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梳理新发现的英国外交部档案与一份专访胡适的美国报刊文稿，可以发现胡适出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过程几经波折。胡适在获得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提名后，因英国内阁更替而一度失去候选人资格，在其委员提名进入审议阶段时备受质疑，其提名获得通过后又因政治言论而受到英方猜疑，后因胡适对五卅惨案的表态才使英方同意任命。重新探究胡适的任命始末，可以补充胡适研究的不足，并对重新了解英国退还庚款的各种政治考量有所裨益。
【关键词】
胡适 庚子赔款 阿迪斯 罗素 《巴尔的摩太阳报》
一、 英国退还庚款缘起
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向列强赔偿白银4.5亿两。该款项由英、美、俄、法、德、意、日、奥等国所瓜分，其中英国分得白银约5000万两。1908年，美国退还庚款，通过办学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以增加在华的软实力。胡适正是通过考取“美庚款”而留学美国的代表人物。英国了解到美国在华兴办学校带来的长远利益，也希望在中国推行英式教育。而把庚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与文化建设，也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期望。
1921年9月30日，英国外相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成立中华教育委员会（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委派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任主席。多名具有中国经验的英国政界、商界、学界人士出任该委员会委员，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下文简称汇丰银行）前总裁暨英格兰银行董事阿迪斯（Charles Stewart Addis）、教育家司科特（R. P. Scott）等担任了委员。中华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是商议在中国本土推动英式教育的方案及资金来源问题。经过商议，他们认为目前英国唯一能动用的资金就是庚款。据此，英国制定了将庚款用于发展中国教育的方案。朱尔典提议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用以筹划退还庚款的事宜。
1922年，英国政府将退还庚款的决定口头通报中国。1923年，执政的保守党政府草拟了《中国赔款（用途）草案》［Chinese Indemnity （Application）Bill］，提出将中英庚款用于“对中英双方有利的事业”，其措辞是“教育或其他项目”。然而，由于适逢英国准备大选，该草案未能及时提交国会通过，故未能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1924年1月，工党胜出大选，新任首相兼主管外交事务的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接手庚款事务。他决定成立庚款委员会（Boxer Indemnity Committee），协助筹划退还庚款事项，委员从外交部、商界、教育界、妇女界挑选，其中还包括一名中方代表。
英国哲学家罗素被委任为庚款委员会教育界代表。罗素说服首相麦克唐纳，将庚款明确“用于中国教育及文化事务”。不过，1924年11月因麦克唐纳内阁倒台，罗素被新内阁解除任命，无法继续发挥影响力。1925年初，新上台的保守党内阁重启退还庚款的立法安排。然而，两届内阁对于庚款的运用方针大相径庭。以新任内阁外相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为首的决策层认为，庚款首先应该用于有利英方经济发展的事务。
1925年5月12日，保守党提交的“中英庚款草案”在下议院三读通过；6月30日，《中国赔款(用途)法案1925》［China Indemnity (Application) Act 1925］在上议院通过。根据该法案，中国尚欠英国未付的庚款连同利息合计为11186547英镑，该款被规定为用于对中英双方有利的事业。法案通过后，原有的庚款委员会得到法案赋予的权力，成为法定委员会，并正式命名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China Indemnity Advisory Committee），专责审订庚款用途及提出具体建议。
由于上述法案没有“退还”庚款的字眼，也没有注明中英庚款须用于中国的教育事务，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强烈质疑，认为英国此举另有政治企图，反对声此起彼伏。在中国国内，自归还中英庚款的消息传出后，南北政府各有盘算，或主张将中英庚款用于教育事业，或主张将之用于兴建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然而，中国教育界与学生界大力主张将中英庚款用于教育事业；胡适与其教育界好友同执此见。
不过，英国最早的构想是仿效美国，将中英庚款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这种转变，反映了英国内部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中英双方各自的政治考虑。当然，英庚款无论是用于发展中国教育还是经济基础建设，英国的最终目的仍是图谋自身利益。譬如，拨款中国教育事业，是期望在中国培植亲英的人才；而投资中国的基础建设，则规定须聘请英国的顾问及技术人才，并须向英国购买钢铁等原材料。事实上，英国向中国归还庚款是碍于当时其他列强已纷纷向中国退还庚款，不得不对自身的处境重作评估。故此，英国退还庚款，表面上是将之用于有利中英双方的事业上，实质上是延续及维系英国自身的帝国利益。所谓帮助中国，只是政治修辞。
对于如何使用庚款，英国内部颇有争议。由于部分英国政界、学界名人坚持庚款应用于发展中国教育，英国政府因此不能在庚款委员会的组成机制上独断独行。由于英方高层对庚款的使用有更深层的利益考量，执行庚款事务的英国外交部的举措是确保英国操控庚款用途的审批权。因此，他们在选择合适人士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问题上费尽心机。由保守党内阁所委任的10个委员名额中，英国人占8名，中国人只占2名，英国人在庚款委员会中占绝对多数，主导了支配庚款的权力。
1925年5月，已正式获委任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英方委员分别是：主席是曾任英国邮传部长、商务部长的柏克司敦伯爵（Earl Buxton），委员有驻华公使朱尔典，汇丰银行前总裁暨英格兰银行董事阿迪斯，曼彻斯特大学董事长基思杜化·尼达姆(Christopher Needham)，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苏慧廉（W. E. Soothill），英国劳工活动家安德森（Dame Adelaide Anderson），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沃特洛。两名华人委员的席位，则由上述英方委员协商遴选。英国希望两名华人代表一人来自政界，一人来自教育界。
二、 罗素对胡适出任委员的影响
胡适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深具影响力的学术领袖。在英国政府内部档案有关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中，胡适被冠以“中国文艺复兴主要推手”“年轻中国的标志人物”等称誉。不过，胡适出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过程颇为曲折。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鲜有触及相关过程的来龙去脉。
胡适的委员提名，最初是由罗素提议，并得到时任首相麦克唐纳的同意。不过，由于英国内阁政党更替，保守党上台后，主张将英庚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的罗素被除名，而胡适因被视为罗素的同路人亦受到牵连。后来，胡适虽然从英国驻华官员及北洋政府获得庚款委员会中方委员的提名，但与罗素的关系却成为其进入庚款委员会的障碍。
1924年11月英国大选后，新上台的保守党外相张伯伦重组庚款委员会。罗素已不再出任委员，其提名的中方委员胡适、丁文江也未获新内阁录用。不过，在北洋政府要求下，胡适和丁文江得以保留在委员遴选名单内。张伯伦重组的委员会名单，除两名原教育界代表罗素及狄金森被替换外，其他来自外交部、财政和金融界、妇女界及海外贸易部的委员悉数保留，教育界委员更被削减为一人，腾出的名额转予贸易局。
据罗素所言，他被庚款委员会除名是因理念上与新任外相南辕北辙。罗素曾在中国游历和讲学，对中国知之甚深，亦对中国抱有深厚感情，希望尽力帮助中国发展，被孙中山称为是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人。1924年蔡元培访问英国，游说英方动用庚款资助中国教育时，也得到罗素夫人的热情接待，并积极帮助他约见了英国的官方人士、学术权威及国会议员。罗素获委任为庚款委员会委员后，曾提交备忘录，力促进一步修订草案，将庚款用途改为仅用于中国教育，并称这至关重要。
在罗素看来，把英庚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但对中国最为有益，也是英国赢得中国好感的最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中国的好感是维护英国自身利益的最好方法。事实上，当美国已把美庚款用于中国教育发展时，除了将英庚款用于中国教育，其他方案不会受到中国的欢迎。可以说，罗素是将庚款用于中国教育的推手，但与英国新内阁的立场相悖不容，因此被新外相视为绊脚石。
1925年3月，保守党内阁外交部次长麦尼尔（Ronald McNeill）在将中英庚款草案提交下议院进行二读审议时说明，由于前任工党内阁沿用保守党1923年的中英庚款草案，故此次提交的草案与1923年是相同的。不过，前工党内阁外交部次长庞森比（Arthur Ponsonby）以下议院议员的身份发言，指出工党的立场是将大部分英庚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并指出自己曾于不同场合表示要删去“教育及其他用途”一语，主张将庚款用途限制于“教育”一项。
庞森比还说明工党政府邀请罗素和狄金森出任庚款委员的原因。他指出，希望通过“对中国有深厚感情”且“熟识中国”的学者，由他们制定资助中国教育发展的庚款使用方案。他对罗素、狄金森被保守党内阁外交部除名表达不满，并引述蔡元培的话，指出罗素、狄金森二人的著作在中国广被翻译，他们担任委员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大获好评，各界对有关任命深表欢迎。据此，庞森比阐明，如果英国政府真心将英庚款用于中国教育，便必须接纳中国教育界代表的意见。他重申反对将罗素除名，要求将“庚款用于教育为首要目标”。 然而，庞森比的主张未被接纳，取代罗素、狄金森作为教育界代表身份的是在华传教多年的汉学家苏慧廉。在当天的会议上，草案在不作任何修订的情况下通过二读。换言之，罗素建议将庚款指定用于“教育及文化项目”的提案，随着工党政府下台而被弃置。
罗素在中英庚款问题上尽力为中国筹谋，在丧失了庚款委员的资格后，仍不忘将英国新政府的盘算告知中国知识界。他曾致函赵元任，告知其英庚款的最新进展情况，并明确说明可以公开该信函，激发中国民众的义愤，迫使执政的北洋政府拒绝派出中方代表。罗素还指出，中方若派出官方代表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必须赋予中方代表权力，可以否决损害中国利益的方案。据罗素观察，保守党内阁无意将庚款用于中国教育；即使是用于教育，也只会投放在理工科目及用于传教的目的。他甚至认为，如果英国将庚款用于建设中国铁路，他宁愿中国不要接受英国的退款，因为铁路会增加外国对中国的控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赵元任听从了罗素的建议，将这封信函转寄给胡适等关心中英庚款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胡适在出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时，已经了解罗素的忧虑，认识到英方对庚款的真实想法。
1925年3月，《中国赔款（用途）草案》在英国下议院二读通过后，英国政府开始遴选中方委员的工作。同年4月，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沃特洛咨询了英国驻北京代办白乐德(Michael Palairet)后，向庚款委员会主席柏克司敦伯爵提交了推荐名单，胡适名列其中。此外，名单还包括曾代表中国外交部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严鹤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清华大学前校长周贻春、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以及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王宠惠。
从白乐德推荐的名单看，中方人选均为政界、学界的著名人物。以学界为例，林文庆、张伯苓、周贻春三人是现任或前任大学校长；而颜惠庆、王宠惠则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曾身居高位。同时，北洋政府也制定了一份名单，包括陶孟和、曾任北大校长的胡仁源、外交部驻丹麦公使罗忠诒、中国外交部顾问暨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汉阳钢铁厂厂长吴任之、地质学家丁文江及胡适七人。同时出现在中英双方遴选名单者，只有胡适与陶孟和。
在北洋政府的名单中，除曹云祥、胡适外，其他五人均曾留学英国。白乐德在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详述了对北洋政府名单的看法。对教育界的人选，白乐德最为属意陶孟和，因其曾就中英庚款问题访问英国，且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管理层都熟识其为人。胡仁源是白乐德的第二人选。白乐德认为，胡仁源为人可靠，且对英方态度友善。对政界的人选，白乐德以罗忠诒为优先，与极力推荐罗氏的北洋政府外交部意见相同。
对于胡适，白乐德认为他是中国教育界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是七人名单中“最突出，最具代表性”者。评价看似甚高，但白乐德并未推荐胡适。他指出，胡适“具前瞻性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居于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的批评。然而，在五卅惨案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胡适并没有发表过伤害英国人情感的言论；而且，在华的英国人对胡适的“前瞻性”言论能够了解多少，也是存疑的。因而，这很可能是英国当政者对胡适的批判精神及自由主义立场有所顾忌。
比照白乐德对陶孟和、胡仁源的评价，或许可以发现英国甄选中方委员的准则：陶孟和与英国最顶尖学府来往密切、彼此熟稔；胡仁源则表现出亲英态度。说到底，英国对中方委员人选的委任标准，在于对方是否能够配合英方行事。对比陶孟和、胡仁源，英国对胡适的认识相对不深，无法掌握他的真实政治态度。中方委员既然要承担审议、批核中英庚款数以千万英镑用途的重责，在政见上彼此思想合辙、价值观接近、可以相互商量的中方代表，对英国而言尤为重要。
三、 胡适的人际网络与委员任命
1925年5月14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主席柏克司敦伯爵召开委员会首场会议，商讨中方委员的任命。从会议记录可见，当天讨论的对象并不包括白乐德推荐的陶孟和、胡仁源，而是在综合了英国外交部、驻华英国官员的建议后，将胡适视为最合适的中方教育界人选。然而，白乐德对胡适“具前曕性的看法”的顾虑，成为委员会的主要考虑因素。他们担心胡适的观点为委员会“带来困难及危机”。有与会者提出，在正式任命胡适前，需要先弄清楚他是否愿意与委员会合作，还是只想借机宣扬他的个人理念。1925年5月28日召开的第二次中方委员遴选会议上，胡适的委员资格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委员“经过一些犹豫及辩论”后，才确定委任胡适出任中方委员。
虽然相关会议记录没有具名记录每位委员的发言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委员都认可胡适，甚至可能有较为激烈的反对意见，会议记录才会有“一些犹豫及辩论”一语。留学美国的胡适，在备受争议下获得庚款委员任命，背后的原因值得注意。除了胡适的个人能力外，他所累积的人脉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1922年胡适已与中英庚款的相关人物结识，并得到在英国政界、商界享有崇高地位的英方庚款委员阿迪斯的赏识，而这很可能是胡适当选的要因。
在此，有必要先厘清20世纪20年代初期胡适与阿迪斯等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来龙去脉。
事实上，在1922年英国正式通报中国将退还庚款前，英国朝野已经在讨论英庚款的去向问题。1921年6月，胡适在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哈丁（Harding H. M.）及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英籍教授毕善功(Louis R. Bevan)的帮助下，与英国教育家司科特会面。司科特约见胡适的目的，是希望听取中方对利用中英庚款发展教育的意见。事后，胡适对司科特的计划提出了修改建议，明确反对将庚款用于兴办英式学校的构想。
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司科特曾多番商讨中英庚款的事宜。在与胡适会面时，司科特尚未拥有英国的官方身份，而是以私人身份访华。不过，在完成调查返英后，司科特对中国教育的认识引起英国外交部的注意。英国外交部当时正在启动退还庚款的筹备工作，因司科特的考察成果十分切合时宜，被外交部委任为教育顾问。
胡适能够与司科特交流中英庚款的意见，是由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哈丁促成；加之司科特出任了英国外交部教育顾问，胡适逐渐进入英国官方的视野。从胡适的日记可知，胡适与哈丁有不错的私人友谊。在哈丁离开中国前，还特意将藏书赠送胡适。胡适的人际交往圈子，因为中英庚款而与英国政界、学界发生了联系。
1922年初，英国公布了向中国归还庚款的计划。消息甫传至北京，便掀起讨论庚款用途的热潮。同年，阿迪斯访华，他是庚款委员会中最早访华的一员。阿迪斯曾任总裁的汇丰银行是第一家将总行设于中国的英国银行，亦是英国在华金融活动的主角，其长期在华经营，被当时的银行家称为“中国外汇巿场上白银汇率的独裁者”。阿迪斯则是英国政坛赖以咨询对华商贸政策的重要智囊，被誉为“20世纪中对中国影响力最巨大的外国人”。
阿迪斯此次访华，并非单为中英庚款问题而来，他主要的目的在于处理贷款事务。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美、日、英、法四国重新组成“新四国银行团”，企图通过投资掌控中国经济。其时，阿迪斯出任英格兰银行董事，为“新四国银行团”的英方决策人，在英国对华商贸政策上具备重大影响力。虽然阿迪斯访华只有十几天时间，但在毕善功的引荐下，他特意登门拜访胡适，听取胡适有关退还英庚款的意见。
胡适在日记中对阿迪斯的到访有相关记载。胡适认为，阿迪斯是“很有势力的英国人”，“又是英国赔款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且“善谈论，颇能容纳别人的话”。在次日的日记中，胡适又称，阿迪斯在“中英协会”（Anglo-Chinese Society）演讲时“说的话大半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并认为，可以通过阿迪斯，使赔款更偏向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事实上，阿迪斯与中国的渊源颇深。1886年，阿迪斯已被派驻北京，处理汇丰银行相关业务，是首位驻华西方银行家。在1905年调返英国前，阿迪斯曾在天津、上海、汉口等地工作。阿迪斯关心中国教育，1890年曾撰写《教育在中国》一文，强调中国急需教育经费，实现教育普及，让学生接受中英双语教学，接触不同层面的知识。他批评晚清中国教育的弊端，更以1872年留学美国的儿童为例，说明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学生能为中国做出更大贡献。阿迪斯相信，只有教育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他在文章结语中明言，“新教育将为新世代中国揭开序章”。就此而言，这非常符合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的期盼。
阿迪斯对中国教育的支持是持续的。1924年6月，阿迪斯在一个欢迎中国教区主教返英的晚宴中，向与会者大谈中英庚款对中国教育的帮助。他指出：“教育是各方同意的事，也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凝聚力。”阿迪斯所言的教育，并非泛指西方的科学、科技。他认为，如果“忽略中国人文教育中所贮藏的智慧及体现的道德”，将会是“一种白白的浪费”。这表现出兼重中西精神价值的态度。
胡适在日记中记述，阿迪斯单凭一次会面约谈，便沿用其观点向“中英协会”的宾客介绍庚款方针。不过，这是有待商榷的，很可能只是二人所见略同。同月，蔡元培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记述了蔡元培应胡适之邀发表对中英庚款的意见，其中提到胡适与“阿迭斯”（即阿迪斯）面谈时，论及中英庚款不能为香港大学及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瓜分一事。这基本上反映了胡适对中英庚款投放在中国教育事业的态度，希望能够用于中国人的学校，而不应以任何形式倒贴给英国人办学。
虽然尚未能了解胡适与阿迪斯的谈话细节，但肩负庚款分配任务的阿迪斯是香港大学伦敦委员会的主席，在1912年香港大学创校之初已襄理该校财政事务。1922年阿迪斯约谈胡适前，曾到访香港大学，领取荣誉博士学位。胡适与其面谈自己看法，可以说是与对方坦诚地交换了对庚款使用的意见。阿迪斯在英国财政及金融界举足轻重，其亲自约见胡适，说明他非常重视胡适的意见。1925年正式遴选中方委员时，英方委员只有阿迪斯曾与胡适相交，在现场为胡适争取委员资格的很可能就是阿迪斯。
要言之，在遴选中方委员过程中，胡适因其思想引起英方疑虑，对其要进行反复思量与观察。虽然胡适最终得到庚款委员会认可，获邀为中方代表，但这还需要英国外交部确认后才能获得正式任命。然而，就在庚款委员会通过胡适任命后两天——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士兵射杀中国工人及学生的“五卅惨案”。胡适针对五卅惨案发表的联名文章，再度令英国重新考虑胡适的任命问题。
四、 五卅惨案对胡适出任委员的影响
“五卅运动”爆发后，英国外交部预料到局势的变化将大大影响中英关系，因而再次调整庚款政策。据中英庚款委员会的秘书瓜特金(F.T.A. Ashton-Gwatkin)在1925年6月5日撰写的备忘录，当时英国外交部在庚款政策上正处于一个两难局面：原应受到庚款资助的中国学生却被英国士兵射杀，若庚款的目标是赢得中国人的友情，则需要把政策调整为顺应中方的要求，将庚款主导权转让给中方，并将庚款单一用于教育；若目标是希望将庚款牢牢掌控在英国手中，则不能在委员会中增加反对者，所选出的中方委员也要表现出对英国具备“良好意图”。英国只有两个选项，或者顺应中方的要求，或者在中方反对下维持有利于英方的庚款政策。可见，英国如想维持原有的庚款政策，则不能在委员会中增加“反对者”。虽然备忘录中未提及要取消胡适的委员资格，但特别提及，胡适是上海示威发动者陈独秀的朋友。这表明英国对胡适的政治立场产生了疑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胡适还与人联名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的理由》（China’s Case）的文章，进一步加深了英方对胡适的疑虑。这篇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英国外相张伯伦，更被呈交至张伯伦亲自审阅。它被英国官员视为“有违事实”的“损害性言论”。文章的署名者分别有罗文干、丁文江、胡适、颜任光。这是一篇申诉书，驳斥了张伯伦在英国国会中对“五卅惨案”发表的言论。张伯伦认为，英方开枪是迫于无奈。但胡适等人认为，这显然并非事实。文章清楚地说明，英国士兵用英文发出警告后十秒，即向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和工人开枪；在此之前，学生与工人并无暴力行为，而且上海租界英籍警察也没有一人受伤。文章进而批评，多年来英国在华享有特权，使其习惯了肆意妄为地使用暴力，最终爆发惨案。这篇文章还直斥，英国将责任推诿给“布尔什维克”是毫无根据的，一切问题都是出于英国对华的不平等条约。
此文通篇没有诉诸民族主义，也没有煽动反英情绪，而是有理有节地指出“五卅惨案”爆发的根本原因以及厘清责任，并明确指出问题的根源是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促请英国放弃在华特权、放弃不平等条约。虽然这篇文章并非出自胡适手笔，但该文既然批评张伯伦的发言，作为四名联署人之一的胡适也就负有文责。这样直面批评英国外相，必然惊动英国外交部对胡适政见的关注。
负责向张伯伦转寄这一小册子的是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摩斯（George Sinclair Moss）。他在备忘录中开篇便直接指向胡适，明言“胡适是被认真地考虑委任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的”，但竟然发表如此言论，令其颇为惊讶；并称，“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无法帮助改善中英关系”，他们缺乏智慧、教养，斥责这是“学术上的不忠诚”。不但如此，摩斯还把联合署名的四人划归为“蔡元培的门徒、共产党成员陈独秀的同路人、罗素的朋友”。在这种身份标签下，胡适的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充满了不稳定与难以掌握的因素。由此，英国对于胡适的信任再次动摇。
在摩斯言论中，“罗素的朋友”“蔡元培的门徒”二语特别值得注意。自1917年白话文运动兴起以来，陈独秀与胡适便合作无间。但是，陈独秀的共产党领袖身份让英国甚为忌惮，而英国认为“五卅惨案”引发的反英运动便是中国共产党在策动，故对胡适与陈独秀的友谊深有警惕。蔡元培与胡适是北京大学的同事，蔡元培曾经访英，主张将英庚款完全用于中国教育，与罗素对英庚款的观点高度一致。保守党内阁不满罗素坚持将英庚款用于中国教育的主张，也排除与罗素在庚款问题上持相同意见的人。因此，胡适与罗素、陈独秀、蔡元培的关系，亦成为英国重新考虑其是否适合担任庚款委员的原因。不过，英方对胡适的态度也不是铁板一块。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主席柏克司敦同时收到这份小册子，但他与摩斯的观点不同，认为这是“颇温和的文件”，并未对胡适表现恶感。
1925年5月28日，胡适已被推选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英方也已议决向胡适发出邀请函。但据摩斯的备忘录记载，直至7月，胡适的委员资格仍处于被“认真考虑”阶段。10月20日，柏克司敦通过英国外交部向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全体英方委员寄发一篇胡适的访问稿，“讨论胡适出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资格”。综合摩斯7月10日的备忘录及英国外交部10月20日的信函可知，当时胡适的庚款委员资格尚未经英国外交部正式落实。因此，这篇寄发给英方委员的胡适的访问稿，应是要求他们重新认识胡适对中英关系的态度，并讨论是否由胡适出任中方委员。
五、 胡适获选与专访文章的关键作用
1925年8月31日，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刊载了一篇专访胡适的文章，谈及胡适对于“五卅惨案”后中国民族精神的观点。在这篇访问稿中，胡适的观点与《中国的理由》一文颇为类近：要求英国主动放弃在华特权，但其言辞温和，令采访他的记者感到惊讶。胡适认为，英国主动放弃在华特权，可以帮助英国争取中国民心。进言之，英国放弃在华特权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是巩固其在华利益。职是之故，其用意不应只是被解读为反英。
该访问稿介绍了胡适对民族主义及中国局势发展的看法。文章开宗明义指出，胡适这位“年轻中国最重要的领袖”，因为反对暴力手段而在国内变得不受欢迎；继而指出，胡适早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凭借一篇如何实践和平的文章在征文比赛中获奖。不难看出，撰文者试图将胡适塑造为一个长期以来主张和平、反对暴力的形象。这篇未被学界关注的访问稿，不仅展示了胡适温和的政治态度，也展示了其对国际关系的认识。
在访谈中，胡适自言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坦言自己对日渐成为浪潮的民族主义并不狂热。他指出，中国当前的困境是国际关系造成的，但中国也十分需要内部的大幅度改革。胡适也对近年来的民族主义、国人的排外心态以及外国对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观感娓娓道来。胡适还提及民族主义及其起因问题，源于中国国内的革命风潮和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脆弱，同时也发现了中国自身的力量。一战期间，中国的工业迅猛发展，国民的自信心大大增强，进而希望在国际竞争中获取发言权。
胡适希望外国人可以了解到，中国人在历经列强欺压以来，在一战后得到新的民族觉醒及身份认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正是催生“五卅惨案”爆发的源头所在。进言之，上海工人上街请愿，并非因为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这与中国是否“赤化”没有直接关系。要言之，将“五卅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抗争归究于“赤化”，只是十分表面化的言说。工人向外国的管治者争取自身权益，这只是一种要求与西方人相互平等的应有劳工待遇。胡适指出，他们争取的要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保障童工和女工权益，争取养老金与工伤保险，这些在西方国家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合理权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动所反映的是一战后中国人发生了根本的思想变化，他们追求被尊重的意识成为中国人反抗的力量。据此，胡适进而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源自“布尔什维克”，而是基于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管治下的各种不公平社会现象的反击。
胡适还指出，中国民众往往以高呼民族主义为号召追求改革，但较少寻求内部的改革方案。他认为，每逢要改革的时候，总会遇上阻挠和困难。相反，高举排外的旗帜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胡适借用一句西方名言“我的国家有对有错”(“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予以说明：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恰好是受到西方民族主义者的负面影响。胡适由“五卅惨案”谈到民族主义的源起问题，让人不难看到，中国人排外思想的根源是基于反抗西方民族主义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欺压。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变成实现各种目标及反制列强对华不公平的手段。综上，胡适认为，西方社会在思考改进与中国的关系时，必须要认识普罗大众的权利及公平性问题，也要反思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修订问题。
胡适认为，当时中国的反英情绪高涨、民族主义兴起，正是一个适当时机，让英国思考如何改进中英关系。在胡适看来，这个时机是一种“心理时刻——以最少的努力换取最大成果的珍贵时刻”。胡适在解释何为“心理时刻”（psychological moment）时，援引美国为例。1905年，中国爆发全国性反美爱国的抵制美货运动，但在1908年美国退还庚款后，两国关系便得到改善。美国此举赢得中国民众的极大赞许，而且效益也不断扩大。但其他正在思考退还庚款却定下“这种条件”（this condition）的“蠢人”，却在错误的时间干着错误的事，白白丧失了争取中国民众好感的机会。在访问稿中，胡适虽没有指明“蠢人”是谁，也没有解释“这种条件”是什么，但当时正准备归还庚款的只有英国。“这种条件”自然是指英方单方面修订了“教育及其他用途”的法案内容。
胡适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中国民众对日本及美国不同的好恶之感。一战后，日本从德国手中取得了山东胶洲湾的控制权，原本承诺将之归还中国，但最终食言，激起中国民众反抗。直至华盛顿会议后，在美国的压力及斡旋下，日本才把控制权归还中国。日本未能在最恰当的时机做最正确的事，结果是当时的中国民众把胶洲湾控制权归还中国一事视为美国的功劳。接着，胡适还以苏俄放弃在华特权为例，说明苏俄一跃成为中国人最为喜爱的国家的原由。然后，胡适再次提出关税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参与华盛顿会议的列强能够遵守协议、允许中国将外国入口货物的关税调高至7.5%，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调高至12.5%，无疑会使中国政府与民众都心存感激。但是，“这些愚蠢的政府”没有立即按华盛顿协议来调整与中国的关系，白白错过这个“心理时刻”；中国人民当前已经不再满足于列强是否允许把关税提高2.5%或7.5%的数字问题，而是要按自身意愿实现关税自主管理的目的。
胡适此番看似批评西方列强的言说，实际上表达的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道理。他希望列强能够把握机会，放弃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争取机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指出,各国政府仍有时间采取行动，将中国人的情绪从目前的敌意转变为友好关系，从而实现互惠互利的效果。“民族感情是善变的”，他接着说，“我们通过历史看到这一点——今天的盟友变成明天的敌人，敌人又会转变为盟友。被中国人憎恨是不值得的，只需要做一点小事便能改变中国民众的情绪……列强目前应该做的事，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修改单方面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胡适持论的用意，在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人在华特权，让中国实现关税自由。在这篇访问稿中，他虽然没有一言提到英国，但无处不是针对英国而言。他的用词虽然是众数国家的“列强”，但显然是针对英国。不难明白，胡适希望透过此次访谈，使列强——尤其是英国能够认识到，当下正是改进中英关系的最佳时刻。
在访问稿中，胡适还极力否定“五卅惨案”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他强调，自己并不相信阶级斗争的理论。负责此次访谈的是《巴尔的摩太阳报》驻日记者约翰·布雷斯福德（John A. Brailsford），他在1922年曾与胡适对谈。当时，胡适给他的印象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体制，也认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胡适此次接受访谈时不重视“革命性工人运动”的态度，他感到颇为惊讶。在“五卅惨案”爆发后，中国举国反英的激烈情绪下，胡适却公开对“列强”摆出温和态度，变相地将自己置于饱受攻击的不利位置。这名访谈胡适的记者，在当时也清楚意识到，如果这篇文章传回中国的话，将会对胡适十分不利。
这篇刊载于美国马里兰州地区报刊的访问稿，不但再次引起英国外交部的注意，更获得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主席向其他委员传阅，借以审议胡适作为中方委员资格的凭据。对胡适抱持怀疑的摩斯，也转而高度肯定胡适，认为胡适这篇访问稿的观点“非常睿智及有趣”，亦认为英庚款退还中国能够促进中英友谊。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顾问普拉特（J. T. Pratt）对胡适的访问稿也给予好评，他对访问稿中“中国激进分子与布尔什维克”“中英庚款”“关税”“心理时刻”四个问题写下两页的按语。普拉特推许胡适，认为他尽管不是国际关系专家，但对华人及外国人非常有影响力。此外，普拉特还认为，胡适在访问稿中提出的观点极为明智，很值得考虑；并主张要把握好胡适述及的“心理时刻”，在中英关系交恶的转折点上，主动走出改进双方关系的第一步。
从上述两位英国外交部官员的评价所见，胡适的这篇访谈，对英国如何厘定其对华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它也使胡适的任命决议获得通过。因此，它对胡适最后获任庚款委员会中方委员，产生十分关键的作用。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这份远在美国发行的地区报章，何以成为英国外交部官员及庚款委员会英方委员众相传阅的文件？胡适的委员资格，竟然赖之以落实？更有趣的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在刊出专访胡适文章的前三天，还刊载了另一篇与胡适有关的长篇评论文章《学生在中国改革中的角色》（The Student's Role in Chinese Reforms），执笔者是胡适的朋友——美国马里兰州大学的现代语言学讲座教授卓克。
卓克在这篇占据近1/3版面的文章中，逾半内容讲述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角色及其推行文学改革的贡献。它基本是一篇胡适的生平介绍，将胡适定位为领导中国学生运动并亲身参与社会改革的现代领军人物。文章的后段，卓克介绍了学生运动在五四运动中的成果，把五四运动看作一种改革中国政治弊病的力量。卓克赞扬了胡适的巨大影响力，试图将胡适定义为当时中国学生运动的主要推手。
对照上述两篇文章，不难发现它们存在高度呼应的作用，彼此相互阐发的意味跃然纸上。卓克的文章虽然在标题里没有写上胡适的大名，但通篇内容都是对胡适的介绍，可以说是胡适自述的个人传记。
根据笔者的考证，1925年前后胡适很少在英、美报章中见报。但在短短的数天内，一份美国的地方报纸却刊登了两篇有关胡适的专题长文，宣传、介绍他的思想主张，详细说明他的时代贡献与影响力。这十分罕见，其用意可能就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胡适的关注。而且，其中一篇文章正好被用作审定胡适庚款委员的凭据，这是基于巧合还是刻意为之？值得深思。
根据目前的档案资料，尚不能明确英国外交部如何得到这篇访问稿，但胡适在这篇访问稿的观点，却深得英方欣赏，也使原本对他抱质疑态度的英方改变态度，最终使胡适成为庚款委员。
六、 胡适初任委员的能力与政治表现
几经波折后，1926年2月胡适收到聘书，正式出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方委员。消息传出后，不少人纷纷向他施压，或要求他提出反对英国的方案，甚至要求他拒绝出任委员一职。如雷殷、马叙伦、陶行知等22名教育界人士联署致信胡适，指出英国抛出的庚款方案中并没有“退还”“放弃”等字词，表明英国仍然野心勃勃地主导着庚款的管理，这等同于“借此伸张其行政权于我国领土”。他们担心英国所谓的退还庚款，其实是另有所图，这与罗素的看法如出一辙。因此，他们促请胡适必须反对英国对庚款的主张。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朱我农在给胡适的信中也指出，日本、美国归还庚款的办法都是不妥、不公平的，而担忧英国目前退还庚款方案同样也会不利于中国。他提出，要将庚款与国家主权挂钩，强调如果不能列明由中方全权管理庚款的运用，中国便宁可不接受退款。北京教育界也联署致信胡适，要求他向英国转达无条件放弃庚款的诉求。信中提到：“英外交大臣所认为有利中国之事，在中国观之或得其反。”胡适的好友陶孟和、凌冰也私下致函胡适等3位庚款中方委员，要求“英国无条件抛弃庚款”，并且必须组织一个中国人占2/3人数的董事会来管理中英庚款的使用。面对来自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对英国的不信任和对庚款的期待以及由此而至的诉求，胡适的压力十分沉重。
英国将庚款的用途定义为“教育或其他用途”，语意空泛，留下了大量的可操作空间，让英国能够按照现实需要而随意挪用庚款。据《中国赔款(用途)法案1925》授权成立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拥有法定权力，能够拟定庚款用途。在这种情况下，3位中方委员更需要尽力为国权及民众福祉把关。据胡适自述，他们3位中方委员都愿意“为国家谋永久利益”，都是“有几根硬骨头，敢于秉着公心对国人外人说话”的人。这表明了胡适的一片心迹，在国家利益面前人人有责、凡事必须据理力争。而从胡适出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后的言行可见，他尽力厘清中英双方的争执焦点，理顺当中的是非曲直，耐心回复国内知识群体的各种查询与问难。
胡适出任庚款委员的第一项任务，是在1926年2月至6月陪同“威灵顿访问团”(Willingdon Delegation)走访中国内地不同城巿，为制订中英庚款的运用方案提供参考文本。访问团共6名成员，中英委员各3人。英方委员是访问团主席威灵顿、苏慧廉和安德森，中方委员是胡适、丁文江与王景春。他们在中国不同城巿考察的同时，还召开了20多次会议，反复商讨中英庚款的使用方针。胡适在访问团首场会议中就注意到，访问团的目标及功能在中国遭到舆论界不少质疑，因此他在会上提出，先厘清所有的误会，是访问团的当务之急。胡适的建议得到采纳。会上议决，由胡适及访问团秘书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负责起草一份中英对照的简单声明。
此外，胡适也把中国教育界对中英庚款草案的忧虑与期望带进会议，让委员了解并进行讨论。在1926年3月27日举行的第10次会议上，胡适传达了蔡元培的吁请，希望利用中英庚款兴办一所专门的科学研究院。同年4月15日举行的第18次会议上，胡适还将陶行知、凌冰的来函译成英文后呈交会议，让英方委员传阅。胡适更向与会者陈述了中国民众对于英方掌控庚款的忧虑，并据此提出，日后负责管理庚款的决策层里中方代表必须占大多数，他宣称这是中国当前的社会诉求。据此可知，胡适在会上为中国国家利益据理力争，在处置庚款问题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胡适另向陶行知、凌冰澄清了联名信中的一些误会。在复函中，胡适首先说明了英国原方案的弊端，并指出陶、凌诸人“无条件退还”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十分不利于庚款的归还工作。他进而明确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是由中英双方委派的委员共同管理庚款，让中方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同时，他在信中阐明自己参与中英庚款委员会的任务：一是“审察舆论，替英庚款计划一个能满人意的董事会，并助其组织成立”；二是“博访各方面意见，规定用途的原则，以免去原案‘教育或其他用途’有太空泛的危险”。所谓的危险，是基于胡适了解到庚款法案中所谓“教育或其他用途”的含义十分空泛，很容易被英方任意诠释，故他声明要修订清楚明确的庚款运用方针。
完成考察后，访问团需要撰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该报告将会提交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经全体11名委员审议后，据此再制订中英庚款的最终运用方案。从“威灵顿访问团”的会议记录可见，胡适将他从教育界收集到的意见，如实向英方反映；他在考察团的会议内外，担当了重要的桥梁角色，避免中英双方因误解而使英庚款归还横生枝节。值得注意的是，胡适除了1926年上半年陪同访问团考察期间表现出大局观与维护国家利权的政治智慧外，在同年下半年远赴伦敦后继续在庚款一事上为维护国家利益而竭尽所能。
按照英国原订计划，“威灵顿访问团”完成中国考察后，3名华人代表胡适、丁文江、王景春便将陪同来访英方委员同赴英国参与会议，与全体委员一同商讨庚款的最终运用模式。然而，中方委员中最后只有胡适陪同英方委员赴英。1926年7月17日，胡适与苏慧廉一起乘西伯利亚铁路启程赴英，至8月3日抵达英国。不过，关于胡适抵达英国伦敦后的活动以及如何在中英庚款谈判桌上维护国家利益的言行，目前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畴，另文再议。
结 语
胡适以教育界代表的身份进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肩负巨大的国家责任与社会各界期许，其委员资格由提名到正式落实，历时一年半，中间经历被否定、被质疑，在争议声中获得确认后，又因政局转变而再遇挫折。综上所述，影响胡适庚款委员资格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英国政局不稳，政党交替频繁，不同主事者对于中方委员的要求有差异。二是罗素的推荐为胡适的任命带来负面影响。虽然在初步遴选阶段，胡适没有因罗素的关系而被除名，但“五卅惨案”发生后胡适联名发表的文章，让胡适被视为罗素的同党而受到英国外交部官员的质疑，令其任命一度延缓。三是胡适善于结交朋友，他因中英庚款问题结识了阿迪斯，而正因阿迪斯对中国教育的热情，使胡适的庚款委员资格能够在疑虑及争议中得到认同。四是胡适秉持的非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得到英方认同。胡适在接受美国报章访问时，为英国如何赢取中国人的认同指点迷津，使中英双方能够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这篇访问稿也成为审议他委员资格的最终凭据。
综上可见，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对胡适的任命是曲折和复杂的。当中的关键在于，英国当局把归还庚款视作赢取最大政治利益的本钱，但这一目的往往受制于中国国力盛衰、民意强弱的时势转变。这使英国不可能再随意或轻率应对庚款委员的选任问题，英国同时也要在庚款拨核机制与运用原则方面取得更多中国方面的认同方能成事。胡适作为中方代表，从被提命到正式出任委员一职，便已身陷各种争端是非的旋涡之中。探查胡适如何参与庚款会谈的过程以及体味他的复杂心境，有助于更完整地认识胡适其人其学的发展历程。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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