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抗日战争史的概论式研究，试图建构抗日战争史宏观理论框架，阐明抗日战争史研究应坚持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抗战史所必须坚持的观点。全文分成9个问题：1.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2.14年抗战与8年抗战;3.局部抗战与全国抗战的联系与区别;4.中国共产党全力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理论成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指导思想;6.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战略配合;7.如何理解抗日战争的领导权;8.正确阐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9.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枢纽。东方主战场和中华民族复兴枢纽是本文阐述的重点。

 

 

 

【关键词】

 

局部抗战与全国抗战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东方主战场　中华民族复兴枢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80年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取得的对外战争的第一次胜利。这一次胜利，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80年来，我们一再叩问取得胜利、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原因，不断加深对这个原因的认识。我们现在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主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所接受，使中国共产党完全站到了历史正确方向上。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本文是对抗日战争史的概论式研究，试图建构抗日战争史宏观理论框架，阐明抗日战争史研究应坚持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抗战史所必须坚持的观点。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自古即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东汉时期，日本倭奴国国王受东汉皇帝册封。自隋唐朝以来的千余年间，日本人、日本文化和日本国家都是以中国为师，以中华文化为师。日本对中华文化可以说是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中日关系史长期都是友好交往的历史。

 

 

 

中国鸦片战争10余年后，1853年，一艘美国军舰开到日本，威胁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使日本社会受到刺激，放弃锁国政策。这就是所谓黑船事件。这一事件引发倒幕运动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

 

 

 

1868年，日本宣布实行明治维新。明治天皇继位开始就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维新不到30年，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思想各方面追踪欧美，日本社会接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脱亚入欧”主张，使日本迅速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开疆拓土的扩张野心逐渐膨胀。1871年，日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874年就借口琉球漂流民事件侵略中国福建省台湾府南部琅峤地区。1879年吞并了与中国有500多年宗藩关系的独立王国琉球，掳走琉球国王，非法强行将琉球王国改为日本的冲绳县。1895年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取得胜利，清朝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获得战争赔款2.3亿两白银，又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和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日本由此获得大量财富，迅速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野心更加强大。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对外侵略，完全符合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本质的定性。

 

 

 

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派军队最多的一个国家，日本侵略了中国。随着《辛丑条约》签订，日本从中国不仅获得赔款重大利益，还获得在北京使馆区和天津的驻军权，天津驻军司令部就设在天津海光寺。1905年发生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本取得胜利，分割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权，把中东铁路南段管理权划归日本。日本由此组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中国东北“开发”利权，又组建铁路护路队，取得在中国东北的驻军权。在中国土地上打的日俄战争，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而且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1914年9月至11月，日本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的名义，出兵占领山东。1928年4月至1929年5月，日军再次出兵山东占领济南、青岛。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迫使中国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取得在山东和“满蒙”地区的权益。1927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所谓大陆政策，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对外侵略政策路线。“满蒙”是当时的说法，就是指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

 

 

 

在这样的对外侵略政策路线下，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所谓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晚在沈阳郊区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4个月内，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是日本本土的3.5倍）全部沦陷，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序幕，也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策源地。意大利和德国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策源地。

 

 

 

 

 

 

有人把14年抗战与8年抗战对立起来，似乎只能说14年抗战，不能说8年抗战。这种理解有点片面。10年前，即2015年7月底，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既讲了局部抗战，又讲了全国性抗战，表示要把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贯通下来研究。6年局部抗战加上8年全国性抗战就是14年抗战。既讲局部抗战，又讲全国性抗战，再讲把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贯通下来，表明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有联系，也有区别。我们研究抗战史，要认识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的区别与联系。

 

 

 

为了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把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贯通下来研究的思想，笔者在2015年8月31日和9月17日，两次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为《纪念抗战不能忘记历史的基本线索》《下大力气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论述了抗日战争历史以及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加强抗战史研究的建议。

 

 

 

有关14年抗战的概念，不是第一次提出来。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来了。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就是14年。在这里，毛泽东非常清晰地讲出了1931年开始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是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的。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了14年。14年抗战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前6年是局部抗战，后8年是全国抗战。上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的话，已经讲明了1931年开始的局部抗战与1937年开始的全国抗战的联系与区别。

 

 

 

为什么是局部抗战？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按照蒋介石先前的指示，发出不抵抗的军令。随后日本的侵略步伐步步深入。国民党政府不是把抵抗侵略放在头等位置，而是首先请求国联调停。这个做法，与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请各国调停一模一样。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围剿”红军和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上，没有积极抗日的措施，对民众的抗日热情采取打压。从1930年到1934年，国民党政府分别调集20万、50万、100万军队对中央红军和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所谓“围剿”；打压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行动，逼迫冯玉祥退出抗日前线；枪毙主持察哈尔抗日军事的吉鸿昌；镇压1933年到1934年间反蒋派发动的福建事变。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内镇压上，对日本步步侵略则步步退让。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定》就是承认日军占领热河。1935年《何梅协定》，日本借口天津亲日报社社长被杀，要求中国军队退出河北省，国民党党部退出河北省，允许日军进入长城一线以及山海关。随后的《秦土协定》，中国军队撤出察北地区，承认日本在蒙古地区的活动。这一系列所谓协定，就是承认日本军队既有的侵略事实。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为日军越过长城进入丰台一线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就导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膨胀，终于爆发了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以国共两党为主要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才推动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展。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由于坚持了8年的全国抗战，终于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支持下，赢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局部抗战与全国抗战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说，局部抗战是人民推动的抗战，那时候人民不能当家，处处被打压。全国抗战是中共通过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全国抗战。局部抗战期间，没有形成国家抗战的意志，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精力在“围剿”红军，没有支持抗日，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主要精力在反“围剿”，难以走上抗日前线。

 

 

 

 

 

 

全国抗战或者全民族抗战最重要的政治保证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这一条，全国抗战是不能形成的。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党要“剿共”，不愿意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走上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

 

 

 

日本侵略中国是要灭亡中国。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是生死存亡关系，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中共首先要调整阶级关系、转变战略方向，土地革命时期的国共对立政策要做适当改变。这个工作很难。

 

 

 

1933年，还在中央苏区被国民党政府“围剿”时，毛泽东和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提出了在不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有言论自由、武装民众等条件下与全国任何军队共同抗日。“任何军队”当然首先主要是国民党军。这就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停止内战的呼吁，体现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思想，体现了枪口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934年，中共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通过争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同意，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以及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的主张和号召。中共“停止内战”主张第一次出现在这份公开文件中。

 

 

 

1935年8月，在红军长征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才有机会思考党的战略转变问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争取一切力量参加到统一战线中，甚至连统治阶级上层也有可能建立起统一战线，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以及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中的部分是有可能进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毛泽东还提出要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对阶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就奠定了“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理论基础。这次会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基本完成从国内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转变，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正确的战略抉择。

 

 

 

在中共的领导和影响下，1935年12月北京发生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公开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对于全国的舆论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1936年，中共中央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为党的中心口号。1936年一整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效果，形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实际转变。

 

 

 

1936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特别致函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宋哲元、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王钧、朱绍良、宋庆龄、蔡元培、胡宗南、陈诚、阎锡山、冯玉祥、汤恩伯、王以哲等各界领袖人物，鞠诚劝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表达红军愿意开上抗日前线、抵抗日本侵略的诚意。中国共产党这些努力，动员各党、各派、各军、各民族和社会大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起了作用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充分启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救国会等各群众团体纷纷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掀起要求抗日的群众热潮。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兵谏”，迫使蒋介石也接受了这个主张。

 

 

 

概括起来说，1935年12月以前，中共实行的是“反蒋抗日”主张；1936年12月以前，中共执行的是“逼蒋抗日”主张，把蒋介石逼上了抗日的道路，这是民族危亡时期的重大政治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使得1937年1月以后实行“联蒋抗日”就比较顺利了。

 

 

 

中国共产党按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方针，从民族大局出发，全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国民党政府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开始走上抗日道路。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再次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要求，主动调整与国内各阶级的关系，取消同国民党政府的对立，为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重要政治基础。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的三大任务，号召全党为争取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苏区党代表会议闭幕后，中共又随即召开白区代表工作会议，一方面批评了白区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另一方面要求党在白区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两次会议的召开，为中共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转变时局的关键，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西安事变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准确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发生后很快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郑重提出“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共中央还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毛泽东也指出：“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笔者的观点是，卢沟桥抗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起点。这个起点，比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起点还早了两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份宣言由周恩来面交蒋介石。不久，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讨论。8月，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并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明确了在对日作战的前提下，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社会生活领域一系列战略和策略方针，总的目标是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族以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走上抗日战场，实行对日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国民党确定抗战路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即于次日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推动下，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内抗日形势出现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华东等战略要地，到1937年12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沦陷。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这是中国首都第三次被外国侵略者攻陷（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1900年再次被八国联军占领）。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人组织“低调俱乐部”，大唱“失败论”“亡国论”，特别是南京沦陷、武汉大会战前夕，国民中弥漫着“悲观论”“怀疑论”，对于全民族抗战意志的发扬极为不利。还有一些人轻视日本，像历史上一样，把日本当成是蕞尔小国，以为中国抗战可以速胜。这也是对中日国情和抗战形势的错误认识。有一些人口头说抗战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对抗战前途的认识是盲目的。“亡国论”“速胜论”都不利于抗战的开展。为驳斥当时国民党内以及社会上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1938年五六月间，在武汉会战的前夕，毛泽东结合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抗战形势，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科学地总结了全国抗战10个月的经验，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批判了片面抗战的路线，阐述了全面抗战的路线，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思想，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论持久战》论证科学，说服力极强，从军事战略上作了科学预测，论证了中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一科学预见，帮助全国军民统一了思想，正确把握战争的进程，积极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论持久战》是中共提出的指导抗日战争全过程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曾经在延安、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大后方、在上海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舆论指导作用和战略引领作用。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极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也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进行持久作战的理论支撑，对全国抗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充分证明了《论持久战》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有人只重视国民党政府的“持久消耗战”战略，实际上这个战略是空洞无物的，是纸面上的。

 

 

 

 

 

 

全国抗战分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进行了战略配合，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种配合是战略的，不是战术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战略分工和战略配合，是抗日战争持久战得以顺利进行的军事战略因素。

 

 

 

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离开陕北进入山西，配合山西国民党驻军展开正面作战。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和阳明堡等作战胜利，就是正面战场的胜利，收到了全国各地的祝捷电，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11月，太原被攻占，日军占领了华北大片地方。毛泽东敏锐地分析了战场形势，立即电令前线八路军各部撤出正面战场，转入敌后作战。这是毛泽东思考开辟敌后战场的开始。

 

 

 

1938年初开始，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军占领的后方，陆续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游击战战略展开了充分研究，透彻论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基本原则，系统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战略原则、游击战与正规战的配合等问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使敌后战场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种灵活机动而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战争形式，承担了独当一面的对日作战的战略任务。这就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配合对敌作战的战场原则。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军队有200多万，应该在正面战场与敌人作战，需要采取正规战、运动战的军事战略原则。正规战是不脱离总后方的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起初力量不大，应该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游击战的军事战略原则，大量地牵制敌人的进攻。这种作战是战略配合，是外线独立自主的作战，是脱离了总后方的作战，是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敌人的前线、让敌人无时无刻不处在战争前线。消耗敌人、疲惫敌人、使敌人不能集中主要兵力于正面战场的进攻。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以后，日本对正面战场的攻击压力大为减轻，日军主力逐渐投放敌后战场，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宣布：到1943年，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都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36%和伪军的5%。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牵制100万左右日本陆军主力。这样庞大的侵华兵力，就是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联合抗击的。

 

 

 

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取得了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坚持了4个多月，迫使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既定战略彻底覆灭。敌后战场也组织了百团大战等大规模作战，给予华北敌军沉重打击。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两大主战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配合，是保证持久战战略得以实施的两大杠杆，是保证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内基本的军事力量。在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多人，其中日军52.7万多人。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19个抗日根据地遍及大江南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260余万，成为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过去一直有争论。有人说是国民党领导，有人说是共产党领导。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个讲话明确肯定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分别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领导作用。同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抗战胜利60周年学术座谈会，笔者在会议上就抗战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中心做了专门发言。会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对笔者说，这个看法基本可以站得住。笔者认为，说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而且，中国共产党还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承认，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领导中心。

 

 

 

只要看看，抗战期间，作为侵略者的一方怎么看待中共的领导力量就很清楚，日本侵略者更加看重中共的抵抗力量。一本日本情报部门的资料上说：“从总体上看，可知现在对日本展开包围式攻击的思想宣传战的主体，明显是中共及其外围的顽强活动。以七七事变为契机，其一端已经实际展现出来了。”一个长期在华北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人在书中承认“国共共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心力量”，“不管怎样，中国的抗战都将走到中共的轨道上去”。日军大将阿部信行指出: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中共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于1943年至1944年化名若杉参谋，广泛考察中国战场以后，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干部发表讲话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民众的军纪也特别严明，决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

 

 

 

我们还要看到，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手中。这个政府是民族战争所必须的、国际国内承认的政权，它指挥200万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尽管其抗日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的大局。延安指挥不了正面战场，也不能对1944年豫湘桂大溃退负责；重庆指挥不了敌后战场，不能享受敌后战场独立抵抗日本在华军力51%的荣誉。这是两个领导中心分别发挥的作用。

 

 

 

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不是一个从属另一个，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不可替代的。两个领导中心，不是一时一刻起作用的，都是全面的、全局的。不承认一个中心，或者取消一个中心，显然是不行的。取消国民党、蒋政权这个中心，失去国家政权的力量，全国抗战难以推动，难以调动几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敌作战，难以争取国际援助。取消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心也不行，取消这个中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形成不了，还是继续“攘外必先安内”，内战不止，如何形成全国抗战的局面？取消这个中心，敌后战场谁来领导，广大敌后地区的人民群众谁来组织和发动？取消这个中心，谁来制止国民党政权对日妥协退让的趋势？

 

 

 

毛泽东早就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个问题实际上说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这就是抗日战争中的两个领导中心问题。历史事实证明了两个领导中心的存在。

 

 

 

 

 

 

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近些年来，学界和党中央对这一认识很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过东方主战场的作用。2025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时，又一次强调了这一点。如何进一步论述这一点，历史学界还要做出努力。现有的研究，笔者不认为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国抗战的起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爆发点。欧美各国学者普遍认为，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这代表了欧洲中心的观点，实际上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爆发点。当大战在欧洲爆发时，中国的全国抗战已经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两年之久。而在欧洲呢，1939年德军30天灭亡波兰，44天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号称“欧洲最大强国”的法国，还有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也只坚持了短短6周就投降了。法国投降，英军撤退到英伦三岛，伦敦遭到德国的狂轰滥炸。欧洲几乎无还手之力。据欧洲学者研究，德军进攻波兰时，只有98个师，法国和波兰加起来有130个师。德军进攻法国时，德国在西部边界经过训练的师只有11个，而法国在那里部署了85个师。如果法军敢于攻打德军的西线，德国不一定顶得住。这个简单的对比说明，中国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这个东方主战场远比欧洲战场强大，远比欧洲战场能够抗击法西斯国家的侵略。

 

 

 

第二，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相比，牵制了日军主要兵力。1937年底，日本向中国战场（包括中国东北）投入了21个师团，在朝鲜和日本国内只有3个师团，88%的兵力都在中国；1938年10月，日本陆军总兵力有34个师团，分驻于中国的有32个，占其总兵力的94％。1941年12月，日本陆军总兵力有51个师团，分驻于中国的有35个，占其总兵力的69％；分布在太平洋战场的有10个，只占其总兵力的20％。1942年，日本投入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也不过占其总兵力的26%，64%的兵力都在中国。1943年，日本在中国战场仍部署了28个师团。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牵制100万左右日本陆军主力。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日本在华投降兵力为128万人，远远多于太平洋战场。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和百折不挠的抗战精神，支持了苏联的对德战争，使它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又支持了美国、英国的太平洋战场，大大减少了日军对他们的压力；又粉碎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欧亚的企图，使日德法西斯不能在更大范围内给人类带来苦难。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东方主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性作用。

 

 

 

第三，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亡人数最多。在14年侵华战争和1941年后的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伤病战死287万人，死于中国战场的有198万人，死于太平洋战场的只有89万人。中国伤亡3500万人，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二战中，英军及其殖民地国家共死亡80万人，美军共死亡32万人，其中一部分死于对日作战。苏军在卫国战争中死亡867万人，其中只有约3万人死于对日作战。可见二战中，有两大法西斯势力，一个是亚洲的日本，一个是欧洲的德国。欧洲的主战场在苏联，亚洲的主战场在中国。日军在中国主战场死亡的最多，德军在苏联主战场死亡的最多。

 

 

 

第四，中国战场实行两个领导中心，实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结合的战略态势，能够坚持长期对日作战。这种战略态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战场上，中国是唯一的。任何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均做不到这一点。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东方主战场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因。

 

 

 

第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苏、中等国签订《联合国家宣言》，立即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作战。中国战区包括了越南、泰国等国家。1942年初，中国在抗战的艰苦时刻，还派出了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配合英军，取得对日作战胜利。中美合作开辟的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驼峰”航线等陆、空国际交通运输线起了重要作用。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性，1944年，美国派遣美军观察组常驻延安，考察华北，与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战场作为东方主战场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

 

 

 

第六，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分别在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签订了《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宣布取消英美两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废除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鸦片战争以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废除这个条约，说明英美两个大国正式承认了中国抗日战场的极端重要性，为此不得不解除套在中国身上的这个锁链。从这个角度，完全可以说明东方主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七，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领导人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共同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对日惩处等问题，会后发表《开罗宣言》，规定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包括东北地区、台湾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表明中国东方主战场的战略地位得到肯定。

 

 

 

第八，在中国全国抗日战争8年中，苏联援助中国1.7亿美元，美国援助中国6.3亿美元。美国援外物资共有460亿美元，绝大部分援助欧洲战场，援助中国战场的不过援助欧洲战场的1/70。可见，中国的全国抗日战争，主要是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打的，而不是靠外援。这一点，可证明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八点，大体上可以阐明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艰苦作战和英勇牺牲精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不朽功勋。欧洲国家不重视东方主战场，不承认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不公平的，是欧洲中心论的狭隘眼光造成的，应该用历史事实予以击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投降书。中国人民历经14年艰难曲折的斗争，特别是8年全国抗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以3500万人的伤亡，取得了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因为这个伟大的胜利，台湾也回到祖国怀抱。

 

 

 

如何理解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抗外敌入侵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扭转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到1915年《民四条约》，把中国牢牢拴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上，中国国家的独立主权受到严重破坏，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受到严重打击，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国家地位低到不能再低。

 

 

 

日本通过1931年9月开始的14年侵华战争，特别是8年全面侵略战争，占领了中国东部大部分地方，占领了包括中国首都在内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日本侵华比近代以来历次外国侵略带给中国的损失都大。但是，这一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挺住了，日本侵略者陷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走向了失败。抗日战争的结果是，中国不仅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还取消此前的不平等条约，宣布《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作废，宣布治外法权作废，洗雪了外国侵略者加在中国身上的耻辱。中国人民可以抬起头来，向帝国主义者大声说“不”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政治前提。

 

 

 

抗战胜利60周年时，笔者曾撰文指出，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现在看来，这个认识还要进一步深入。

 

 

 

第二，九一八事变前10年，中国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20世纪初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都相对增长了，中国新的知识分子也成长了，其中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都是20世纪以来的新现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工商业界的爱国运动，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了新的阶级因素和精神因素。这些因素，是构成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提出、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抗战时期，提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极为困难的事。当权的国民党政府坚持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必然是妥协退让。如何动员中国社会各政党、社团、阶级、军队以及社会贤达掀起抗日热潮，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十分繁难艰苦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以全部精力做这样的工作，终于达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只有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把政府、民间、各阶级、各政党的力量团结起来，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站到近代中国历史的正确一边、正义一边，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形成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不竭的动力。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中国人民军队的力量，从弱到强，成为引导中国历史前进的力量。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空前的程度，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抗日战争的胜利，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和奋斗的精神力量，成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推动力量。抗日战争的胜利转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这是抗战精神铸就的，是中华民族复兴枢纽最重要的保证。

 

 

 

第五，抗战胜利，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昭示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历史上形成的诸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日本侵华，民族存亡，是中华各民族面临的共同问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抗日，就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任务。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推动各民族共同抗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抗战期间学术界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对于加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帮助的。

 

 

 

第六，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洗雪了甲午战争的耻辱，是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标志，是中国历史转折的标志。《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被日本占领超过50年。虽然台湾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抵抗，但是，没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光复是不可能的。台湾回归祖国，证明了日本占领的非正义性，证明了《马关条约》的非正义性。台湾光复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的，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中国”既是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也是国内法的法理基础。无论民进党“台独”势力如何造作，“一个中国”是不可动摇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法理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现在的台湾问题，是国内问题，是国家统一问题。两岸一家亲，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统一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

 

 

 

第七，抗战胜利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开辟了旧中国被推翻、新中国建立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抗战胜利后不到4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军事力量，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新中国。在人类历史上，这4年不过一瞬间，却成了中国历史转折的最重要节点。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全国大后方的工作，深深赢得了民心、赢得了人民的真诚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解放战争期间的三大战役，解放大军的渡江作战，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历史证明这句话是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他还说：“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殉国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千千万万抗日将士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第八，从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说，抗战胜利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艰苦锤炼中，锻造出了党的领袖，锻造出了指导全党工作、指导新中国建立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是真正走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真正明确了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政党。

 

 

 

抗战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是始终抓住中华民族复兴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用奋斗和牺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人民群众觉醒了，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了，人民高唱东方红，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这就形成了历史前进的巨大推动力。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站在历史正确方向一边、站在历史正义一边、站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一边的。

 

 

 

这就是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作用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因。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