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自暴行发生便已开始，至今已近90年，经历了从史实追求到理论升华的不同阶段。主要的学术演进过程包括：一、高兴祖团队著《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具破土奠基的开创之功，领军者高兴祖成为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先河者；二、官修团队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完善了南京大屠杀叙事体系，明确30万人死难者规模；三、孙宅巍团队著《南京大屠杀》，首次集中回应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系列理论问题，实现研究范式转型与学术化重构；四、张宪文团队著《南京大屠杀全史》，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实现突破，集成跃升、创新见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唯有在史料上持续挖掘与深耕，在研究视角上勇于跨界与融合，在理论建构上追求超越与升华，在国际交流上坚持对话与共进，方能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持续迈向新高度。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研究 整体研究 学术演进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少数日本右翼势力对当年侵略战争与战争暴行翻案活动的加剧，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悲剧日益引发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学者结合对抗日战争与日军暴行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进行了探索与思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无意对这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一一评论，只侧重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进行整体的、系统的、连贯性的研究成果，探讨由奠基到提升进而集成的学术演进过程，并对其中有代表性成果的贡献作出评价，同时对南京大屠杀史的赓续研究，作出展望与前瞻。
从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至今已过去88年。中国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认识与研究，经历了从碎片化到系统化、从局部到整体、从史实追求到理论升华的不同阶段。在暴行发生后最初的20多年中，对事件的认识、思考和记忆，一般停留在个人的目击记录、新闻报道的片段描述层面。摘其要者，约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营营长郭岐所写的《陷都血泪录》、文化机关职员李克痕所写《沦京五月记》、军医蒋公穀著《陷京三月记》、记者林娜所写《血泪话金陵》、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市民陶秀夫所写《日寇祸京始末记》、市民陆咏黄遗著《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还有20世纪50年代初在“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政治运动中，《新华日报》刊登的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控诉与口述。这些记录与叙述较为零散，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但人们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全貌，却缺乏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认知。这一状况客观上推动了学术界开始对南京大屠杀史进行整体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叶的50多年中，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史的整体研究，经历了奠基、铸就、转型、集成的不断探索、跃迁过程。笔者见证了这一历史性工程的启航奠基，有幸参与了之后各个团队的编著活动。岁月沧桑，时至今日，如笔者这般同时见证且深度参与这一完整过程者，已屈指可数。
一、 破土奠基
1959年末1960年初，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秘书高兴祖，将“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调查研究和记述”列为新学年的科研计划。这一计划的提出，使得在后来数十年中成为显学和国际研究热点的南京大屠杀研究，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参加到上述科研工作计划的，有胡允恭、高兴祖、吴世民、查瑞珍四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的教师，以高兴祖为组长，另有何杰等七位同学协助工作。上述成员，组成了高兴祖学术团队。该团队正式开始调研工作的时间，应在1960年春季学期之初。1960年9月，笔者还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三年级学生，因工作需要被安排为“预备教师”，以这一身份参加本系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的教学、科研和政治学习等活动，与上述四位老师在一个教研室内共同工作了一个学期，其间也不时有关于相关科研计划进展情况的汇报与讨论，见证了南京大屠杀研究进程中出现的第一个学术团队的活动。
该团队经过1960年和1961年两年的资料搜集、撰写和修订，于1962年底定稿，取名为《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编者署名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篇幅约5万字。在此期间，该团队“收集到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抄件、报刊资料、访问纪〔记〕录和书刊”，“在访问过程中，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述及当日情况时，往往声泪俱下”。江苏人民出版社“认为是永久性的作品，决定印出，公之世界”，后“因反修，照顾政策，出书日期，一再延后。本（1963）年秋已经校对完毕，排印出书，嗣又考虑再延。惟因内部需要，所以先把样本装成十余册，以便参考，对外决不公开”。后来曾与高兴祖同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的韩文宁称：该书于1963年“原已发排，正待上机之时，接到上级指示，此书在当前强调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之际”，“为了不至影响双边关系，故现在不宜出版，因而只好停机作罢。但为了弥补作者的缺憾，特地付印了15册样书作为纪念”。由上文可见，《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在写成后，一波三折，一直未能公开出版。
嗣后，又经16年，该书稿在1979年更名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作为内部交流资料自行刊印。刊印的版本，“是在原有章节的基础上，根据新收集到的材料和各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由高兴祖同志修订补充的，个别章节进行了改写，并补充了部分照片”。复经6年，由高兴祖对原书内容与章节大幅调整，将篇幅由5万字扩充至7万字，就死难人数与对安全区评价作出重大调整，以高兴祖个人名义，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为《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一书，其为中国第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学术著作，这是后话。因《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一书距《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已相隔22年，已不能完全代表高兴祖学术团队当时的观点，故本文以下对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的评价，将以前期由高兴祖主持的团队先后形成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两项成果作为基础资料。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全书共分“南京沦陷前的情况”“南京大屠杀（上）”“南京大屠杀（中）”“南京大屠杀（下）”“‘皇军’的兽行”“抢劫和破坏”“难民区真相”“永不屈服的人”“屠杀、强奸、抢劫和破坏的统计数字”“余论”等10章，另加后记。其内容除标题中已说明者外，余论着重揭示了日本军队的军国主义本质，指出日美结成军事同盟的严重后果。余论强调：“当着美帝国主义加紧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使之重整旗鼓的时候，我们把二十五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揭露，是有它重要意义的。”该书是在大屠杀悲剧发生20多年后，出现的首部系统研究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学术著作，在学术领域有着重要意义，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第一，跨出了完整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第一步。把一个事件、一场战争、一个时期等当作“史”来进行整体研究，不同于零敲碎打地叙述其中的一个片段，而是有一个完整的构架，有作者对写作主体的整体定性与认知。《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问世，完成了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研究在范式上从碎片到系统、从局部到整体的转化与嬗变。
第二，开创了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基本叙事结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这两本内容与文字大体相同，给读者展示了背景—安全区—屠杀—性暴力—抢劫与破坏—后果—反抗这条完整的叙事脉络。这一脉络在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中，影响深远。即使经过了几代人、几个阶段的跃迁，人们对于南京大屠杀史的论述，也离不开《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所奠定的这一基础框架。
第三，提供了搜集南京大屠杀资料的基本方向与路径。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全书195条注释中可见，著者寻找资料的渠道，主要包括寻访幸存者与当事人、查阅相关档案文献、阅读有关新闻报道等几个渠道，而这些资料的来源，又包含了中、日与第三方这三个方面。这一搜寻资料的路径与对象，为进行学术研究的后来者，提供了非常适用且难以逾越的方向标。由于上述重要贡献，《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成为我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奠基石，该学术团队的领军者高兴祖也因此成为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先河者。
当然，也必须指出，正因为《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成书较早，处于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从空白到启航的转折时期，它也无可讳言地打上了一些时代的印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叙述尚不够严谨、恰当。《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二本著作，均以“四十万同胞被血腥屠杀”作为小标题，并在叙述对战犯审判章节中，引用了“一般估计被害人至少在五十万以上”这一数字。这种标题与数字表述，将对死难人数的估计，推到了一个不适当的水平。后来，高兴祖在《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已明确将死难者人数确定为30万人，前引不适当的标题与过程性数字叙述，亦被一并删除。
二是对安全区及国际委员会的功能，表述得不够准确。《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二书中，对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基本上持批判与指责的态度，其叙述文字基本相同。它们将该章的标题定为略带负面与引导性的文字“难民区真相”，叙述中称担任国际委员会委员的西方人士为“帝国主义分子”，“负有保护其帝国主义在南京的财产的使命”，“难民区简直是一所出卖人肉的大黑店，美国鬼子便是黑店的主人”。后来，高兴祖在《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对上述表达有所调整，改为较为中性、平和的叙事。也许，不管由谁来担当这个系统研究南京大屠杀“第一人”的角色，也都不能完全拂去这类时代留下的印记。
二、 体系铸就
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于1963年底印出少数“内部参考”本20年后，由于少数日本右翼势力制造“教科书事件”，否定日本对华侵略，否定南京大屠杀暴行之存在，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南京人民的强烈反响，纷纷要求“建立三十万受难同胞纪念馆”，“建造‘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碑’”，“编一本书，用照片、文字来教育下一代”。鉴于这种情况，1983年12月，由南京市市长张耀华牵头，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南京市政府张允然副秘书长任主任，主持修史工作。先后参加撰写官修南京大屠杀史书的学者有：高兴祖（南京大学、编史组组长、负责全书修订）、邹明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史组副组长）、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改写部分章节）、陈娟（南京市档案馆）、胡菊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杨小甦（南京图书馆）、李巽和（南京师范大学）、庄明坤（苏州大学）、查瑞珍（南京大学）、苏万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后期参加）等。这一团队人员的构成，既保留了前一阶段团队的骨干，又增加了一批来自不同单位的新人；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前期的研究成果，又有助于扬弃部分原先不够恰当的观点。
修史工作在张允然主持下，于1983年至1986年间，每年都召开一次编写研讨会，会期三五天不等，各撰写者汇报写作进度，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统一认识，交流心得。讨论中，各抒己见，时有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记得在讨论如何处理日军在安全区内抓捕屠杀这一暴行问题时，不同章节的撰写者各执一词。因为这些暴行既是“集体屠杀暴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安全区内暴行”不可或缺的内容。若两处均写，定会重复；若只放一处写，亦有偏颇。最后主持人张允然决定：凡发生在安全区内的集体屠杀，一概在安全区章节中撰写；凡仅从安全区抓走、而在别处进行的集体屠杀，则按屠杀地点分别在相关章节中撰写。这一决定，获得了执笔者一致赞同。各章书稿，均经反复修订、改写、统稿，最后由张允然定稿，并定名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由于该书系由官方组织修撰，代表了官方观点，因而在审批程序上也特别慎重，在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国家外交部审批后，于1987年11月，以“‘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的名义，由江苏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计17万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作为官修史书面世，由南京市市长张耀华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南京大屠杀“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受害人数之多，杀人手段之残酷，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重温这一历史事件，有助于人们……懂得维护和平，反对侵略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在此前后，“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还联合其他一些单位共同推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由此，便形成了一套包括史书、档案、史料、图片在内，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完整谱系。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的出版，使南京大屠杀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其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完善了对南京大屠杀史的叙事体系。全书共有“日军疯狂侵略中国和南京的失陷”“凶残的集体屠杀”“血腥的分散屠杀”“发生在国际‘安全区’的屠杀”“遇难同胞尸体的处理”“奸淫妇女的兽行”“抢劫和纵火破坏”“浩劫后的南京”“不屈的南京人民”“正义的审判”10章，并附录了3份法庭审判的判决书。书中将日军暴行的主体“大屠杀”，分作集体屠杀、分散屠杀、安全区内的屠杀3部分，使得条理更加清晰。在内容上，增加了战后对南京大屠杀罪犯的审判，体现了对南京大屠杀史叙事的完整性。
第二，确认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人的规模。该书纠正了南京大屠杀早期研究阶段对遇难人数的过高估计。张耀华在“序言”中指出：“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30万人以上。”第五章“遇难同胞尸体的处理”中，在对各个渠道收埋尸体的数字进行统计后，再次确认“1947年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战犯案件判决书中，认定南京同胞‘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第三，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活动，采用了较为中性和有限度肯定的定位。该书不再对国际委员会采取责难的态度。该书认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设立，是为了“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并避免日军的轰炸”。该书还指出：“金陵大学教师贝德斯（M.S.Bates）、安全区副总干事费区（G.A.Fitch）等，都曾把日军侵占南京后的暴行和恐怖情景，写信告诉他们的上海友人。国际委员会还把外侨目睹的日军暴行记录下来，向日军当局和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书中对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较为中性和有限度肯定的定位，体现了学术界与中国官方在求实与理性道路上前进的步伐。
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这一标志性成果外，当时还出版了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史书、档案、史料和图册。这些成果的面世，为日后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搭建了较为完备的体系，表明了权威的观点，提供了基础的资料。可以肯定地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进程中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三、 学术化重构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有关章节的撰写、改写之后，在庆幸集体智慧结晶成功问世的同时，亦对其17万字的较小篇幅与仅仅基于史实性叙述的不足深有感触，并开始考虑一个新的学术课题。面对日本右翼势力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日益嚣张的拙劣表演，面对国际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日益关注，笔者以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已经奠定基本观点的基础上，中国史学界有责任、有能力向世界奉献出一部更有学术深度、分量更厚重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著作，从实证上与理论上，彻底击破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欺世谎言。1991年，由笔者设计的《南京大屠杀》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笔者遂组织部分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写作、研讨的骨干成员段月萍、胡菊蓉、陈娟及周红、李德英、陈延祚等，组成新的写作团队。团队经6年搜集资料、研讨观点、写作与修订，最终成果于1997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屠杀》由笔者任主编，并负责统稿、定稿，段月萍、胡菊蓉、陈娟任副主编。全书共55万字，除“绪论”外，分为“日军侵华和南京的失陷”“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灭绝人性的大奸淫”“纵火破坏”“野蛮的抢劫”“统计与损失”“社会组织与人口”“南京人民的反抗”“日本投降与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永久的纪念”10章。从结构看，除继承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逐渐完善的体系外，有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在各章之前，增加了近两万字的“绪论”，有力增强了统领各章内容的综合性理论探讨；二是在最后两章，写进了抗战胜利，罪犯审判，纪念碑、馆的设立，以及南京大屠杀悲剧的回响，从而强化了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国内多家核心刊物纷纷刊发书评，肯定该书在研究中的创新。中国香港、美国、日本也有多种报刊热议该书的积极意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南京1937：纪念与反思》这本英文论文集中，将《南京大屠杀》一书“绪论”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发生原因一段5000余字，译成英文，完整收入。该书先后获得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首次集中回答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系列理论问题，启动了从史实研究向学术化方向的转型。该书在前期两部著作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跨越，在揭示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同时，对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畴、发生原因、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功能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不同于前期研究中，对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负面或中性评价，而是正面肯定其在保护难民、谴责暴行与保障难民生活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书中指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短暂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从这个历史的窗口，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抗战初期所蒙受的苦难和屈辱，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和残暴，以及中西方人民共同为维护人类尊严和人类正义而作出的努力和奉献。”
第二，首创以不同渠道处理尸体的统计数字，实证南京大屠杀30万人死难的巨大规模。书中列出4个慈善团体、3个市民群体、3个伪政权机构与若干日军部队这四个渠道对尸体掩埋与处理的数字，指出：有记录在案的埋尸数字已达25.8万具，此外还有若干万具尸体被日军抛入长江、毁尸灭迹，从而确证了“30万同胞被屠杀”的铁定事实。
第三，首次提出“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的创新观点。鉴于社会大众在认同30万同胞被屠杀这一惨痛事实的同时，往往会提出“被屠杀者为什么不进行反抗”的慨叹。该书指出：“在屠杀中，南京军民并非全都引颈就戮、逆来顺受，而是在各种不同场合，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抗争。”同时，该书还从理论的高度阐明：“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这是同一历史事件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任意缩小其中一个方面的影响，甚至抹去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都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说起“学术化转型”的议题，不能不提起笔者紧接《南京大屠杀》之后，推出的另一部“姊妹篇”著作《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正如笔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其研究著作，不外‘史’与‘论’两大类。属‘史’类者，虽可寓论于史，但因着重于对史实的纵向论述，不便深入展开理论上的探讨、论证与争辩。”《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一书，避开纵向的叙事方式，采取横向的方式展开，对方方面面进行理论探讨。全书共10章，分别为：“保卫战篇：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多重关联”“原因篇：多视角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原因”“范畴篇：对南京大屠杀内容与时空范畴的讨论”“安全区篇：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历史地位”“性暴力篇：性暴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位置与特点”“规模篇：新发现的埋尸资料及其诠释”“抗争篇：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幸存者篇：准确界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影响篇：多层面透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影响”“记忆篇：南京大屠杀的记忆”。
《南京大屠杀》与《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的相继问世，使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术化转向更加强化，使南京大屠杀研究从揭示史实真相转型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四、 集成跃升
21世纪初，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主持，联合中外学者及外语工作者60余人，组成大型团队，用10年时间，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以及中国台湾与大陆各地，搜寻原始档案文献、新闻报刊、幸存者证言等珍贵资料计5000万字，经整理陆续出版72册、计4000万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笔者有幸忝为学术指导委员会成员暨分册编者之一，参加编著工作，记得曾数十次于晚间前往南京大学参加由张宪文主持的工作会议，大家汇报进度、研究各册编纂范围。讨论中，气氛热烈，力求完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概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首批8册于2005年出版，终批17册于2010年推出。其内容包括：南京保卫战前后军事与政治档案，日本军方文件与日军官兵日记、回忆、证言，西方人士书信、报告、日记及各使领馆外交文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史料，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统计资料，南京市民致汪伪政府及国民政府的受害呈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中、日、西方报纸的报道，记有南京暴行的民国出版物等。10年间，陆续出版的各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如喷涌而出的泉水岩浆，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一座丰富宝库。
在72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顺利问世的基础上，团队负责人张宪文抓住有利时机，立即于2010年组织了12位南京大屠杀研究学者，组成撰著《南京大屠杀全史》的新团队，并亲订全书构架及创新观点。笔者亦由编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团队，转入编写《南京大屠杀全史》团队，负责撰写两章，参与修改。其间，数次参加修订写作大纲与审稿会议，目睹了张宪文编史团队深入探讨、严谨治学的态度和久经淬炼、久久为功的历程。历经三年，于2012年底，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近110万字，分上、中、下三卷的《南京大屠杀全史》。该书除“导论”外，分“战前南京”“首都保卫战”“震惊中外的日军大屠杀”“大规模的日军性暴行”“日军的抢劫纵火与破坏”“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救援”“日军统治下的南京”“中方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揭露”“国际社会对日军暴行的反应”“日方的反应与应对”“遇难者尸体的掩埋与处置”“战后国民政府对日军南京罪行的调查与统计”“南京审判”“东京审判”共14章，并附录了中日双方在南京的战斗序列及南京、东京两个法庭的主要文件。全书虽保持了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到《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叙事框架，但每个相似内容的章节，均已面貌一新，实现了学术的高度升华。《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后，《人民日报》及海外各大报纸作了大量报道，《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作了整版报道，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南京大屠杀全史》承续了学术界前期各阶段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基本脉络，集研究成果之大成，全方位加深了理性分析的分量，并提出了诸多鲜明的创新性见解。其突出的学术贡献体现为：
第一，集中利用了海量中外史料，对大屠杀真相的揭示，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厚史料支撑。如在背景章对南京保卫战的论述，其史料几乎全部来自中方军事档案与日方军事文书及日军官兵日记；记述日军“袭击英美舰船”一目，资料全部采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刚刚收入的英、美、日外交文件。在“遇难者尸体的掩埋与处置”一章中，将参加掩埋尸体的慈善团体由4家扩展到8家、市民群体由3家扩展到7家、伪政权机构由3家扩展到6家；将日军南京碇泊场司令部毁埋尸体的行动，在战俘太田寿男孤证的基础上，又增加引用了军曹梶谷健郎日记资料互相参照，从而使国际上争议较多的太田寿男供词，在利用和诠释上更加理性与严谨。
第二，提炼出一系列崭新的观点与理念，实现了理论的全面跃升。该书在前期诸多批驳日本右翼观点的研究基础上，精辟剖析了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其中包括：美国重返亚洲、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际因素，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被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坦率承认战争罪行的精神枷锁，以及日本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现实原因。书中对国际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两个法庭关于遇难人数的不同判词，作出更为客观、理性的认定。张宪文曾专门就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这一专题，召集团队成员举行“闭门会议”，不邀请任何新闻媒体参加，让大家敞开心扉“说真话”。经过充分、热烈的讨论，大家在承认两个法庭对判定遇难人数确有差异的前提下，一致认为，南京法庭关于“30万人”被屠杀的判定，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该书不再试图如前人那样，尽量将两个判词中对于被屠杀人数解释为实际上的“相同”，而是明白无误地指出：“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在确认南京大屠杀受害人数上，表述虽不一致，但均认定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两个法庭对日本战犯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所作的正义判决，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伸张了正义，从而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支持。”
第三，首次将南京大屠杀暴行放在国际视野中进行考察，进一步凸显了它的“人类记忆”的特征。该书明显突破了前期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叙事范围，将视野拓展到美欧各国。书中特增设“国际社会对日军暴行的反应”一章。该章分别列举了美、英、德、意、西、苏等国官方、新闻媒体及民间的不同反应。这些国家在1937年12月前后，由于各处不同的政治态势，形成了对日军在南京暴行不尽相同的立场与看法。美、英处中立地位，加之又发生了美舰“帕奈”号，英舰“瓢虫”号、“蜜蜂”号遭日军炮击事件，对南京暴行持揭露与批判态度。德、意虽与日本结成“反共轴心”，但因德驻华大使陶德曼（O.P.Trautmann）一度参与调停中日战事，德国公民在南京有大量私人财产遭日军抢劫、破坏，意大利又有一名记者在美舰“帕奈”号上遭日军炮击身亡，故在官方文件与报道中，亦多有揭露日军暴行的记载；西班牙国内有派别纷争，对日军暴行各持不同看法；苏联则因同情中国抗战，并派空军来华作战，对日军暴行进行了客观报道。将诸多来自东西方国家对南京大屠杀暴行不尽相同的立场与反应，集中于一章在南京大屠杀史书中加以论述，是《南京大屠杀全史》的一大创新。这要归功于张宪文团队前期搜集并出版72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坚实基础，从而也使读者得以完整了解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与认知。
总之，《南京大屠杀全史》融合了几代人艰辛探索的成果，集中了当代老、中、青学者的聪明智慧，开创了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全新高度，建树了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崇高丰碑。
五、 面向未来的研究展望
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经代际传承，以《南京大屠杀全史》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有鉴于此，近期内大概率不可能再快速出现全景式的核心专著，学术界对于同一内容、范式的重量级成果，也有一个吸收、消化、积聚能量、再行攀升的过程。展望前程，任重道远，永无止境。笔者以为，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学术界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创新性研究。
（一）史料深耕，从原始材料到多维解读。扎实、多元、可靠的史料，永远是历史研究的基石。未来南京大屠杀史料工作的重心，应在72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基础上，于继续收集、汇编的同时，进行系统性的“深耕”与创造性的“激活”。首先，海内外及日方的档案资源，浩如烟海，依旧存在巨大的发掘潜力。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发行后，又发现了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公布的、原日军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伍长永井仁左右的战地日记与“回想录”，对于攻击南京的战斗与南京大屠杀暴行有详细的记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2024年又征集到日军第十三师团士兵西条荣策的战时日记、日军警视厅建筑课课长石井桂的《关于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调查报告。其次，对于已知史料的“再阅读”，正在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路径。笔者在增订拙著《“数”说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通过重读《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的“幸存者证言”，发现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南京军民英勇抗击日军暴行的史料，并将其编入新增的“抗争编”中。同时，对已问世的史料，还有大量比对、校勘的工作，有待进行。在已公布的档案、文献资料中，若比对原件即可发现，由于原字迹潦草及时代的差异，识别有误者为数不少。就连南京大屠杀中由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编有序号的470件暴行报告，也有部分不同的版本。据笔者勘校，取自《拉贝日记》与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的文件，与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徐淑希编《南京安全区档案》所载，至少有9件，在抢劫财物名称、当事人姓名、事发地点、事发日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笔者在编著《“数”说南京大屠杀》一书及增订后出日文版时，仅在相关处加了注释，说明有不同的版本、说法，但为什么在已编订序号的报告中，还会出现差异？究竟哪一种说法是原始记录？这类工作，在今后的研究中，都需继续深耕。
（二）视角拓展，从宏观叙述到微观剖析。“宏观”与“微观”是相对的概念，在此处为宏观者，放到彼处即成了微观。就“南京大屠杀”这一宏观概念来说，前文所述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四个阶段的代表作，均为研究这一课题的宏观著作，它包含了这一暴行的全过程、全部主客体对象、全部相关机构等。其实，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大的叙事框架中，如果找准一个点，作为新的视角来加以研究，则其中既有小的宏观叙事，也有微观解剖。这类“小宏观”视角，摘其要者，首选为南京安全区。南京安全区，在处于至暗时刻的南京，是一个小世界、小社会。在这方面，张连红等所著《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已作了成功的尝试，获得学术界高度好评。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相关联者，还有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西方记者田伯烈、德丁（F.T.Durdin）、史密斯（L.C.Smith）等，江南水泥厂职员辛德贝格（B.A. Sindberg）、京特（K.E.Günther）等。这些在南京大屠杀悲剧中发挥救助作用的国际性组织、医疗机构与西方人士，都值得专题研究。其次，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市民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经历、心理状态，也很值得剖析。张生等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增订版）辟出专章，着重研究“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市民生活秩序的变迁”，其中包括信息传递、治安、房产、商品交易、水电、交通、医疗等方方面面。市民群体是一个“小宏观”的命题，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个家庭，就是其微观的展示。一个青壮年男子被杀害，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崩溃，崩溃后的家庭还要艰难地继续。它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这一大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最后，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与历史书写，也是值得拓展的一个新视角。前述张生等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增订版）中，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PTSD）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恐怖的环境，及其决定的南京居民的身心状况，使得‘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成为当时南京的一种‘常态’”。这一研究，在学术界引起了连锁的共鸣与反响。近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活动。2022年以来，已颁发给4批共计38名中外人士以“传承人”证书。梳理相关人士的家族史、研究文献资料、幸存者与当事人的口述记忆等，是一项收集海量信息、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有助于实现人们对创伤记忆的代际传承。
（三）理论提升，跨学科整合与范式更新。史料与理论，是史学研究中的两项基础内容。理论的提升与创新，能够不断赋予同一领域的史学研究以新的生命和活力。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如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大屠杀的影响与后果等，前人已经进行了相当有深度的研究与诠释，下一步可以着力进行的理论研究问题，就笔者思考所及，至少包括：
1.战争暴力机制的比较与理论阐释。可将南京大屠杀置于现代战争史、殖民暴力史中，与其他重大战争暴行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其暴力发生的机制、暴力具体形式及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从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暴力理论模型。在这方面，马振犊将南京大屠杀暴行与纳粹暴行的比较研究，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2.和平视域下的历史反思与化解路径。对战争与战争暴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战争、终结暴力、实现和平。和平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人类从战争灾难中凝聚形成的智慧结晶。它要在揭示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探索维护受害者尊严、促使加害者反省、化解冲突的路径与教育模式。江苏省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依托，建立了高端智库“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已取得系列研究成果，进行了和平学研究的可贵实践。
3.集体记忆的建构与全球传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碎片到完整的发展过程。唯有使罕见的暴行形成全民族、全人类的集体记忆，才能从毁灭的原点升华为重生的财富。本文对南京大屠杀史学术演进与核心成就的探讨，即是对集体记忆建构进行理论研究之实践。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通过立法设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在这些极具影响力的措施的推动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建构为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并进而走向全球传播。为什么要强化集体记忆？如何强化集体记忆？强化集体记忆在人类文明史中有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开发的理论课题。
（四）国际交流，构建全球化的学术共同体。侵略战争及其战争中的暴行，均属国际性的事件。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于日本侵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背景下，是一种多元结构的国际性事件。事实上，在已知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案例中，就包含了众多日本与美、英、德、意等国之间的战争与抢劫、纵火等行为。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推动与拓展。
首先，举办高质量的大型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进行国际对话与交流的有效方式。1997年曾在南京召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美国的学者，共提交了近60篇学术论文、150余人参会，规模较大，收效明显。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由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吴天威教授推动，先后在中国台北、美国旧金山、北京等多地召开了多届“近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团结了中、美、加、日等国际学者，以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为中心内容，进行了机制化的国际学术对话。
其次，深化跨国学者的互访与实质性合作研究，始终是进行国际交流最便捷、最常见的方式。这种个别与小型的互访活动，灵活机动，投入少，收效快。自2001年启动的中、日、韩三方40多位学者共同编撰历史教科书活动，历经三年，通过充分交流，求同存异，加强了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共识，也为今后的跨国合作研究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
此外，加强精品研究成果的精准化国际传播，是进行国际交流的基础方式。南京大屠杀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要使这一记忆真正化作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必须大力加强中国方面重要史料集成与研究精品的外译传播工作。回顾以往的研究进程，《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的多种语言版本，以及张纯如著《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中英文本问世，均产生了震动世界的效应。由此可见，突破语言的限制，打开国际传播的渠道是多么的重要。
总之，南京大屠杀研究，承载着还原历史真相、捍卫人类正义、促进持久和平的崇高使命。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唯有在史料根基上持续深耕与激活其内在价值，在研究视角上勇于跨界与融合，在理论建构上追求超越与升华，在国际交流上坚持对话与共进，方能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迈向新的高度。中国学者作为这支研究队伍的主体，需要赓续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继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同时也需要敞开胸怀，汇聚全球学界的智慧与力量，共同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严谨、创新的全球化学术共同体。我们的使命是，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与深刻教训，成为全人类共同铭记的遗产，为防止暴行重演，开创和平未来，提供永恒的思想资源与历史镜鉴。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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