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志海

出版时间：2022-7

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1894年至1911年的17年里，美国与晚清中国的官方关系显然有了重大转变和发展，有着丰富内容。在考察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之后，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这样一些结论。

　　其一，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19世纪末，随着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开始一改以往追随欧洲列强的传统，寻求在中国问题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政府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加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拒绝与欧洲国家合作，转而与日本站在一起，怂恿和鼓励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并帮助日本攫取对华侵略成果，试图借日本之手削弱英国、俄国等欧洲国家在中国的影响力。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虚弱暴露无遗，面对列强在华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狂潮和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中外战争，美国政府不但极力避免加入列强瓜分中国行列，并两次向列强发布“门户开放”宣言，这不但标志着美国开始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而且也是美国在国际上谋求列强对华政策主导权的起点。自兹之后，门户开放便成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其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从商业利益出发，但实则包含两方面内容。在商业经济层面，在承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前提下，维护平等自由贸易，在各国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实行同等的关税、入港费和铁路运费，也即保持各国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向美国开放。在政治层面，加强清朝政府的统治，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这两个方面是彼此相关的，不能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也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门户开放。诚如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起草人柔克义所说，门户开放政策不可能是纯粹商业性的，它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没有政治的保障和护航，经济的门户开放也是不可能实现或贯彻的。

　　其三，美国政府对清末中国内政的态度和反应，很大程度上就是反映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正是从门户开放原则出发，美国政府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始终将扶植清廷内的亲外改革派势力和打击清朝统治集团内的排外保守势力作为其对待晚清朝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同样，正是从门户开放原则出发，美国政府欢迎清廷进行渐进的行政和政治改革，希望一个相对稳定和有效率的政府，尤其积极支持清廷进行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有关的改革。如果说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在国际上只是一种姿态，并没有实际加以落实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政问题上则不折不扣地贯彻了门户开放原则。导致美国政府在贯彻门户开放原则上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政问题上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清朝政府，要求清朝政府执行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原则相一致的政策，并不需要美国承担额外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的是对清朝政府的单方面要求。而在国际和外交层面落实门户开放原则，很大程度要受制于其他列强；当与其他列强发生冲突之时，美国政府就不愿承担维护门户开放的责任了。美国政府在贯彻对华门户开放原则上表现出来的这一差异，一方面说明美国门户开放原则具有机会主义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当时美国政府试图通过中国配合美国政府实现门户开放原则而做的努力，表明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并不只是梦想，而是实实在在的。

　　其四，基于对华门户开放原则，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虽然对清朝政府的行政和政治改革持欢迎态度，但为维护和加强清朝的统治，尚无意对清末的政治改革进行直接干涉，奉行“价值观”外交。虽然美国一些驻华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对清朝政府的自我革新能力有所怀疑，有时还以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批评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不得要领，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像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的那样，急于向中国输出美国或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按美国和西方的形象改造中国。相反，美国政府当时并不支持中国国内追求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人，甚至也不主张和赞成清朝政府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对因清廷实行政治改革而出现的民族主义趋向明显持警惕或抵触态度。总之，美国政府对清末政治改革的态度，固然受价值观念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并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多少怀有偏见，认为中国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不具备建立民主制度的能力和条件。美国将“价值观”外交奉为圭臬，这是二战以后冷战的产物。这种“价值观”外交，反映了美国霸权主义和美国中心论思维，既违背国际关系准则，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是极不可取的。

　　其五，与对清朝政治改革持谨慎或相对冷漠态度不同，美国政府为实现对华门户开放原则，对清末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有关的改革，诸如币制制度、关税制度、矿务政策、通商口岸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改革，则多加干涉。在这些改革领域，美国政府一方面固然认为这些改革将有助于中国资源的开发、实业的发展，并声称美国不追求单方面利益，但同时又继续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不但忽视中国当时实际的经济状况，并且坚持维护不平等条约体系。美国政府与清朝政府在这些改革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反映了在清末中国对外开放上的两条道路之争：美国政府力图将清朝政府的门户开放置于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下，清朝政府则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走独立自主的开放道路。此外，美国政府对清廷朝政改革的“政冷经热”的态度，亦从一个侧面反应美国门户开放原则当时确乎主要是从商业利益出发的。

　　其六，在清廷政治权力斗争中，美国政府始终支持亲外的改革派势力，严防和打击排外保守势力回潮。但在如何界定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上，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则充满偏见。他们基本上以清朝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为取舍，视袁世凯势力为改革派的代表，将袁世凯的政敌都视为保守派势力，因人论事，对清朝统治集团重要政治人物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并无细致、客观的观察和了解。并且，随着日俄战争之后美国与日俄在华竞争的加剧，美国政府愈益将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培植亲美势力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对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之外的政治势力和影响，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没有给予充分和必要的关注。他们不但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对中国民众朴素的反对清朝统治和反对外国列强侵略和压迫斗争的合理性缺乏同情和理解，而且对以康、梁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派势力的崛起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亦缺乏关注。总之，美国政府对20世纪头10年中国政局的演变缺乏全面、客观的观察和判断，这亦是美国对华政策在清末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后来美国“失去中国”的原因之一。

　　其七，在清廷政治权力斗争中，尽管美国政府支持清廷改革派势力，并开始着力培植亲美派势力，但直至1912年清朝覆灭，美国政府尚未在中国内部找到或培植起能够完全代表美国利益的政治势力。在辛亥革命来临之际，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在如何对待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上有不同意见，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像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与反动的清朝政府或袁世凯政治势力相勾结，而是始终奉行中立和不干涉政策，既拒绝承认南方革命政权，也不主张帮助清朝政府或袁世凯势力镇压革命党人，反对有关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寻求承认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并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政府。在清朝灭亡之后袁世凯政治势力与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政治势力之间，美国政府最后倒向前者，固然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是美国政府的选择，但同时或者说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

　　其八，就美国政府对晚清朝政的作用和影响来说，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后果。就积极方面而言，美国政府扶植清廷内的改革派，要求清政府压制任何的排外活动和有排外倾向的官员，鼓励清政府实行开放和改革政策，对改变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促进中国国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就消极方面而言，在中国国内近代民族意识高涨之际，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干涉清廷的朝政，不但破坏中国主权，同时严重损害了清朝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激化了中国国内矛盾，助长中国国内的革命和动荡，不利于中国向近代国家的正常转型，甚至为后来中国陷入军阀混乱埋下祸根。再者，尽管在晚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上，美国是当时与中国最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是对中国危害最少的一个国家；相比其他列强，美国无论在中国外交还是内政问题上，都执行较其他列强相对友善或者说与中国较为有利的政策和态度，但同时美国始终没有脱离列强阵营，坚持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并不支持中国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只有建立在独立自主的正常的国际关系之下才能实现。

其九，就清廷朝政来说，透过美国政府的观察和反应，我们看到一方面清朝政府在遭受八国联军侵略的打击之后，的确滋长了亲外和媚外的倾向，但在事关国家主权和利益问题上，清朝政府也并非完全像以往国内一些著作认为的那样，采取卖国政策，相反，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力所能及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并且，清政府在义在团运动之后表现出来的亲外倾向固然有媚外的成分，但同时其中也有主动迎合国际潮流的趋向，有其进步一面。将清朝政府说成是“洋人的朝廷”，这是当时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统治而做的宣传，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其十，透过美国政府与晚清朝政关系的考察，我们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列强虽然对晚清朝政的变动施加了重大的影响，但晚清朝政的发展方向和结局，最终取决于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晚清的改革运动虽然在许多方面成为条约义务，但同时清朝政府仍然掌握着改革的主动权，毕竟晚清政府尚不是一个完全受制于人的傀儡政府，晚清中国尚不是任何列强的附属国。对于研究晚清中国历史来说，无论是“挑战-回应”模式所代表的“西方中心论”研究模式，还是近年学术界颇为提倡的“中国中心论”研究范式，都存在偏颇，不适合用于研究1840年中西大沟通以来的中国历史。

　　最后，落实到何为晚清中美特殊关系问题，我们首先不能对特殊关系做绝对片面的理解，简单定义为友好关系；国家之间基于利益关系，不可能始终都是友好合作关系，而没有矛盾和冲突。固然，美国从19世纪40年代至1898年在中国奉行学者所称“合伙”或“为虎作伥”外交，追随英国等列强之后，道德上与欧洲人的传统做法无优越可言；而美国在1899年宣布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也只是美国海外扩张的产物，其动机和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扩大美国在华经济和政治势力，同时美国亦没有不折不扣地奉行此一政策，阻止列强瓜分中国；并且，晚清中美之间还发生过美国的排华主义和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但这些都不能否定近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与其他列强之间的不同，否定中美特殊关系的存在。

　　再者，晚清中美特殊关系也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美国人怀着“天赋使命论”的思想，对华充满理想主义，要用美国的自我形象和价值观改造中国、塑造中国，这只是一部分传教士和美国舆论界怀有的思想。作为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宣告独立的合众国，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基本奉行和采取的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不干涉的中立主义外交思想。在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才彻底放弃孤立主义和不干涉的中立主义外交思想，转而奉行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当然，对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和不干涉原则，亦不能绝对按字面理解。所谓孤立主义和不干涉原则，并不是说不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也不是像美国人自己声称的那样，对别国的内政一律不干涉。它们的本意是，在美国尚未成为世界唯一强国之前，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主要以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为主，不干涉与美国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国际政治纠纷，不与其他国家结盟，不卷入与美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战争。所谓孤立主义和不干涉原则，实际上就是尽可能避免承担与美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际义务。

　　所谓中美特殊关系，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内涵。就晚清来说，中美特殊关系主要体现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里，美国的对华政策较诸其他列强温和，没有像其他列强那样富有侵略性，对中国的危害没有其他列强那样严重，美国是几个主要列强中惟一没有直接使用武力分割中国领土的国家；体现在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上，偏向于寻求经济利益，主张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体现在美国比较重视通过慈善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扩大在华影响力；体现在美国认为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更合乎美国的利益，鼓励和支持中国国内各项改革，同时相对尊重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体现在美国一面怀抱基督教恩抚主义和开发中国经济的热情，同时又对中国始终抱有种族主义偏见。此外，中美特殊关系还表现在中美彼此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迷思”，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意和不满足感。这种特殊关系是由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地理、政治、经济、国土和国际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形塑和决定的，并表现为中美共同战略利益观：一个相对繁荣富强的中国符合中美两国利益。

　　时转势移，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历史上形成的中美共同战略利益观和特殊关系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和高科技时代的今天，为了人类的美好明天，中美两个世界大国必须跳出历史上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认真反思和珍惜历史上形成的中美特殊关系，尤其是美国方面应摒弃冷战思维和基督教恩抚主义的失意感，与中国一道创造性地构建一个新的共同战略利益观。这是中美两国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最后，以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卡尔·多伊奇所说的警示作为全书的结尾：“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30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馑和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有办法对付饥荒和瘟疫，但迄今为止，在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武器所具有的威力面前，以及在我们作为民族国家的行为举止方面，我们却一筹莫展，无以为计。”

后 记

　　每部学术著作的诞生和出版，都有它的历史和故事。本书的写作最初源于1990年代从事清末新政史研究，试图探讨列强与清末改革的关系。2001-2002年获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机会，便改以美国政府与清末新政关系做我的访学研究题目，对美方档案和文献资料做了广泛的搜集和阅读，由此奠定了本书的写作基础。2003-2008年师从熊月之先生攻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又以这个题目做了我的博论选题，并以这个选题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将研究时段稍前移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于2012年通过结项。后因其他研究工作，一再耽搁，至年初杀青、付梓之际，距最初着手研究，已过二十余载。蓦然回首，不胜感慨！

　　饮水思源，这部著作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张海鹏、耿云志两位所长及张振鹍、陶文钊老师在我当年申请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的鼎力推荐，同时也感谢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裴宜理教授、孔飞力教授的支持，感谢柯伟林教授慨然应允做我访学期间的指导老师。同样，亦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各位工作人员提供的周到的安排和服务，感谢哈佛大学各图书馆的开放和提供的便利，更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我30余年学术研究中提供的长期帮助。此外，还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为本项目的研究和出版提供的宝贵资助；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徐思彦等诸位领导的多年督促和编辑石岩的编校；感谢马维熙同学为本书引文所做的认真核对。最后，借此机会，向所有在我学术生涯中曾提供过热情帮助的中外学者和友人致以最真诚的谢忱和祝福！

　　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得益于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著作在付梓之际，中美关系正处于中美建交以来最低落、最艰难之时，又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抉择时期。在这一艰难和关键时刻，中国方面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提出中美构建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不管美国方面最后如何界定中美关系，做出何种政策抉择，从历史和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任何将中国排除在东亚和世界体系之外的政策，或将中国视为敌国或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都是有悖美国东亚和对华政策初衷的，既不符合中国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试问一个与中国脱钩的东亚政策何以成为东亚政策或亚太政策？一个将中国视为敌国或战略竞争对手的对华政策，如何能够符合美国的利益？为了重建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美亟待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期待中美两国学者为此多做有益工作，以自己的知识贡献于中美两国和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2022年5月于通州大运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