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既有的历史书写多强调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以弱胜强，忽略了其对现代军事工业的积极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业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步入现代化转型阶段，显现与此前阶段明显不同的特征。大连建新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军工现代化转型期的代表性案例。建新公司的成熟运作充分证明革命干部具备了驾驭现代军事工业的能力，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解放战争胜利的新面相。东北解放区所建立的军事工业基础，成为新中国成功塑造东北工业基地的内生因素。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状态下初步探索出极具自身特色的现代军工发展路径，在世界军工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关键词】
解放战争 军事工业 军事现代化 大连建新公司
军事工业现代化是军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及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催生出现代军事工业。战争的需要和大国间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推动军事工业的发展。至20世纪上半叶，军事工业已成为独立的工业门类。中国军事工业的现代化发轫于晚清洋务运动。进入民国，北京政府、国民政府均重视军事工业。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斗争、建设革命军队必然要发展军事工业。论及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探索，论者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谈起。谈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军工事业，一般冠以“土军工”“小米加步枪”等耳熟能详的标签。回到历史现场看，中国共产党军工在解放战争时期快速从“山沟里的军工”向“城市中的军工”转变，开始步入现代化转型阶段，为战胜对手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共产党军工史近些年来得到学界重视。就研究时段而言，解放战争时期的相关研究仍显薄弱。地处东北一隅的大连建新公司（以下简称建新公司）因其较为突出的军工生产能力，且关联华东与东北两大解放区，故而吸引了诸多学人的目光。建新公司名为公司，实为一个现代化红色军事工业基地。既有研究已初步还原建新公司基本史实，形成三点共识：其一，建新公司与华东解放战争存在密切联系；其二，建新公司充分利用了“日本遗产”且得到苏联驻军协助；其三，建新公司具有较高现代化水准。建新公司创建于1947年7月，结束于1950年底，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军工由战时向平时的转变。本文无意全面考察建新公司的历史，而是基于前人较少使用的史料，揭示建新公司的几个侧面，重点考察它在1947年至1949年间的运作。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短时间内建设一个现代军工基地，遇到并克服了哪些挑战，与解放战争前线战事有何关联，值得深入探讨。
一、现代化红色军事工业基地的诞生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来看，亲历19世纪工业与技术变革的马克思、恩格斯已对军事工业的历史角色有初步论述。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结合美国南北战争进一步指出：“美国内战在具有民族创造精神和国内民用工程已达高度技术发展水平的情况下，会导致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构成一个时代，这是预料中的事。”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留下诸多关于军事工业的论述。这些论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学习与建设军事工业经验的升华。随着革命力量日渐强大，中国共产党开始远景谋划新中国国防工业，已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好驾驭现代军事工业的准备。因此，大连建新公司的顺势而出，绝非偶然。
然而，自苏维埃革命开始至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受客观条件限制，现代化水准长期偏低。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军工系统共生产手榴弹近4500000枚，地雷200000个，子弹（主要是复装子弹）7800000发，长短枪10000多支，枪榴筒、掷弹筒6300多具，各种口径迫击炮900余门。可见，根据地军工只能生产轻武器及其弹药。中国共产党将游击战提升至战略层面，即与上述军事工业困境有关。
“得民心者得天下”，但中国共产党仅靠民众支持显然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对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作战缴获与自主生产相结合的模式，有力提升了军队的硬实力。解放区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兵团运动战和大城市攻坚战的“底气”。朱德高度肯定了军事工业的价值，他说：“兵工生产就是在后方出汗打倒蒋介石。兵工是不是军队？是很好的军队，是在后方打蒋介石的一种队伍。这就是军火工业的伟大作用。”据何长工回忆，罗荣桓曾指出：“建设正规军，有三件工作是少不了的：第一是参谋工作；第二是训练干部；第三是军工建设。”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于大连成功建立了现代化军事工业基地。抗战胜利后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国内形势交织下，中国共产党把握住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机遇。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苏联对旅顺和大连地区（以下简称旅大地区）进行军事管理。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地区。根据相关条约，大连的行政权属中方。尽管国民政府已任命沈怡为大连市市长，但苏联警备司令官高兹洛夫推出的人选是大连地方商人迟子祥。国民政府尝试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大连的行政管辖权，却一再碰壁。国共任何一方力量进入旅大前，苏军通过军事管制与扶持本地精英的方式，初步重建了社会秩序。国民政府计划派遣第十三军登陆大连，遭到苏联反对。1945年9月至11月，国民政府与苏联就军队登陆之事多次进行交涉，未有结果。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推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来自华北、华东的十数万军队与干部陆续挺进东北。国民党军队未进入东北前，中国共产党军队已初步在东北站稳脚跟，夺得先机。
中国共产党军政力量陆续挺进东北之际，顺势尝试探查旅大地区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对旅大并不陌生，早在1923年时便在此地建立了团组织，后于1926年建立旅大特别党支部。尔后中国共产党在旅大的秘密活动时断时续。从军事角度看，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中国共产党军队经海路入关要比陆路快捷许多。在日本投降10天后，中国共产党胶东区党委已派城工干部渡海来到旅大。为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山东八路军一部于烟台、威海、荣成等地集结，经海路在旅大周边地区登陆。1945年10月，山东军区于胶东沿海组织32艘汽船，单程可运输2500人至3000人。正常天气下，三日可往返一次。国民政府就旅大问题在谈判桌上与苏联博弈之际，中国共产党已经初步探知旅大现状。
1945年10月，中共东北局派遣精干人员进入旅大，进而在苏联驻军支持下掌握大连市政。东北局进驻沈阳后最初拟派伍修权前往旅大了解情况，后改为韩光。韩光出生于齐齐哈尔，曾参加东北抗联，后赴苏联学习和工作。他的经历和语言优势，很快得以显现。1945年10月初，韩光见到高兹洛夫。高兹洛夫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来旅大秘密发展。得到这一承诺后，韩光返回沈阳。彭真、陈云认为旅大的形势很有前景，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不久改为中共旅大地委书记）。陈云指示韩光，“要与苏方搞好关系，充分认识苏军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恢复发展工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韩光带领一批东北籍干部不到半年便秘密掌握大连的市政实权。旅大地委的出色表现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大连发展军事工业的前提。大连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特殊解放区”。
尔后罗荣桓给东北局的建议以及萧劲光的实地考察，促成中共中央决定在大连布局军事工业。1946年3月31日，正在大连养病的罗荣桓致电彭真：“在中苏三十年协定有利条件下，大连是我最重要、最可靠的依托。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合法形式，什么工作都能展开。”彭真表示完全同意罗荣桓的意见。罗荣桓虽未直接言明应在大连发展军事工业，但他的建议使得东北局委派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前往大连实地考察。
萧劲光于1946年8月到达大连。他在韩光介绍下向旅大地委财经部负责人衣钦堂、金则林了解情况。萧劲光对他们说：“大连军事工业搞起来，不仅可以支援东北，对华东地区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长期征战沙场的萧劲光认识到大连军事工业对东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的特殊价值。他回到哈尔滨后不久，东北局便将相关情况汇报给中共中央。
此时解放战争已爆发约半年。国民党精锐部队攻势凶猛，给解放区带来较大威胁。中共中央军委于1946年11月13日对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战略区发出重要指示：“该地较有保障的制造械弹。你们能派干部携带一部分资本前去该地开办兵工及医院设备作为营业生意，除自用外，各解放区可向其订货随时也可偷运，如何理由你们自行决定。”“该地”即大连。接到指示后，华东局的反应最为迅速。中共中央着眼全局，赋予大连特殊的战略角色。
华东局派出的曹鲁、卢素平、李振南等人携带资金于12月来到大连，着手调查此地的工业生产基础。晋察冀方面派出的江泽民、林华、高国启、王金栋等人于1947年2月抵达大连。次日，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书记朱毅带领60余名干部到大连，成立华东局财经委员会驻大连办事处。华东局是建新公司筹备阶段的主要投资者。关内到来的干部与旅大地委合作，开始筹划发展军事工业事宜。
苏军于1947年5月至6月间将数个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的工厂移交给旅大地委。不料，美国与国民政府施加给苏联的外交压力，传导至旅大，一度令旅大地委和华东局财经委驻大连办事处较为被动。国民政府旅大视察团定于6月初前来视察，故苏军有所担忧。苏军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市区组织军工生产，要求搬迁至郊区。在搬迁过程中，苏军又突然阻止。旅大地委向东北局报告这一情况后，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刘亚楼赶来解决了这一突发状况。《大连军事工业报告》记载：“正进退维谷踌躇不定之际，适东北总部参谋长刘亚楼同志来连，向苏方言解放战争对军工生产之重要性。在极端保守秘密之条件下，得以重新进行工作。”由国民政府旅大视察团事后所撰报告来看，他们未发现中国共产党于大连组织军工生产的痕迹。
上述“危机”结束后，苏军对中国共产党在大连秘密发展军事工业一事的态度有明显变化。《中共旅大地委关于建新工业公司军工生产的报告》记载：“到六月以后，大局日渐平稳，辰兄对此问题始最后默认。”苏联驻军的支持有力助推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大连军事工业基地。
为隐蔽起见和兼顾苏军态度，中共中央将大连军事工业基地命名为大连建新公司，并决定由华东局管理。与中国共产党以前建立的单一兵工厂不同，建新公司是由多个工厂组成的联合体。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独立建军开始便持续经略军事工业。此后约20年间，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受制于技术、设备、原料、人才等问题，步履维艰。直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终于有条件尝试驾驭现代军工。大连军工基地诞生之际，东北解放区军事工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东北军区军工部在珲春、兴山、鸡西、辽东、西满、牡丹江、吉林、哈尔滨等地均建立了大型兵工厂。
建新公司的成功创建，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布局旅大，通过旅大地委掌握大连市政。罗荣桓和萧劲光的审时度势，东北局的快速反应，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建立大连军工基地。华东局利用已有航路，派遣大批军工、财经干部携带资金前往大连且得到旅大地委帮助，彰显华东局与东北局的良好合作。在此过程中，苏联顶住来自国民政府的压力，由隐至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发展军事工业。从“山沟里的军工”发展为“城市中的军工”，是中国共产党军工现代化必然要完成的历史转变。建新公司便是此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产物。建新公司管理者首次负责如此较大规模且充满技术含量的军工基地，挑战与压力不言而喻。建新公司位于旅大地区，但被纳入华东解放区后勤补给体系。建新公司诞生之际，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年。旅大虽未受战火波及，但华东野战军弹药补给压力持续增大，迫使建新公司需要尽快运转起来。
二、大连建新公司的现代军工运行机制
与中国共产党此前在山区创办的众多兵工厂相比，建新公司可谓“庞然大物”。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各根据地共有大小兵工厂130个，职工近2万人。如此算来，平均每个兵工厂职工人数只有约150人。1945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所属8个工厂、1个试验所，全部职工只有1600余人。建新公司诞生之初职工数量便超过2000人。时任炮弹厂厂长吴运铎感慨：“我们已经不再摇动石头磨子和用毛驴拖车轮子，而是电气化了；也不再用手工方式造生铁炮弹，而是使用近代化的机器来造大型的美式钢炮弹了。我们自己也有近代化的电气炼钢厂和新型的火药制造厂了。”
建新公司的隶属关系略显特殊。从地理位置看，建新公司地处辽东半岛一隅，似应归属东北局。然而，建新公司建立之初隶属华东局，所产军工品亦主要供给华东。时任东北军区军工部政治委员伍修权回忆：“建新公司的产品以绝对的多数供给华东作战，这一条讲得很清楚。但是也有一部分运到北面，加强北面部队的弹药供应。”东北局顾全大局，要求旅大地委积极配合华东局，支援建新公司。地处东北的建新公司由华东局负责管理，至少有如下原因：其一，华东局在建新公司筹备阶段提供了较多资金；其二，建新公司所产武器弹药经海路运往胶东半岛较为方便；其三，华东野战军在弹药补给方面的需求比东北野战军更为迫切。
华东解放区自1947年开始遭受国民党军的强势攻击，导致解放区出现物资供应困难，波及建新公司。当年12月，建新公司不得不向东北局求援。东北局决定：建新公司所需经费，自1948年起全部由东北局负责。时任东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李富春写信给韩光，要求他全力支持建新公司。旅大地委仅在1948年第一季度向建新公司的拨款及物资合计达10.24亿关东币。
为维持建新公司正常运转，中共中央决定由东北局接管建新公司。1947年12月14日，华东局同意将“我们在大连的军工干部及军工生产工厂、器材、原料全部拨归东北局统一领导”。此后建新公司对内称东北军区军工部第9办事处，对外仍用建新公司名义。东北军区军工部的“办事处”代指军工基地。每个办事处负责管理数量不一的生产单位。建新公司自此被纳入东北解放区军事工业体系。约半年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建新公司直属中共中央军委，暂时由东北局代管。中央军委电告华东局、东北局：“今后办法，大连军工厂应不分东北与华东，所属资金干部，统由中央委托东北军工部负责管理，其所生产的弹药，按月电告数量，由军委分配用途。”由隶属关系变化过程，不难看出建新公司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全局中的地位。
专业化的从业人员是军事工业不断前进的核心驱动力。中国共产党自建军伊始便重视培养军事技术人才，覆盖了军事工业、军事通信、军事医疗等领域。这些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中的特殊群体。他们长期坚守在后方，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来自华东、华北和东北的百余位精锐军工干部，成为建新公司的骨干力量。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军工于苏维埃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成长。公司领导层多来自华东系统。政治委员谭光廷入党较早是资历较深的红军干部。经理朱毅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为河南信阳县县长，尔后参加新四军，一直在新四军财经系统工作，管理能力较强。副经理张珍早年在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学习化学。各工厂厂长拥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如吴运铎、吴屏周均长期在新四军兵工系统工作。详见表1。
中国共产党自苏区时期的官田兵工厂开始就不断积累现代军工管理经验，如引入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利用党团组织进行生产动员等。建新公司在传承这些历史经验基础上亦有新的探索。建新公司总部为管理单位，设有行政管理部、工程部、人事部、经理部。各厂为生产单位，依据总部制定的指标，完成生产任务。公司表面上看是企业化运作，但并不追求市场利润，而是一切为了前线。虽然建新公司所在区域并未受战火波及，但它实际已经进入战时运作状态。
体系化是军事工业的主要特点。中国共产党此前的兵工厂之所以生产能力不强、生产规模较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未能形成生产体系。一个现代化军工基地的运转，涉及现代数学、化学、力学、物理学、机械冶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基础工业和军事技术密切相关。建新公司所属工厂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生产炮弹、引信和发射药的工厂，包括一厂（炮弹厂）、二厂（引信厂）及大连化学工厂的发射药分厂。第二类是生产原材料的工厂，包括大连化学厂、大连钢铁厂。化学厂主要生产硝酸、硫酸、酒精、乙醚、安定剂等，钢铁厂主要生产炮弹钢、工具钢、硬质合金、特种合金钢、“三七”（后改为“四六”）黄铜等。第三类是配合第一、二类工厂而制造设备的工厂，包括大连机械厂、大连制罐厂。中国共产党此前未曾有过如此复杂的现代军工基地。就生产体系而言，建新公司在中国共产党军工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强化党的建设，将党团组织嵌入日常生产，是中国共产党军工现代化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同时期的欧美国家，还是作为对手方的国民党，都未曾有过此种实践。军事工业关乎革命军队的成长壮大，具有战略意涵。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兵工厂在军事与经济属性外，还拥有政治属性。建新公司实行厂长负责制，但配置了政治委员，先后由谭光廷、李一氓出任。公司最高决策机构为党委会，重要决策由政治委员召集党委委员商讨决定。公司日常事务交由厂长具体负责。为调动员工积极性及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公司自上而下建立了党组织和团组织。建新公司借鉴抗战时期的“赵占魁运动”，通过评选劳动模范、组织职工竞赛、开展文艺活动等形式，努力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精神力量的一贯重视。至1949年12月，建新公司拥有5个党总支、2个分总支、48个支部、296个党小组，共有党员1730人。中国共产党将组织力量有机融入现代军工的历史经验，延续至今。
在战时运作状态下，建新公司一线工人收入不高，且生产任务繁重。许多职工把吃“黄片片”（苞米面饼）视为改善伙食。一些职工还要去捡些海菜填饱肚子。工人大多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难免出现意外。1949年4月12日，钢铁厂1名工人被机器铁杆重击头部，伤重而亡。9月25日，化学厂发生硝化甘油仓库爆炸事件，原因不明，伤8人，亡6人；损失甘油50公斤，混酸1222公斤，硝化甘油250公斤。他们的姓名、履历已无从得知。尽可能降低生产事故发生概率并不断提高职工待遇，尔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军工的要务之一。
建新公司成立之初，该以何种弹药为生产重点，一时间并无目标。经研究，公司领导层结合华东野战军装备现状，经与华东局沟通后，决定重点制造日本四一式山炮的炮弹，兼顾生产其他型号武器弹药。日本四一式山炮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产品，但在日军一直服役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该火炮又被日军称为“联队炮”，专门配属给步兵联队使用。八路军与新四军少量缴获过此种火炮，初步积累了操作经验。由于服役时间较长且被中国多家兵工厂购入或仿制，已很难得知其准确产量。通过战后接收与作战缴获，华东野战军装备了一批日本四一式山炮。
弹药补给关系到炮兵的战场表现。彼时中国共产党关内各解放区尚未有兵工厂能够规模化制造（非复装）日式山炮弹。从军事经济学层面看，大规模制造山炮弹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强化资源汲取能力。粮食消耗情况成为山炮弹制造成本的最直观写照。晋冀鲁豫解放区1947年8月时，生产一发日式山炮弹的成本为1500斤小米。有亲历者回忆：“打一发山炮弹，等于打掉一个富农的年收入。”东北军区军工部规定建新公司1948年度的主要任务是制造20万发日本四一式山炮弹。进入1948年后，建新公司所需经费基本依靠东北局。东北解放区战争资源补给力之强大，于此可见一斑。
有论者认为建新公司生产的是日式野炮弹和山炮弹。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弹药，不可混为一谈。同为日式山炮弹，四一式与九四式不能通用。还有论者认为建新公司所产炮弹型号为“一·二四”式，亦不准确。因建新公司成功建立山炮弹生产线的时间是1948年1月24日，故内部将炮弹称为“一·二四”式，以作纪念。在军事学意义上，此炮弹的准确型号是日本四一式。
建新公司的整体实力已领先东北解放区其他军工基地。据东北军区军工部统计，全区军工系统共拥有各种机械设备3527台，其中建新公司有970台，占比27.5%；动力设备（电动机与变压器）1684台，其中建新公司有480台，占比28.5%。全区军工系统工作人员23674人，其中以建新公司最多，达6096人，占比25.7%。建新公司的员工数量在两三年间快速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至1949年1月，建新公司职工总数增加至8164人，详见表2。
从职工人数变化大致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军工不断前进的发展态势。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央红军兵工厂鼎盛阶段拥有职工约1200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所属兵工厂拥有职工1600余人。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结束之际仅大连建新公司便拥有职工8164人。由此不难窥见建新公司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的不寻常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保持自身特色基础上与时俱进，较好驾驭了一个现代化军工基地。建新公司建立了统一领导、分工明确、互相配合的军工组织体系。党委集中领导下政治委员与厂长责任分工制，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的鲜明领导特色。以党团组织和工会将一线职工动员起来，显现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工厂运作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建新公司虽然于1950年底画上句号，但是其留下的管理经验，对新中国建设国有军工企业仍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于革命战争年代探索出的现代军工发展路径，在世界军事工业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三、大连建新公司遇到的技术挑战
科学技术一方面是武器装备发展的源泉，另一方面又在自身发展中使军事工业不断升级。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在一个落后农业国开展武装斗争，离不开对现代技术的运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军工便因地制宜克服了一些技术挑战，留下“缸塔法”“窑炉焖火法”“坩埚炼铜锌”等实践经验。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甚至于1944年专门建立技术研究室，以解决军工技术难题。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军事工业发展到人类史上的新高度。李富春对此感慨：“现在不是山沟里的手工业，一揽子的工业了，技术愈提高，分工愈细密。”建新公司能否克服技术难关从而顺利运转，具有战略意义。
建新公司处理技术难题前，首先要获得充足的原料供给，主要是维持设备运转的燃煤和炮弹的填充炸药。各工厂运作所需燃煤通过易货贸易取自苏联驻军。建新公司派辛善一在旅顺市开一家煤铺，收购苏军家属用余的煤炭。以此办法积少成多，煤铺后来可以将整车皮的煤炭运往建新公司。公司所需填充炸药初期由东北局支援，后期则自主生产。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长期以来都是用黑火药作为填充炸药，导致炮弹、手榴弹的弹片碎片少且穿透力弱，威力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TNT（三硝基甲苯，即Trinitrotoluene）已成为参战国通用的填充炸药。从爆炸相对当量系数来看，TNT是1.0，而黑火药只有0.55。东北军区军工部储备了数量较大的炸药，有能力支援建新公司。东北军区的炸药来源有三：一是苏联和朝鲜的援助；二是日本关东军所遗留；三是东北军区军工部自产。仅苏联便援助给东北军区1500吨TNT，2600吨子弹、炮弹发射药。当时东北军区军工部从北满运送TNT到大连有两条通道，一条是经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从南浦港运到大连；另一条是走通化到安东（今丹东），再经普兰店到大连。前一通道较为安全，但用时较长；后一通道虽然用时较短，但比较危险。东北局根据战局演变情况，灵活选择运输路径。
原料难题在东北局支援下得以解决。接下来建新公司在技术层面遭遇到不小挑战。第一个技术挑战是生产炼钢电炉的关键部件炭精棒。炭精棒是用炭和石墨制成的棒状制品，用作弧光灯﹑电池等电器中的电极。炼钢所用的电炉，若没有炭精棒则无法运转，进而直接影响弹体钢的生产。弹丸杀伤作用主要取决于弹丸形成破片的数量和破片飞散速度的大小及其方向。因此，弹体钢要求强度大、硬度高，这样在爆炸载荷作用下，破片率更高、威力更大。弹体钢一般使用中碳钢或中碳合金钢。建新公司炼钢厂库存有较大数量的钢铁，原本可以自主冶炼、轧制弹体钢，但很快便因为缺少炭精棒，无法继续生产。虽然建新公司在丹东一个已停产的炭精棒厂运回一批半成品，但仍不能满足需要，解决炭精棒来源问题迫在眉睫。
经研究与试验后，大连机械厂的技术人员自制混合搅拌机和锅炉，以千吨油压机将库存量较大的石墨和焦油压制成炭精棒坯料，再烧成石墨化的炭精棒。依此法自制的炭精棒质量上虽比不上原装，但能够满足需求。恢复元气后的钢厂拥有1.5吨电炉1台，3吨电炉1台，3吨汽锤1台。此后钢厂陆续添置电动机、非真空感应炉、水压机、蓄压机、水泵等设备，建立冶炼、锻轧、冷拉、冷拔生产线，形成比较完整的弹体钢生产体系。1947年7月至1950年底，钢厂共冶炼中碳钢约3000吨，锻造圆钢坯3300余吨，轧制圆钢材3300余吨。
第二个技术挑战是生产装配于弹头部位的引信。引信是利用目标信息和环境信息，在预定条件下引爆或引燃弹药战斗部装药的控制装置。建新公司引信厂的任务是制造日本“八八式野山加”引信。该引信是二战时期日军大中口径火炮通用引信。经过对原装引信的拆解与分析，工程部掌握了它的运作原理，计算出受力数据。为对仿制引信进行动态试验，工程部必须彻底了解它的性能，这就涉及火炮膛内弹道的计算问题。技术人员依靠一本日文版的《膛内弹道新解法》，以二阶微分方程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得出了最重要的弹道数据，进一步计算出引信的后坐力和离心力。1948年2月初至3月中旬，引信厂进行试验，观察到179发炮弹有明显效果，均未发生炸膛现象。引信正常发火率为98.26%，瞎火率为1.74%，这意味着引信动态试验取得成功。
第三个技术挑战是生产炮弹的无烟发射药。发射药是发射弹丸的能源，放在药筒底部。从炮弹的点火到挤进膛线再到膛内运动，最后到弹丸飞出炮口，都离不开发射药。没有高质量的发射药，炮弹弹丸的运动速度、旋转速度、推进压力等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其射程与准度便会出现问题。
炮弹的发射药一般为无烟火药。无烟火药与传统黑火药相比，燃烧后没有残渣，不产生或只产生少量烟雾。无烟火药可增加弹丸的射程，提高弹道平直性和射击精度，自19世纪末开始成为各国通用的弹丸发射药。生产无烟火药，最主要的原料便是硫酸和硝酸。为此，大连化学厂首先恢复硫酸、硝酸生产线，尔后又建成乙醚车间，提供无烟火药所需要的溶剂。随后，化学厂又建成硝化棉生产线，最终具备无烟火药生产能力。1948年1月，化学厂成功试制260公斤发射药，不久便达到月产5吨的水准，到当年年底的月生产能力已达20吨。伍修权回忆：“那时有哈尔滨、齐齐哈尔、鹤岗、鸡西、牡丹江、珲春和大连共七个军工基地，能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和六〇炮、火药等，条件最好的是大连军工厂。”
第四个技术挑战是将弹壳底部沿圆周凸出的一圈外缘压出的工序。现代火炮通过炮闩的开闭动作直接带动弹壳退出，以便减少装填时间，使火炮能更快地进行下一次射击。弹壳底部凸出的外缘即“底边”，它的存在有助于炮弹发射后的自动退壳。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准，1000吨的水压机才可以完成这道工序。然而建新公司只有200吨水压机，无法在短期内获得1000吨水压机。几经试验，在日本技术人员协助下，中方技术人员探索出两次加压的办法。第一次先用凹凸面冲头，第二次再用平面冲头压底，得以成功将弹壳的底边凸缘压出五六毫米，达到国际标准。攻克这一技术难关，意味着全装75毫米日式山炮弹实现了完整配套。
一次意外，令建新公司的生产节奏不得不放缓。炮弹厂试制出7发山炮弹样品。为进一步测试弹体的爆炸力和破片标准，炮弹厂厂长吴屏周与引信厂厂长吴运铎采用拉线起爆法进行试验。这次试验的目的是搜集弹体破片以分析是否需要对弹体进行热处理。在试验中，前6发炮弹均正常爆炸，第7发炮弹未爆炸。吴屏周和吴运铎上前查看，此时炮弹突然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负重伤。
此次事故直接导致建新公司失去了两位重要干部。技术人员为此不得不重新梳理生产环节。工程部、炮弹厂的技术人员阅读了大量技术资料。工程部在化学厂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文版的《金属材料》，上面记载了日本“弹丸钢第一号”的标准规格与相关数据。技术人员这才意识到，弹体钢中含有锰可以提高炮弹质量；对弹体钢进行热处理，可以显著提高炮弹杀伤力。1948年1月24日，经热处理后的山炮弹爆炸后产生标准碎片且锋利坚硬，数据指标高度接近原装炮弹。完成这些程序，意味着建新公司终于掌握山炮弹的全部生产工艺。此时距建新公司正式成立仅半年时间。
炮弹质量是否合格、能否转入量产环节，还需进行试射工作。旅大地委向建新公司提供1门日本四一式山炮。炮弹厂试制200余发炮弹供射程、精度、威力试验，结果显示全部符合要求。射击试验结束后，朱毅前往哈尔滨参加东北军区军工部党委扩大会议，汇报建新公司情况。东北局指示建新公司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支援华东解放战争。此后，建新公司量产的山炮弹陆续运往华东战场。
建新公司领导层深知实现技术自主才是长久之计。建新公司一方面注意发挥日本技术人员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国技术人员认真向他们学习，尽快掌握技术。具体的办法一是把技术资料、书籍翻译成中文发给技术人员学习；二是请日本技术人员讲课；三是招收几批初中程度的学生当练习生。
进入1949年后，建新公司逐渐走出战时状态，开始为战后建设培养技术人员。这年5月，建新公司组建职工研究学院。学院设有初级技术班、高级技术班、文艺工作班和工运班。该学院仅在1949年下半年便培养军工技术人员230多人。重伤归来的兵工专家吴运铎在该学院讲授《炮弹原理、性能、结构》《机械制图》两门课程。张珍、李振南、徐厚梓等技术干部编写了《膛外弹道学》《膛内弹道学》《炮弹与引信》等教材，翻译了一批日文技术资料。
渡江战役结束后，建新公司生产重点转为无烟发射药，每月生产能力如下：九二式步兵炮发射药1吨，四一式山炮弹发射药3.5吨，九四式山炮弹发射药3.5吨，美式山炮弹发射药3吨。1949年6月28日，中央军委判断解放战争正在接近全国胜利，今后军队的弹药消耗将大大减少，因此指示军工系统“保留必要者，提高质量，节省经费，以利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在此背景下，建新公司逐渐压缩军品生产，发展民品生产，转入新的发展阶段。李富春在东北军区一次会议上强调：“我们要搞国防工业，要标准化，我们东北的军事工业要和苏联的军事工业取得相同的水准，而我们的军队要与苏联红军并肩打击敌人，我们的工业技术就要加快提高。”日后东北地区在重工业领域成为“共和国长子”，离不开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筑造的军事工业基础。
建新公司克服技术挑战、建立炮弹生产线的过程，充分体现出军事工业系统化、科学化、精细化的特点。这一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军工干部此前从未有过的经历。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是建新公司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初已经成熟运作一个拥有8000余名职工、十几个工厂、上千台机器设备的现代军工基地。至少从东北解放区看，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已经呈现较高现代化水准且实力超过对手。
四、大连建新公司在解放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长期以来的战史书写，较多描写前线部队的丰功伟绩，对后方军工有所忽略。刘少奇在全国兵工军械会议上谈到解放战争胜利原因时说：“战争胜利的条件：党的领导正确，部队指挥得好，人民支援，战士英勇，除了上述条件之外，武器弹药的生产也是重要条件。”“武器弹药的生产”究竟在解放战争历史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既有研究尚未很好回答这一问题。学界仍需通过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不断建构可信的历史知识，才能加深我们对解放战争军事工业的整体认知。
具体到建新公司，相关史实鲜见于人民兵工通史著作及解放战争史专题著作，其历史角色仍需进一步分析。无论是职工数量还是技术水平、制造能力，建新公司都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伍修权回忆：“大连建新公司是当时我党领导下的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前面我说了，其它解放区我不知道，在东北，建新公司是最大的，技术是最高的。”建新公司的成熟运作，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军工的“战时现代化”。战争兼具破坏性和驱动性。为了赢得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驾驭现代军工。在对国民党战略决战的紧要关头，以建新公司为代表的解放区军工发挥了应有作用。
论及建新公司的生产能力，既有研究多用以下数据：建新公司在1947年7月至1950年12月间，共生产日式、美式山炮弹541700发，日式和美式引信818000个，日式底火609000个，雷管240000只，六〇迫击炮1430门及各型号的无烟火药450余吨。有论者经常引用这一数据证明建新公司对华东解放战争的支持作用。此处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武器弹药并非全部产于解放战争时期，亦未全部用于华东解放战争。有研究指出，建新公司“为各解放区源源不断提供着大炮弹……成为关内各战区弹药的主要来源”。这一论断与实情不符。
仅靠上述整体性数据很难准确分析建新公司在解放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建新公司所属各厂主要围绕生产日式山炮弹而展开。公司在渡江战役结束后才开始生产美式山炮弹。至于生产雷管、迫击炮等，只是建新公司的“副业”。解放战争最为关键的1948年，是建新公司生产能力的巅峰。因而，根据这一年度的生产数据来判断建新公司在战略决战阶段发挥的作用较为恰当。
炮弹包含弹头和发射部两部分。弹头包括引信、填充炸药、弹体、弹带等。发射部包括药筒（内含发射药）、弹壳、底火等。彼时弹头与发射部通常分开生产、存放和运输，且发射部的弹头可以重复使用，因而中国共产党军工系统便以弹头作为统计炮弹产量的依据。既有研究均认为建新公司在1948年度生产日式山炮弹23万发。这一数据并不准确。其一，此数据并非形成于历史现场，而是后世研究者所得出。此数据较早见于葛玉广整理的《我党组建的第一个大型兵工联合企业——关于大连建新公司史料综述（1947年3月—1951年3月）》，收录于1987年问世的《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军事工业历史资料》。编者在首页的注释言：“此文系根据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所写的‘调查报告’略有订正和修改。”该文后又收录于1988年内部出版的《大连建新公司兵工生产史料》。编者并未注明“23万发”数据的来源。除回忆史料外，笔者尚未发现其他佐证史料。
其二，历史亲历者的相关回忆存在互相矛盾现象。时任建新公司副经理的张珍晚年回忆：“1948年，我们生产了125000发炮弹，品种是日式和美式（七五口径）两种。当年就供给了华东战场，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张珍在另一个版本的回忆中说：“1948年我们生产了23万发炮弹，当年就供给了华东战场，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同一个人的回忆文字，出入如此之大。可见张珍所忆建新公司在1948年生产炮弹数量明显不准确。
建新公司在1948年的炮弹产量并非一个小问题，关系到如何认识建新公司对华东解放战争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贡献。笔者未发现明确记载建新公司1948年度炮弹产量的直接证据，只能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几则可靠史料予以推断。
一是东北局于1948年12月2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该报告记载：“（一）制造七五山炮弹：计划弹头二十万发，完成一七〇三〇四。计划铜壳十万发，完成七五六四四，年底均可完成。”此为当年10月底的数据。考虑到东北军工系统其他兵工厂无法自主制造山炮弹弹头，因此可以断定这170304发全部为建新公司所产。东北局此电所言“年底均可完成”，给研究者留下解读空间。按常理，东北局若无较大把握不会向上级做此保证。
二是东北军区军工部副部长王逢原在第二次全国军工会议上的报告。根据王逢原的记载，截至1948年10月底，建新公司山炮弹弹头产量占全年任务量的85.2%，铜壳产量占全年任务量的75.6%。报告指出除子弹外，其他至年底均可完成。建新公司1948年的任务是生产20万发山炮弹，由此可知，公司于该年10月底的产量是弹头170400发，铜壳75600发。这与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中所提数据基本吻合。
三是形成于1949年3月的《各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兵工生产统计》。统计数据显示东北解放区1948年全年新制（不含复装）山炮弹20万发。彼时只有建新公司具备规模化新制山炮弹的能力。这一记载意味着建新公司基本完成了东北军区军工部所规定的生产任务。
综上，笔者认为建新公司1948年度的山炮弹产量约为20万发。既有研究几乎均引用“23万发”数据，从而说明建新公司对淮海战役的有力支援，显然不妥。基于新考证出的数据，下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建新公司在战略决战阶段扮演的角色。
首先，建新公司山炮弹产量在解放区军工系统处于领先地位。李富春曾对即将赴建新公司工作的张珍说：“你去后肯定会很快生产出重武器和大炮弹，而且要生产后膛炮弹，这是我们各解放区尚不能生产的。”彼时关内各解放区兵工厂受技术、设备、原料等限制，只能回收利用战场收集而来的弹壳，批量复装山炮弹。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致电华北财办主任董必武：“七五山炮弹前线要求增大生产，现我们只能复装。”即便是复装，华北、华东解放区仍无法足额生产炮弹的填充炸药。
中央军委的统计数据显示，1948年度，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华东、中原各区兵工厂，总共生产（含复装）后膛炮弹86915发。比较而言，建新公司在山炮弹生产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建新公司日式山炮弹制造能力已经超越国民政府的部分兵工厂。总厂位于沈阳并在抚顺、文官屯设有分厂的第90兵工厂，是国民政府在东北地区最核心的军工基地。该厂1947年全年生产日式山炮弹2.4万发，年产量远低于建新公司。1948年，国民政府位于华北与东北的全部兵工厂计划全年生产日式山炮弹10万发，但未能完成这一目标。
随着战事演变，国民政府军工生产能力由强转弱，中国共产党军工生产能力则与之相反。战略决战前夕，国共工业技术水平差距已经大为缩小，在局部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业技术水平甚至超过国民党。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给养方面的困难往往使军队的伟大胜利的光芒消失，各种力量耗尽，退却成为不可避免，尔后，真正战败的各种症候就会逐渐增加。”中国共产党将传统与现代方法相结合，构建出高效的后勤体系，在弹药补给领域胜过国民党。
最后，建新公司所产炮弹有力支援华东野战军并得到认可。建新公司的历史贡献，难以完全从其具体生产数据上得以显现，还需结合火炮及炮兵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加以论述。随着城市攻坚战与野外阵地战的高频率展开，解放军越发依赖炮兵，攻克锦州、天津、太原、洛阳、开封、济南等城市，都离不开强大的炮兵。
炮兵的由弱变强折射出解放军整体气质的变化。“土八路”状态已经成为过去时。至1948年6月，中国共产党军队共装备有火炮9555门。东北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均单独组建炮兵纵队，集中使用美、日式105毫米及以上口径的牵引火炮。其他口径的火炮归各步兵纵队调配。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贺词中强调：“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炮弹与炸药的稳定供给是炮兵与工兵保持战力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对手。
解放军炮兵所需后膛炮炮弹最初大多取之于敌，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炮兵的补给亦不充足，使得中国共产党军队单纯靠缴获无法满足需求。解放军占领徐州后清点缴获物资，发现只有日本四一式山炮弹840发，九四式山炮弹5485发，美式山炮弹6451发。炮弹补给问题引发中国共产党高级将领的关注与担忧。朱德于1947年7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等人：“将来大军反攻时，最重要的补充是炮弹、炸药的大批补充，同时也是运输的重要。”1948年初，粟裕指出：“目前我们各种口径炮为数不少，但炮弹（后膛炮弹）供应有限，仍不能发挥其最大威力。因此建议军委统一计划调剂和加强该项炮弹之生产，以增强反攻之效能”。邓子恢也说：“今天往往一个战役的消耗，比抗日时期一年的消耗还要多。”
建新公司所产山炮弹，有力缓解了华东野战军炮弹供给紧张的局面，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正因有良好的弹药补给，华东野战军炮兵才能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发挥至为关键的作用。粟裕说：“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华东野战军炮兵于1948年12月28日18时至29日10时，向杜聿明集团展开全面炮击，平均每门迫击炮射击10发，每门山、野炮各射击5发，日式榴弹炮射击5发以下。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炮兵消耗炮弹总数为67.99万发。由此可知，建新公司在1948年向华东解放区输送20万发山炮弹的巨大意义。
建新公司对淮海战役的支援得到华东野战军领导层的认可。据何长工回忆，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专门写信给建新公司总经理朱毅：“朱毅同志：非常感谢你！你们做的威力很大的炮弹，保证了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杨立三也曾向朱毅写了一封类似的感谢信。除何长工回忆文字外，时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员刘瑞龙晚年的一封信可为佐证。他写信给大连市委党史办公室：“1949年上半年朱毅收到粟裕同志的信，说建新的炮弹在淮海战役歼灭黄百韬兵团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向建新职工表示感谢，也在同一时期，朱毅还收到了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同志的信，也说建新炮弹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作用，对建新职工给予鼓励。这些信都未保存，但很多同志知道有这些信的。”粟裕晚年于回忆录中再次肯定建新公司的价值，他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这一判断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军工生产能力的作用不容忽视。
大连可谓华东解放区的“特殊后方”。考察淮海战役历史，应该注意到大连建新公司的角色。中国共产党海防部队由大连港装运建新公司的炮弹后，驾驶运输船穿越黄海抵达胶东半岛东侧的几个小港。码头工人将这些炮弹搬运至附近的安全存储点。支前队伍负责将炮弹运往益都（今青州）集运地，再经此地输送至前线各处兵站。如此，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条连通大连和胶东的海陆联运线路。建新公司约20万发炮弹“落地”华东前线的过程，展现出彼时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与后勤运输的良好配合。相比之下，受运输补给线过长影响，国民党后方军工生产的弹药往往难以及时供给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军工的特点是后方生产与前线作战没有脱轨，形成协同一体发展模式。反观国民党，纵然精锐部队装备有许多先进美式武器，如大口径榴弹炮、轻型坦克等，然而国民党军工无法大量生产与先进武器匹配的弹药，只好过度依赖美援。中国共产党军工在无力获取先进武器的情况下，集中力量生产与既有武器型号相匹配的弹药，可谓睿智、务实。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的原因之一。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战胜强敌，并非仅仅依赖精神力量。“小推车”固然重要，“大炮弹”亦不可缺。审视当前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英雄人物、民众支援、土地改革以及第二条战线等领域，而对军事工业这一“特殊战场”的关注相对不足。从军事工业史视角审视解放战争，仍存在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装备并非始终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水平。尽管各解放区的军事工业发展水平不一，但总体上已呈现加速向现代化转型的趋势，其中东北解放区尤为典型。战略决战前夕，东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华东解放区的军事工业已经表现出体系化发展态势。东北军区军工部、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兵工局、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办事处工矿部等机构的出现，映射出“解放”与“建国”之间的关系。中共中央军委于1948年12月召开全国兵工军械会议，初步明确了战争胜利之后军事工业的任务，开始推动军事工业由战时向平时转变。大连建新公司的组织与运作是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军工现代化进程的缩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确立了以军事工业现代化引领工业建设的发展思路，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早期发展历程，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清王朝、北京政府、国民政府均对军事工业现代化进行了多方面尝试，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现代化初始阶段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苏区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呈现出进步趋势，但长期受到技术、设备、材料等关键因素的限制，其现代化水平并不算高。经过抗战后过渡阶段的积累，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在解放战争时期实现快速发展，短时间内显著提升了现代化水平，进而影响到军事战略战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需要特别注意到这一变化。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战胜国民党起到了较大作用，而且对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大量研究强调苏联援助对新中国工业化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湮没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业领域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东北解放区于战争时期奠定的军事工业基础，是新中国成功建立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内在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军事工业始终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军事工业史或许可以成为党史、国史研究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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