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年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热点，学界对抗战大后方的研究不断升温。这其中，已成为重要学术品牌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贡献殊大。2022年7月9—10日，受客观因素影响宕期半年之久的“第六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最终以线上会议的方式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云南省史学会共同主办，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具体承办。论坛得到学界同仁广泛关注与鼎力支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云南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近70位专家学者出席，从政治与侨务、经济与交通、教育与文化、思想与社会四个方面探讨当前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学术取径与整体面向。
论坛开幕式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主持。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时任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段红云致开幕辞。周勇强调抗战大后方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抗日战争研究》是支撑抗战大后方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见证了其成长；杜继东概述这一发展历程并予以充分肯定；段红云阐述云南大学与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学术渊源，并对云南大学今后相关研究工作提出希望。
在随后的主旨演讲中，罗群《边疆开发与建设中的“西南模式”——以抗战时期云南植棉业发展为中心》认为在国家化整合前提下，西南边疆的开发建立在主权国家观念的基础上。开发边疆与中华民族复兴密不可分，其中交织着中央与地方实力集团的博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正林《1941—1942年陕甘宁边区党内关于经济建设的争论》聚焦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受困的特殊时期，从货币公债发行、食盐运销、救国公粮征收等方面展示并分析边区政府在如何“开源”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及解决办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财政智慧。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士华《关于大后方研究发展趋向的几点思考》从学理上对“大后方”概念的时空内涵进行阐释，并对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全面抗战时期云南对外关系等今后可以深化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一、 政治与侨务
本届论坛对政治议题的研究集中于理论方法、国共关系、区域抗战、人物个体、侵华日军五个方面。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陈谦平《抗战大后方刍议》充分肯定抗战大后方研究取得的成绩，并从“抗战大后方”的概念、规范、研究内容等方面提出可供思考的新方向，认为应将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视角前移至全面抗战之前，研究要有整体的历史架构，涉及区域应包括四川、云南、西康、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广西。云南省保山市滇西抗战原始史料汇编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穆梓旺《让史料的光彩烛照和平的未来——滇西抗战原始史料收集编纂的实践总结》围绕《滇西抗战原始史料汇编》的编纂工作，从多方面展示了资料收集与编纂的过程，其中打破“越境不书”惯例并重新诠释“滇西抗战”概念，进而扩大资料收集范围的做法值得关注。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卢兆瑜《西欧“人民战争”的发端：实践与理论》通过对西欧“人民战争”概念化历程的梳理，认为“人民战争”是以人民为主要动力的战争形式，呈现出战争机器国家化的特点。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王春林《乐观与现实：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的心态》从国共两党人士心态演变角度展现重庆谈判的历史过程，认为尽管国共两党矛盾根深蒂固，但出于现实原因还是走到谈判桌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吴敏超《“嘉峪关为中华东西之中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廊》系统梳理并分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经营开发河西走廊的过程及其对西北边疆产生的作用，认为蒋介石巡视西北后形成的“嘉峪关实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的认识，反映出西北对于国家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性。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军政基础系岳恒《整合与重塑：抗战时期国民党央地军事关系探析》揭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中央化”政策及地方实力派的应对，认为国民党从军队人事关系方面推进的“中央化”基本实现“弱势整合”，这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的整体表现有较大影响。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钟健《中共广东省委“重统战、轻武装”辨析——以帮助余汉谋部开展政治工作为中心》对学界既往关于中共广东省委统战余汉谋部属不切实际幻想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广东省委在“一切为了抗战”的大局观下对余汉谋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正当且必要，不等于放弃武装斗争，“重统战、轻武装”之说反映出华南抗战史研究中整体性、宏观性、辩证性视角的缺失。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英俊《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研究》指出，通过战斗夺取敌人武器对缺少装备的东江游击队来说是补充武器最主要的方式，而东江游击队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是中共革命灵活性与韧性的有力印证。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华南抗战历史研究中心吴佩军《日本馆藏抗战时期华南地区中共方面档案资料述评》介绍保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以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关于日军破坏中共华南地区党组织、“围剿”华南抗日纵队的档案文献，指出这些文献对深化华南抗战史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洪富忠《从三部国民党人士日记看其对战时中共的侧面观察》通过对与中共接触较密切的陈克文、唐纵、王世杰三位不同层级国民党人士所存日记的考察，展示“他者”视野下战时中共的样态，强调“他者”与“自我”的相互比照是研究中共历史的必要路径和独特视角。上海大学文学院林威杰《从友共、反共到联共：张冲与中共关系探析》以国共关系史上的特殊人物张冲为考察对象，梳理作为蒋介石对共产党政策重要执行者的张冲从友共、“反共”，再到成为联共倡议者的历史轨迹，并通过其与中共高层人物的交往史实探寻其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段鑫《范石生遇刺案的事实本原与叙事重构》聚焦民国时期扑朔迷离的“杨维骞刺杀范石生案”，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细节的梳理并结合当事人的口述资料，认为该案事实清晰，不存在第三人或幕后指使的问题。该案成为“迷案”既与控辩双方的庭外活动有关，更与几十年后相关当事人对当年史事的重写与重构密切相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婷《张学良“跳舞误国”谣言与九一八后的中日舆论应对》将张学良“跳舞误国”的谣言置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的舆论往复中加以考察，认为该谣言的形成与传播突出反映了日本军事侵略之外的舆论战阴谋，以及事变后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南通大学文学院张若愚《地方实力派的困境：抗战时期傅作义治边研究》系统分析傅作义借助全面抗战爆发带来的社会秩序重组与统治模式重塑等因素推进的战时治边实践及其效果，认为傅作义的战时治边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特殊因应，其中既凸显了地方实力派的困境也揭露了国民党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俊峰、李杰《日军山西残留史料整理与研究评述》围绕国内外对山西残留日军的研究现状指出，当前仍有大批资料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并提议从群体界定、视野方法、时段选择、史料挖掘等方面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潘大礼、黄凯《全面抗战时期日俘对侵华战争的反省》通过对全面抗战时期日军战俘的供词、回忆、日记等资料的梳理，勾勒出其对侵华战争认识与反省的主要侧面，指出日俘群体存在有意淡化、刻意回避侵华战争核心问题的总体情况，反省很不彻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孙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应对日军化学作战研究》考察国民政府应对日军化学战的相关工作，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完善自身防化军队建设，以及与美军合作，确保了中国持久抗战的能力。
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夏玉清《限制与引导：抗战时期昆明的归国华侨社团》认为管理昆明的归国华侨社团是战时国民政府的重要挑战，而归国华侨社团在动员华侨抗战，以及战后华侨复员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官小红《捐输何以持续：中国对华侨群体的抗战宣传与国家观念建构》考察在持久抗战的背景下，中国对华侨社会展开的以获取经济支援为重点的抗战宣传，认为“抗战建国”的爱国主义宣传可实现对华侨群体的抗战动员与国家观念建构的双重目的。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余秋文《战后荷属东印度排华与国民政府的因应（1946—1949）》考察1946—1949年荷属东印度爆发民族独立战争后发生的屠杀华侨事件，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外交手段、拨款救济、派遣特使宣慰等多种方式救护华侨，但受多重因素影响，作用有限。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钟荣帆《撤与留：抗战爆发后在华外侨的抉择》围绕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爆发后在华外侨的反应，展现他们在撤与留之间的困境，指出大量尚未离华的外侨选择西迁内地，导致在华外侨的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二、 经济与交通
相对稳固的经济是抗战大后方长期坚守并发挥作用的有力支撑。本届论坛对经济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缉私、盐务、审计、币制、资源型行业、手工业等方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齐春风《蒋介石与战时缉务（1939—1945）》梳理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缉私理念及政策演变过程，同时以财政部缉私处为切入点，考察由此派生出的国民党内部势力争斗问题，认为蒋介石的战时缉私决策存在前期对走私定义过于宽泛、决策优柔寡断，以及无法制止军队走私三大问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清平《全面抗战前期四川盐务新制的施行与困境》对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新盐制遭到抵制而施行艰难的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认为新盐制是国民政府整合四川地方权力的重要手段，而其困境则揭示了全面抗战前期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南京审计大学审计文化与教育研究院、法学院许梦阳《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财政监督——以审计制度为中心的考察》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审计制度建设进行梳理，认为审计制度的完善与加强虽对于战时大后方的财政运行有较大助力，但施行中也面临一定现实阻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鹏晓《横滨正金银行统一东北币制的尝试（1905—1932）》考察日本试图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统一东北币制，进而建立殖民地金融体系的历史过程，认为日本各方在金银本位制上的分歧，以及中俄金融机构的对抗等是其失败的原因。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国壮《论抗战大后方资源型行业》认为抗战大后方西南、西北的资源型行业既是中国与盟国进行经济外交的重要筹码，也是中国对日进行持久战所需国防物资的重要供应者。其涵养出的抗战经济力与军事力、政治力、外交力等一起汇成澎湃的中国抗战力量。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熊元彬《论云贵战时手工业兴起的原因》认为经济建设需要、“围剿”红军等因素是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云贵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原因，这一过程对云贵机器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果《从“农兵”到“工兵”：团练转型与乡村工业化起步》基于“兵”“农”可相互转换的认识，梳理近代农工过渡背景下北碚峡防局将传统团丁训练成现代工兵的过程，认为以“人的现代化”推动乡村工业化是北碚发展的重要经验。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尚季芳《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开辟的意义》认为西北国际通道是全面抗战时期通过中国西北接受国际援助及向国外运输易货物资的重要通道，这是一条中外互助、国共合作、边疆与中央紧密联系的通道。百色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韩继伟《交通变迁与贸易消长：战时西南交通变迁对中国经济层面之影响》系统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西南地区交通形势变化对贸易方式、贸易对象等方面的影响，认为随着战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西南交通变迁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外贸出口产生的影响较大。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杨瑞璟、叶权胜《远略驰而近忧迫：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对伊洛瓦底江之运营构想与交涉——以台北“国史馆”滇缅运输海路档案为中心》考察台北“国史馆”藏滇缅运输海路档案，结合英国外交部档案内容，还原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通过伊洛瓦底江实现中缅水路联运，与英、缅政府的交涉过程，认为协商未果除英、缅政府方面的原因外，国民政府态度不积极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三、 教育与文化
教育因其与政治微妙的张力关系，成为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议题。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睦楚《略论抗战时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地方教育服务》考察全面抗战时期由北平师范大学内迁演变而来的西北师范学院扎根陕甘地区，开展地方教育服务工作的过程，认为这些工作反映出学术研究与社会教育之间、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江明明《教育学科视角下战时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新探》指出全面抗战时期，大夏大学因教育统制等因素将教育学科作为向政府“输诚”的牺牲品，这在引发大夏大学黔、沪两校矛盾的同时，也宣告该校私立改国立的失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亚群《抗战时期广西的边疆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1932—1945）》讨论全面抗战时期广西地方政府通过创办特种教育动员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史事，认为这在客观上既推动了边疆地区现代教育的发展，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云南师范大学档案馆谷彦梅、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沙文涛《“基本教育”的西南实验——从西南联大到昆明师范学院》指出处于抗战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成立之初即注重基础教育与边疆教育，昆明师范学院成立后延续了这一传统，并顺应世界范围基本教育的发展趋势予以大力推进。西南大学音乐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汤斯惟《抗战大后方高等音乐师范教育研究（1937—1945）》通过对全面抗战时期设有音乐师范专业的国立中央大学、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等6所高校的考察，分析国民政府“抗战建国”大计下推进高等音乐师范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文艺文化被认为是抗战大后方研究中最容易产生跨学科思考的领域。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吴伟《界定抗战大后方红色音乐需要把握的三个问题》指出抗战大后方红色音乐活动具有隐含性、特殊性、复杂性，应从红色属性、音乐形态、时代赋能三个方面对抗战大后方红色音乐进行界定与考察。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彭小希、徐蕾《大后方抗战舞蹈历史现场的再审视》梳理抗战大后方舞蹈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史脉络，认为中国共产党引导下由进步舞蹈家创作并表演的主题鲜明的舞蹈作品对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宣传动员作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发青《互证求真——哈里森·福曼著作〈北行漫记〉考析》对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北行漫记》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进行系统研究，认为《北行漫记》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客观真实报道，不仅是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佳作，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共抗战史的重要文献。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路中康《延安新闻纪念馆与红色新闻记忆》以作为陕甘宁边区红色记忆文化表征和都市文化景观的延安新闻纪念馆为个案，考察新闻事业展示的历史意义，认为该纪念馆已与城市融合共生，并嵌入延安“革命圣地”的记忆建构之中。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王冬兰《浅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及其论文集》认为1994年在云南保山举办的国内首届也是唯一一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会议”对此后中缅战区抗战相关研究影响深远，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唐凌《柳州沙塘——抗战时期全国仅存的农业科研中心》考察作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农都”和重要农业科研中心的柳州沙塘开展的研究工作，分析其在延续中国近代农业科研力量，以及支持中国抗战中起到的独特作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传卿《抗战时期孙健初西北地质考察研究》对全面抗战爆发后胸怀报国之志，多次深入西北进行地质考察的孙健初的事迹进行梳理，强调其考察活动对鼓舞国人士气和我国石油事业均贡献巨大。
四、 思想与社会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巨大变局，大后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时局变动有不同的反应与表达。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汪洪亮《抗战大后方一个中国基督教徒的边疆事业与边疆思想：张伯怀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对神学家张伯怀的行略及其推动的中国基督教徒边疆服务运动进行梳理，探讨教会介入本该由政府主导的抗战大后方建设所带来的边事困境。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善庆《边疆研究与边疆治理的“合体”——基于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会云南边疆服务运动的考察》利用档案资料厘清中华基督教会云南边疆服务运动的发展历程，对其历史意义，尤其是对云南边地社会的积极影响予以肯定。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吕珊珊《战时僧道动员与佛道教会的基层管理——以温台地区为例》讨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僧道群体的抗战动员和对宗教团体的基层管理，分析由此引发的佛、道教团体企图增强自主性与争夺地方宗教话语权的问题。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岩岩《大后方的后方：差序格局视域下抗战时期重庆周边县镇的发展——以铜梁为中心》聚焦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周边县镇的发展，认为重庆周边的卫星县镇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差序格局，而铜梁则在与重庆的互动中开始步入近代化。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冰冰《全面抗战时期游记中的重庆印象与内迁生活》以战时内迁人士书写的游记为样本，考察他们的重庆城市印象及其日常生活。
此外，与会学者还从日常生活、医疗、慈善组织等社会史领域展开讨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王浩禹《抗战时期一位滇西回族的日常生活——基于〈马力生日记〉的考察》认为滇西抗战和保山社会司法生态深深影响了马力生的日常生活，《马力生日记》虽是个体生活的记录，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滇西保山地区人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付春《中药自给与民族自救——抗战期间大后方常山的研究与种植》对全面抗战时期疟疾流行、特效药缺失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推动中药常山的研究与种植工作进行考察，认为这一创新实践具有国药自给与民族自救的积极目的。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覃延佳、黎家启《利物济人与社会继替：民国时期云南建水慈善会的运营及其影响》通过对民国时期云南建水慈善会组织形式及运行方式的考察，认为以公有田产经营为核心的建水慈善会不仅是地方稳定人地和群体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协助当局重塑地方社会的机构。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正处于纵横推进的关键阶段，本届论坛成效显著，但相关研究仍有需要加强之处。如对某些区域和省份的研究明显滞后，甚至缺失；对军事问题的关注相比往届有所弱化；对社会史领域的研究整体不强不新。《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在总结中提出三点想法：
第一，应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除充分发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西南及西北地区主要高等院校的作用外，还应争取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地方政府进行合作，搜集稀见史料，合办学术会议，设立研究课题，共建红色基地，弘扬抗战精神，共同推进抗战大后方研究。
第二，应进行学术总结和理论探索。经过六届论坛的推动，关于大后方的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学术总结，回顾既有研究，展望未来发展，提出今后需要突破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也要进行理论方面的探索，例如关于大后方的概念、内涵、时间、空间、内部关系、对外关系等。要把抗战大后方研究作为抗日战争史的一个分支学科进行构建。
第三，应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研究。就抗日战争史学科而言，大后方的研究相对薄弱。在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关于西北地区的研究又比关于西南地区的研究薄弱。如何吸引更多高水平学者介入西北大后方研究，值得认真思考。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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