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21年直鲁交界发现的鼠疫，是由东北传入的，疫病被发现明显滞后。最初各方反应及时，直隶省府与内务部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合办方式，与津浦路局及鲁省联合防疫。疫病向直隶北部蔓延后，直隶则以自办为主。疫病发生在严重旱灾之后，且面临“内防扩散、外防传入”的状况，在北洋防疫处主导下，直隶最终扑灭疫情，其施行的“吴桥交河调查法”“分县派员调查措施”，以及根据疫情走势对组织和人员的调整等自办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疫病救治过程中，直隶省政府承担了防疫主责，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不过也反映出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还需要增强基层社会对近代科学防疫思想的认同。

【关键词】

直隶省　《益世报》　东北鼠疫　防疫

　　近代中国，鼠疫时有发生，直隶地区也时常受到威胁。1921年直鲁交界爆发的鼠疫，是1920—1921年东北鼠疫扩散出的一支。关于东北鼠疫，学界对疫源地东北的情况考察较多，对1921年鼠疫研究较少，且缺乏对疫源地以外地区“从防止传入到展开救治”的探究。鼠疫在1921年3月首见于直鲁交界的桑园、吴桥，之后疫区不断扩大，呈现向直隶北部蔓延的趋势。直隶在之前已采取措施防止东北鼠疫传入，发现疫病初期积极参与合办救治，后又以自办为主扑灭疫情。本次鼠疫虽由东北传入，但在特定时空下形成了一次完整的个案，探究其过程，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及基层社会防疫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本文拟从疫病发现过程及溯源、初现疫病时各方应对与职责、直隶在“自办”救治中的主要举措等方面进行考察。

一、 疫病在直隶发现过程及溯源

　　近代中国，影响较大的鼠疫有1910—1911年东三省和1918年绥远等地鼠疫，前者死亡约6万人，后者死亡约1.6万人。1920年，东北再次出现鼠疫，从满洲里传至直鲁地区，死亡9300余人。当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鼠疫一旦出现，疫地堵隔输出，非疫地防止传入是救治的关键。受技术条件限制，直鲁鼠疫的发现过程及传入更显示其突发性和隐蔽性。

　　关于何时最初发现疫病，目前可见的最早官方记载是1921年3月5日内务部致鲁省省长的电文中讲到的，“据德州美国红十字德格医士电称桑园及附近村庄近日发见疫症，经各医士验明确系传染性肺炎，染疫死者约共五十人”。7日的另一份电文中写着“据西人报称确是鼠疫”。两份电文内容表明，内务部是在5日前接到报告，之后电告鲁省，消息是源自红十字会医士。直隶省获知消息不晚于9日，《益世报》10日曾刊载北洋防疫处（以下简称防疫处）报告省署：“吴桥县、桑园之附近二三村庄，忽然发现瘟疫，罹病已死者，有三十余人之多，得病之人，先觉身上发热，然后头疼，及至咳嗽吐血，已无法救治，或三四日即死，或半日即死不等，此疫是否鼠疫，尚须详细考查。”津浦路局（以下简称“路局”）早于8日得知消息，路局8日曾致交通部两电。一则称本日先后接柯德仁洋文两函，言柯前往调查桑园及吴桥境十二村庄间因肺疫死者已将百人，桑园发生疫情尚未据该站报告，因本日英文《华北明星报》载有此事，先已电饬德州车务段长查报。另一则称昨接柯函被告知发现桑园及吴桥疫病，“据桑园站长报告，近日桑园及左近村落发现一种时疫，头晕、心悸、咳嗽，吐血即亡，尚无施救之法，疫死者张家洼有二十余人，齐庄七八人，河西巷三四人，本镇东园内杨姓七人，其亲戚因探病传染者二人”。从两则电文的内容来看，前一则电文时间略早，路局的消息来源应为《华北明星报》。

　　可见，政府消息是来源于媒体和红十字会。当时报纸纷纷报道发现疫病，外文报的报道要早，中文报多是转载，《申报》《民国日报》均在7日转载《大陆报》5日消息，称德克尔医士电告在桑园以北十五英里之一地发现肺疫，诊断明确，迄今已死50人。《益世报》8日称，据《华北明星报》载，“直鲁交界三原地方及附近十村，俱已发见鼠疫，死亡已过九十人”。此时，直鲁鼠疫成为除东北鼠疫外媒体关注的另一焦点。其中，《益世报》连续报道，较其他媒体更加详细，其“山东访函”披露了疫病的最初发现过程。1920年直鲁发生严重旱灾，仅直隶受灾县即达103个。红十字会在德州放赈时所设临时医院的周姓医生，于3月3日在桑园听说该镇有一种疫病，受染者决无幸免，遂跟踪寻迹查到张家洼为疫源地，“有张宗人者，于去年腊月二十日赴津购物，二十五日回家，二十八日即死，其一家老幼七口，至新正月十八日，均相续死亡。……桑园镇杨玉春之父，备厨役于张家洼，因给人针治疾病，回家即死，其一家九口，于十日之内，死亡八口，尚余一十三岁之幼子，逃之近村王庄，现尚未知死活，（此症现已蔓延）邻近十一村庄，其死人约百名左右”。4日，医院院长德福兰前往调查并于当日返回，经显微镜检查确定为鼠疫，德福兰随即拍电报至内务部和鲁省督军，并邀请齐鲁大学柯医士、北京协和医院杨医士等襄助救治。因此，结合官方电文可还原鼠疫发现的基本情况，3日周医士发现疫病，4日电报内务部与鲁省。路局与直隶省府稍后获知消息，路局消息来源为媒体报道，直隶省府应是来自政府间信息互通或报载。疫病首现于桑园，但中心在张家洼，疫区达周边村庄十几个，疫亡人数不确切。

　　发现鼠疫后，救治措施随即实施，疫区范围不断扩大，分析媒体报道可辨别出直隶各地疫病发现的先后顺序及空间范围。3月13日，报载交河、连镇、宁津、泊头均有受疫之报告。17日，交河县郝村、西门镇发现疫症，县知事报称西流堡、黄庄两处，入春以来，病死数人。19日，报称风闻献县郭庄、镇河，有肺炎疫发生。4月8日报载，在疫病前经京津各机关及防疫处检查、隔离、消毒已肃清收束一切，“近日交河县属之赵家胡同村，又发现受疫死亡数人”。之后，《益世报》于10日、12日、14日、22日、24日、29日报道，大城南流庄（实为刘儿庄）、献县富儿庄、献县宗里村、河间烟村、文安与任丘、青县发现疫病。5月25日，报载静海又发现鼠疫，26日载献县、河间发现鼠疫。因此，疫病的发现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3月，顺序为“桑园—吴桥—交河—献县”，4月，前后为“交河—大城—献县—河间—文安—青县”，以赵家胡同疫病为界，4月疫情呈“北窜”之势，5月，静海等三县发现疫病。

　　发现疫病的先后基本确定，但各地疫病的实际出现时间并非与此绝对相同，这也关联疫病在各地的传入过程及原因。第一阶段，疫病首现桑园，疫源地在张家洼，可视为桑张疫区。查看检疫员的报告及媒体报道，可知此疫区涉及村庄40余个。张家洼的首例疫亡时间为2月5日，原因是患者于1月28日赴天津购物时感染。桑园首例患者，内务部与直隶省的调查均显示为杨姓者在张家洼做工时染疫，2月21日亡于家中，后引起较大范围的传播。防疫处报告传染了杨姓、唐姓、朱姓、欧姓、李姓、向姓、舒姓七家。内务部俞树棻报告中另有董家、郭家、许家、谢家，疫亡人数不少于25人。桑园镇内疫病的传播路径可谓典型的同类传播，董家首例是杨家之女，朱家首例是杨家亲戚，郭家首例曾为杨姓注射吗啡针，李家首例曾为杨家挑水，向家首例是舍给杨家的女儿，许家首例是为邻居郭家抬埋尸体时染疫，谢家首例据说曾前往张家洼或从李家传来，舒家由邻居唐姓传染。传播途径主要是探亲、邻里交往、诊病、雇用关系、丧事风俗等。疫病在各村镇间的传播，可知周家集首例曾与桑园杨家共用注射器械，高葛林村首例是由杨家探视女儿传染，而双井王庄、杏园、高庄、钱孙庄等出现疫病是由隔离所医生未能严格执行拒绝探视导致传染，该传播途径属于隔离所管理疏漏。

　　第一阶段疫区，报载还有献县、交河。献县后被证实为误传，交河则比较严重。3月17日，《益世报》载检疫员报告泊头近日无疫症蔓延，“该镇及附近各村，所有亡故人数，及各村地点，均与前报相符，然病人死期俱在十余日以前”。该“前报”未能查见，但可以肯定泊头已发现疫情。同日，报载交河郝村、黄庄、西流堡也发现疫病，据调查系自满洲来客传染，或系小工自满洲回乡，得疫在途而死，此疫并非自桑园地方患者之传播。对于该地疫病，路局称：“各方面报告日期与数目不一，据输送粮食者云约七十余人。……交河县知事所派与北洋防疫处黄医官接洽之代表云，于阴历正月初九至十五日实有此疫，共死者二十五人，此后并无有此症。”防疫处另一医员张振澜报告：“黄庄有崔姓者，在满洲里作铁匠生活，于正月初间回家，忽然发生疫病，当日即死，该村医生诊治亦被传染，二三日即行毙命，该医生之妹出嫁西流堡，因兄患病，回家探视，归夫家后，亦传染疫症而死，因此七八日间，互相传染，西流堡村病死十九名之多，黄庄七名，此旬余前事。”20日，《益世报》刊载泊头检疫所函，此地“确系肺炎症，来势甚猛……业经疫死三十六人，近日稍觉平静”。据此推断，黄庄为此地疫源，首例可推至2月16日。因此，第一阶段疫情以桑张疫区为重点，影响范围较大，且正处于扩散时期，交河黄庄等地虽有疫病，但已基本结束。

　　第二阶段疫情则不同，呈现多点爆发状况，详见表1。

　　交河县方面，赵家胡同王万荣3月21日死亡，其子王玉珍自津回家，27日身故，后5日内相继死者7人。疫病引起“比邻居民，四出逃匿”。可以确定传染至胡庄与前牛官屯，胡庄赵王氏尸身从赵家胡同抬回后传染家人及同村胡玉书夫妇，前牛官屯段氏由赵家胡同染疫身死。至4月13日，疫情得到控制，鹿家、苏家与胡庄苏家被隔离人员无恙解封。

　　大城与献县疫病几乎同时发现。报载大城南流庄（实为刘儿庄）刘姓兄弟及冯家三口于4月1日死亡。后据医官张凤梧调查，刘儿庄冯家共7口染疫身死，系由其亲戚刘某传染，刘在白阳桥当饭铺伙计，曾服侍子牙河小火轮患病搭客受染，后到冯家调养，刘死于1日，冯家7口相继死亡。刘儿庄疫病传至臧庄、宋贾村，臧庄臧秃子往刘儿庄吊唁受染身死，宋贾村韩树生去臧庄探望内兄受染身死，周边白贾村、王赵庄、大流河村分别于16日、19日出现疫亡者。另外，大城县旧镇常树湘于20日到青县嵩坡行医，回家后即死，疑似从青县传染疫病。在献县，12日报载富儿庄发现疫病，县知事报告疫源地在宗里村，为知事在7日出差返回时发现，且已死亡20余人。之后，宗里村及周边村庄均有报道疫亡者，如24日报道：“十六日隔离所中死三人，……宗里村之鼠疫，十日之内，约死四十余人，其不遗一人者二家，只余一幼孩者三家（均系宗姓），亦甚惨矣。”说明疫病仍在传染，而且较严重。据献县检疫所报告，某甲自宗里村往天津，继乘船由下河返村两日后便病，3月26日身故，医员于28日查看没有可疑痕迹，离开时面嘱村正，如再有疾病或死亡情况务必立即报知，事后该村正并未来信。4月7日，医员得知该村又死亡多人，8日前往查看，确系受疫，邻近各村欢流村、四辛庄、邢家庄也有受疫者，原因系村民来宗里村探视病人。因此，献县宗里村疫病可能初发于3月26日，由村民自津返回时感染，传至周围三村，疫亡数在40人以上。

　　烟村是另一个疫源地。4月22日报载烟村发现疫病，29日医官张凤梧报告烟村疫死者皆孙姓。3月24日孙五疫亡，26日其妻女亦死，遂相继传染，前后死者男27人、女15人。文安县公署报告，烟村孙姓原为文安土桥村人，因避水灾逃至烟村，人虽来自文安，但烟村实属河间，疫亡情况与张医官报告一致，并称4月9日雨后此疫即灭，还指出孙五之姐及二甥是献县小河村人，系传染而死。因此，河间、文安疫情主要在烟村，首例在3月24日，疫亡42人，可能由献县传来，发现疫病时疫情已结束。在青县，最初关注点一是密接交河的杜林镇，二是密接河间的嵩坡。经查，青县疫源地在于董京庄，村民杨瑞五于3月25日疫死，其母、父及族兄于29日、4月1日疫亡，同族疫死15人。王子营刘杨氏，系杨之女，染疫后返家死，传染医士赵润芹。子仪庄医生张连龙为杨姓族人治病染疫死，并传其侄。5月5日报载于董京庄疫势尚烈，隔离者死3人，南头隔离者无恙，杜林、嵩坡无疫。8日报载青县无疫。总之，于董京庄疫情传至王子营、子仪庄，疫亡在20人以上。

　　第三阶段疫情未引起较大影响。静海疫病是牧师听闻小学教员到华洋义赈会报告砖朵村有疫而介绍的，河间与献县是普克德向防疫处所报告。三县实为同一传染源，系献县护持村村民靳雅俊从东省返乡，路过砖朵村，5月6日死亡，同伴河间县时欢流村郭庆平、时老二代为成殓并送其回家，二人返乡后身死，并传染数人，疫亡11人。砖朵村疫情扩散至周边小寨村、管铺头、卞庄村、宽河村、双窑村，疫亡不少于25人，献县疫亡4人。至6月10日，报载疫情肃清。

　　综上分析，疫情发现具有滞后性，有的地方甚至发现时即已结束。疫病最早传入地似乎是张家洼，但俞树棻报告称张家洼疫情始于泊头，而泊头疫情是在长春尚未设立隔离所时，由苦力从哈尔滨带来的。两报告均说明泊头为最先，后传至张家洼。除桑张疫区外，黄庄疫病来源于自满洲里返回的崔姓铁匠，赵家胡同为村民自津返回时感染，刘儿庄为村民亲戚受子牙河小火轮搭客传染，宗里村为村民自津返回时感染，烟村疑似来自献县，青县来源未见具体记载，但首现时间与第二阶段其他疫区几乎相同，均在3月下旬，因此第二阶段疫病为同一来源的可能性较大，且交河、大城、献县疫病来源均指向村民自津返回时受染，故防疫处报告可信度较高。第三阶段疫病由返乡村民带入，但政府和媒体得知时间已迟至5月下旬，所幸疫情短期内得以肃清。

二、 “合办”局面的形成与各方职责

　　发现疫病伊始，及时采取措施并形成有效的应对局面是防疫成功的关键。探究直鲁传入鼠疫后的最初应对局面，需要考察东北鼠疫的救治情况。内务部及下属的中央防疫处是北洋政府应对传染病的主管机关。鼠疫在东北出现后，中央防疫处先后派俞树棻和严智钟作为视察员组织防疫，地方上则由伍连德统领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实际指挥。正因此，直鲁疫情发现时，中央政府机关已在救治鼠疫，且分散了一部分防疫资源，内务部在鼠疫扑灭后的呈奖缮单中曾称：“满洲里一带发生肺疫延及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处，复由哈越入鲁直各境。当疫氛极炽之时，本部几穷于应付。爰斟酌各地方情势分为本省自办、部省合办、本部专办三种，分头防范，并督饬所司共策进行。”可见，内务部已难“专办”直鲁疫情，需斟酌地方情势采取“部省合办”或“本省专办”，地方情势则应包括疫区地点、各省政局、疫情变化等要素。实际上，直鲁鼠疫发现后，各方应对及时，形成了联合办理的局面，各方职责不尽相同。不过在“部省合办”上，直鲁亦略有差异。

　　疫区特点之一是疫病最初发现于两省交界处。内务部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责成两省迅速察勘、预防和报告；二是派遣人员救治。3月5日，内务部致电鲁省，迅派医官前往切实察勘，并责成该地方官迅速设法预防，以免传染，并将疫情随时电部。7日，致电鲁省严饬地方官切实防范，并告知已派俞医官前往视察。9日致电直隶省，“闻直隶吴桥、宁津各县传染颇烈等语，查该疫传播极速，七年往事可为殷鉴，闻天津领事团对于此次疫事极为注意，交部已将桑梓店天津间停止售票，足见该处已受传染，希即严电各该地方官迅速认真防范，勿使北侵，仍将现在疫势情形随时电告”。同日的另一电文则指出疫地毗连津浦路线，若疫势再行北侵，贻患至大，应请迅饬天津防疫处赶派得力医官携带药械驰往该处防治，并告知“已派陈技正祀邦前往视察协筹布置”。可见，内务部以领事团的关注和绥远鼠疫事例警示直隶迅速防治，尤其严防疫病北侵。内务部要求地方官担负责任，以鲁省为例，内务部10日回电鲁省办理防疫“尽筹周密，极为佩慰”，德福兰11日电部称桑园附近又染疫四人，“地方官吏现尚未实行防范”，内务部即电鲁省迅饬地方官尽力协治，甚至直接致电德县知事防疫。当时有报纸称，柯德仁、德福兰曾与德县知事接洽，知事却认为鼻药和放鞭炮可防疫病，不必过虑，说明地方官确有认知愚昧之嫌。内务部还主导建立疫情报告机制，涉及直鲁两省的防疫机构、派遣医官，内容包括新发现疫病情况、疫亡数、派遣人员健康等方面，有疫报告，无疫也报告。在派遣人员方面，从吉林调来俞树棻赴桑园，技正陈祀邦赴吴桥视察并任检疫专员，此外还有内务部技正刘翊云、细菌检疫主任程树榛、办事员陈哲、委任职候补程昌运、主事王作新，以及中央防疫处技术员黄实存、杨澄漳，担任疫区调查员或医官等职。在人员分配上，从表2可见鲁省人员远多于直隶，几乎遍及各个防疫所，上述几人也大多在鲁省。

　　疫区另一特点是位于铁路沿线。依照《传染病预防条例》和《火车检疫规则》，交通部须会同内务部办理防疫。交通部主要围绕津浦铁路展开防疫，也扩及周边铁路要道。

　　路局最初饬德州车务段段长查报，并派卫生稽查携带防疫药品前往。柯德仁函告路局的同时，还请求将桑园、安陵两站暂停售票。对此，路局再派车务段段长邱鸿勋、代理总医官朱家楣详细调查有疫村庄距离车站远近，有无停止售票的必要。桑园站长报告后，路局决定暂停安陵、桑园两站售票，张贴广告，并电饬警备队加派警力会同车务人员禁止乘客登车。不久，停售客票车站增多，原因是防疫处顾问罗宾等认为疫病约5日始发，仅停售两站客票恐效果不佳，请求自天津至济南一律停止售票。路局认为津、济属最大车站，实难停售客票，于是决定自3月9日起杨柳青至桑梓店间各站暂停售客票，天津总、东、西三站上车赴桑梓店以南各站下车的旅客照常售票开行，但各客车除上水之站外，其他各站概不停车。路局8日发出通告，9日刊出广告，并分电直、鲁两省一体严防，通电所属军队毋在停售各站上车。11日，路局又将第五、六客车暂停，因两车夜间开行，上水及错车各站难保无人私自上下车，至此所有天津和济南往来的旅客可改乘一二三四等次客车。车站管理方面，路局视桑园、安陵两站为重点，经中外医士在桑园会议决定采取六条办法加强防疫：一是加派路警阻止军人强行上车及偷上车之人；二是添筑栅栏防止外界闯入；三是禁止员役进入村庄，日用所需及食物由外站代办；四是在桑园备二辆三等车为临时隔离所，至地方设定隔离所为止；五是发给站上服务人员消毒品及防疫面具；六是对站上住房每日清洁。路局要求立即办理，并阻止运河内桑园附近来往船只，同时通电两省要求所属军队禁止往来停售客票各站。黄庄疫病发现后，路局将上水地点改为连镇、青县，在泊头站也执行六条办法。其他路局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京绥路仿照1918年应对绥远鼠疫的办法，设立卫生事务所、检查乘客；京汉铁路在3月中旬实施防疫办法六条，并布告旅客留神防疫；沪宁、沪杭两路也采取了停售客票及查验乘客等措施。

　　直鲁两省负有防疫的重要职责。鲁省接内务部电文后，9日复电称已令中西医院派遣医员查验，严电德县知事防范隔离，并在济南站特设病院及隔离所。12日，电告内务部设立防疫总所。之后，鲁省通过设立防疫分所、隔离所、疑似病院，延聘中外医士，治理公共卫生等措施展开防疫。直隶靠近东北，又需防止疫病北侵政治中心，责任更巨，实际上直隶此前已开始预防东北鼠疫传入。

　　直鲁鼠疫发现前，直隶以津埠正当京奉孔道，恐怕有自东省来者带有疫症传播，曾要求防疫处处长刘国庆设法杜防，以消隐患。刘国庆特派医官、教员带领卫生队前往京奉要路检查行旅，并函知警察厅通饬各区检查各旅店，对自东省新来旅客是否染疫从速报处，以便施行隔离。天津海关为防止疫病由海路传入，拟查验搭船乘客的身体，凡从海参崴、牛庄、安东、大连、旅顺、秦皇岛、烟台、青岛、海州开来之船，须停泊后检验，并在绳索与码头或小船相接处装置防鼠具。发现鼠疫后，省长令防疫处极力防救，刘国庆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预防办法，并拟派刘瀛仙携带药品于9日前往桑园检查。直隶接内务部电文后，认为疫势北侵一发而不可遏，办理防疫最要紧不外两途，一则设立隔离医院使病者不与外人交接，一则封锁有疫区域断绝其出入交通，当派得力医官携带药品驰往防治，并令各县地方官认真防范。此“两途”体现了直隶政府的防疫策略，尤重防止疫势北侵。11日，防疫处请广济医院黄子护、延年医院张振澜到泊头，后加派罗宾赴桑园、刘华普赴沧州、赵宝箴赴连镇。防疫处在安陵设总检疫所，由金瀛担任主任，协调各地检疫所及分派物资，在南皮、宁津、东光各县设立分所，在泊头设立水路检疫所，由王守慈负责。省署分令防疫处暨天津警察厅各处，并电知津浦路沿线各县于水陆交通处认真检查。为禁止船只来津，水上警察局沿河巡查，马厂驻军设卡防堵。防疫处在泊头派出水路检疫员，并致函水上警察局加强水路管制。参照1918年应对鼠疫时防疫处所设立的水路检疫所，主要是检验乘船客人有无染疫，需全省内河行轮董事局开示行轮每日上下游以何地方为起止地点，有无经过染疫地，如不能开清，则须一律检验。防疫处认为铁路管控后，吴桥各县由小路赴津者必然日见增多，令疫区人民暂免外出，桑园、吴桥一带水路码头在30里内不准有人搭船外出，不准船只靠岸上下货物与客人。不久，王守慈会同水上警察局六、七号巡船开始在泊头检查。20日前，水陆管控基本完成，防疫处上报省署，“沧县附近水陆要路，已由军队扼要堵截，并分令水上警察局，暨沿路沿河各县，一体查防在案，所有一切预防方法，即由处随时会商各该地方官，妥筹办理”。

　　随着内务部、交通部、直鲁两省各项举措的实施，“联合办理”的局面逐渐形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各方接洽开展调查和设立检疫所。当时的主要人员有部派俞树棻、陈祀邦，路局朱家楣、邱鸿勋，还有海军医学校学生、美国红十字会医员、统一救灾会医员及直鲁聘请的医员。邱、朱赴疫区初即与柯德仁接洽，12日前朱与俞树棻、统一救灾会的杨怀德接洽，16日前朱与内务部及防疫处派赴桑园、安陵的医官接洽。在设置防疫所问题上，鲁省的部省合办程度更高，直隶的部省合办程度虽低但也有合办情况，俞、陈曾抵津与防疫处刘国庆、罗宾接洽，议定同赴泊头、安陵、吴桥设所防检，并派兵防堵水路要道，俞亦随同视察，便道赴桑园。二是合议制定四条防疫法。13日，俞树棻与防疫处议决防疫办法四条，包括各村报告疫病及阻断交通办法、直鲁联防办法、放赈人员通行办法、沧州水路要道防堵办法，规定村庄发现疫病由村长、绅士立即报告地方官或检疫所，隔断本村与别村交通，将亡者之室消毒封锁，就原地限制其家人与外来往；直鲁两省各检疫机关应每日互相通告，以资联络；放赈人员由防疫处及驻桑园之山东检疫所发通行证；在沧州水路要道防堵北来旅客至津浦路。内务部要求有疫各属、各防疫机关、各放赈人员及沧州地区依办法切实施行。三是协商津浦路车站停止与恢复售票。最初停止售票即是各方协商的结果，何时恢复售票需根据防疫情形来决定，疫病时有发现，恢复售票可谓一波三折。恢复售票的最早提议是在3月19日前，朱家楣、俞树棻曾商议至19日桑园及鲁境如无疫再发车，鲁境停车各站可变通，之后朱赴安陵与罗宾接洽。20日，刘国庆与罗、朱、俞会议认为疫情得到控制，拟将沧州以北和德州以南的车站恢复售票，并提议购买三等票及小工票的乘客，买票前要进行检验，以沧州、德州两站为限，其他各站各等搭客及小工购票须先由票房发给号牌以凭检验，如有病即暂行留所以便再验，无病则由医员签字，票房即可售票，检验员由路局医员充任，俞、罗负责指导，检验员沧州2人、德州3人，拟于23日施行。交通部认为可以实行。但不久吴桥发现新疫，原定计划不得不暂缓，罗宾22日致电路局展缓办理，内务部医官也认为应展缓实行计划。23日恢复售票计划至4月初才得以实行。大城、献县发现疫病时，内务部认为隔离交通为第一要义，致电直隶在水路设立检验隔离所，并与路局商议停止车站售票，同时与陈祀邦（已调至鲁省）商议联防，以免分歧。内务部同时致电陈祀邦联防更不容缓，“总以和衷共济、速弭灾沴为要”。防疫处致函路局，“各医官亦均主张直省各站，一律暂行停止售票，即日实行，用特函达贵局查照办理”。交通部批准此函，直隶境内砖河至桑园间各站本未恢复售票，为慎重起见，拟仍将杨柳青至沧州各站自4月16日起停止售卖客票，其余各站亦不发售以上站之客票。路局最终恢复售票时间是在5月9日，即直隶第二阶段疫情扑灭之时。

　　综上所述，政府应对直鲁疫情反应迅速，形成了联合办理防疫的局面。内务部派员救治，并发挥了指导、协调作用。路局负责铁路防疫，采取停售车票、派遣医员、加强车站管理及限制登车人员等措施，防止疫情沿铁路传播。直鲁两省负地方防疫之责，均采取了派遣医员设立检疫隔离所、加强水陆交通管控等措施，但在部省合办程度上差异明显。直隶疫情范围广、时间长，且靠近政治中心，职责更巨，但内务部在直隶派遣的人员远少于鲁省，说明内务部认为直隶可以自办防疫，这从各方讨论恢复沧州以北和德州以南的车站售票事宜中，称“刘国庆和俞树棻可以代表直隶、山东两省长同意”的说法，也可证明这种差异。因此直隶前期应对疫情，与路局、鲁省体现为联合办理，与内务部体现为低程度的“部省合办”，疫势“北窜”后，直隶则几乎成了“自办”防疫。此外，防疫措施中一些社会因素也不容忽视，除了前文提到的红十字会、统一救灾会等社会团体的参与外，民间还出现了一些治病药方，比较典型的是吴桥县绅士赠送的“除瘟化毒汤”和“养阴清肺汤”。《大公报》《顺天时报》《益世报》等媒体也对如何救治展开讨论。社会参与和媒体的舆论监督对救治疫情均有积极的影响。

三、 直隶自办防疫的主要举措

　　发现疫病后，直隶与内务部采取低程度的合办，与路局及鲁省联合防疫，当疫情进入第二阶段后，直隶几乎转为自办防疫。一方面是因为陈祀邦被调往鲁省接替染疫殉职的俞树棻，另一方面是北窜后的疫情均在直隶，鲁省疫情在3月底基本扑灭，路局重点是恢复车站售票，地方防疫主责转为直隶一省。直隶最终扑灭疫情，除了各方采取联合办理的重要措施外，其自办防疫中的主要措施也值得进一步分析。

　　首先，加强宣传，引导人们自行防疫。直隶管控交通之际，即晓谕居民于瘟疫未净以前暂勿外出，以杜传染。因疫病主要在乡村，防疫处发布《村庄防疫浅说》四条，告知村庄无疫、村中有疫、有疫人家、出现疫亡人家的防备办法。村中无疫最要紧的是不让外村人进来，村中有了生病的人家，要将其门户闭锁，断绝来往，非因水火吃用万不得已的事不可开门。对于有疫人家，其他家人都应带上护口具，不与病人亲近，应用石灰盖上病人痰盂。对于疫亡人家要报告社长或巡警及检疫所、封锁房屋、不许院子进出人员。宣传采用白话文，告诫村民村中未患病者以避免接触为主，而患病者需要自我隔离和报告待援。一些县署也进行了宣传，如献县采取韵文手法将疫病来源、特征及预防法告知人们，其文如下：“现有瘟疫，名曰肺疫。病来甚速，传染最易。关外发现，恐到此地。大家留心，预为防备。此病初得，头痛昏眯。身上发烧，咳嗽不止。口里吐血，命在呼吸。虽有良医，束手无策。预防之法，洁净第一。道途院宇，务除污秽。如遇病人，与他离隔。饮食各物，设法送递。因疫死者，尤须躲避。葬埋死人，恐染瘟疫。撒以石灰，掩住口鼻。死者本屋，门窗糊闭。内点硫磺，薰满一日。照此防范，可保无事。倘不预防，悔之何及。为此布告，其各留意。”

　　其次，治理城市公共卫生，防止疫病侵入。疫情初现，天津警察厅曾召开会议，制定整治卫生的具体措施，包括工程科派人打扫马路街巷，疏通沟渠；各区卫生警察队携带防疫药粉、药水分段泼洒；派警严查旅馆小店是否清洁，如有染病客人立时分别报告；有疑似传染病者即时报告防疫处派员查视；严查众人聚集场所并贩卖故物各摊；取缔沿途乞丐；禁止人民向各处废河倾倒污秽，中区海关道由警署从严取缔；沿河秽水跳板远离挑水口，违背挑水、倒水时间者给予处罚。警厅也进一步整顿街市秩序，要求载货车不得逾重，规范金汤桥行人及车辆。对妨碍公共卫生之违犯警章者加一等罚金，对有染病隐匿不报者从严罚办。要求各医院遇有疫症或类似者须认真诊治，并报告警署，同时查禁售卖药品腐烂者及水铺卖水是否煮熟。此外，警察厅还采取了查禁庸医的措施。防疫处也曾分派医生暨警兵沿街检疫。当时，直隶公共卫生处于警厅与防疫处二元并行管理的局面，当面对急性传染病时，二者侧重点不同，防疫处参与治理城市公共卫生较平时减少，主要是派员赴疫区救治。

　　其三，增扩防疫机构，防止疫情向西北扩散。直隶在应对疫情之初的救治机制主要包括防疫处、警厅、军队和各县署，防疫处负防疫主责，派员调查设所，与部派医官及路局、鲁省沟通联络，向省署汇报防疫进展；警厅与军队协助管控交通，警厅还主要负责治理城市卫生，各县则是配合检疫员防疫。交河疫情发现后，救治机制发生了微妙变化，体现为保定防疫处的建立。直隶省府特派军医处长潘承禄会同保定警厅组织防疫机关，潘任保定防疫处处长，保定警察厅长任副处长，设检诊所、隔离所暨疫病院、疑似病院于行宫军医处，并编成消毒检诊四个大队，外出检查消毒。大城、献县发现疫病后，保定防疫处加强防疫，饬消毒检诊各队切实检查消毒，布告普通防疫法：要求自哈尔滨、满洲里或津浦路线之客商行旅发现发热、头痛、咳痰带血之症，速报本处或邻近警区；派员对疫区运来的货物消毒；衣服、饮食力求洁净；设法驱捕鼠类；清洁屋宅，打扫厨房及厕所。设置保定防疫处，对防止疫情向西北扩散具有一定助力，当北洋防疫处因拟加大调查疫情范围而涉及高阳、任丘时，曾上报省署，高阳隶属保定道，因保定防疫处的设置导致职权划分问题，省署批示北洋防疫处为省常设机关，各县均在其查防之内，保定防疫处在疫病扑灭后将被裁撤，相关防疾事务仍归保定警察厅办理，高阳、任丘等地检疫由两防疫处协商办理。第二阶段疫情扑灭后，保定警察厅厅长张汝桐即呈请取消保定防疫处。

　　其四，依疫势调整疫区组织与人员。对比疫情第一、二阶段，可以发现直隶在疫区人员派遣和设立检疫所、隔离所方面前后有明显差异。首先是疫区主要负责人的变化。俞树棻殉职后，与其刚刚接触不久的原疫区主要负责人罗宾、陈祀邦不得不自行隔离5日。疫区的主要责任落到了金瀛身上，金在重点村庄设立隔离所，25日又设立第二隔离所，先后迁14人至第一隔离所、8人至第二隔离所进行集中隔离。4月初，解除隔离的罗宾及金瀛均认为疫情已被扑灭，二人协商善后办法，罗即解职回津，而陈祀邦于之前被调派鲁省接替俞树棻，这样，之后疫区的主要负责人变成了金瀛。其次是两迁防疫总所，增设分所与设置隔离所。赵家胡同发现疫病后，防疫处要求正欲回津的金瀛驰往救治，不久金将总所从安陵迁至泊头，就近应对大城、献县、河间等地的疫情。这些地方疫势减轻时，防疫处又令金瀛将总所撤销或移至沧县，因青县发现疫病，金瀛遂将总所搬至青县，调在沧县的刘瀛仙前往，直至第二阶段疫情结束。随着疫区的增多，检疫分所增扩至大城、献县、河间、文安、沧县、青县、杨柳青等地，较第一阶段明显增多。在疫情较严重的县还增设检疫所，防疫处在献县郭望屯增设检疫所。第二阶段的隔离措施并未采取之前集中隔离的方式，而是主要采用就地隔离的方法，有的患者在家中隔离，有的在村外搭建的临时场地隔离，如防疫处在献县宗里村南用芦席搭建隔离所，将疫者送入其中。对染疫者的住房封锁28天，期满启封，依法消毒，并将床上死者物件一律焚毁，邻近各村均受检查。第三是解决医员不足的问题。金瀛初到泊头后，先分派四人分区调查。因地面甚广，调查员不敷分配，请调刘瀛仙负责城西，防疫处以刘在沧州，改调杨柳青检疫所张助手前往。此时，献县又出现疫病，金已无暇顾及，只好请示防疫处，防疫处特派英国人普克德等人驰往设立防疫事务所，并函请路局协助办理。交河疫情减缓后，金本人还曾拟赴献县与普大夫会晤。当防疫处拟加大调查范围涉及河间、任丘两县时，防疫处曾致电陈祀邦给予支援，“器械衣帽，自应借给，其防疫费用，能否垫办，事竣再由敝处拨还，以清手续”。陈回电负责两县的调查，医官薪资仍由桑园防疫所交给，两县防疫费用并药品器械由防疫处接济。

　　其五，总结与变通调查疫情法。第一阶段，检疫员调查疫情时总结了所谓的“吴桥交河调查法”，即“分区调查、就地隔离”，由调查员会同县署派警，将各县划分区域，逐区调查，遇到疫病地点，就地隔离。吴桥县就曾被划分为三区，此法须有县署的配合。第二阶段疫情时，曾因疫区处于三县交界处和县署配合不力而变通调查法。烟村位于文安、河间、大城交界处，调查烟村疫情时需协调三县防疫之责，防疫处要求大城医官前往调查，并函河间县派警协助，同时与献县公署联络断绝两县河陆交通。为加强调查，防疫处要求金瀛巡视大城、文安、任丘、河间、献县各处，令医官就近分别防救，不必划分县界，并将各县联防办法商同各县知事相互协助。联防办法为如有需用警察时，即可以检疫医官名义，致函各该县公署派警前来。烟村的最终调查之责，防疫处认为应由文安县办理。因为烟村孙姓原为文安土桥村人，因水灾才逃至河间烟村。金瀛在青县开始遇到县知事配合不力的情况，不得不采取“自行调查法”，令助手何秀廷赴街市详为询问，最终探听到于董京庄为疫源地，随即才按吴桥交河办法展开救治。直到金瀛在青县大门店学校建立检疫所并得到绅民与校董的欢迎，县知事才派警长和四名警察前来襄助，青县防疫才得以顺利开展。

　　变通调查法还体现在第二阶段疫区不断扩大，防疫处预判疫情有向西北各县传播的趋势，为了限期肃清文安、河间疫情，防止各县隐匿不报疫情的弊端，防疫处决定加派检疫员调查，采取“根据各县疫情差异、分派医员调查”的方法，将各县疫情分为“疫情已靖、现正实行防治、新报有疫各县、附近有疫各县”四类。吴桥、交河疫情已靖，吴桥留一名医员和一名巡捕调查，交河由王守慈兼任调查；大城、献县正值防疫，献县由张医官和普大夫办理，大城因医官不足，添派医员两三名分赴各区调查；文安、河间、任丘三县属新报有疫县份，文安拟由金瀛协同交河助手前往，河间、任丘拟借调陈祀邦襄助救治；吴桥附近宁津、景县，交河附近南皮、东光，献县附近武强，大城附近青县、静海，河间附近肃宁，任丘附近高阳，拟由防疫处派出视察员两三人调查，避免各县不报之弊。河间、任丘两县，最终派遣四医官前往调查，防疫处特致函两县筹备房屋，以便设所，并派警听候差遣，同时告知青县总检疫所金瀛接洽。后任丘报告并无疫症，唯西区境内前赵各村庄，似有受疫身死之人，现今渐就消灭。

　　其六，阻断交通与制定疫区通行办法。封锁有疫区域是直隶的防疫策略之一，前文已述疫情初期十余天内，直隶疫区水陆阻断基本完成。大城、献县出现疫病时，省署指令防疫处严防染疫之人沿子牙河来津，将该处小火轮停驶，并请水上警察局派遣巡船停泊献县、大城，不准往来船只靠岸，水上警察局训令第二区警察署派巡船一艘驻防大城县属王口镇，同时令水上警察局及各该县暂行禁止人民来津，训令内河行轮董事局亦暂停小火轮。防疫处认为子牙河行船堵止，恐两县有改入运河出行者，要求沧县、泊头检疫员留验南北行船。金瀛到青县后，还曾请防疫处令水路检疫所将赴津船只留验7日，原因是大城、献县均出现6日后才发病的情况。阻断交通还遇到了军人任意登车的问题，路局曾致函直隶严禁军人强行登车，省公署即通令各县严防，并分致军队机关照办。防疫处医士还曾因路警不加禁止军人任意登车，于3月21日上书路局，要求路局加强管控，并条陈办法三则：“（一）在防疫期内，无论何时，无论何人，如无公事，不得入防疫线内各站之月台；（二）非于必需时，各列车不得在防疫线内各站停车；（三）在接近营站或大城之各站应驻重兵。（甲）以防无票无照之人上车，（乙）以受有站员之指挥，捕拿违章之人犯。”对此，路局也并无有效方法，只能致函直隶禁阻军人任意登车。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当时中国并非个例，在之前救治鼠疫中均有出现，也是媒体报道伍连德口中办理防疫困难的原因之一。阻断交通遇到的另一问题是疫区赈济旱灾通行问题，省署指令防疫处与华洋义赈会规范放赈人员通行办法，制作“疫区通行证”，凡放赈人员须由无疫之地出发，凭防疫处发给的通行证进入疫区，放赈结束后须由各检疫所医官证明签字，方可回津。省署批准的该办法同样适用于军人和各行政机关人员，防疫处还特别规定行政机关人员因公外出，须由各机关长官证明身份，并致函本处才可发给通行证。

　　其七，救治疫病与外防传入并重。直隶救治疫病时，东北疫情仍未扑灭，因此还要防止疫病再次传入，在第二阶段疫情期间更加明显。首先是应对库伦难民过境，当时大批库伦难民沿南满铁路、京奉铁路到津浦路，直隶对路过天津的难民非常重视，由防疫处派医员进行检查，确定无病后才放行，有时还需要安置难民，警厅曾借用隔离病院收容难民。这些难民为数不少，报载达3115余人。其次是防止鼠疫自山海关传入。大城、献县发现疫病时，辽宁沟帮子一带也发现疫病，直隶省府请津浦、京奉路局及陈祀邦召开防疫会议，由路局商定时间、地点。不久，京奉局将双羊店至台卫家沟等14个车站暂停售搭客票，关外来津车辆只售头等车票。最后是防止鼠疫从海路传入。为应对沟帮子疫情，津海关监督请求仿照上海的办法，对由牛庄、大连的来船进行查验，省署批准借用海防指挥官靖海小轮到大沽防疫查验，隶属于防疫处的秦皇岛防疫医院也进行查验。防疫处同意大沽医院与罗宾的磋商办法，将牛庄、营口开来的轮船头等、二等搭客照章查验，对三等及舱面搭客无论有无疫病，须停泊5日才可查验。如对于出现疫病或有疑似疫病的洋式船只或襄助洋式船只起下货物的华式船只，须悬挂有疫旗号，查验前“均须下椗于大沽拦江沙外”，“未领有卫生员验放之执照不准将旗放下”。报载两医院共查搭客数达1203余人。总之，救治疫病与外防传入同时进行，也增大了防疫难度。

结　语

　　1921年传入直隶的鼠疫持续三四个月，直至7月防疫处训令各疫区由县知事传令有疫各村彻底消灭疫菌，整个防疫过程才最终结束。揆诸此次鼠疫的救治过程，可发现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此次防疫受到灾荒的影响。防疫处认为文安、河间等地的疫病是由吴桥、交河传染而来。灾民流动是造成疫情扩散的原因之一。此外，灾荒对防疫的影响还体现在财政困难方面。直隶省署最初令防疫处设法杜防东北鼠疫传入时即面临经费奇绌的问题，而当大城、献县出现疫病时，曾致电内务部请求拨款，称“此事应需经费，如购置药品、分派人员、设立检查所，用款甚巨。直隶当大灾之后，库储空虚，迭经设法借拨，实属不敷应用。现在桑园、吴桥一带疫势虽已消灭，而交河、献县、大城等处又复发生，水陆防检需费尤繁，加以长春、哈埠疫势尚炽，万一侵入京奉路线，则直省山海关等处更须积极防杜，此时不能不预筹布置，未便以款绌置为缓图，本省财力已竭，实在无从挪拨。”对此，内务部回电：“贵省经费为难，与本部正同，现正通盘筹画，一俟款到，即行酌拨。”内务部起初曾拟从赈灾经费中拨用300万元，后经与外国公使交涉，最终从西南关余中提用20万元用于津浦防疫。

　　二是防疫措施见效，政府重视程度是重要原因。直鲁鼠疫死亡人数，直隶官方报告为394人，鲁省报告有30余人，占整个东北鼠疫死亡总数不足5%，数据对比看似疫情较轻，实际并非如此。疫情最终造成直隶七县受疫，300余人疫亡，可见疫病一旦传入，危害性极大，但也应发现许多疫区属于“事后发现”，发现时已疫亡多人，组织救治后，则基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疫情影响区域远超出疫区范围，波及疫区周边数个县市，还涉及京绥、京汉、沪宁、沪杭等铁路沿线。直隶报告疫情前后由哈埠来者不过二人，说明疫地阻隔传出、非疫地防止传入具有效果。这样大范围采取防治措施，应归因于政府对疫情的重视和主导，其除了反应迅速外，派遣或聘请的主要人员也具有较丰富的防疫经验，像陈祀邦、杨怀德、柯德仁、德福兰均参与过救治1918年绥远鼠疫，其中陈担任第三区检疫委员，杨被聘为防疫总局总顾问，柯、德两人曾担任直隶和鲁、皖防疫职务。政府重视疫情还体现在经费上，直鲁疫情疫亡人数不多，但耗费巨大，整个东北鼠疫耗费96万元，各地平均耗费约12万元伍连，直鲁防疫上内务部提款即达20万元。直隶耗费多于鲁省，鲁省共耗经费11338元7分，直隶在第二阶段疫情时请款数达2万元。疫情防控涉及政府、社会、个人等诸多因素，而政府应处于主导地位，政府的重视程度是防疫有效的重要原因。

　　三是直隶由参与合办转为自办防疫。直隶的防疫过程，起初是与内务部采取低程度的合办方式，与路局及鲁省联合防疫。疫情“北窜”后，鲁省疫情好转，路局的铁路防疫体系也已建立，内务部派出医员重点是防止鲁省疫病复发，对直省则以指导为主。例如内务部对烟村疫情的应对之法与大城、献县基本相同，均是“于交通便利之处认真防检，并商路局停止售票”。这说明直隶防疫逐渐转为自办。直隶的自办措施在前后也有所不同，虽然整个过程均以派遣医员检疫救治和阻隔交通为主，但前期侧重制定防疫策略，加强宣传和治理城市公共卫生；后期则侧重防止鼠疫再行传入，以及针对各县隐匿疫情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针对疫点在多县交界处的情况进行联合防疫，对疫势提前预判，延长隔离日期，这些措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纵观1921年直隶的防疫过程，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在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下，地方应担负起防控主责。此次防疫，对直隶而言，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未能隔断疫病的传入，当疫情愈演愈烈时，更是面临着“内防疫病扩散、外防疫病传入”的局面。而就全国而言，救治东北鼠疫已经牵扯了内务部大部分精力，疫病传入直鲁后，更是面临“南北夹击”北京的态势，疫病多点爆发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各地方应该负起防疫的主要责任。应该说直隶较好地承担了这一责任，直隶政局在1920年直皖战争后与北京政府联系更加紧密，在防疫措施的实施上能够与中央政府保持较好的一致性，且直隶自身具备较好的防疫条件，能够及时根据疫情变化给予应对。

　　其次，此次防疫揭示建立科学的疫病防控体系之关键。伍连德曾在报告中写道，本次救治鼠疫不像1910—1911年鼠疫时那般严重缺乏先进的医院与合格的卫生人才，而是设备甚周，且能够得到各级政府和各界多数人民的支持。与铁路机关协商的防疫办法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至于出现十年前那种“某车曾搬运患者39名，至天津、北京，再折回于奉天”的情况。同时，《传染病预防条例》《检疫委员设置规则》《火车检疫规则》《清洁方法消毒方法》等法规的颁行与中央防疫处的设立，说明民初十余年间，我国防疫体系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直隶省在清末已经建有专门负责防疫的行政机构，进入民国后改成北洋防疫处，是近代中国较早的地方性防疫行政机构。自1917年刘国庆担任处长后对该处进行整顿，重行组织后的防疫处设置总务、医务、技术、卫生四科，并聘请中外知名医士。医务科负责传染病预防研究与实施、传染病院及隔离所设备、防疫布告、传染病发生时实施治疗法及隔离法、实施清洁消毒、死亡统计、指定死者尸体葬法及关于传染预防各事项。技术科负责细菌检查、病源鉴定、动物试验、饮食品检定、有害贩卖品检定、消毒材料鉴定及保存、药品鉴定及保存、血清痘苗制造及检定、兽疫预防及其他技术上一般事项。因此在发现疫病后，北洋防疫处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

　　最后，防止疫情扩散还需要基层社会对近代科学防疫思想的认同，形成合力。近代中国贫病积弱的情况曾使医学界痛感国无防疫之政、人无防疫之识、医无防疫之戒。此次鼠疫的救治情况说明这种局面已有改观，政府对防疫非常重视，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也积极参与，但有些地方县署和乡村人民仍然存在防疫意识淡薄的情况。《传染病预防条例》颁行后，作为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的俞凤宾曾言其欲成功，必地方官实行条例不能敷衍或推诿了事，必医生热心任事，慨然以救社会为职务，须人民知其生命之宝贵，遵守地方官及医生之命令。当今看来亦不乏远见真知。此次直隶防疫，曾出现“各县知事迟延不报，或漫不经心，传染愈多，防救愈难著手，即如各县发生肺疫，皆由放振〔赈〕洋员通函而知，无一由县知事报告。”防疫处认为，直隶疫病反复出现主要是因为有些地方防疫意识淡薄，出现疫情未及早报告，村民探亲、参加葬礼成为重要的传播途径。不仅如此，防疫处在救治过程中还多次遇到乡民阻挠，甚至有殴辱医员和巡捕的情况，一些地方官为避免矛盾激化准其自行隔离，这给防疫带来了许多隐患。究其根源，在于近代科学防疫思想尚未达到一定程度，从侧面也说明在基层社会推广、普及科学防疫思想的重要性。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