡民之间存在的统治关系，以及乡民们如何与统治者“周旋”。在池凤廷认为判决对己不利时，他选择拖延执行和讨价还价。吕龙海积极表达山下村反对修建陡门的意见，向县政府呈送诉愿书，并如愿以偿。当时文书往来的速度和案件调查审理的进度，显示了战时央地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并不紧密但又一直存在的联系。

　　沿海沿江的农业生产与水利工程息息相关，工程的组织与兴建反映了乡民的切身需要和地方社会的惯习，而当地的水利修筑史、当时受战争冲击的程度、农产品价格高涨的情形等，无一不影响着抗战时期乡民在水利活动中的选择与应对。

　　只有将这一诉讼活动放在历史长时段的视野和当地的空间氛围中，才能细致体会双方斗争和官民治理关系中反映的常理常情及抗战时期的变动所在。应该说，越是持续时间长、案情发展曲折和涉及中央地方多部门的诉讼案件，越能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前江浦案件中，若能发现当事人池凤廷、吕龙海、乡长姜招凤、县长萧明新和张宝琛的更多个人资料，考察他们之间的人际往来与利益诉求，或许会呈现更为精彩复杂的故事。不过，再精彩动人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历史厚积的土壤里，着力去定位这一事件在历史中的坐标，并不断拓宽横向视野，发现事件背后的机制，感受事件发生的氛围，亦是一种观察与研究的视角。

　　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河中，抗日战争可视为长程历史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这场战争虽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但未能改变中国以农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紧张的人地关系、资源禀赋在内的一些基本面相。只有兼具两种视野，认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才能更好地体察普通乡民如何应对时代大变动，如何在战争中继续生产生活，他们思考和行动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我们需要将抗日战争史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理解，更需要将抗日战争史还原为无数普通民众上演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站在台前的历史。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