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认读杂字是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识字传统之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对这一传统的态度前后有变,由涤故更新逐渐转向继承发展。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编的识字教材政治色彩浓厚,对适应民众生活的古旧杂字相对忽视。全民族抗战时期,随着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受阻,中国共产党因应民众识字需求和认读习惯,发掘利用乡民熟稔的杂字,通过改变杂字的编纂方式、部分内容和教读方法,既延续明清以来注重实用的“文字下乡”传统,又注入了革命的智识与情感。对乡土杂字的利用改造,虽是中国共产党识字运动史上的低音,却为革命的启蒙动员建立了新通道,也为新中国的大规模扫盲提供了实践经验。这套改旧作新的文字学习路径,对政治动员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有所调适,是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守正创新。
【关键词】
乡土杂字 陕甘宁边区 识字教育 政治文化 知识社会史
日用而不觉的识字读写,既是政治力量联系民众的重要方式,也是动员民众的基本手段。中国有着悠久的读写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上必须直面的文化传统。关于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文字读写问题,学界已有较多讨论,但相关研究集中在如何应对繁难的汉字系统,偏重革命中的破旧立新,特别是拉丁化新文字的兴衰。与向外学习的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相比,汲取本土文化资源的识字方案相对被研究者忽略。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识字扫盲上,曾依赖于中国源远流长的读写传统,乡土社会的识字杂字就是不容忽视的一类。本文将首先从民众接受的角度,梳理清末民国杂字的遭遇,以呈现蛰伏于民间社会的读写力量的长期延续性。在此基础上,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论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生产编纂、教读使用方面,对乡土杂字进行旧形式新内容的改造。这些讨论或有助于立足乡土,从较长时段探寻革命年代被遮蔽的政治文化实践,尤其是发掘中国共产党对民间识字传统的继承发展,进而从知识社会史的演进深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一、 古旧杂字的延续与新编字书的缠绕
清末科举停废以后,中国教育长期处在变动之中,在外来西学文化持续输入的同时,原有私塾传统也在挣扎求存。古今中西教育的碰撞,为各种力量在基层教育的舞台竞相登场提供了契机。不同政治势力和社会团体,将文字普及与国家富强挂钩,新编出版大量识字教材,但在官定或精英规划的框架之外,民间社会自有一套行之已久的读写传统。其中杂字这一形态将民众生活的常用字汇辑,依韵成句编排,以满足日用识字需求,延续传递实用的文字知识。杂字虽遭士大夫的鄙夷,有杂字编者亦称:“夫杂字者,不敢称书,无非集其所用之字,以备无力多学者取其捷径耳”,但这类读物自明清以来盛行各地,晚清民国时仍在基层社会具有广泛影响。
1916年,教育总长范源廉调查北京各私立小学,发现各小学未采用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而是沿用《六言杂字》等书,与教育部定章不符,遂令学务局派员详查,“如有滥用书籍教授者,即将该校解散以资整顿”。1918年天津《大公报》报道,有的小学将教科书弃置不用,反而以杂字诸书代之,教科书虽经购置,但“平时则束诸高阁,仍诵读旧书。至有人查视,始将教科书摊置案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提出识字运动乃挈纲领、树初基之法,因之开展强迫性的识字运动,以期塑造新民。对旧杂字,教育行政机关则通过“视学”等行动予以禁止。但在四川乐山等地,纵有督学前往没收处理旧书,但仍有私塾纯以杂字为教材,教授如何写约据、记账,还传授婚丧嫁娶礼仪、人情往来称呼等相关文字。舆论对政府禁读杂字也有所呼应。北京《世界日报》主张,私塾及其教授的《六言杂字》应被打倒。绥远《民国日报》也报道,当时各乡村新式学校,实际多教授杂字,地方教育会函请教育局予以查禁,令改授新式小学课本,教育局很快接受提议,不时派督学前往巡查。但督学在下乡整顿过程中仍发现,“全县尚有多半数学校皆念杂字”,拟调查后一律取缔。
禁而不止的杂字认读现象并非毫无缘由。民间之所以沿用杂字,原因之一是这类读物所教的文字适合民众实用。有人建议,现行小学教材“学生所学,多非所用”,应每周加授应用杂字一两小时。也有论者认为,政府在教材上应谋改进,目前课本中各种单字并非乡村生活所需,现在“多能拉住几个学生的学校,他们依然兼教《四言杂字》《三七言杂字》等以应实际生活之需”。除了传授的文字实用,杂字一类的读物以其韵文编排,易学易记,符合初学者的认读水平。1934年一份关于民众读物的社会调查指出,以往的民众读物尽管不是政府派人修撰的,也不是著作家精心编写的,而是“不列于经史子集的书目,并且文人学士们绝对不屑入目”,然而一般民众“没有不受这些读物的熏陶,因为它的结构,不是好唱的,就是好听的,而且文字没有之乎焉哉,容易看得懂的”。调查者认为,新出的《平民千字课》《平民读本》等民众教科书,是“无意味的、不切实用的、不宜唱诵的”,若非政府强迫则无人愿读,民众乐意采用的倒是往时《百家姓》《六言杂字》《增广贤文》之类,其中的杂字读物大量在上海刊印。总之,民众的认读偏好实具韧性,想改造积久成习的认读习惯,以新的识字文类或新的读法开启民智,势必充满阻碍。
从接受方来看,不论是政治权力抑或社会力量的识字扫盲,与民众的识字需求和识读习惯都不尽协调。直至20世纪40年代,仍有报道指出,“乡村传统的教育形式深印于同胞脑海中者为私塾形式,流传在民间的读物系《百家姓》《四言杂字》,或通俗的歌本说部之类”,普通民众并非不需识字,“但要求认识他们所习见的读物上的字,甚或就是要求认识那种读物,而我们今天给他们的读物如《平民千字课》等等,形式与内容对他们都很陌生,他们不易感到兴趣”。质言之,清末民国,虽然各种力量舍旧逐新推行识字教材,查禁或规避杂字,但切合民众日用和认读习惯的杂字在基层仍有相当根基。
正因如此,明清杂字书在民国被大量翻印,内容多照旧式重刊或字句稍加调整。民国报刊广告和实地调查中,旧书杂字随处可见。1921年的《民国日报》广告中,有近10种杂字。1925年上海广益书局的儿童书目中,仅杂字栏就列出16种之多。1928年恰逢上海大华书局成立五周年纪念,书局在《时事新报》和《申报》密集投放包括多种杂字在内的书籍广告。此后的《申报》广告,亦不时登出其他书局刊印的杂字。从各地调查来看,1931年杨懋春在山东乡村发现,《百家姓》《千字文》对乡民的用处不大,而《日用杂字》“倒为送子弟入学的父母所注意,因为他们只希望其子弟能认识人的姓名,能看地契,能赶集算账就算满足了”。1936年马鹤天对甘边地区集镇的调查显示,“各家庭中对儿童之读物,仍多用旧书”,置办的书籍中竟有光绪年间出版的《七言杂字》。直到20世纪30年代,湖南的嘉禾、安乡、麻阳等县所用识字教本仍多是地方性的《包举杂字》《增广杂字》等旧书。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共产党人中不乏认读甚至教授杂字者。他们不仅熟稔杂字,并察觉杂字在民间社会具有重要的识字效用。以湖南为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所记《夜学日志》中提到,1917年11月10日记录购参考书12种,其中杂字占9种,分别为《珠玑幼学》《指明算法》《中西日用杂字》《便用杂字》《启蒙杂字》《包举杂字》《四言杂字》《六言杂字》《捷径须知》。毛泽东一次性购入如此数量的杂字,可见他知悉杂字对普通民众的重要意义。徐特立从小接受私塾教育,经历旧塾师到新教员的转变。他在1924年的一篇演讲中谈及传统中国的教育,士大夫修习孔夫子的书,“而人民连《三字经》都配不上学,所学的不过是《包举杂字》《百家姓》《增广》而已”。在书籍的秩序中,徐氏认为杂字比《三字经》更贴近民众。彭德怀、罗荣桓等人,也读过当地的杂字。
早期共产党人对基础识字的重视程度超过正规的渐进式教育,但在残酷的战争和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承袭传统的余绪,而是革故鼎新,采用内容和形式皆有别于杂字的新教材。1931年,湘鄂赣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文化问题的决议,已显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要把旧社会里所流传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教育以及旧礼教等彻底铲除”,决议要求统一审定印发教材,内容以阶级教育为原则,字句宜简短且带有鼓动性。1933年,闽浙赣苏维埃文化部的报告指出,使广大群众具备看苏维埃法令、研究政治问题的识字能力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而扫盲识字班“应当是最精干、最有效果的一支军队”。为迅速唤醒民众,推广革命理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采取禁读老书的政策,并以俄为师编制系列新教材,包括共产儿童读本、列宁小学国语课本、红孩儿读本等。如1933年新编《共产儿童读本》,第1册是简短词句,第7课内容是“分田,分了田,自己才有田”;第2册后过渡到长句和段落;第4册第21课“为什么要革命”中,第1段是先生讲革命兴起,第2段学生提问“他们为什么要革命”,先生回答农民、工人如何遭受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所以要干革命;第22课“谁革谁的命”中,学生先问,先生再答工人、农民、士兵怎样联合起来,推翻豪绅地主资本家的政府。除了刊印流通的新课本外,还有村落间传抄的新读物。在毗邻上杭县才溪乡的玉女村保存了一份认字本,包括开学、红军、共产党、国民党等20类,内容以阶级斗争为主,如“十七、共产党:领导红军杀豪绅地主的,是共产党。没收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是共产党的主张,大家要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这些新编课本,形式上并非民众熟悉的整齐字句的韵文,而是分册析课,明显受教科书体裁影响;内容上较少日常生活用字,多以归类的革命语词、阶级斗争的语汇,力图将民众从自然人塑造成政治人。然而,在推行使用新教材的过程中,老书的生命力依然顽强。如福建长汀出现一种现象,教育科人员“把《共产儿童读本》发给教老书的,让教老书的在有人来参观时就把儿童读本拿出来,把老书藏起。参观的人走了以后,又读老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也并非完全忽视传统杂字。1928年,在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紧急扩大会议上,与会人员讨论党、团内文盲占多数,文件难以贯彻的问题,有人建议用杂字的形式编辑以共产主义、社会进化史、阶级斗争为内容的读本。1933年,国民党方面一篇题为《赤匪的新四言杂字》的通讯,也谈到赣南苏区编写的读物,“为了从失败中取得教训起见,又新编了一种《攻赣教训》的小册子,约二千字,分为二册,已通令作为红军读本之用”,“该书内容介绍一段如下:‘攻赣未克,军事之过。轻敌疏忽,布置不妥……混战一场,敌胜我挫。血的教训,大家要学’”。这本小册子形式为四言韵文,与杂字相类,故而被国民党记者称为“新四言杂字”。其内容是传达红军攻打赣州失利的原因,让红军战士吸取失败教训。同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售的各种识字书中,除《红色战士丛书》、列宁小学课本外,还有《五言杂字》《四言杂字》等。
综合来看,清末民国,尽管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力量为改造民众,编纂出各类识字教材,推陈出新。但从接受方来看,民众的识字诉求、读写习惯未必得到有效涵纳,基层识字教学仍多延续传统。杂字一类的古旧读物,由于其形式和内容适合民众,仍旧持续广受欢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政治动员中,虽对传统杂字偶有留意,但倾力在识字读物上“革命”,形式上多采用叙事问答的散文,而不是民众习惯的韵文;内容上偏重阶级斗争和军事战争,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所隔阂。换言之,识字规划与民众意愿的张力,始终是识字普及过程中面临的症结。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利用改造杂字,使之服务于革命需要,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二、 旧形式新内容:陕甘宁边区对杂字的改编
1939年,陕甘宁边区明确要求每人识1000字。边区生活的各类日常空间,甚至灶王爷的牌位上都写满字,民众随身携带“字拖拖”、识字本,见字就抄,见人就问,有空就划。这一时期边区文字工作最突出的是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这种激进的废除汉字尝试,外受拉丁化浪潮促动,内与左翼思潮结合,在20世纪30年代勃兴。1940年,由于抗战动员的迫切需要,陕甘宁边区将新文字纳入冬学中的读写实践,并于1941年在全边区普及。1942年,新文字在冬学运动中的实践缩小到延安县。1943年春,新文字的推广基本停止,开始全面检讨。1944年底,文教大会转变路径,在新文字冬学之外,提出要走群众“需要”和“自愿”的文字道路。
冬学运动中,关于新文字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对此学界已形成相对清晰的历史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识字史上“显”的一面,然而也要留意识字史上“隐”的部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如何在变革趋新废除汉字之时,转向复归汉字传统,寻找群众“需要”和“自愿”的文字道路。目前,关于这一识字扫盲路径的资料零散,认识比较模糊。1944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指示信是其中一个关键节点。指示信明确提出,按群众识字需要,“如群众不愿意用我们的课本,而要求教《百家姓》、杂字等书”也可以商量,并委托教育厅代为编写“旧形式新内容”的课本。这一古为今用的识字转轨,与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的暂停衔接,体现了断裂与延续两套识字方案的此消彼长。其他根据地的党报随即登载该指示信,各根据地政府则陆续发布编、读杂字的具体指示。
中国共产党为何会转而利用旧形式的识字读物,尤其是改编杂字,需要更深入的考察。艾思奇早在1939年就提出“(文艺)要能真正走进民众中间去,必须它自己也是民众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能和民众的生活习惯打成一片”。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部分知识分子不断发掘被鄙弃的民间文化,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利用乡土文化孕育了基础。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文化战线上的民族化、大众化,创造性提出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以此为契机,“旧形式”的利用问题不仅被提出,且具备了合法性,编写杂字也因此有了政策依据。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杂字改编者之一的董纯才分析,当时识字教育最主要问题是学与用的脱节,“只是教学生学习一大堆抽象的政治名词和空洞的政治口号,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群众生活所需要的社会知识”。因学、用分离,语词传授的效果不佳,亦使发掘适应民众需要的识字读物显得必要。
除此之外,陕甘宁边区自身的杂字识读传统也不容忽视。清代靖边县的乡间贫穷子弟曾取坊刻杂字等书,“日日认字若干,旋认旋写,旋讲字义,又温故知新,旋得旋积,不一二年,即应用优裕”。在米脂县,明清以来的启蒙教育中即有《日用杂字》。清代《七言杂字》不仅在边区集镇的家庭中广泛使用,同治、光绪以来还有20余家陕西、甘肃的书坊刊印发行,其扉页广告宣称:“凡某应用字迹,无不豁然贯通,熟读澈记,何难酬世?”直到1938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新中华报》还报道,志丹县的乡里小学因教育工作检查不严,出现教员用古书杂字当教材的现象。简言之,陕甘宁边区自清代以来就广泛流行利用杂字识字,而且当地杂字还可能为改编者提供参照。
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以下简称教育厅)编辑教材的人员主要是董纯才和辛安亭。从个人经历看,他们生于废科举前后,出生地域素有编读杂字的传统,个人或有直接认读杂字的经验。董纯才1905年生于湖北大冶,这一县域清至民国盛行《四言杂字》《鲁上谭杂字》。1937年10月,他到延安后被安排在教育厅工作,由徐特立领导。1937年年底,热心新文字的徐特立被党组织委派到湖南,董氏接手教育厅教材编审。据其回忆,他原先编的农民识字课本着重政治思想与抗日救国,但1941年增加了农村常用字;1944年,他开始编写民间惯常形式的识字课本《庄稼杂字》(四言韵文),受到农民欢迎。辛安亭1904年生于山西离石,幼年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和《五言杂字》开蒙,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38年春到延安,分配到教育厅协助董纯才编写、审定教材。辛安亭曾提到,在1940年教育厅大会上,有同志反映民众不喜欢《新千字文》这类啰唆、没有意思的课文,如第二课“一石十斗,一斗十升;一升十合,千合一石”,还不如旧杂字中“石斗升合”直截了当。他总结称,“依照旧杂字的编法,把许多日用字排列在一起,只要声韵调谐,便于阅读,同类相聚,便于翻查就行,不必勉强凑成内容空虚的课文”。编者在接受这一教训后,1940年的冬学识字课本就利用《三字经》、杂字等旧形式,编辑了由《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和《新五言杂字》三部分组成的《边区民众读本》。果然,这种以旧形式编辑的“混合课本”广受欢迎。这两位教材负责人所编杂字,与各自曾接触的四言、五言杂字对应,恐怕并非巧合。应当留意的是,1940年应是边区最早出现改编杂字的年份,虽然彼时所编杂字只是《边区民众读本》的一部分。
不久之后,有人批判借助古书杂字的编法,认为这种对旧形式的利用是在“开倒车”。具体而言,部分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认为革命的延安竟出现复古的编书方法,无疑是很大的错误;而专门从事教育研究的知识分子,则怀疑杂字课本无法教学,因为单字过多,又缺乏必要的重复。前者从文体形式批判,后者对教学字量、生字重复率有所批评。对此,编者辛安亭写信做出说明,经李维汉审读并斡旋,得到时任教育厅厅长周扬、中宣部部长张闻天的肯定,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不过,以1944年年底的文教大会为转折点,杂字的改编出版、教读使用逐渐呈现新气象。1945年之后,边区总体上形成了两种形式的民众识字课本,既有长短句不一的《识字课本》,也有利用旧形式韵文编成的《日用杂字》和《庄稼杂字》。这两类课本相得益彰,尤以改编杂字为大宗。
在此期间发生的转变,与《解放日报》对编写“旧形式新内容”课本的过程性报道分不开。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传递党对各项工作的指引,编读之间形成双向互动,其登载的党政军的指示、规定,对读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塑造威力。1944年5月,即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授意援用杂字等旧书的指示发布一个月后,教育厅开始在《解放日报》头版屡次悬奖征求冬学教本,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各分区、各县担任实际工作的同志编写教本寄送教育厅,如被采用有奖金,稿费另付;部分可作为材料者,亦酌给报酬。其种类及条件如下:
一、日用杂字。选用群众最实用的字,以三言、四言或五言句体裁编写,共用字五百到七百,生字四百到六百。
二、庄稼杂字。以识字为主,但须包含简单的农业常识,体裁同第一种,共用字七百到一千,生字五百到七百。
三、识字课本。以识字为主,但须兼顾一般常识,分课编写,全书四十课到五十课,生字五百到八百。
此后教育厅陆续收到来稿23种。经文教大会公开征求大众意见,及后续的延安大学教育系、教育厅研究后,教育厅认为以先期被采用的《日用杂字》《识字课本》《庄稼杂字》为佳,而其他20种教本也为教育厅编写冬学教本提供了词汇短语和日常用字素材。
事后,编者辛安亭认为,给成人、青年与儿童编写识字教材,内容和形式都要有所区别,农民的识字教材“要用《三字经》《四言杂字》《五言杂字》等书的形式”,这是因为“农民平时劳动忙,没有时间上学”,他们希望识字课本“尽量把常用字编进去,上一两次冬学就可读完读熟。对其中的生字即使不能全部认识,以后也好查阅复习,可以逐渐消化”。辛安亭回顾,《日用杂字》等书的编写为期一个月左右,需要“先做调查,如访问农村,了解农民及群众的要求,收集农村流行的各种杂字书与应用文;然后再根据党的路线、政策对收集的材料加以研究和整理,决定如何取、舍、增、改;再后就写出初稿,请人提出意见;最后斟酌修改完成”。可见,杂字的改编并不是简单的新旧改造,而是涉及知识的收集、编辑、反馈和完善,尤其重要的是前两个步骤。上述悬赏征稿是起步的一部分,而文教大会的公开征求意见及延安大学教育系、教育厅的研究只是第三步。辛安亭总结称,杂字编写的过程与过去教材的编法有很大不同——注意力不仅在写作,还在研究服务对象及其需要。
以编定的《日用杂字》为例,四言韵语,内容分类编排——个人(家庭、社会)、食、衣、住、用、卫生、文化、政治、 自然九大类。其下又有小类,如“卫生”下分为“人畜卫生”“破除迷信”两类,“文化”下分“读”“写”“计算”“待人”“处事”,“政治”下分“会议”“宣传”“自卫”“拥政”“拥军”。书的开头是“上学识字,先认姓名,认会自己,再认别人”,以姓名读写为首,由己及人,结尾是“冬学念书,消灭文盲,革命恩德,永世不忘”,总计328句,1312个字,生字780个。改编后的杂字书,与传统杂字形式相同,单字数也相当。不过,在知识分类上,不再是传统杂字的天、地、人三才的叙事,而是在包含旧有的食、衣、住、用的同时,又迥然有别——新增“卫生”“政治”等类目,“政治”类下新设“会议”“宣传”“自卫”等小类的政治文化内容。不同的知识分类,表明改编后的杂字字词,已无法置入旧的分类体系。
《日用杂字》初印后,年年再版,经常供不应求。1944年10月,有读者来信提议赶印,新华书店总店在同月登报答复,正在赶印的有绘图《日用杂字》《庄稼杂字》等,承诺月底印出,并盼望各界各地的同志经常反馈和批评。1944年12月初,不断有题为“最新出版”的大众读物广告,位居前列的正是绘图《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定价远低于边区常见的《识字课本》《卫生常识》,广告还提示各地新华书店均有分售。不过,当月依然有报道称,这两种杂字印量还是太少,不几天就销售一空,读者希冀多印一些。直到1945年6月,这两种杂字仍不够用,教员只好给学生抄写,并希望大量印刷。据1945年7月的报道,太行新华书店在短短5个月内出版的大众读物有13万册,其中改编的《日用杂字》最受欢迎,印量达2.8万册。此外,韬奋书店、文化书店、鲁迅书店、群众书店、新生书店以及更基层的潞城县文化教育合作社、稷山益民书局等也刻印或油印了《庄稼杂字》,仅韬奋书店1945年8月一次就印了3万册。
除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统编的《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外,边区各地还结合自身特点自编更具地方性的杂字。1945年底,教育厅印发了推介陕甘宁冬学经验的小册子,提到盐池县不仅教授统编的上述两种杂字,三分区还因牧户甚多而编学《放羊杂字》;在村落层面,甚至现编现学篇幅更小的《庄村杂字》。杂字的改编不断推广,各根据地政府相继发布指示,推动形成以杂字为津梁的识字网。1945年,晋察行署指示新、老解放区的冬学识字课采用《日用杂字》,“城市可由专署或县将不适合部分加以修改”。1946年,苏皖边区初级小学国语教育,也要求学生“能写《日用杂字》”。1946年,山东省政府也指示,发动群众购买新编《庄户杂字》作为冬学教材。在偏远的晋西北地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指示,为了在教材中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内容,应包括各种杂字;绥蒙政府还向各县长、教育科长发布指令,倡导自编适用杂字教授儿童识字,同时,将指示文件抄至蒙旗绥东办事处等地,要求一体遵照施行。
在编出的杂字中,有些读物的用途颇为专门。如山东东营一带编有《妇女杂字》,总计仅300余字,含上冬学、认票子、纺线生产、土地改革、讲求卫生、反内战、劝夫参军、拥军优属八类内容,这些文字既与妇女的生产生活紧密关联,也有针对妇女参政拥军的。在雷州地区,甚至有四言编排的《革命杂字》。该书前三部分是生产生活介绍,并将群体成员划分为农民、工人、寄生虫等,第四部分“阶级斗争”为单独的门类,启发民众阶级意识,其后是“中国革命”“革命道路”,多为翻身话语。《革命杂字》用方言教读,既包含对农民、工人、资产阶级生活的描述,也有对阶级斗争意识的唤醒,同时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不少村落认读传诵,当地识字班也以此为教材。在教育厅统编之外,各地的自编行为也不断涌现,甚至还有村落参与编写;杂字的改编主要面向成人、青年,也针对某一群体、特定功能的识字。
要言之,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文字工作上从颠覆趋新转向汲取传统读写资源,其中表现便是对古旧杂字的利用改造,1944年后尤为突出。这一转变是传统识字方式延续、新文字运动受阻等因素合力的结果。借助民众熟稔的杂字形式,中国共产党将民众识字需求和习惯置于重要位置,改编杂字成为宣教与受教的双向过程。虽然新编杂字语句押韵、分类编排的形式与传统杂字无甚差别,但内容不仅囊括日用常见文字,还引入革命、翻身的政治意识。在废除汉字消灭文盲之外,另辟了一条调适日用寻常与革命动员之间张力的汉字启蒙通道。这类新编杂字的规模数量、波及范围、发展纵深都不容小觑,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推进了杂字教法、读法的革新。
三、 识旧如新:新杂字的教读使用
陕甘宁边区曾开展“文化下乡”与“书报下乡”相结合活动,理由是作品再好,没有送到百姓手里也是枉然。因此,教读使用新杂字,先要确保书籍能够深入乡村。以西北区新华书店为例,其书报发行网虽不健全,但也开设延安、兰州总店,每个地委均有分店,各县城还多建有支店,形成总店—分店—支店的散发体系及更底端的分销网络。如晋绥新华书店有晋西北、晋南2个分店,12个支店;在面向基层的发行力量中,与晋绥新华书店形成代销关系的有书店24个、邮局15处、民教馆合作社8个、书贩15个(晋南未统计)。一位书商在晋绥农村,每月能售出3000多本包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在内的通俗读物。晋绥新华书店还借助货郎担、赶集、摆摊、轮回书店等渠道,组织合作社、教师、下乡干部、邮工、通讯员、剧团等参与杂字的销售。
在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发行网之外,其他销售通道也值得留意。如绥德分区的文工团利用演戏的机会,在集市上销售图书,3天卖出近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和《识字课本》。延安大学科学院还派出文化货郎担到周边乡下流动,允许民众赊账,一个货郎担一次出门,最多可卖出《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各200本。可见,民众对新杂字不仅有旺盛需求,各级新华书店为主体的销售网,以及其他各种渗入基层的流动灵活销售,保障了民众可轻易获得这类读物。
边区的不同媒介,上文显示的党报、书店、货郎担、戏剧演出等都向基层宣传新杂字,而以戏剧最为喜闻乐见。广泛盛行的秧歌剧《夫妻识字》,教导民众不可做“睁眼瞎”,剧中扣人心弦的一幕是夫妻争抢《庄稼杂字》,接着便唱起其中的内容。在流行的短篇系列小说《四斤半》中,一个生动的场景是主人公走进三口之家的窑洞,看见小男孩手里正拿着《庄稼杂字》。当然,新杂字在基层的传播,尤其不能忽视教员宣讲。1945年初《解放日报》报道,为动员民众识字,教员宣称“今年学的是《日用杂字》,不比过去的新文字洋码码”。
围绕教读使用新杂字,《解放日报》等报纸还辟有“读者往来”栏目。这类栏目构建了杂字编者、教员的论域,集中讨论受众学习杂字的一些问题:一是光念书而不教认字写字;二是强调做到“四会”(会认、会写、会讲、会用)。前者的后果是念了许多书,还是一字不识;后者却使识字进度太慢,念不了书。对于前者,辛安亭认为宜斟酌采取私塾教学法,“每天所念的课文,不必每个字都写会,写会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即可。那些比较繁难的字,可留待识字较多时再写;甚至有些用处较少的字,如《日用杂字》中的笊、籬等字,在冬学期间完全不写也可以”。这样既能使初学者不至畏难而退,又可加快教学进度,增强识字效果。
“读者往来”栏目所载教员关于“认写讲用”的“四会”的争锋,尤可注意。刘稚农指出,四会是学习者的最终目标,而不是一开始学习就要求做到,应有先后缓急之分——首先要求会认一个字,念一句话,然后才要求会写,这个会写并不一定全会写,而是写简单的,如《日用杂字》(辛编)中前两句“看图识字,先认姓名”,可要求先学写“看”“字”“姓名”等字,等时间久了,再要求写复杂的字。教员史松北也从村里写来工作报告——为迎合百姓要求“念口歌”及适用于不同对象,他自编了《农家杂字》《油房杂字》等,这些课本的字量在300字上下。史氏称虽在乡里十来天,但已编写了20余种课本。随后,刘稚农也在栏目中对史氏来信,特别是对其短期内自行编辑诸多课本,及提出教育厅所编课本中有些字不太适用进行反驳——课本本身不可能有那样大的普遍适用性,教员也不可只在书本上教学。两人的论辩见刊后,署名“易行”者也来信,认为刘稚农所说有道理,而史松北的反馈也不容忽视,在地的自编杂字未必比教育厅统编的更适用,“教材的适合程度常常是由教员的实践来证明的,所以编者应当倾听教员的意见,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来改进课本;然后再把改进后的教材交给教员,使它回到实践中去,来再次证明、考验”。经过一番讨论,教材的适用性自有限度,教材的改进要靠教员、编者之间往返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史氏又来信解释,指出并无“推翻”教育厅所编杂字之意,其目的只是使杂字完善。他还具体举出,“《日用杂字》中的墕岔壕坳,山峁圪塔等,不仅群众中不常用,就是一般东西上也很少用。在初学的群众中,这些字,写和念都不适合”。又如“插图都很好,为群众所欢迎。其中毛主席木刻像上的阴影是不适于‘艺术水准低’的群众的,读了《日用杂字》的学生,都说毛主席有大胡子。曾对群众解释,那是线条、阴影,很难使他们了解”。因此,他提出给不识字的工农看的图画,美术工作同志以后需要注意。除考虑文字常用与否、插图视觉效果之外,还有人注意到教员的识字水平。如把《日用杂字》上的“消滅蠅鼠”的“滅”字教成“减”字,“蠅”字教成“號”字;“院里干净”的“院”字,教成“碗”字。对于教员教错字,有人提出应弄清楚两件事:其一,这些不常用字是否需要;其二,是否因印刷模糊而引起的偶然错误。
在读到易行、史松北的文章后,刘稚农也谈及,他们之间并无原则上的分歧,没必要在技术问题上争论,并坦诚自己的意见主要从“冬学通信”“冬学报告”中搜集,期盼亲身下乡的同志多指点,他还具体提醒《日用杂字》中的其他缺点,如部分词句念来顺口,但讲用困难。为此,他建议根据对象差异编写不同的教材,后附教员教学说明,注解可更详细些。经过几个来回的讨论,焦点最终落到教法与教员上,此后出现的改编本,始附详备的《请教员注意》:
一、这书《日用杂字》是供给初入冬学的学生用的。为了适合群众的要求,采用旧日四言杂字的韵语形式编成。
二、全书的韵文部分共三百二十八句,一千三百一十二个字。其中生字七百八十个,连练习部分,共有生字八百八十来个。这些生字都是农村中比较适用的字。
三、这书的主要目的在教学生识字,但也顺便讲一些今天边区公民必需的常识。教员教学时应尽量联系实际,多加发挥,使学生能够应用。
四、为了帮助了解并增加学习兴趣,每页根据内容配了插图一幅。又为了使教员能够灵活地补教一些更实用的字(如学生自己的姓名、父名、村名、乡名、乡长姓名等等),更具体的知识(如当地植棉、纺织等的数字),每页中又附了一个练习。教员教学时,对插图与练习应充分予以利用。
五、韵文教学的进度可稍快些(开头每天可教四句或六句,最后每天可增至八句到十句;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要根据学生的程度与生字多少再加伸缩),笔画较多的字(如第一行中学字与识字),一开始不必勉强学生去写,只要念熟、认会、明白意思,就可继续往前教。第一页练习中的姓名、村名等字,如果笔画太多,也可先认模样,缓几天再写。不然恐使学生一开头因畏难而降低学习信心。
六、教学练习部分,教员要多费辛苦。有时须个别教学(如教学生姓名),有时须集体讨论(如教育巫神问题),有时需要指导学生作简单的调查研究(如种棉纺线等数字)。不可只在书本上教学。
七、这书上的字,都用正体字。教员教学时应该把很流行的简体字(如劳、盐、变、什么、边区等等)一并教给学生。
上引内容可分成两组:第1条至第3条和第7条是对改编杂字形式(四言韵语)和内容(日常用字与政治常识、正体字与简体字)的说明;第4条至第6条是对教读的具体指导。从中可见新杂字的教读,保留了传统杂字的韵文、插图辅助识字,新增教与学的“练习”,还倡导教员对不同内容进行“个别教学”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同时,鼓励教员联系实际,使学生学以致用,提倡教员进行调查研究,而不能囿于书本教学。这种推崇以启发与讨论为主的教读,挑战了以往个别点读、记诵为主、偏重识字而少讲解的方式。教学也不再是传统的“先生讲—学生听”模式,而是希望教员成为引导者,而非权威式的传授者。
后来,各地翻印改编的《日用杂字》也多含教读说明,与前引内容主体相同,但在细处有差别。比如,在甘肃出版发行的《日用杂字》,改编者认为“这本小册子,是1944年在延安时编的,里边对食物用具等,用了不少陕北地方语,政治一节内也有些争取抗战胜利的词句,今天在甘省采用,都不相宜,因此这次翻印时略加删削与修改”。1946年底,山东出现《庄稼杂字》的改编本《庄户杂字》,编者指出,“凡原书之不合山东情形者,均予以删改,并增加了一些政治内容”,同时提示教者“须灵活机动……因为它是采用杂字的形式,对于生字的分配上,课文的排列上,都不适宜于按课本办法讲授”。编者还指出虽系改编,但创作的地方也不少,“这种利用旧形式,充实新内容的工作,还是第一次做,希望教者与读者多提意见,并尽量供给一些参考材料,以备二次修正与改编”。可见,新杂字不仅在内容上以开放的姿态适应各地需求,在教读使用上也倡导机动灵活。并且,编者一再希冀与教员、读者建立起编、教、读的沟通。事实上,除陕甘宁边区之外,其他边区的党报,也不乏编纂、教读的问答互动。
实际上,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当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各县接信后行动起来,“文化教材以教育厅审定的《日用杂字》《识字课本》《农村应用文》为主,读古书的现象加以说服”。在其指示中,已不再将改编杂字视为“古书”。随着战争的胜利推进,1947年欲在东北推广识字前,相关的识字经验汇编论及先念什么书时,有民众认为,“念杂字好,庄户人适用。念一个,顶一个,过去那些猫猫狗狗的书,念了不顶事”。有人还提出,当地《庄农杂字》虽内容“庸俗恶劣”,但“说的是农家事,用的是农家话”,这类读物可用最少时间,获最大效益。然而,单是实用还不够,进步也不能偏废,“何不以土地改革、农民翻身、换工小组、开荒生产等等为材料,来一套《新庄农杂字》”?同年10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指示确定以编辑中的《新庄农杂字》作为识字教材,并提示不可照旧日那样教人死读书。有人还以《新教育的萌芽》归纳新杂字教法:“免除填鸭式的、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而代之以启发的、讨论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不久,《新庄农杂字》出版,在各区、村、屯流动供应,出现贫下中农踊跃购买的情形。仅一年内,东北书店就印刷该书5次,发行量达28万册。
过去鄙俗的识字杂字,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改造革新,已不单是文字的认读查用,还是一套唤起民众的动员机制。这种识字启蒙从重“记诵”转向偏“讲授”,同时,公众(集体讨论)与私密(个别教学)相融,尤其增添了互动的“练习”,并要求教员、读者不能囿于书本,要有调查实践。这种“识旧如新”的教读方法,将识字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探索,识字不再只是个体的读写能力习得,而是增添了可辩、可论、可调查研究的体验。有报道称,定边县完小的学生激增,正是由于教学方针改革——增加了新杂字等课,“学生不仅识字,而且学了就能用”。在太行区的村庄,还出现“新婚夫妇结婚都要互相测验《庄稼杂字》”的现象。昔日目不识丁的农民,有的“至少能识三百字,多则识千余字,大多能记账、写路条、日用杂字及简单信件”。有的妇女在坚持念杂字等课本后,“会开便条、写契约和打算盘(简单的加减乘除)”。晋鲁豫甚至印制了大批《翻身农民杂字》,定价很低,民众可直接购买使用。可以说,这套旧瓶装新酒的文字传授路径,既保障了民众实用性识字,也为革命作了启蒙动员。不过,也要注意这类读物限于实用,读者群体由传统的以童蒙为主转为以成人(含青年)为主,“《日用杂字》适用于一般成青年,《庄稼杂字》适用于务农的成青年”,预设儿童年龄太小,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由此导致相对忽视儿童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处处推陈出新,但在诸多层面仍延续乡土传统。在识字上依然改编使用杂字,其间虽有顿挫,但总体上席卷全国。陕甘宁边区曾流行的《日用杂字》,继续被增删改编成《农村日用杂字》,编者指出“杂字的形式,对巩固识字很有好处,因为它是用韵语写出,便于阅读,便于记忆,便于查找,熟读之后可起到和字典相同的作用”。但与陕甘宁边区不同的是,政治、生产、文化部分是新写的,其他部分也有删改,内容的前后次序也有调整。各地教育厅、文教局(科)还新编了诸多杂字,甚至细致到“补充本地、本校、本班”情况的杂字。此类因地制宜的杂字受众广泛,如1951年中南人民出版社的《农民杂字》出版46万册,武汉通俗图书出版社的《工农日用杂字》销售了10万册,195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参考同治、光绪本《七言杂字》编写的《绘图农村日用七言杂字》首印30万册等,出现各地教育管理部门主导改编、推广杂字的情形,其规模之大、参与之众,前所未有。
结 语
革命的促成不只是因为各种转瞬即逝的政治事件,还有不易被察觉的其他因素,日常的识字读写就是一股重要力量。清末民国,在基础识字领域,趋新与守旧相互缠绕、时有牴牾,承载传统文字知识的杂字一类的旧书,并没有被各种势力不断推行的新编字书取代,而是顽强地潜沉于民众生活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虽不乏认读、教授古旧杂字的经验,但重心在舍旧谋新,编写革命话语浓厚的识字教材。这些模仿苏俄的教本却难以契合民众日用之需,致使扫盲效果难副所期。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勃兴,但不久即遭遇挫折。随着文艺座谈会提倡文化战线的民族化、大众化,发掘利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成为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的文字策略,由颠覆革新转向继承发展,开始有意识地汲取旧有的读写资源,表现之一便是组织引导、改编传统的识字杂字。
借助各种方法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民众需求和接受为导向,对杂字的生产编纂、教读使用予以改造革新,逐步形成“旧学新知”的读写机制——不仅在文字内容上延续明清以来注重实用性识字的文字下乡传统,还借助杂字的旧瓶装上革命、翻身等语词的新酒;在识读方法上既包容个别认读传授,又鼓励集体讨论的启发式教学,甚至提倡实际的调查研究。改造后的杂字,学与用结合、政治动员和民生日用协调,构筑了一套“旧形式新内容”的汉字启蒙形态。
相较于新文字运动,改造乡土杂字扫除文盲,仍是中国共产党识字史上的“低音”。这一尚不为人所熟知的识字路径,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波及其他边区,直至全国,形成扫盲上废汉字与保汉字并行的教读实践。由此可见,尽管革故鼎新是中国革命的显著标志,但其中亦呈现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也正是因为在读写实践中找到古为今用的接榫,施教者除旧布新,受教者温故知新,才使得传统识字文化与革命文化彼此契合,从而为中国革命的勃兴和最终胜利提供了智识与情感基础,形成了故物与新知兼具、延续与创造并存的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