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为回击美国陆军部关于减缓美军复员速度的命令，世界各地的美军士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抗议集会和游行浪潮。从马尼拉开始，美军士兵在加尔各答、德里、首尔、上海和横滨，在勒阿弗尔、伦敦、巴黎、兰斯和维也纳，以及在从硫磺岛到美国本土的数不清的基地和前哨的所在地走上街头。这些抗议活动实际上是美国公民士兵（Citizen-soldiers）无视军令和纪律而组织的兵变。他们报名参战是为了击败德国和日本，如今任务结束，他们认为使命已经完成，要求立即复员。许多人还抗议美军被继续部署在海外，尤其反对被派往中国支持国民党政权。美军第823航空工程营（一支非裔美国人组成的种族隔离部队）的士兵从缅甸写信，表达了他们对美国不民主的外交政策的反感，并说道：“我们自己都没有真正享受过多少自由，因此我们更不想参与压制其他人自由的行动。”他的战友补充称：“我们谈论四大国之间的合作……然而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双手沾满了阴谋和虚伪的污泥。”
在上述席卷全球的抗议面前，美国政府退缩了，复员工作继续进行，美军规模从1945年5月的829万人锐减到1948年6月的53.8万人。甚至在抗议活动开始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担心，日本投降后，美军的迅速复员将“发展成（军队的）瓦解”。人员的流失，特别是经验丰富的老兵的退伍，破坏了战争准备工作。1946年初，随着美军复员的加速，美国发现，除了维持对德国、日本和朝鲜的军事占领外，在海外，它已无力发动任何重大的武装干预行动。战后美国公民士兵的大规模反抗运动不仅对他们及其家人来说是一个重要事件，而且也对美国的军事能力施加了极大的限制，尤其是削弱了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革命进行干预的能力。然而，尽管这一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它在美国却鲜为人知。
这种历史抹除是西方二战史学漠视东亚地区的一个表现。在这种史学叙事中，中国抗日战争（1931—1945）以及解放战争（1946—1949）基本上都被忽视了。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是1941—1945年全球性战争的主要胜利者，也是其所建立的新世界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在美国看来，这个秩序本应包括中国在内。然而，到1949年，事实已表明情况并非如此，随后由美国史学界主导的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认知框架——将中国战场置于次要地位。从此，亚洲的战争基本被排除在这场全球冲突的主流叙事之外，而日本的战争实际上被简化为其与美国在太平洋海域及岛屿间的较量。本文旨在探讨这一边缘化现象的成因，并就如何将1931—1949年发生在中国的战争重新纳入“全球二战”（作为全球性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叙事提出一些思考。
一、 东亚在西方二战叙事中的边缘化
除了美国对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的深切失望之外，还有一些明显的原因，导致中国几乎被排除于西方二战叙事。对于美国政治领导人和战略规划者而言，德国一直被视为对于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的主要威胁，因此美国的战略重点集中在欧洲战场。这种对欧洲战争的关注在1941年12月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被正式确立，这发生于美国正式参战仅数周之后，与会者包括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并最终确立了“德国优先”政策。由于这一关键的战略决策，美国将其绝大部分陆军及空中力量投入欧洲战区，先后在北非、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作战。尽管如此，从这场全球性战争一开始，美国就在太平洋地区维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部署在那里的海军主力增长迅速，后来生产的B-29远程战略轰炸机也全部投入了这个战场。美军通过一系列海上战役，包括多场重大海战和岛屿登陆战在内，阻遏并逐步粉碎了日本的扩张。这场所谓的“太平洋战争”最终以日本失败告终，1945年8月，美国以原子弹摧毁广岛和长崎后占领了日本。
中国对日本大陆扩张主义的长期抵抗战争始于1931年。在美国战略规划者眼中——以及后来许多历史学家的叙述中——这场战争被视为美日海上战争的重要但有限的辅助。美国希望中国以长期持续作战牵制日本陆军主力及大部分空中力量，尽管这明显有利于美国太平洋战争的开展，但美国决策者始终将中国视为次要战场。因此，美国领导人从未认真考虑在中国大规模部署地面部队或空中力量，仅提供必要的物资援助和军事训练，以维持中国对日作战的进行。然而，即便是这一有限目标也比预期要困难得多。1942年春，日本控制了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并切断了从缅甸进入中国的陆路补给线。由此，美国的租借援助只能通过“驼峰”航线翻越喜马拉雅山，最终运抵中国的物资数量极其有限。此外，美国后来试图利用在中国新建的空军基地对日本发动战略轰炸，即“马特霍恩行动”（Operation Matterhorn），但在1944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而被迫终止，B-29轰炸机随后撤往马里亚纳群岛。由于美国自身战略决策及日本军事行动方面的原因，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直接介入极为有限，而通过军事援助实施的间接参与也少得可怜。
鉴于这一历史因素，中国抗战在美国二战叙事中未能占据重要位置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二战具有全球性，但其叙事大多是从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的，从美国视角来看，中国战场很容易被边缘化。然而，美国民族国家叙事还涉及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与美国在地中海、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取得的重大胜利不同，中国战场远非一个决定性的美国式胜利。此外，战后初期美国未能在中国施加决定性的政治或军事影响，直接导致4年后中国这一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落入中共之手”。这一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挑战发生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并与整个东南亚此起彼伏的反殖民斗争相交织。这模糊了二战作为一场道义上毫无争议且明确无误的美国式胜利的形象，中国因而被排除在美国的历史想象之外。仿佛二战与中国革命是两个完全分离、毫无关联的事件。之后，随着二战逐渐被框定为一个具有明确时间界限的简单“事件”（以1939年或1941年为起点，1945年为终点），这种叙事在史学分析和大众记忆层面上都得到了强化。
纠正中国战场在二战叙事中被边缘化的问题，是真正全球化的二战史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要应对这一挑战，仅仅依靠对东亚长期战争的研究，或者西方学者与中国同行的更紧密合作——尽管这两者都至关重要——仍然不够。拉纳·米德（Rana Mitter）、莎拉·潘恩、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等研究者，已经迈出了拓展西方学者基础认知的第一步。然而，现在更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全球二战”的整体特征、时空框架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这一重新思考不仅应当将中国纳入全球战争的叙事框架，也应关注其他经常被边缘化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以构建更全面、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二战叙事。
二、 “长时段”二战：地区性战争与革命的相互交织
如果我们摈弃西方主流学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统观点——即将其视为一个界限清晰的“事件”，具有确切的时间边界、由对立的多国同盟组成的明确“阵营”，以及毫无疑问的道德评判——那么，我们将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这场冲突的动荡进程从20世纪3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推动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及军国主义政权发起武力进攻，试图在东亚、中东欧以及地中海地区建立殖民帝国。除对其直接受害者造成打击之外，这些攻势还破坏了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既有世界帝国，挑战了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并威胁到非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同时，这三个殖民帝国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上的共同点，促成了彼此支撑的轴心国联盟的建立。
这些扩张主义攻势各自引发了一系列地区性战争。德国对“生存空间”的追求导致其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入侵并占领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法国、低地国家、南斯拉夫和希腊等国，随后，自1941年6月起对苏联发动全面进攻。与此同时，意大利于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随后在1939年至1941年间进攻阿尔巴尼亚、英属索马里、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国。在亚洲，日本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在诺门罕地带试探苏联的态度，最终在1941年12月南下，占领欧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并袭击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将美国正式拖入战争。
过去，这些地区性冲突常被视为二战的前奏（Prewar Events），但更恰当的理解是，它们是彼此重叠和交织的战争，最终在1941年12月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此时，美国加入了已经在亚洲和欧洲激烈进行的战斗。美国是唯一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政治意愿，同时在世界两端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它的参战赋予了此前本质上各自独立的战争以某种全球统一性和凝聚力。尽管美国花费了一段时间才实现全面的军事动员，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在部署庞大军事力量的同时，向其主要盟友——英国、苏联，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向中国提供军事资源。在政治意愿方面，即便在珍珠港事件将其正式卷入战争之前，美国领导人就已致力于争夺全球主导权。正如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所言，这一战略方向是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的几个月内确立的。面对德国主导欧洲的现实，美国领导人摒弃了在西半球势力范围内采取防御姿态的想法，主动选择介入这场正在展开的全球战争，以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世界体系。
在一系列更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的背景下，美国的参与定义了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的“剧烈爆发”（Paroxysm），它从1941年12月持续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在这场全球战争中，美国及其盟国在世界范围内协调作战行动，组织大规模作战物资生产，并运营跨国的空中与海上航线，将遥远的战线、地区和国家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战争体系。这场全球战争以日本的失败告终，但在中国、朝鲜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大片地区，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未带来和平。相反，世界大战演变成一系列新的地区性战争和革命，这些冲突在本质上受到世界大战的深刻影响，并且由其塑造而成。
这些“战后战争”和反殖民起义包括：缅甸、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和法属印度支那发起的反对欧洲宗主国恢复殖民统治的战争；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终结（1947年）；中国于1949年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新高潮。最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援助下，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为亚洲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因此，这一时刻可以被视为“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这场战争早在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时便已开始。
二战在亚洲的“缓慢结束”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样漫长的“战后”冲突相呼应，这些地区包括巴尔干、中东，以及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欧洲，尽管德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以及盟军随之而来的广泛占领迅速而彻底地结束了战争，但好景不长，美国主导的西欧与苏联主导的东欧接着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
如果我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设想为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地区性战争与革命，这些冲突始于1931年，终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并在其核心经历了一场真正全球性的“剧烈爆发”，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各个国家和地区是如何卷入这一更广阔的格局的。对本文而言，这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在这场漫长的“全球二战”中的位置。在有关中国战场与全球战争关系的深刻分析中，潘恩提出，中国实际上打了一场“三重嵌套战争”（Complex Nested War）：一场“持续的内部战争”、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日区域性战争”，以及一场“涉及所有大国的多年全球战争”。这一分析是一个有益的起点，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冲突形态并非像俄罗斯套娃那样简单地层层嵌套，而是同步展开、彼此交错，各个层面的战争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形成一种错综复杂、密不可分的关联模式。
三、 中国与世界大战的徐徐展开
要清晰地理解上述问题，有必要退后几步，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历史。中国历代王朝皇权统治悠久，奉行中央集权，统治阶级轻视商业和工业活动，资本主义系借助于英国“自由贸易”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的坚船利炮，由外部打进中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它（英国资产阶级——引者注）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英国通过一系列战争、强加的租界以及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被迫纳入英国资本的流通体系。欧洲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日本和美国紧跟其后，在中国主权领土上划分出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国家建设始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口下进行，并持续受到军事干涉和经济渗透的影响。
由此，中国的国内政治必然与全球经济和政治紧密相连，并在20世纪初进一步卷入日益加深的帝国主义竞争之中，这一竞争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角力、中国持续不断的反侵略抗争，以及将中国置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巨大困难，共同决定了没有任何列强能单独对中国实施直接的殖民统治。相反，列强更倾向于通过中国沿海城市的前哨基地、残酷的军事镇压（如出兵镇压义和团），以及培养与软弱的中央政府及其外围半独立的地方军阀的关系，来维系其在华利益。
在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下，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初未能建立一个稳定且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此外，尽管英国仍是中国经济中的主导性力量之一，拥有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并通过香港以及武汉、上海等地的租界深入渗透中国市场，但英国既缺乏资源，也缺乏意愿在中国建立一个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或稳定的代理人政权。中国不是英属印度。而且， 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最终在艰难的情况下巩固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英帝国的衰落使中国得到了两个“外围”国家的支持：苏联和德国。20世纪20年代中期，斯大林放弃了在中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追求，转而在苏联周边培育对苏友好的资产阶级政权。另一方面，对于德国来说，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支持国民党，能够以较低成本扩大德国的全球影响力。结果，在1927年北伐成功及血腥镇压中共后，蒋介石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开启了经济缓慢发展的时代。
即使国民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仅涵盖清王朝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被半独立的军阀所包围，它的出现却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的、脆弱的战后欧洲稳定局面形成呼应。在欧洲，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重新巩固，依赖于一战结束后的战后危机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反资本主义民众起义浪潮的失败。在亚洲和欧洲，这种脆弱的稳定很快被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所倾覆。由于美国的保护主义关税沉重打击了日本纺织品出口，日本经济陷入危机。这种经济困境使得在20世纪20年代政党政治时期曾被边缘化的军部扩张势力重新抬头。这些军事扩张主义者认为，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将是日本摆脱大萧条的“利益线”。于是，1931年9月，关东军挑起战争，不到半年，中国东北沦于日本控制之下。1932年3月，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以掩人耳目。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一系列帝国主义土地掠夺和地区性战争的开始，世界大战就此徐徐展开。既有帝国主义列强对此无动于衷——国际联盟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仅提出不承认“满洲国”——这凸显了旧世界秩序危机的日益加深。1931年，日本尚未准备好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但入侵中国东北开启了日本在中国的国际公认领土上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和挑衅，最终导致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持久抗战，从1931年开始，在1937年全面展开，直到1945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胜利后才告一段落。这些赋予了中国在世界大战中的核心地位。随着日本入侵摧毁了中国脆弱的政治稳定局面，中国发现自己处于一场重大的地区性战争的中心，这场战争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中国对这场全球冲突的参与，是通过恰如其名的“抗日战争”所完成的。
因受到国内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分裂的困扰，以及地区性战争与正在展开的全球危机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中国的抗战局面是复杂的。国民党1927年对中共的打击几乎摧毁了后者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经过长征后，于陕北会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层关注受到压榨的农民阶级，围绕农民和农村贫困人口工作，土地改革受到热烈响应。这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民政府行政、司法和军警机构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瓦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由此，尽管不断遭受日军及其傀儡政权发动的“扫荡”，中共仍能建立起相当规模的根据地，实施管理实践。
中国卷入世界大战的进程，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动是分不开的。其中，日本侵华是核心因素。它不仅威胁到国民党政权，也威胁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在华经济利益。1940年夏，法国败降后，新成立的维希政府允许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从而削弱了法国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英国领导层认识到，英国同时进行两场大战是不可能的，因此——从他们的立场来看是正确的——他们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以对抗德国的扩张。英国商界与政界人士希望通过拒绝支持国民党来安抚日本，甚至有人从帝国主义的傲慢思维出发，认为日本或许能用一套秩序和纪律来规范在他们眼中“懒惰散漫”的中国人。与此同时，英国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加强新加坡海军基地，另一方面计划调派海军力量到东南亚地区，以遏制日本对其殖民地的威胁。英国领导人明白他们在亚洲的军事劣势，因此希望将美国拉入一个共同的反日战线。然而，美国领导人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对海外军事承诺持谨慎态度，尤其反对被英国拖入保卫其亚洲殖民地的战争之中。
四、 美国、中国及抗日战争
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商界便与中国保持着重要的商业联系。19世纪90年代，北美边疆扩张到西海岸后，许多美国领导人将目光投向太平洋，寻求继续向西扩张。美国在1898年成为菲律宾的殖民宗主国，并积极参与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美国政府主张，列强应享有“平等”的进入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权利。这一政策背后隐藏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即美国工业生产的高效率将使其在与欧洲对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此思路在二战期间继续主导着美国的对华政策。政府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曾指出，美国应优先获得“4亿中国人民”的市场。同样的观点也广泛见诸报端，例如出版大王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1941年2月提出了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愿景，其中亚洲市场每年将为美国带来“四五十亿，甚至100亿美元”的收益。尽管这一愿景颇具吸引力，但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参与度仍然有限。因此，尽管美国反对日本的扩张主义，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它始终竭力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对抗——即便日本军机1937年在长江击沉美国炮舰“帕奈号”（USS Panay）后，这一政策依然没有改变。
在卢斯和新兴的“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的推动下，美国政府于1938年开始向国民党提供支持，首先向中国提供了一笔2000万美元的贷款，以购买亟须的装备。然而，即便美国于1941年底放弃孤立主义，开始全力争夺全球霸权，中国在美国战争规划中所占的比重仍然相当有限，这一点令人颇为惊讶。英美两国的战争规划始于1941年底，但其重点是对德作战，英国领导人承认对日战争主要由美国负责。美国战略家设想这场战争将主要是一场海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便制定了橙色作战计划（War Plan Orange），该计划在此后不断得到修订和更新。按照该计划，美军将从夏威夷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先解救在菲律宾的美军部队，然后在西太平洋与日本海军展开决定性海战并取得胜利。不足为奇的是，由于建设用于橙色作战计划的强大海军需要时间，而且陆军坚持在新几内亚作战，橙色作战计划在战争期间进行了重大调整。尽管如此，该计划仍然奠定了美国太平洋战争的基本战略框架。令人震惊的是，除了一些未曾实现的构想——比如占领中国台湾或某个重要港口作为进攻日本的基地——该计划几乎没有提到中国。
尽管中国在美国的战略规划中仅占次要地位，但它却以最戏剧性的方式对美国施加了影响。随着战争的开展，日本战略规划者逐渐意识到，日本相对有限的资源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彻底征服中国极为困难。在初期取得一系列胜利后，日本侵华战争便陷入僵局。因此，他们开始探索其他可能的扩张方向。1939年，日本对苏联发起试探性进攻，在诺门罕战役中被苏联红军击败。日本领导层在海军高级将领的推动下，决定南进，进攻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这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直接导致了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意在迫使美国暂时退出战争，以便日本有足够时间巩固其资源丰富的“共荣圈”。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日本的袭击迫使美国全面加入正在亚欧地区肆虐的战争，从而在历史上首次创造了一场全球性大战。
日本在1941年底至1942年初发动的攻势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缅甸，日军迅速推翻了欧洲列强和美国在当地的殖民统治。在侵略过程中，日军攻占了远东战略要地香港，并切断滇缅公路，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外界及太平洋战场的隔绝。由于英国舰队主力正在地中海与意大利展开殊死较量，英国只能抽调两艘战列舰前往新加坡，但这两艘战舰很快便被日本飞机击沉。这一震惊世界的惨败凸显了英国无法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实施两线作战的困境。从此，英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重点转向防御印度、维持帝国交通线，并投入一场漫长而又艰苦的战役，以重新夺回缅甸。因此，太平洋战争最终演变为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对决，而澳大利亚则在其中扮演辅助角色。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展开，美国基本遵循了橙色作战计划战略框架。美国战略制定者认识到，中国持续抗战有效牵制了日本陆军和空军主力，从而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海战提供了重要支持。然而，美国从未考虑派遣地面部队直接支援国民政府，而是选择向国民党提供资源，保持其战争能力。美国的目标并不是依靠中国击败日本——这一任务被视为太平洋上美国海军的职责——而只是维持中国抗战，以牵制日本兵力。这一战略符合美国的整体作战方针，即依托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打一场以物资和技术优势为主导的“空海战争”，而将主要的地面战斗任务——以及随之而来的伤亡——交由苏联和中国承担。这种战略不仅严格限制了美国陆军的规模，使大量美国劳动力得以继续留在工厂中，推动战时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也确保美国能够源源不断地向盟国提供战争物资，维持他们继续作战。
对中国的战后形势，美国决策者并非漠不关心，他们普遍认为，在击败日本后，中国将以一个亲美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面貌出现。为实现这一愿景，美国领导层积极提升国民党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美国政府宣传机构以及媒体全力推动对中国抗战的正面宣传。在同盟国最高层的外交布局中，早在1942年5月，罗斯福总统就已将中国列为世界“四警察”（Four Policemen）之一，认为其将在美国领导下承担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责任。1943年11月，美英最高领导人在前往德黑兰会见斯大林的途中，于开罗同蒋介石举行会谈。这场备受瞩目的会议旨在塑造中国作为世界级大国的形象。如果不是由于苏联与日本在1941年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蒋介石必定会参加在德黑兰举行的“三巨头”峰会。
但在外交和媒体的表象背后，中国在同盟国高层规划中的参与程度极为有限。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本拟在孟加拉湾发动对缅甸的两栖作战以支持中国，但这一承诺很快被撤回。尽管美国从未将国民政府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但它邀请了中国代表团参与美国主导的若干关键会议，这些会议旨在构建战后世界秩序中的美国霸权。中国代表团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同年11月的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大会，以及次年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大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参加这些会议不仅强化了与会国的地位，也反映出美国对一个在其领导下的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的构想，这些会议使这一构想变成现实。
虽然美国给予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以大国形象，但国民政府实际上只能控制有限的领土，主要是那些远离日本占领军、日军傀儡和地方军阀控制的区域，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华北根据地有效地承担了政府职责。中国经济深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实物征税政策让全国各省陷入饥荒。此外，国民党的强迫征兵政策及其在黄河决堤，大规模淹没土地以阻止日本军队进攻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其不受欢迎的局面。美国通过“驼峰”航线提供的军事援助数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需求。而且，美国顾问很快意识到，蒋介石似乎更在意保存自己的兵力，以应对未来与中共和敌对军阀的斗争，而非集中力量与日本人作战。
美国的中国想象与中国现状之间的巨大差距，加剧了美国官员与国民党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这在蒋介石与美国高级顾问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将军的激烈冲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44年夏，美国在对国民党失望之余做出一个决定，派遣一个官方代表团，即迪克西使团（The Dixie Mission）前往延安，蒋介石勉强予以批准。鉴于盟军曾为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队提供强大军事支持，史迪威及其国内盟友开始将中共视为可能的作战伙伴，如果将华北地区用作反攻日本的跳板，则更应如此。尽管美国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深刻分歧，但美国人从未像担心国民党那样担心中共会与日本达成妥协。
随着中美紧张关系的加剧，美国越来越担心蒋介石可能会积极响应日本的和平提议，使中国退出战争，进而使日本能够大幅增援太平洋战场。1944年10月，美国召回史迪威，以缓解与国民党的关系。尖酸刻薄的史迪威被艾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将军取代，魏德迈是一位极具政治头脑的军官，他深知自己的任务是与国民党领导层建立良好关系。与史迪威的离去同时发生的是盟军大改组。1943年11月，英国海军上将路易·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领导建立了新的东南亚司令部，旨在击败侵略缅甸的日军，并重新恢复英国（后来是法国和荷兰）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魏德迈抵达陪都重庆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美国解散原有的中缅印战区，对战场做有组织的调整，表明美国意识到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尽管对国民党的能力存在明显怀疑，但罗斯福依然支持蒋介石。在履新的最初几周，魏德迈发现自己不得不组织中国军队应对日军豫湘桂作战行动的最后阶段。
魏德迈的任命缓解了中美高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由于5万驻华美军中的补给、运输和后勤部门的一些士兵对中国人民频繁实施性犯罪和种族攻击，双边关系依然受到困扰。1944年12月，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当时驻成都的美国B-29轰炸机大规模轰炸了日本占领下的武汉，引发一场大火，数万中国平民因此丧生。对美军指挥官而言，这种轰炸是对集中凝固汽油弹（燃烧弹）空袭战术的成功试验，这一战术很快就会给东京和其他日本城市带来毁灭性打击。
1945年初，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滇缅公路终于重新开通。公路运输取代了曲折的“驼峰”航线，大大增加了军需物资的流入。美国顾问对部分中国军队的重新装备和再训练也能够加速推进。魏德迈计划利用这些装备了新武器的精锐部队，发动一次反攻，夺回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以削弱日本在豫湘桂战役中取得的战果。魏德迈还希望以此“加强美国在战后和谈中的地位”。尽管如此，虽然中国军队在5月便抵达沿海地区，但日本在魏德迈发起大规模进攻前便宣布投降。因此，当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蒋介石及其美国支持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国民党控制的领土不足半个中国，中共领导的战斗在中国北方蓬勃展开。而1945年8月，苏联与国民政府签署条约并向日本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
不到两周，红军就击溃了关东军，后者因人员调往太平洋战场而大为削弱。苏联攻入中国东北地区旨在确保其在战后谈判中的地位，获取工业资源和设备，以及争取战后参与占领日本。换句话说，这并非为了支持中共。美国早就预料到甚至鼓励苏联对日作战，但显然无法接受与苏联共同占领日本、分享战利品的想法。对美国而言，战争必须迅速结束。日本也对苏联的快速推进感到震惊，并深恐这将推动已经在美国轰炸中元气大伤的日本劳动人民的反抗。美日两国都迫切需要结束战争，这促成日本最终投降的达成。
五、 亚洲战争的“缓慢结束”
尽管日本已投降，但日军在其侵占的大部分地区仍未被击败，而且在盟军尚未能维持秩序的地区，日军仍处于武装状态。在美国的支持下，英国军队迅速返回，重新恢复对中国香港和马来亚的控制，并协助法国和荷兰分别恢复在法属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然而，在日本投降后、盟军抵达前，声势浩大的反殖民斗争爆发了，整个东南亚的前殖民地几乎没有和平可言，从战争和日本占领直接过渡为反殖民斗争和残酷的再殖民战争。
如果二战持续更长时间，那些经过美国训练的国民党军队可能会战力大增，从而巩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但这一切并未发生。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结束，显示出美国将其战略重心放在与日本进行海空作战上的后果，同时也暴露了向国民党提供战争物资的客观困难，以及美国在中国缺乏军力部署的问题。如本文开头所述，正是在这个时刻，美军的快速复员和士兵们的大规模抗议有效地排除了向中国派遣大量美军以稳定国民党政权的可能性。两支海军陆战队被派往华北，美军航空队和海军则帮助国民党将军队调往北方，但美军地面部队力量之弱，使美国政府无法向中国强加一套政治解决方案。此外，被派遣守卫京沈铁路的海军陆战队迅速陷入深深的失望和沮丧之中，《纽约时报》记者报道称，许多人“私下同情共产党”。这与欧洲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欧洲，除了希腊内战未消外，盟军的压倒性存在——东欧由苏联主导，西欧则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军队——造成了欧洲大陆的分裂，确保了相对稳定的民族国家的快速崛起，这些国家要么依附于美国，要么依附于苏联。
从1945年至1948年，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8亿美元援助，为蒋介石军队提供大规模后勤支持、运输和训练，试图以此弥补它在中国的军事弱点。同时，美国还于1945年12月派出战时美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将军前往中国，执行一项为期一年的艰难任务，试图促成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由于稳定的国民党政权始终没有出现，美国领导人最终接受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他们希望该政府能够削弱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进程。美国领导人明白，在缺乏美国直接军事援助的情况下，国民党在面对强大的革命力量时不可能取得军事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同意参与建立联合政府，并将其视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接下来的事件众所周知。尽管蒋介石曾承诺参与联合政府，但他却接连发动对中共军队的进攻，这在苏联红军撤出中国东北之后尤甚。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误判了美国对他的支持能力，而其政府的普遍腐败使得美国很难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1947年至1948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地区取得对国民党军队的胜利。1949年春，解放军渡过长江，在南方击败国民党军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成功源于社会革命的推进。1947年10月，中共加速了土地改革，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这些措施，加上扩大扫盲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实施，进一步巩固了北方广大农村地区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并帮助它赢得了城市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与此同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发展和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引发了上海和其他工业中心的罢工浪潮。对于许多中国人——无论其是否为共产党员，推进中的社会革命代表着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中国”。
结语：中国对于二战的贡献
这里重要的不是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历史，而是思考这些通常被历史学家从二战中分离并归入战后范畴的、改变世界的事件，实际上是如何直接源于世界大战——更准确地说，是国内战争、地区性战争与全球战争的相互交织——并由其塑造的。这种方法不仅使我们能够将中国抗日战争视为全球战争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通过突破“1945年分水岭”，它还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评判全球战争的结果。
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获得了针对其帝国主义竞争对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压倒性胜利，以及对曾经的全球霸主英国的新主导地位。这些胜利，在美国战时高速发展的经济的支撑下，巩固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地位，并为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为期3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在许多方面是一个真正的——尽管是受限的——“美国世纪”。尽管如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从一开始就在三个关键领域遭遇了挫败。首先，美国将大部分对纳粹德国的地面作战留给苏联红军，付出的代价是苏联的扩张以及东欧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冷战分裂的加剧，美国无法进入重要的中东欧和苏联市场。其次，日本的“亚洲帝国”崩溃后，紧随其后发生的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一系列不受美国控制的反殖民战争。这股反殖民浪潮威胁到美国在这一关键且资源丰富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带来新的后资本主义国家（New Post-capitalist States）的建立。最后，或许是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美国未能通过建立一个附庸政权来控制中国，中国人民的大规模反抗最终取得了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后世界政治不仅由美国在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就塑造，也同样由其未能实现的目标塑造，并且至今仍受到它的影响。
美国在世界大战中取胜，依赖于强大的生产力，以及由海空力量主导的全球战略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力和军事优势。然而，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军事失败要归功于英国军队，包括1940年至1943年间部署在北非的那些英军；德国军队主要是由苏联红军摧毁的。当然，苏联从美国获得了大量援助，这些援助巩固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为红军提供了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所需的装备。正如西方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所承认的那样，离开苏联红军，击败纳粹德国将更加困难，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实现。正因为如此，美国领导人担心苏联会与德国单独媾和，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中国进行的战争，同苏联一样，是一场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防御战争。然而，与苏联不同，中国仅获得了少量租借援助，战时国内工业生产虽有显著提升，却远远不及苏联计划经济的生产能力。因此，中国进行的是一场非机械化战争。战争进行之时，中国不仅发生了严重分裂，而且领导层既缺乏苏联那样的组织能力，也缺乏政治军事协作能力，最终结果是战略僵局的长期化。此外，中国抗战并未以彻底摧毁侵略军而告终。然而，问题仍然需要一个答案：中国抗战是否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答案毫无疑问为“是”。中国战场正是美国战略家所需要的，它成功地牵制了日军大量士兵和飞机，消耗了日本大部分后勤供应。当然，仅这一点无法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即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他们的国家。在这种矛盾以及美国束手无策之下，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一场革命随之爆发。
综上所述，回顾近80年的历史，恐怕很难给出更精炼的总结。从这个角度看，重新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史，以及阶级、民族、地区和全球冲突之间准确的相互关系，是历史学家在21世纪初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所面临的激动人心且必要的任务。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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