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五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指引下扎实推进了平台及学科建设工作。在平台方面，重点围绕台湾史学术研讨会、《台湾历史研究》、台湾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等三个平台展开建设并推进学术交流。在学科方面，台湾史学科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的特殊学科扶持，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的学术团队项目立项资助，系统围绕台湾史研究理论方法等领域开展了成果丰硕的专题研究积累。下一阶段，台湾史研究中心的工作重点包括做好通史写作的成果转化和资料编纂出版等内容。
【关键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 《台湾历史研究》 两岸一体史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非营利性、非实体性的以台湾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主要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台湾史研究室现有研究人员9人，均有博士学位，其中研究员5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2人；博士研究生导师4人，硕士研究生导师2人。中心成立20余年来，在中心主任、学部委员张海鹏先生的带领下，业已成为海内外引人注目的台湾史研究的学术重镇。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指出，党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近五年来，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指引下，中心同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对台工作方针，加强台湾历史研究，推动台湾史学科建设，牢固掌握台湾历史解释话语权，为反“独”促统不懈努力贡献智慧与心力。2022年，中心成立20周年之际，张海鹏、李细珠撰文回顾了中心的研究工作，展望了中心未来发展规划，为推动中心的台湾史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值此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出五周年之际，归纳总结中心研究工作的进展，是贯彻落实总体方略指引，推动台湾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走深走实的应有之义。
一、平台建设与学术交流
平台建设与学术交流是中心日常工作的重要抓手。近五年来，中心重点围绕三个平台展开建设并推进学术交流。具体是，持续凝聚海内外台湾史研究力量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台湾史学术研讨会，提供稳定的海内外台湾史学术成果发表的平台——《台湾历史研究》期刊，以及培养台湾史研究新生力量的展示平台——台湾史青年学者研讨会。
中心自成立以来，本着协调、推动台湾史研究宗旨举办台湾史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心着力构建的海内外台湾史重要学术交流平台。截至2021年底，该学术研讨会共举办了12次，团结了台湾学者，加强了与国外学者的合作，积极推动了台湾史研究的学术交流。近五年，中心又举办了2次台湾史研讨会。2023年9月在广东南澳，中心与汕头大学联合举办“清政府治理台湾暨两岸关系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及美国、韩国的110余位学者与会，共提交学术论文94篇。2025年8月在福建厦门，中心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80周年”学术研讨会，汇聚了来自海峡两岸、香港地区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的160余位专家学者，共提交学术论文13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两岸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历史、台湾光复主题及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热烈讨论。这次会议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召开前夕举办，对于正确认识台湾光复历史，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了学术力量。
2021年《台湾历史研究》创刊，是中心平台建设乃至大陆学界台湾史学科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台湾历史研究》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导向和学术导向，刊载台湾历史研究领域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服务国家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办刊宗旨，自创办以来，成为海内外台湾史研究成果发表的学术新园地，成为海内外台湾史研究者学术交流的新平台。近五年来，刊物设立了“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十周年纪念”“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纪念‘九二共识’达成30周年”“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80周年”等特别栏目，设立了“唯物史观与台湾史研究”“专题论文”“中共台湾地下党史研究”“海疆与边疆治理研究”“青年论坛”等重要常规栏目，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刊物选稿用稿与编校水平得到期刊界与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肯定，引起良好反响，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正式创刊以后，《台湾历史研究》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的新刊核心期刊，并连续多年获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最受欢迎中文新刊”。这为刊物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伴随着刊物创刊设立的“台湾历史研究”微信公众号，截至目前，关注用户数已突破1万名，影响力持续升高。
自《台湾历史研究》创刊以来，中心与《台湾历史研究》编辑部发起举办培养台湾史研究新生力量的展示平台——台湾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学术研究的魅力在于创新，创新的源泉来自青年的锐气，青年学者是台湾史研究的未来。台湾史青年学者研讨会，探索形成了“青年学者报告论文—青年学者互评—专家学者与期刊编辑评议—资深专家指导—与会学者自由讨论—青年学者回应”六个环节贯通的研讨模式，使青年学者在思想碰撞中提升了研究能力，形成了许多经得起历史检验、贴合时代需求、服务党和国家对台工作方针的成果，受到了《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多家主流媒体的跟进报道，逐步发展为培育青年史学人才、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二、学科建设与学术贡献
近五年，中心台湾史学科的建设有两个重要节点：一是2023年入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的特殊学科扶持；二是以学科建设扶持为契机，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团队，申报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的学术团队项目并成功立项资助。上述两件事情对于中心台湾史学科建设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史学科入选“登峰战略”特殊学科扶持，促进中心同仁进一步明确了学科建设目标，凝练了学科主要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学科建设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人才队伍培养，完善台湾史学科体系建设，继续深入开展相关专题研究，拓宽研究领域，占据台湾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同时加强台湾史学科平台和资料建设，把台湾史学科打造成为海峡两岸台湾史学界具有鲜明特点和优势、有重大影响和主导地位的特色学科，努力强化本学科作为海内外著名的台湾史研究学术重镇的地位。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及领域是，计划在台海两岸关系史、清代台湾史、日据时期台湾史与战后台湾史等多个专题领域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为了深化培养人才和后备力量，自2024年春季学期开始，中心同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面向本科生开设台湾史选修课程，目前已连续完成三学年的教学工作，反响热烈。
组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这既是中心同仁作为海内外颇有影响力的台湾史研究学术重镇成员的自信与底气，同时也是中心同仁向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呼吁加强台湾史研究支持的努力。该项目的顺利立项，是对中心同仁的巨大鼓舞。资助期间，台湾史学科研究规划重点在于台湾史学科基础研究，学术团队将以学术研究工作为中心，继续推进学术平台及资料等各项学科建设工作。
基于上述的学科建设发展背景，近五年来，中心同仁围绕台湾史研究理论方法、清代台湾史、日据时期台湾史、战后台湾史以及学术史梳理等五个领域，开展了扎实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贡献。
（一）台湾史研究理论方法
台湾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三大体系”建设，是中心台湾史研究理论方法思考的重点。张海鹏先生回顾中心成立以来的学科建设与《台湾简史》《台湾史稿》的编撰经过，重申了以中国史观阐述台湾历史的学科使命。
在上述学科使命的指引下，对“台独”错误史观的批判是中心学者近年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张海鹏先生在《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一书的导言中提出了五点重要认识：一是日本军事占领台湾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二是台湾人民抗日斗争是甲午战争的延续，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部分；三是以1915、1937年为节点分三个时期；四是台湾人民抗日常以祖国为依靠或受祖国人民民主革命启发；五是始终坚持中国人的立场。全书强调，历史昭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完成国家统一的全部历史和法理依据。这些立场鲜明的认识，从学理上批驳了“台独”史观的谬论。李细珠针对岛内“台独”分子“翻转1895”一类的错误论述进行了批驳，并对“台独”分裂势力不断重弹“台独”史观的虚假历史叙事逻辑，从学理层面进行了辨正。程朝云运用日据时期殖民当局的所谓“恶性言论”档案归纳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宣扬中国必胜、批评殖民统治并渴望回归、抵制“皇民化”措施的四类言论，揭示了台湾人民在殖民统治高压之下的民族意识。汪小平梳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罪行与谎言并指出，“日台亲善论”“殖民有功论”等，是殖民者、军国主义分子和“台独”分裂分子刻意抹杀历史事实、美化殖民行径的荒谬话术，两岸人民万不可入其彀中。
应对“台独”错误史观，既要有“破”的路径，还应有“立”的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积极探索构建正确的台湾史观理论体系，是近年中心学者研究工作的另一重点。李细珠在《台湾历史研究》创刊号撰文，从服务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台湾史学科“三大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台湾史观，为反“独”促统建言献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他系统辨析了“台独”史观与“台独”运动相共生的历史，归纳其政治化、学术化、社会化三个路向，提出“破”与“立”两条应对路径。他提出并阐释“两岸一体史观”的四层含义，考察了清代台湾史的政治一统、经贸一体、文化一体、民族交融四个面相，批评了柯志明新著《熟番与奸民》以“三层制”为治理核心机制，把清政府视为“外来政权”和借“疆域化”等用语歪曲汉“番”隔离政策的错误“台独”史观。程朝云综述了近年来大陆台湾史学界发展的三大趋势：一是重视史观与理论，如“两岸一体史观”“中华民族史观”“共同史观”等的建设；二是研究时段的重心逐步转向清代与战后；三是跨学科对话与视野的拓展，涵盖了海疆与边疆治理的对话，世界史与全球史以及长时段整体史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呼吁台湾史学界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勠力同心开展台湾史理论建设，推动台湾史“三大体系”的建设完善。冯琳论述了构建战后台湾史话语体系的思考，主张以“两岸一体史观”处理战后台湾史的史观与分期，提倡“大处着眼、细处着手”，强调实证与“虚证”相结合的研究进路。
（二）清代台湾史研究
关于清代台湾史，近五年来中心学者基于制度史的研究取向，持续推进贯通式的清政府治理台湾政策研究。李细珠推出学术专著《清政府治理台湾政策研究》，提出了以朱一贵事件、林爽文事件、牡丹社事件为节点、四阶段演变的“三节四段”框架，批评长期存在的清政府治理台湾“前期消极、后期积极”与清代台湾移民社会存在“土著化”等片面论说。就林爽文事件而言，他指出，乾隆皇帝从“官逼民反”的角度对该事件进行反思，惩官抚民，实施改御史巡台为福建军政大员巡台、调整官制、整顿班兵、改建城垣、增开对渡正口与开放携眷渡台、清查“番界”等六项政策调整。就牡丹社事件，他提出了两点新的认识：一是清政府经过海防大讨论强化了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识，并明确宣示“番地”主权；二是牡丹社事件后完成了福建巡抚巡台、行政建置调整与建省、班兵改革与海防近代化、废除东部山地封禁并进行开山抚“番”等重大决策的调整。卢树鑫梳理清雍正时期开始实行的贮备银制度，指出清政府在台湾实行了一体化的货币储备部署，台湾官府贮备银成为应对灾赈、军需的重要来源，是中央政府一以贯之积极治理台湾、巩固海疆的表现。
此外，聚焦台湾地方官员的治理实践是近年中心学者深入探讨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如李细珠以姚莹为个案论证嘉道时期清政府延续前期积极政策，推行开发噶玛兰、改革班兵营制和抗击英军并加强海防等举措，以及梳理台东直隶州最后一任知州胡传对理台政策的反思，实施台东基层治理、整军禁烟并筹办海防的史实。卢树鑫则聚焦晚清时期台湾道官员的治理举措。他指出，嘉道以来台湾道官员的身份与职权发生了重要变化，就财政方面而言，台湾道官员从监督者转变为赋税征收的实际管理者。这一因地制宜的做法虽是福建地方政府加强台湾治理的表现，但职权转变期间的诸多不协调，引发了官员内部的矛盾。吴大廷担任台湾道期间设立的台湾盐务总局并未能真正改变盐务运销方式，中法战争期间台湾道刘璈与督办台湾军务的刘铭传之间的“二刘之争”，均是台湾道职权转变曲折过程的体现。
（三）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
中心学者在本领域的成果主要涉及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和民族民主运动两方面。
近五年，中心推出了两部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专著。一是张海鹏先生主编，程朝云、冯琳等人参与编写的65万字《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是中心近年在日据时期台湾史领域推出的一部重磅力作。该书在充分吸收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既有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最新发掘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中、日文档案），对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相对于既有相关论著来说，这是一部篇幅最大、叙事最详、资料最丰富、观点最鲜明的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全书用无可争议的史实雄辩地证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台湾光复的政治基础，是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根本否定。这就是历史的结论。该书出版后，引起了热烈反响，广获好评，入选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25年度“中国好书”。二是李理的《日据台湾五十年》，该书重新书写日据台湾50年的历史，重塑台湾人民认同祖国的历史记忆，批驳“台独”分裂分子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贬低清朝统治和国民党当局统治的谬论。
中心学者在台湾民族民主运动方面各有聚焦。李理考察林献堂等人受梁启超启发、联合板垣退助促成“同化会”成立的经过，视其为台湾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滥觞。褚静涛梳理了祖国大陆知识精英如袁克吾、黄强、江庸、林惠祥等赴台考察，以及台籍人士彭子明、宋斐如、杨开渠等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史著述，介绍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赵一顺剖析了叶盛吉民族意识从萌芽、觉醒到增强、最终认同中华民族并加入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四个阶段，彰显了叶盛吉在日本殖民当局“皇民化”教育的洗脑下仍能觉醒自己中华民族意识的可贵品质。此外，他还以《冯玉祥日记》梳理宋斐如与冯玉祥的交往，展现两岸同胞共同奋斗的历史。程朝云依据台湾军司令部情报复原江保成密谋武装抗日事件与新竹施儒珍等青年知识分子的抗日活动，说明日据末期台湾人民仍以隐秘方式反抗。冯琳指出1931年中国在台湾设领是中国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事件，不能作为日本殖民统治“合法性”的依据。
（四）战后台湾史研究
1.战后台湾政治史研究
台湾光复的性质与法理地位是政治史讨论的起点。张海鹏指出台湾光复既是抗战胜利的成果，也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的结局，其所确立的台湾为中国一省的原则与光复初期的“再祖国化”工作不应被抹杀。褚静涛考察驻台军队与民众的冲突、防务的空虚以及二二八事件后的军事强化，梳理台湾调查委员会的设计与五州三厅改八县的实施，视之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与治权的标志。汪小平从二战期间美军占领台湾计划的流产入手，论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只是地方政府而非“盟国的军事占领”。在档案与人物研究方面，汪小平介绍了严家淦档案的构成与价值，并提示以技术官僚群体为切入点的研究路径；冯琳以顾维钧档案考察1948年至1958年间的人物与外交，以及讨论美国由“弃蒋”转为“容蒋”“驭蒋”，为“维持现状”而站在威权一边的困境。
2.战后台湾经济史研究
经济史方面以程朝云的农复会研究最为集中。她指出，战后中美农业十年合作计划因美国国务院干预缩减为短期考察团，报告书最终未落地，反映了战后中美经济关系由热趋冷及美式农业现代化路线的困境。农复会由“技术路线”转向推动土地改革，并配合美国“第四点计划”打造援外“典范”；1952年起，农复会对金门的援助由农村建设扩大到一般经建，但受美国有限援助政策影响，金门经济出现了军事化后果；陈诚合作完善三七五减租，并经雷正琪建议确定“减租后限田、公地放领为限田前提”的政策思路，美国因素是形塑台湾土改政策的重要变量。
汪小平在战后台湾经济转型研究方面也出版了重要成果《技术官僚与台湾战后经济转型研究——以严家淦为中心的考察》，具体研究了作为技术官僚的严家淦，在战后台湾经济转型、财政政策决策以及经济建设体制变迁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以期从严家淦的从政经历中发现技术官僚群体的特征，并从一个侧面研究台湾两蒋时代的政治变迁的背景和动力，探讨威权、财政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另外，在财政与货币金融方面，汪小平发表专题论文，指出“战时财政”在20世纪50年代末转向促进经济改革，并在客观上牵制了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冒险；1958年台湾外汇制度改革在学者理论与官员推动下完成，促进了出口与经济繁荣，也使市场经济理念得以传播。
3.战后台湾“涉外关系”史研究
在“涉外关系”史方面，李理与褚静涛聚焦琉球问题与钓鱼岛争端。李理在《琉球历史研究》专著中构建以琉球与明清王朝藩属朝贡体系为主线、以日本与琉球关系为辅线的研究进路，系统呈现琉球的历史；褚静涛从琉球地位悬案切入，从历史与法理双重维度驳斥日本的主张，夯实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的历史法理根基。《对日和约》（又称《与日媾和条约》《旧金山对日和约》）与国际法问题受到褚静涛的集中关注。他指出，和约第三条的执行中，美方仅移交行政管辖权而未承认日本的主权，“冲绳返还”一类称法并不准确；和约第三条未提及钓鱼岛，美日相关协定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庄严承诺；和约第二条的模糊处理，为美国西太平洋战略预留空间，但改变不了两群岛属于中国的事实。此外，他依据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本与会议记录，深化论证其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
冯琳则主要聚焦台美关系。她出版专著《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以专题研究形式，论述1949—1958年台湾当局与美国之间在各主要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发展以及最终如何解决，两者如何建立起不牢靠的“同盟”关系，并对后来的远东局势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她又进一步进行了更深入的延展性研究。她先考察美国在台澎归还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及其“军政府”一类杂音与战略算计，继论1949年至1951年美国对亚洲政策、援蒋与对台策略的反思以及“两党协调”机制的形成，并前溯皖南事变后中共争取美国舆论同情、打开高层联络渠道的过程。此外，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审慎对待国民党“反攻大陆”议题，1959年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认为台湾问题并无谈判余地；1960年前后《康伦报告》设想台湾成立“共和国”，被视为“一中一台”谬论的先声，两岸均予批驳，美国对蒋“反攻”且收且放并在1962年前后收紧缰绳，两岸对美国“双重代表权”企图的批驳终告胜利。在粮食、琉球、援外、驻军与条约等问题上，她分别讨论肯尼迪政府售粮“3/4的承诺”的冷战动机、美国对华政策由“门半开”转向“开门”及两岸“不对等共存”格局，蔡璋反对琉球归属日本的主张及其困境，美国以《480公法》“借台援非”的失败与“全球南方”合力的形成，驻台美军撤离滞后于亚太战略收缩的变奏及“剩余代表权”企图的落空，“共同防御条约”终结过程中美国以国内法维持非官方关系的逆流，中美和解由粮食贸易、人民外交、乒乓外交与秘密外交推动的非传统路径，以及“中美裤”叙事对美援关系的简化。
4.战后台湾文化史、思想史研究
光复初期的教育与文化重建是褚静涛用力最勤的方向。他梳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主导编写中国历史教材、推行中小学中国历史教育以培育国家认同的历史，考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1946年组织编写教材与设置课程的做法，以及准备不足、师资缺乏与党化教育等问题，讨论国语教育的师资与教材建设，以及教科书强调情感、国情与家国情怀而内容偏深偏难、供应短缺、售价偏高等情况。在人物与机构方面，他考察林忠编写《国语广播教本》、推动国语运动的工作，以《灌园先生日记》考证林献堂在通志馆创建、运作与改组中的作用，讨论黄纯青倡议设馆修志、主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的经过，指出《台湾省通志稿》“光复志”保存《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献，却因反共意识形态而回避台籍志士的贡献。
思想与社会层面，郝幸艳梳理《海峡评论》论证“九二共识”真实存在、纠正衍生说法的社论，并指出其内部对“一中各表”看法不一，有待厘清。
（五）学术史梳理
2023年，中心出版的《台湾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二十周年论文选集》，是继前述张海鹏、李细珠的回顾文章之外，对中心二十年部分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该书共收录了曾经与当时在中心工作和学习的17位同仁的论文25篇，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中心同仁推进台湾史学科建设的努力。
此外，《台湾历史研究》创刊以后，自2022年起，中心同仁便在该刊发表上一年度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综述，呈现台湾史学科上一年度的基本发展状况，总结指出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与不足，供学界同仁参考，以期更好地推进台湾史学科建设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三、问题与前瞻
综观近五年来中心在平台建设与学术交流、学科建设与学术贡献两方面的发展情况，有两个需要特别指出注意的问题。
一是为反“独”促统和国家统一大业提供学术支撑的学术交流，尤其是走出去的学术交流仍有待加强。近五年来，我们持续举办台湾史学术研讨会、刊印《台湾历史研究》期刊，并构建了培养台湾史研究新生力量的展示平台，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与台湾学者的学术联系，尤其是台湾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联系仍有不足，如何保持并扩大与台湾高校、研究机构学者的往来，同时重视与日本、美国等海外台湾史研究力量的对话，将是未来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之一。当然，我们将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两岸及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对话与合作。
二是学科建设的均衡化发展问题。总体而言，中心同仁近五年的学术成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史观为指导，或正面建构对台湾历史的解释，或直接回应“台独”史观，较好地弥补了此前台湾史研究理论方法的薄弱之处。但学术成果在时段分布上，仍呈现出“薄古厚今”的格局，战后台湾史成果最多，清代与日据时期次之，早期台湾史几近空白。如何补齐中心早期台湾史、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力量仍是极具挑战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与当前中心成员年龄结构老化，亟须补充新生力量的现状是紧密关联的。具体时段学术成果的不均衡问题同样亟待解决。如战后台湾史中以战后“涉外关系”史的成果最为集中，但1949年以后台湾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变迁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应重点思考深化1949年以后台湾政治体制转型、经济结构变迁与思想文化演变的实证研究，补强人口流动、社会结构与族群关系等领域研究。
在积极面对问题的基础上，中心未来将持续努力建设好三个平台，巩固平台与优势领域，并重点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做好成果转化的攻坚克难工作。近五年，以中心成员为基础组建的项目团队初步完成了三卷本《台海两岸关系通史》的写作，这为未来的出版奠定了基础，但仍须不断打磨完善，以切实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对台工作方针大局。同时，宜将远期完成多卷本《台湾通史》的目标进行切实规划，持续做好专题积累和资料编纂，形成体系化的学术成果。
二是启动资料编纂与出版工作。资料编纂是中心长期规划中寄望的重点方向，过往由于条件限制，未能进行长久有效的推动，是一大遗憾。当前，我们在已启动了中共台湾地下党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的前提下，在AI数字人文的条件下，进一步借助数据库与专题档案的整理，逐步实现“资料中心”的初衷，以更详尽的史料无可辩驳地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来源：《台湾历史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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