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涌现出一批与西方“新政治史”相契合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近代政治史的发展和创新。在政治事件研究中，事件的方法论意义拓展了传统政治史的学术空间；在政治制度研究中，以过程为中心的动态分析使“活的制度史”成为可能；在政治行为研究中，普罗大众逐渐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历史与表象之间的张力为研究者带来了新的灵感；在政治概念研究中，“语言学转向”彰显了政治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双重功能。新政治史为近代政治史研究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也应看到其边界和限度，防止为新而新或矫枉过正的倾向。

 

 

 

【关键词】

 

　　新政治史　中国近代史　政治事件　政治制度　政治文化

 

 

 

在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脉络中，政治史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又在沉寂多年之后得以复兴和革新的过程。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历史学皆以政治史为中心，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始终是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统治者镜鉴，也始终是史家追求的基本目标。19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兴起，强调史料甄别和据事直书，开启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也使传统史学重政治而轻社会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初，政治史的主流地位开始遭到质疑。如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批评德国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精英人物，主张历史学从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借鉴理论资源。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提出“新史学”口号，主张将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皆纳入史学范畴，用综合的、进化的眼光去分析历史事实。及至年鉴学派创立，进一步淡化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挑战兰克学派和启蒙运动的进步史观，把经济和社会作为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政治史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逐渐陷入边缘化的境地。

 

 

 

然而，政治因素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性没有因为史学范式的转换而削弱，对政治现象的探究也并未从史学家的视野中完全消失。经历了数十年的沉寂之后，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法、英等国开始出现政治史的复兴和“新政治史”的研究潮流。

 

在美国，本森（Lee Benson）于1961年出版《杰克逊式民主的概念》一书，被视为新政治史诞生的标志和代表作。该书将关注焦点从全国政治转向州和地方政治、从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行为、从政治家转向普通民众，注重使用选举记录、选民登记表和各种地方史料，并借鉴政治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及计量手段，为政治史复兴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另一位代表人物海斯（Samuel P. Hays）主张扩展政治的定义，从“政治制度的正式层面”转向“公共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聚焦长时段、大规模的结构变化。

 

 

 

在法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结构主义的衰退、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史学界开始重新关注政治现象。这一趋势不仅来自年鉴学派外部的挑战，也来自学派内部的反思。第三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主张借鉴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方法，以超越民族、国家的“权力”概念为中心开展新政治史研究，尤其强调从象征符号、政治仪式等角度进行政治文化史研究。政治史复兴的领军人物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反对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决定论，强调政治史研究的独立性，推出以“维护政治史”为题的论文集，系统阐述了新政治史的原则与方法。

 

 

 

在英国，赫顿（R. Hutton）声称政治活动是“最稳定和最永恒的人类活动之一”，主张将政治史的范围拓展到“以往社会中权力的组织和运用”。埃尔顿（G. R. Elton）认为政治史的作用依然如故，即研究“人类集团如何设法安排自己的共同生活”，以及统治集团如何处理内部关系及其同其他集团之关系，强调政治史探讨的是人民和个人，而不是统计学上的抽象物。

 

 

 

在不同国家、不同学者那里，新政治史的意涵和特征不尽相同，但大致说来，都多少蕴含着对政治概念和政治史研究范围的拓展、对政治学和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对普通民众政治行为的关注、对文化因素对于政治之影响的强调等色彩。对于新政治史潮流的发展态势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新政治史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到20世纪80年代就随着新文化史的异军突起而荣光不再；也有人认为政治史复兴的趋势并未中断，新文化史并未削弱政治史的发展势头，而是催生了将符号和仪式融入政治史的“新新政治史”。

 

 

 

笔者十多年前曾撰文探析新政治史的视野和方法，认为“政治事件、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创新，使新政治史得以超越传统政治史的种种弊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焕发新的生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政治史也在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冲击和影响下发生了新的变化，涌现出一批在旨趣上与西方新政治史颇为契合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本文结合笔者的研究体会和阅读心得，从新政治史视角出发，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势略作梳理评析，以就教于方家。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降的西方传统史学，司马迁、班固以降的中国传统史学，都把包括军事和外交在内的重大政治事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致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将政治史等同于政治事件史的刻板印象。如论者所说，历史书写中“事”的意涵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减的过程，从祭祀、战争、职事、文书、事务等无所不包，变为仅限于战争、革命、王朝更替等重大事件。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对传统政治史的质疑之一就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过度依赖，即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谓的“事件主义”或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所谓的“事件偶像”。

 

 

 

然而，如果拓宽“事件”的意涵，人类历史正是由各种各样的事件构成的，历史研究也正是建立在对事件的考察、叙述和阐释基础之上的。人们都知道布罗代尔将事件比作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浪花或难以持久的“迷人烟雾”，却没有注意到他还指出事件具有“无限的延伸性”，可以“占有比它自身的时段长得多的时间”，“人们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随意地发现全部历史和全人类”。从认识论的角度观之，年鉴学派所推崇的“结构”（长时段）和“局势”（中时段）具有一种不可见性，只有借助在历史河流中掀起了涟漪的事件，才能揭示关于深层社会结构的动态图景。因此，布罗代尔反对历史研究停留于事件表面，却并未将事件逐出史学领地，他所期待的是：“这个沙漏能够两面颠倒——从事件到结构，最后从结构和模式到事件。”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甚至开始呈现“饱和”状态，令许多研究者视为畏途。近年来的情况却表明，如果有意识地拓宽学术视野、挖掘事件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即便对于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这样持续百年的热点议题，仍有继续开拓创新的空间。关键在于，研究者不再把这些政治事件本身视为完全独立、不言自明的研究对象，而致力于探讨事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事件如何改变结构、事件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行动逻辑，以及人们对事件的言说与书写等。

 

 

以五四运动为例，它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历来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重中之重的研究对象，相关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在“五四”百年之际，学界仍然贡献了一批颇具特色和新意的成果，不仅把“五四”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也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政治事件研究的新前景。

 

 

 

一是五四运动之“言说”。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从发生当时就开始被传颂、记忆和诠释的特殊事件，该运动并非谋定而后动，而是在发展中逐步成型，在此过程中，“本事”与“言说”的纠缠构成了一种独特现象。五四运动是一场复调的运动，其内部不同的声音既各自独立，又共同参与并形塑出一个更大的和声。史事本身的多姿多彩，导致了关于“五四”认知的多样化，史家应该以复调的方式表述复调的史事。

 

 

 

二是五四运动之“纪念”。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唤起全民族潜在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国现代各大政党都力图发掘、利用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或纳入其理论系统，或使之与自己的话语体系相衔接。他详细考察1949年前研究系、国民党、共产党、中间派人士等各大党派报刊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专栏和纪念文章，勾勒其“五四地图”，揭示其此起彼伏的消长关系和历史过程，探讨五四纪念的政治文化意蕴和各大党派围绕五四纪念的主义之争。

 

 

 

三是五四运动之“运动”。如笔者从五四运动的命名问题入手，注意到五四运动是第一场发生不久即被称作“运动”的政治事件，呈现出以民众为政治之主体、直接行动与社会制裁、公共空间与公开行动、有力的组织和宣传、力求根本之解决等观念与行为特征。自此以后，政治精英代表和唤醒“群众”，以“主义”解释世界，以“运动”改造世界，逐渐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共享的行为模式，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奠定了基础，也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代性。

 

 

 

四是五四运动之“主义”。有学者关注在以往研究中被“民主”与“科学”所遮蔽的“个人主义”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指出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对于渴求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的五四青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对个人主义的正面阐扬逐步退潮。抗战全面展开后，救亡图存的时局推动了“社会有机体”和“团体主义”价值观的弘扬和传播，个人主义遂彻底走向没落，最终让位于具有浓厚意识形态化色彩的集体主义精神。

 

 

 

一些原本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政治事件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透视特定时期社会政治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例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退想斋日记》等史料的发现，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1905年科举停废对于近代士人产生的强烈震撼，进而探讨这一事件对晚清官僚体系、仕进渠道、教育制度、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及其在帝制政体向共和政体转变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在学理上阐释了严复的论断：“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

 

 

 

 

 

 

说传统政治史以政治事件为中心，其实多少有些简化之嫌，因为至少在中国传统史著中，政治制度也占有一席之地。在纪传体正史中，“本纪”“世家”“列传”叙人物生平，以人物为中心；“表”统年代世系，以年代为中心；“书”“志”记典章制度，则是以制度为中心的，其中“职官志”更是关于历代政治机构设置的基本史料。正史之外，还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专门的典志类史书以及《唐会要》等制度史资料汇编。但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大多局限于对机构设置及其沿革、制度规定及其演变的表层叙述，而很少深入探究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以及制度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西方的新政治史潮流，为政治制度研究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新政治史的开创之作《杰克逊式民主的概念》探讨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但作者的关注点全然不在选举制度本身，而是19世纪上半期纽约州选举的实际运作情形，以及影响选民投票的主要因素，通过对选举中投票周期、政党构成以及社会、种族和宗教模式的深入分析，指出纽约选民并未遵循辉格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传统区别，而是深受种族和宗教关系的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早期著作，也大体集中于政治机构的设置与沿革、政治改革的过程与内容、宪法和其他重要文本的制定与演变等内容。近年来一些年轻学者在晚清政治制度史领域开拓创新，出版了多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其努力方向，亦与新政治史相似：一是从以机构为中心的静态分析转向以过程为中心的动态分析，二是将制度考察与对人事和政局的探讨结合起来。

 

 

 

在关注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机制方面，李文杰的《辨色视朝》一书堪称力作。书名“辨色视朝”来源于《礼记·玉藻》，意思是君臣天不亮便须进入理政程序，代表了清朝代代相传的勤政祖制。全书围绕文书、朝会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决策三个主题，深入考察朝会议事的各种形式、文书流转的诸多细节及其在晚清时期的变化，尤其注意探讨细节中体现出的权力结构，试图以疏通关键细节的方式，向读者展示晚清政治决策的程序及效果。在此基础上，还对文书制度和朝会制度所体现的君相关系、权力格局、决策模式及其对后来政治发展走向的影响，作了令人信服的探讨。

 

 

 

在制度考察与人事和政局分析相结合方面，几部关于晚清督抚制度的著作可圈可点。一般认为，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湘淮集团的崛起，晚清政局出现了“督抚专政”“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格局，为后来的王朝崩溃和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近年来的研究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有学者通过探讨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之关系，认为清末权力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出于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使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而另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因此，到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有学者通过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演变过程的翔实考辨，认为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势力虽然对清朝中央集权体制产生了很大冲击，但中央政府通过有效的应对措施，仍在较大程度上和较大范围内维持了自身的控制力。在他看来，晚清并未出现“内轻外重”的局面，也没有出现“内外皆轻”的局面，清廷中央和地方都还在体制内拥有各自的权力，清王朝的灭亡并非因为藩镇割据或内外皆失权，而是因为列强等外来新因素的介入、新旧内外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有学者围绕两江总督的人选更迭，探讨道咸至民初东南地区三次大的权势转移（从八旗到湘楚、湘人江督格局、北洋下南洋），并在此脉络中探讨晚清南北关系、央地关系、内外政治秩序的演变。进而突破内外轻重之争议，以“有重心的同治”这一概念对晚清历史作出新的诠释，指出晚清当局既在创制重心，又在寻求平衡，其中既有中外平衡和列强的相互制衡，亦有内部关系尤其是南北的提携和平衡，其成败得失决定了晚清政治的特色与出路。晚清督抚制度和央地关系实是近代政治史研究较久、较多、较深的一个话题，仍能迭出佳作，与研究视角的创新不无关系。

 

 

 

除此之外，与国民党、共产党相关的制度史研究也可以看到新政治史的影响。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以党治国、以党治军、一党独裁的政权，有学者通过考察国民党地方党治以及党权与军权较量的实际情形，得出了国民党党治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实际序列则是军→政→党，国民党乃是一个有独裁之心而无独裁之力的“弱势独裁政党”这一发人深思的结论。笔者亦从组织运作角度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对党员群体和干部群体的社会构成、基层干部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基层组织的工作效能、党内组织纪律的实施情况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指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与乡村相互改造、相互适应的过程中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逐步发展壮大并取得革命胜利。

 

 

 

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引入和相关数据库的建设，也为政治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例如有学者提出，在清代职官信息全样本数据库建设基础上，有望对清代官僚结构、空间差异、流动性与政治网络等问题开展新的分析，实现数字人文与传统史学的有效结合，建立一套平衡“混沌”与“秩序”的复杂史学解释系统。

 

 

 

 

 

 

历史乃过去人类各种活动之集合，史学研究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为的关注和探究，在传统历史撰述中，政治精英人物及其思想和活动占据着与政治事件同样重要的位置。但传统政治史往往将目光局限于帝王将相，而忽略了普通民众的所思、所言、所为，形成了西米昂所指斥的另一宗罪——“个人偶像”。20世纪上半期种种“新史学”之“新”，首先就在于将关注焦点从上层转向下层、从精英转向民众，由此出现了史学主流从政治史向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的转移。

 

 

 

西方的新政治史研究，一方面部分接受年鉴学派“眼光向下”的立场，一方面受到20世纪中期美国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纷纷将政治行为研究的议题和对象扩展到普通民众身上。行为主义革命植根于孔德所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力图用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的方法对美国政治进行“科学研究”，其所谓“政治行为”，首先就是普通公民以选举为中心的个体政治行为（此外也包括精英政治行为、利益集团政治行为以及整个国家的对外政治行为）。正因如此，美国新政治史最广泛的研究议题就是普通选民的选举投票行为，在资料和方法上也和本森的著作一样，借助对选举记录、选民登记册等量化资料的广泛收集和统计分析，探讨选举活动的基本规律及长程变动。与此同时，来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也被引入政治学和政治史领域，分别成为探究个体和集体政治行为的基本理论工具。

 

 

 

不同于美国新政治史以选举投票为中心，中国近代史领域关于普通民众政治行为的代表性成果，集中体现在农民、工人等底层群体的政治参与、集体行动以及群众运动等议题上。齐小林的《当兵》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关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个很具体又很重要的问题，即中共领导下的华北农民是如何走向战场的，他们走向战场后面临何种困境，党组织又是如何应对与化解的。作者以档案资料为支撑，对农民的参军动机、如何动员农民参军、如何将农民变成战士、逃兵现象与动员归队、对战士家属的优待政策等作了细致描述，进而对中共革命何以成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该书的特色和价值就在于将宏大叙事与底层农民的心态和行为结合起来，关注“这些无名小卒在历史剧变中的际遇”，“记录下他们的生前身后事，记录下他们的欢欣、悲伤与哀愁”。

 

 

 

笔者撰写的《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书，亦从微观互动论视角出发，对华北土改运动中的权力运作、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塑作了深入探讨。书中对村庄场域内基层精英与普通民众的政治行为作了细致描述与分析，指出在土改运动中，中共通过诉苦和阶级划分成功地动员乡村民众参与革命，地主、富农、贫雇农、中农在各自身份标签下作出不同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基层精英则在政治人、社会人、经济人的多重角色之间努力寻找平衡。书中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道路、运动式治理之利弊得失等问题所作的学理反思，皆建立在对基层乡村民众之行为、心态和情感的微观分析之上。

 

 

 

与此同时，对精英人物及其行为的研究依然是近代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不再孤立地研究精英人物的生平、思想和行为，而是将其置于社会政治变迁的时代背景（宏观）或统治集团的关系网络（中观）中加以考察。如有学者通过细致爬梳晚清重臣荣禄之生平、交游及其人脉关系，对甲午战争到清末新政期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新的考释，也对晚清政局之特征与变动提出了新的看法。另有学者选取1931年初至1932年初短短一年的历史截面，细致考辨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斗争，以及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较量，对蒋介石如何获得“最高领袖”地位、国民党高层政治运行、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结构等问题作了精彩阐述。还有研究者关注权贵集团、知识精英的政治心态问题，探讨辛壬之际（1911—1912）旗籍权贵的政治心态，指出这一集团鲜有“殉节死君”之士，更多的是“隐忍不发”或“处之泰然”，极少数人伺机东山再起，其间既有清政府内部脆弱失衡、矛盾深刻的影响，也有危机应对机制缺乏等因素，从中可见清王朝垮塌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如果说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研究的创新成果属于老树开新花，那么政治文化、政治概念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新领域。传统政治史对精神要素、文化要素的关注同样集中在政治精英人物身上，大体没有超出人物传记或政治思想史的范畴。而在20世纪后半期的政治史复兴潮流中，学者们更多地借鉴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尤其是普通民众）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一书，是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也为政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可以说，强调文化因素（相较于经济因素、阶级因素）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性意义，是美国、法国新政治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前述《杰克逊式民主的概念》的核心观点就是，相对于收入、职业、阶级因素而言，种族和宗教关系是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对选民投票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另外，以林恩·亨特（Lynn Hunt）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为标志，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文化史迅速崛起并逐渐取代社会史的主流地位。亨特的代表作《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本身就是一部经典的政治文化史著作。后来费约翰（John Fitzgerald）便借鉴该书的视角、思路甚至书名，以近代中国广为流传的“觉醒/唤醒”（awakening）意象为中心，对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期间的政治文化作了精彩论述。法国政治文化史的集大成之作，则是由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七卷本巨著《记忆之场》，该书分为“共和国”“民族”“复数的法兰西”三部，由120余位作者撰写的135篇论文组成，旨在通过“记忆之场”系统探讨法国国民意识的形塑过程。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政治文化史论著，涉及集体记忆、公共空间、政治节日、政治仪式、身体政治、语言、心态、建筑、服饰、音乐、影像、纪念物、象征物等诸多内容。这些成果议题广泛、视角新颖、方法多样，在研究旨趣上多少都与新文化史相契合，即通过对历史之表象（representation）的深描，挖掘其隐藏的意义与功能，从而获得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层次认知。

 

 

在此，笔者以陈蕴茜、李恭忠二人关于孙中山符号的两部著作为例略作说明。面对孙中山研究、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悠久传统，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将政治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相结合，将研究重点从孙中山生前的思想言论、政治活动转向其身后纪念和形象变迁，分别撰成《崇拜与记忆》、《中山陵》两部著作。陈蕴茜着重探讨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孙中山崇拜的形成与发展、国民党为塑造孙中山崇拜所运用的形式和手法，借以透视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国家权力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现代性建构。李恭忠则以孙中山的身后葬事为个案，探讨中山陵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营造过程，并将其与国民革命和党治体制结合起来，展示国民党人如何通过丧葬政治运作来塑造“国父”孙中山形象、增进现代国家认同，揭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两本著作主题相近、视角相似，研究方法和侧重点又各不相同。陈著对孙中山符号和孙中山崇拜进行全面梳理，具有文化人类学色彩，论述全面，巨细无遗，信息宏富。李著撷取中山陵建造和奉安大典进行特写，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路径，论题集中，结构严谨，布局精巧。

 

 

 

再如，有学者探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上半期成都的街头文化与公共空间，对城市民众如何使用公共空间、国家和地方精英如何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转型期大众文化怎样发生变化、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如何交互影响等问题作了精彩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回应了美国汉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学术讨论。有学者从身体的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空间化四个维度探讨近代中国“身体生成”的历史形态，通过对军国民运动与新民观、法律革新与国民意识、世界时间与身体规训、游行示威与空间政治等问题的考察，指出近代中国身体生成的高度政治化特征。中共党史和革命史领域也深受新文化史的影响，围绕阅读与学习、记忆与仪式、个人与日常等政治文化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以探究革命集体行动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观、逻辑与规则的生成。近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佳作迭出，不胜枚举。

 

 

 

 

 

 

20世纪后半期，当美、法、英等国出现新政治史潮流之际，以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概念史正在德国悄然兴起。随着八卷本巨著《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972—2007）的出版，概念史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界备受关注的史学类型和跨学科领域。概念史并非词汇和语言变迁史，而是一种通过词语和概念的分疏，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知识体系、思想转型和社会政治变革进行探究的学术路径。科塞勒克在方法论上提出著名的“鞍形期”（Sattelzeit）假设，即欧洲社会在启蒙运动后的大约一个世纪（1750—1850）里经历了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也经历了新概念的大量涌现和旧概念的重新诠释，最终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概念史被引入中国学界，学者们在译介西方概念史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许多基础性政治概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证研究，逐渐形成了数据库分析、历史文化语义学、新名词研究、翻译与传播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不断反思中国政治概念史的独特性，指出中国近代新名词、新概念的形成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双重影响，因此需要关注词汇、概念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以及跨语言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跨时代问题。和德国概念史的“鞍型期”假设相似，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过渡期或转型期。张灏将甲午战败后的30年即1895—1925年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型时代”，也是现代概念体系形成和定型的时期，这一看法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

 

 

 

在中国近代政治概念的实证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封建”一词负载着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双重意涵，对近代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产生过巨大影响，却因对译过程中的“名实错位”而被长期“误植”。冯天瑜积数十年之功，对这一概念的本义（古义）、西义（世界通用义）及其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又在近代中国及日本借以对译西文feudalism的新名词，在中国逐步演化的具体过程，尤其关注导致概念变更的几个关键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语义迁衍；进而由词义之“考”导入思想文化之“论”，为理解中国古史叙事和历史分期提出了新的概念坐标。

 

 

 

黄兴涛系统考察中国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指出“中华民族”是20世纪初现代性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生成之后，在中国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符号意义的民族观念凝结物。经过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意义转化与社会传播，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特别是“九一八”之后，形成了主导国内政治舆论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流行用法。这一主导型、符号化的“中华民族”概念明确强调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作为国民或公民的平等身份，以及依托在现代共和国家形式上的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金观涛、刘青峰创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提出以关键词为核心分析对象、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数据库方法，揭示中国近现代观念在西方冲击下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其《观念史研究》一书，即依托该数据库和数字人文方法，探讨近代中国“权利”“个人”“群/社会/社会主义”“天下/万国/世界”“富强/经世/经济”“科学”“革命”等观念，并就重大社会事件与观念变迁之互动进行了方法论探索。

 

 

 

近20年来，政治概念史与思想史、词语史、政治史、革命史、数字人文等领域相结合，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近代中国许多重要政治概念，诸如民主、共和、民族、国家、政党、阶级、主义、人民、国民、群众、运动等，都已有相应论著问世。值得关注的是，以政治概念史研究为主旨的学术机构、团队、刊物、丛书，近年来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集刊《东亚观念史集刊》、南京大学主办的集刊《亚洲概念史研究》合计已出版30多期，发表各类论文及评论400余篇，在中外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经过多年筹备，于2023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概念史丛书“学衡尔雅文库”首批7种，涉及“封建”“法治”“人种”“国民性”等政治概念，另有20余种书目已列入出版计划。可以说，政治概念史正在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新热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对近代政治史研究的深入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初以来，政治史曾遭受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强劲冲击而被边缘化，又在20世纪后半期借鉴社会史、新文化史的优长之处并汲取政治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资源而得以复兴，形成“新政治史”的研究潮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政治史也因视野的拓展和方法的革新而得到新的发展，产出了一批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

 

 

 

回顾百余年来政治史的兴衰沉浮，笔者深感政治史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关于政治与政治史之价值的种种论断，如弗里曼（E. A. Freeman）所云“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前的历史”，希莱（John R. Seeley）所云“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的政治科学无根”，埃尔顿所云“任何其他研究历史的方法都不能象政治史那样，如此持之以恒地考虑到时间的流逝以及变化的事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将新政治史理念引入中国近代史领域，也在理论、方法、资料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在政治事件研究中，事件的方法论意义被挖掘出来，拓展了传统政治史的学术空间；在政治制度研究中，以过程为中心的动态分析使“活的制度史”成为可能；在政治行为研究中，社会史的“眼光向下”和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共同推动普罗大众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历史与表象之间的交缠和张力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在政治概念研究中，“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使政治概念作为历史进程之“指示器”和“助推器”的双重功能得以彰显，有效弥合了史学研究客观维度与主观维度之间的裂隙。

 

 

 

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应该对新政治史的局限性有所警觉和反思，防止为新而新和矫枉过正的倾向。

 

 

 

一是政治概念的宽泛化问题。欧美各国新政治史的勃兴，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概念意涵的拓展密不可分，即不再把政治等同于国家、政府、领袖和重大政治事件，而是从权力关系出发对政治概念加以更宽泛的理解和使用。范围的扩展、视域的敞开的确给政治史研究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却也蕴含着让政治史失去其本色和边界的危险。尤其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权力关系遍布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监狱、工厂、医院、学校、家庭等无不充斥着支配、服从与抗争。如果一切与权力相关者皆可当作政治现象来研究，政治史就很可能因为包罗万象而失却其本来面目和独特价值。正因如此，很早就有学者意识到新政治史“正处于成为社会史一个分支的危险之中”，发出“让政治回归政治史”的呼声。

 

 

 

二是精英政治的边缘化问题。新政治史深受20世纪上半期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的影响，意识到传统政治史局限于政府组织、精英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主张将普通民众视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和政治发展的动力，并借鉴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其行为、观念和情感。这无疑为政治史的复兴提供了重要契机，却也带来了国家、政府、精英层面的政治史研究被边缘化的负面效应。以独立、统一、民主、富强为目标的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构成了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而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仍是个人（如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和群体（如政党和政治团体）意义上的精英政治。在此意义上，自司马迁以降的传统史学研究至今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三是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陈旭麓、李时岳、章开沅等老一辈学者曾围绕近代史的线索、分期、动力等宏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和热烈争论，为我们整体把握近代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随着近代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学者们对许多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越来越精细，这样高屋建瓴的宏观历史思考却越来越罕见，史学研究碎片化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忧虑。新政治史从不同方面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但是将关注焦点从全国转向地方、从上层转向下层、从制度转向行为、从政治转向文化，在客观上也加剧了近代史研究碎片化的倾向。一位学者曾指出，研究政治节日固然有新意，但“政治节日毕竟只能上演节日的政治，而非节日的政治可能具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也更具有常态的意义”，新文化史可以拓展传统政治史的领域，却难以取代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这话仍值得政治史家深思。

 

 

 

四是西方经验的适用性问题。新政治史是在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学术脉络中形成的学术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史学领域社会史范式及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革命的一种回应，其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虽有借鉴意义，却难以简单照搬。例如，美国的新政治史主张利用选举记录、选民登记册等量化资料研究选举活动的规律与变动，而近代中国政治选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度非常低，也缺乏与美国相似的系统性统计资料，所以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无法复制西方学者的做法。再如，德国概念史为中国近代政治概念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但中国现代概念体系形成的过程和脉络与欧洲很不相同，德国概念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伴随着统一的民族语言逐渐形成并确立主导地位而完成的，中国的基础性政治概念则大多经历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所以不能简单套用科塞勒克的“四化”标准，而应首先关注概念的跨文化翻译和传播问题。

 

 

 

总之，发端于欧美学界的新政治史既能提供诸多启示，也有其限度和风险。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与其把新政治史当作一个固化的研究领域或者时髦的学术口号，不如将其视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跨阶层、跨文化的开放性学术追求，它和传统政治史研究之间并非替代或超越的关系，而完全可以在发挥各自优长之处的基础上相互借鉴，共同推动政治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