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简称“两半”）是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八十年代以来，对这一早已成为“定论”的总观点，学者们重新进行了研讨[1]。近几年来，又有学者对这个理论进行概念史的研究，也引起关注[2]。这里，笔者想就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形成过程作一些学术史的考察，供进一步探讨之用。其中学者们已经涉及的史料，不再述列。

一

早在1932年，托派的李季就曾指出，“半封建”或“半封建社会”的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习用的。例如《法兰西内战》中就有“半封建”一词[3]。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则说，“半封建”一语出自马克思《资本论》[4]。他们的考察表明，“两半论”在马恩原典中有一定的理论依据[5]。

不过，作为专门揭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根本观点，“两半论”却并非来自马恩，而是来自列宁。具体说，是来自列宁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报告。

“半殖民地”一词，原是列宁著作中的习语。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列宁有过“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的讲法。列宁是在阐述其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背景下讲这些话的，针对的是中国、波斯等国家的主权地位。

同时，列宁也用“半封建”一词来概括中国的基本状况。例如，1920年7月26日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报告，就两次出现“半封建”的讲法。不过，比起“半殖民地”，列宁对“半封建”的使用次数要少一些。至于这一术语的大体意思，列宁有过下述讲法：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有用“半封建方式”耕种的土地；“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等等。很显然，“半封建”一词所针对的，是社会的结构和形态。

与上述两个术语相联系，列宁著作中还散见着“半无产阶级”、“半无产者”、“半小资产阶级”、“半贵族”、“半农民”、“半附属的民族”、“半野蛮生活”、“半劳役式的剥削制”、“半中世纪制”、“半愚昧无知”、“半不自觉”、“第二半国际”一类词语。可见，“半”实为列宁著作中一个常见的语式[6]。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在国际共运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他的相关思想，由共产国际二大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文件形式确定下来，从而成为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从中国社会性质的角度看，列宁的论述有两个基点，一是确定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二是拈示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就是列宁――尽管列宁“只是从理论原则上指明”，还“没有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7]既然列宁提示出了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两个基点，我们看到，二十年代前期的共产国际文件，在论及中国问题时，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的，从而也就确定了论述中国社会性质时的一种二元架构。同时，列宁又没有就“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相互关系作出详细论述，这就为日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以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东方少年革命党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为例，在谈到中国社会状况时，写道：“中国经济的状况，可依性质分为两种：一为在内地乡村的，还是一种旧式农业的和家长制的状况；一为在边境各口岸的，则已是一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了。列强在中国所施行之帝国主义政策（侵略政策）已使中国经济完全的奴服了。”由此在政治上形成北方为“封建式军阀”、南方为“方兴的有产阶级”分割的局面[8]。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二元架构。它虽然并不完全与列宁的论述相吻合，但符合列宁的思路，与列宁所提示的两大基点相对应。

再如1922年11月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于使用“半殖民地”概念之同时写道：“由于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混杂掺合的过渡形式，而且首先是商业资本占优势。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制要想摆脱封建官僚和封建地主的束缚，往往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的道路。这就是对帝国主义压迫顺利进行群众斗争的主要障碍，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在一切落后国家里，都利用当地社会上封建的（有时是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作为其统治的代理人。”[9]文中特别点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波斯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该提纲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这两个术语是不可分割的。它已经揭示出外国资本与封建势力结合的特点，可以看作是对列宁思想的深化。

与这种对中国社会基本状态的认识相适应，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三大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坚持过去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10]1924年2月，孙中山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则说：国民党“力求使整个民族摆脱半封建的地位，或者如同这里所说摆脱军阀的统治，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为此就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因为它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负有责任。可是国民党人并不懂得这一点。”[11]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一方面是“封建代理人”；一方面是“半封建地位”，一方面是“半殖民地状况”，革命对象的二元性与社会性质的二元性相辅相成，反映了共产国际在思考中国问题时的基本思想状态。

不过，从二十年代前期的实际情况看，由列宁所提出的这种二元结构，无论在人们的思想中，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都是不平衡的。它明显地向“半殖民地”一方倾斜，而在“半封建”的层面则呈现出论述不足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悬置状态。

国民党承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最明显例证，是1924年1月23日发布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8月，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所谓“党内共产派”问题，所作决议案的第一句话便是：“现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之下。”[12]

与之相适应，一些国民党人经常使用“半殖民地”概念。例如廖仲恺，1925年5月作《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三次使用“半殖民地”一词。7月，在黄埔军校作《帝国主义侵略史谈》的演讲，也用这一概念贯穿[13]。学者方面，则“新生命派”的朱伯康明确说： “现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半殖民地的经济现象。”“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半殖民地的经济，或者说是半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经济。”[14]

国民党肯定中国为半殖民地，乃得之于共产国际。当时有人甚至说：“中山主义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世界的中山主义”[15]。

在这种情形下，三民主义所包含的反对阶级斗争的意涵，《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所明确写明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文，虽然也曾引起莫斯科注意，但总体上却被“革命阶段论”暂时冲消了[16]。

托派也承认中国是半殖民地。托洛茨基明确写道：“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俄国1905年相比，第一就是半殖民地地位”，“中国是半殖民地”[17]，“中国半殖民地的情形，就是它的经济落后。”“中国半殖民地性质之表现，不是别的，而是中国民众或是有产阶级失了发展工业的保障，因为失了它，落后的国家便始终不能前进。”[18]中国托派也作如是观。如严灵峰说：“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实权大部操诸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手。”[19]任曙说：“因为中国是半殖民的国家，其前途将愈益殖民地化。”[20]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中国是“半殖民地”这一点上，当然更加明确。1924年7月1日，李大钊在一次发言中就使用了“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讲法[21]。

国民党、中共、托派之所以在“半殖民地”的定性上不存歧义，一是由于列宁对此已有明确论断，且已成为共产国际的决议，二是由于帝国主义之侵略乃是活生生的事实，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但是，中国是否为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关系如何，二十年代前期的中文论著却基本未予触及。这样，就形成二十年代前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人们在谈到中国的社会属性时，时常使用“半殖民地”一词，却极少见到“半封建”。以《邓中夏文集》为例，书中所收1924年3月22日发表的《论劳动运动》一文，已经使用“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的讲法，其后的文章更是一再使用，但“半封建”一词却始终没有出现[22]。这种频繁使用“半殖民地”却很少提及“半封建”的现象，同样为后来的大论战埋下了伏笔。

总体来看，二十年代前期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根苗和渊源的相关言论，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理论源头是列宁，并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第二，已经指明中国的国家特点（半殖民地）和社会特点（半封建），确定了分析中国问题时的二元架构；第三，在二元架构中，“半殖民地”得到认可，而“半封建”却呈现出某种被悬置的状态，二者的孰优孰劣问题，更是未予涉及；第四，“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和理论，还没有出现。

这样一种朦胧的早期的理论形态，既反映了列宁的高瞻远瞩、目光锐利，也表明苏俄当时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水平还处在曙色初露、天光未明的有目标探索阶段。中国党的理论水平，当然也和她的年龄一样幼稚。1927年10月23日，鲍罗廷在莫斯科作《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感慨良深地说，1923年时，联共对中国的事情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至少不比对其他国家事情的兴趣大。“当时我们还没有关于中国的任何像样儿点的书籍。”[23]而中共建党时，“共产党员对于他们为什么要当共产党员，认识是模糊不清的。”“谈不上有什么中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关于列宁主义，他们只知道，列宁创建了工农政府。他们几乎不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不了解为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历史。即便那些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书籍的人，也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24]几年后，有人还在说：“很多中国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理解只是一个字‘列宁’。”[25]为此，斯大林于1927年7月9日亲自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认为“需要用汉语撰写一批比较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这种书籍应该是有分量的，而不是由一些‘传单’拼凑而成的。”[26] 在此情形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点被确立下来，并成为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依据，已经很不易了。这种已经确立基本点而细节上却又很模糊的理论状态，在发育过程中，必然会引起争议。特别是当它在政治实践中遭遇巨大挫折和挑战时，争议更不可免。

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议，最初源自国共合作的政策和实践。国共合作政策由莫斯科于1923年正式提出（这一年恰好也是托派开始形成的年份），当时即遭到托洛茨基等人反对，但托洛茨基一派当时也没有对中国革命形成系统看法。到1926年，随着国共合作出现危机的症状，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观点开始系统化、理论化[27]，斯大林一系所坚持的国共合作主张也日益得到理论上的阐述。在交锋中，两派均以列宁所确立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架构为基点，然而却向不同的方向倾斜。托派向“半殖民地”的方向倾斜，直至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压倒一切。斯大林派向“半封建”的方向倾斜，直至认为封建关系在中国占优势。中国人夹杂在两派中间，反倒是注意到“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不可分割，于是在中文中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字句。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有学者指出，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共旅俄支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已经提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28]。笔者所发现的最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字样，则是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原文为：“我们长久困居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受尽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军阀的双重压迫。”《国际评论》是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们所办的一个手写油印本刊物，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将他们保存的一套整理出来排印出版，使我们得以看到这一文献的原貌[29]。这个刊物是否与蔡和森有关系，还待进一步考察。

不过，1926年虽然已经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字句，却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理论上的论证”，“还不能代表全党的认识水平”，因而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两半论的“完整统一的概念”[30]。

二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大交锋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最关键的环节。以此交锋为背景，中共内部既发生分歧与分裂，国民党及自由马列学者也卷入进来，形成国内的社会性质大论战。

前文已言，托洛茨基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进而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31]。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样两个相互对立的党，不可以实行党内形式的合作。非但不能合作，共产党还应该推翻国民党，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国共两党非联合不可的话，也必须采取绝对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方式。托派提出，虽然反帝是中国革命的任务，但不能因此轻视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斗争[32]。他们的口号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

与托洛茨基派的观点相反，斯大林派则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而封建势力却占优势。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所以，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联盟的成员。国共两党共同反帝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而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军阀）密切关联，所以反帝的同时要反封建。不存在“反资产阶级”的问题。基于这种认识，斯大林要求中共帮助国民党反帝，服从国民党领导。

很显然，两派争论的焦点，不在“半殖民地”，而在如何估价中国社会的“封建”性。所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实际上是如何估价中国的封建性之战。

为反击托派“资本主义社会”的定性，斯大林、布哈林特别强调中国的封建性。为突出封建性，布哈林虽然也使用“半封建”概念，却始终没有将中国社会定性为“半封建社会”。他的中心观点在于认定，中国是“封建残余”关系占优势。既是“残余”，又占“优势”，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嘲笑[33]。但是，我们看到，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前期斯大林系统的学者们所着力论证的，正是这种“封建残余优势说”。

托洛茨基所集中攻击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也正在“封建残余占优势”的核心观点上。须指出的是，托洛茨基并不否认中国存在封建势力或封建关系。他只是说，这种关系并不“占优势”。1927年7月2日由托洛茨基起草完成的所谓“反对派纲领”写道：“高利贷的奴役的束缚，农奴及半农奴关系之在中国乡村中占很重要地位，并且在城市也是这样，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中国无可争论的是有统治作用。”[34]同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都不排斥“半封建”的提法。托洛茨基在1928年6月说过一段纲领性的话：

建筑在包罗全国的商业与银行资本基础上的国内工业，非常迅速的发展；重要农民区域之完全依赖市场；对外贸易之伟大与日益增长；中国农村之在各方面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些都显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封建与半封建的关系，无疑是强有力的，其发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封建时代所遗留的，一部分乃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农村人口过剩，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影响等等而新形成的。然而这并非“封建”的（更正确的农奴及一般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统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正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占主要地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的远景。否则，岂不是首尾不相顾吗？[35]

严灵峰也曾不含糊地说：“中国社会长时期是沉淀在半封建制度和商业资本长期侵蚀的进化过程之中。”到中国农村去看一看，“可以发现许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陈迹。”“我们不怕承认中国有封建和半封建的残余存在”[36]

可见，双方争论的不是有没有“封建”或“半封建”，更不是“封建”或“半封建”的词句，而是谁起“统治作用”，谁居于主导地位。换言之，双方均握有列宁的二元架构，只是将这种架构具体落实到中国实际时，因政治利益的不同而发生严重分歧。

随着争执的日益激化，双方对中国封建性的估计均逐渐弱化。斯大林一系由“封建占优势”向“半封建”演变；托派一系则由“封建占很重要地位”向“封建只是残余，乃至残余之残余”演变。

此时的共产国际在论述中国社会性质时，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例如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所作中国问题决议案写道：中国国民革命“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中国尚有“许多半封建制度的残留”。“这种半封建制度的余迹，正在被革命军的压力所破坏，而引起城乡劳动群众的斗争。”中国的乡村经济是“许多半封建的经济关系之余迹与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元素，互相密切地交缠着。”“军阀的统治，建筑在奴隶式的半封建制度之上。”“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消灭一切封建社会关系之残余，解放中国民族，国内社会关系之革命的改革，这些事相互联接着，成为中国革命的整个的责任。”[37]

这里既强调半封建关系，又说它正在被破坏，而且是与资本主义元素“交缠着”。至于“半封建余迹”与“资本主义元素”到底谁主导谁，则未予回答。从“正在发展”以及遭“破坏”的字眼看，似乎倾向托派，而从强调半封建的基础性作用看，又倒向斯大林。这是典型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风格。

1927年3月，斯大林的亲信米夫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中写道：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使中国从“殖民地经济制度的半封建遗迹”中解放出来。“谁都知道中国不是个殖民地，而是不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38]其后，布哈林对“半封建遗迹”与“半殖民地”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直接促成了斯大林观点的系统化。

4月19日，布哈林在莫斯科作《中国革命问题》报告，专门就托派拉狄克的“资本主义说”作详细批驳。在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前提下，布哈林着重论述中国的封建与半封建关系。他说，革命是要使中国“摆脱半封建的分散割据状态”、“摆脱殖民地式的半奴隶依附关系”，其国内目标是“反对封建残余，反对束缚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中世纪羁绊。”“这场革命反对的是封建残余，是这种封建主义的社会阶级代表”。他分析中国的土地关系，认为它既不是“典型”封建主义国家中土地关系的简单重复，也不是由“典型”封建主义转化为“典型”资本主义或近乎“典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土地关系的简单再现。他并说，封建制度虽然改头换面，花样翻新，但存在着，不过“并不完全是通常的封建主义”。谈到地租时，他承认，中国“存在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形式同半封建主义地租形式的结合”，但强调这不是资本主义地租最新、最发达的形式，而是“半封建制度的残余”，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至于帝国主义的作用，布哈林特别突出它与封建关系的结合以及中国经济对它的依附。他说，“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五花八门，阶级内部关系千差万别的国家”，各种关系在中国造成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但基本可概括为这样一种特征，即“十分陈腐的封建关系残余及某种形式的当地商业资本和信贷资本同最现代形式的外国帝国主义的相互结合。”

显然，布哈林虽然采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讲法，但关键词却不在这两个字眼上，而在“封建残余”上。不过从内容看，他确实勾勒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一些基本点。

突然而至的四一二事变，给本以火爆的理论交锋又浇了一把油。4月21日，在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斯大林代表党在《真理报》发表《中国革命问题》，即“给宣传员的提纲”，开篇即写道：“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39]这里，他还在使用“封建残余”的字眼，但突出了“半殖民地”与“封建”的二维，带有一锤定音的意思。

托洛茨基不甘失败，随即于5月7日写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逐条进行批驳。托氏认为，“封建残余”占优势的理论，无法对“四月事变”作合理说明；如果不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正确定位，迅速退出国民党，流血的一页就会由汪精卫“重演一次”[40]。

斯大林随后针锋相对地说，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战场，就是帮助敌人；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将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布哈林随声附和：“现在，可以说特别是现在，采取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荒谬的。”[41]

为证明这一点，斯大林5月13日与中山大学学生谈话，再次强调，不能低估中国的封建势力，中国农村尽管存在商业资本，但“这种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是和封建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它从地主那里袭用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42]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理论，就这样在活生生的鲜血和政治斗争中日益彰显着，完善着。随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政治上的失势，斯大林、布哈林的观点成为共产国际的指针。突出封建性，强调封建关系的优势地位，成为这一观点的突出特征。

1927年5月4日，罗易在中共五大上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案的报告，谈到了中国社会结构。他说：“中国社会的结构大部分是封建的，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城市人口占少数。国民经济仍然普遍地受封建或半封建生产关系所支配。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帝国主义破坏作用的结果。帝国主义已经使中国社会停留在一种落后状态之中。”“在现时代，中国革命对内的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为充分发展经济力量创造条件”“中国资产阶级主要来自地主阶级，甚至直到现在还与各封建阶层有密切联系。即使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有密切联系。”“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反帝斗争是与反封建主义斗争同时进行的。”[43]

显然，斯大林的观点主导着中国党。但是，斗争并未结束。毋宁说，真正的理论交锋才刚刚开始。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召开，以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为一方，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季氏未准与会）反对派为另一方，以中国为议题，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论战。在谈及社会性质时，美国的佩佩尔强烈指责托派“完全否认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否认旧的封建残余分子和新的封建分子”。5月24日，斯大林发表演讲，一方面给反对派扣上“欺骗”、“捏造”、“诽谤”、“歪曲”、“诡辩”、“诬蔑”、“造谣”、“下流”等帽子，一方面继续阐发自己的观点。

关于社会性质，斯大林说：“封建残余是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土地革命的基础，“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主要形式”。他并指责说，托洛茨基“对中国封建官僚压迫的力量和意义估计过低”，“不是完全不承认中国封建残余的存在，就是认为这些封建残余没有决定的意义。”在强调“封建残余”的同时，斯大林继续阐发这种“残余”与帝国主义密切结合的特点，从而导出反帝反封建的结论[44]。

到此为止，斯大林已经划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基本线条。但是，他并没有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还没有让自己的观点清晰起来。尤其不幸的是，就在他演讲中“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的话音还在耳畔回响之际，却又传来了武汉汪精卫背叛革命的消息。“国民党由一个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手挽手反对帝国主义的党，变成了一个同帝国主义串通一气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反对无产阶级的党。”国民党的领袖，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敌人”[45]。这一切似乎都验证着托洛茨基的“先知先觉”[46]。

但是，斯大林坚持说，正确的政策并不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革命暂时失败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的领导是正确的，“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47]。

同时，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却悄悄地深化着。他说，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中国经济的特色，是“在封建的中世纪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依然保存的条件下，中国农村封建残余的统治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相结合”[48]。

到1928年，斯大林布哈林的观点终于统一了莫斯科和中共中央的思想。这年2月25日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再次强调：“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49]同月，罗明纳兹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中，也继续强调“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同时着重论述半封建性。他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未曾切断它与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前的、半封建的血缘关系。” 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反对外国资本的压迫，消灭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中那些资本主义前的半封建关系的残余。” “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力求在全中国巩固和保持旧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没落了的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地主经济和半封建的、亚细亚的土地关系。”[50]这些论述，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张本。

三

莫斯科大交锋确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基本内容，大大深化了列宁的二元架构，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但是，斯大林、布哈林并没有作出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完整论断。论战中，斯大林采用许多不正当乃至下流的手段，虽具有客观上不得已的诸多理由，但毕竟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表明托洛茨基一派就正确。正如中共系统的吴黎平所说，托派“对于革命道路的观察非常抽象而简单。”[51]也正如后世某些国外学者所说，如果共产党“在1922年和1923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52]

事实表明，搞清中国社会性质的任务，还需要中国人来完成。在莫斯科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探索。中共的探索，同样是在与托派的斗争中进行的。

中共五大之前，本不存在托派问题。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由于组织隶属关系，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自然而然地站在斯大林一边。所以，1925年1月，中共四大作出《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决议案》，对托洛茨基提出警示[53]。大革命失败，最终将陈独秀等人推向托洛茨基。接受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理论，必然会接受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主张。这样，托派在社会性质大论战中也就成了中共学者主要对付的一派。需要指出的是，比起任曙、严灵峰、王宜昌、李季这些托派理论家来，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非常少，态度也比较缓和[54]。

大革命失败之初，托派思想在中共党内颇有市场。甚至一些并未沦为托派的中共领导人也或多或少地同情乃至具有托派观点[55]。鉴于这种情况，莫斯科需要中共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将其思想固定下来，并最后对中共党内的托派分子作出组织处理。中共六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1928年4月，瓦尔加为中共六大纲领草案起草了初稿。瓦尔加是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后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他的初稿写成后，曾呈送斯大林、布哈林、米夫亲自审阅。稿子详细阐述了中国社会性质，直接为中共六大作了理论准备。他写道：“中国正经历由建立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并含有强大封建主义因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过不完备的半殖民资本主义阶段，向工农民主革命专政革命转变的时期，工农民主革命专政在中国是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必要的初始阶段。”

稿中有一节专谈“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写道：“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前，中国社会保留着自己的前资本主义半封建性质。”“掌握着经济命脉即矿山、工厂铁路、海河航运、对外贸易和银行的外国资本把国家变成半殖民地，使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俯首屈从，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买办。”[56]

瓦尔加是一位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型革命家，他个人认为中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即亚细亚社会，而非封建社会。他这里使用“半封建性质”的提法，代表了共产国际的一般性看法：一个“前资本主义半封建性质”，一个“外国资本”，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按照莫斯科预先准备好的文件，通过六大决议案，认定“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决议强调，“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57]这段话，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在中共文件上的正式确立，但还不完整，不成熟，也未统一全党的认识。

所以，第二年8月，《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依旧没有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只是说：“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了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8]这“两个优势”并存的措词，反映出中共在认识上依旧不清晰[59]。

周恩来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60]也就是说，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正确只是原则上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事实上，理论工作才刚刚开始。所以，周恩来又说：“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讲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61]六大决议标志着中共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有了强烈的理论自觉。

不过，六大后的中共高层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认真思考理论问题。这期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述工作，主要不是由中共高层领导，而是由一批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专业的学者进行的，史称“新思潮派”。新思潮派是中共理论自觉的实践者，其工作既是理论阐述，也是学术研究，同时又是当时彻底肃清托派的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

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直接领导了新思潮派的工作。他本人首先根据莫斯科的精神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于1929年12月撰写的长篇理论文章《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62]，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就社会性质问题所发表的最为系统的言论。他上来便说“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然后专门分析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封建制度，使用了“资本主义前期的半封建的剥削”、“中国富农兼有半封建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兼有半封建半买办的剥削”的提法，但没有作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括。新思潮派以李立三的立场、观点为基础，逐步将研究引向深入。

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说过：“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的，是新思潮派的王学文先生与潘东周先生。”从概念史的角度看，王、潘二人在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前提下，确已大量使用“半封建”概念，从而使这两个语词具有了某种平衡性，但他们同样没有使用 “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合二为一的完整概念。

例如潘东周在《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关系”的若干表现，文章第五小节的标题即是“半封建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对比”，认为“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的优势。”[63]在另一篇文章中，“半封建”一词的出现更是频繁。他把“半封建的经济形式”界定为“封建残余的经济形式”，认为：“就经济的比重说，就数量上立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优势的还是半封建的剥夺关系。但是就支配全国经济的力量说，资本主义实是已经占着了领导的地位，资本主义经济之主要的表现还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因为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64]这段话是潘东周的核心观点，也正是他心目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

王学文也频繁使用“半封建”一词。如说：中国的商品生产还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中国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与“封建的半封建的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关系最为密切，“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在中国有许多具体表现，地主对农民的劳动榨取“形成中国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的特征”，“中国主要的经济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65]中国经济的封建性“严密说来便是半封建性”[66]，等等。

此外，新思潮派的向省吾在使用“半殖民地”的同时，也几次使用“半封建”一词[67]，李一氓则使用了“半封建资产阶级”概念[68]，伯虎更明确写道：“半封建的势力，封建的余孽，至今还统治着中国。”[69]

新思潮派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对封建性的估价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无不凸现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二柄。特别是王学文《中国经济的性质是甚么》一文，提出观察中国经济必须从“半封建性”与“半殖民地性”这“两个性质”入手，绝不能偏枯，且须看到二者“有交互作用的关系存在”，实已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提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70]。

经新思潮派之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观点深入到中国知识界。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概念的使用上达成统一和共识，因而也就没有概括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概念和理论，中共中央也没有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做这样的概括。所以，直到1935年，有的中共人士还在使用下面的表述方法：“中国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性质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只有托陈取消派才闭起眼睛瞎说，中国封建统治是残余的残余，而中国统治是资产阶级，一口咬定中国革命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71]其中使用了“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经济”概念，而没有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

需要说明的是，瞿秋白1932年5月撰写《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一文，曾经使用“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讲法，却未出版。而早在1929年初，李达出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社会之基础知识》，分别使用了“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的讲法，但没有引起注意[72]。这种学术史上的“明夷”现象，反证了学术社会学的重要性。

“半殖民地半封建”被概括为一个为社会所广泛认知的概念，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反而是由新思潮派的反对者们做出的。在此之前，文献中虽然已经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字句，却并未被知识界所广泛认知。在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新思潮派的观点被反对者一致批评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论”，反而使得这一概念得到广泛传播。就“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推广与固定化而言，新思潮派得感谢他们的反对者。

新思潮派的反对者，有国民党系学者、托派以及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反对者概括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然后予以批评。

国民党系统的学者以陶希圣为代表。前文已述，国民党并不否认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陶希圣还曾明确指出中国是半封建社会。例如1928年，陶希圣即写道：“80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73]与陶希圣观点一致的国民党改组派也持这种看法。因此，中国托派在其纲领中强烈指责说，中共主张中国是封建或半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占优势，“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因为他们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势力。”[74]王宜昌则直接指责新思潮派乃是中国的“民粹派”或“新修正主义”，“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难分的小农民”，与陶希圣“实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他并进一步说，新思潮派“实在是比新生命派还落后于封建之中，极力主张着封建之存在。”当时一般认为，新思潮派是地道的“封建主义”主张者，亦即认定当代中国依旧是“封建社会”，而新思潮派与托派的对立，也就成了“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论”的交锋。王宜昌也这样看。陶希圣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封建势利还存在着（尽管封建制度已经崩坏）。新思潮派则说，封建关系的势力绝不可低估。所以，王宜昌说，新思潮派与新生命派“不过是各人运用的模型不同，而其争论，也不过是模型上之争论而已”，反映的均是一种“小农民的意识”[75]。王宜昌的话虽不妥当，但说明新思潮派与新生命派确有相合相通之处。不可否认，在突出“封建”属性的基点上，斯大林一系的看法，更接近国民党系统的新生命派和改组派。至于原因，显然与大革命过程中国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国民党信仰上的多元及混乱相关[76]。

但是，陶希圣关于封建的看法是非常奇特的。他虽然同样强调封建性，却赋予“封建”二字以不同于斯大林一系的内涵和解释。所以，他明确反对将中国概括为半封建社会。他至少有两次明确提到这一点。他说：“第三种见解以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封建制度，又不是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的名称是最适于自己辩护的，然而所谓‘半’，恍惚不定，可用于宣传，而不宜于研究。中国的农业经济不同于欧洲，所以中国社会，在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的欧洲，‘半’字不能够指出两者根本不同之点。”[77]又说：“或谓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此所谓‘半’，只不过推论时一个便利的形容词。中国社会的封建成分，果否居十分之六七，实为一个问题，故所谓‘半’者，在研究社会构造时，殆不宜适用以启疑团，且至多亦不过予人以模糊不清的观念。”[78]

那么，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呢？陶希圣认为，一方面，是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封建领主或地主已经消失；另一方面，是封建势力（封建要素、封建现象）、宗法势力、契约地主以及人身隶属关系还都存在。这么一个社会，叫它“含有封建要素的前资本主义”也行，叫它“转化中的民生主义社会”也行，叫它“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也行，叫它“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分及农民的劳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也行。在强调封建性上，他接近中共；在强调商业资本上，他接近托派。在对商业资本的定位上，他又反对托派而接近中共。这样，就构成了他的所谓“混和特殊论”。

与新思潮派争斗最激烈的，还是中国托派，但方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严灵峰、任曙、王宜昌是强硬的资本主义论者，但王宜昌从农村入手，任曙从外贸入手，严灵峰从外国资本与中国封建制度的对立关系入手。刘镜园（仁静）、李季则是委婉的资本主义论者，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估价不像严灵峰等人那样高。但是，他们都认为新思潮派的主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论，然后予以抨击。严灵峰嘲讽说：“中国的民粹派要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掩蔽自己的错误，现在已绝口不说‘封建制度’的中国了，现在是所谓‘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了。”[79]意思是说，由“封建优势说”到“两半说”，中共的观点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对其原有观点的退守，是遭受托派批判的结果。

刘镜园的观点虽然温和，现实感却最强。由于他是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联络员，颇以最权威的托派理论家自居。他说：“中国产业发展之迟滞，主要的是因为它是一半殖民地国家。” “中国经济的特质是半殖民地经济。”同时，他并不讳言封建与半封建关系，因为他觉得这些关系并不妨碍他的结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却是落后的、买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夹带着封建关系的资本主义。他说：“中国现在不是一封建社会，而是一资产主义社会－－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其落后关系，所以‘封建与半封建关系无疑的是强有力的’。”[80]这种观点确有得自托洛茨基真传的味道。1938年7月，陈独秀在重庆讲演《资本主义在中国》，批驳“封建或半封建”的提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似乎即受了刘镜园的影响。

李季则试图将所谓“半”纳入托派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所谓“半”，并非“一半”（即十分之五封建社会，十分之五资本主义或其他主义）的意思，而是指“残缺不全”；所谓“半封建社会”，就是仅剩有封建残余的社会[81]。一个“残缺不全”，“半”便成了与托派体系相适应的构件。另一方面，李季又把“半”从近代中国剥离出去，避免了理论上不完整的尴尬。他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应划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并不是什么‘半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只能应用于秦汉以后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因为自汉景帝武帝时起，诸侯王虽受封连城而不得治民补吏，遂逐渐形成一种封而不建的局面，不独封建制度的实质完全灭亡，即封建的名义也打掉一半，所以至多只能袭用‘半封建社会’的名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是封建社会的翟（嫡）子，它带着父亲的一些残余，是势所必至的，所以把‘半封建社会’当作它的副名，不独没有矛盾，并且很切合实情。”[82]这话的重点在于，“半”并不适合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

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反对“两半论”。明确表明这一点的，是胡秋原。他不否认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也反对托派的资本主义定性，强调中国社会依然建立在封建基础上。凡此，均与新思潮派一致。他对“封建”的理解，建立在《资本论》第三卷涉及东方及中国的论述上，然后将之纳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地化进程中，结论为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而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建筑在封建式剥削之上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社会是次殖民地的封建社会”，或曰“半殖民地化的封建社会经济”。[83]基于此，他说：“近来有一部分人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语病不免，而且一半殖民地一半封建，也未免机械将两者分离，而不知对立物之统一。”[84]可见，较之“两半论”，他倒是更接近布哈林的“封建优势说”。而他批评新思潮派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机械地分离，没有重视二者的“统一”，确实反映了后者的部分真实情况。应该说，从列宁开始，“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二元架构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直到三十年代，对二者关系及统一性的论述，始终没有充分展开，这也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没有确定下来的重要原因所在。

上述国民党学者、托派以及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对“两半论”的批评表明，“两半论”观点虽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但“两半论”概念已经得到广泛传播。

四

《新思潮》杂志创刊于1929年11月，1930年7月被查封。尔后，新思潮派的成员通过“社联”继续活动，并进一步阐述和深化其观点。沿着新思潮派的路向继续前行的，我们称之为后期新思潮派，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人物有两位，即刘苏华与何干之。他们虽然可以依旧归入新思潮派，但与潘东周、王学文等人已经有所不同。

刘苏华在批评托派严灵峰、任曙时，对所谓“前期新思潮派”和郭沫若也有程度不等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经济处在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中，“其特质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这里“半殖民地”是作为“半封建”的定语出现的，还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所以他又说：“中国经济的特质是半封建经济”，社会的性质“尚是个半封建的社会，即是和经济的特质一样，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85]他的重音虽在“半封建”上，但显然深化了前期新思潮派的认识，更加强化了对“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这二维的突出。

较刘苏华的认识更进一步的是何干之。他于1934年9月出版《中国经济读本》一书，自称：“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并说：“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但是，何干之依旧没有完全将“两半”看作一个完整概念，没有就二者的结合及统一性展开论述。他的论述还是分别进行的，即第二章为“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第三章为“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所以，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做整体概括时，他并没有导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却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86]。

但是，何干之的观点还在继续深化。1936年11月，他写的《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年初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出版，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的观点，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在他那里已经形成。第二年，何干之又先后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两本小册子，已经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为指导。

何干之1937年秋到延安，毛泽东曾有意请他做秘书，故一般认为，何干之的研究对毛泽东发生过直接影响[87]。毛泽东1935年到达延安后，即开始统一全党思想，由此而逐渐形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是其全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的这一思想，至少在1938年3月即已成熟。这年的3月20日，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作过一个简短的演讲，专门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是他这方面思想已经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说：“我们研究中国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他还说：“知道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性的，但是不要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这是最本质的东西。”“这个问题是很大的，现在许多报章杂志都来讨论这个问题，意见当然是各色各样都有，站在国民党立场有国民党的意见，站在共产党立场有共产党的意见，还有其他种种。”“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末，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对头――民主来对抗。”“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88]这里，毛泽东不仅完整地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而且对这一概念的阐发十分清晰，超过了先前的所有论述。

其后，也就是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89]

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视为“规律”、“总的最本质的规律”、“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足见他把这一问题看得多么严重。毛泽东的这一定性，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理论构造的一部分。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再次阐发这一理论，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体系最后完成的标志。

较早明确运用这一理论、以这一理论作指导来分析中国现状的是陈伯达。陈伯达1939年初在一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中说：“陈独秀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了，陈独秀否认现在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我们却根据客观的事实科学的研究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什么是半殖民地的？因为中国本来是半独立国；这半独立国是否变成完全殖民地，或变成完全独立的国度，在目前，中国正因此在和日寇你死我活的血战着，而我们相信，抗战的持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中国即将挺身而立于世界，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度。为什么说是半封建的？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有某程度上的发展，因为自从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而后，中国旧有的封建经济已有很大的解体以及剧烈的解体，而乡村中的货币关系与商品关系的发展，也正是表现了这种解体的。陈独秀认为不是这一种社会，便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我们从中国现实历史的分析，从中国现实生活的法则，却偏偏有这样的‘一半一半’。……在这里，我们就要把握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社会形态，进行民主革命（在目前就是抗日战争）。这种革命在客观上是为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的完成，是将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抑或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将由中国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90] 陈伯达的论述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在延安时代即已经成为中共学者的研究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