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的参战历程，并就其与中国在同一战争中的相关经历进行比较，探讨二者之间的若干相似性与差异性。尽管中拉双方地理位置相距甚远，历史发展道路迥异，但它们在战争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历史经历，恰可为我们反思二战的“总体性”“全球性”与“彼此依赖”提供有益的视角。

 

 

 

二战打破了战场与后方之间的界限，导致平民死亡人数超过了军事人员。这是一场动员整整一代人的总体战，经济、政治与文化皆被纳入战争机器之中。战争爆发于一个全球剧烈动荡的时代，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崛起、自由主义危机、反殖民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等相互交织。二战的“总体性”特质使全球各地形成依赖：战争的推进依赖于跨洲际资源，供应链也因此成为交战各方打击的重点目标。

 

 

 

这场战争具有真正的全球性规模，波及世界所有地区，当然，各地所经历的战争形式与影响各不相同。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场战争，本文主张引入延伸的时间跨度，将其上溯至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所开启的帝国主义战争，下延至1945年后预示冷战来临的各类冲突。这样的视角揭示出：这场战争既是多个相互关联的地区性冲突的顶点，也是新一轮地缘政治竞争的催化剂。

 

 

 

在众多卷入二战的地区中，有两个区域的历史经历至今仍未在国际主流史学中获得应有的重视：其一是中国1931—1945年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其二则是拉美的参战经历。作为一名拉美学者，笔者首先将梳理拉美在二战中的关键参与方式，继而选取若干方面，与中国的抗战经历进行比较。在比较过程中，笔者将始终注意中国人民在二战中所达到的动员规模与承受的牺牲程度远远超过拉美国家。通过这一比较，本文旨在揭示两者的异同，探求他们在二战中的贡献，以及在各种战争要素、不同地区和时间线相互交织的背景下的重要意义，进而思考这两个地区卷入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冲突所带来的若干历史后果。最后，本文还将探讨中国与拉美的二战经历长期未能在西方史学中获得应有地位的原因。

 

 

 

 

 

 

拉美国家以三种主要方式参与了二战：1.通过美国向盟国供应农矿产品和能源等物资；2.提供战略性基地或支撑，支持盟国的防御部署、兵力调动，以及武器、装备与民用品的运输；3.直接参与对轴心国的作战行动，派遣远征军赴亚洲与欧洲战场作战。

 

 

 

拉美各国的参与程度因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而异。美国作为地区霸权力量，逐步以更为隐蔽、柔性的方式取代传统的干涉主义。在形式上维持各国主权的同时，美国通过签订双边协议、建立军事合作与经济依附关系，稳固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这种策略虽然表面上倡导友好互助，实则是美国在战时拉拢盟友、扩展霸权影响的战略工具。墨西哥与巴西成为美国积极的军事伙伴，不仅允许美军在本国建立军事基地，还派遣部队参战，而其他国家的角色则多局限于原材料的供给。这一战略格局使得美国得以排挤欧洲列强的传统影响力，重新定义拉丁美洲在战后新兴全球秩序中的位置，为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演变奠定了基础。

 

 

 

20世纪30年代，拉丁美洲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产地之一，对外出口石油、金属、橡胶、粮食和关键药品等。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未能直接控制这些资源，美国、英国与德国三方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引发了拉美地区内部的角逐与策略性博弈，不少国家试图借机推动自身的工业化或军事现代化。作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尽管采取不同策略，但均在战争中灵活运用外交与经济手段，以谋求国家利益，在依附与自主之间寻求平衡。

 

 

 

1938年，墨西哥政府宣布将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引发英美跨国公司的联合抵制。在传统出口市场被封锁的情况下，墨西哥石油出口一度转向德国与意大利，直至1939年美国政府出面干预，协助墨西哥与英美跨国公司谈判赔偿方案。墨西哥于1940年7月正式表态支持盟国，与美国结盟，并获得其投资，推动了该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度发展。与此同时，巴西向盟国提供橡胶、矿产与粮食等资源，并以此为条件，通过谈判促成了国家钢铁公司（Companhia Siderúrgica Nacional）的成立，该企业日后成为巴西工业基础设施发展的支柱。

 

 

 

巴西在南美洲的主要地缘竞争对手阿根廷，则始终维持以农产品（牛肉、小麦、皮革与羊毛）出口为主的经济模式。阿根廷极度依赖对英国的贸易——英国牛肉消费中有1/3来自阿根廷，因此该国在战争中长期保持中立，以确保对英出口不受影响。由于国内精英阶层中存在亲轴心国倾向，阿根廷逐渐成为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军队中的亲德军官、保守的天主教贵族（其中不少人带有反犹情绪），以及活跃的法西斯组织（包括曾远赴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为意大利作战的志愿者）共同创造了于轴心国有利的政治环境。因此，阿根廷在战后被广泛视为亲纳粹国家。然而，近年，部分历史学家指出，阿根廷的中立政策更多出于战略考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英国与巴西的默许与支持，两国在战时均依赖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现实情况更为复杂：虽然阿根廷军政高层容忍境内的亲轴心国活动，但民众普遍同情盟国，只是他们并不希望本国卷入战争。这种亲轴心国少数派与亲盟国多数派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阿根廷在战时的复杂立场。这也催生了一种以捍卫国家主权、保持中立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在面对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时，这种思潮愈加凸显。因此，虽然自1939年起就被美国要求加入盟国阵营，但阿根廷直至1945年才正式对轴心国宣战。

 

 

 

随着战争的蔓延，拉美对轴心国的出口遭到封锁，1940年至1945年间，拉美地区约80%的出口转向美国，为盟国战争机器提供了关键支持。其中尤为重要的原材料包括：美国50%的石油来自委内瑞拉和墨西哥，15%—20%的锰来自巴西，70%的锡来自玻利维亚，50%的铝土矿来自圭亚那、牙买加、苏里南和巴西，15%—20%的铜来自智利，10%—12%的锌来自墨西哥和秘鲁，40%—50%的橡胶来自巴西。

 

 

 

除经济利益外，美国对安全利益日渐关注。尽管仍然维持着“中立地位”，但由于二战在亚欧大陆持续蔓延，罗斯福政府非常警惕巴拿马运河的安全以及轴心国在西半球可能进行的扩张。情报机构的报告警示：“南锥体”地区（Southern Cone）部分政府存在法西斯倾向，例如巴西的“整合运动”（Ação Integralista Brasileira），一度吸纳了10万至20万成员。同时，德国与意大利移民社群也被视为潜在的轴心国支持力量。人们所设想的最极端的情况，甚至包括日本通过秘鲁发动进攻，威胁巴拿马运河的安全。为应对这些威胁，美国加强了针对加勒比地区的防御，在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及巴西东北部地区设立了军事基地。随着德国在南大西洋的活动日益频繁，巴西东北部成为关键的战略节点。

 

 

 

巴西在战争初期态度审慎，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才允许美军在其境内部署军事设施，其海空军亦开始与美军联合巡逻，护送盟军船队，使之免遭德国潜艇的袭击。位于巴西东北部的纳塔尔空军基地（The Natal Air Base）在1943年一度成为全球最繁忙的机场，是盟国向非洲与欧洲输送兵员与军需物资的核心枢纽，被称为“通向胜利的桥梁”。若无此基地，盟军向欧洲、非洲及印度洋的补给体系将难以为继。二战期间，美国共在拉丁美洲设立了134座军事基地。这些战略基地，为美洲大陆的防御提供了安全保障，并在整个战争期间维系着盟军的后勤补给体系。

 

 

 

尽管美国在拉美设立的基地加强了联合巡逻与西半球防御的力度，德国潜艇仍对盟军航运构成严重威胁。德国对墨西哥商船的袭击促使墨西哥于1942年1月与轴心国断交。1942年5月，墨西哥正式对轴心国宣战，为盟国提供原材料及军事基地支持。1944年，墨西哥派遣由300名志愿军组成的第二〇一战斗机中队参战，其中包括36名飞行员。在美国接受训练后，他们于1945年奔赴太平洋战场，在菲律宾参加战斗，标志着墨西哥在军事层面直接介入二战。

 

 

 

1942年8月，德国与意大利潜艇在大西洋击沉了6艘巴西船只，迫使巴西政府对轴心国宣战。1943年，巴西组建了远征军（Força Expedicionária Brasileira），成为继墨西哥之后第二个向海外派兵，也是唯一一个派遣地面部队作战的拉美国家。巴西远征军及其附属航空中队被部署至意大利战场，锚定了拉美在二战中直接参与者的角色。

 

 

 

巴西决定于1944年至1945年间向意大利派遣远征军，既是对国内要求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街头抗议的回应，也是希望借参战谋求战后国际影响力的外交策略。巴西最初计划征召6万人，但在动员过程中，上层阶级普遍逃避兵役，使前线作战的重担落在普通民众身上。最终实际动员人数远逊预期，全军仅约2.5万人，主要为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子弟，且由经验不足的军官率领。巴西远征军的组建过程一度艰难到在国内引发谣言，坊间传言希特勒曾讥讽：“让巴西打德国？还不如让蛇去抽烟！”此话真假未明，但远征军司令部的确下令设计“抽烟的蛇”标志，并缝制于军服之上，以此作为激励象征。不出意外，巴西远征军在战场指挥和作战实践中遭遇诸多挑战。然而，他们并未退缩，而是通过战场锤炼逐渐积累了实战经验，最终完成了多项关键任务，展现了巴西对二战的实质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远征军是一支种族融合的战斗部队，白人、黑人、混血儿、日裔巴西人及美洲原住民士兵在无种族隔离的体制下并肩作战。这与严格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士兵由白人军官指挥）的美军第九十二师形成鲜明对比。巴西远征军的种族融合在意大利战线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全球性战争背景下的一个特殊范例。

 

 

 

原计划部署至北非战场的巴西远征军，最终于1944年被编入美军第五集团军，派赴意大利战场。意大利虽不被视为主要战场，但是战斗激烈、人员折损惨重，对于远征军的组织与战斗能力是一个巨大考验。巴西远征军初期被派往相对平静的防区，但很快便参加了进攻哥特防线的激战。因为缺乏实战经验，他们在地形复杂的山区战场面对训练有素的德军时，情况极为艰险。然而，他们最终被证实可以胜任复杂的战斗，在卡斯泰洛山（Monte Castello）之战与蒙泰泽（Montese）之战中表现突出。他们最具标志性的战果，是迫使德国第一四八师（约1.5万人）投降。在长达8个月的战斗中，巴西远征军表现出完全可与盟军精锐部队相媲美的作战能力。

 

 

 

战后，巴西远征军的普通士兵大多回归平民生活，而部分军官则在1945年推翻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政权的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随后更在1964年推翻民选政府、建立军政府的政变中担任重要角色。这一政治演变使远征军的历史遗产被误读甚至污名化——不少出身普通家庭、政治立场多元的退伍士兵，因与日后掌权的军政府将领有组织关系，被错误地视为军事独裁政权的代言人。直到数十年后，随着历史学家对二战新研究的展开，巴西在二战中的贡献及其复杂性才逐步获得正面且全面的重新评价。

 

 

 

 

 

 

从表面上看，中国与拉美的二战经历似乎缺乏相似性。二者在战时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商业与外交联系：中国自1931年起即开始抗击日本侵略，而彼时的拉美正处于借助战略资源在列强之间周旋、谋求自身发展空间的阶段。

 

 

 

当战争在欧洲全面开启后，几乎所有拉美国家最终都站在了中国与美国一方，整个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拉美国家普遍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过，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大多数国家仍维持中立。一些拥有大量日裔移民的国家（如秘鲁与巴西）虽然早期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但正式宣战多在战争末期。在中拉关系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墨西哥。墨西哥不仅率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重庆设立大使馆，还向菲律宾派遣空军中队支援对日作战。然而，这场全球性战争对中国和拉美的意义远远超越军事联盟或外交关系的层面，也不止于军队规模与战场范围的机械比较。战争对中国与拉美社会造成了何种影响，中国人与拉美人如何参与战争，以及战争又如何重塑这两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些问题才更值得深入的思考。

 

 

 

就决定战争走向的战场而言，中国在二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历史学家拉纳·米德（Rana Mitter）与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Frank）所指出的，将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割裂开来的传统叙述是具有误导性的。尽管两大战场在地理上相隔遥远，其战略发展却紧密关联。例如，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国东北诺门罕地区的冲突影响了两国的战略部署，间接促使日本将扩张重点转向太平洋。同样，1940年法国败降使日本得以轻松夺取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日本取得新加坡与马来亚的橡胶储备，也迫使美洲亚马逊流域的橡胶开采得以重启。1945年苏联进军中国东北，不仅粉碎了日本最后的抵抗意图，也揭开了冷战格局出现的早期征兆。

 

 

 

中国及整个亚洲地区绝非仅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战争“场地”而已。中国在缺乏有力国际支援的情况下长期独立抗战，面对日本超过100万常驻占领军，几乎以一国之力拖住了日军主力。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几乎处于孤立作战状态。中国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足，在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但成功消耗了日本的大量资源。1941年后，欧美对中国的援助有所增加，然而，由于后勤条件艰难以及盟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这些援助的实际效果有限。

 

 

 

最初，盟军通过中国沿海港口提供援助，但1940年日本占领华南沿海地区后，援助被迫改道滇缅公路。1942年日本切断该通道，盟军被迫依赖“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物资。为改变这一困境，盟军自1943年起在缅甸发起一系列进攻战役，由英军、印军、美军和中国远征军联合作战。至1945年，盟军收复密支那和腊戍，重开经由雷多公路的运输线。

 

 

 

尽管中国需要物资援助，但在整体上保持了战略自主。西方国家并未在中国部署大规模地面部队，中国战场的防御战、游击战以及重大战役皆由中方自行组织与指挥。中国在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正式加入反法西斯同盟，但从未沦为附庸，始终保持着政治与军事上的独立性。

 

 

 

二战几乎全面吞噬了中国，其惨烈程度世所罕见。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斗争中，中国的人员损失不计其数，达数千万之多。战争伴随着饥荒与瘟疫，这种叠加加剧了民众所承受的死亡与苦难，国家的人力与物力动员也达到极限。在1937—1945年的全面抗战中，国民党主要在正面战场进行作战，中国共产党则在敌后采取游击战术，破坏敌军补给线、建立农村根据地。通过土地改革与有效治理，中共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国民党内部腐败、派系林立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追求国际合法性，而中共则自我定位为人民利益的真正捍卫者。抗战过程中形成的农村基础与群众动员，为中共赢得民心与掌控乡村奠定了基础。在1945年后，这种优势成为决定性因素：中共凭借民族解放的正当性与有效的组织动员赢得解放战争，而国民党则因腐败与内讧失去民心。中共的胜利不仅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也通过抗战时期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和对人民的革命动员，彻底消灭了军阀与其他割据势力。

 

 

 

拉美则完全没有这样的经历。尽管该地区的战略资源对盟军至关重要，但拉美领土并未遭遇入侵，其平民也未面临因敌军占领所带来的直接生命威胁。该地区的生产能力并未遭遇类似中国或苏联那样的军事破坏。相反，一些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甚至在战争期间实现了经济发展上的飞跃。拉美国家参战部队的规模极为有限（如墨西哥的二〇一战斗机中队和巴西远征军），与二战总体规模相比微不足道。然而，尽管这些部队严重依赖美制武器与装备，但其战斗胜利的意义深远：它象征着多民族国家对种族主义的胜利，无论这种种族主义将雅利安人还是日本人奉为“优等民族”。

 

 

 

拉美的参战路径展现出对美国霸权不同程度的回应。阿根廷在战时始终抵制美国压力，巴西和墨西哥则在保持相对自主的同时与美国结盟。不过，战后，多数国家在经济与军事上深化了对美国的依赖，这一趋势最终在冷战时期被制度化。

 

 

 

总体而言，若从战争动员的动因及人力物力的动员规模来看，中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尤为突出。这是一场抵御野蛮侵略者的民族保卫战，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与死亡需数十年方可恢复。相比之下，拉美虽在物资供给与战略基地方面对盟军贡献显著，但其民众生活并未经历战争的直接与剧烈的冲击。

 

 

 

正是这种经历上的巨大差异，促成了中国与拉美在战时及战后的民族主义建构的不同。双方民族主义的形成虽同样根源于战争动员与国家主权诉求，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分析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有助于理解各国对战争挑战的回应方式，揭示战争经历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如何随时间的推移与国家政治的变迁而不断演变。

 

 

 

二战推动了拉美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墨西哥、巴西与阿根廷相继推动工业化进程。墨西哥实现石油工业国有化，智利与委内瑞拉则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然而，战后，拉美国家强化主权控制资源的努力遭遇美国打压（如1973年智利政变），民族主义遂转化为反帝国主义，但在美国的干预面前收效有限。

 

 

 

中国的民族主义则与其悠久的文明之间存在连续性。经历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后，中华文明延续的认同在现代知识分子（如孙中山）推动下转化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这一民族主义肇始于对鸦片战争等因殖民主义入侵所导致的重大危机的回应，并在1911年辛亥革命与1919年五四运动中进一步确立。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虽试图统一全国、推进现代化，但未能完成国家整合与全面建设。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展开了民族解放战争性质的全面抗日战争，国民党也顺应形势，推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国家干预、工业内迁等），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美国援助。与此同时，中共在其根据地将抗日游击战与土地改革相结合，将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1945年后，中共将自身塑造为国家主权的真正捍卫者，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依附外国形成鲜明对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为使命，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反帝国主义事业继承者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

 

 

 

战争唤醒了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更多表现在实用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侧重工业化和战略谈判，同时维持着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尽管多数国家并非民主政体，但反法西斯动员激发了被压抑的社会运动，如巴西的工人运动。战后，经济困境与美国干预促使该地区掀起新一轮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浪潮。毛泽东曾于1947年底公开表示，尽管拉丁美洲与美国地理相近、关系不对等，但“拉丁美洲的人民，并不是顺从美国帝国主义的奴隶”，因此他们应该追求民族解放的政策。

 

 

 

与此迥异的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中国被迫为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形成了以抵抗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人民动员起来的强大力量。这种“民族共同体”显然源自对侵略占领和集体牺牲的直接经历，其情感深度远超拉美，后者的动因主要为地缘政治和外交利益，民众参与程度有限。中国将这场被称为“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战争描述为民族精神的胜利，并将牺牲精神转化为立国的精神内核。这一战争，继之以解放战争，成为集体抗争叙事的基石，维系着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

 

 

 

 

 

 

二战强化了中国与拉美双方的反帝意识，但结果截然不同。在中国，抗日战争催生出人民革命；在拉美，战时与美国的合作巩固了国内精英与外国资本之间的联盟，限制了民族主义运动，削弱了更为激进的民族自主斗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国的“百年国耻”。中国实现了经济产业国有化，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巩固了对领土的控制。而美国则敌视中国共产党，冷战在亚洲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在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取得战略性胜利，确立了其在冷战格局中的全球地位，强化了新政权的合法性。

 

 

 

二战后，拉美同样尝试破除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遗毒。例如，1954年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举行的第十届泛美会议上，召开了“美洲附属地委员会会议”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Dependent Territories），旨在申明“无论殖民主义身处何处，皆予以斗争”。然而，民族主义运动很快受到冷战的干扰，拉美民族解放运动逐渐被等同于左翼政治。在一些国家，如古巴，反帝运动演变为共产主义革命，智利则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府。而在其他国家，反美或主张本国独立发展的运动遭到受美国军事体系教导、装备和训练的本土武装力量的镇压。美国通过这种较为隐蔽，而非直接派遣军队的方式维持其霸权。

 

 

 

冷战期间，中国积极引领从殖民统治中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发出强烈反帝呼声，既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也支持越南反击美国侵略。中国还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倡导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推进对美国、西欧甚至苏联的全球革命。拉美则因社会不平等与民众的不满成为左翼运动的温床。这些运动部分受到中国经验的启发，如秘鲁的“光辉道路”（Shining Path）采用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然而，革命模式很快出现了改变，从依赖农民群众与长期的游击战争，转向规模更小、见效更快的方式，如古巴革命中的游击队模式。

 

 

 

近年，中国大力强化与拉美的商业、文化和政治联系。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拉贸易额达到5185亿美元。中方的投资不仅限于商品贸易，还涵盖基础设施、能源、工业及教育领域。中国与巴西等国开展外交合作，借助投资及学术、科技交流扩大“软实力”。这一战略布局强化了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同时为拉美国家提供了美国之外的选择，提升了其自主权并促进了多边关系的发展。

 

 

 

让我们重新回到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为何中国和拉美的二战经历未能在西方史学界获得应有的关注？理解有关中国和拉美的二战经历的史学研究脉络，以及探究西方历史学家忽视或将其边缘化的原因，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直到今天，拉美在二战中的贡献都被西方史学界忽视或低估。任何声称为“全球史”的著作，若忽略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中东等地区的角色，均难以成立。造成这种遗漏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首要的是欧美中心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使“边缘”地区的贡献被边缘化。传统二战史研究多聚焦于所谓“主要战场”（欧洲和太平洋）及部分大国（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和日本），如温伯格（Gerhard L. Weinberg）、比弗（Antony Beevor）、乌尔德里克斯（Teddy J. Uldricks）等学者对拉美地区关注甚少，强化了以欧美盟国与轴心国为核心的叙事。

 

 

 

欧美中心视角将关注点限定于大规模战斗的做法，强化了对拉美贡献甚微的错误认知。鉴于拉美地区仅派遣了墨西哥空军中队至太平洋战场和巴西单一师团赴意大利战场，一般的二战史著述常将其排除在外或忽略不计，即便是所谓“全球史”叙事亦是如此。这忽视了战争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抹杀了拉美国家对于二战的参与，强化了将参战理解为直接军事投入的偏狭观念。

 

 

 

若以无“战场”来解释拉美在西方二战叙事中的缺席尚算一种说辞，那么中国战场的遭遇就让人难以理解。欧美中心主义将欧洲战场及北大西洋前线置于全球冲突的“中心”，忽视了二战期间超过半数的人口损失发生在亚洲的基本事实。即便仅聚焦战役，西方史学界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次要定位仍令人难以接受。中国自1937年起全面抗战，消耗了日本帝国急需的兵力和资源。此外，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核心成员，与美、英、苏等大国并列。

 

 

 

这种忽视反映了史学发展始终受国际政治动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中共革命的胜利影响了西方的战争记忆。冷战期间，西方刻意淡化中国抗战，突出以美国为主导的太平洋战场叙事。对西方而言，如若突出中国的抵抗，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二战进程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事实，因此他们选择了沉默。冷战同样塑造了有关拉美二战经历的史学解读。战后，该地区在美苏两极格局中处于次要位置，于是，史学界的关注点转向更有利于理解新全球格局的议题。拉美多国在战时与美国结盟的经历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淡化了这些国家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主观能动性及其积极参与战争的事实。

 

 

 

西方关于拉美二战角色的全面研究远远不足，部分缘于语言障碍：大量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著作未被翻译为英文，限制了其传播。除少数例外，该领域的研究遭到整体忽视。此外，研究者需访问官方档案，而许多档案长期保密，虽然近期已陆续开放，但部分档案仍然遥不可及。因此，拉美二战叙事仍处于构建之中，等待着新的发现与诠释。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时面临更大挑战：一方面，中文的掌握本身存在较高难度；另一方面，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中国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相对有限，导致该领域研究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然而，正如拉美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的二战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学界对此也展现出极高的研究热情。据统计，1950—2019年，中国出版二战相关图书5618种，文章16907篇，博士论文多达1560篇。西方学界与社会需要了解这些进展。

 

 

 

另一个令人忧虑的事实是：数十年来，拉美史学界很少关注本地区在二战中的角色。首先，许多历史学家因主要战役发生于美洲大陆之外，主动将自身地位降到边缘层级。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区的研究重心仍集中于二战期间的国际关系与经济发展，其他领域多被忽视。此后，军事史的复兴促使学者们提升针对战争的多维兴趣，开始关注冲突的相互依赖和全球性特征。其次，部分政治因素亦加剧了忽视的产生，制约了学界的研究，巴西即为典型例证。由于1964年军事政变的发动者包括部分巴西远征军将领，学者们往往刻意回避相关研究，以避免将二战中的“积极贡献”与后来的军事独裁政权产生任何关联。士兵征募、战后融入、远征军内部的种族关系、为盟军生产军用资源的人力代价、战时经济对劳工权利的压制、对移民的迫害、巴西文化“美国化”及性别角色变迁等议题均被忽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问题逐渐获得学界关注。如今，巴西的二战研究正日益丰富，涵盖到此前被忽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维度。这一转变不仅促进了对二战及战争对巴西影响的全面理解，也挑战了与军政府相关的传统叙事。

 

 

 

 

 

 

通过比较拉美与中国人民的二战经历，可以看到，尽管两者在地理位置及参与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战争这一总体性、全球性与彼此依赖的维度中，依然可梳理出相互关联的历史脉络。这场冲突不仅动员了物质与人力资源以捍卫战时主权，也为战后各国的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国和拉美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反映出各自超越战争本身、面向未来的国家理想。这些遗产——如社会革命、为追求自主发展而展开的斗争、自由民主的巩固（或危机），以及国际贸易与冲突调解体系的创设等——至今仍可见其影响。

 

 

 

近年，新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及对战后全球秩序的挑战，重新激发了各区域对战争遗产及其当代意义的反思。这些讨论凸显出二战所传递的主权观念、国际合作精神以及对抗霸权的经验，如何持续影响着21世纪各国应对新风险的方式。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