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留学费用具有显著的时段特征与国别差异，难以用“高昂”一词笼统概括。1900—1937年，以日元支付的留日费用与以美元支付的留美费用均呈持续增长态势。官费留学生因领取外汇，其生活水准直接受留学费用影响，留日学生长期经济拮据，留美学生则相对宽裕，1920年前官费额度甚至高于留美平均费用1.5倍以上。自费留学生须自行兑换外币，受该时段汇率剧烈变动的影响。在外币相对低廉的波谷期，自费留学生甚至可以用近似国内大学求学的成本赴日留学，或者进入美国相对偏僻的州立大学，留学规模明显扩大。而在波峰期，自费留学生的来源阶层就仅仅限于极少数高收入家庭，由此造成显著的社会分层，留学规模也相应缩小。

 

 

 

【关键词】

 

近代教育　留学费用　量化史学　社会流动

 

 

 

 

 

不论官费留学还是自费留学，留学费用都是一个基本因素。官费留学涉及国家的财政支出，自费留学则涉及家庭支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留学教育的研究广泛且深入，遗憾的是，对留学费用的探讨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留学中学费和生活费标准不一、统计繁杂、资料缺失有关，也可能与近代中国流通货币混乱、本币与外币换算琐碎有关。然而，仅用“高昂的费用”进行笼统描述，或用官费标准代替实际费用，难以解释留学规模、留学阶层变动等问题。

 

 

 

本文通过挖掘、考证不同来源的调查资料，推算不同时期留日、留美的年度一般费用，再结合当时汇率换算为本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在1900—1937年，原因是该时段留学限制相对较少，抗战爆发后，外汇被管制，本币通胀严重，主要留学国日本成为敌国，留学教育受影响较大。本文仅讨论留学日本、美国的相关费用，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日本、美国是近代中国学生最主要的留学国家，留日、留美学生人数占到留学总人数的九成；二是英、法、德等国在欧战及战后境遇不一，留学费用波动较大，中国留学生数量难以准确统计。

 

 

 

学术界对留学有多种定义，普遍而言，广义的留学将非学历教育的访学、语言学习也认定为留学；狭义的留学则仅包括专科、本科以上的学历教育，本文采用狭义的定义。另外，统计资料中本币存在银两、法币等多种货币单位，为便于计算，同时考虑到近代中国长时期、大范围使用银元，本文将本币统一转换为银元，下文统称为元。

 

 

 

 

 

 

（一）留日费用推算

 

 

 

根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对1901—1937年留日学生毕业学校的统计，11752名留日毕业生中，7029人有明确的毕业学校， 4723人则没有明确的毕业院校名称，统称为“陆海军21校”“医学23校”“工业18校”等。有明确毕业大学的学生中，大学驻地在东京的学生占83%,其他则在京都、大阪、名古屋、仙台、福冈等地。具体分布参见图1，东京的人数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东京有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大学、第一高等学校、中央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法政大学等。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集中居住于东京的神田地区，形成了一个中国留学城。有资料表明，1919年，有90%以上的中国留学生集中于东京。1933—1936年，中国留日学生与侨居人员仍有近六成聚集于东京。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东京的留学费用作为留日费用的替代。此外，日本公立大学收费有统一标准，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的学费本身差异不大，只是在学费上涨时，私立大学相比公立大学一般提前2—6年，因此本文分析中对公立、私立大学不作区分。

 

 

 

较早系统统计留日费用的章宗祥，1899—1903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1901年著有《日本游学指南》，详细记载了留学的学费、生活费。其虽没有声明所调查的是日本大学的普遍费用，抑或是东京的费用，但其对路费的介绍均以东京为目的地，可以认为这份调查是针对东京的。190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纪要》，也有年度一般费用匡算。该大学驻地东京，属于私立大学，不过年度学费较公立学校仅多5日元，实可忽略。1919年留日官费生全体大会选派代表回国，向教育部次长傅岳棻面陈官费生困苦状况，请求增加官费，当时附有详细的用度说明。1924年浙江留日官费生联合会派出代表返浙，向省教育厅报告关东大地震后在日生活状态，也有相关用度的说明。1927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驻地东京）的夏嘉富撰文《留日要览》，详细记录了当时东京物价变化以及消费情况。1931年《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出版特刊《留学指南》，有留日学费和衣食住行所需费用的详细数据，属于普遍调查。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属机构创办的《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对留日费用进行了通信调查，该调查还特别区分了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费用，并有全面的食宿费用统计。《中华留日同学会会刊》统计了1942年的留日费用，其费用估算与1944年汪伪“实业部”《资送工科留日学生办法》的每人每月资助150日元标准吻合。上述材料可以相互检验，且与当时日本本国学生的求学费用及朝鲜留日学生的费用记录相对应。现将上述史料择要列表，如表1：

 

 

 

以上述史料为基础，可以确定1901、1905、1919、1924、1927、1931、1936、1942年八个年份的留日年度一般费用，再以固定增长率对其他年份进行推算，即获得历年留日年度一般费用。如图2所示，在1900—1937年，以日元计算的留日费用呈逐渐增长状态，1927年前后发生一轮下跌。下跌的原因与关东大地震的后续影响和1922—1927年日本爆发第四次经济危机相关，日本内务省警保局1925年12月对朝鲜留日学生的调查也可印证。参照汇率变化，将留学费用由日元换算成银元，其变动轨迹呈现出“三起三落”的情形。留日一般费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维持平稳增长，从1903年约300元/年增长到1915年约800元/年；一战之后，由于汇率大幅度变动，留日费用回落到500元/年；1921—1923年短暂上升，在关东大地震（1923年9月1日）后再次回落；1930年后，受世界性经济萧条和汇率变动的影响，留日费用一度达到2200元/年；随后第三次回落。

 

 

 

（二）留美费用推算

 

 

 

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多样性和费用差异化给留美费用统计增加了难度。本文选取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一批学校，收集各校的留学费用，再以平均值进行估算。美国联邦政府受1924年《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限制，同时考虑到民间排华情绪严重，劳工部仅允许中国学生在215所大学、21所中学或64所神学院留学。这些学校分布广泛，费用不一。1934年一项调查表明，私立大学年度一般费用为1000美元，州立大学不到500美元，两者相差1倍多。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留美学生有明显的“扎堆”现象。据《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统计，1914年中国学生集中于少数地区，人数最多为纽约州（17.6%），其次为加利福尼亚州（17.1%），再次为伊利诺伊州（12.8%）。这三个州分别位于美国东海岸的新英格兰地区、西海岸和中西部大湖区，代表了中国学生集聚的三个地区。依据梅贻琦的统计，1854—1953年100年间在美国获得学位的近14000名留学生中，超过七成集中于20所大学。这20所大学的位置对应中国学生集中的地区，如图3所示。

 

 

 

 

《寰球中国学生报》于1908年刊登了《关于美国大学的信息》（Information about American Universities），该文系统地介绍了美国74所大学的学制、专业，以及所需的学费、生活费等。另外，笔者通过美国教育部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查阅到1915、1920年美国这些大学的年度一般费用。通过美国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组成的“十校联盟”所建立的HathiTrust公开数据库，还查阅到1923年版的《美国大学蓝皮书》（The College Blue Book）与1934年美国内政部教育局（Bureau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Interior）的第52号手册《上大学的花费》（The Cost of Going to College），这两份材料介绍了当时美国300多所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情况。1945年《学生杂志》分两期刊登了依据邓尼司（W.H.Dennis）的文章整理出的《美国大学现况简表》，介绍了当时美国73所著名大学求学的一般费用。这些材料可以相互印证，各校学费和生活费呈稳定增长的趋势（详见表2）。此外，1914年《留美学生年报》刊发了胡适的个人调查，该调查对各校的生活费用估算过高，可能与调查者本人的消费习惯有关，本文不予采信。

 

 

 

 

 

 

依据表2数据，可以统计出1908、1915、1920、1923、1934、1945年20所大学学生的年度一般费用（即图4中黑色正方形加粗的6个点），再以固定增长率对其他年份进行推算，就可以获得其他年份的一般费用，然后依据汇率变动，换算出本币费用额度。计算得出，用银元结算留美年度一般费用总体持续增长，最低时1900年需要598元/年，最高时1932年需要3785元/年，1915—1919年和1932—1935年有两次下降。第一次下降最低点约为645元/年，第二次下降的最低点约为2551元/年。

 

 

 

 

 

 

 

 

（一）留日规模与费用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规模出现几次重大的变化，清末一度出现留学潮，而后留学规模跌宕起伏。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二见刚史和佐藤尚子在20世纪60—70年代对近代中国学生留日人数进行了估算，2008年中国旅日学者周一川对1906—1944年在读日本专科以上大学中国留学生人数进行了更为精准的统计，并修正了三位日本学者的统计数据。周一川的统计使用了日本文部省汇总的各校接收中国留学生的数据，以及具有半官方性质日华学会编辑的18册“中国留日学生名簿”（1927—1944年度），较为可靠。综合上述学者的统计，笔者绘制了留日费用与留日学生规模的比较图（图5）。

 

 

 

逐年比较在读中国学生人数和毕业学生人数，可以发现，中国在日留学生人数随时间变动显著，毕业生人数则没有明显变化。在读人数直接反映了当年留学规模，毕业人数则反映了之前两三年的留学规模。留日规模在科举废止时大幅度增长，在辛亥革命后大幅回落；随后小幅增长，1920年后大幅回落；1928年后小幅增长，1932年后大幅回落；1934年后大幅增长。究其原因，国内政局、中日关系的变动对留日规模有明显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批留日学生归国参与新政府建设，但仍有少量学生继续在日本学习。1918年，在抗议北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过程中，有七成的留日学生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逾2000名留日学生回到中国。1937年，近九成留日学生回国。频繁的退学回国潮，不仅导致留日学生数量大幅度减少，也导致大量留日学生未能正式毕业。

 

 

 

留学费用也是影响留日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费用波动较大的20世纪30年代。对比留日费用与留学规模数据，还可以看出1914年后留日费用变动对留学规模变动已经出现反向对应关系（参见图5）。1919、1927、1935年留学费用下降，对应留日规模增长；1931年留学费用增长，对应留学规模下降。尤其是1931年留日费用由两年前的约800元/年上升到约2100元/年，达到最高点，第二年在日留学生下降到1500人以下，为民国前期的最小规模。有学者认为该时期留日规模的缩小主要受反日浪潮的影响，从留学成本考量，快速增长的留学成本也是留日人数大幅度减少的原因。一个重要的证据是，1931年至少有三次留日学生大规模回国事件，第一次是2月有千余名学生中断学业归国，第二次是8月有2000余名留日学生辍学归国，第三次是11月份有2000余名学生归国。前两次均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前，归国学生不可能提前预测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当时的报纸分析大规模归国原因主要是“日本银价暴涨，无法维持”。

 

 

 

1933—1935年，留日学生突然增加与留学费用下跌亦有关联。在这三年间，留日费用陡降，从1931年的2100元/年，1935年下降至不到700元/年，对应留日人数同时陡增。留日学生创办的《留东学报》1936年第1期刊发《关于留学教育问题》一文，指出日金骤落是留日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申报》也刊文对此做了相似的分析，认为在上海求学不如东京合算。金陵大学学生叶笃庄和燕京大学学生孙竦，就是因汇率的变动于1934年放弃国内大学而留学日本。即使考虑到当时伪满政权成立后主动向日本派出留学生，但伪满派出的留日学生在整体留日学生中的占比是相对稳定的，在1937年前未超过1/3，事实上，多数留日中国学生仍是来自伪满之外。

 

 

 

 （二）留美规模与费用

 

 

 

留美费用的变动也同样与留美规模变动相对应。梅贻琦对1953年前中国留美学生做过比较详尽的统计，遗憾的是，20636名留美学生中有5132人留美时间不详，占总数的1/4，且统计标准为按入学年份统计的学生人数，即新入学人数，而非在读人数。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对1919年后在美就读中国学生人数也做过统计。本文将这两组数据一并与留学费用作比较（详见图6）。1919年、1934年为年度留美费用的两个低点，对应两次留美规模扩大。1915年、1933年为两个高点，与留美规模缩小相对应。其中1915年的费用高点是逐渐形成的，所以对留学规模影响较小。

 

 

 

 

 

 

 

（一）官费、自费生留学比例及官费标准

 

 

 

留日与留美均有1/3左右的官费生，早期占比较高，之后逐渐减少。据不完全统计，早期留日学生官费生占比约为50%，后期约为10%；早期留美官费生占比约为40%，后期约为10%（见表3），官费、自费生的比例大致为3∶7。官费、自费生比例变动的因素很多，国家的留学政策、总体经济与财政实力、汇率变动情况、社会开放程度与文化氛围，都可能导致留学不同类别及规模的变化。1912年后，虽然官费生比例逐渐减少，但依旧占据政府教育开销的重要部分。由于缺乏较完整的全国教育经费数据，笔者仅以若干年份的统计加以说明。1916年，官派留学经费共计1102.3万元，占全国高等教育支出的79%，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1931年，官派留学经费共计260万元，占全国高等教育支出的11.7%。不过，上述统计不包含清华庚款留美项目，若将庚款留美经费加入，这一比例则更高。

 

 

 

 

官派留学给费标准，在1900—1937年有所提升。1906年学部开始统一制定统一标准，这个标准使用外币为单位，因此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留日官费标准是：学习普通科，或就读私立高等专科学校、私立大学的，每人给费400日元/年；就读官立高等专门学校的，每人给费450日元/年；就读官立大学的，每人给费500日元/年。留美官费标准是960美元/年。1912年之后，政府几次调整给费标准，数额有所增加。留日官费由400—500日元/年，到1936年增加为840日元/年；留美由960美元/年，增长到1080美元/年，相比之下，庚款留美给费标准更为优厚。

 

 

 

（二）从紧的留日官费标准

 

 

 

留日官费标准略低于年度一般费用，仅以官费维持留日学习生活有些勉强（见图7）。清末留日官费略高于当时的年度一般费用，因此留日生活较为宽裕。以留日湖南籍官费生黄尊三为例，1908年8月27日，他在日记中记道，读到一则新闻，称有名医生三口之家每月消费24日元，而他每月有33日元的官费。黄氏觉得自己过于奢侈，于是做了个支出预算表来约束自己。1912年后，留日官费开始低于年度一般费用。1919年11月7日，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就读时给父母家信中写道：“目下留学生官费，每月有加四元的希望，总共一月是五十二元，于每月的衣食，倒不十分吃苦，男（郭自称，笔者注）所苦的只是学堂里的参考书和实习器具等项，一学年之内，关于此项的用费，总得要两百块钱才够……从本月起，逢星期六的午后，有几个日本人请我教他们中国话，每月约谢男八元，如能长久，也可以算一笔趸数，以后家里尽不必寄钱来补济了。”此信中至少反映出两条信息，一是除官费资助，郭沫若一度需要家庭补助；二是郭沫若每月有8日元额外收入后，生活就有了保障。

 

 

当然，中央政府制定的留日官费标准是一种指导标准，清末和民国时期官费出资方大多是省级财政，而各省财政情况和对留学的态度不一，由此造成差异。1930年江苏、浙江执行的标准是90日元/月，吉林、云南、贵州的标准是50日元/月。此外，1900—1937年由于国内财政困难、战乱频繁、政权更迭等原因，有官费突然中断的情形发生，给官费留日学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三）从宽的留美官费标准

 

 

 

相对从紧的留日官费标准，留美官费标准和留美庚款标准要宽松得多。清末制订留美官费标准时，额度是年度一般费用的3倍，到抗战前夕，官费标准才和实际用度基本接近（见图7）。胡适是第二届庚款留美生，在纽约州小镇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留学三年。1912年康奈尔大学的资料显示，寄宿生一年的膳宿费为225—300美元。据胡适的老师、经济学教授威尔恪思（Walter Wilcox）记录，当时即使在外租房膳宿全包，保证每周吃到烩鸡或烤鸡，外加冰激凌，每周也仅需3美元。据同时期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赵元任回忆，一周支付3.5美元给房东，早餐还可以有牛排吃。可见，1911年胡适以768美元的庚款给费额度生活，应该是绰绰有余的。潘光旦与闻一多1922年官费赴美留学，潘光旦进入美国东北部靠近加拿大的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镇的达特茅斯学院，每月有80美元的生活补助，可节余一半寄回家。闻一多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入校后四个月，便将30美元寄回国内。1923年李先闻以官费生进入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市的普渡大学，他回忆称：“留学生办事处办理留学生各项事宜，那时主任好像是梅贻琦先生。每月有绿色支票来，给每人用费八十美元。学费是办事处直接代向学校缴纳的，不经过我们的手。住得稍久，更会节省，每月八十元，只花四五十元就行了。多余的钱，并未寄给家里，有时借给同学们用掉。”

 

 

 

20世纪30年代官费留美给费额度一直延用1924年的标准，留美生活不再宽裕。1937年上海编译社出版的《留学各国指导》称：“美国衣食居都贵，什么东西都要国内带去，特别是衣鞋、火腿、茶叶、虾米、四川菜等等能随身携带，以备自炊。在美国自炊可省一半价钱，每月膳食费约二十（美）金，房租约十四（美）金，书籍费平均十（美）金，应酬零用等五（美）金，这些都是起码的消费。”30年代留学美国除学费之外，每月需50美元以上，即生活费用在每年600美元以上，若加上学费，官费给费数额也就所剩不多了。若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大城市求学，则需要额外的经济来源。

 

 

 

留美官费比较稳定，但也有面临官费中断的少数时期和个别特例。1925年《清华周刊》刊发梁实秋的文章，披露了前一年留美官费中断的原因：“自从去年江浙乱起，牵动全国，清华官费遂有拖欠之事。按清华官费，向例月初发给，十余年来，从未拖欠。国内乱起，外部无人负责，官费中断……数百清华学生，猝遇事变，势将断炊，奔走相告，朝不保夕……所幸天不绝人，不数月而款到，数百之清华学生幸免沦于枯鱼之肆，此去年十一月事也。”该文还披露，“官费拖欠，不自清华始。教育部及各省资送之学生为数甚夥，有欠费至一年之久者矣”。至于个人因意外面临官费中断困境的，马寅初是一例。他于1907年由北洋大学堂官费派遣留美，到美国不久，官费就被取消，他只好利用节假日到码头做苦力以维持生活。1912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时，虽然获得庚款津贴生的资格，享受官费一半的补助，但依然不足以维持生活，只能半工半读。

 

 

 

以留日、留美官费给费标准对比年度一般费用，可以清晰地发现国家决策者在效法东洋与西洋态度的差异——留日从紧，留美从宽。留日官费标准长期处于年度一般费用之下，仅以官费在日本求学实为拮据。留美官费标准则长期处于年度一般费用以上，最高时达到3倍之多。

 

 

 

 

 

 

（一）自费留学生来源阶层评估

 

 

 

自费生的留学生活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因为这是一个私人问题，丰俭由人，各取所需。有每月从家里获得100元，每个礼拜天都到银座、日比谷一带繁华街区，坐在有歌星演唱的咖啡馆听音乐的学生；也有如《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刊文所述，出身清朝官宦家庭，却因日常开销过高只能靠贷款完成留美学业，毕业后在美国工作还债的学生。更有《留东学报》刊文所述，仅靠“今川烧”和大面，在东京每天仅花一角大洋的穷困学生。

 

 

 

本文仅讨论自费留学生的来源阶层。遗憾的是，笔者查找大量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未能获得自费留学生家庭背景的官方或民间统计数据。但是，可以通过不同社会阶层教育支出的调查资料，了解不同阶层教育支出的能力和意愿，间接评估自费生来源阶层。1922—1925年，金陵大学卜凯（John Lossing Buck）对7省17处2866个农场的调查显示，农家的平均收入为115.41元；对6省13处2370户农家的调查显示，只有32%的家庭有教育支出，平均支出额度是每年11.44元。另据1926年调查统计，上海工人家庭平均年收入为200元左右，每年的教育支出不足1元。无论普通农家还是城市工人阶层，其教育支出能力和意愿，与当时国内高等教育支出的差距甚大，遑论留学教育。1929年学者刘榘对国立中央大学学生个人消费的调查数据表明（见表4），大学生个人消费在400元/年以上的接近半数，在500元/年以上者接近20%。在被调查的182人中，除2人外，其余学生家庭年均收入在860元以上。大学生所在家庭中，绝大多数以年收入的20%—30%供养一名大学生。即家庭年收入近千元、支出其中的20%—30%，是当时供养一名大学生所需的能力和支出意愿。以国内大学求学费用400元/年估算，留学费用是其1—9倍，虽有差异，但数量级近似，因此自费留学生家庭的收入和供养意愿可以参考国内大学生的家庭情况。以1928年留学费用为基准，支持一名学生自费留日的家庭，需要收入达到2000元/年以上，支持一名学生自费留美，家庭收入需要5500元/年以上。

 

 

 

笔者将这一收入要求与当时各阶层的收入进行比较（见表5），发现仅有少数阶层可以达到。其中，大学教授、少数中学教师、部分新闻机构总编辑、科长及以上公务人员、银行和邮政业高级职员、工业企业的总工程师、百货公司经理能够负担一名自费留日学生的费用。仅有大学教授、局长级别的公务人员、邮务长和部分百货公司经理能够负担一名自费留美学生的费用。而1928年留日和留美费用，处于1900—1937年间费用变动的中间区域。当费用较低时，参与留学的阶层会增多一些，当留学费用较高时，参与留学的阶层则更少。

 

 

 

 

以上海为例，可以更加直接地评估留学费用变动对参与阶层的影响。有学者将上海市民分为五个收入阶层，详细估算了1933年不同阶层的收入情况，其中作为第一阶层的特权官僚、上层工商业者占总人口0.48%，人均年收入达到68439元。作为第二阶层一般工商业者、一般政府职员、中高级专业人员占总人口的12.34%，人均年收入为2009元。以留日费用下降的典型“窗口期”1935年为例，该年留日年度一般费用为693元，对这两个阶层而言，承担留日的费用并不困难。但是在1931年留日费用需2100元时，只有第一个阶层可以承担留日费用。留美费用约高于留日费用的1倍，在1919年前后的“窗口期”，第一第二阶层可以支持留学，在1926年留美费用上升到1400元以后，就只有第一个阶层能够支持其子弟留学。上海是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第一、第二阶层合计人口占比要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其他地区，第一、第二阶层的人数比例会更低。

 

 

 

（二）经济不宽裕家庭的自费留学生

 

 

 

当然，民国时期也有一些来自经济不宽裕家庭的自费留日、留美学生。留日学生中，有第一年自费，而后依靠留日成绩单或在学证书申请官费或津贴，进行半自费留学的。留美学生中，也有一些“工读生”，他们在校内获得一些工作机会，例如在食堂打杂工等，获得报酬贴补留学费用。位于中西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即表2中费用最低的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留美学生勤学会（后改名为“留美中国学生工读会”），旨在相互帮助，并相约在暑假或休业期间向城内居民揽工。出身普通商人家庭的蒋廷黻于1912年自费留美，1914年转学到欧柏林学院，课余和假期在欧柏林学院小旅馆的餐厅里找了一个端盘子当招待的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记载：“我对端盘子艺术很有一手。我不仅能仔细调配时间，更能牢记每位客人所点的菜。我成了端盘子明星。”自费留学美国波莫纳学院的陈翰笙出身于教师家庭，母亲变卖首饰供他留学美国，他也有在美国端盘子的经历。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当时美国法律，中国留学生只能在校园里做少许零工，以保持自己的学生身份，校外打工是不允许的。留美的“工读生”与留法勤工俭学不同，不能以非学生身份先打工，挣足学费再上学。

 

 

 

当然，也有利用汇率变动的机会自费留学的情况。1920年夏天，雅礼大学预科毕业的陈科美带了1200元赴美留学，当年1银元约可兑换0.796美元，几乎是1900—1937年可以兑换美元最多的时期（参见图4），由此他可以兑换到约960美元。用这些钱他进入位于美国中部的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育系，并完成了三年本科学业。其间，除了找一些零星的工作外，也过得相当愉快。随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还直接写信给校长赫钦斯（R.M.Hutchins），争取到校内工作两小时的机会，以贴补开支。赴美第五年和第六年，他申请到清华大学的每年480美元的津贴，顺利完成学业。

 

 

 

 

 

 

笔者试图从费用的角度，呈现近代留学史的一隅。与那些宏大叙事不同，本文更多地关注与个人生活和经济消费相关的内容，以微观史或者是“私人叙事”的方式，探究20世纪前30余年留学日本和留学美国的花费和可能隐藏的个人留学选择的经济动因。笔者统计出若干关键年份留学日本、留学美国的年度一般费用，再按固定增长率的方式，计算其他年份留日、留美的年度一般费用。1900—1937年，留日、留美的年度一般费用波动增长，留日年度一般费用在300—2100元间变动，留美年度一般费用在500—3800元间变动，既有峰值时期，也有波谷时期。官费生的给费一般以外币支付，因此官费留学与汇率变动无关，但却与物价变动有关。关东大地震后物价飞涨，以及1930年后的经济大萧条，都影响到留日、留美官费生的生活。而对于占较大比例的自费生而言，1931年留日费用大涨促使当年留日人数下跌，而1933—1935年留日费用大跌又刺激了留日规模的快速增长。1919、1934年留美费用下降，也对应两次留美规模扩大。1933年留美费用的增长，又与留美规模缩小对应。自费生多来自特权官僚、中上层工商业者、政府职员、中高级专业人员、大学教师家庭，当汇率变动有利于银元，可以兑换更多的外币时，可以促进留学教育的参与阶层扩大，反之则有所缩小。

 

 

 

留学费用本身虽然是一串串简单的货币数字，但其背后不仅有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国家、家庭的具体考量，更直接影响了留学生群体的学业选择、生活体验，甚至是价值观的改变。留学教育必然与政府财政支出和家庭支出相关，尤其是在国家政局动荡和家庭收入差距悬殊的20世纪前期。从这一角度出发，留学费用实际是近代留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细节，所牵连的问题将是复杂的，值得深入探讨。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