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民革命时期，列宁纪念由国共两党和北京政府参与筹办，但三方态度迥异、作用不同、各有诉求。因联俄联共及国共关系与南北关系的变化，国民党高层从最初积极筹备列宁纪念到消极应对直至忽视纪念；中国共产党主要以国民党名义直接组织或通过社会团体间接组织列宁纪念，基本上形成共产党在幕后、国民党或社会团体在台前的格局，从而取得了列宁纪念的领导权；北京政府及其背后的直皖奉系军阀总体上对列宁纪念并不积极，仅在中苏关系或南北关系尚可之际准许或参加纪念，多数情况禁止或压制纪念。三方共同纪念列宁推动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的潮流，各方纪念列宁不同的叙述话语和诉求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不同选择。

 

 

 

【关键词】

 

　　国民革命　列宁纪念　国共关系　北京政府　领导权

 

 

 

列宁被誉为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陆续举办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纪念。中国共产党纪念列宁始于列宁逝世后不久，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列宁逝世纪念为主。国民革命期间，因列宁逝世纪念日（1月21日）与德国共产党的首领、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纪念日（1月15日），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中国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奋斗而死的先烈”黄爱和庞人铨殉难纪念日（1月17日）在一周之内，故1924年中国共产党纪念列宁时出现与李卢纪念和黄庞纪念合并举行的情形。此后，全国多地常举行李列纪念周或李列卢（黄庞）纪念周，但以列宁纪念为主。

 

 

 

学界对列宁纪念的研究，或介绍某个追悼列宁的特刊，或分析1924年国民党追悼列宁的策略，或梳理中国共产党纪念列宁的由来与演变，或总结国民革命时期对列宁形象和话语的塑造。不过，现有成果多以时期或党派为标准分门别类开展研究，并侧重研究纪念话语、列宁形象和主义传播。如今，纪念史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借助他者视角考察各方单独筹办的纪念活动已成趋势，而研究本来就是多方共同筹办的纪念活动更需横向观照，综合考察各方的态度、作用与影响。

 

 

 

国民革命时期列宁纪念因由多个政治主体参与筹办而具有独特性。列宁逝世于中国国民党“一大”开幕后的第二天，又适逢北京政府与苏联建交谈判，国共两党和北京政府随后陆续举行追悼和纪念列宁的活动。三方态度迥异、各有诉求，直至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国共产党单独筹办。显然，国民革命时期列宁纪念既区别于此后的列宁纪念，又区别于中国共产党对其他人物的纪念，也区别于中国国民党的纪念活动和民国国家纪念。

 

 

 

目前与列宁纪念相关的资料汇编主要涉及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阐释和列宁文本纪念，缺乏大量列宁纪念组织层面的材料。本文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和嘉兴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等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中下册所刊部分报刊文献以及1924至1927年《申报索引》所载列宁纪念文献目录为线索，补充30余篇与列宁纪念组织相关的民国报刊和“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所载文献，通过把握国共两党、北京政府及背后的直皖奉系等各派军阀在筹办列宁纪念中的态度变化、不同作用及其影响，揭示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不同时局下组织和领导列宁纪念，以展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的多重面相。

 

 

 

 

 

 

国民革命时期，受孙中山联俄联共、国民党权力斗争、国共冲突、南北关系和蒋介石北伐等因素的影响，国民党对列宁纪念的态度经历从最初积极筹办到消极应对直至忽视纪念的演变。国民党纪念列宁符合其联俄联共的政策，服务于现实需要。这反过来又反映出国共关系的演变和国民革命的走向。

 

 

 

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国民党高层积极追悼列宁。先是孙中山向国民党“一大”提议哀悼列宁。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开幕。21日18点50分，列宁逝世。22日凌晨6点，苏联对外发布消息。24日，上海《民国日报》首次报道列宁去世，《广州民国日报》无相关报道，国民党“一大”照常举行。25日，上海《民国日报》跟踪报道列宁逝世，《广州民国日报》亦无报道。当日上午10点，国民党“一大”依照议程开会。12点，当汪精卫朗读修改的国民党章程时，总理孙中山携政治顾问鲍罗廷到会，称方才得苏联代表报告列宁去世，便临时紧急动议哀悼列宁。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说，称列宁为“革命之大成功者”“革命中之圣人”“革命中最好的模范”，提议致电莫斯科、政府下旗三日、大会延会三日并获通过，随后邀请鲍罗廷讲列宁之为人。章程审查委员毛泽东等与会共产党员一同哀悼。孙中山还亲自致电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26日，广州《民国日报》首次通告列宁逝世，公布国民党哀电，对前日国民党“一大”的报道中，亦突出“为列宁逝世表示哀悼”的主题。这体现了国民党对列宁的尊重与怀念。29日，加拉罕复电，感谢国民党哀悼列宁之丧。不过，国民党的追悼乃权宜之计，旨在改组和壮大国民党，苏联的援助、鲍罗廷的存在和国共的合作才是背后的推动因素。

 

 

 

一届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中央很快发起和举行列宁追悼会。1924年2月12日，国民党中执会通函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告知将于24日在广州第一公园开会追悼列宁。18日，国民党中执会公开邀请各界参加“中国国民党追悼列宁大会”。24日，国民党总理、8位中央委员、2位中央（候补）监委、各区党部各区分部委员以及广州市市长、公安局局长和各军代表到场参会，祭台横悬孙中山手书“国友人师”祭幛。追悼会由廖仲恺主持，孙中山主祭，邹鲁宣读大元帅祭文，鲍罗廷致答词，会场还发放列宁像、列宁传略等。大会主席廖仲恺称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革命家”，中国不乱、外国无利益，“故要将帝国主义打破”。可见，国民党着重强调列宁的民族革命领袖身份。

 

 

 

国民党系报纸还试图借追悼列宁扩大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影响力。一是宣称国民党团体为追悼会第一发起方。1924年1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北大召开列宁遥祭会，称大会至少有3个发起方，以北京青年国民俱乐部居首，北京学生联合会居末。《京报》《晨报》《时报》均记载大会有四个发起团体且北京学联居首。这与前者为北京青年国民党员集合机关有关。二是强调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上海《民国日报》记载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宣传部长马叙伦在北大遥祭会的发言：中国有孙中山承继“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政治的使命”和列宁“本月二十日逝世”。前者试图宣示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后者将列宁去世时间改为国民党“一大”开幕之日，意在彰显孙中山为列宁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三是突出广州政府的合法性。上海《民国日报》还写道：用本会名义电贺孙中山组织国民政府“并请其正式承认苏俄”。其他各报仅提要求政府承认苏联，并无前半句。国民党“一大”后加入北京执行部的顾孟余在会上还提出，若北京政府不承认，便联合北京市民采取直接行动，正式承认苏联。此乃强调广州政府具有与北京政府同样的合法性。四是夸大追悼会规模。各报对广州国民党追悼列宁会参会人数的报道不一致。上海《民国日报》就有两种说法，2月27日的报道记载为“一万数千人”，3月1日的报道又记载为“五六万人”，3月1日的《时报》却记载为“约五千余人”，这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报告所写“约有六千余人”相近。

 

 

 

国共合作全面展开后，国民党内部开始分化，亦造成上海国民党追悼和纪念列宁活动的分裂。国民党一大后，因共产党员和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员占据要职，对合作持异议的老国民党员心怀不满。上海既是老国民党员的聚集地，又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建立国民党执行部后更易引发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国共矛盾。上海前后两天举办两场列宁追悼会就是例证。1924年1月30日，国民党右派童理璋通过工商友谊会召集上海各工团联席会议，在沪最早提议开会追悼列宁。2月25日，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委会议决定联合各团体筹备列宁追悼会，委派邵力子等为筹备代表。上海执行部接管筹备处后决定追悼会延期至3月9日举行并定名为“上海追悼列宁大会”。3月9日，执行部常委胡汉民主持追悼会，另一执行部常委叶楚伧到场演说，上海《民国日报》出追悼特刊。胡汉民称赞列宁“指导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奋斗之途径”功不可没，依然强调列宁反帝的一面。然而，上海工团中由国民党右派或与其接近人物领导的团体决定成立工团联合会并提前一天举行“上海各工团追悼列宁大会”。两场不同命名的列宁追悼会也并非完全对立，如邵力子在3月8日追悼会发表演说，童理璋任3月9日追悼会招待。

 

 

 

孙中山应邀北上后，国民党高层积极参加国民纪念列宁大会和广州的列宁纪念会。孙中山在广州三次建立政权，以推翻北京政府、统一中国为目标，却屡屡受挫。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为对抗奉皖军阀电邀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决定结束二次北伐，离粤北上，提出国民会议主张以和平统一中国。段祺瑞组建临时执政府后宣布召开善后会议，但南北分歧明显。不过，孙中山北上改变了国民党在北京处于半地下的状态，扩大了国民党在北方的影响力。1925年1月21日在北大召开的国民纪念列宁大会便是国民党公开活跃的表现。大会本邀请国民党、北京政府、苏联使馆和北大四方最高领导至少12位嘉宾，最后仅两方最高领导即苏联大使加拉罕和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与会。北京政府方面，仅国务员马叙伦到场，他不在受邀之列，且有国民党背景。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因肝病恶化无法参加，但书写挽联“革命之真意义为求最大多数人类之解放与自由，列宁于此得大成功”，以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随孙中山北上的国民党中政会委员汪精卫到会并演说。此时大元帅大本营虽忙于筹备第一次东征，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还是参加了同日在广州召开的“列宁周年纪念会”。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蒋介石不再参加列宁纪念会，国共矛盾冲突在列宁纪念中凸显。孙中山的去世加剧了国民党的分裂，国共冲突也日益公开化。到国民党“二大”，汪蒋地位崛起，分别成为党内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此时汪蒋的权力之争也开始激化，不再重视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1926年1月21日（即国民党“二大”闭幕次日），广东各界纪念李列大会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从表面上看，国民党高层支持列宁纪念，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到市党部都派代表参加纪念会筹备，国民党中执委丁惟汾还是军政演讲台主席。大会预告将邀请苏联顾问、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和广州市领导共13人莅临演讲。然而，除鲍罗廷和国民党中执委谭平山应邀出席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应邀出席的仅为中执委甘乃光，汪精卫和蒋介石均在受邀之列却未与会。有关于该纪念会的报道写道：商学台主席之一为蒋介石。这应为误记，主席实为广州市商民协会蒋寿石。《申报》记载：汪蒋均到场演说，其实不然。查蒋介石日记，当日上午8点他赴燕塘检阅新一军第四团至下午6点，新一军仅派代表黄埔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到场演说。以东征军总指挥身份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蒋介石注意力主要在北伐上。无论如何，广州李列纪念会的筹备和举办还是建立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在地方的列宁纪念会上，国共冲突则难以掩盖，同日举办的澄海纪念列宁会就是一例。大会由共产党员、东征军第七团党代表许继慎主持，共产党员、国民党澄海县政治特派员李春蕃作报告。县署代表许统藏演说称“列宁主义是不适于中国”“中国革命不应过激”。李春蕃登台劝止并解释中国现在需要革命的民众，“应不怕有目的之流血”。许继慎提议咨请县长革退许统藏获一致通过。冲突的实质不在于对列宁主义的态度，而在于革命道路之争。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日益反共反苏，更加忽视列宁纪念。国民党粤“二大”后不久，沪“二大”召开，公开走向分裂。蒋介石又发动“三二〇事变”并通过《整理党务案》排斥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彻底走向了反革命的一面。国民政府北迁后，蒋介石在南昌与武汉国民政府陷入迁都之争。武汉方面还面临收回租界问题与帝国主义的冲突。这影响到国民党高层纪念列宁的态度。暂代国民党中政会执行最高职权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自1926年12月13日成立至1927年1月底共开会20次，议程上未见列宁纪念。1927年1月11日至18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商议迁都问题，19日回赣后上庐山游玩，思考重心仍是迁都并表达出与鲍罗廷的水火不容，更无从谈起纪念列宁。各地列宁纪念也流露出国共破裂的迹象。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纪念列宁的文章表示担忧国民党能否完成孙中山遗留的“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的任务；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在长沙列宁纪念会讲到：无产阶级导师列宁的朋友就是孙中山，他的党友就是国民党，并提到最近湖南有革命与反革命冲突。至国民党“清党”后，两党合作纪念列宁的情形不复存在。

 

 

 

 

 

 

总体来讲，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以国民党名义直接组织或通过社会团体间接组织列宁纪念，基本上形成共产党在幕后、国民党或社会团体在台前的格局，从而取得了列宁纪念的领导权。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国共正式合作。1924年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执委会会议并指出：就眼前的经济状况，中国“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本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旨在“督促国民党实践其国民革命的工作”；本党以后的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尽管此后国共关系遭遇波折，但党内合作的形式得以保持，直至大革命失败。此一时期的列宁纪念就是国共合作的成果，而中国共产党在列宁纪念中也基本以国民党名义开展活动。

 

 

 

列宁逝世后，中共中央每年发布通告，要求各地组织列宁纪念。各地的落实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国民党在全国的发展情况和共产党对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国民党“一大”前，只有广东、上海等几个省份有国民党地方组织；一届一中全会后，除中执会驻广州外，国民党决定在北京、上海等五地成立执行部，并派筹备专员到各省组织省党部。到国民党“二大”时，全国已建立十多个省党部和特别市党部。虽中共“三大”后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加入者较少且对国民党影响力有限。而通过参加国民党一大和一届一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国民党中执会和中央党部的重要职权。各地中共党员、团员也加入国民党并致力于其党务工作，很快在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列宁纪念是国共双方争夺的政治资源，也是国共革命领导权之争的具体体现。二是北京政府及各派军阀辖地是否存在国民党并公开活动。十月革命后，北京政府视列宁主义为“过激主义”，极力遏制其在中国的传播，推行反赤行动，各地军阀与北京政府在这一点上也达成高度共识。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而偏居一隅，与占据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北京政府及附属军阀相对立。国民党因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国民军因接受苏联的援助均被视为“赤化”，奉直军阀更是以“反赤”名义为其打压其他军阀的军事行动“正名”，国民党在北方难以公开活动。等到蒋介石发起北伐，反赤主要针对国民革命军，北洋军阀辖地更无国民党存在的空间。这给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列宁纪念提出了巨大挑战。1926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十月革命纪念宣传工作通告有助于了解共产党组织纪念活动的一般策略：“在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及国民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我们应以国民党名义或其他社会团体来号召广大的群众大会、讲演、游行、示威；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地方，亦应尽可能的召集会议或游行发传单宣言等。”可以说，在群众运动受到压制的北洋军阀辖地，纯粹的国民党员难以开展工作，而跨党的中共党员却可以。也就是说，中共党员或以国民党名义借助团体公开组织列宁纪念，或秘密组织党内列宁纪念。如此，国共两党关于列宁纪念的领导权之争基本存在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北洋军阀辖地的列宁纪念基本由中国共产党操办。

 

 

 

具体来讲，国民革命前期，在国民党高层积极追悼列宁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率先积极介入北洋军阀辖地和国民党筹办的纪念活动，也在国民党地方党部组织列宁纪念，从而取得了列宁纪念的主动权并初步掌握了领导权。

 

 

 

列宁逝世消息传至北京当晚，中共北京党团决定联合各团体发起列宁遥祭会。1924年1月23日晚，即团北京地委从苏联驻京代表团获悉列宁逝世当晚，团北京地委立即“会同C·P地委商议”，决定联合北京学联、北京国民青年俱乐部等四个团体于26日即列宁葬仪之日举行遥祭大会。应苏联民众要求，列宁葬礼延期至27日，遥祭会仍准时举行。1月26日即苏共中央举行列宁追悼大会当天，马叙伦在北大主持列宁遥祭会，跨党的团北京地委委员长黄日葵和地委委员高君宇发表演说。大会最后决定致电苏联政府、再次开追悼会、要求政府承认苏联和建列宁纪念碑。其中后两项提议分别由顾孟余和黄日葵提出，国共各提一项。随后，加拉罕致书该会，表达谢意。

 

 

 

团广东区委获悉列宁逝世后，利用已发起的“二七”纪念会同时追悼列宁，因而早于国民党发起列宁追悼会。据团广东区委报告，广东工会联合会通函各工会发起“二七”纪念会后传来列宁噩耗，“同志”即促各发起工会再通函各界于是日追悼列宁。2月7日，广州召开追悼列宁与纪念“二七”死难工友大会，共产党员、国民党广州市第三区党部秘书、工会联合会执委张瑞成任主席，大会演讲者除鲍罗廷和国民党中执委廖仲恺外，其余6位均为跨党的中共党团领导，如中共广州地委负责人冯菊坡、团广东区委委员长阮啸仙。16日，新学生社机关刊《新学生》出《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专号，刊登纪念专文和李大钊等人在纪念会的演讲词。

 

 

 

中共广东党团也积极筹备和参加国民党追悼列宁会。据前引团广东区委第十二号和第十三号报告，不仅区委同志在国民党中执会任筹备列宁追悼会干事和负责编辑《兵工厂周刊》追悼列宁专号，而且区委还提前印制传单和通告各地各支部参加追悼会并于是日散发传单或演讲列宁革命功业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当天中共广东党团领导的广东工会联合会、新学社等团体也到场参会。然而，从国民党系报纸的报道来看，似乎中国共产党与追悼会无关，如1924年3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追悼会时甚至专门强调“会场内由国民党发布传单”等印刷物，实际上并非如此。

 

 

 

国民党在上海发起列宁追悼会时，中国共产党同时筹划追悼并推动上海执行部接管筹备，也参加国民党右派举办的追悼会。工商友谊会发起追悼列宁大会的第二天，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决定以上海大学两个研究会名义发起追悼会，此后又推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在学界发起追悼会。接着，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学生总会介入并推动上海执行部接管筹备。先是全国学生总会申请加入筹备处，而后共产党员、全国学生总会执委邓鹤鸣参加筹备会。因全国学生总会提议追悼列宁上海须有大规模举动以示国民倾向，筹备处决定响应上海执行部号召，与其联合筹备，而执行部建立后大多部门的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人。筹备权转移至上海执行部后，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主动配合，如邀请沈定一撰写挽联，通知各组组长转告各同志参会。中共领导还积极参加3月9日的列宁追悼会，如中共江西党团领导邓鹤鸣和赵醒侬分别为追悼会司仪和庶务，中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和《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出席大会，《新青年》主编瞿秋白和团中央局委员邓中夏演说；当日上海《民国日报》所刊追悼特刊文章也多为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候补）委员和直属组组长等中共党员所写。共产党的努力依然难以见于国民党系报纸，如前引1924年3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仅提到“中国共产党上海执行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到会。团中央的施存统还参加了3月8日的列宁追悼会，表明此时上海列宁纪念中的国共冲突并不十分激烈。

 

 

 

随着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争夺革命领导权、国共冲突的加剧，国民党高层退出列宁纪念筹备，中共党团中央开始系统部署列宁纪念，各地党团借助社会团体“出头”而全面负责各地列宁纪念的实际工作，从而完全掌握了列宁纪念的领导权。

 

 

 

国民党“一大”前的几个月，中国共产党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国民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引发党内关于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还是由共产党直接组织工人群众和青年的争论。分歧随着国共摩擦的加剧而凸显，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强调争夺革命领导权，这对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列宁纪念提出了要求。孙中山离粤北上后，国民党重心在北方，陈炯明又乘机谋划进犯广州，广州政府忙于东征。于是，中共党团中央抓住机会整体谋划列宁纪念。1925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应在可能范围内号召地方各团体开列宁纪念会。同时，团中央局也发出李列纪念周通告。团广州地委“接到中局关于李、列纪念周之通告”后预备“和广地C校”共组筹委会筹备，决定15日、17日和21日分别向青年工农和群众开会宣传，计划以筹备处名义发传单，由《新学生》出专号以及制定党内训练和党外纪念宣传的标准。15日，“农民讲习所和沙面青年工社等地举行纪念会”，效果甚佳。21日，广州举行列宁纪念会。2月1日，《新学生》未出纪念专号，但刊登两篇分别纪念李列和卢的文章。因战事和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周恩来等赴沪参加中共“四大”等因素，广州的纪念活动规模不大。纪念活动虽由中共广东党团主导，但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到场参加，展现了国共合作纪念列宁的场景。

 

 

 

1925年1月11—22日召开的中共“四大”批评了共产党员全力于国民党工作而忽略我党工作的错误做法，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闭幕前一天，《向导》出版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刊登中共四大纪念列宁宣言。31日，《中国青年》第63—64期合刊首次出版“列宁李卜克内西纪念周特刊”。2月7日，延期召开的上海列宁纪念会落实了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纪念会名义上由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店员联合会等团体发起，但这些团体多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筹备处也设在由中国共产党推动成立的上海店员联合会；纪念会主席韩觉民，演讲者邵力子、施存统、张太雷、恽代英，当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载列宁纪念文章作者施存统、李敬泰、郑超麟、蒋光慈、瞿秋白，多为跨党的中共党员，且至少一半来自上海执行部并任职于上海大学。上海仍有对立的一方发起追悼会，那就是一年前由国民党右派领导成立并单独发起列宁追悼会的上海工团联合会。中共上海地委曾竭力设法将其改组但未成功，工联会于1925年1月18日决定在21日举行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会。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发生组织分裂和权力斗争，内部反共势力更无约束。中国共产党对合作现状亦不满。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强调，我们的同志“向来各自在工会、国民党、学生群众中工作”，而不见在各种工作里“实行党的总职任”，并批评广东的同志没有领导无产阶级争取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实践为其全面领导列宁纪念提供了经验。1926年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应尽可能举行列宁纪念会，“最好利用‘五卅’事件中的事实以证明列宁主义对于世界革命”及半殖民地策略之正确，团中央还发出“关于李、卢、列纪念周的通告”，中共中央、团中央也联合发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宣言。以五卅经验指导列宁纪念等指示在广州和北京得到宣传和落实。据团广州地委报告，李列纪念是由“我们同志”在学联中提出通过，再以学联名义通函各团体召开筹备会议；“我们提出的主张”在筹备会上一概顺利通过，筹备会的分工表面上由“民校党部”和学联占据要职，“实际工作就是我们同志”。如中共广三铁路党支部书记陈志文所代表的学联任宣传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谭植棠所代表的中央党部任总务部主任，筹备会办公点也设在学联。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还提前通告工会组织工友参加纪念会。1月21日，广东召开李列纪念大会。两位共产党员即全国总工会执委戴卓民和谭植棠为工农演讲台主席，占大会主席总数的2/5；高语罕、恽代英和张国焘三位中共党团领导分别代表军政、商学和工农三个演讲台报告李列卢历史；9位代表发表演说，貌似身份各异且中共党团代表仅各有一位，其实还有陈志文以及中共广东区委委员谭平山、邓中夏、阮啸仙；当晚还有游艺晚会，邓中夏等在开演前到场演讲。2月8日，团广州地委关于李列纪念会经过情况的报告作出如下总结：地委组织演讲队首次在群众运动中“擎起C的旗帜”演讲列宁之思想与主张，“使群众认识C的面目”；“各种群众运动或纪念会非民校发起”，“这次纪念会纯由学联会发起”，从前“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我们的团体来带头”，这回“由其他团体去出头，但实际工作还是我们同志”，这些都是好现象。国民党广东执委会提议组织民众运动委员会并指出：“本党原定领导民众运动的”，“现在事实上往往是一般的民众运动团体号召在先，本党反属被邀请之列，这样民众运动之情形及结果如何，本党反一无所知”。同日，中共北京地委成员陈毅在北京列宁纪念会演讲时高度评价列宁主义，指出工农阶级必须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工农联合能够推倒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发文对其提出批评，否认国民革命的成绩“直接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明确反对“传布”列宁主义。这种交锋是国共革命领导权之争在列宁纪念上的反映。

 

 

 

“中山舰事件”发生和《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的影响力下降，但并未影响共产党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力，共产党员仍通过占多数的地方党部和基层组织领导革命。北伐后，广州国民政府重心转向军事。到1927年初，北伐军基本控制除苏皖浙沪以外的长江中下游各省；西北战局在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逐渐扭转，国民联军控制陕甘。在此背景下，汉口、九江等地爆发反帝运动。北伐的胜利和反帝运动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又点燃了各地纪念列宁的热情。列宁纪念随着北伐军的推进而扩展，但战事也促使北洋军阀更加严厉地压制各地的纪念活动。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内外交困，蒋介石走向了革命的反面，中共党团从中央到地方全面领导各地列宁纪念。

 

 

 

1927年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举行李卜克内西及卢森堡纪念，黄、庞纪念，及列宁纪念”；团中央也通告全体青年，决定在全国举行“列宁征集周”，号召青年入团和参加民族革命。中共地方党团响应号召，积极领导广东、湖南、江西、湖北、陕西等地的纪念活动。其中，武汉和南昌的纪念活动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列宁纪念的典型。1927年1月15日，董必武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案，议决由吴德峰和邓初民会同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其中，共产党员占省党部执监委一半以上，中共湖北区委委员董必武和钱介磐等组成三人常委会，武汉国民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吴德峰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湖北区委双重领导。会后，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青年部发布纪念宣言，宣传部发布纪念宣言的同时组织宣传队宣传。19日，武汉各界共同发起的李列卢黄庞纪念大会在省党部开筹备会，议决由省市两党部、汉阳县党部等负责筹备，总工会负责纠察。其中，省总工会由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向忠发、李立三等共产党员领导；汉阳由县党部、总工会驻汉阳办事处统筹纪念，办事处负责筹备的宁家庆是中共汉阳地委组织部主任；关于列宁纪念的报道、通告和文章则主要发表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而该报实际上直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21日下午，武汉三镇同时举行列宁纪念大会，仅汉口就有武汉店员总工会及所属工会会员2万多人到场。同日，编辑部已迁至汉口的《向导》第184期出版“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江西的列宁纪念会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失去国民党省党部领导权后仍组织列宁纪念的情形。1927年1月初，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已被右派夺取，中共江西省农协筹备处负责人方志敏提前撰写《为纪念列宁敬告民众》并以筹备处名义印发各地。1月21日，受九江收回英租界的激励，10万余人参加南昌列宁纪念大会，共产党员、省农协筹备处的舒国藩恭读总理遗嘱，省总工会委员长肖弩锋任主席，共产党员、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和国民党左派、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演说，方志敏出席。演说阶段还向工人解释“什么是共产党，工农联合之必要，什么是列宁主义”，并勉励工人“应积极作日后夺取政权之准备”。国共合作在江西濒临破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列宁时提出了夺取政权的要求。很快，大革命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仍延续了列宁纪念的传统。

 

 

 

 

 

 

北京政府时期，武人当政、军阀混战。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奉系军阀轮流控制中央政府。受中苏关系、南北关系的影响，北京政府及其背后的各派军阀总体上对列宁纪念并不积极，偶尔准许或参加列宁纪念，多数情况下禁止或压制纪念，以至阻碍各地纪念列宁活动的开展。

 

 

 

列宁逝世后，北京政府最初表示哀悼并准许列宁追悼。1924年1月23日晚上7点，苏联驻京代表团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通告列宁逝世。外交部当即派朱鹤翔前往谒见加拉罕，陈述吊唁之意并附公函。24日，《京报》《晨报》分别首次报道列宁逝世。同日，苏联驻京代表团下半旗志哀，加拉罕招待中外唁客；中俄交涉事宜督办王正廷、外长顾维钧、次长沈瑞麟向代表团表示哀悼。北京政府展示了哀悼之意但有限度，如王正廷等人以私人资格慰问，曹锟政府则担心苏联政局变动以致中苏交涉生变。26日，议员陈家鼎、胡鄂公在众议院谈话会上提出致电莫斯科吊唁列宁。27日（即苏联国葬列宁之日），众议院行政委员会全体署名，致电苏联吊唁列宁逝世。因西方尚未承认苏俄和中苏交涉停顿，北京政府并未主动组织追悼活动。不过，此时加拉罕大使派代表赴北大列宁遥祭会发表演说，表明追悼活动未受限制。而后，具有北京政府背景的人物或团体相继发起列宁追悼会。一是由北京教育界、议会及法团联合各界发起，定于2月20日举行的“国民追悼列宁大会”。1月30日，共产党员邝摩汉主持“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大会”第一次筹备会，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委员朱务善发言，并同诸与会者讨论关于建列宁纪念碑和承认苏联事宜。大会议决：由原国务总理熊希龄任筹备主任，纪念碑经费由其筹集或自由募集，追悼会改到3月1日并以筹备会名义致电加拉罕。加拉罕接唁函后当即转达苏联政府并复函表示感谢。二是国会议员胡鄂公发起追悼列宁大会后团北京地委“决参加其中，转换色彩”。胡鄂公后来还加入熊希龄负责的追悼列宁经费筹集。三是法律编修馆前总裁江庸于2月3日在法政大学主持四团体追悼列宁会。邝摩汉发表演说，加拉罕报告昨日英国已无条件承认苏联。邝摩汉与江庸是法政大学同事，又与胡鄂公同为文化大学发起人。在英意陆续无条件承认苏联的背景下，国内要求承认苏联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内外压力迫使北京政府准许筹办列宁追悼会。

 

 

 

很快，中苏建交谈判破裂，北京政府转变态度，多地列宁追悼会受阻甚至被取消。从1924年2月下旬开始，王正廷和加拉罕再次谈判并达成《中俄协定》草案。3月中旬，内阁否定该草案后中苏交涉濒于破裂。此举直接导致各地追悼列宁活动受阻。先是北京警厅叫停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大会筹备不顺利，政界颇不踊跃，建纪念碑未获外长顾维钧和内长程克批准，开会日期也一改再改。一般认为，追悼会在3月30日召开。3月31日《申报》提到30日京学界开追悼列宁会。但同日《晨报》记载：诸事布置完毕，但前日晚熊希龄突接警厅复函，称中苏邦交未恢复之前暂勿举行。同日《顺天时报》也有类似记载。在中苏交涉破裂的敏感期，确实不具备举办列宁追悼会的条件。听命于曹锟政府的各地军阀大多禁止追悼列宁活动，如江苏齐燮元和四川杨森。齐燮元认为，列宁追悼会“实系宣传过激主义、有害青年思想甚大”，令南京警厅禁止。结果，原定会场公共讲演厅拒绝借用，东南大学校长也不愿介入。3月30日，警察守卫会场，禁止入场并沿途侦察，该处追悼被迫临时取消而改在鉴园举行。5月1日，成都举行列宁追悼会后准备游行，因杨森派数人阻止而被迫改为临时演讲。《甲子日刊》也因追悼列宁被视为“民党及C.P. 机关报”而自行解散。只有湖南省长赵恒惕支持追悼列宁活动。3月10日，赵恒惕在湖南追悼列宁大会上演说，表达其对列宁之敬意。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奉系张作霖和皖系卢永祥则限制追悼。列宁逝世后仅几天，哈尔滨举行过几次追悼会，警厅准许开会但加以限制，张作霖不久也致电苏联以表吊唁。宁波官绅获悉本埠学界公开发起追悼列宁大会后，于5月1日召开防务会议，认定列宁为苏联提倡共产主义之首领，决定接洽各校校长劝阻学生停止开会，但未得逞。

 

 

 

1924年5月底，《中俄协定》签署，两国建交。这样，北京政府纪念列宁的障碍已排除，延期的国民追悼列宁大会迎来转机。6月5日，胡鄂公等议员共181人电贺苏联，庆祝两国恢复邦交。8月10日，国民追悼列宁大会筹备主任开会，因列宁去世为时已久，决定改开纪念会，筹划建列宁纪念碑及与外交当局接洽。中苏两国本应随后召开正式会议解决两国悬案，但会议延期且时断时续。加拉罕又与奉张签署《奉俄协定》，曹锟政府提出抗议。结果，中苏关系再度紧张。此时又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北京政变结束了战争并终结了直系政府，民国进入临时执政府时期。这些情况导致当年未能成功复办列宁纪念会。

 

 

 

1925年1月21日，“中华民国国民纪念列宁大会”在北大举办。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莅临大会并发表演说。纪念会的举办离不开执政府的准许，但官方并不积极。临时执政府的段祺瑞、王正廷、李石曾和易培基均为大会受邀嘉宾，且王、易答应到会，但四人均未到场。当日，段宅召集执政府特别会议，讨论孙中山所提善后会议修改要求，认为孙中山有破坏善后会议之意。再考虑到苏联援助国民党的因素，也降低了北京政府参与列宁纪念的积极性。

 

 

 

临时执政府很快处于直奉抗衡的夹缝之中，国民军控制下的京畿和北方多地公开举行列宁纪念大会。段祺瑞再度出山重掌中央政权，因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而无力掌控局面，处于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夹缝之中而陷入困境，完全自顾不暇。因直系的衰落，临时执政府主要由国民军和奉系军阀掌控。奉系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者，其势力迅速增强并向关内和南方扩张。国民军也在苏联的援助和国共的帮助下在西北崛起，很快从西北扩展到华北和京津地区。1925年底至1926年初，国民军与奉、直军阀开战，但京畿和北方多地仍由国民军控制。因国民军与民众比较亲近，国民军政权之下的民众运动和反帝运动较其他地方更容易发展。1926年1月21日，北京、天津、张家口、大同等国民军控制或影响之地举行列宁纪念大会，苏联大使加拉罕、苏联领事包罗威分别出席京津两地纪念会并演说。奉系、直系既与国民军为敌，也与广州政府为敌，长期推行“反赤”政策，多禁止纪念列宁。依附于这两派的军阀也是如此，如倒向吴佩孚的湖南赵恒惕。湖南为兵家必争之地，处于南北对峙的前沿。谭赵之战后湖南省长赵恒惕对外倒向北方，对内推行自治、镇压革命。其部下唐生智实力增强后逐渐倾向国民政府，湖南局势趋紧。1926年湖南举行李列纪念周期间，长沙等地纪念李列卢活动遭政府禁止而受阻。

 

 

 

奉系主导下的北京政府反苏“反赤”并压制各地列宁纪念活动。国民军撤离北京和段祺瑞下野后，奉直共掌中央政权并继续推行“反赤”政策。奉系以日本为后台，早因中东铁路与苏联产生冲突。奉系进京后，张作霖控制下的临时执政府继续持反苏立场，甚至要求苏联召回大使加拉罕。蒋介石发动北伐后局势更加严峻。此时，奉系在京“检举赤化，搜查学校，钳制舆论”。如此，北洋军阀多禁止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如直系孙传芳在皖浙苏沪实行军事高压，中共上海区委只能在沪秘密组织列宁纪念活动，大范围公开的列宁纪念多在北伐军克复之地举行。

 

 

 

 

 

 

通过梳理和比较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和北京政府在筹办列宁纪念中的不同态度和作用，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列宁纪念对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的作用和价值。中共“四大”前，党员人数不足千人，更没有枪杆子在手。列宁纪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自身、吸纳党员的重要时机，也是中国共产党表达政治主张、参与民国政治的重要舞台。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总结道：四大以来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 ，其中就有筹办列宁纪念的功劳。列宁符号和列宁纪念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也是中国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内容。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列宁纪念取得了列宁纪念的领导权，掌握了列宁及其主义的解释权，致力于成为列宁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这样，列宁的名字逐渐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象征和社会主义胜利的象征。

 

 

 

其次，国共两党和北京政府共同纪念列宁，促进了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列宁及其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推动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的潮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曾高度评价威尔逊，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列宁被视为俄国“过激党首领”，列宁主义被当作“过激主义”而遭禁止。列宁逝世后13天，威尔逊去世。然而，当时中国各地却很少纪念威尔逊。邵力子呼吁“为列宁，勿为威尔逊”。胡愈之指出：列宁是胜利者，威尔逊是失败者，前者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时代，后者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时代；今日，列宁首倡世界革命并赢得了伟大的成功。国民革命时期，各方通过召开纪念大会、发表纪念专文、举行纪念游行等方式，形成了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高峰；国共两党借助纪念高度评价列宁，树立并传播了列宁及其主义的正面形象和丰富内涵；中国共产党借助列宁纪念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推动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并成为现代中国的潮流。正如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从列宁的时代起”，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深刻变化表明，“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无可挽救地走向没落”，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已经以不可抗拒的排山倒海的力量出现”。

 

 

 

最后，国共两党和北京政府纪念列宁的叙述话语和不同诉求，反映了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不同选择，预示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列宁逝世的宣言中称列宁为“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按照列宁主义的指示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代表着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北京政府及各地军阀限制列宁纪念，禁止列宁主义的传播，阻碍中国革命进程，很快便被淘汰。国民党将列宁及其主义当作反帝的工具，更多强调列宁民族革命领袖的身份；将孙中山与列宁并列或等同，试图将孙中山塑造为中国的列宁。这就服务于也止步于其开展国民革命和统一中国的目标，最终被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和超越。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