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多元性质的探索丰富了人们思考与利用时间的方式，从此时间不再是史学研究中不证自明的先天因素，而成为可以被定义、切割、加工并赋予解释价值的研究对象。以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视角反思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理论，可以看到其中的三个维度：第一，布罗代尔将形式时间与物质时间并置，并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映射关系，致使其史学实践在时间性方面呈现封闭、割裂的特征；第二，布罗代尔坚持以客观时间的多元尺度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工具，拒斥时间的主体性存在，部分阻碍历史学考察更为相对化的主观时间；第三，布罗代尔过于强调历史连续性的原则，否定事变、战争、革命等断裂性事件造成的历史时间的非连续性，暗含了贬低人类自由和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倾向。

 

 

 

【关键词】

 

布罗代尔　历史时间理论　形式时间　客观时间　连续时间

 

 

 

自《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1949年出版以来，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理论始终受到学界的热切关注。作为布罗代尔最鲜明的理论旗帜，“长时段”长期受到学界关注，关于这一概念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对布罗代尔的时间理论有深入的理解，但也应看到，对“长时段”的过分强调有将其理论扁平化、局部化之嫌。此外，学界对历史时间理论的研究主要是静态的学理分析，对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缺少考察，对布罗代尔与同时代法国学界代表人物的学术交流与思想互鉴疏于探究。有鉴于此，笔者在结合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考察布罗代尔历史时间理论的发展演变、学术语境及史学情境，力图从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视角，就其历史时间理论的三个维度作出反思。

 

 

 

 

 

 

布罗代尔在1949年出版的《地中海》一书中，提出以历史时间的多元性作为革新传统史学的认识论依据，他根据研究对象运动速率的差异，将整书划分为三个自成整体的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也就是“地理史”；第二部分研究“一种节奏缓慢的历史：即加斯通·鲁普内尔（Gaston Roupnel）所说的结构史”；第三部分为“传统历史的部分”，它是“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即“事件史”。布罗代尔随即由历史对象范畴的划分转入历史时间的分层，他表示：“因此，我们终于能够把历史分解为几层平面。或者也可以说，我们终于能够在历史的时间中区分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从其表述的三层式历史时间理论的雏形中，能够清晰辨识出历史对象范畴与历史时间的双向映射关系，如“地理史”对应“地理时间”，“事件史”对应“个人时间”。而正是这种映射关系及其导致时间层次的割裂性，使得《地中海》刚出版就招致学界质疑。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勒弗尔（Claude Lefort）在书评中写道：“作者最富价值的直觉之一是社会发展并非统一的，或者说同时存在着多元化的历史；但他仍旧是按照历史领域的传统划分（政治的、经济的……）予以表现，并且是依照于时段的经验性标准对它们作出排序。”勒弗尔认为，布罗代尔经典的结构性与事件性的区分存在于每一种现象范畴之中，“难道不应当承认，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时间）节奏也是多样化的吗？因此这些领域不应当按照时间节奏来组织划分”。而且，地理空间自身似乎可以包罗其他所有的时间性，“因而不可能将对环境的描述与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描述绝对分开，必须要呈现出表面上各式各样的现象之间的显著融合”。

 

 

 

事实上，布罗代尔同样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并试图有所修正。1950年，布罗代尔在由其担任创刊编辑的新期刊《经济评论》上发表《论历史经济学》一文，引入法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惯用的“情势”（conjoncture）概念，表征“持续5年、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的周期，周期间和带有阶段性的周期运动”。1958年，布罗代尔在《年鉴》杂志发表宣言式文章《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以下简称《长时段》），将彼时风靡法国社会科学界的“结构”概念引入其理论体系，并赋予其“长时段”的时间维度。布罗代尔完成概念术语的更新后，随即着手调整历史对象范畴与历史时间的映射关系。他明确表示，除了地理环境外，在文化、思想领域以及经济生活中同样存在“结构”的因素，也理应将它们纳入“长时段的牢笼”之中；而就“短时段”而言，布罗代尔指出，“很显然，不仅在政治中，而且在各种生活——经济、社会、文学、制度、宗教甚至地理（一阵狂风、一场暴雨）中，都有短时段在起作用”。从《长时段》表述的历史时间理论的更新版本来看，布罗代尔近乎摒弃了1949年版《地中海》中秉持的“内容指定时段”的基本理念，转而强调除“事件史”外的每一历史对象范畴均具有多元时间属性，这项修正无疑更为合乎历史实际，也有力回应了此前学界对其时段理论割裂性的质疑。

 

 

 

杰克·赫克斯特（Jack H. Hexter）总结道，《长时段》发表以后，“‘结构’与‘情势’这种语言已然成为年轻一代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当中流行的一种风尚”。最早将这对概念富有成效地组合使用的学者是布罗代尔的学生、拉丁美洲史专家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1960年，他与妻子于盖特·肖努（Huguette Chaunu）合著的长篇博士论文《塞维利亚和大西洋（1504—1650年）》出版。布罗代尔在1963年发表的书评中指出：“无疑，当皮埃尔·肖努在区别结构与情势、静止与运动时，他姑且遵循了我早些时候给出的、看来影响了最近相当数量的论文的样板。所以，皮埃尔·肖努也受到了长时段与短时段之间的有效对话的诱惑。”作为这对概念的首倡者，布罗代尔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对《地中海》的修订同样遵循了这一思路，他在1966年版《地中海》的序言中写道：“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采用结构和情势等术语。后者表示历史的短时段；前者表示历史的长时段。显然，有各种不同的结构，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势。这些情势和结构的延续时间也各不相同。历史学接受并发现多种阐述。”该修订本的出版也标志着布罗代尔经典的“结构—情势—事件”三层式历史时间理论最终定型。

 

 

 

然而，这种有限度的修正方案并未彻底解决历史对象范畴与历史时间的映射关系带来的难题。尤利西斯·桑塔玛利亚（Ulysses Santamaria）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在布罗代尔的史学中，始终存在着“令人不安”的时段并置（juxtaposition），一方是某种形式的、数学意义上理解的“几乎外在于人”的时间；另一方则是主体间的时间，它属于人类总体或是特定子群体的时间，并经由其他子群体（即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理论得以反映。桑塔玛利亚借用以色列哲学家南森·罗滕施特希（Nathan Rotenstreich）提出的概念，称其为形式时间与物质时间的并置。从《地中海》两个版本的比较视角来看，布罗代尔有关形式时间与物质时间主导关系的立场是前后矛盾的。如前所述，在1949年版《地中海》中，布罗代尔是以历史对象范畴所属的物质时间为基准，寻求与之相应的形式时间属性，因此该版遵循的是主题式的章节划分法，诸如地理、社会、经济等；而在历经重大理论框架调整后的1966年版《地中海》中，“结构—情势—事件”的形式时间显然成为占据支配性的时段标准和组织原则，其与物质时间的非映射关系必然导致与1949年版的主题式章节架构产生矛盾。具体而言，此时布罗代尔已不再将“地理史”等同于历史的深层结构，“地理”不过是“结构”的一个类别，它是揭示“结构”的手段而非目的。布罗代尔在1966年版《地中海》第一部分的绪论中写道：“应当尽可能通过空间和时间展现一种运动缓慢而又能揭示出永恒价值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将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成了一种手段。”布罗代尔在1966年版《地中海》第二部分同样有意识地探寻经济、社会、文明等领域存在的结构性因素，该部分的绪论写道：“事实上，第二部分旨在达成两个互相矛盾的目的。它关注社会结构，关注那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缓慢变化的结构，而且，它还关注那些结构的发展。因此，它把我们行话所说的结构和情势，把静止的和运动的，缓慢的和快速的事物结合起来。”由此，1966年版《地中海》第二部分当中出现了分属两种形式时间的历史对象范畴，不能再按照“结构—情势—事件”的顺序与该版的三个部分一一对应，这种交错杂糅的组织架构成为1966年版《地中海》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

 

 

 

 

除此之外，形式时间与物质时间相并置带来的另一难题在于布罗代尔未曾修订的部分，即坚持“事件史”与“个人时间”（或“事件”）的等同。早在1949年版《地中海》出版时，就有学者批评其第三部分的写作正是布罗代尔本人所猛烈抨击的“唯历史的历史学”（l'histoire historisante），因第三部分与前两部分的背景式论述之间未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指出，“如果要将政治事件与社会的其他方面建立有意义的联系的话，那么对土耳其在东方取得成功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必须包括对地理、社会结构和经济的讨论。但有关土耳其问题的真实事件在第三部分的几处，特别是在第791页以后，仍是以相当常规方式在讨论。这些内容完全没有提及第一部分中对地理和气候的处理，也没有提到第二部分中的空间、运输和经济问题”。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也直白地表示，《地中海》的第三部分是“令人失望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叙述看起来比较敷衍，而且写得没有什么热情，更主要的是，在前700多页中建立起来的那些庞杂而激动人心的装饰，毕竟没有使人们熟悉的那出剧目更为生动或得以更好阐明”。由于布罗代尔在时段并置问题上的自我设限，他在论述《地中海》第三部分的主题“事件、政治与人”时，可利用的时间性是有限、单薄而缺乏纵深的，导致其笔下的“事件史”与更深层次、更具解释效力的历史背景相脱节。1966年版《地中海》对“结构”的决定性价值的强调更是与其对“事件”的轻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事件史”的史学价值近乎遭到否定，其解释也被化约为更深层的时间属性的作用。桑塔玛利亚指出，这种理论取向导致战后年鉴学派在当代史研究和社会变革理论等领域出现若干缺陷和失误。

 

 

 

而从另一角度看，贝林等人站在传统史学的立场对《地中海》的叙事模式加以评判，未能正确理解布罗代尔的创作意图。该意图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这一标题中已有明确彰显。布罗代尔将形式时间与物质时间并置，有其特定的认识论目的，它是为实现从整体视角研究“地中海世界”这一“总体史”（l'histoire globale）的史学抱负而服务的。在其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布罗代尔表示：“在我看来，任何传统的历史叙述似乎都不能把握地中海这一景观。”地中海世界除了作为西班牙和奥斯曼两大帝国海上争霸的舞台和背景外，还有其自身的历史、命运和强大的生命力，它们同时表现在“地中海千姿百态和生动活跃的生活”当中。面对这些纷繁杂多、不可穷尽的历史对象，布罗代尔的认识策略是依次考察它们具备的相应节奏的物质时间属性，再以有限的形式时间范畴归纳和统辖无限的历史对象，以此实践“总体史”的宏伟雄心。在1966年版《地中海》的结论部分，布罗代尔总结道：

 

 

 

本书是一个编写总体史的尝试。它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我更愿意说是按照三种不同的时间性来写。这样写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时间性，而是有十来种时间性。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只有经由人类科学（它们在我们行当中起了回顾性作用）集体所理解的时间性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史。

 

 

 

不可否认，布罗代尔的“总体史”项目有力拓展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和考察视野，展现了超越叙事史学、致力于综合理解的史学雄心。这种以形式时间为纲的叙述模式抓住了历史对象范畴时间属性的主要特征，也有意忽略或摒弃了它们本应具备的其他时间属性。罗滕施特希表示，“历史时间是物质时间，它以形式时间为条件并在逻辑上优先于形式时间。这种条件性意味着从时间的内容推导出时间的节奏既非必要又不可能。”诸如地理、社会、经济、政治等每个类型学要素都可以与三种乃至更为多元的时段相联系，历史学家尽可以调用所有相关的时间性完成以特定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然而布罗代尔经典的框架设计却否认了这一取径，他将形形色色的主题分门别类地归置于速率不一的各类形式时间范畴之中，并相应赋予它们影响历史进程的不同权重和能力，这致使其史学实践在时间性方面呈现封闭、割裂的特征。尽管布罗代尔曾尝试调整局部的理论框架，但形式时间与物质时间并置的基本模式并未被舍弃，问题依旧如故，仅是程度上有所缓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布罗代尔与法国社会学家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就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对象与方法、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等问题展开持续论辩。1958年前后，随着两者均在重要的纲领性文献中澄清了对时间的定义，双方的论战趋于白热化。布罗代尔在《长时段》中呼吁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关注近年来史学研究中产生的“日益明确的关于时间的多元性质和长时段的特殊价值的思想”，并提倡将“长时段”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共同的认识论框架。古尔维奇则在同年出版的《社会时间的多样性》中深入阐释了“社会时间”的概念化和类型学，他通过考察各种社会时间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定量与定性、一致性与偶然性等方面的差异，辨识其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互关系，并由此为准则区分出八种社会时间类型，分别是：①长时期且缓慢的时间；②欺骗性时间；③不规律跳动的时间；④周期性时间；⑤迟滞于自身的时间；⑥在滞后与超前之间交替的时间；⑦超前于自身的时间；⑧创造的爆发性时间。这些社会时间类型均与社会实在的不同深度层次、不同微观社会群体或者总涵性的整体现象相对应，例如在“长时期且缓慢的时间”中，过去被投射至现在和将来，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时间性，连续性明显优于非连续性，它也更容易通过定量的方式得以表达，“亲属关系以及地方性群体，尤其是农村的，是那种总是按照这种时间行动的特殊群体。在社会阶级中，似乎是农民阶级，而在总体社会中，似乎是家长制的结构，在实行这种时间”。

 

 

 

布罗代尔划定的历史时间的三种时段与古尔维奇所区分的社会时间的八种类型在理论上能否兼容，抑或互为补充？这是两位学科领袖不可避免要作出回应的问题。在《长时段》中，布罗代尔单辟一节讨论“历史学家的时间与社会学家的时间”，其抨击的对象正是古尔维奇的社会时间理论。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时间是“数学上的、造物主的时间，它易于模拟，是外在于人的（经济学家所说的‘外原的’）时间。它推动人们，强迫人们，剥夺他们各色的独特时间：它的确是这个世界专横的时间”。布罗代尔极力强调这种普遍、外在、不可逆且带有强制约束效力的历史时间的重要价值，“它就像一个永恒不变的旅游者，在一个强制推行永恒不变的价值体系的世界里遨游”。尽管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划分为“结构—情势—事件”等不同时段，但这仅是“分解时间的方法”。实际上，这三种时段均处在“世界时间”（即天文时间）的统一框架之中，且能以数学上可公度的标准进行度量和定位，因此它们“彼此能够融洽地相互配合”。至于古尔维奇的八种社会时间类型，布罗代尔断然否定其应用于史学研究的合法性与可操作性，他将这类时间范畴贬斥为“变色龙般的时间”，认为它们不过是画蛇添足之笔，是“使用一套额外的符号，或一抹色彩，来标记此前已然区分的类别”。布罗代尔近乎专横地要求，“不论什么事物，要想记载下来，都必须使用历史学家的统一时间——因为它是所有现象的共同标准，而不能使用多种形式的社会时间——因为后者只是针对不同现象的特定标准”。

 

 

 

古尔维奇则将布罗代尔视为一位“帝国主义式”的理论家，指责他将历史时间的多元尺度作为分析工具强加到其他领域之上，试图为多门人文学科“立法”。《社会时间的多样性》针锋相对地辟出“社会学的时间与历史学的时间”一节，展开对历史时间的社会学批判。古尔维奇在文中再次强调历史实在与社会实在的性质差异，他写道：“历史实在只是社会实在的普罗米修斯部分；它与社会实在的另一部分相对立，后者要么根本不是历史性的，要么只有极低的历史性程度，所谓的古代社会就是如此，某些父权制或者传统社会也是如此（带有一些保留）。”在古尔维奇看来，“历史实在”是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物，它对过去的感知远非普遍。列维·斯特劳斯所称的“冷社会”对其无感，只有“热社会”才确立了这种意识。历史学家将处于永久变革社会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投射到过去，他能够辨别变化、过渡、转折和创新，那是因为他内化了某些盛行于工业社会的社会时间类型，比如不规律跳动的时间、超前于自身的时间……现代社会内在的普罗米修斯式时间性促使历史学家按照一种连续性，甚至往往是持续性的顺序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联系，这种顺序遵循的是人类物质和道德进步的箭头方向，因此历史学存在庸俗的历史必然性甚至是末世论的危险。古尔维奇旨在揭示历史学家时间观念蕴含的意识形态倾向，论证了历史学家为何会被重构性的、投射性的和个体化的方法推向持续主义（continuism）。古尔维奇同意布罗代尔关于历史学与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整体的科学具有优越性的观点，也承认历史时间的重要性，但是限定其解释价值——通过论证历史实在的圆圈“内切于社会实在的那个更大的圆”。古尔维奇并未掩饰将其社会时间理论确立为统一范式的意愿，这点倒也与布罗代尔如出一辙。

 

 

 

布罗代尔与古尔维奇的论战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原因在于两者理解时间的思维模式实属迥异，缺乏对话与互鉴的理论基础。从哲学角度看，他们分属于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首先区分的两种时间观念的支持者：一种是非个人经验的“外部时间”，即自然科学意义上可被测量的“客观时间”，亦即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时间”；另一种则是现实个人所经历的主观的“内在时间”，即现象学所称的“本真性时间”。布罗代尔所谓的“历史时间”，指称普遍地、外在地作用于一切人类个体与历史实在的客观时间的共通架构，其实质是站在历史学立场上反对当代哲学发展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主观时间概念。热拉尔·诺瓦尼尔（Gérard Noiriel）指出，布罗代尔“所有关于‘长时段’的文章展开的推论都导向时间性的客观定义”。让·勒杜克（Jean Leduc）则从另一角度反证，他认为“无论是在《地中海》还是此后的作品中，布罗代尔均不关心菲利普二世及其同时代人感知时间的方式”。布罗代尔“天真的实在论”（réalisme naïf）般的时间观留存强烈的亚里士多德色彩：时间是“运动的数字”，它可以用空间的“位移”以及位移的“数量”（即速率）来度量，历史时段的划分正是以研究对象的运动速率为标准。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时间观念在《地中海》第二部分开篇的数节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布罗代尔详细考察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信息的流通速度，他统计了信息传递的平均时长及特殊值，并据此绘制了以威尼斯为中心的信息传递的等时线图（近似于地理学的等高线图），这种颇具新意的图示将时间的流逝以空间位移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

 

 

 

 

约翰·霍尔（John R. Hall）进一步指出，布罗代尔对客观时间的坚持“并不仅是作为分析意图的常规标准。而是对于现象实在的明确肯定，它支撑了布罗代尔关于历史统一性的主张——基于时间性的统一，后者来自于同一客观时间内各种事件和节奏的发展结合”。质言之，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理论是为“总体史”服务的，历史的统一性来源于同质的时间层级的层累叠加，正如诺瓦尼尔所言：“时间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层面来理解……它如今似乎成为了可被测量的现实。这些时段被投射到一个统一的尺度上，这使得它们可被叠加起来，就像房子的楼层一样，以便对知识领域划分等级。”然而，这种刻板的客观主义的确回避了诸多涉及相对主义的难题，比如客观时间的流逝是否对于所有社会群体或个人同等重要，或者说，不同主体是否会基于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关系的不同观念，而具备或采取差异化的行为和思考模式。事实上，这种时间的相对主义正是古尔维奇社会时间理论旨在阐述的重点，《社会时间的多样性》的引言就强调：“在本书中，我们试图表明社会生活总是在社会时间的各种不同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中展开的……总体或总涵社会中的每一个局部要素常常依据其自身的时间运动。这些局部要素包括社会阶级、群体、微观社会要素（我们及其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从生态基础到集体心理甚至是每一种社会活动（神秘的、宗教的、巫术的、经济的、技术的、司法的、政治的、认知的、伦理的、教育的）的社会实在的诸深度层面。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在它自身的时间中运动。”霍尔注意到，布罗代尔的框架中实际上包含了承认主观时间重要性的萌芽，比如他主张某些基于意识的社会现象（例如政治和思想的观念）可以有其自身的节奏。然而在面对古尔维奇的忠告时，布罗代尔回避了这种理论可能性，他担心一旦开启历史时间的主观转向，那么他苦心建构的看似体系完整、包容万物的历史大厦将岌岌可危。

 

 

 

布罗代尔坚持客观时间，这也与战后年鉴学派在研究主题和方法层面推动的革新相呼应。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指出，“随着统计学和计量化的进步，经济史成为了年鉴学派英雄时代的旗帜，它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外原”时间成为彼时年鉴学派史学研究中占据主导性的时间观念，计量方法的普及同样助推了时间的定量化使用，这点相当明确地体现于布罗代尔有关 “情势”时间的阐述。1966年版《地中海》第二部分新增了“代结论：一种或多种情势”章节，其中表示，“情势”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考察“物质生活的各种节奏同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不同的起伏波动之间的关系，并且确定这种关系的范围”，因此布罗代尔按照经济学家划分经济周期的惯常做法，将“情势”时间切分为百年趋势、长期情势、短期情势等不同时段，并将之与各种非经济情势相对应，比如布罗代尔认为，“配得上同百年趋势连接的有：长期的人口发展演变运动、国家和帝国的变化不定的面积（总的说来它们的地理情势）、具有社会活动变化性的或者没有社会活动变化性的社会、工业的发展增长的力量等。配得上位居长期情势的行列的有：工业化的速度、国家财政的波动和战争”。

 

 

 

然而，正如阿兰·马亚尔（Alain Maillard）指出，“布罗代尔也许是期望将历史学奠基于量化的基础上。但这是以蔑视其同伴的成果为代价的，首先便是他的导师吕西安·费弗尔。后者专注于他所谓的‘亲历时间’（temps vécu），而不是‘测量时间’（temps-mesure）”。费弗尔题献给布罗代尔的《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一书中，有一题为“流动的时间与静止的时间”的小节，费弗尔在该节中讨论了钟表时间确立以前各个社会群体感知时间的方式，他明确表示：“实际上，16世纪，在亲历时间与测量时间之间，存在着一场漫长的冲突；在这场冲突当中，亲历时间占着上风。”遗憾的是，费弗尔等前辈史家开拓的时间社会史研究并未得到直接继承与弘扬，受布罗代尔和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共同影响下的年鉴学派选择以经济学为合作伙伴，强调将可计量的客观时间作为史学研究的统一框架，并排斥更为相对化的时间性的价值。黑尔格·约德海姆（Helge Jordheim）对此不无惋惜地感慨道，布罗代尔本可以在处理时间性问题时，通过将时间多元化，在同一思想活动中，把历史学和社会学重新结合起来，以此恢复历史学在18世纪末所丢失的反思性和复杂性。约德海姆指出，历史学界要在古尔维奇发表“时间社会学”20年后，才能回应它提出的挑战。法国“心态史”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勃兴，以雅克·勒高夫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者尝试将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整合到时间的组织和表现当中，《炼狱的诞生》《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等著作均对时间观念的主体性以及“历史时间”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展现了突破布罗代尔式客观时间观念桎梏的史学新路径。

 

 

 

 

 

 

20世纪初期，柏格森提出的“绵延”说在法国学界引起关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激烈争论，直至该世纪中叶，仍有众多学者投身于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当中。与布罗代尔同时代的两位学界巨擘列维-斯特劳斯与古尔维奇均坚定地反对柏格森主义，他们的著作给予非连续性以极大的关注。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的心灵是非连续地体验和理解世界，非连续性原则支配了自然和文化作品，它首先在粗糙的神话形式，随后在科学作品中得到自我意识；古尔维奇甚至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视为历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本质差异，并强调历史学家建构且依赖的连续性蕴含意识形态因素。布罗代尔同样参与了这场论战，然而他坚定地站在连续性一方，于他而言，没有历史连续性的原则，社会科学就会面临反历史主义的危险，也就无法达成真正科学的理解。布罗代尔在驳斥古尔维奇的文章中写道：“如果历史是如此的非连续和碎片化，那么所有试图把握当下的社会科学——在他们当前观察的瞬间身后——都能感受到如此多先前的断裂和裂痕，以至于它们仿佛被困在这短暂而活生生的现实中……禁锢其中，囚禁其中。现时是近乎自治的现实。一种真正的反历史主义潜伏并冲击着社会科学。它们无法利用过去，无法从中得到滋养。”布罗代尔标志性的“长时段”理论正是历史连续性的最佳写照，如奥利维亚·哈里斯（Olivia Harris）指出，“有关长时段连续性的观点是布罗代尔历史哲学的基石，也是他作为历史学家自身的技艺”。布罗代尔在《长时段》中借用“结构”概念以表征“长时段”的历史现实，并使用“inertie”（惯性）、“viscosites”（粘滞）、“freignages”（阻遏）等比喻形象化地阐明“结构”的作用机制，一言以蔽之，所谓“结构”，亦即在长时期内持续反复地发挥作用的限制性或支持性条件。布罗代尔赋予“长时段”（“结构”）在解释性方面的特殊价值，强调“无数的层面和无数次历史时间的剧变都能根据这些深层结构、这种半停滞的基础得到解释。所有事物都围绕这个基础转”。

 

 

 

然而，仅考察“长时段”的时间维度无法完整把握布罗代尔有关历史连续性的观念，我们仍须以总体性的视角探究其历史时间理论的哲学基础，方能切实回应此问题。布罗代尔在多篇文章中都曾引述过克罗齐的观点，“数个世纪融入到我们所能察觉的生命的至微片刻，并继续存活其间”，“任何事件都体现了全部历史和全人类，因而人们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随意地发现全部历史和全人类”。布罗代尔旨在强调，即便是在“短时段”或者“事件史”中，同样包含相较自身时段远为深厚和广泛的时间性，因而决不能将现时的瞬间视为自在自为的对象，而应注重考察其“不同时间的同时性”。霍华德·凯吉尔（Howard Caygill）敏锐地指出，“布罗代尔对事件的最初批判是以柏格森的‘绵延’概念为框架的”，事实上，布罗代尔的“时段”概念与柏格森的“绵延”概念在法语中是同一词（即durée）。在柏格森看来，“绵延”并不是由一个瞬间代替另一个瞬间，而是既包罗过去，同时又延续至未来的持续不断的变化：“绵延是过去的持续进展，它逐步地吞噬着未来，而当它前进时，其自身也在膨胀。过去在不断地成长，因此，其持续的时间也是没有限制的。”祁雅理（Joseph Chiarl）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都从柏格森的学说中辨识出一种“过去本体论”的倾向。“绵延”就是过去的生成与扩展，“我们的过去作为一个整体，以冲动的形式对我们显示出来”；所谓“冲动”（élan），即过去作为本体创造世界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布罗代尔在其战俘营讲稿《历史，世界的尺度》中同样使用了柏格森式话语以强调过去的本体论地位：“实际上，深层历史超越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能做的仅是通过它传递我们接受自过去的命运；这期间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来改变它们。来自过去的一股冲动裹挟、翻卷我们于其洪流之中……死者和过去的岁月所占据的比重是巨大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过去都会将其沉重的形式强加于现实生活之上。”根据布罗代尔的观点，过去的压倒性力量通过结构性现实的作用得以彰显，这些静止的、半静止的或者是周期性重复的历史结构持续侵蚀和压迫着现时，并为人类行动划定狭小范围。现时的相当份额仍属于“绵延”的过去，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关注持续的事物，关注永恒的事物——因而它部分属于现时，关注超越变化的持续事物，无论这些变化多么丰富或剧烈”。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正是通过研究过去来理解现时。

 

 

 

布罗代尔秉持极端的历史连续性的原则以处理过去与现时的关系问题，这种做法在将过去推向本体论高度的同时，也暗含了贬低人类自由和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倾向。在其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个人证词》中，布罗代尔谈及对战俘营经历这段“悲惨岁月”做出的“独特的存在主义式回应”，他写道：“我必须超越、拒绝和否认敌人的电台和报纸倾泻于我们的所有事件，或者甚至是地下电台向我们传递的伦敦的新闻。打倒事件，尤其是恼人的事件！我不得不相信，历史、命运是在远为宏大的深度上书写的。”诸多学者均试图根据这段内心独白式文字解读布罗代尔否定“事件”的心理或情感因素，比如彼得·斯科特勒（Peter Schöttler）认为，这项证词只不过是布罗代尔在“合理化”其作为囚徒的困境，以此逃避出于爱国情怀的道德压力；或者用赫克斯特的话来说，布罗代尔否定“事件”实则是一种“必要的信仰行为”：“对费尔南·布罗代尔而言，他不像萨特那样受困于巴黎的决策和行动的巨大旋涡之中，而是更为无助地困在战俘营里，困在一个时间孤岛上面，在那里任何行动都了无影响，对于这样一个人，身处这样一个地方，面对这样一个时刻，拒绝仅仅是瞬间的、非常短暂的视角，即‘事件史’——这可能不仅仅是智力游戏里走出的一步棋，而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信仰行为，是通向拯救的隘道？可能是这样的。”毋庸赘述，于布罗代尔而言，拒绝事件、危机和断裂都有一种心理治疗的意图，正如《个人证词》所述，危机性事件被布罗代尔视为一种“巨大的创伤”，而连续性则多次被当作躲避历史事件“风暴”的“庇护所”。“长时段”连续性的治疗效应体现于一种命定式的历史观当中：法兰西的命运早在遥远的过去就已注定，战争的失败并不能对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并非历史行动的主体，而是文明兴衰的伟大历史进程得以实现的载体；人类自由与主观能动性已然湮没于“长时段”的洪流当中，行动者的历史责任自然也得以卸除。《法兰西的特性》结论部分总结得恰如其分：“在长时段历史中，人的自由和责任具有局限性。人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倒是历史造就着人，并且为人卸除责任。”

 

 

 

布罗代尔坚持历史连续性的立场，既因悲剧性的个人境遇所致，更与其历史意识所潜藏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休戚相关。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致力于探究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他借用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的意识形态类型学，总结出反映历史著作伦理维度的意识形态的四种基本模式，分别是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曼海姆指出，保守主义者使用植物般缓慢生长的类比来看待社会变迁，至于想象中的变革步伐，保守主义者采取一种“自然的”节奏，换言之，“保守主义思想本身是没有乌托邦的。理想的是，它在结构上与它当前控制的现实是完全和谐的”；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时间定位而论，与自由主义认为“未来就是一切，过去什么也不是”正相反，“保守主义经验时间的方式却在发现过去的意义的时候，发现时间是价值的创造者，找到了它的决定论的最好证实”；曼海姆进而辨识出保守主义决定论的两种自由观念及其依存关系：在经典的保守主义理论当中，人们“具有‘客观自由’，而不是‘内部自由’,‘内部自由’必须自我调节以适应‘客观自由’”。

 

 

 

事实上，保守主义者的这些观点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均有明确体现，比如前文所述，布罗代尔秉持的“过去本体论”观点正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时间定位相吻合；此外，《地中海》结论部分同样以典型的保守主义立场总结了“内部自由”与“客观自由”的关系问题，布罗代尔写道：“伟大的实干家是有自知之明的、能够准确地度量自己的能力的狭窄有限性的人，是选择把自己保持在这个狭窄有限的范围之内，甚至利用不可避免的事物的重量以便把它加到自己的推力中去的人。任何反对历史的主流——这种主流并不总是明显的——的努力都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洞察到布罗代尔史学思想当中蕴含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有学者指出，布罗代尔的保守主义“以一种冷静而理智的态度出现”，它既体现于其决定论和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又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对传统农业生活的一种怀乡病。哈里斯的分析则更着眼于考察这种保守主义在政治现实层面的意识形态蕴含，他指出：“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被视为法国的保守派政治家，这点并不令人惊讶。布罗代尔对政治作为历史理解之基础的否定，对农民生计的赞美，对人类能动性缺乏兴趣，对革命作为灵感来源的拒绝，这些都符合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此外，对深层连续性的肯定——和赞颂——与贵族政治和统治精英有关，或者至少与右翼民族主义有关，这是司空见惯的。其中有胜利主义的维度，也就是拒绝失败。赞成深层连续性的论述——如布罗代尔的著作——对胜利者、对文明中心最为有效。而对那些反复遭受战争、征服和宗教冲突蹂躏的地区，这些论点很难维持。”

 

 

 

在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理论当中，历史连续性、过去本体论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蕴含是三位一体的。而在布罗代尔的史学实践当中，他终究无法回避事变、战争、革命等造成的历史时间的非连续性。布罗代尔在处理此类断裂性事件时，所秉持的总体原则（或者运用的叙事技巧）可归结为：否定其必然性、淡化其戏剧性以及降低其重要性。最为典型的两个例子出自《地中海》对勒班陀海战和圣巴托罗缪惨案的论述。在布罗代尔看来，勒班陀海战这场“地中海地区16世纪最为轰动一时的军事事件”因其产生的结果如此之少，而近似于“一场无足轻重的胜利”：就作战双方而言，战争的胜负均未造成深远和决定性的影响，战争的余篇除了双方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外，不过是“一系列令人惊奇的欢庆宴会”以及“同样令人惊奇的五花八门的远征计划”。布罗代尔总结道，勒班陀海战并非此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导致的必然结果，基督教联军舰队的指挥官奥地利的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所扮演的绝非莎士比亚笔下英雄那般的角色，战争也并未产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后果，勒班陀海战“作为历史经验，它的重要意义或许在于以明显例证表明了单纯叙述事件史的种种局限性”。至于被诸多史家视为“在法国历史上具有创伤性的转折点”的圣巴托罗缪惨案，布罗代尔同样认为这场事变的历史影响相当有限，“与米什莱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相反，我不认为1572年8月24日这一天是这个世纪的重大转折点。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消息过去只产生过有限的后果。8月24日以后，法国的政策虽然暂时脱离了它先前的目的要求，不知所措，但正如人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始终不变”。

 

 

 

布罗代尔对于“革命”（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经济革命）的认知与诠释同样未曾脱离历史连续性的基本框架。他明确表示，从中世纪晚期至18世纪的近代早期，不存在根本性的历史断裂，“这些世纪当然有某些共同之处。就我而言，我宁肯说13至18世纪，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会相当乐于承认从1000年到1800年有某种统一，有某种长时间的‘水平状态’”。在布罗代尔看来，现代性的生成主要来自历史连续性的孕育，它可以根据经济、地理、人口、文化等因素的延续性存在确定其悠久的历史背景，而非“革命”的爆发性力量所致。比如，就现代法国的诞生而论，布罗代尔反对伊波利特·泰纳在《现代法国的起源》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法国孕育于18世纪的‘启蒙时代’，并且在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经受悲壮的考验而终于诞生”的观点，在他看来，现代国家起源于15世纪，更多地起源于16世纪，“‘国家—社会’的破裂和分裂实际上并没有坐等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倘若试图完整回应“现代法国的诞生”的难题，历史学家需要研究的甚至是“从罗马征服高卢前直到今日法兰西的厚重的全部过去”。至于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布罗代尔同样旨在挑战断裂性的解释。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布罗代尔将欧洲近代以来的经济生活区分为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层次，资本主义被定义为“最高层的经济活动或向最高层上升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然而这种凌驾于其他层次之上的“手段高强”的资本主义实际上也奠基于其中，“其实，物质生活是一切的基础：一切进步取决于物质生活的膨胀，市场经济本身也依赖于物质生活而迅速膨胀，并扩展与外界的联系。在这一扩展中，得益的始终是资本主义”。与其着重参考的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观点类似，布罗代尔同样拒绝了各类经济层次分阶段地渐次演进的所谓“阶梯理论”（Stufentheorie），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的诞生有赖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孕育，资本主义的发展包容了各类经济形态的共时性存在，而资本主义的鼎盛仍然没有完全取代其他经济形态。资本主义“从它最早的起始就预示着现代性、灵活性和合理性。它是过去经济生活的先锋”。因此，在布罗代尔笔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过去的时间与结构不仅与现在交融，而且与未来相交融”。

 

 

 

尽管存在保守主义和决定论的思想倾向，布罗代尔的历史连续性观点仍然在认识论层面给予我们诸多启迪：① 布罗代尔高度重视地理环境、物质生活等结构性因素发挥的恒久性影响，从而将传统叙事史学所忽视或摒弃的“背景”和“深层”推向历史研究的“前台”与“焦点”。②布罗代尔以历史连续性为纽带，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三维之间建立起稳固联系，以此增进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及其以史为鉴的史学功能。③布罗代尔强调“长时段”内延续的诸多历史结构在现时当中共存，有助于洞察各类历史进程、主体或事件所蕴含的“不同时间的同时性”的两种经验维度：就其历时性维度而言，“它意味着引入早期历史，将不同时代的各种源泉叠加起来，融入到自身的当下时代中”；就其共时性维度而言，正如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提出的形象化术语“时间层”（Zeitschichten）所意指，即“多种时间层次，分别有不同的时长和各种来源，但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卢茨·拉斐尔（Lutz Raphael）在总结“长时段”概念的史学影响时，同样肯定了布罗代尔在有关“不同时间的同时性”的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他指出，“这种不同时间结构的法则在比较分析不同过去的时空碰撞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然，倘若断言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中不存在任何非连续性的因素，难免有些言过其实，至少就史学思想史而论，布罗代尔认为，在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新史学”与其批判的传统叙事史学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和根本性断裂。布罗代尔曾屡次强调，他所倡导的史学“是一部新的、帝国主义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历史学，它能够通过充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它的邻居们）的丰富资源来更新和完善自己”，“由亨利·贝尔（Henri Berr）所领导的《综合》杂志，以及由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领导的《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试图创造一种革命性的和新颖的历史形式”。布罗代尔的确赋予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以“思想上的历史非连续性”的特权：年鉴史家群体勇于担负史学革新的重任，始终致力于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理论、新问题和新方法，最终得以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完成对传统史学的超越和“革命”。能够料想的是，这种略显“偏私”的观点必然会引起诸多疑惑甚至矛盾之处，比如陈新指出，布罗代尔的保守主义史学思想与其积极的创作和社会实践存在着矛盾：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面对自认为不可更改的现实，所能做的仅是保持沉默，然而布罗代尔积极的史学实践的确为现代史学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这种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仍然可以回溯至保守主义的自由观念当中得以解释：历史学家通过断裂性的史学“革命”，达成对历史连续性和必然性的认识，他们清醒意识到人类能动性的“狭窄有限性”，因此敦促现实的行动者适应于“历史的主流”，并利用其作为自身行动的助力，也就是说，“内部的主观自由”必须自我调节以适应“外部的客观自由”。在布罗代尔看来，思想上的“内部自由”成为人所能争取和拥有的真正形式的自由，而历史学家在认识“历史的主流”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哈里斯以充满诗意的话语精辟表述了布罗代尔看似矛盾、实则自洽的自由观念：“作为1940年战败的法国军队的一员，布罗代尔能够将自己设想为从持久存在的沙丘上吹来的一粒沙子。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是自身思想的主人，并对他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的史学革命充满信心。”

 

 

 

 

 

 

综上所述，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理论在处理形式时间与物质时间、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连续时间与断裂时间等时间维度的对立问题时，坚定站在形式时间、客观时间和连续时间一方，这种理论立场致使其史学实践呈现相应的问题与缺陷。然而，本文绝非否定布罗代尔历史时间理论的创新性及其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是试图指出布罗代尔理论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其借鉴意义，而在于其启发性：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多元性质的有益探索在相当程度上启发和丰富了人们思考与利用时间的方式，从此时间不再成为史学研究不证自明的先天因素，而是可被定义、切割、加工并赋予解释价值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即便是在20世纪60年代布罗代尔史学影响力臻于鼎盛之际，年鉴学派年轻史家所撰写的最为杰出的著作也并非亦步亦趋地模仿《地中海》的时间架构。法国当代著名史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曾总结道：“承认社会时间的多元性带来的可理解性资源，现在看来舍此已经不可能。所有这些层状的、堆叠的、错位的时间，每一种都有自己的节奏，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是其热情的发掘者，他身后还有很多追随者。他们使得问题日益精细和复杂化，从而大大丰富了社会科学的考察方式。”

 

 

 

布罗代尔历史时间理论最为重要的史学遗产实则是作为其组成部分的“长时段”概念，尽管该概念未能如其设想那般，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共通的认识论框架，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时段”对当代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史学的影响可谓深远。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家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曾表示：“这一概念（指‘长时段’）在60年代还只是一种预测性的提法，而今天（1978年）已取得了全面胜利。”伏维尔认为，“长时段”的胜利，既改变了法国史学的研究领域，同时还改变了史学研究方法和技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学专业化和碎片化进程的加深、微观史研究的兴起以及语言学转向的影响，“长时段”概念一度遭到年轻一代学者的批判乃至摒弃。然而，正如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等学者在一篇发表于2015年的著名文章《重回长时段：英美学界的视角》中所言，“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有诸多迹象表明长时段重新回到了知识领域”：一方面，诸如“大历史”（big history）、“深层历史”（deep history）以及“人类世历史”（the history of Anthropocène）等宏大历史正在迅速兴起，这些研究项目的时间尺度远远超越了此前历史书写惯于采纳的代际、人类生命或其他生物尺度的时间范畴；另一方面，近年来大规模数据化项目的启动以及口述历史数据库的建成，结合“谷歌N元语法查看器”（Google Ngram Viewer）等语料分析软件，“这些工具的性质以及可用文本的丰富性使得既具有长时段特性，又基于档案工作的史学研究成为可能”。国内学界对“长时段”的关注程度同样在持续升温，比如2023年《读书》杂志组织的题为“重思长时段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座谈会，集中讨论了“长时段”研究的空间线索、心理动因、长时段历史写作的主体意识等问题，展现了国内学界思考“长时段”概念的中国视角与当代关怀。总而言之，“长时段”已不再是20世纪50年代布罗代尔提出的试图克服彼时社会科学存在的“普遍危机”的锁钥，在当今的时代和学术语境下，“长时段”的概念内涵与史学情境再度焕然一新，或者说，它仍然葆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回望学术史的发展，布罗代尔作为第一位系统性思考历史时间的多元性，并将之自觉运用于史学实践的历史学家，其历史时间理论取得的成就以及遗存的问题仍值得我们认真回顾并予以批判性反思。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