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孙中山亚洲想象的探讨，离不开其中一个核心环节，即如何处置朝鲜。一战结束前后，孙中山顺应“民族自决说”，旗帜鲜明地提出朝鲜独立。五四运动之后的对日舆论与中国南北对立的政治局面，促使孙中山将山东问题与日本整体的对华政策及朝鲜问题结合起来，以朝鲜独立与中国的政治—社会革命相互配合作为解决东亚问题的关键。20世纪20年代初期，对援助的渴求让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与苏俄及共产国际越走越近，以缓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双方的外交困局。在吸收列宁主义民族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孙中山调整了其早先的亚洲想象。一方面，他将中国、朝鲜置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阵营中，以弱小民族的解放政治作为未来东亚乃至世界革命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批判性地诠释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秩序，道德化历史上“事大字小”的宗藩传统和中朝互帮互助关系，借此服务于中国革命，并批判和重构日本各色“大亚洲主义”为标志的秩序愿景。

 

 

 

【关键词】

 

　　孙中山　宗藩—朝贡体系　朝鲜问题　日本

 

 

 

 

 

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唇齿相依，各方面往来极为密切，明清时期朝鲜更成为中国宗藩—朝贡体系的代表国家。甲午战后，李氏朝鲜正式独立，国际公法上取得与清朝对等的地位。但在世纪之交列国竞争大势和日本的扩张中，李氏朝鲜的独立地位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迅速丧失。而孙中山自流亡日本起，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革命为基础、实现东亚乃至亚洲联合，对抗欧美白人文明的亚洲想象。孙中山虽然与朝鲜开化派士人朴泳孝等早已结识，但朝鲜在其亚洲想象中的地位并不高。日俄战争结束后，1905年日本强迫韩国签署《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日韩交涉条约》），后在英日同盟和《日俄密约》的助力下，1910年正式吞并韩国。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对日本的疑惧和批判色彩逐渐加重。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刊载了《第三次日韩协约》，并发布朝鲜义兵的檄文，对日本有隐晦的批评。于右任等人先后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声援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但是，孙中山一直没有就此问题明确表态，更没提出过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日本军政界援助的需求以及联合日本对抗欧美主导的霸权秩序的愿景，加上英日同盟、《日俄密约》的历史现实，使孙中山对朝鲜问题的解决一直没有形成明确思路。

 

 

 

直到一战爆发及《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中日关系逐渐走向对立和战后格局渐趋明朗的情况下，孙中山开始明确考虑朝鲜独立的可能。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1916年缔结的《日俄密约》事实上被废弃。1918年，美国威尔逊政府提出“十四点原则”，民族自决口号得到中国和朝鲜半岛士人的热烈响应。一方面，凡尔赛会议上中国要求收回山东主权失败，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学生和民众力量开始结合，政治解放和社会改造成为时代思潮。同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核心人物与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代表多方接触，朝鲜独立成为当时及未来中国和东亚革命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因广州政府不被欧美日等主导的国际秩序承认，孙中山逐渐走向“联俄容共”的新道路。而对列宁主义民族革命理论的吸收，强化了孙中山将朝鲜独立问题置于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被压迫“弱小民族”寻求解放，以新亚洲想象修正欧美日主导的霸权秩序的思考过程。

 

 

 

朝鲜问题不仅是孙中山批判日本、构划新的亚洲秩序的关键，也是清末民初中国自我认识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国人对朝鲜的讨论，一直与中国的内政、外交密切相连。已有研究集中于晚清民初以降国人对朝鲜“亡国史”的分析，侧重探讨国人对朝鲜“三一运动”与中国革命相互关系的认识。对孙中山亚洲主义的研究，多集中论述中日的政治—外交和文化关系，而对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亚洲想象中朝鲜问题的深入研究非常匮乏。虽有少量文章讨论过孙中山与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相互往来情况，但这一往来如何与孙中山对中朝革命的想象、对日本的批判相关联，又如何在孙中山联俄后的大亚洲构想中深化，尚未有系统讨论。此外，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孙中山在神户的“大亚洲主义”演讲，而缺乏对孙中山在其他演说和文本中重新诠释历史中国的宗藩秩序和中朝关系内容的分析，没有注意到孙中山的反帝理论与历史中国内涵的中华意识、“事大字小”传统的深度关联。由此，本文将从一战后时代思潮、东亚内外格局变迁与中国革命的联动视野出发，系统探讨孙中山如何在其新发展的亚洲想象中切入朝鲜问题的思考。正是在借鉴列宁的“两个阵营”——帝国主义一方与以苏俄为代表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为另一方——理论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以弱小民族和被压迫国家为主体，打破欧美列强和日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霸权地位，从自下而上的政治—社会运动构建更具公正可能性的新亚洲想象。在孙中山以东亚革命为中心的亚洲想象中，中国和朝鲜作为弱小民族，需要相互扶助，以对抗旧秩序的支配者日本。而基于中华文明圈的历史，以及朝鲜长期深处中华文明圈和宗藩—朝贡秩序的现实，孙中山的亚洲想象蕴含强烈的“大国”情结。这一情结既强化了孙中山对朝鲜独立的“济弱扶倾”式同情和援助倾向，也悖谬地将朝鲜革命和独立进程服务于他和国民党所引领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进程。

 

 

 

 

 

 

因十月革命及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民族自决权之故，协约国不得不重新定义其战争目的。单纯批判德国的军国主义已经无法满足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中东欧民族要求解放的目标。威尔逊相应地提出建立美国共和式民主，在欧洲德国和奥匈帝国统治区域实行民族自决的口号，即著名的“十四点原则”演讲。随后，威尔逊倡议战后设立国际联盟，支持“民族自决”，维护各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依托一战期间美国在东亚建立的宣传网络，“民族自决”口号弥漫东亚，而苏俄和美国对欧洲列强“秘密外交”传统的批判，也将中国与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协定置于中国舆论中心，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越发无法容忍日本侵占朝鲜半岛并继续向亚洲大陆腹地延伸的扩张行径。

 

 

 

1918年10月，在华流亡的韩人独立运动领袖申圭植致函孙中山：“我韩，东亚之巴尔干也；先生，东大陆之华盛顿也。于此潜在一时之机会，对我韩定抱特殊之同感，必有相当之援助。”申圭植还以同济社总代表身份致函广东军政府各总裁，呼吁军政府支持韩人独立。军政府政务会议和非常国会迅速决议，承认韩人独立。在与白坚武、张新吾访谈时，孙中山明确提出，“中国此时宜提出高丽独立案于和席。盖高丽不能以安南比，中法之战中国以条约割让安南于法，中日之战中国以条约退出主权，令高丽独立，日本当时所承认，其后乃积渐吞并之。美国其时亦有尊重高丽独立之宣示，后以势不便单独立言。今乘国际联合会议提出陈案，中美协力，足令武力吞并者根本销灭”。虽然朝鲜、越南同属中华宗藩秩序之中，但两者以不同的方式脱离清朝，基于此现实，孙中山明确须以《马关条约》（第一条关于确认朝鲜独立）为基础，解决朝鲜问题。该条约第一条中载明，日方承认、并要求清廷确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地位。在1919年1月上旬孙中山与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王正廷等谈话时，再次明确中国参与巴黎和会的目标：取消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而朝鲜独立的要求很快即因朝鲜境内的反日独立运动，赢得中国各界更多舆论和道义的支持。

 

 

 

同年3月1日，朝鲜境内爆发反日示威游行，日本殖民当局在汉城屠杀示威群众，酿成“三一运动”。消息传来，中国国内與论强烈谴责日本暴行，对朝鲜独立运动给予同情与支持。3月17日，朝鲜革命志士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此外，新韩青年党代表、韩国革命志士吕运亨、金奎植等赴巴黎和会请愿前，与孙中山、章太炎、唐绍仪、徐谦等广东军政府人士晤商。随后，广东省国民议会通过了朝鲜学生独立运动领袖康基德等签署的提案，并致电北京政府，敦促承认韩国独立，并电令巴黎和会专使将朝鲜独立事宜提交会议讨论。电谓：“韩国，东洋之巴尔干，此问题解决之前，永久的平和不能来也。日本之对中国政策，如二十余年前朝鲜党祸之始作矣。满洲、蒙古、山东、扬子江流域之将来，皆与韩国问题有密接之关系，此重要问题也。韩国极赞中国欲脱日本之压服与支配；若韩国问题为巴黎之举论者，中国庶几有望矣。不然，则中国之危殆不远矣，东洋之将来是尤极暗淡矣！”

 

 

 

除通过报刊舆论宣传以及与朝鲜独立志士直接交流外，孙中山还借朝鲜来华的儒林人士了解“三一运动”前后朝鲜半岛的情况。1919年7月上旬，经同盟会会员凌钺介绍，朝鲜儒生金昌淑在上海拜访孙中山，报告朝鲜独立运动的近况。孙中山指出：“更何况中韩两国，本系兄弟之邦，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不可须臾分离。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即是对中国大陆的侵略，韩国如无法恢复独立，那么中国的独立也无法得到保障。”金昌淑之师、儒生李承熙为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文治之挚友。李文治在广州非常国会上提出援韩为救国急务，得到非常国会一致赞成。此外，李文治还在广州军政府和非常国会中组织韩国后援会，为新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募集资金，并试图创办韩国留学生学校。

 

 

 

除了与朝鲜各方代表的往来，不在权力中心的现实、与广州军政府的疏离，使孙中山在接受日本媒体访谈时能够没有太多顾虑、保持更大的自由度，反复重申朝鲜独立或至少保持高度自治的必要性。与日本记者大江卓谈话时，孙中山批评日本已成为当前世界“憎恶之中心”，希望日本改弦更张，不要成为“东洋之德意志”；并指出，只有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同意朝鲜独立，方能弥合中日之间越发加深的怀疑与分歧，让整个东亚民族团结一致，以“同种”之姿共同对抗英美白人民族的支配；还强调，“朝鲜问题，极其困难之问题。以余意见，则日本须容韩人之要求，而承认其独立为宜也。以韩、日合并而买韩人之怨恨勿论，而中国人及其他对日本疑惑甚高，使日本陷于现在之苦境，与其莫大之影响矣”。韩日合并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局势，孙中山认为，此后中国人对日本的疑惧之心无法消除。不仅如此，为突出朝鲜独立的必要性，他评论道，日清战争中，清朝的战败本不值得惋惜，因为清廷之败源于它意图在朝鲜强化宗藩秩序的政策有悖于朝鲜日益增长的独立自主意识，悖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模仿的文明化进程和主权国家之间的独立平等原则。“元来未有如中国民族之爱正义者。日本曾称中国侵犯韩国之独立而起清日战争，中国以战败之结果，割让台湾，赔偿巨款。然爱正义之中国人，实认其犯独立，而不惟对于日本无一言怨嗟之叫呼声，而反尊敬日本，先将欧米留学之学生，为学日本之文明使趋日本。”既然朝鲜已经由清日通过条约承认其独立地位，甲午战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政策当然失却其道义和法理上的正当性。

 

 

 

除了日本违背《马关条约》保证朝鲜独立的规定外，沙俄也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灭亡，日本北面的威胁减轻。这一地缘政治的变化，让孙中山有更多的理由批评日本。“至于今日，俄帝国既为崩坏，日本对于北方无何等之威胁，而俱以消灭，则今日承认韩国之独立，无何等障碍之生。韩国反因此而表满腔之谢意，永不忘矣。中国人对于日本之侵略，而一扫其疑惑与不安之念，昔日之交情复活，东洋之平和于兹确立矣。”而新成立的苏俄政权深处内战和混乱中，日本失去了借“防俄”之名执掌朝鲜的理由。因日本坚持侵略和扩张政策，孙中山认为：“尔日本人，非亚细亚人也……尔日本人为欧人使用而侵略吾亚细亚人者，焉得为亚细亚人乎！”显然，孙中山已将“亚细亚”与被侵略的民族和国家等同起来。该文因为旗帜鲜明地支持朝鲜独立，引起朝鲜民族运动人士的高度重视。1920年1月17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独立新闻》对该文略加删节后，以《孙逸仙氏的日本观》为题刊出。8月11日，朝鲜《东亚日报》对该文删改后，再次以《朝鲜问题与中国》为题刊载。

 

 

 

然而，朝鲜独立及中国的山东问题均未能在巴黎和会上得到解决。孙中山认为，这既源于大国的妥协，也源于日本对华的扩张政策和军国主义；朝鲜独立与中日之间是否能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山东问题以及中日双方的经贸关系密切相连。他还指出：“余本主张‘二十一条’应作废。日本并应于租借期满后，退出满洲各地。高丽独立问题，按照《马关条约》，中国亦应过问。余所主张如此，则山东问题不问可知矣。此次日本通牒，可以置之不理。盖日本绝无可以占据胶州、青岛之理由。”该谈话被日本媒体刊载后，孙中山因对日本在山东、东北和朝鲜问题的激进批判，以及称呼日本为“强盗”，遭到日本媒体严厉批判。

 

 

 

此外，自清末以来，朝鲜问题已成为观察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透镜。“二十一条”签署后，民国舆论普遍视中国为“高丽第二”。孙中山不仅多次将朝鲜问题直接与中国内政比较，更将亲日的段祺瑞政权等同于朝鲜亲日派组织“一进会”，意在借朝鲜的历史揭露日本步步为营的扩张行径，并试图以“卖国”标签否定北洋政权。在与徐谦访谈时，孙中山明确指出，北洋系也有失欢于日本之日。“吾犹将苦口以劝之，岂不见夫台湾及高丽乎（姑无论其普通人不能与日本人民平等也，即其富人之受制限于日本也。虽未遽没收其财产，然其款之存储于银行也，殆有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之患。（其支付有限制或限之以时或限之以数）然则彼卖国而致富者，果将何得乎。”一战结束前后，民族自决说已成为主流思潮，结合北洋政府段祺瑞系亲日派因1918年的中日密约及和会谈判期间山东交涉造成愈发蓬勃的反日舆论，孙中山明确提出朝鲜独立的基本方案。在孙中山的设想里，朝鲜问题的解决，除涉及中日之间整体关系的重新构建，还密切关联俄国革命带来的地缘政治和革命局势的变化。但是，对苏俄的成立及其革命的具体内容，孙中山此时并不明确。

 

 

 

 

 

 

事实上，孙中山等人从中国和东亚革命视角看待朝鲜独立问题还与他们早先的社会革命理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改造说紧密结合，强调朝鲜独立离不开朝鲜本地甚至日本的社会革命。此外，鉴于日本与英美在东亚争夺支配权的现实矛盾，他们也提出朝鲜独立及中国革命还需谨慎处理与英美的关系，为日后的革命及政治斗争争取潜在的盟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思潮中，孙中山先后创办《星期评论》与《建设》两份刊物，为下一阶段的革命造势。朱执信、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在这两份刊物上刊发了一系列文章，构思和想象中国、朝鲜、日本的社会革命。国民党人陶乐勤曾致函孙中山，讨论时代思潮和东亚整体变动中民生主义乘机而行的可能。陶乐勤指出：“顷因世界大战，经济革命已经发轫，似民生主义正可乘机而行。前执事有大亚细亚民治主义之主张，亦可借此载一时之机，北联俄，南联印度等，西联阿富汗、贝路芝（俾路支），东联日本之平民、朝鲜之全体，造成亚洲新经济组织之世界。”陶氏以东亚甚至南亚平民为基础，开展自下而上“民治主义”的亚洲社会革命，孙中山高度赞赏，表示“甚为钦佩，务望人各尽一分之能力，则无事不可为”。事实上，这一想象不是仅停留于言辞层面，驻军福建的陈炯明已开始着手与苏俄进行联络。1920年5月，陈炯明致书列宁，强调“我们的使命是，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全东亚”。孙中山更直接致函日本陆军界要人田中义一：“盖日本为世界强国，亚洲先进，挟海陆军及资本之力，以主张东亚之特殊地位，凡东亚弱小之国，其治乱安危，未有不系于日本之意向者。据文所知，日本政治权力，恒以陆军为中枢，而对于亚洲大陆政策，尤为陆军当局者之马首是瞻……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信如世人所指。”既然日本对东亚的整体政策是武力和资本的双重侵略，那么，中国革命和朝鲜独立当然需要完成其革命的双重目标。

 

 

 

孙中山的这一想法与此时苏俄及共产国际意欲在东亚推行的“东方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处。1919年8月，俄共远东局代表西比里亚科夫向俄中央政治局拟订一个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并随即得到认可。该提纲归纳为以下几点：“1.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2.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3.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还应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4.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1920年9月，旅居上海的朝鲜革命人士在《共产国际》上发表文章，称赞孙中山及南方政府为“中国革命运动，尤其是反日运动的象征”；并指出，“朝鲜革命运动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南方政府的领导层当然同情我们，但此时此刻，即使他们有再大的愿望，也无法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帮助”。虽然实现中国革命和朝鲜独立的构想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在俄共及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中，随着德国、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以及苏波战争的结束，“东方革命”逐渐具有更重要的地位，由此，共产国际在推动东亚革命这一点上与南方政府及孙中山有了联合的必要。

 

 

 

1922年1月30日至2月2日，为对抗美国提议举办的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远东革命青年大会。会上通过的《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提纲》指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一事，无论对朝鲜的、中国的、还是日本的革命运动都有关系。因此，远东国家革命青年运动紧密交织在一起，所以远东各国青年组织间需要最紧密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与世界青年革命运动进行联络和统一的第一步。”可以说，东亚革命的整体性及中朝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与日本革命的相关性，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已存在相当共识。

 

 

 

朝鲜革命的双重性除了涉及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藩阀政府这个直接革命对象，还必须置于当时的世界格局和资本主义文明体系整体来考察。一方面，日英同盟仍然存在。对孙中山来说，日英同盟是摧残朝鲜独立的最重要外交盟约。在接受《字林西报》记者访问时，孙中山明确指出：“同盟有害于中国，日本既取侵略政策，英国何以扶助之？同盟第二次续订后，高丽即脱离中国。华人现信同盟如经三次四次之续订，则中国将步高丽之后尘矣。但吾人准备与之奋斗，华人无一不反抗日本，倘英日再续盟，则华人且将反抗英国。”接着，又从地缘政治和民族自决角度强调英日同盟已无存在的必要。“日本利用印度以取得同盟，当时英国惧俄国南侵，但现在俄之帝国势力已消灭，已无复同盟理由之存在。假使谓日本既无同盟之束缚，将不利于印度，则试问中国如受日本管辖后，其危害将至何等乎？中国乃一和平之国，然则何不使中国为日本与印度间之一缓冲国乎？”不仅如此，孙中山更以海洋经济和英、日的岛国霸权在东亚和太平洋利益冲突的角度，剖析英日同盟关系的脆弱。他认为，日、英同为岛国，政治和经济利害终必冲突。而日本控制中国，“若握太平洋霸权，即能殖民于澳洲，占领坎拿大，控制南非，畀印度以独立”，则“英国无宁日矣”。面对孙中山的评论，《大阪每日新闻》转载该谈话时，指责孙中山的发言“刁难日本”。

 

 

 

除了日英同盟，朝鲜问题的解决更需考虑一战后国际地位大大提升的美国，而对美求援亦是朝鲜在外独立运动人士的工作重点。1921年，申圭植函请孙中山向美国议员转达韩国情况：“唯吾人向曾以独立问题请求美议院之赞助，时赞成提出者甚多，现该议员团既东来考察，知先生于欢迎之际，对于中国及吾韩诸种问题，必有极精确之言论，使该议员团返美时转以宣传美之国民，俾得实力扶助也。但该议员团中赞成吾人者固不必言，而不明吾国情形者谅非少数，为此函请，希于讲演或谈话时借重一言。”在欢迎美国议员团时，孙中山特别指出，废除“二十一条”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并强调，为避免中国重蹈朝鲜的覆辙，应该废除此类有助于日本扩张的不平等条约。后来，孙中山在各种场合曾多次重申这一要求，并提出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即中日“将目光放远一步，专行注力于满洲、高丽两方面。其第一步办法，应先要求取消《马关条约》，扶持韩人独立，以缓其冲。第二步办法，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锄其攫取山东之根”，“两步办法如能办到，则吾国藩篱已固，山东问题亦即可以连带解决”。这一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案，虽经《大阪每日新闻》转载，但又以“孙文氏之妄言”加以讥讽。

 

 

 

当然，孙中山并没有将日本视作铁板一块的整体。他认为，对中朝未来的革命而言，日本的藩阀政府、官僚政客及军队中的野心家才是首先需要打倒的对象。“日本之意，盖无［不］欲在中国扩充其势力，彼拟以施诸高丽人之手段，复施诸吾人，将中国改成日本之殖民地。惟日本此种政策，幸尤非日本臣民均所赞同，乃系彼军阀中之野心家主张而已。”不过，孙中山由于派遣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未果，致书美国总统哈定也毫无回应，因而对华盛顿会议解决中国和朝鲜问题并未抱有希望。在孙中山看来，“所谓二十一条、东三省问题，以及山东问题之重要性，远不及马关条约。盖日本侵略弱小，破坏东亚和平，实自订立马关条约，蹂躏韩国独立始。故列国如不承认马关条约为平等合理之条约，则各种继起条约，统归无效。唯是所谓泛太平洋会议，不过尽人事而已，对于国际纠纷，何所裨补乎？”虽然孙中山及其革命同仁的愿景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连续受挫，孙中山也已提出中朝的民族—社会革命，并将“帝国主义”“弱小民族”与东亚和世界局势结合起来理解，但该叙述尚未系统化，更没有与后来系统的“弱小民族”联合说关联起来。

 

 

 

 

 

 

1922年陈炯明叛乱后，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申圭植听到这一消息，抱憾辞世。实际上，此番受挫反而加速了孙中山在“联俄改组”问题上的思考。“联俄”方针的明确及对列宁主义民族革命理论的吸收，使孙中山对朝鲜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思考得到更加系统和理论化的表达。随着越飞使团与北京政府的交涉受阻，孙中山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之间联系日益密切，围绕中国民族革命的定位及国民党改组问题，双方的革命理论和策略渐趋接近。在这一过程中，针对中朝民族解放运动和东亚革命问题，孙中山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以中国革命为中心、联合朝鲜及其他所有被压迫民族、对抗压迫民族主导的秩序的愿景。

 

 

 

理论上，苏俄提出和实施的社会主义民族自决，主要依据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列宁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侧重点在于：第一，以经济情况作为历史的考察基础；第二，区别被压迫阶级和被剥削的劳动者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第三，把被压迫的、在国际体系中没有得到平等权利的民族，与剥削性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加以区分。这一区分并不以“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为基础，而主要是看它们在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列宁特别注重打倒资本主义才能彻底解决民族压迫和不平等问题。

 

 

 

通过与马林、鲍罗廷、维经斯基、达林等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深入对话，孙中山接受了列宁围绕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全球型塑的两个阵营理论。他不仅认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两个阵营的划分，还描绘两个阵营的可能对立及战争不可避免的构想；并认为，中国将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取得胜利，并在未来的世界文明之林中居领先地位。对孙中山而言，这既是“公理”与“强权”的斗争，也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在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的谈话中，孙明确提及应如何定义世界范围内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及其矛盾。在他看来，中国、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凡尔赛和约中被压迫的德国，以及朝鲜、印度等殖民地属于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都属于压迫者。孙中山完全借用了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报告中的数据和分析结论，并借鲍罗廷之口指出，列宁正因为指出如下事实而受到列强的攻击：一个阵营是“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的人”，另一个是“两万万五千万压迫人的人”。在孙中山看来，以民族解放为基础的大亚洲主义需要中国先实现内部团结，然后联合亚洲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

 

 

 

 

共产国际将中朝的民族解放革命以及日本的工农革命置于东方革命的战略视野之中。围绕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第八条对未来的中国民族革命提出如下要求：“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同时“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尽力利用侵华的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使之有利于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还应当理解，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必须使中国的解放运动同日本工农革命运动和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发生接触、建立联系”。国民党代表团访苏俄时，蒋介石以同样的解释明确道：“民族主义意味着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一方面，我们应该为捍卫我们的独立而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帮助弱小民族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

 

 

 

联合“弱小民族”进行民族和社会革命，成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共识。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演说，强调“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针对孙中山与苏俄联系的增多及其对东亚社会革命的阐释，朝鲜半岛的重要报纸《大韩每日申报》发表评论，认为“孙文氏提倡亚细亚联盟，换言之，即组建亚细亚民族的大同盟的同时，依靠此主义，废除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合理优待，努力否定侵略的帝国主义”。

 

 

 

苏俄和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对中朝革命的构想亦存在差异。为了维护自身的革命主体性，孙中山反复确认中国在“被压迫者”阵营中的特殊性，亦即“次殖民地”的历史定位。在与鲍罗廷的交流中，孙中山多次强调，中国的国民革命不能采取苏俄理解的殖民地革命模式。在“民族主义”演讲的第一讲里，孙中山明确指出：“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人做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诮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虽然国民党确实应当帮助朝鲜、印度、安南等国人民，但这些“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远较中国革命的任务轻松。“朝鲜人、印度人和安南人只有一个主子；这毕竟比我们有许多主子分割要好得多。既然（我们）尚未取得中国的全国统一，尚未聚集力量回击在华的帝国主义者，就不能发表只指望得到英国工人运动，或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不可靠的支持的声明。”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不太可能对中国革命提供有力支持的判断，使孙中山并不认同苏俄从两个阵营角度反对英法美日的提法。这一策略上的差异，背后是孙中山的现实判断。孙中山没有也不会完全赞同鲍罗廷基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纲领的革命教条。

 

 

 

此外，因地缘政治及孙中山民族革命理论与苏俄的差异，双方有关中朝革命的理解中对日本定位差距明显。维经斯基即批评道：“谁个不知道高丽的命运？日本人以保护高丽反对俄国为借口，而终将高丽化为日本的殖民地。现在日本人欲巩固自己在华之势力，又高呼‘亚洲人是为着亚洲人’的口号。日本的帝国主义为着反对英美的帝国主义，欲利用亚洲的民族做它的填炮口的肉。中国人民应好好地知道这种实际的情形。一切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临时的亲善政策，不过是要在我们国家中创立一个忠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可惜很聪明的人，如孙中山先生，也不甚明了这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趋向。”而鲍罗廷的批评更清晰地表明双方对日本定位的差异。鲍氏强调，“在孙逸仙的脑子里对日本的幻想根深蒂固，他早就有建立中、日、苏俄联盟的思想。为此他经常说，必须使日本同英国疏远，日本与美国己经决裂，现在只剩下英国了……只讲日本过5年后将发生革命，那时可能与日本更好谈判”。在与苏俄联合之前，孙中山已产生将潜在的革命日本作为联合对象的设想。鲍罗廷批评孙中山坚持赴日演讲，提倡“与日本亲善”毋宁是没有把握到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对未来的东亚革命及世界秩序理解的歧异，尤其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主体性、借日俄“彼此之力相互制衡”的某种策略和实力考量。

 

 

 

1923年底，在致犬养毅函中，孙中山更明确了在中朝革命及与日本关系上的整体思考。该信件几乎涵盖了1924年底孙氏在神户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所有重要内容，可视为神户演讲的先声。

 

 

 

自欧战而后，世界大势已为之一变。强盛如英，加以战胜之余烈，尚不得不退让而许爱尔兰之自由，允埃及之独立，容印度之解放，其故何也？此即欧战而后，发生一种新世界势力也。此势力为何？即受屈部分之人类咸得大觉悟，群起而抵抗強权之谓也。此部分人类以亚洲为最多，故亚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将必起而抵抗欧洲强权也。今之突厥，其先导也；波斯、阿富汗，其继步也；其再继者，将有印度、巫来由（马来亚）也。此外更有最大最要而关系于列强之竞争最烈者，即支那之四万万人是也。其能奴此四万万人者，则必执世界之牛耳也。故列强中初有欲并吞之者，而阻于他强，遂有议而瓜分之者，不期适有日本崛起于亚东之海隅，而瓜分之谋又不遂。当此之时，支那之四万万人与亚洲各民族，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矣。不图日本无远大之志，高尚之谋，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竟有并吞高丽之举，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殊为可惜！古人有云：‘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倘日本于战胜露国之后，能师古人之言，则今日亚洲各国皆以日本为依归矣。英国今日之许爱尔兰以自由，允埃及以独立，即此意也。倘日本能翻然觉悟，以英之待爱尔兰而待高丽，为亡羊补牢之计，则亚洲人心犹可收拾。否则，亚洲人心必全向赤露而去矣，此断非日本之福也。

 

 

 

针对日本走向武力与资本侵略之路的扩张政策，孙中山强调日本丧失了引领被压迫者和有色人种推动东亚和世界革命的机会。他认为，一战中日本如果向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宣战，而不是因英日同盟缘故攻击德国，那么“安南和新加坡将起兵反对法国和英国；印度人将会向大不列颠英国造反；在日本联合亚洲的努力中，土耳其人和中国人有可能支持日本。由于日本参加了协约国，泛亚细亚计划就无限期搁浅了”。而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及华盛顿会议提及取消治外法权、保障中国关税税率提升直至自主，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对孙中山而言，“压迫”与“被压迫”不能由单纯的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所决定，共产国际将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定位并不完全准确。日本作为有色人种和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国”，因其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的扩张确实可算作压迫阵营的一员。但问题在于，即使身处压迫者阵营，日本仍然有被压迫的一面存在。无论是文明程度还是对殖民地朝鲜的治理，日本均处于当时世界文明等级秩序和权力格局里的中间位置。朝鲜“三一运动”后，日本不得不在英美等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实施所谓“文治政策”，改正在朝鲜的“同化式”殖民治理策略。巴黎和会上日本的“人种差别待遇撤废”案被否决，1924年7月美国通过《排日移民法案》，只是对这一权力格局现实的再确证。因此，孙中山指出，日本一方面歧视、剥削东亚的朝鲜和中国民众，另一方面却又想借反抗白人文明的压迫团结中国，这一矛盾心态不可能造就亚洲联合的真正基础。而从盟友及日本的扩张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受挫的现实看，孙中山建议日本加强和俄国的关系：“到最近，才了解到苏俄是中国可以信赖的国家。中俄两国若结成攻守同盟，则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足以畏惧。”朝鲜、印度之外，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德国这些“被压迫国家”才是中国的朋友。弱小民族联合的被压迫阵营正是“大亚洲主义”的基础。孙中山设想的“亚洲”，不再仅是一个单独的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空间概念，也不单是早期“同种同文”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更多是一个超出儒家文化圈、由被压迫民族的多元政治与文化共同体所共享的伦理政治概念，以实施社会革命且平等独立的主权国家为基础构建的共同体。依托“弱小民族”联合说和苏俄的反帝理论，在明确中国革命的位置及日后东亚区域秩序和世界想象的根基之外，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及日本各色亚洲想象还有另一重大的差异。这与孙中山的思想资源有密切关系，即如何解读历史上中国的宗藩—朝贡秩序与中国的“大国”心态。

 

 

 

 

 

 

中朝虽同为东亚“弱小民族”，但在孙中山的规划中，中朝在未来东亚乃至世界革命中的角色却截然不同。虽然朝鲜与中国同属“弱小民族”阵营的代表，但是中国仍有“大国”的历史底色。苏俄访问时，蒋介石也不忘强调彼时中国“帮助弱小民族”的道义性。实际上，孙中山在其民族主义系列演讲中，特别强调中国既有“迎头赶上去”的任务，也有“济弱扶倾”的“大国”责任。

 

 

 

孙中山对中国古代宗藩—朝贡秩序的道德和信义维度的看重，意在反衬现代日本和西方的殖民扩张。孙中山指出：“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的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实在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一二十年，高丽才失去自由。”孙中山一方面将朝鲜定义为宗藩秩序里中国的藩属，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现代国际法中的“独立国家”。而所谓朝鲜“一切国事，皆其自主”的秩序，事实上已在1882年朝鲜“壬午军乱”后经历重大变化，马建忠、袁世凯等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朝宗藩关系，如在朝鲜对美条约中强化中国的宗主身份，但朴定阳违制事件、袁世凯废王之议及中朝两国围绕赵太妃之薨的丧礼争议，使朝鲜政界和士人对清政府的离心离德现象愈演愈烈。受日本或经日本舶来的西方国际法和文明论熏染的朝鲜士大夫及开化派知识分子，或对宗藩秩序加以否定，或采取所谓“两截体制”说尽量削弱清政府的实际影响。因此，孙中山的理解简单化和理想化了中朝历史关系。

 

 

 

针对“弱小民族”朝鲜的“事大”传统与现实，孙中山又从中朝历史出发，突出中日在处理对朝关系上的巨大差别，借此彰扬历史中国以及当下和未来革命中国肩负的道义性。“事大”作为儒学的古典词汇，原意是指大小国之间位阶并不对等的君臣名分和宗藩—朝贡关系。但在日本明治维新和朝鲜甲申事变后，福泽谕吉等日本知识人和媒体用“事大”一词接榫自欧美舶来的国际法和文明论，将朝鲜内部所谓的保守派和亲中派结合起来，“事大”成为对内反对“文明开化”，对外“依附求存”、缺乏独立性的标记。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革新潮流中，强烈的文明论印记和对外关系的现实考量下，对“事大”的批判渐为中国知识界接受，并通过新式报刊舆论得到推广。清末民初国人对朝鲜“亡国史”叙述里，“事大主义”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朝鲜灭亡的关键因素。然而，孙中山却认为，正是中朝之间的“事大字小”制度才使朝鲜能够长期维持内政独立自主而没有被灭亡；并指出，“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此一判断，将中国传统的宗藩秩序与日本、欧美列强实施的殖民政治置于二元对立中，既批判欧美所谓国际公法的虚伪，更凸显宗藩秩序背后儒学原理的部分正当性及其相对和平的特点。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未来理想的区域与世界秩序要求中国革命继承其“字小”的义务；对中国曾经的藩属国、朝贡国，现在需要以中国革命为中心，联合和扶助弱小民族，创造一个更公正的区域和世界秩序。孙中山指出：“但是中国到了头一个地位，是怎么样做法呢？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因为中国有了这个好政策，所以强了几千年，安南、缅甸、高丽、暹罗那些小国还能够保持独立。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按孙中山的诠释，苏俄的革命精神正合乎中国“济弱扶倾”“打抱不平”的内核。这种心态，在胡汉民的主张中则有更明显的呈现。胡汉民曾向孙中山进言：“我们中国民族实在太大，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一定要得到国际的联络和帮忙，我们中国民族自己对于民族革命当然负责甚重，而对于一般的弱小民族也要扶植起来。”孙中山赞同胡汉民等人的建议，并向鲍罗廷提议建立“民族国际”，“拟组织一个主持国际活动，流通国际消息的机关”。“民族国际”的提议是孙中山借鉴而又独立于列宁主义的民族革命理论和共产国际的重要体现。只是，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去提携和帮助朝鲜及其他弱小民族独立的理念，虽然不同于苏俄对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支持及自居革命正统的“教主”心态，但基于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国情，这种自我优越和中心化的心态仍有其现实性。

 

 

 

解读中国历史上的宗藩秩序时，孙中山强调“盟主”在现实政治和道德世界的重要性。在与菲律宾代表谈话中，孙中山指明，“时势至此，东方各民族非结一坚固同盟不可”；弱小民族亟须一个领头的强国、大国，担当“盟主”“领袖”。无疑，这种“盟主”意识还有与日本争胜的强烈意涵。孙中山并不避讳此点。日本作为当时非白人种族的“一等强国”，本该有此道义与担当。孙中山指出：“白色人种的横暴已非今日之事。日本作为亚洲民族的‘盟主’，求同民族之解放，此为予三十年来之希望；可惜日本只盲从欧美，不注意联合亚洲民族，专事虐待弱小民族。然而此次美国排日，日本应接受深刻教训。虽听说舆论沸腾，开展各种运动，此刻作为日本若无诉诸最后手段之力量与勇气，以雪此辱，则只能注意亚洲民族之大同团结，并依靠其力量。”对孙中山而言，日本只剩下两种选择：“非实行抗美，即暂时容忍。若根本救济，则必谋亚细亚民族大结合，方克有济。我不愿批评美之排日是否正当，恐有人诘我日本吞并朝鲜是否正当，我将无词以应。”而只有日本首先放弃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才有足够的道德和法理正当性去争当“亚细亚盟主”，抵抗英美白人文明的支配秩序。

 

 

 

1924年底孙中山抵达日本，在神户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前，曾接受朝鲜《东亚日报》记者尹洪烈来访。当被问及其提倡联日的“大亚洲主义”时，孙中山回答说，日朝“当然不能两立。但是，在日本我想回避彻底的讨论朝鲜问题”。与日本长达30年的深度接触、欧美仍然主导世界秩序及白人社会的歧视现实（美国刚刚通过的排日法案），无疑让孙中山避免了直接碰触中日和东亚区域秩序想象的核心矛盾。但是，在神户的演讲中，孙中山将未来弱小民族联合解放的“亚洲主义”和欧美的霸权秩序设定为两个并行的选择。演讲的最后，孙中山提出告诫：“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孙中山这里诉诸于朝贡秩序和中华文明圈的历史，其目的除了挖掘区域秩序的历史资源之外，主要在于批判与之相对应的欧美殖民主义秩序的全面压迫、暴力性和“非人道”的一面，并借此敦促日本军政界和舆论界反省维新以来的扩张立国之路。

 

 

 

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上中国以“华夷之辨”和自我优越之姿居高临下审视周边的心态和政策，孙中山亦有相当的反思。孙中山自我剖析道：“中国最强盛时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邻……当时亚洲之中，配讲帝国主义的只是中国。所以那些弱小国家，都怕中国，怕中国用政治力去压迫。至今亚洲各弱小民族，对于中国还是不大放心。”孙中山甚至以“帝国主义”这一时代错置的词汇形容历史上中国对周边政治体的威慑，告诫国民党人提防大国心态的可能负面遗产。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传统的王朝治理，一方面强调和平手段，另一方面部分认可周边各弱小民族的文化，所以民国时期不丹和尼泊尔仍然前来朝贡。当然，即便存在过对周边弱小民族和政治体的压服，但相比帝国主义时代的全方位压迫（政治、经济和人口），中国的宗藩—朝贡秩序还是更为道德的一种选择。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系统里，虽然曾间或用政治力“以大驭小”，但是中国文明的早熟造成中华宗藩—朝贡秩序的大体和平共处特性，尤其不曾有对周边小政治体的经济剥削。毕竟，“那个时候，经济力还不很大，所以我们向未有用经济力去压迫他民族”。对现代社会而言，社会经济的压迫和剥削往往比政治和文化压迫更为隐秘和复杂。而且，中国宗藩—朝贡秩序并不着重领土侵略，也不同于现代帝国的社会经济剥削和殖民征服，以至宋、明甚至被王朝边缘的少数族群征服。孙中山的这一概括恰当、准确与否另说，但它体现了孙中山以未来的政治—社会革命进行自我更新，以消除周边弱小民族对中国的疑惧之心，并容纳周边弱小与异己民族的内省与包容意识。事实上，近代中国思想界并不如有的论者所言，他们对历史上“中华帝国”和朝贡关系的诠释完全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用以免除历史上帝制中国自身“帝国主义”的一面，并将中国和日本二元对立。孙中山还特别批评现代的帝国主义否定其他种族或族群的宗教与文化多样性问题，提出“亚洲主义”联合的基础应该是“多元一体”，而不是由白种人和占统治地位的大国霸道文化独享。不过，20世纪20年代后朝鲜民族运动内部早已分化，对孙中山借中朝之间的宗藩秩序历史重构其亚洲想象的分析，朝鲜半岛知识界评价不一。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刊出后，有读者对孙中山演讲提出期望，“望其所倡亚细亚主义，甚得日本、韩国、印度、波斯、土耳其及其他所有方面之有力者之共鸣”。戴季陶还忆述道：“总理逝世前，我在北京侍疾，总理谈及了和日本有关的二三重要事项。总理说：我们对日本应该主张的问题，最少限度有三项：一是废除日本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使台湾和高丽最低限度获得自治；三是日本不得阻止苏联和台湾、高丽接触。”实际上，孙中山逝世之后，朝鲜《东亚日报》即刊载文章指出：“我们高丽久受日本压迫，想呼吸都不得，与中国被列强压迫无异，所以彼此同病相怜，正冀孙先生率领东方痛苦民族，一齐进攻，使远东民族得到脱离奴隶地位，何图大星忽去，望此后中山信徒，一律依照孙先生政策，努力进行。”

 

 

 

 

 

 

相比于欧美这种文明类型上的“他者”，可以说，日本尤其是朝鲜等宗藩—朝贡秩序中的核心成员是中华世界的“内在他者”。探讨孙中山的亚洲想象、对未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东亚和世界秩序的思考，“内在他者”的视野不可或缺。从一战结束前后明确提出朝鲜独立，并借此问题分析和批判近代以来日本对朝鲜的征服历史和在华扩张政策，孙中山得以将日本扩张历史对象化，进而在东亚内部“他者化”，以是否破除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支配关系，“王道—霸道”的中华意识拷问日本未来是否选择站在“亚洲”和被压迫民族一侧。这一视野从空间和伦理层面突破了日本主流的亚洲主义要素，并不是简单地对日本的道德批判和对抗。

 

 

 

而基于朝鲜在中国传统的宗藩—朝贡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对朝鲜独立与中国革命的思考刺激孙中山重新阐释并再造东亚的区域“传统”，探求另一种区域秩序的可能。孙中山借朝鲜问题集中诠释的亚洲想象有两个层面：一是道德化和理想化历史上的宗藩—朝贡关系，尽量去除宗藩—朝贡秩序中的等级、武力甚至自我优越的面向，以批判日本所代表的西方扩张主义和区域秩序，在中朝历史关系的想象中寻找区域秩序的可能方案，确认自身历史和传统的优越性；二是充分挖掘中国与朝鲜及周边弱小民族之间的往来历史，为东亚革命提供一个中朝互帮互助的历史想象，确立双方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形象。孙中山去世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革命性的期望和呼吁。印尼“国父”苏加诺曾回应孙中山的亚洲想象，并指出，“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和印尼人民中间存在着一种联结的意识和兄弟的情感：那就是，大家都是东方人，都是被压迫和受苦的人们，他们期望自由的生活……亚洲的普通大众将会联合起来行动，他们的共同命运将会诞生统一的情感”。

 

 

 

此外，在联俄及系统地借鉴列宁主义的民族革命理论后，孙中山不断完善自己依托亚洲想象为中心的区域乃至世界秩序的新思考。他在神户的演讲中所提“王道的新世界”包含两重的新：第一层面的新，着重于苏俄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秩序为基础的一面。“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文化，所以他便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家”，因此被欧美世界所排斥，并“反诬他是世界的反叛”。对此，孙中山在联俄的背景下鼓励日本改变对俄政策，尽快承认苏俄并恢复邦交。而日本，如果真要和亚洲国家和解、并达成亲善关系的话，“她应当像俄国和德国已经做到的那样，归还所有从中国拿去的东西”。只是，对日本而言，出路似乎只有战争改造或者彻底的政治—社会革命，才可能放弃其侵略政策和侵占权益。从打破欧洲和日本统治的核心出发，正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同样具有冲击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风气和时代变动可能性，也使孙中山的亚洲想象具有相当的反殖民、反强权，主张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过，孙中山“王道论”的亚洲想象中未来社会革命的程序和手段与列宁主义并不一致。另外，两者对区域秩序的构想都低估了民族革命后的新兴国家围绕国族意识形态之间分歧甚至冲突的可能性。

 

 

 

相比自居革命正统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孙中山以“弱小民族”联合为基础的被压迫民族阵营对抗压迫阵营的二元对立，蕴含中国作为新的革命中心和以大国身份“济弱扶倾”的强烈印记。对孙中山而言，这既是因为中国“次殖民地”的基本国情所致，也是历史上长期“字小”的道义性负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对朝鲜问题的关切和对亚洲想象的期待本身即蕴藏在这种“大国”传统中。如果没有这种道义负担和区域历史传统，没有国民党人基于大国历史情境和残留的“天朝”心态而产生的道义感和同情心，帮助朝鲜独立会失去其很大程度的情感激励，“济弱扶倾”或许很难成为此后孙中山和国民政府一个重要的革命和外交理念。孙中山对“王道”传统再阐释中第二层面的新，正在于承认民族国家平等原则基础的同时，以中朝之间的历史关系和抑强扶弱的伦理政治去修正和充实这一国际体系的交往原则。只是，这种大国的基本国情和历史印记，对周边国家而言，却意味着双重遗产。孙中山对联合弱小民族的注重和中国大国身份与责任的强调，以及中国传统秩序和平性的成分，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和秩序想象的根本维度。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