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36年春，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以批“左”为契机，将原北方局、河北省委出身的干部调离或外派。与此同时，他选拔了一批“一二·九”运动前后崭露头角的青年干部，重用一批通过营救而出狱的干部，使华北地下党的力量有所恢复。白区工作会议进一步确认了前期组织重整的结果。在中共中央与北方局的推动下，原河北省委中的部分地下党干部组成平汉线省委，从平津地区撤出。平汉线省委被赋予的任务不断变化，组织和人事安排也屡经改易。河北沦陷后，平汉线省委一度濒临崩解，但依靠其工作的灵活性及八路军的保护，平汉线省委的这批干部最终被保存下来。他们在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区与本地干部及其他从平津撤出的干部结合起来，组建新的冀豫晋省委，形成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干部基底，实现了组织上的“异地转接”，迈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组织落地的关键一步。

 

 

 

【关键词】

 

晋冀鲁豫根据地　党组织　北方局　平汉线省委　冀豫晋省委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扩展，历来被视为中共革命历程里的关键环节，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比较笼统。我们今天熟悉的绝大多数说法，基本是对1938年春季之后“组织大发展”的认识，缺乏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前半年间情况的了解。诚然，1938年春夏也在“全面抗战初期”的范畴，且中共“组织大发展”也是这一时期突出的历史现象，但若回头顾盼，我们会发现，在“组织大发展”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党组织与干部队伍的基本框架已大体搭建完成，而一度遭到破坏的老地下党组织也已得到恢复或重整。那么，“大发展”的组织基础源出何处？其干部班底是如何搭建的？其间有何机遇与挑战？呈现哪些特点？笔者即准备以晋冀鲁豫根据地党组织的案例对这些问题做一初步回应。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认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由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四个行政区组成。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初期，太行、太岳两区（还包括晋豫边地区）均在晋冀豫根据地范围内，冀南、冀鲁豫两区主要由晋冀豫根据地拓展而来，在当时还只是初见雏形。因此，本文将以中共在晋冀豫根据地的源流与活动为叙述主线，兼及冀南、冀鲁豫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情形。

 

 

 

 

 

 

1936年春，刘少奇受命出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史上的转捩点，对后来包括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内的华北地方中共的组织布局、干部任用产生重要影响。

 

 

 

刘少奇抵达天津时，北方局、河北省委书记由高文华一人兼任，组织机构上也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高文华是湖南益阳籍，工人出身，曾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他性格异常刚强，1925年入党后，在工运、农运、交通等领域一路摸爬滚打，甚至为筹集经费卖掉自己的儿子。1931年至1933年，北方地下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而高文华领导的河北省委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建制较完整的省级党委。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是北方地下党组织的另一位领导核心。他见过列宁，1931年在北方局因敌特破坏、内部分歧频繁改组的困境中，担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军委书记（也称“军事部长”），资历与经验实际要超过高文华。高文华、柯庆施等人充分利用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南京国民政府、驻华日军等各方力量相互制衡的特殊条件，重点在农村恢复、发展组织，多次发起“农民暴动”，培养了以冀南李菁玉、张霖之、黎玉等人为代表的“农运专家”，“发展了若干勇敢的农民党员”。“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方局在宣传、动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平津地区影响带动了一批爱国青年。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秋季后，王世英等上海中央局及特科留守人员撤至天津，与北方局会合。因远在陕北的中央与各地的联络尚未恢复，所以北方局实际承担着领导整个白区工作的重任。

 

 

 

1935年下半年到1936年初，北方局采取多种措施重建华北地下党组织：派山西籍老地下党员王文达从天津回太原，主持此前遭到破坏的山西省工委；支持在莱芜、济南坚持地下工作的刘仲莹、赵健民组建新的山东省工委；联系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及豫西特委负责人吴芝圃等人，安排他们以豫东党组织为依托重建河南省临时工委。虽然这一系列尝试未取得根本突破，譬如，返晋的王文达因“无法存身，未经上级党组织同意跑回天津”，山东、河南这两个省级工委也都偏居一隅并未打开全省局面，但这些努力仍然为此后根据地的党建工作打下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也是此前容易被学界忽略的是，山东、河南的组织恢复，相当程度上依靠河北地下党力量的“外扩”。前述刘、赵二人是通过直南特委联系上北方局，沈、吴等人则是依靠直鲁豫边特委（从直南特委分出，接受河北省委领导）。此前领导过直南特委与直鲁豫边特委的黎玉，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瓦窑堡会议后，中央政策已经开始调整。但是，高文华等人依然把目光向下紧盯农运，于组织层面“坚持阶级划线”，在恢复、重建华北各地组织（包括农村党组织）的过程中也“抓不住有资格、有能力的骨干”，“搭不起架子”。这导致平津地区的学生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因未充分吸收地主、富农、商人、官僚家庭出身的爱国学生而渐趋平息。

 

 

 

面对此种情形，带着“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之新精神，一贯敢想敢干的刘少奇开始推动华北地下党的“彻底转变”。他化名胡服，即取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显露了其革新求变的决心。

 

 

 

到任伊始，刘少奇第一把火是改组全国学运中心北平的地下党组织。他在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所办党刊《火线》上发表多篇文章，指出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存在“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其间将3月31日北平市委组织的“抬棺游行”引为“左”的典型。因为“抬棺游行”，刚刚做了3个月北平市委书记的李雪峰改任组织部部长；原市委副书记兼铁路总工会党团负责人吴德不再参与市委领导；宣传部部长徐高阮、组织部部长何凤元被派至清华大学党支部。继任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化名赵振声）是李大钊的长子，1931年从日本回国后一直在北方局从事地下工作，此前一段时间作为北方局代表实际主持京东特委。刚刚出狱的赵仲池（曾担任北方局驻北平市委代表、冀热边党组织的负责人）出任新的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

 

 

 

刘少奇以对北平市委的调整为契机，正式接掌北方局，并改组北方局的领导机关。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兼任北方局书记，调北方局驻京东特委代表彭真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调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任北方局秘书长（即刘少奇秘书），而将宣传文化工作交给原来在北方局负责办刊的陈伯达。对北方局原来的几位领导，刘少奇也做了安排：高文华改任北方局委员、河北省委书记，主抓其擅长的农运工作；柯庆施任北方局军事部部长兼北方局驻北平市委代表；原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改任北方局委员、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配合高文华领导河北地下党。与此同时，刘少奇推动党、团合并，团员转为党员，把关山复、任仲夷等一批学运出身的新锐充实到北方局的中层岗位上。

 

 

 

1936年5月28日，为反对日军增兵华北，天津地下党组织发动“五·二八”游行示威。北平组织动员方面稍有迟误，直到6月13日才组织反日游行。因此，先前过“左”的北平市委这回又被认为“缩手缩脚”“落后了”。

 

 

 

应该说，瓦窑堡会议以后，党内对共产革命与抗日救亡、严守纪律与组织扩大等问题存在较多不同意见，刘少奇及北方局要平衡“左”、右，实现所谓“彻底转变”并不容易。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先前被降职的徐高阮等人提议尽可能将积极拥护抗日救亡的青年学生吸纳入党，而这与同在清华大学党支部的蒋南翔等人意见相左。徐高阮认为北平市委在背后支持蒋南翔等人，便于当年六七月份致信北方局，批评市委不能放手搞统一战线，过分强调组织的纪律性和纯洁性。徐高阮认为党内老同志多是“关门主义”老一套，“难以教育过来”，甚至说“过去全党是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的瓶子不能装新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他们的激烈批评引起较大的风波，被称作“北平问题”。

 

 

 

刘少奇见信后派彭真赴北平进行具体调查，一方面对徐高阮提出批评，另一方面也对北平市委进行新一轮调整。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徐高阮的认识不对，但可以发现其不少论断来自刘少奇对华北地下党的批评，同时也反映了瓦窑堡会议后党内流行的一些提法。诚如李雪峰所忆，“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央曾做过一个关于扩大发展党的决议。决议中有一条大意说：凡是积极拥护抗日、执行抗日的，就可以入党(以后这一条修改了)。这个提法在北平地下党中引起了一些争论。一般老同志认为：我们共产党员从来都是以承认党纲党章，承认共产主义为标准的。不能凡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就都能入党，不能够降低共产党员的标准。原宣传部长徐高阮赞成新的提法，代表了一些积极抗日的学生的看法，反对上述那种意见”。后来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也曾有老北方局干部谈到，徐高阮等人其实是听到了瓦窑堡会议透出来的部分消息才敢提意见。关于“北平问题”之风波，既往叙说给人的印象是：由于刘少奇和北方局明确支持蒋南翔而对徐高阮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予以批评，导致徐高阮等人不服而最终脱党、叛党。这一说法大致没错，但忽略了其中曲折的过程。实际上，徐高阮的信对1936年9、10月北平市委班子的两次调整产生了直接影响，而北方局的机关刊物《火线》11月才在“问题讨论”栏目发文《不要这样把我党入党条件降低》。被后来者称之为批评徐高阮等人观点的“北平问题专号”则是12月才出刊的。由是观之，北方局秋季还在批评“左”的问题及老干部思维转变不够快，而倡导加强公开工作、扩充组织。刘少奇和北方局至少在收到信的第一时间，是持中立态度的。

 

 

 

是故，北平市委书记虽继续由李葆华担任，但李雪峰因“组织工作没做好”，转任宣传部部长，随即又被调往石家庄担任直中特委书记，而宣传部原部长赵仲池也被派至山西。新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由“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黄敬出任。此外，在市委中新设立专门的青年部，由曾担任过北方局交通科科长、此时刚刚出狱的安子文主持，而安子文同时还协助黄敬做组织工作。不过，徐高阮对北平市委的二次改组依旧不满，在天津《大公报》上发文批评中国共产党，并宣布脱离党组织。徐高阮的叛党行为导致其周围一批高校中资格较老的学生骨干脱离革命队伍，在组织层面对平津地下党形成冲击。

 

 

 

在某种程度上，补上干部缺口的关键力量是类似安子文这样的一批“出狱干部”。刘少奇来平津不久，北方局已开始努力营救1931年之后因组织破坏被捕入狱的党员干部，期待这部分有经验的干部归队工作。薄一波曾回忆道：

 

 

 

当时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已经搞得轰轰烈烈，到处要求共产党派干部领导。他（指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组织状况，问能否派出一些领导干部？组织部长柯庆施答复说：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着几十名老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于是，刘少奇与柯庆施一同给中央写信，建议以“自首”的方式将这批干部营救出来。获得中央同意后，柯庆施负责营救部署，由徐冰、孔祥祯等人具体实施。应该说，以薄一波为代表的“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在党内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干部群体，具有较强的内聚力。他们在狱中组建了党支部，屡屡与狱中监管方斗智斗勇，具有共同的斗争经历。进一步考察这批干部的生平事迹，还可以发现：1.这批干部来源多样，在党内资历略有参差，甚至还有人是在狱中才入党的（如王玉堂）；2.他们大多于1931—1933年间组织遭到连续破坏时被捕入狱，此前均有一定革命工作经验；3.由于入狱较早，他们与一些党内纷争牵涉较少，与1933年以后的北方局、河北省委也几无渊源；4.这批干部（包括其他一些出狱干部）在组织恢复期出狱后，大多得到北方局的高度重视，很快就被派往华北各地担任要职。有了这支生力军，加上前期北方局、河北省委的老底子，中共在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很快得到进一步恢复与重整。

 

 

 

在河北，李雪峰调任直中特委书记后，在石家庄市委书记陶希晋、陶鲁笳兄弟等人配合下，在正太铁路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力量较强的正太铁路沿线工委。与此同时，长期扎根冀西的老地下党员傅贯一、马芳庭等人也在赞皇、元氏等县重整及新建了一批党支部，成立了多个县级党委。从冀南调到冀中的李菁玉、薛振彦等人与刚刚出狱的李德仲等人一道，与在安平县等地坚持工作的陆治国、侯玉田等老党员会合，活跃于白洋淀周围。依靠他们的努力，保属特委恢复和建立保定市委及保东、保西、保南中心县委，在中心县委之下，保定地区18个县、市都恢复或新建了县级党组织。

 

 

 

在山西，刚刚出狱的张友清、薄一波分别领导地下党山西省工委与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相互配合，充分利用阎锡山暗地与中共“合作”，试图引入“左”派力量对晋系军政机关进行改造的机遇，逐步恢复了一批地方党组织，包括太原市委、定襄中心县委、中共平遥区委、中共阳泉矿区委、中共运城区委、中共临汾支部等。与此同时，他们在牺盟会、公道团等统战组织中建立军政训练班支部、中共牺盟会政治工作员支部、中共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支部、公道团支部等党团机构。当时，为避免阎锡山方面的猜嫌，中国共产党在牺盟会、公道团里并未大批发展党员，但1936年秋季以后，薄一波等人依托牺盟会训练出上千名“村镇协助员”，派往山西各地举办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后来受中共直接影响的决死队等培养了一批骨干。而影响更广泛的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于1936年秋开办以来，很快便招收了4500多名学员，其中不仅包括山西本省的年轻人，也包括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甚至还有一些海外的华侨青年。因此，虽然牺盟会在当时并不算中共的外围组织，大部分成员也还未加入中共，但自上而下成体系的牺盟会组织，为此后中共在山西省内特别是晋中、晋东南一带的建党工作提供了“托生”之载体。此外，王世英等北方局特科干部这时也在山西建立起独立的工作系统，在阎锡山掌握的山西军政机关内发展了部分秘密党员（如担任阎锡山秘书的杜任之等）。

 

 

 

在河南，刘子久作为“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之一，被派去协助沈东平等人开展工作。虽然河南的进展速度相较于河北、山西稍显缓慢，但到了1937年5月，河南中共地下党已在省内15个县、12所中学、7所完全小学建立了党组织，“连恢复旧的组织关系及新介绍的共有95个同志”。

 

 

 

李雪峰、李菁玉、张友清、刘子久等人于各地努力重整地方党组织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于1937年5月17日正式召开，与会的白区干部共50余位。来自北方局系统的代表大约30位，其中包括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及其下属的9位特委书记。在会上，刘少奇对此前一段时间白区党的“左”倾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彻底的批评，基本否定了高文华、柯庆施等人主持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工作。这引起原北方局干部的强烈不满，高文华等人与刘少奇发生面对面争论，16名代表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反对刘少奇的意见。面对比较严重的分歧，以毛泽东、张闻天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虽然对刘少奇的部分措辞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总体上还是明确支持了刘少奇，并在会上肯定他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白区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显著提升，他在华北党组织中的权威也进一步巩固。

 

 

 

 

 

 

在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为准备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对华北局的组织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他们组建了四个省委：山西省委，由山西省工委改组而成，张友清担任书记；山东省委，由黎玉担任书记；原河北省委被拆分为两个部分，其中河北省委继续负责冀东和平津地区（这些地区已经被日伪势力控制或直接受到威胁）的工作，李运昌任书记；另外，成立平汉线省委，作为第二线力量，负责领导北平以南到河南安阳一线平汉路沿线的党的工作，李菁玉任书记。

 

 

 

在组织结构上，平汉线省委最初基于保属和直中两个特委建立，其中原保属特委书记李菁玉担任省委书记，而直中特委书记李雪峰则被任命为省委的宣传部部长，并被视为省委的第二号人物。省委的组织部部长是李菁玉在保属特委的助手刘秀峰。

 

 

 

李菁玉有非常丰富的农运和兵运工作经验，不但在冀南、冀中民间被视为传奇人物，在直南地区隐伏下来的游击队成员中也深孚众望。同时，平汉线省委领导着保属、直中、冀南、直鲁豫四个特委。李菁玉本来在冀南、直鲁豫一带深耕多年，抗战爆发前又正在保属特委书记任上，对这几个地区的干部最为熟悉。在华北局势岌岌可危之际，中共中央把李菁玉拔擢到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应该是希望他能发挥专长，尽快在当地建立武装。

 

 

 

省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选用也大致如此。比如，秘书长李德仲是东北大学肄业的流亡学生，由于他在河北地下党系统工作多年，所以调整后由直中特委秘书长变成省委秘书长；军事委员朱则民是“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中的一员，曾担任河北省委军委委员、保属特委军事委员，同样有较多兵运经验；青年委员薛振彦是河北巨鹿人，曾与李菁玉一起领导直南地区的农民运动。

 

 

 

战场的突变打乱了北方局和平汉线省委的原定计划。华北地方党的干部们在参加完白区工作会议后，尚未来得及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全面抗战便已爆发。据李雪峰回忆，他刚抵达陕西富平就得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而此时李菁玉还未从延安出发。李雪峰立即加快脚步，于7月中旬赶回石家庄。由于李菁玉尚未到任，李雪峰只能向他所能指挥的直中特委下属干部分配任务。由于长时间未能等到李菁玉，同时得知刘少奇等北方局领导人已经前往太原，李雪峰决定先行前往太原，以便向北方局请示接下来的行动方针。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发出指示，要求北方局“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的进攻”，“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7月14日，刘少奇在前往太原之前致电留守北平的林枫，提及“前往北平的火车已不通”，准备“先到太原、石家庄”，再和林枫他们联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方局最初的任务主要还是围绕“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展开，但随着形势急速恶化，“保卫平津”的目标已不现实，北方局面临如何安置留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何去何从的问题。刘少奇等人考虑让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经郑州转赴北平，结果半途受阻只能折回太原；彭真则横穿山西、东出河北赶到保定，了解到进不了北平后，只好留在保定接应平津撤下来的干部。依既往史述，林枫等人似乎在7月下旬收到彭真的电报后，即带领北方局相关干部全部撤到太原。实际上，刘少奇在7月28日到太原后致电中央转林枫、王世英，要求他们“在宋哲元退走后，应竭尽一切力量动员群众，联合各种武装部队，为最后的保卫平津而奋斗，坚决打击日寇、汉奸。如因形势不利，保卫平津已无可能，在平津不能存在的群众领导与党员方可有计划的离开平津，到军队与农村里组织抗战。来太原的秘密机关及秘密支部尽可能保持。民先队总队部、华北救国会等，如在北平不能存在，可移至太原”。29日，刘少奇在电报中仍强调：“在宋走后，必须要求各方增援，尽最后的努力保卫平津。”

 

 

 

孰料，7月29、30日，平津两地相继沦陷，这令地下党组织措手不及。据载，白区工作会议期间代理北方局、北平市委负责人的林枫和夫人郭明秋得到讯息后，立即通知了与他有直接联系的干部和杨秀峰夫妇。虽然一些史著也谈到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首先“组织市委机关和其他单位的革命同志安全撤退，然后自己才撤退”，但大部分干部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没有提及党组织如何安排大家撤离平津。可以说，乱局之中，北方局的“干部队伍一下子被冲散了”，并未能实现成建制、有计划的撤出。至于撤到哪里，事先也似乎并无筹划。8月21日，刘少奇还致电张闻天，请延安方面转王世英、林枫等人，让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设法退出平津到太原来。但实际上，林枫他们早已离开北平了。

 

 

 

赵德尊、于光远是“一二·九”运动后投身革命的学生干部，时任“民先”总队部中共党团负责人，直接受北方局领导。他们带着全国队员名册匆忙离开北平时路遇日军，险些送命。他们在保定找到组织，然后被送至太原。但大部分学生干部一度完全与组织失联，最终流散各地。至10月18日，也就是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散到各地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应编入地方党内，并受地方党领导。”

 

 

 

原来滞留平津一带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有些没有来得及撤离，有的辗转南下前往南京和武汉，赶到太原的不过两三百人。刘少奇和他领导的北方局在8月下旬洛川会议精神传来前，对山西省工委和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的指导，强调充分利用牺盟会等统战组织形式，更“强调利用阵地、自主恢复整顿党务”。

 

 

 

9月21日，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与周恩来、任弼时会合。当天，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周恩来、任弼时在太原成成中学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召开联席会议。任弼时在会上直接批评刘少奇是“民族失败主义”，双方发生激烈争论。9月22日，北方局召开华北各省省委书记和山西、河北部分特委书记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负责人会议。会上，刘少奇依然主张“华北的正规战争继续遭受一些严重的失败，仍是可能的”，坚持不拘泥于统一战线、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要求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掌握政权、创建根据地。刘少奇的这些想法，乃基于对未来形势的准确预判，即“华北的主要交通要道和主要城市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华北沦陷于日寇手中”。北方局召开此次会议后，为加强中共山西省委力量，调林枫担任副书记，调八路军干部黄骅任军事部部长。在刘少奇和北方局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山西省委依靠阎子祥、裴孟飞等老地下党干部恢复了河东与晋中的部分党组织，又派从天津刚刚撤到太原的彭涛组建正太特委，负责正太路山西段沿线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李雪峰的太原之行也有重要收获。北方局除了将聂真等老干部介绍到平汉线省委，还把赵德尊、李友九、赵进扬等一批平津撤下来的党员和民先队员交给李雪峰。李菁玉在平汉线省委初建到省委班子在石家庄集结这段时间，表现也相当活跃。七七事变爆发时，参加完白区工作会议的李菁玉尚在延安。得到讯息后，李菁玉与已被任命为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老下级张霖之一起赶回冀南。二人此行乃考虑到张霖之此时即将调去鲁西，需要对新的直南特委班子做出安排；同时，既然第一要务是搞武装，那么自然得将“插枪”潜伏的游击队员们重新汇聚起来。果然，在冀南，李菁玉、张霖之决定让当地老干部马国瑞牵头组建新的直南临时特委。未及与临时特委领导班子成员具体面商，李菁玉就告别张霖之等人，独自赶往石家庄。李菁玉到石家庄时，李雪峰已启程去太原找北方局，不过他并未直奔太原，而选择先去保定。在去保定前，李菁玉与直南临时特委派来找省委的程玉琳见面，要求他们抓紧恢复、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组织抗日武装，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之后，直南临时特委书记马国瑞、宣传部部长冯化宣、组织部部长吴健民、特委委员程玉琳等分工协作，不出月余便恢复了冀南地区近20个县的党组织（建立10余个县委和5个县工作委员会），与很多失联的老党员也陆续接上关系，而且还以老游击队员为基础组建了一支500余人的“八路军别动队”。随后，李菁玉又加派朱则民以平汉线省委代表身份去冀南主持工作，主要负责对地方势力丁树本开展统战工作。接着，李菁玉前往保定与刘秀峰、薛振彦等保属特委的几位负责人碰头，决定由刘秀峰接替自己兼任保属特委书记，同时将保属特委分成保东、保西、保南三区，准备在保定周边开展游击战。离开保定后，李菁玉前往磁县，指示峰峰矿区的著名工运领袖纪德贵着力在工人里拉出一支武装，将地方党建托付于直鲁豫特委负责人、前述“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之一的张玺。

 

 

 

在辗转冀南、冀中、冀西初步完成联络任务后，李菁玉与薛振彦到达平汉线省委驻地石家庄。李雪峰也从太原回来。这样，新建的平汉线省委领导人齐聚石家庄。此时，他们能掌握的有陶希晋、陶鲁笳兄弟领导的石家庄市委和正太铁路工委的少量干部，同时统领着一支先前由陶希晋等人组建的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尽管在日军席卷而来、华北地区一片混乱情况下，仅凭平汉线省委无法完成发展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但仍然希望有所作为。1937年9月中旬，李菁玉与李雪峰在石家庄见到途经此处的周恩来和彭德怀等领导人。周恩来让平汉线省委去太行山区的阳泉镇与八路军一二九师会合，然后再想办法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为此还专门写了封介绍信。

 

 

 

在平汉线省委开始考虑西撤入晋之际，因战局急剧恶化、各地党组织交通中断，李菁玉、李雪峰等人实际上已和冀南、鲁西的地下党员们失去联系。9月下旬，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受周恩来指示，到冀南、豫北一带做统战工作。此后，张玺等人开始接受北方局代表朱瑞的指导。此时，朱瑞还负责指导豫北地区党的工作。豫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主要靠两部分力量，一是平汉线省委直接派出的聂真等人，二是一批老直南特委出身的“潜伏”干部，如张萃中、王卓如、薛迅等。理论上讲，此时豫北的党组织应由河南省委领导，但日军南进攻势猛烈，朱瑞等人认为河南省内黄河两岸党组织间的联系很快可能中断，便与河南省委商定将豫北党组织划归北方局领导。1937年12月，从平汉线省委和河南省委分出的这两部分干部，在朱瑞指导下，于河南焦作创建了另一个省级规格的党委——中共晋冀鲁豫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晋冀鲁豫省工委”），下辖豫北、冀南、鲁西三个特委。

 

 

 

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的两三个月，平汉线省委、晋冀鲁豫省工委和北方局主要以找落脚点、初步搭建领导机关为目标，所以具体工作成果不算显著。李雪峰后来回忆1937年秋冬季工作时也认为，这段时间省委“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落后于抗战形势的发展，落后于党在全国抗战中政治影响的发展”。杨尚昆后来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也曾检讨：“在战争头两个月里，意识未能跟上形势，华北党的整顿工作受到影响。”

 

 

 

造成这一被动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战局恶化快，且八路军尚未全面开进，另一方面也与地方党组织的指导思想有关。如前所述，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了在正面战场无法固守之后，将八路军分散到华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之后，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了一方面军“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的设想。但中共高层在国共合作原则、军事战略上皆有不小的分歧。在山西前线，八路军多采取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主张的“运动游击战”之方针，对根据地创立、地方建党工作重视程度不足，与北方局联系实际并不算多。而1937年9、10月间，在平型关战斗胜利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进行正规作战的态度也一度积极起来。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中央军委华北分会还曾发文含蓄地批评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此文件虽被毛泽东认为有“原则错误”而停止传达，却也在干部中造成了广泛影响。李菁玉领导下的平汉线省委起初也遵循了周、朱、彭等人的方针，但其对北方局全力发动群众相关指示采取的态度，后来被彭真概括为“对付”。陶希晋等人最初想返回河北打游击，无心留在山西，他们经刘伯承、张浩挽留方才安顿下来。因此，平汉线省委在最初过分强调组织抗日武装支援八路军甚或国民党军队，而多少忽视了发动群众、扩大党组织、创建根据地等方面的工作。

 

 

 

 

 

 

1937年9月20日晚，在日军攻势猛烈、石家庄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李菁玉、李雪峰和陶希晋、马次青、陶鲁笳等石家庄市委和正太铁路工委十几名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应对局势。会议决定省委转移至太行山区的井陉县，同时派刘秀峰去太原向北方局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第二天一早，陶希晋、马次青带领100多名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员撤离石家庄；李菁玉、李雪峰、陶鲁笳等人在接应完东北、北平、天津等地的流亡学生后，离开石家庄一路向西。两路人在河北井陉县会合。井陉是所谓“太行八陉”之一，乃由冀入晋要道。平汉线省委暂留于此，自然是为了可进可退。直至此时，李菁玉等人似乎仍未打算拿着周恩来的介绍信撤到山西去找一二九师，因为他们还试图联系过一一五师聂荣臻部，希望转入保定继续开展敌后工作。不过，由于国民党军的迅速溃败，他们与一一五师联系未果，因此断定深入敌后的计划难以实现。在井陉期间，平汉线省委在当地煤矿的一所小学里召开了省委第一次正式会议。由于刘秀峰在太原见到彭真等人后，被指派留在保属特委坚持工作，所以会议决定：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职由李雪峰担任；入党不过一年多的石家庄市委书记陶希晋升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杨秀峰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朱则民任军事委员；杨克冰任妇女委员；李德仲任秘书长。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平汉线省委决定西撤入晋。

 

 

 

在离开井陉前，平汉线省委对河北境内特别是冀西的工作做了专门安排。当时杨秀峰因任教于河北法商学院、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多所高校讲授左翼社会理论而被誉为“红色教授”。他依靠个人声望和过去的社会关系，被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委任为冀西民训处主任，可以公开合法地在冀西13个县发动群众、组建武装。于是，李菁玉和李雪峰便将一批从平津撤下来的“民先”干部（以东北籍流亡学生为主）介绍到杨处，分派各县开展活动。这批干部成为后来冀西地区党员干部的主要来源之一。

 

 

 

10月中旬，李菁玉、李雪峰带领平汉线省委的干部携周恩来给刘伯承的信，在阳泉镇与一二九师师部会合。严格说来，从河北“有组织”“成建制”撤入山西的只有李菁玉、李雪峰领导的平汉线省委。如前所言，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抗战初期对战局走向尚在研判过程中，加之北方局、河北省委领导机关大幅度改组，特别是高文华、柯庆施等人在白区工作会议后突然调离，不仅使得七七事变后北方局机关、平津地下党未能及时撤出，还令其他一些地方机构短时间内陷于混乱。即便是平汉线省委，其下五个特委多数核心干部也大多失去联络。尽管李菁玉等人对冀南的工作已做出一些安排，但当时几个特委的领导人大多不是在上级刻意安排下留在河北坚持工作的，而多为迫不得已。后来保属省委（冀中党前身）的建立也属于应变之举措。李菁玉、李雪峰曾准备派交通员分赴各地委，指示他们向西撤退至后方地区，但因日军逼近而未能落实。

 

 

 

鉴于平汉线省委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晋中和晋东南（包括冀西部分地区），原来沿平汉线发展组织、组建武装的规划基本落空。平汉线省委已没多少与李菁玉熟悉的河北省委特别是老直南特委出身的干部，其可以依靠的地方党组织只剩下由陶希晋领导的正太铁路沿线特委、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和何英才领导的阳泉工矿区委。此外，平汉线省委直辖的武装力量则是陶希晋统领的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与何英才统领的阳泉矿区工人游击队。

 

 

 

为适应八路军三个师分头行动创建根据地的新形势，北方局决定以正太路为界，路北成立冀察晋省委，路南成立冀豫晋省委。1937年10月，平汉线省委正式改称冀豫晋省委，管辖范围调整为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的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区。李菁玉和李雪峰继续分任书记和组织部部长。为方便进一步在山西境内开展工作，北方局决定调山西省工委秘书长徐子荣到冀豫晋省委任宣传部部长。此外，除前文谈到的杨秀峰外，张子衡、彭涛、何英才、安子文等人也进入省委领导班子。

 

 

 

张子衡来自原直南特委，任平汉线省委秘书长。他曾是国民党巨鹿县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在巨鹿一带有较大的影响力。他长期在冀南地区从事农运工作，多在李菁玉领导下工作。但冀豫晋省委成立后没几天，张子衡就随一二九师教导团抽出的“挺进队”到冀南地区联系地方党组织。

 

 

 

彭涛是江西波阳人，在北大附中读书时入党，作为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其间，彭涛、周小舟等与北平工委负责人王学明、冷楚等人在斗争方式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以至于出现了组织上的全面分裂。彭涛等人的意见顺应了当时中共及刘少奇到来后北方局的政策转变的新形势，与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看法也大体一致，但因组织问题上不遵守组织纪律，另立临时市委而被平调到天津市委任市委委员、区委书记。全面抗战爆发后，彭涛离开天津来到太原，与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联系上，被派往娘子关一带活动，组建了正太特委并担任书记。

 

 

 

何英才是山西著名的工运领袖，1925年入党，曾担任山西地下党省委组织部部长，一度被捕入狱。1933年春，何英才出狱后被派往山西阳泉矿区从事工运，在当地几个主要的煤矿和铁厂发展党员40余名，并于1935年初组建中共阳泉矿区委员会，自任书记。此后，何英才等人组织工人进行多次罢工，还建立了带有帮会色彩的中共外围组织——阳泉矿工武术团。他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建立了牺盟会阳泉支部，发展了大量会员。七七事变后，他以阳泉矿区工人为主，团结一批爱国青年学生创立了著名的阳泉工人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有500多人、400多支枪，装备比较精良，成为冀豫晋省委最初主要依靠的武装力量。

 

 

 

安子文是“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之一，出狱后在改组后的北平市委任组织部部长兼管学委工作，与学生党员和左派青年有广泛接触。安子文等人曾负责挑选一批学生干部和爱国学生去山西参加牺盟会。在北平市委工作期间，安子文与山西士绅刘少白的女儿刘竞雄结为夫妻。全面抗战爆发后，安子文到迁至太原的北方局工作，除选派干部，还负责北方局的后勤，深得刘少奇、彭真等人信赖。由于安子文是“山西女婿”，所以北方局从太原搬到临汾时，办公地点、生活供应等问题几乎全由他解决。此后，安子文被北方局任命为冀豫晋省委委员、省委驻沁县办事处主任，在沁县负责与八路军总部及牺盟会、决死队方面联络。

 

 

 

可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这段时期，党组织在选用干部时，在政治可靠的前提下，一般有两方面考量：一为独立工作的能力和条件；二为在统一战线大格局下可发挥的作用。1937年11月，平汉线省委机关刊物《战斗》第1期即发表署名秋寒的文章——《论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工作作风》。该文既是对党员特别是干部群体提出的要求，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重整与布局过程中对“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这两个关键“指标”的重视。基于此，平汉线省委撤至山西后，在省委领导班底组建上已侧重于加强山西境内工作，而李雪峰既是山西人，也与平津地下党出身的安子文、彭涛乃至杨秀峰等人相互熟悉，其领导地位逐渐凸显。据李雪峰回忆，此时的省委机关只有李菁玉和他两个人。其他几位领导人尚在地方上“各自为政”，可以直接依靠的党员不过30来人，加上原属的元氏、赞皇、磁县等县以及中条山、豫北的一些关系，能联系上的党员也不过100多人。李菁玉与李雪峰商议决定，由李菁玉留下来主持机关工作，李雪峰则深入山西辽县以南各县直接联络各地党组织和党关系。李雪峰认为，这么做是“吸取了平汉线省委在石家庄时，工作被动，没有能够深入各县，没有建立起工作阵地，结果节节‘后退’的教训”。就在李雪峰准备赶赴晋东南之际，他们终于和新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徐子荣联系上了。

 

 

 

徐子荣也是“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之一，出狱后曾与李雪峰等人在北平地下党共事，不久回老家河南工作，后由北方局分派到山西，担任新成立的山西省工委秘书长。徐子荣一方面帮薄一波等人筹办牺盟会组织的训练班，另一方面派刘尚之等人前往晋南、晋东南一带联系地方党组织，新建或恢复了一批县级党组织。不少中共党员经训练班培训后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到地方开展建党和建政工作，赴任前由徐子荣代表山西省工委与之谈话。

 

 

 

1937年11月中下旬，李雪峰与徐子荣从辽县、武乡一直向南到达晋城，依靠山西省委既有的组织基础和其他一些老党员，一路上接关系、布置工作，并在一些地方以牺盟会名义举办两三日的短期训练班，为发展党员发挥了作用。

 

 

 

与此同时，冀豫晋省委派彭涛去冀西联络原来李雪峰担任直中特委书记时的一些“老关系”，准备组建冀西地区的地方党组织。总的来看，经过这一系列调整，在冀豫晋省委的活动区域内，晋中特委书记陶希晋是李雪峰在石家庄时的故交，陶希晋、陶鲁笳一家与李雪峰交情深厚；冀西地区的地下党一部分曾是李雪峰在直中特委时的老下级，另一部分则是他介绍到冀西民训处的那批“学生干部”；此番晋东南建党也由李雪峰和徐子荣负责，以至于许多中下层干部只知有李雪峰，而未听说过李菁玉。换言之，李菁玉能发挥的作用已十分有限，而李雪峰逐步上升为冀豫晋省委的实际负责人。

 

 

 

1937年底，李雪峰和徐子荣二人回到省委所在地，也是一二九师师部驻地的山西辽县西河头村。在辽县，彭真称李菁玉将随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前往他熟悉的冀南地区开辟工作，李雪峰被指定接任冀晋豫省委书记。在军事方面，在刘伯承等人指挥下，一二九师打破日军的六路围攻，使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麓站稳了脚跟。

 

 

 

1938年1—2月，冀豫晋省委在辽县西河头村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并请即将奔赴晋察冀根据地的彭真讲话。由于此前冀豫晋省委尚未实际掌握多少地方组织，因此这次会议是冀豫晋省委在晋东南初步站稳脚跟后召开的第一次全省范围内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后突出强调“统一战线”的氛围下召开的。但对“十二月会议”精神，刘少奇以及北方局驻冀豫晋省委代表彭真均有不同意见。在“活动分子会议”上，彭真虽然强调过去坚持独立自主并没有错，但用更多时间介绍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还特别批评了李菁玉在群运工作中的过激问题。这使基层的干部形成一个略有悖论的认知，即独立自主主要针对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层，基层还是要“经过统一战线”。冀豫晋省委在1938年夏天的报告中即认为此次会后存在“一种右的（只讲‘统一战线’不发动群众斗争，活跃的农会松懈下来了）偏向”。在这次会议上，彭真向各地特委、县委和部分区委负责人正式公布了调整后的冀豫晋省委领导：李雪峰任省委书记，何英才任组织部部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部长，吴作民任省委秘书长，关山复任副秘书长，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宋任穷任军事部部长。其中，对吴作民、关山复、宋任穷的任命值得关注。

 

 

 

吴作民是正太铁路局的职员，因其在正太铁路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于1936年入党。吴的任命一方面与上级党组织屡次提醒注意提拔工人干部有关，另一方面也因其在正太铁路工人中具有较高声望。据说，其对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的影响力仅次于陶希晋。李雪峰出任省委书记后选择吴作民担任省委秘书长，对于更好地领导晋中特委和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都是有益处的。

 

 

 

关山复是东北流亡学生的主要领袖，很早就担任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在高扬、王一伦、杜者蘅等东北籍干部中拥有很高威信。这些东北籍干部主体是东北大学一批爱国学生，还有一些分散入党的东北籍青年知识分子（如顾卓新、李都、王向予等）。他们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从西安出发准备奔赴抗日前线，在太原停留期间接受周恩来指示，建立“东北抗日第一游击纵队”，关山复任党支部副书记（东北籍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周桓为书记）。同时，关山复在流亡北平期间曾直接在时任中共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雪峰领导下工作过，李雪峰对关山复也比较熟悉。

 

 

 

宋任穷是秋收起义就参加革命的红军政工干部，资历、地位均高于李菁玉、李雪峰等人。他此番担任省委军事部部长属兼职，主要工作仍在一二九师师部。此前，宋任穷有过一段到晋东南领导新军的短暂经历。1937年11月13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人的电报中曾提出：“加强各军区的工作。加强晋东南，提议宋任穷、彭真去主持，以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不过，中共中央很快取消了此决定，宋任穷又回到一二九师师部。宋任穷在回忆录中对此事的描述看似轻描淡写，但实际却是当时特殊情势造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王明突出“统一战线”、淡化“独立自主”的观点占据上风，毛泽东也做出让步，刘少奇更承受了较多压力。据薄一波回忆，在这样的情形下，受“十二月会议”“友军不建党”原则的影响，宋任穷等二三十个党员干部离开山西新军返回八路军或地方工作了。也有人在整风运动中提及，宋任穷等人的离去是因为领导关系没能理顺。

 

 

 

值得注意的是，杨秀峰虽担任省委委员，却很少参与省委领导工作。他在冀西工作一段时间后也转赴冀南。这除了受河北敌我斗争形势影响，可能也与此时党组织对杨秀峰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信仰尚存些许疑虑有关。据当时在冀西民训处工作的某干部回忆：“抗战初，秀峰同志在冀西声望很高，但组织上似乎对他并不太放心，我们开党会时听说上级仍在审查秀峰同志，甚至有同志传说秀峰可能是×派。”以后见观之，在抗战初急速变化重组的政治形势之下，党对杨秀峰过去的经历和社会关系给予进一步调查、确认，实际上也是正常做法。

 

 

 

尽管还存在一些内部之颉颃，但省委一级干部框架经此次会议正式搭建起来，确定了工作的一般原则。如李雪峰回忆的那样：“辽县活动分子会议是省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使晋冀豫区内的共产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走向统一，明确了党要围绕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开展工作。”

 

 

 

不过，严格说来，“活动分子会议”的主要议题仍是部署如何撤退，对于如何建设根据地谈得比较笼统。当一二九师打破“六路围攻”，在太行山区“采取分兵发动群众的办法”后，冀豫晋省委在山西辽县西河头村召开了“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参会人员包括特委、县委、区委三级干部，主体则是来自晋中、冀西10个县的县区级干部。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提出要充分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即建设组织、发动群众。不过，包括李雪峰在内的干部，最初对相关问题还缺乏认识。

 

 

 

晋东南各县干部没去参会，一方面与其组织框架成形稍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缘于该地党组织的特殊性。全面抗战爆发后，薄一波等领导的牺盟会和决死队力量转移至晋东南上党地区，把指挥部设在了沁县。薄一波同时还担任山西第三行政公署主任，辖沁县、沁源、安泽、黎城、襄垣、武乡、榆社、辽县、和顺、昔阳、祁县、太谷和榆次13个县。不过，第三行政公署和决死队的主要影响范围是以沁县、沁源、武乡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对晋中影响较小。这段时间，薄一波、戎子和等人扎根“沁州”，在晋东南建立了一套“阎皮红心”“内外有别”的组织体系。当时，他们与冀豫晋省委大致以辽县为界，往北由冀豫晋省委主导，而向南则要“凡事经过牺盟会”。所以，为维持与阎系力量的统战关系，太岳地区中共党组织主要以军政机构内的“党团”形式存在，干部的组织关系有的被放在对外保密的党团，有的则是单线联系不进行转接。当李雪峰、徐子荣在晋东南恢复和新建一批县级党组织后，冀豫晋省委设立了由安子文领导的省委驻沁县办事处，负责统筹晋东南党务。这时，一部分牺盟会干部其实已转入党务系统，一些人甚至以半公开方式在政权与党组织里兼职。这令该地党组织形成两套看似平行、实有交叉的结构，使得未来太岳根据地党政军系统间干部横向流动明显比别的地方要多。

 

 

 

晋豫边地方党组织关系的理顺颇费周折。晋冀鲁豫省工委成立不久即发生“换将”事件。如前所述，豫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一部分依靠的是老直南特委出身的“潜伏”干部，其中包括河南籍干部张萃中。张是河南地下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豫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晋冀鲁豫省工委成立后，由他担任书记。朱瑞到豫北后，许多工作需要靠张萃中落实。但在个人的历史审查中，张萃中因被捕入狱期间，通过写自首书出狱，所以被聂真等人看作政治变节问题，遭免职，并停止了党籍。张在杞县和豫北其他地方发展的一批老地下党干部也在同期遭到洗刷，影响了刚刚发展起来的晋豫边地区党组织。1938年2月，因日军进攻及当地枪会的袭击，朱瑞带着晋冀鲁豫省工委从河南撤入山西境内，最终落脚阳城县。恰在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对包括朱瑞在内的北方局领导人工作分工做出新的安排：

 

 

 

为了适应目前特殊情况及各方面工作起见，书记处决定北方局负责人胡服暂时住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杨尚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员在吕梁山脉，就近与华北各地党部联络，直接布置晋西南工作。朱瑞与冀［察］晋豫省委住晋东南，朱瑞以北方局代表名义指导同蒲路及平汉路东西两面党的工作，彭真同志住晋察冀以北方局代表名义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及］平津党的工作。所有华北各地党与群众工作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杨尚昆报告外，须同时直接向胡服报告。朱瑞须即向杨尚昆建立武装交通，冀察晋向晋西北建立交通，尚昆及晋西北向延安建立交通，彭真向平津建立交通。

 

 

 

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直接影响了之前朱瑞一手创建的晋豫边地区党组织的隶属关系。由于朱瑞被中共中央指定“留在冀晋豫边区负总责”，考虑到领导关系上的便利，加之晋冀鲁豫省工委的阵地、队伍明显缩小，北方局决定撤销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委，成立中共晋豫特委并划归冀豫晋省委统辖。

 

 

 

至此，随着晋冀豫根据地的建立与初步巩固，党组织层面“平汉线”到“冀豫晋”的转变也大致完成，冀豫晋省委的主要“工作阵地”算是稳定下来。

 

 

 

 

 

 

正是为了实现地方干部“尽快就位”“开展工作”的目标，1938年3、4月间，冀豫晋省委重点对地方领导机关进行了调整和确认，改变了前期忽设忽撤的随意状况，根据地内地方党组织治辖范围初步稳定下来。至1938年4月，冀豫晋省委在地方上建立了6个特委和1个办事处，即晋中特委、冀西特委、晋东特委、冀豫特委、晋豫特委、晋东南特委和省委驻沁县办事处。

 

 

 

晋中特委是6个特委中最早成立的，由多支力量汇聚而成。1937年9月，在平汉线省委入晋前，地下党山西省工委已派裴孟飞、刘建勋等人在晋中地区组建了1个特委（称“晋中特委”或“同蒲特委”），其下还有李一清等人领导的晋中游击队。这个晋中特委是在一二九师直接帮助下组织起来的；平汉线省委与一二九师会合后，一二九师政委张浩便将这批干部的组织关系转给了李雪峰等人。据李雪峰回忆，张浩随后便与他们商量“早日成立省委和晋中特委合并”。与此相应，北方局也在谋划晋中地区的组织布局问题。陶希晋后来追忆，1937年9月下旬他在太原见到刘少奇，刘少奇即委派他“成立了晋中特委，隶属冀豫晋省委”。10月下旬，刘少奇又委派彭真作为北方局代表到晋中，具体指导特委的组建工作。经各方协调，陶希晋领导的正太铁路工委与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整合为新的晋中特委。合并后的晋中特委由陶希晋任书记；彭涛担任省委委员、民运部部长，紧接着以省委代表身份去冀西主持地方党务；裴孟飞、刘建勋等人则去晋东南负责建党工作。

 

 

 

冀西特委的干部班底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这一地区的老地下党干部，他们大多是从白色恐怖中坚持过来的农运领袖（如傅贯一、马芳庭），在此已深耕多年，地方党的落地一般还要仰赖于他们的接引；二是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和冀西游击队的一批干部，他们大多原隶属于平津地下党系统。尽管彭涛来冀西时带来自己在山西延揽的一些颇有才能的青年干部（如池必卿、周璧等），但他们在党内资历较浅。

 

 

 

晋东特委成立于晋中特委之后，由冀豫晋省委安排阳泉工矿区委的部分干部组建。工运领袖、冀豫晋省委组织部部长何英才兼任特委书记。不过，晋东特委组建后不久即被并入晋中特委，所以特委宣传部部长李光汉等人也去了晋察冀根据地。1939年10月重建晋东地委时，人员班底已同前期的晋东特委无多少关联。

 

 

 

冀豫特委是由张玺等人领导的直鲁豫特委改组而来。1936年秋，张玺从草岚子监狱获释后，受北方局委派辗转于冀鲁豫交界各县，与王维纲等人一起恢复并发展了这一地区的党组织，组建了隶属于河北省委的直鲁豫特委。七七事变后，张玺等人按照李菁玉的指示，帮助本地干部刘大风等人重建直南特委，依托磁县矿工群体组织起一支武装。1937年秋，因一度与平汉线省委失联，在北方局代表朱瑞的推动下，直鲁豫特委与直南特委合并组成冀豫特委，由北方局直辖，后改隶新建的冀豫晋省委。1939年，随着一一五师杨得志部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打开局面，冀豫特委逐渐向东、向南扩展，离开晋冀豫根据地建制，成为冀鲁豫根据地最早的“老区”之一，冀豫特委的干部也成为冀鲁豫干部的主要来源。

 

 

 

晋豫特委也是在朱瑞的推动下建立的，其前身为晋冀鲁豫省工委。聂真、薛迅过去都曾做北平地下党工作，在抗战爆发前被北方局派回河南负责建党工作。尽管聂真和薛迅均为河南人，但晋豫特委所辖并非他们过去深耕之工作区域，特委也一直驻于晋南。

 

 

 

晋东南特委是1937年底李雪峰、徐子荣等人巡视此区后帮助建立的。当时同行的还有原地下党山西省委代表裴孟飞。裴孟飞经历丰富，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在北平地下党工作（安子文为其单线联系的上级），全面抗战爆发前到达太原，任地下党山西省委设立的晋中特委书记。李雪峰与裴孟飞恢复了晋东南原来的地下党组织，也发展了一些新党员，最终组建晋东南特委（也称“长治特委”，后改称“太南特委”），由裴孟飞担任特委书记。晋东南特委、晋豫特委及安子文领导的省委驻沁县办事处（领导沁县周边几个县委工作，后设太岳特委）构成后来太岳区党委的组织基础。

 

 

 

需要补充的是，至1938年3月，李菁玉、张子衡等在东进纵队及一二九师骑兵团等武装支持下，依托前期朱则民、马国瑞等领导的直南临时特委，加上新带来的一批“学生干部”（籍贯地多在冀南地区），组建冀南省委（很快改称“冀鲁豫省委”），在冀南地区20多个县组建了2个地委，由老直南特委出身的干部李力和李亚光担任书记。但相较于冀豫晋省委，冀南省委及其所辖特委的组织还很不健全。

 

 

 

大体而言，晋冀豫和冀南这两部分特委级干部（详见表1）与前面提到的省委领导人合在一起，基本就构成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初创期的主要干部班底。

 

 

 

 

 

 

表1中的28位特委干部中，籍贯为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有19位，似呈现一定程度的本地化用人取向。不过，就晋冀豫根据地而言，特委一级党组织及相应之干部与根据地领导层类似。虽然不少干部是晋冀豫三省人，但他们的任职地大多并不在其家乡或附近区域。组织相对巩固的晋中、冀西两个特委均由纯粹的外来干部（陶希晋、彭涛）担任书记。河北人何英才在晋东阳泉工矿区及周边地区扎下根来，但此番也将主阵地让予陶希晋等人，晋东特委所辖实际是他原来较少活动的几个县，且晋东特委存在时间较短，不久即被并入晋中特委。聂真是豫北滑县人，但此时晋豫特委的活动地域重心也非他曾经工作过的地区。裴孟飞是山西人，但也是带着原来在晋中的班底来到其过去并无工作基础的晋东南。只有冀豫特委书记张玺为邢台本地人，在冀豫交界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冀豫特委的干部也多来自原本由张玺领导的直鲁豫特委。冀豫特委不久因日军侵夺而向山西境内收缩，张玺在短暂担任太南特委书记后去了冀鲁豫根据地。而冀南的党员干部，自李菁玉以下大多为参加过直南暴动的老直南特委系统干部。根本上讲，这是抗战前夕晋冀豫三省地下党组织向太行山区收缩然后再度扩展的结果。

 

 

 

同时，除两位八路军派来的苏区干部外，这批特委干部都可算作白区干部，其核心是一批平津地下党干部（至少有13位）。他们均与刘少奇、彭真、李雪峰等人在北京共过事，经北方局安排或介绍来到晋冀豫。他们是晋冀豫根据地干部队伍的基盘，相互之间牵绊不深却又有渊源。这使得他们既能够团结在北方局、冀豫晋省委周围，又不至于一上来即形成严重的本位或山头，对后来根据地的政治整合与思想统合意义重大。

 

 

 

此外，这批特委干部在党内资历总体较浅，年龄层次偏小，学历层次较高，家庭出身比较多样。就年龄来看，只有傅贯一超过40岁，30—40岁的7位，且皆未超过35岁，其余均为20多岁的年轻人，年龄最小的范华只有20岁。他们大多是北方白区地下党低谷阶段成长起来的干部。即便是冀西的傅贯一、马芳庭这样相对纯正的本地干部，实际上也是李雪峰主持直中特委后才真正活跃起来。就学历来看，13位干部具有大学学历，10位具有中学（或中师）学历，2位军校毕业，只有工人干部何英才、侯富山及红军干部涂锡道的学历较低，因此这一层级干部群体基本是由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构成的。另外，表1中家庭出身可考的干部，几乎覆盖从地主官僚到贫雇农各个阶层，并无明显的畸轻畸重。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在华北的组织布局、干部任用虽有规划，但更多是择机而行、顺势而为的结果。

 

 

 

刘少奇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后，北方局组织机构、干部队伍的重整即全面启动。刘少奇主要依仗两部分人，一是以彭真、林枫等为代表的前期在白区工作上采持重态度而遭冷落的一批干部，二是以薄一波、安子文等为代表的出狱干部。同时刘少奇重点培养了一批“一二·九”运动中崛起的“学生干部”。其间，刘少奇主持下北方局的组织调整，一方面较好纠正了前期“左”的问题，使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组织内部的紊乱问题，使一批老北方局、河北省委系统的干部被边缘化。

 

 

 

白区工作会议原本加剧了北方局干部系统内的这种不平衡。但全面抗战的突然爆发，使得先前的趋势一定程度上遭到遏制。在平津、河北迅速沦陷的危局下，北方局系统干部大多未能及时、有计划地撤出，组织层面一度陷入相对混乱状态，唯独平汉线省委以“成建制”方式顺利撤入山西。

 

 

 

从平汉线省委到冀豫晋省委，这批由平津地区撤出的共产党人被赋予的任务不断变化，节节后退中组织人事安排也屡经改易。但在历史转捩时刻，依靠极大的灵活性，再加上八路军的庇护，这部分已初具体系的原河北地下党干部不仅最终保存下来了，而且转换阵地，在本不熟悉的地区顺利完成组织上的对接、重整，并在1938年初重新东进冀南，实现了组织上的全面恢复。与此相应，平汉线省委的干部们与本地干部、其他从平津撤出的干部结合起来，形成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干部班底。综合看来，全面抗战初中共在晋冀鲁豫的组织源起是一次成功的“异地转接”。

 

 

 

同一时期，晋察冀根据地、晋绥根据地初创期的情形与晋冀鲁豫相近，却也有区别。如前所述，重建不久的地下党河北省委一分为二，一部分组建平汉线省委，这批干部大部分随李菁玉、李雪峰等人由正太路入晋，最终改组为冀豫晋省委；另一部分则留下来负责冀东和平津地区的党的工作，由李运昌任省委书记。但这个河北省委后来并未被整体保留下来。李运昌和他领导的少量干部后来前往冀热边地区，组建了冀热边特委，规格明显降低；李运昌领导的冀热辽根据地后来虽被划入晋察冀根据地，但抗战初尚无组织上的隶属关系。而原来组织关系属河北省委系统、平津学生出身的干部多数去了晋察冀，形成根据地地方干部的基本班底。所以，乍一看，晋察冀根据地党组织与原河北地下党或许更多呈现组织层面的延续性，实际上，在刘少奇指导下，改组后的平津地下党特别是这批“一二·九”运动前后投身革命的年轻人（如李葆华、黄敬等人）与原来河北老地下党实际并无多少交集，甚至因政策转向相互间还存在一定隔阂。他们大多随从平津撤出的流亡学生一起“上山”参加抗日队伍，并不像李雪峰等人已有自己的一支规模虽小却成建制的队伍。所以。尽管也有一定“转接”属性，但晋察冀地方党“空降”意味更浓。

 

 

 

晋绥根据地最早的党组织是张友清领导的地下党山西省委。七七事变后，山西省委领导下的干部一部分转隶冀豫晋省委，一部分参加牺盟会、决死队，成为所谓“秘密党员”。地下党山西省委在所剩干部数量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在1938年春季被改组为晋西南区党委。太原地下党负责人赵林受北方局指派去晋西北。赵林是从赣西南苏区、上海地下党、北平地下党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江西籍老干部，他组织筹建的晋西北临时省委因力量较单薄，所以发展更仰赖一二〇师的力量。1938年初，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委的主体其实已是延安来的干部和一二〇师里负责民运工作的一些干部，原来的山西地下党干部只是零散地被结合到各级党组织中去。因此，晋绥根据地“军队造党”的特点更加突出。

 

 

 

参照可知，抗战爆发初华北地方的党组织多具有一定程度的“异地转接”特点，但晋冀豫根据地党组织表现得更突出。此种特点使华北地区的中共干部队伍拥有更具内聚力的原生班底，相对更富有体系（尽管还需要未来持续的整合）。而晋冀豫党的组织和干部架构的统摄范围，不是局限于在组织沿革、行政区划上有直接顺承关系的太行根据地（也称“小太行”），而是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也称“大太行”）。未来的太岳、冀南、冀鲁豫甚或中原解放区的组织渊源均基于这一框架的铺陈和延展。解放战争后期，华北局以太行干部为主体，虽有其他各种因素，但与抗战初期的这种组织源流不无关系。

 

 

 

八路军是中共地方党组织在太行山区，特别是山西站稳脚跟的根本依托。最初，李菁玉、李雪峰等人是作为一支外部力量进入山西境内的，其工作重点原本在河北省，只是因战乱暂时侨置于晋东。此时，张友清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山西省委已经存在一年多，也恢复和新建了部分地方党组织，虽未健全，但也远较冀豫晋省委强大。可是，冀豫晋省委却后来居上，执掌地理位置更重要、发展环境更好的太行根据地，其中还包括山西境内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物产丰富的晋中和晋东南。原山西省委只能偏居晋西南一隅，虽有一一五师部分军队支持，却受阎锡山势力长期压制而难获发展。这自与中共欲在吕梁山区和太行山区分别建立根据地之大形势有关，却也同李菁玉、李雪峰等人与八路军（特别是一二九师）较早建立稳固关系而得到有力支持有关。总之，晋冀鲁豫根据地党组织的上层结构总体上是由一批老地下党建立起来的。作为山西人还兼有北平地下党、河北地下党领导工作经历的李雪峰成为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以李雪峰为代表的晋冀豫根据地领导，多为20世纪30年代初革命低潮期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经历不算丰富，党龄也并不算长，堪称“老干部中的新干部”。他们和大革命时期与苏维埃革命兴起过程中投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代干部总体上已有明显区别。他们在党内原本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并未与此前党内上层路线斗争抑或权力斗争有太多牵涉，身上的历史包袱较轻，而北方地下党的经历让他们在思想上受苏维埃时期“左”倾思想的影响也相对较少，这让他们可以轻装上阵适应革命之新形势，成为1938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组织大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