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学界有关二战史的研究长期处于活跃状态，二战史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不同时期的历史书写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色，有关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定位，英美学界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显著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英美二战叙事很少书写中国抗战。冷战结束后，随着更多档案资料的解密，全球化的兴起，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英美学界开始反思传统叙事，给予中国抗战以更多的关注和探讨，正视中国抗战在二战全局中的重要意义，二战书写的全球叙事渐渐成型。直到今天，这一趋势仍在发展之中。
一、 英美二战传统叙事及其挑战
英美传统观点认为，1939年9月，德军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及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殖民地，欧洲、北非、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冲突合并为一场全球性战争，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将二战不同战场彼此独立论述，重西方、轻东方是西方学界惯常做法。英国知名二战史学家艾伦·泰勒（Alan Taylor）和美国学者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等人坚持认为，直到1941年底，战争的唯一连续性是英德战争，德国发动的是欧洲战争而非世界大战，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战争才真正成为世界大战。此类论述以欧洲为二战主要战场，直接结果便是西方二战史很少书写中国抗战，片面地以太平洋战场指代东方战场，严重贬低了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对此，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休·斯特拉坎（Hew Strachan）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们忽略了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做法。
冷战结束后，随着更多档案文献的解密，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传统观点受到越来越多挑战，西方主动反思欧美中心论的学者渐次出现。美国二战史学家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修正了传统叙事，他向前推进了时间线，认为爆发于1939年9月的欧洲战争从一开始便是全球性的，与之前的地区性战争不同。温伯格强调，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是过去殖民战争的延续；侵华战争是日本自1894年起为扩大殖民帝国而发动的系列战争的一部分，它们在1939年9月交织在一起，在此之前则彼此独立。只能说，温伯格的观点相对于传统叙事而言只是微调，本质上仍是传统叙事的范畴。
传统叙事将二战和中国抗战彼此区分，忽视了它们相互交织的客观性，因此不可能准确认知二者。美国二战史学者劳埃德·李（Loyd E. Lee）和英国军事史学者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强调中国抗战对于盟国反击轴心国的重要意义。劳埃德·李的著作是学术界首部冠以“全球史”字样的二战通史，出版于冷战结束前后。他一改过去的认知，认为太平洋战争与欧洲战争一样具有全球意义，中国抗战并非地区性质。首先，中国坚持抵抗，决不放弃，这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形成鲜明对比。其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主力仍像1941年以前一样受困于中国战场。中国坚持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代价高昂的持久战，最终走向全面失败，对于二战而言具有全局意义。在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出版的《牛津二战指南》进一步阐释，中国单枪匹马地与日本作战超过两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牵制了多达100万日军，使之无法用于其他战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劳埃德·李初步承认了中国的抗战贡献。不过，在二战起点问题上，李还是遵从传统认知，以1939年9月为起点，将中国此前的抗战排除于二战进程之外。安德鲁·罗伯茨则直言不讳地批评传统叙事“往往极力淡化，甚至有时完全忽略中国的战时经历”。他承认中国抗战对二战的重要意义，认为自1931年9月以来，日本一直在对中国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在整个战争期间，是中国牵制了日本一半的军事力量。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国抗战为盟军获胜作出“极具意义的贡献”。不过，亦有学者批评罗伯茨在叙事上仍然聚焦欧洲战场，关于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内容太少，新意不足，整体上在全球层面并没有走得太远。
冷战后较早对传统叙事发起实质性挑战的是英国二战史学家埃文·莫兹利（Evan Mawdsley）。2009年，他以“新历史”之名提出新的解释框架，认为二战的发生源于新旧国际秩序的碰撞，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挑战旧秩序并在各地区分别行使权力导致了大战的爆发。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发现中日战争尤其重要，二战不只是“希特勒的战争”。它实际开始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而不是西方人惯常认为的1939年或1941年。这一说法对其后的二战叙事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他也因该书成就被时人誉为新一代“温伯格”。
相对于前人只是认识到中国牵制大批日军，为盟军作出重要贡献，莫兹利更进一步，承认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对传统叙事形成颠覆。他指出：首先，日本对世界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纳粹德国。日本代表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没有像德国那样实施15年强制裁军。日本既拥有强大的陆军，也拥有现代化的世界第三大海军，具有当时世界大国中最“均衡”的军事力量。其次，中国战场开辟最早。1937年，日本第一个对一战后世界秩序发起全面武力挑战，中国对之作出有力回击。与之对比，1939年9月不过是既有全球冲突的又一个时间节点而已。在这个月，欧洲仅有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进入战争状态，它们的冲突仅限于欧洲的一小部分地区，本质上是一场地区性战争。再次，中国战场比太平洋战场更为重要。莫兹利认为，太平洋战争中的航母对决和岛屿攻防战虽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它们在人员规模上比中国战场小得多，在某种意义上重要性也要低。这得到美国学者莎拉·佩恩（Sarah C.Paine）的赞同，她认为，日本派往中国的是最精锐的军队，相对于作为主要战场的中国而言，太平洋不过是个次要（Peripheral）战场。英国二战史学家麦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也强调：“中国战场，以及东京拒绝放弃其在中国的野心，是日本最终失败的关键。”此种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地位有所启发。
由此可见，冷战结束前后，西方学界开始反思二战传统叙事，意识到忽视中国抗战便无法理解二战。在冷战结束约20年时间里，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英美二战史学界针对传统叙事的反思出现明显进展。新的历史叙事强调走出欧洲，去除偏见，发掘过去为冷战所掩盖或歪曲的内容。在中国抗战地位问题上，他们主张将二战起点前推到1937年，承认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将之从太平洋战场中独立出来。相对传统叙事，这是一个显著进步。
二、 推陈出新：发掘中国战场之于二战的重要性
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西方学界出现有关中国抗战研究的新浪潮，米德（Rana Mitter）、方德万（Hans van de Ven）、莎拉·佩恩等学者为代表人物。几人虽非一般意义上的二战史学家，但他们对于中国坚持抗战的书写，对中国战场地位与二战贡献的强调，契合了新的二战叙事的要求，帮助新一代二战史学家打破传统叙事的根基并提出新的论述。
如果说莫兹利驳斥了二战是“希特勒的战争”的狭隘说法，那么，美国史学家托马斯·齐勒（Thomas W.Zeiler）则破除了美国长期流行的“二战是一场‘好战争’（Good War）”的观念。对美国而言，“好战争”有两层含义：首先，它为美国带来全球霸权和经济繁荣；其次，它是“最伟大的一代人”所进行的推翻法西斯暴政的反邪恶战争。齐勒直截了当地批评该观念过分强调了战争中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二战是一场灭绝一切的战争，是一场充满死亡、罪行和毁灭的地狱，绝非一场“好战争”。该观念流行于美国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它通过援引西方国家绥靖政策的教训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立即应对侵略的必要性，为美国战后外交和战争政策提供了正当性。
在论述中，齐勒主动向全球叙事靠拢，他注意不再分别叙述各大战场，而是将所有战场并列处理，强调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性及其相互联系，更加注重欧洲以外战场的叙事。他在书中多次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中国，日军对中国不宣而战引发了二战……1939年9月初，欧洲加入到已在亚洲开启的战争中。这与莫兹利的观点一致。对于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齐勒认为，消灭中国军人和民众是日本的目标，日军在中国实施的无差别屠杀接近于种族清洗。无论在规模还是残忍程度上，南京大屠杀都不亚于二战期间发生的任何大屠杀惨案。齐勒还看到中共抗战的价值。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建立根据地，得到人民越来越多的拥护和支持。中共军队在华北破坏通讯和交通线，使日军在华北的战斗陷入停滞。在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中国军队拖住了约100万日军，而中国共产党在作战中比国民党更加有效。他还注意到，在相持阶段，共产党在抵御日本侵略的同时，遭到蒋介石政府的打压。这些观点有力地弥补了英美传统研究的缺陷。
如果说莫兹利、齐勒分别挑战了英美两国传统叙事并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对这些挑战进行初步总结的是2015年出版的三卷本《剑桥二战史》。这是一套反映二战新历史叙事的经典丛书，约80名作者大多来自英美学界，其中关于中国战场的叙事受到米德等人的直接影响。
第一，该书采纳灵活的时间框架。一方面自称是对“起自1939年，终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叙事，另一方面又特别申明，大战起止日期因参与各国而异。具体到中国战场，该书给出了探索式的回答。一方面，该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很可能打响于1931年9月，显然，这是对佩恩观点的升华。另一方面又称，1937年以后欧洲与亚洲的冲突在政治上开始趋于一致，因此，1937年或许是比1939年更具说服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始年份。这种灵活处理反映了英美学界在二战起点以及中国战场地位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但毫无疑问的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是欧洲和亚洲相互关联的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最血腥的冲突。
第二，该书第一卷“序言”明确指出，长期以来，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被西方忽视、低估或误解。这种情况应该得到纠正：首先，中国尽管力量薄弱，但却是大同盟中的主要成员之一。陶涵（Jay Taylor）从二战全局角度评价中国抗战：1936年，中国拒绝考虑同德国结盟，与日本展开血战，在数年时间里只身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这一选择影响重大，中国不仅是在拯救自己的国家，可能也拯救了苏联，甚至整个世界。其次，中国的坚持抵抗使日本无法将其侵略战争宣传为反殖民斗争，更使日本在北进与南进之间左右为难。1941年12月，日本对于太平洋地区发动猛攻，部分原因是为了孤立中国并解决在华军事僵局。再次，中国战场在盟国全球战略布局中虽被边缘化，但却对战后世界产生持久影响。米德指出，抗战使中国赢得了参与塑造战后世界的权利……在后帝国主义时代的新世界中，中国成为来自亚洲的重要参与者。第四，针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同样在2015年出版的《牛津插图二战史》承认，中国和东欧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尤其中国所受（日军）破坏甚至超过德国入侵苏联造成的影响。这种说法在西方学界是一个突破。
美国版《二战研究指南》亦在此时问世，该书明显反映出传统研究向全球叙事的过渡，强调欧洲战场的同时，不自觉地承认中国战场的主战场地位。该书有如下论述：“发生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战争是半个世纪以来（列强）争夺殖民地和资源的高潮，也是一场为主导亚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以中国为主要目标和主要战场之一。”中国顽强抗战，拒绝投降，迫使日本在亚洲与太平洋两线作战，大量日军被牵制在中国，否则这些部队本可用于占领缅甸和威胁印度，或增援日军在菲律宾和其他太平洋群岛上的阵地。日本在1931年9月对中国东北的攻击侵犯了世界秩序，为此它还退出了本应遏制成员国侵略行为的国际联盟，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大国。这些事实都间接指向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对那些忽视中日战争的做法，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提出批评。他认为，中日战争是美日战争根源中最重要的因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必须追溯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对国际联盟的蔑视。欧美社会大众与学术界忽视中国抗战不仅在逻辑上无法辩解，在人道层面上也是不公正的，在战争期间，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远远超过日本或美国。
由此可见，在有关中国抗战新观点的影响下，英美二战学界推陈出新，在纠正欧美中心论史观、平衡欧亚叙事方面走出重要一步，在破除传统观点的同时，新的论述迭次出现，自此之后，任何二战史著述都不可能忽视中国战场。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二战叙事重心依然偏向欧美，时间框架的变动仍为探索性质，属于传统叙事向全球叙事的过渡阶段。
三、 全球叙事：明确中国战场与中共抗战地位
随着全球视角的深入人心，英美二战叙事在近年来发展到全球叙事阶段，以英国二战史学家布坎南（Andrew Buchanan）《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版为标志。全球叙事明确打破旧有的二战时间框架，充分肯定欧洲以外其他参战方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吸纳欧美之外的二战研究者共同构筑二战叙事，真正跳出以欧美为中心的解释框架，并渐成主流。
在全球叙事体系下，中国战场的意义得到肯定，实现了对传统叙事的超越。布坎南明确将二战时间框架设定为1931—1953年，将中国战场放在史无前例的重要位置。他认为，有关“1939年在波兰开始，1945年在广岛和长崎结束的战争”的二战叙事不过是美国的想象，实际上是将二战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所引发的亚洲战争割裂开来。在布坎南看来，确定1931年为二战起始点，将一系列关键事件如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日苏边境战争和苏芬冬季战争等纳入全球冲突，使它们成为世界大战的构成要素，而非前奏。这些事件相互交织而非彼此独立。离开这些事件，注定无法理解二战的起源与进程。
为了探寻二战在亚洲的结束，布坎南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与二战的关系。首先，在1931—1953时间框架下，中国革命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革命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大量的中国人，在1945年不愿盲目追随美国步伐，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想法，积极自觉地参加了随后的解放战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共和国，美国在中国依赖蒋介石政权维护其霸权的计划随之破产。布坎南由此提出，20世纪50年代初主导美国政治的“谁失去了中国”的问题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当家作主。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战中成长为影响战后东亚局势的核心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妄图凭借占据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确立在朝鲜半岛的霸权地位，但在中朝军队的联合抗击下，美国没有赢得战争的胜利，凸显了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射到亚洲的困难。布坎南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雅尔塔协定关于东亚秩序的安排，使该地大部分地区摆脱了美国的掌控，从而表明了美国全球霸权的有限性。
这一时间框架得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的充分肯定，他没有把二战简单理解为西方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对抗，而是从帝国冲突角度入手，重新建立解释框架。他明确指出，二战的传统时间边界不再适用，它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并于1945年之后的10年里在中国、东南亚、东欧和中东逐渐平息。奥弗里反复强调应将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该事件是用暴力创造新帝国秩序和新经济秩序的第一步，标志着一个新的帝国时代的开始。这一观点比他2015年主编的《牛津插图二战史》中有关中日战争的论述有明显进步。奥弗里还解释了中国战场的特殊性，强调中国不仅是一个军事弱国，它所接受的美国援助还是最少的，从而使人认识到中国军队在装备精良的敌人面前坚持抗战的可贵之处。方德万评价其书称，这是一部真正的二战全球史，是奥弗里毕生深入反思二战的结晶。鉴于奥弗里和方德万在西方学界巨大的影响力，这表明有关中国抗战重要地位的观点已为英美二战史学界所普遍接纳。
英美二战史最新研究出自美国学者泰迪·乌德里克斯（Teddy Uldricks），他同样从事二战史研究与教学40余年，其书比过往著作更彻底地摒弃了欧洲中心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经济和地缘政治结合起来，探讨欧洲和亚洲战争的复杂起源及其对战后世界的持久影响。关于中国抗战，乌德里克斯有如下看法：其一，强调九一八事变的世界历史意义。乌德里克斯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北，系同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相提并论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共同促成三国走向战争之路。其二，全面抗战初期的会战失败固然是惨痛的损失，但也是动员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的重要一步。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美国学者克里斯汀·穆尔里迪-斯通（Kristin Mulready-Stone）也称，淞沪会战传达出中国努力战斗的信息，为中国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支持。其三，作者没有忽视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战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承认中国牵制了60万敌军，但在战争中却未能真正将中国视为平等的盟友。其四，在叙述南京大屠杀之时，他批评一些西方学者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从根本上低估了惨案规模，并列明中方“至少30万人被屠杀”的主张。这相对过去是一个进步。
重视中共抗战是乌德里克斯新著的一大特色。过去，中国抗战往往被西方学界片面化为国民党的努力。作者对中共抗战作了细致描述，如在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成功地伏击了一支由70驾马车和80辆卡车组成的日军。虽然增援日军最终占领了该地区，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于中共在内战中的获胜，作者解释称，蒋介石政权缺乏对光复地区的规划，管理混乱，最终导致了令人震惊的混乱和苦难，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从而失去“天命”（Mandate of Heaven），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相反，按照严格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城市时尽可能避免伤害平民、破坏财产或中断商贸运转。最终，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由此可见，中共抗战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结 语
冷战后英美二战叙事经历了从传统研究到全球叙事的转变，有关中国抗战的观点亦出现显著变化，由忽视中国抗战到重视中国抗战，提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二战的起点，肯定中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和付出的牺牲，利用二战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等。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三：首先，冷战的结束淡化了西方学界的意识形态色彩，使他们更愿意探究二战的本来面貌。而忽视中国抗战，就不可能准确理解二战。其次，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发展，使全球叙事深入人心，米德、方德万等人引领的中国抗战研究新浪潮，有力地推进了二战全球叙事对于欧美中心论的纠正。最后，如今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大加强，西方需要从过去特别是二战历史中探寻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莫兹利直言不讳地称，东亚的发展使历史学家们远离过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二战史观，这一转变源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主要经济强国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英美学界有关中国抗战的叙事也有三个特点：其一，不只是单独论述中国战场本身，而是将中国战场与其他战场联系起来，把它放在整个二战史框架内分析和评价，以西方人惯于理解的方式讲述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其二，认为中国抗战不仅有力地支撑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还使中国在战后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三，出于理解当下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愿意看到中共抗战的价值，并给予中国革命以高度评价。在全球叙事成为二战史研究主流之际，中国学者应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将中国二战史话语体系带入到全球二战史书写中去。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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