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忠平的专著《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不仅为研究商会史提供了新视角，而且对探索商会史研究如何取得新拓展不无裨益。该著构思“社团网络革命”新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实证研究，阐明江浙地区发展的商会社团网络通过空前的关系制度化、扩大化、多元化及其成员的互动强化，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版图中激起一场“网络革命”。这一理论对于研究近代海内外华商与华侨社团之间的联动，以及与中国的互动及其影响，均不乏启迪和借鉴意义。该著还运用“社团网络革命”理论对商会的起源、商会的功能与作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不少新的学术见解。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该书没有在社团网络新视野下对商会最重要的经济功能与作用进行新探讨，而且在这方面的内容也比较薄弱。

 

 

 

【关键词】

 

　　商会史　商人团体　“社团网络革命”

 

 

 

近代商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之后迅速发展，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但近十余年来，商会史研究似乎陷入低谷，虽仍有相关论著断断续续发表，却难再见创新性突出、学术分量较重的成果，商会史研究如何获得新发展成为相关学者思考的重要问题。2023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推出了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忠平的中译版专著《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不仅为研究商会史提供了“社团网络革命”这一新的视角，而且对探讨商会史研究如何取得新拓展不无裨益。本文对该著进行评介的同时，拟对商会史研究的发展演进历程予以评述，并就商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商榷意见。

 

 

 

 

 

 

《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主要以江浙地区的商会为研究对象。江苏和浙江在行政区划上截然两分，在经济上却浑然一体，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发达的经济中心。江浙地区的工商业者不仅数量最多，而且不乏资本雄厚声名显赫的工商金融巨子，在政治、经济、社会上极为活跃，常常开风气之先。近代中国最早的商会就诞生于上海，江浙两省的商务分会与分所也为数最多。

 

 

 

正因如此，无论是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是探讨近代商会以及其他新式商人社团，江浙地区均毫无争议成为最佳案例。最早出版的商会专著是徐鼎新、钱小明合著的《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之后台北学者张桓忠出版《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版）。较早探讨苏州商会的专著，有马敏、朱英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台北学者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也有很多篇幅涉及苏州商会。陈忠平研究商会的这部专著也不例外，他在英文版序言中强调，江浙地区的商会不仅是全国类似商业组织及其他行业内得到国家法律认可的新式社团的先驱和样板，而且也是全国范围网络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先锋和代表。这样的评价显然要高出一般的论断，也更突显了江浙商会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由此看来，选取江浙商会作为研究对象，似乎并无独创之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著的具体研究对象，除上海、苏州、杭州、宁波等地的大商会之外，还包括江浙在清末成立的200余个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这可以说是以往商会史研究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亟需弥补的薄弱环节。

 

 

 

由于现存大商会的档案文献和其他相关史料较多，作为中小商会的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虽数量不小，但史料严重缺乏，所以学术界对大商会的研究较为充分，对中小商会的探讨则一直比较薄弱。这既是商会史研究的一大缺陷，也是推进商会史研究向纵深拓展的努力方向。十余年前，笔者在《中国商会史研究如何取得新突破》一文中就曾指出：除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还应大力加强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商会，特别是对县镇基层商会的实证性深入研究；长期以来县级基层商会研究薄弱，导致难以掌握不同地区商会的发展特点，也影响到对中国商会的整体认识。时至今日，尽管商会史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但这方面的进展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正因如此，该著对江浙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的探讨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事实上，要厘清辛亥革命前江浙商务分会和分所的具体数量并非易事，此前很少有学者费力做这项工作。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指出，到1912年中国已成立近千个商会，其中江浙地区有150多个。这已是较具体的数据，但仍不很确切。陈忠平为考察江浙商务分会与分所着力搜集各种史料，通过商会档案、商会期刊、农工商部统计表、《商务官报》和地方志等资料，获取1904—1911年江浙商会较为准确的数据，即6个商务总会、145个商务分会、59个商务分所，共计210个商会。还就商务总会、分会和分所分别列表，附于书后。对所列的6个商务总会学界大致了解，但对商务分会大多并不清楚，对商务分所则更缺乏了解。该著附录表格列出了各个商务分会和分所的所在地、所在城镇等级、所属府或直隶州厅、成立年份，是目前所见最为详细完整的统计。至于书中对商务分会和分所的许多具体论述，也可帮助了解以往不太清晰的中小商会在各方面的表现及作用。

 

 

 

因此，可以说该著精心选择的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不乏学术价值及典型意义，对于弥补中小商会研究这一薄弱环节尤其颇足称道，这也正是该著不同于其他商会史著作的特色之一。诚如作者所言：“关于晚清以来商会在全国范围或在上海、苏州等大城市的组织发展和活动的论著日益增多，这无疑体现了此项专题研究工作的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设立于小城镇中的绝大多数商会及其从地方到全国的网络尚未受到充分关注。”为此，该著“力图弥补这一学术研究空白，放眼考察江浙地区这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核心区域内的200多家商会，着重探究它们的网络发展及其对20世纪早期社会政治变迁的广泛影响”。这一独具匠心的着眼点值得充分肯定。

 

 

 

从“社团网络”这一新的研究视角看，该著对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国商会建立的社团网络中，江浙地区的商会一直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清末全国著名的八大商务总会，江浙地区即占其三，上海、南京、苏州三个商务总会名列其中，这在其他区域绝无仅有。上海商务总会更是被誉为“全国第一”商会，处于全国商会社团网络的领袖群伦地位，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巨大影响力。民初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建立，各省商务总会设立事务所，而在上海商务总会则是设立了独一无二的总事务所，上海商会仍具备全国商会领袖的地位与影响。除此之外，由于近代工商业在全国最为发达，从大商埠到中小市镇工商业者为数甚巨，江浙地区应该也是全国商务分会与商务分所数量最多的区域，由此形成全国商会社团网络梯形结构中基层最强大的力量。从全国最著名的上海商务总会到数量众多、力量强大的基层商务分会与会所，江浙地区可谓全国商会社团网络中最重要的区域之所在。

 

 

 

 

 

 

《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通过对丰富的历史资料进行考证、统计，揭示了江浙两省大中小城镇商会的人员和组织构成、相互关系及其与其他新式社团之间从乡镇到全国层面的网络联系和社会政治影响，并对明清以来工商业行会和商会、清末民初绅商等地方精英与社会演变及其与国家政治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这些论述尤其是“社团网络革命”理论的提出，对于深化商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40年来，商会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与研究者不断尝试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探索新的研究视野紧密相联。许多外国学者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论提出质疑，台湾地区学者也坚持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其主要依据是辛亥革命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并批评中国大陆学者对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弄错了对象，只是对革命派和立宪派（即我们所称的资产阶级两类政治代表）进行简单分析，就得出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结论，实际上并未对资产阶级主体即工商金融资本家进行深入研究。为了回应上述质疑和批评，以研究辛亥革命著称的章开沅等知名学者反复呼吁开展商会史研究，强调开拓商会研究对于探讨资产阶级主体真实样貌和理解辛亥革命性质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清末新诞生的商会均由工商业者组成，对商会的深入考察和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更确切的估量”。此后商会史研究迅速兴起，直接促进了对资产阶级主体的深入研究，也回应了对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

 

 

 

但是，商会史起初只是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分支领域，研究理论与方法都比较单一，仅限于政治史或革命史视野，而且主要是论证资产阶级的形成和辛亥革命的性质，以新的研究对象来确认一个旧的传统结论，不仅使商会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大打折扣，而且伴随辛亥革命研究热潮的消退，商会史研究也势必陷于沉寂。好在研究者不久即意识到初期阶段商会史研究的这一不足，并很快开始尝试以中国早期现代化理论对商会进行新的探讨，研究视野随之明显拓宽。因为现代化涉及诸多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商会史研究由此走出单一政治史和革命史的视野，得以考察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各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甚至将其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观照。

 

 

 

现代化理论促使商会史研究摆脱论证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性质两大情结，从附属于辛亥革命史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重要独立研究领域。但现代化理论范式下的商会史研究也有不足，需要继续尝试新的理论与方法，拓展新的研究视野，才能促进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此情况下，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被部分学者运用到商会史研究，为探讨商会又提供了“国家与社会”这一新视角，不仅对商会史研究的新发展起到明显促进作用，而且对清末民初国家与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及影响也获得不少新的认知，并回应了当时西方学者对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研究的争议。但公共领域和市民理论运用到商会史研究中同样存在某些缺陷，难以克服以偏概全的弊端。

 

 

 

青年学者赵珊新近发表的《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一文，对商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进行反思，值得鼓励。但该文将商会史研究所经历的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种理论，简单地认定成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这并不准确也不妥当。早期的阶级分析和现代化理论与“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没有关联，只有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与此紧密相关，但也不宜简单化约为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该文还指出：近十余年来商会史研究出现“没有（质的）突破的（量的）增长”，即所谓内卷化现象，“其根源就在于研究者深受这些理论范式及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影响……始终未能突破这些理论范式的禁锢”。这样的描述非但否定了上述三种理论范式的运用对不同时期商会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将目前研究中的不足简单地归因于这些理论范式的禁锢，这恐怕也并非客观的态度。事实上，商会史研究没能像以往那样持续发展，在于缺乏新的理论范式的尝试运用，而旧的理论虽有缺陷却并非阻碍新范式产生的原因，这从商会研究中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理论再到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演进历程可以得到印证。所以，要促进商会史研究获得新发展，主要途径并不是将原有理论范式说得一无是处，而是要与时俱进提出行之有效的新范式。

 

 

 

《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提出的“社团网络革命”这一新理论，对于商会史研究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网络”（也称为系统）角度探讨商会组织系统以及与其他商人社团之间的关系，此前虽已有学者论及，但均未像该著这样提升到理论高度贯穿全书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述。例如马敏等学者较早即提出清末苏州商会建立了本体系统、从属系统、协作系统三个紧密相联的商人社团组织网络。本体系统即商会自身的总会、分会、分所，从属系统为苏商体育会和市民公社，协作系统则是其他各类商人社团。透过这三个系统，以商会为主导的商人社团“形成了一个内在结构极其复杂的协作系统网络，我们称之为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商务总会“实际上起着地方在野市政权力网络中枢的作用”。宋美云在《近代天津商会》一书中，也曾利用“网络结构”讨论天津商会在区域乃至全国商业贸易网络中的经济功能与作用。2000年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近代中国商人、商会与商业网络之间的关系”，胡光明、徐鼎新、黄汉民、马敏、宋美云等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论及商会网络结构。

 

 

 

陈忠平也出席了这次学术研讨会，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自称：“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我开始思考在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将网络分析与组织分析方法加以结合的可能性。”此后，陈忠平分析了此前商会史研究的网络探讨着力于组织分析，只是强调商会和其他机构之间的组织关系，而忽视了网络分析所关注的人际关系，由此提出别具一格的“社团网络革命”理论，并运用于江浙商会实证研究。为何称为“社团网络革命”？其在英文版序言中有说明：“贯穿本书的主题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江浙地区发展的商会社团网络通过空前程度的关系制度化、扩大化、多元化及其成员的互动强化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版图中激发了一场网络革命。”由于这一发展变化是空前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故称之为“革命”也不为过。

 

 

 

将“社团网络革命”理论运用于商会史研究究竟有何实际意义？概括而言，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网络分析主要专注于人际关系的特点，扩展了网络分析的广度，将人际关系和制度化关系均包含在内，有助于揭示商会网络的复杂变化及其关系变革的动力。具体说来，也正是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才得以超越此前商会史论著中关于近代中国大城市内商会或其全国联盟——全国商会联合会进行的单独组织研究，进而对清末民初江浙地区大小城市及乡镇数百个商会进行系统网络分析，弥补了对中小基层商会以及其他方面研究的不足。

 

 

 

在该著的中文版序言中，作者对“社团网络革命”运用于商会史研究的意义又进一步做了阐述，说明其所用社团网络概念以历史实证研究为基础，改变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商业史等学科以人际关系为焦点的传统网络分析方法，从而使此前中国商会史运用组织分析、阶级分析或公共空间、公民社会等理论开展的研究向前发展，也对西方理论过分强调公私界限分明，社会与政府对立等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可见，新理论的提出往往是对原有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

 

 

 

在具体探讨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时，该著概括为网络的“四化”。一是网络的制度化。除肯定亲属、朋友、同乡等人际关系在商会和类似新式社团中的连续性，还强调人际关系的制度化的联系，阐明商会新的制度规范、组织原则、等级结构能够融合、改变并超越人际关系，形成规范化和组织化的正式关系。二是网络的多样化。商会通过扩展其网络并发展多样化关系，兼容并蓄，集合了资产阶级企业家以及更多的商人精英，尤其是工商业行会及其他实业团体的领袖人物，融合了诸多不同背景的工商业者。三是网络的扩大化。商会借助其与各种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联系，将其网络迅速扩展到工商界之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多样化和扩大化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形成商会网络革命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各成员之间网络互动程度的强化。制度化、多样化和扩大化的必然结果，就是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更趋强化，形成新的合力，进而产生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互动力量。简言之，制度化、多样化、扩大化和成员互动的强化是商会与其他社团形成前所未有的网络关系，并实现社团网络革命的四大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社团网络也是商会能够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由此不难发现，运用社团网络革命理论探讨商会所呈现的新意在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

 

 

 

值得指出的是，“社团网络革命”理论不仅是探讨近代商会值得重视的新视角，而且对于研究海内外华商与其他华侨社团之间的联动及其影响，也不乏启迪和借鉴意义。近代海外华商及其社团与中国的双向互动，主要也是透过丰富多彩的各种网络得以构建并稳定运行的，这在东南亚的华商以及中华总商会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因此，以“社团网络革命”的新视角重新予以探究，相信对于海外华商及其社团的研究也能取得重要的新见解与新成果。在这方面，陈忠平也率先做出新的探索。他刚出版的另一部英文著作《跨太平洋的北美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同样也运用了这一理论，阐明康有为和孙中山在海外分别领导的政治改良和革命运动，均以新型政党组织推进了跨太平洋华人世界的网络革命，导致华侨社会空前联合及其与祖国政治、与所在国家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可见，作者并非只是运用社团网络革命理论研究商会，而是在研究其他历史专题中也有进一步阐发，他指出：“这一理论可以促使我们突破国别史、断代史及其他专门史的限制，使用注重普遍联系的分析方法克服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倾向，推动这一学科更为整体化的研究及其与全球史的结合。”这一点确实值得重视并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加以尝试。

 

 

 

 

 

 

理论运用不能仅仅停留于抽象论述层面，还应落实到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否则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证脱节。《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正面范例。以下通过若干具体实例略作评介。

 

 

 

关于近代中国商会的起源，研究者起初大多强调商会是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与壮大的产物，并多方论证资本主义发展是商会诞生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形成是商会成立的阶级基础，两者缺一不可。至于影响商会起源的其他各种因素，基本上都有意无意遮蔽而很少论及。稍后以现代化范式探讨商会，不仅注意到传统行会与商会起源的联系，而且还进一步拓宽视野考察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如欧美和日本商会尤其是外国商人在华设立的商会对中国商会诞生的示范作用。再后来在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商会史研究，注重透过商会考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也探讨了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推行振兴工商、奖励实业的新政策，鼓励商人成立商会，说明当时政府与商人亦即国家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是商会得以诞生并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经过上述对不同阶段、从不同角度所进行的分析，关于商会在清末诞生原因的考察应该已经较为全面。

 

 

 

外国学者在相关论著中也曾对这一问题有所论及。有的认为，商会是传统行会在清末受西方影响、组织形式发生变化而来，甚至将商会称为超级行会；有的指出，商会是清政府将其控制权力从官方设立的企业和商务局，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工商界的结果；还有的将商会和其他新式社团的发展归因于19世纪中期开始的社会精英的行动。这些说法对于思考商会的产生原因不无启发。《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则从网络分析角度，探究商会的起源，且在已有诸多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完善。

 

 

 

例如以往对该问题的论述都没有解释为何江浙的工商业行会历经数百年的组织演变，当地社会精英在19世纪后期已介入数十年的改革行动，但直至20世纪初商会才姗姗来迟？为何商会及其社团网络在此后短短数年间席卷整个江浙地区，尤其是在不受官方直接控制的市镇得到发展？通过网络分析可以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该著的第一、二章就是从网络理论角度，分析了江浙工商业行会等组织和倡办商会的社会精英与地方官员之间，在西方冲击下的关系演变，并由此提出关于商会起源的新解释。具体说来，江浙工商界的旧式组织和新型组织均为精英商人扩展其正式领导体制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制度化基础，增强了他们与其他社会精英及地方官员在管理工商活动和公共事务等方面的互动。工商业行会、半官方企业以及商务局之间网络的组织制度发展，尤其是商人领袖与其他改革派社会精英和官员的互动，为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江浙城镇中的商会及其新型网络的兴起提供了根本动力。精英商人主导了新成立的商会，也帮助扩展了商会与其他社团组织之间的联系。这种形式的网络扩张影响了工商界内外广大范围的社会变迁。因此，商会的诞生和发展体现并强化了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变革。

 

 

 

该著还具体考察了商会各级网络建立与江浙商务分会的成立情况，指出1904年通崇海花业总会诞生促使通州直隶州、崇明县和海门直隶厅的三个花布分会成立，它们不仅是江浙地区，而且也是全国范围内最早成立的商务分会。到1906年，江苏省成立13个商务分会，而浙江省只成立5个。这18个商务分会中有6个设在府级城市，9个在县级城市，3个在大镇。这一时期商务分会发展较为缓慢的原因，有的是由于相关官员奉命劝谕商人设立商会，但基层地区的商人对此举存有疑虑，并未积极配合；有的则是因为商人精英积极性较高，主动发起成立商务分会，又因缺乏地方官员支持而代呈商部，无法顺利获得批准。结果，商部利用地方官推动商务分会成立的做法未能取得成效，甚至妨碍了商人精英自发组建商务分会，这种现象在较小的市镇尤为明显。上海商务总会针对这一情况呈文商部，请求制定便于商务分会成立的新章，建立商务总会与分会的密切网络联系。商部准如所请，明确要求各府厅州县官员“遇有禀请设立分会之处，应即随时转禀本部，不得稍有阻遏，致拂商情”。另规定各处商务分会成立时，准由所在区域的商务总会代替地方官员“查明情形，转报本部核夺”。为鼓励设立更多的商务分会，商部还说明，如果一州县商务繁富之区不止一处，无分轩轾，准量予变通，在两处设立分会。此后，商务分会获得较为迅速的发展，数量大大增加，这实际上也是商务总会努力扩大其社团网络的结果。

 

 

 

又如，商会的功能、作用及其影响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探讨各有侧重，反映了商会史研究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初期阶段，在政治史或革命史范式的引导下，主要是考察商会的政治表现，分析商会在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中的态度与行动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在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商会研究，开始扩大范围探究商会在更多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市政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商会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在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分析框架下的探讨，主要从国家与社会的新角度考察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进而了解近代中国商会既具有一定的独立自治性质，又在许多方面对政府存在较多依赖性的特点，这是商会能够发挥显著作用，同时又存在较大局限性而受制于官府的主要原因。

 

 

 

在“社团网络革命”理论视野下对商会功能与作用进行探讨是否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新的认识，这是读者关心的一大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对商会功能与作用的新探讨与新见解至少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出了过去论述较少的商会对近代社会所具有的整合功能。根据“社团网络革命”理论，该著第三、四两章论述江浙地区的商会发展了大致相似的网络组织结构，将精英和普通商人纳入不同等级的成员中，使他们参与不同级别的选举、会议等各种活动。商会不仅从不断增加和更为多样的行会等工商业组织及商业化的绅士阶层中招募具有影响的精英人物，而且与不同社区和新兴职业社团之间的联系逐渐从人际关系扩展为制度化关系。这样，商会网络的发展逐渐打破了亲属、同乡、同业等因素的限制，整合了更加多样化的精英商人，进而促进了商人群体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整合。很显然只有借助“社团网络革命”理论，才能意识到过去很少提到的商会在类似更高层次上的功能。

 

 

 

其次，对以往的相关结论进行了辨析，认为商会建立了可以从传统行会和现代实业机构中广泛吸收多样化成员的社团网络，从而发挥重要功能。过去的商会史研究论著多强调传统与现代组织之间的区别，认为商会只接纳同质性行会中社会背景相同的成员，并且只是接纳行会的精英商人，不包括其中的所有成员。该著则通过对江浙商会的网络分析，对上述结论提出商榷，特别是对将其成员定义为少量、微弱和无力的资产阶级的传统阶级分析方法提出疑问，得出自己的新结论，即商会成员来自传统行会和现代工商企业，既有上层领袖，也包括下层成员，具有多样化特征，并非微弱的资产阶级组织，而是汇集了众多最为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商人及其他多样商人精英的强有力网络组织。商会领袖和成员的社会背景虽多样化，但通过网络取得了空前程度的社会联系，得以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并借助领导和参与社会运动促进了与普通民众的网络联系。

 

 

 

再次，阐明商会活动的开展以及产生重要影响离不开社团网络的扩展。以往的研究多注意到商会开展的诸多活动及其影响并给予肯定，但较少分析商会何以能够具备“登高一呼，众山皆应”的巨大能量；或者只是简单地指出商会克服了以乡缘、业缘为基础建立的传统行会的弊端，包含了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是整个工商界的代言人，其能量随之而显著增强。在此基础上社团网络理论则进一步阐释了网络的建立与扩展是商会顺利开展各项活动的重要保障。例如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就是通过商会之间以及与其他社团建立的网络，才得以迅速发起并联合进行，发展成为一场空前普及的民族主义运动。抵制美货运动还使商会网络得到扩展，进而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趋势，即由商会和其他社团组织合作，共同创建、改革和管理市政机构和其他城镇社区组织，积极开展了颇具成效的地方自治运动。商会始终处于清末社团网络革命的前沿，领导和参与工商界内外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区公共活动，使网络联盟不断扩大到不同团体、不同行业、各个城镇乃至全国范围。

 

 

 

该著还通过大量史实论证了网络扩张是商会发挥经济与政治功能的中介和桥梁。例如在维护铁路主权自行筹款修路过程中，江浙两省商会形成网络联盟，抗拒清政府和外国资本的控制，将商业利益与地方和国家公共政治事务联系起来，增强了对清政府工商业政策的影响。与此同时，商会协助清政府创办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商品博览会即南洋劝业会，并通过与美国商会兴建合资企业，加强中美之间的实业合作与外交关系，这种看似令人费解的现象背后的历史事实，表明广为分布的商会网络为其精英商人提供了与清政府和外国资本在发展工商实业和商人外交方面进行合作的宽阔空间，超越了江浙铁路风潮冲突的利害范围。除此之外，以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江浙地区商会在清末立宪和革命运动中的政治激进主义，可以超越以往研究中仅以这些精英商人组织与清政府之间冲突为分析焦点的局限性。从这种新的视角揭示江浙商会如何与清政府和革命党等政治力量进行多种形式互动，从而推动了宪政和革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商会所领导的网络革命为包括共和革命在内的清末民初历史演变既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产生了发展动力。这些都是不乏启发意义的新学术见解。

 

 

 

最后，揭示了民国时期商会政治功能的扩充也依赖于其网络的进一步扩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江浙商会也将其社团网络与政治影响扩展到全国范围。这一趋势促进了全国商人群体的进一步联系及其与不断更替的政府之间更为激烈的互动，尤其是1912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及其总事务所设在上海，标志着社团网络革命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极度高涨。在此之后，江浙商会的活动和关注的范围远远超越精英商人阶层和区域地理局限，为更广阔的社会和全国范围的政治变迁提供了发展动力。在袁世凯独裁统治时期，商会依赖全国性网络取得要求修订《商会法》的胜利。袁世凯复辟帝制，也不得不试图获得商会支持以寻求政治合法性。很显然商会已经在工商界和更广大的社会中发展了新的社团网络权力，成为政府与商界甚至军阀政府和大众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该著运用“社团网络革命”理论对商会进行了许多新的探讨，分析了20世纪初期商会在江浙地区城镇的发展及其社会政治关系从地方到全国范围的扩展。社团网络这一概念反映了商会网络中人际关系和制度化关系相互联结的客观现实，也揭示了它们关系制度化、扩大化、多样化及其中成员互动强化所导致的历史性变化。另外，还证实了这种关系的变化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意义，原因在于它不仅促发了国家承认的法人社团及其交织的网络在商人社区和社会各界的空前迅猛发展，而且还影响了从20世纪初开始的全国社会政治变迁。该著还运用“社团网络革命”理论对商会的起源、商会的功能与作用等进行了实证性考察与分析，提出了不少学术新见解。

 

 

 

略感遗憾和不解的是，该书没有在社团网络新视野下对商会的经济功能与作用进行新探讨，而且全书在这方面的内容似乎也比较薄弱，并没有设置专门章节进行论述，只在第五章略有涉及，但从该章“商会在工商业事务中的政治追求”这一标题，可以看出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在商务，而在政治诉求。由于商会是经济团体而非政治组织，其宗旨是保护工商业者利益和促进工商业发展，因而其主要功能与作用应体现在经济方面，需要着力进行探讨。商会之所以与传统工商团体明显有别，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巨大能量，并与海内外诸多团体密切合作，发挥更加广泛和更为显著的经济功能与作用，正是得益于建立了社团网络这一前所未有的新平台。相信在社团网络新视野下对商会经济功能与作用进行探讨同样可以获得许多新认识。

 

 

 

 

 

 

《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运用新理论和新视角对近代中国商会进行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与新结论。不过，书中所论以及得出的结论也有不尽完善之处。笔者拟就几个问题提出不成熟的商榷意见，希望能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和讨论。

 

 

 

（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否近代中国第一个商会？

 

 

 

1902年2月商约大臣盛宣怀饬令商董严信厚等人筹组一个新的商人团体，并于当年向朝廷奏准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商部颁行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经各行众商公立有商业公所及商务公会等名目者，应即遵照规定部章，一律改为商会，以归画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遂奉命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该公所属何种性质的团体在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除少数人认为它是官府补助性质的团体，或是行帮的联合组织，多数学者认为该公所是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会。连后来的上海总商会也往往将这个商业会议公所作为源头。《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也持此观点。该著附录表格“江浙地区商务总会，1904—1911”虽未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列入，但称该公所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合法社会组织，也是后来所有近代中国法人社团的先驱”，同时明确指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出现是中国商会及其他非官方组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认可该公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商会，而且给予高度肯定，称其在中国商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如此认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商会并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依笔者之见，我们一方面应肯定商业会议公所与商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不宜将其与商会完全等同看待，更不应认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商会。较为确切的说法，应该将商业会议公所视为具有官督商办性质的商人组织，是从官办商务局向商办商会转型过渡的产物。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不同于官办商务局显而易见，其领导人除个别人之外均非在职官僚而是商董，数十名议员和会员也都是各业商人，以“通上下、联群情、陈利弊、定规则”为职责，强调“集思广益，讲求商务”，尽管它由朝廷命官奏准创立，但领导人和成员均为商人，因而应属商人团体。正因如此，商部推广成立商会时，才会饬令上海商人以商业会议公所为基础组成商务总会。

 

 

 

但细加比较，不难发现商业会议公所与后来成立的商会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别，不能同日而语。首先，从名称上看，商业会议公所与商务总会即有明显的新旧不同。公所是此前在许多领域已经普遍使用的传统名称，不仅明清时期具有行会性质的工商同业组织多称公所，而且非经济性质的其他社团和机构同样也使用公所名称，包括清末的警务公所、学务公所、自治公所等。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酝酿之初一度称商务公所，为避免与其他各类公所相混淆才改称商业会议公所。与公所这一旧有传统名称不同的是，商会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全新称呼，是清末从欧美引进的新名词，从这个全新名称就可知其为新式商人社团。不过，名称的新旧差异虽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该组织的性质，但仅此还不能轻易对其性质下结论，而且日本类似商会的组织翻译成中文也多称商工会议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似乎也借鉴了日本商工会议所这一称呼。

 

 

 

其次，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总理、副总理等领导人虽然是商董，但都不是由公所的议员和会员自行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朝廷命官一手指定。上海商务总会的领导人则是由会员投票选举后报官府备案。官府指派与自行选举差别之大不言而喻。从目前所见史料可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领导人中还有个别系官员身份，这在商会中也不曾有过。该公所成立后沿袭官办商务局体制设有5名总董，另设1名总理、2名副总理，是执掌具体职责的领导人。担任总理的是严信厚，出任副总理的两人是周晋镳和毛祖模。严和周都是著名商董，毛却在上海商界中难寻踪影。经查北京敷文社1920年编辑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获知毛祖模字艾孙，江苏太仓人，光绪癸巳（1893）年科举人，翁同龢在日记中有两处称毛为“门人”。清末民初毛祖模曾在大江南北多地相继担任多个官职，包括内阁中书、分省补用知府、湖北道员、商部郎中、奉天农工商局会办、民政司佥事、蒙荒局总办、营口捐税局总办、江宁电报局总办、政事堂机要局佥事、吉林滨江关监督等，明显系一官僚而非商董。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时，丁忧在籍的毛祖模因与吕海寰和盛宣怀两位钦命商约大臣均有一定关联而被荐任副总理，有论者称毛任副总理之提名后来没有提交官方批准，也有论者怀疑他实际上并未到职。不管怎样，推举官僚出任商会重要领导人的情形在商会中肯定是不会发生的现象。

 

 

 

再次，稍后诞生的商会规定了一整套民主选举制度，制定了完备细密的章程及具有近代民主特征的议事制度，同时还对会员的义务和权利也明确作了规定，商会也由此才被称为具有显著近代特征的新式商人团体，而这些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都不具备。在内部机构设置、各级人事安排等方面商会也更加完善。而商业会议公所同样也不具备这些特点，因此不加区别地将其与商会等同看待明显不妥。从功能和作用看，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等各个方面，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更是远不能与上海商务总会相比，所以对该公所的成立给予过高的评价并不合适。需要强调的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成上海商务总会，并非仅仅改变了名称，而是在人事组织架构、制度安排、功能作用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注入了近代新式商人社团所必须具备的诸多特点。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六条简单的暂行章程与上海商务总会公议详细章程相对照，这一点即可一目了然。

 

 

 

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商会作为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商人社团，在19世纪末有识之士即已开始呼吁设立，至20世纪初才正式诞生，其间有一个孕育发展过程。它是“从名实都不相符的商务局开始，历经名实不尽相符的商业会议公所，然后才是1904年以后粗具近代格局的商会的诞生”。因此，中国最早的商会正式成立于1904年。尽管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严格地说并非近代中国第一个商会，但近代最早诞生的商会仍然出自上海，即上海商务总会，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二）上海商务总会是否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对于这个问题海内外商会史论著均持肯定态度。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第一篇研究商会的论文即《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主要就是论证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和领导抵制美货运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也沿用了这一传统结论，同时还进行了新阐述，强调上海商务总会通过协调商会、行会及其他众多组织在江浙地区和全国的集体行动，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并因此开创了一个新的趋势，扩大了与其他职业社团以及准军事的商团在人事和机构上的密切联系，建立了更广泛的社团网络。近年来笔者在仔细阅读相关史料并做进一步考察分析之后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与结论：上海商务总会并不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自始至终都不很积极，不仅没有发挥过去普遍认可的决定性作用与影响，而且还在当时受到批评和指责。

 

 

 

该书认为上海商务总会是抵货运动发起者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1905年5月10日发起这场抵货运动的重要会议是在上海商务总会的会所举行的。会后经由各大报刊的广泛报道和发表致商部、外务部和全国商会的通电，不仅在上海家喻户晓，而且在全国迅速传播，乃至当时的舆论和海内外各界团体都以为上海商务总会是抵货运动的发起者。实际上，这次重要会议并非由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召开，只是假借该会的会所作为开会地点。按照惯例，上海商会除召开会章规定的每周一次的常会之外，凡举行其他会议都会事先在报章登载开会启事，而且类似发起抵制美货这样的重要会议通常在会前连登数日启事。但上海各大报刊都未见上海商务总会的会议启事，仅在《时报》查到一则消息报道，称：“兹采得本埠绅商以此约关系甚大，爰定于初七日两点钟在靶子路商会聚集各帮绅董会议抵制之策，爱国之士想当乐与斯会也。”这显然有违上海商务总会召开重要会议的惯例。另外，如果是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召开的会议，无一例外均由该会的领导人总理、协理或座办主持，并由主持者先行报告召开本次会议的缘由。而各报事后对本次会议的详细报道，均未提及商务总会总理严信厚、协理徐润及座办周晋镳。他们不仅没有主持会议，甚至也没有在会上发言，表明他们并未出席这次会议。如果出席了会议，以其在商会中的重要身份不可能在各报的会议报道中只字不提。综合各方面情况，笔者推断这次会议是由商务总会议董曾铸为代表的部分商董发起，由此得以在商会的会所举行。会议开始时由曾铸登台发表演说，阐明为何召开此次会议以及所要达成的目标。会上议定致商部、外务部及全国商会要求抵制禁约和“相戒不用美货”的通电，在无人愿意签署的情况下，也是曾铸率先署上自己的姓名，使这些通电能够顺利发出。稍后他上书外务部言明其发起召开此次会议的缘由：“事关国体民生，铸等……恐力不能争，为此邀集各帮商董”开会集议，“定不用美货以相抵制”。

 

 

 

上海商务总会既不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更不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抵制美货运动轰轰烈烈兴起之后迅速扩展至全国，各地各界函电纷驰，积极响应抵货号召。虽有不少函电发往上海商务总会，但更多的是发给最初领衔向全国发布抵货通电的曾铸，有记载称其“往来函牍多至二十万言”。1905年7月20日上海商务总会又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两个月期限已至拟正式实施抵制行动。报纸在会前虽对此次会议的举行登载了告示，但发布者也不是上海商务总会，而是署名“同人公启”，会后各报对会议的报道同样未见上海商务总会各位领导人的踪影。直至8月以后在报章始见以上海商务总会名义发布的告示，但内容多与“疏通”美货相关。

 

 

 

上海工商界熟悉和了解内情的人士对商务总会领导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消极表现十分不满，公开提出批评。有人指出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皆置身抵货运动之外，倡议抵货的通电“理应署上海商会四字”，却无人敢应，只能由曾铸“慨然担当发起之任”，结果“海内外函电交驰，皆知有少卿（曾铸字少卿），而不知有（商会）诸公”。《申报》也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的种种表现，尤其当众商集议发起抵制美货时，上海商务总会“严、徐、周诸观察冷眼旁观，并未有兼筹并顾之善策互相商议”，其后出现“不用”与“不定”美货之争议，“商会诸君从未出一谋以维持大局”，种种言行都反映了“商会诸人狷滑之陋习焉”。对于上海商务总会准将积存美货加贴印花销售的“疏通”之举，各界更是予以强烈抨击，认为此举实乃破坏抵制美货的恶劣行为。有的指出：“疏通即是破坏抵制，并足以解散各埠拒约团体于无义。”有的号召对商务总会的“疏通”之举加以抵制：“彼尽疏通，我只不用……虽有印花，亦暂勿买。”以上简略论述已足以表明上海商务总会并非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近代史学界也不应再继续沿袭这一似是而非的传统结论。

 

 

 

《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论及抵制美货大会召开“三天后，上海商务总会的总理严信厚及其他四位领袖与商部右参议杨士琦一起发出密电，进一步向其他商会通报了抵制美货计划”，由此似乎可佐证上海商务总会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但查阅这句话脚注标明的史料来源天津商会档案，发现所说之密电并非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严信厚及其他四位领袖与商部右参议杨士琦主动发出的通报抵制美货计划的密电，而是回复外地商会询问抵制美货事宜的电文。当时，有许多商会和商人团体收到曾铸领衔发出的电文之后，都误以为上海商务总会是这场抵货运动的发起者，致电询问相关具体事项以便一致进行，上海商务总会不得不予以回复。例如天津商务总会电询：“接曾铸兄来电，因美禁华工，沪商恳外部缓签约，拟禁美货。贵会应如何，电示遵。”不难看出，天津商务总会来电主要是询问上海商务总会对抵制美货采取何种态度与行动。上海商务总会会同上海商务公所一起复电，说明“各帮绅商决议，一面电阻画押，一面婉商美商电达美政府改定禁约，如不听，两月后一律停交”。这份复电的文字值得回味，它并未针对天津商务总会的询问说明上海商务总会拟订了何种抵制美货计划，只是告知此前曾铸领衔通电所说上海“各帮绅商决议”的行动计划，这显然不足以证实上海商务总会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者，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反证的作用。

 

 

 

（三）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商会的态度与行动

 

 

 

史学界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商会的表现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相关成果也不多见，但商会史论著大多还是会简略提及，并且认为只有为数很少的商会被迫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绝大多数商会则并不支持甚至持反对态度。《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也认为袁世凯及其亲信开始进行帝制复辟运动时，强迫全国商会联合会及其成员提供支持。但直到1915年9月中旬，全国只有24个商会屈于政治压力，勉强发出支持复辟运动的电报。与此相反，许多商会积极参与全国范围的反对复辟帝制的活动，并在1916年初协助击败袁氏的复辟运动。袁世凯在解散国会、各省议会和地方自治机构后，商会仍然保持原有的社团网络和政治影响力，故而在复辟帝制过程中需要获得商会支持，商会的拒不支持甚或表示反对，对袁世凯是沉重的打击。

 

 

 

然而揆诸史料，不难发现以上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商会言行及其影响的描述与史实存在较大偏差。实际情况是袁世凯称帝期间全国绝大多数商会都公开表示支持，尤其以北京总商会为代表的北方商会的态度最为积极，只有个别商会一直保持缄默，持反对态度的商会更是难得一见。筹安会作为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曾向全国商会发出通电，声称国体变更“事关根本安危，应合全国上下，共同研究”，请派代表赴京加入讨论。北京总商会立即予以支持，并致电全国商会声称“商会为国家分子，理应一致赞同”，同时还提出“本会拟联合全国商会提出请愿书”。据初步统计，1915年9月上旬即有20个总商会、商务总会以及商务分会回电响应。及至10月上旬，根据《顺天时报》“筹安会纪事”专栏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大约有80余个商会支持国体变更。这个统计还不包括天津商务总会向宪政协进会呈送的赞成君宪各分会会长名单函及所附直隶各地商会拥护袁世凯称帝信函，由其可知仅直隶一省表态支持的商会就有近30个。需要说明的是，商会之所以支持国体变更，主要是商人对共和建立后政治动荡、经济衰败的现实状况普遍感到失望，进而错误地以为共和国体不适于今日，非君主立宪无以振兴国势。

 

 

 

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商会中只有与袁世凯关系疏远的上海总商会保持沉默态度，没有公开支持国体变更。其间有报章披露由京沪总商会领衔，联合全国20余个总商会向参政院呈递要求变更国体的请愿书，上海总商会马上致函报社予以澄清，阐明“国体变更与否，须视全国人民之心理，决非本会所敢越俎建言”，亦绝无领衔总商会请愿之事。至于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者，目前所见主要是海外的华商会。例如泗水华商总会、三宝垅华商总会等致电或上书大总统、政事堂，表示变更国体“实有召乱速亡之祸”，要求解散筹安会。国内商会则仅见湖南常德商会“对于筹安会之通电，极表反对”，表示“不派代表”。这在全国商会中称得上是例外。

 

 

 

11月所谓“国民大会”进行国体投票,赞成变更国体。12月袁世凯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此时各地绝大多数商会都踊跃加入庆贺行列。北京总商会不仅在都城发起举行庆祝会，还致电全国各商会呼吁一体举办庆祝活动。各地军政要员也要求所在商会“仿照京师商会办法，举行庆祝”。稍后全国商会代表会议处与筹安会改名的宪政协进会又联名致电全国商会，要求组织当地商人举办庆贺活动。除上海总商会之外，南北各地商会都相继组织不同形式的活动，呈现“一体庆祝，以志欢忭”的景象。甚至在讨袁护国战争爆发后北京总商会不惜公开表示反对，位于首义之区的武汉总商会也发布通电，要求护国军政府停止战事、消弭兵端。上述事实表明，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商会的表现与以往商会史论著所说存在较大出入，绝大多数商会实际上都支持袁世凯称帝。在帝制复辟失败后，许多商会深知自己的表现并不光彩，不得不多方解释和辩解，声称“凡在袁政府压力之下者，均不敢稍有反对”。这虽属实情，但却绝非商会不作任何反省就想全身开脱的理由。

 

 

 

应该说明，以上三点商榷意见并非只是就《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提出不同看法，同时也是针对商会史论著长期沿袭的相关结论进行讨论，其中肯定有不妥之处，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包括陈忠平先生在内的商会史研究者予以批评和指正。

 

 

 

40余年的商会史研究历程表明，此项研究之所以曾经受到近代史学界的关注与好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学者在研究中不断尝试运用新的理论范式，开拓新的研究视野，不仅促进商会史研究持续向纵深发展，而且对近代史其他领域的专题研究也产生了方法论上的借鉴作用。例如，最早运用在商会史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由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演化而来的“国家与社会”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的诸多领域中都被研究者普遍采用。本文所讨论的“社团网络革命”理论，也是率先运用于商会史研究，相信这既是探讨商会史的新视野，同样也会对近代史其他领域的专题研究产生有益的启迪与借鉴作用。美国斯坦福大学马克·格兰诺维特教授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荐出版《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同时鼓励该书作者“将网络分析从单纯的人际关系框架扩展到历史、文化、制度与网络相互关联的架构之中”。陈忠平将网络分析理论扩展到考察郑和下西洋及同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近代中国大众文化、1898—1918年海外华人政治史等不同专题研究，力图在中国研究中探索更为宽泛、能动的网络分析理论和方法，也证实了这一理论运用于近代史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