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历来重视文字出版事业，它是包括教育、医疗在内在华三大传教方式之一[1]。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方言造成的信息传播障碍，政府对基督教传教的禁止，文字出版是有效地将基督教福音带入中国的布道方式。来华传教士们设立印刷出版机构，译印《圣经》和基督教典籍、西方思想科技书籍，发行各种报刊，介绍新知识，联系教会、信徒和传教士。活版印刷使基督教会大量印发书籍、将其观念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2]。基督教文字出版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从技术和观念上促进了中国文字出版印刷业的近代化，早期的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转型，编印杂志、创办社团以倡导现代学术精神和讨论。

基督教出版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大地传播福音、皈依教民，如何让中国人接受上帝的福音，文字出版本土化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开启中国民众对基督教基本观念的了解，并达到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作为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力量的认知？如何将上帝的福音从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载体转译成异质异教文化的语言载体，并表达皈依者对上帝的赞美与信仰？如何将基督福音与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相结合，建立属于中国人的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如何将基督福音有效地与处于千年未有巨变的中国信徒所面临的社会困境结合起来，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导和精神依靠？这些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困挠着中国教会和信徒。

青年会是面向社会和青年、注重社会服务的基督教社会团体，其出版机构是通过基督教活动为社会服务、通过社会服务达到社会拯救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注重从基督教立场出发关注和讨论社会问题，调和其它文化现象与宗教的差异，介绍世界各国发展动态，宣传社会改良和社会进化，引导青年丰富文化生活，颇受基督教青年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的欢迎。多年以来，学界对基督教出版事业更多关注的是晚清时期的广学会、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等机构，关注它们对中国印刷出版近代化的技术贡献和以科学技术为主题的西学东渐传播贡献，更多关注基督教出版机构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和意义，忽视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作为传教布道方式之一的宗教传播意义，以及外来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并发展的宗教本土化意义。本文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属出版机构－青年协会书局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例，重点探讨基督教文字本土化的思考和实践，讨论只限于1949年以前接受外国教会支持的基督教出版机构，不涉及现在的中国基督教会出版事业。

一、青年协会书局历史

早期来华传教士几乎都是通过文字出版开始他们的传教工作。1840年以前，他们在马六甲、巴达维亚（雅加达）创建了马六甲英华书院印刷所、巴达维亚印刷所、广州中国益知学会等。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深入到了沿海一带，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也伸展到广州、福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主要以宁波和上海为中心，并向上海集中，形成了著名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广学会等基督教出版机构。

1877年、1890年和1907年，新教在华传教士举行的三次全国大会上，都肯定了“文字布道”的作用和重要性[3]。1910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爱丁堡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了在传教地区文字工作的重要性[4]。

中国青年会亦非常重视文字出版工作。1896年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定青年会四项工作职务中，第四条即为“预备适用书籍，以促进学生之宗教生活”。最早出版物是1896年6月仅出版一次的《基督会报》[5]。1897年2月，青年会发行《学塾月报》[6]，每次仅一页[7]，除义和团期间外，从未中断[8]。1902年成立青年会总委办书报部[9]，专门负责文字宣传工作。1902年3月，《学塾月报》扩充至十三四页，改名《青年会报》，每年6册，后改为8册，每册附铜版图画一张，内容包括宗教讲演、教会、青年会事务，以读经课程最多。这时青年会在上海江西路29号办公，报纸编辑发行也在这里，除杂志外，尚未有其他的书籍出版[10]。

1903年1月，谢洪赉加入书报部，这位著作等身的基督徒作家“奠定协会书报部之基础”[11]。1906年2月，《青年会报》改名《青年》，谢洪赉任主笔。每年12册，每册30页，分图书、社论、来稿、译件、经课、青年会新闻、播道论七项内容[12]，成为“教会惟一有价值之杂志”[13]。同时创办英文《青年季刊》，每年4册，王正廷、朱友渔、徐维荣、梅华铨等都曾做过的主笔人。1911年夏，在北美青年会经济资助下，出版了“接近中国上流人物”、以期“扩张青年会事业”[14]的《进步》杂志，在广学会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范皕诲任主编。

这时青年会杂志已三足鼎立，英文《青年季刊》读者为欧美留学生，每期销售约千本[15]；《进步》面向社会上层及学生，“不沾于宗教”，“发展其新知识与新道德”[16]，尤受到“学校中教习与学生”的欢迎，每期销售约三千册[17]；《青年》以青年会四育宗旨为宗旨，指导青年接受选择新社会，寓宗教于教育中，是当时“销路最广”[18]的基督教刊物，遍布全国17省，甚至远至香港、日本、美国。1908年销售3700份[19]，1910年达56252册，1911年达69977册，1912年保持在64086册[20]。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以“德智体群”为宗旨，以“服务”相号召，20世纪初期，其增长率超过任何一个基督教团体[21]。1912年6月，中华民国内务部正式批准青年会全国协会立案时，已有市会25处，会员11300人；校会105处，会员3876人[22]，遍布全国的青年会会员成为青年会书刊杂志的基本读者，书报部也成为除校会部和市会部以外，青年会里最重要的部门[23]。1912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书报部[24]，更加明确了编译发行宗旨，“凡合乎基督教青年会宗旨足以辅助青年会”、“阐明新文化之学理”、“使国家社会日有进步”、“纪述各地会务，使彼此得有借鉴之资”的书籍、报章都在出版范围之内[25]。

1916年，谢洪赉去世，《青年》销售量下降。《进步》出版54期后，于1917年3月，将《青年》与《进步》合并为《青年进步》[26]，作为青年会全国协会机构刊物，“负责提倡、启导之两责任”[27]，仍由范皕诲主编。它保持着两个刊物的传统，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在中国社会变革时期，介绍欧美各国最新社会宗教思潮、社会发展，用浅显文字研究现代社会政治，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注意国学大师用新的方法“发扬中国文化真髓”，始终以“以新颖公正之言论，讨论现代各项问题”相标榜[28]，“不独为教会人士所欢迎，亦颇得教外人士的好评。”[29]。《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进行的学生最爱读杂志的调查中，《青年进步》为“第一名”，销售达8000份以上[30]，无论在美国纽约公立图书馆，还是京师图书馆并各地学校阅报室，“莫不有此种杂志”[31]，成为基督教三大权威刊物之一[32]。《青年进步》还出版专号集中讨论社会或宗教关心的热点问题，如36册为体育专刊；48册为儿童专刊；49册、61册为家庭专刊；51册为社会问题专刊；52册为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专刊；53册为文学专刊；54册教会专刊；57册、62册为劳工问题专刊；65册为两性问题专刊；73册、86册为国际问题与基督教专刊；75册为婚姻问题专刊等。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人心恐慌，百业停滞，《青年进步》印刷所亦被日军被毁，因而延期，5月才把2月期勉强出完，决议停止。《青年进步》共历15年，出版150期，以每期平均最低销数5千份计算，共有75000册，是青年会以文字对社会最大的贡献[33]。

1922年，青年会已有市会40处、校会200处、会员77947人[34]，达到历史最高峰。1921年创办市会机关刊物《同工》，1928年创办校会机关刊物《消息》，除了记载报道两会会务及团体或个人的近况外，也常常发表对青年会、基督教会有关事工的讨论和认识。两刊一直以当前的教会和时代为讨论前提，又是工作通讯性质，有众多的市会会员和校会会员为基本读者，发行亦很可观。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市会和校会中，亦多有刊物宣传，其中天津青年会的《天津青年》，上海青年会的《上海青年》和广州青年会的《广州青年》，尤为著名[35]。校会还曾出版过不定期刊物《微音》。

“青年会文字事业的天职”是“做全国思想的领导者，输入西方文化，以为中国固有文化的辅助”[36]。奚伯绶、胡贻谷、简又文、谢扶雅、沈体兰、应元道、张仕章、吴耀宗等人的加入扩大了青年会出版事业，他们扩充杂志版面、编译撰写书籍，从青年会修德小丛书及研经课本开始，以传记故事、智育、体育、会务、布道以及立身处事等多方面发展，系列出版了学校青年会丛书、城市青年会丛书、青年读经丛书、青年修养丛书、远东运动会系列规则[37]等，侧重于青年自身修养、青年会会务，发行范围也在城市青年和学校青年中间。早期青年会的书籍是托为青年会印刷刊物的华美书局代为发行经销，1914年1月，面对日渐增多的书籍出版发行，青年会在上海昆山花园路3号青年会全国组合会所的楼下设立了发行所，后来发展到书籍部、杂志部、西书部、文具部、运动用具部、照相材料部、图影教育部、仪器部等多个部门，其中西书部代销北美协会书局和英国学生运动书局等出版的原版西文书，购书者大半为传教士，在上海颇有些名声。1920年，青年会全国协会会所在博物院路落成，书报部发行所亦搬到这里。进入发展阶段的书报部在中国基督教出版中已“特树一帜，”而且在“各国青年会书报事业中，占第二之位置”[38]。

1924年，青年会书报部发展成为青年协会书局，并一直沿用此名称至最后，“以振导及激发学生青年的良知良能为旨趣，”涉及文化、社会、政治问题，“效助于中国现代化运动者”[39]。20年代，尤其为配合青年会倡导并发展至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公民教育运动，出版销售了大量平民教育系列丛书、公民教育系列丛书，在整个社会上建立了青年协会书局的地位。到1927年6月，出版公民演讲20种，公民测验1种，公民教育丛刊20种，公民教育唱本16种，公民教育15种，公民教育小丛书20种，公民教育运动宣传品5种。1925年销售9288本，1926年达32724本，1927年上半年为129476本[40]。还重新编辑了《平民千字课》4册，编辑撰写平教书籍[41]。21个市会和200多个校会都一致提倡实践平民教育[42]。1920至1935年，估计“全国各地青年会所教授过的平民学生，人数当在25万左右，青年会编辑的千字课文就销售100万册”[43]。

30年代，非基运动后的“基督教运动的前途，不免显出一种颓废可虑的状态”[44]。青年协会书局“务期突过旧行的步骤”[45]，更加关注基督教结合社会现实、基督教本土化问题、基督教与中国改造、教会与世俗社会等诸问题，出版了多达一百多本的系列丛书，包括青年丛书50本，分性生活、社会、宗教、修养四类；社会问题丛书20本；宗教问题丛书20本；基督教与中国改造丛书20本。其中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徐宝谦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吴耀宗的《社会福音》、赵紫宸的《耶稣传》、徐宝谦编的《宗教经验谈》、曾宝荪编译的《实验宗教学教程》、张仕章译的《穆德传》、艾迪的《思想的探险》等已成为研究中国基督教思想和历史的经典之作。应远涛译的《近代科学与宗教思想》、张仕章译的《近代科学家的宇宙观》、《科学对宗教的贡献》、《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杨缤译的《苏联的宗教与无神论》、吴耀宗译的《科学的宗教观》、应远涛译的《现代潮流中的上帝观》等力图解释20世纪上半叶争论激烈的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唯物主义的关系和矛盾；邓裕志的《中国劳工问题概要》、曹亮的《中国出路问题的研究》、谢扶雅的《基督教对今日中国的使命》、梅贻宝的《基督教与农村改造》、艾迪的《基督教与今日中国的问题》、陈文渊的《基督教与新青年》反映了基督教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以及用基督教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探讨，它们极大地扩大了包括出版文字在内的基督教本土化的思考，以及中国教会对现实世俗社会的关注。

二、基督教文字事业在中国的结束

1940年冬，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成都成立了“华西基督教文字委员会”，在华英书局翻印广学会、青年协会书局出版过的书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青年协会迁往重庆，大部分基督教出版机构迁往成都，青年协会书局亦迁至成都。1942年9月18日，在青年协会书局出版部主任吴耀宗的积极推动下，青年协会书局与华英书局、广学会、《田家半月刊》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出版社”[46]，决定各会员单位所出书籍经审核后均用联合出版社名义出版，在发行工作上也统筹安排，以免重复和冲突，吴耀宗任联合出版社主席。1943年2月，联合出版社开始出版《基督教丛刊》；1945年2月，吴耀宗创办和主编了《天风周刊》，解放后发展为中国基督教三自委员会机关刊物，存在至今。抗战胜利后，联合出版社机构增加到72家。

1945年，青年会全国协会和书局均迁回上海，恢复正常工作。全国协会指示各市会尽量与协会书局取得联系，“协助书刊推销材料供给及经费补助”，书局尽快出版“青年会本身需要之刊物”[47]。1945年3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特别派遣美国人德威廉（J.W.Decker）到重庆，制定了《战后中国的基督教文字工作》，规定战后仍采用联合出版形式。1947年11月，青年协会书局、广学会、美华浸信会书局、宣道书局、中国主日学会等联合组织了“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其任务仍为“鼓励出版及推销上之合作，尤注意于各团体会员权限之规定”[48]。1948年6月，出版协会增加至13个机构。　

因成本激增、交通不便、经费困难、人才缺乏，整个基督教出版事业均不兴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占区约1200名英美传教士被日本人被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在后方的传教士估计不足1000人，同战前相比，传教士大约减少了5000人，教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以1947年最大的几家出版社为例，广学会才出版29种，再版135种；浸会书局出版12种，再版3种；青年协会书局新书12种，再版9种[49]。

新中国成立以前及成立初期，国家对民营和非全部官僚资本经营的出版机构，采取“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的政策[50]。对基督教出版亦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规定“原有的无反动逆流的基督教刊物应准予继续出版，新创刊物较进步的也可准许。”[51]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使形势陡然改变，12月16日美国政府冻结了对中国教会的津贴以及中国公私团体在美国的资财，这时已至年底，长年来依靠外国支助、尤其美国津贴的中国基督教会立刻面临巨大困难。基督教出版事业也顿时萎缩， 1951年3月，广学会出版多年的《女铎》、《福幼报》等同时停刊，上半年只出版了6种新书；时兆报馆等出版机构自动息业。青年协会书局仍比较活跃，配合新形势出版新旧书，如《基督教名著评介》、《宗教批判集》、《中国基督教会改革的途径》、《平民千字课》等，还编著12册新时代学习丛书[52]，在教会内部宣传新形势，销路极好，第一天就订出1200册。

1951年12月29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1951年3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基督教出版会议，包括青年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在内的北京、上海、武汉和天津四地基督教出版机构参加了会议，协助基督教出版业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基督教的文字事业，必须从新确定今后努力的方向”，“出版物与思想的改造有密切的关系”[53]。会议通过了《基督教出版事业今后努力的方向》，发表了《为肃清基督教书刊中的毒素向全国同道呼吁！》，决议了两个主题：一、反帝：号召基督教出版机构立即停止接受任何方式的外国津贴，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超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影响下及不适合新中国国情的西方传统，鼓励创作，以基根据基督教本质，树立中国的基督教思想体系”[54]，积极推进三自运动；二、合一：“在尊重信仰自由及分工专业、互助合作的原则下，团结并调整全国基督教出版事业，逐步走向统一经营”[55]，具体办法是“调整机构”、“统一计划”、“专业分工”、“联合出版”、“发行联营”、“书刊审阅”，还规定具体十条审查标准。教会合一运动是20世纪以来世界教会和中国教会的主要潮流，是中国基督教出版事业长期来的目标，但在50年代也是唯一的出路。

1951年4月16至21日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与会基督教各派151位代表通过了《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表示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关系，成立了领导全国基督教全国运动的组织－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青年协会书局主任吴耀宗担任主席。

1953年，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自行结束，其责任改由全国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宣传组负责。在宣传组的推动下，广学会、浸会书局、青年协会书局、中国主日学合会成立了联合编辑委员会，作为今后实行更大范围联合出版机构迈出了第一步。1956年12月，这四个机构又联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包括机构、人事、经济和一切业务的全面联合，由1955年担任广学会总干事的青年会副总干事江文汉任联合书局总干事，原青年协会书局主任吴耀宗已任三自委员会主席。

联合书局在1957年前仍出版了少量书籍，包括重印和重版。1958年后，联合书局已经难以出书，“处于一种维持的局面”，只能出售一些存书[56]。1959年三自委员会成立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史料组，1962年、1963年还制订了基督教出版的5年规划和基督教史料研究的5年规划，考虑重版旧书和系统翻译一些基督教经典著作。1966年文革爆发，联合书局被横扫封闭，书籍被销毁，从而结束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包括青年协会书局长达半个世界的历史。　　　

三、基督教出版机构本土化与文字本土化

与所有其它基督教出版机构最截然不同、最显而易见的，青年协会书局是“现代中国唯一无二的、独立自主的基督教出版机关”[57]，是创作多于翻译的出版机构[58]，与其它基督教出版机构的创作翻译比例成反比的机构[59]。作为域外传来的宗教，基督教必然面对如何对待历史文化悠久、社会制度完备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坐着大炮进入”使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60]，极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是保证基督教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性捷径和佳径，必须体现和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否则不能置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也就没有了生命力。作为基督教最本土化的团体之一的基督教青年会，早在1915年就是中国人王正廷任总干事，继任余日章总干事长达20年的本土化努力更使青年会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和社会化特征，而青年会各部门中，最早由中国人主持的便是书报部。三位主持人，即谢洪赉（1903－1916年主持）、胡贻谷（1917－1932年主持）和吴耀宗（1932－1955主持）均为中西文化有功底、对中国教会和神学有思考、翻译创作了大量基督教著作之人，使“其思想与事工中，所显之中国的色彩益浓厚。”[61]

谢洪赉是对中国基督教早期文字事业有相当影响的人，颇为恰当地誉为“当时唯一伟大之基督徒作家”[62]，他的确并不仅仅是传教士的助手。来华传教士重视文字工作，兴办了相当数量的出版机构，但他们一直牢牢控制着机构，中国人一直没有什么机会扮演重要角色，多半是他们的文字助手或翻译人员，也很少鼓励中国信徒创作或出版[63]，这种现象在早期基督教出版中尤为明显。基督教文字机构出版的大量书籍中，宗教书籍占绝大部分，且多为灵修、证道、释经方面的翻译书籍，几乎没有涉及中国教会的思考和与中国文化交织的创作性书籍，也曾考虑到“宜增加华友”，而“青年会增加华友，颇著成效”[64]。

从谢洪赉百余部著作的时间和内容的变化亦能看出基督教出版事业的某种轨迹，他早年在中西书院协助潘慎文（Alvin P. Parker）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与商务印书馆创业人员相同信仰和姻亲关系，使他成为商务最早的文字创作和编译人员[65]，为这个脱胎于基督教出版机构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民营出版机构立下了汗马功劳。进入青年会书报部后，他认识到基督教文字本土化任务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才能完成[66]，在书报部大部分经费还依靠北美协会的情况下，使书报部由“中国干事经营一切”，虽“有争权之嫌”[67]，但终究为中国基督教文字出版争得了一席重要之地。谢洪赉不仅翻译了大量基督教作品，更重要的是创作了大量面向中国基督教会、结合中国基督教社会问题的作品，尤其是针对青年会会务和通过宗教加强提高青年适应社会和选择能力的书籍。20世纪前20年，正是青年会急速上升和扩大的时期，如何吸引青年人接近并信仰基督教，如何拓展稳定中国青年会务以及具体事工的开展，都是他思考和创作的内容。这些今天看来数字不多、思想未必深刻的著作的确开始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结合中国现实的创作，为青年会文字创作开拓了一条道路。

1932年吴耀宗出任出版部主任，他是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基督教会产生最为深远影响的人[68]，也是中国基督教史上最受争议的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实际问题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作品，这些已成为中国基督教经典作品的社会关怀和神学视野已远远超过早期的谢洪赉。20年代他与众人组织了真理社和《真理周刊》，是以“文字本土化”为唯一倡导的《文社》的积极撰稿人。30年代主持中国唯爱社、主编《唯爱双月刊》，主持并撰写编译了社会问题、宗教问题、基督教与中国改造问题等的青年协会书局百本系列丛书。40年代顺应20世纪基督教会合一主流，促成了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超宗派联合－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战争特殊困难条件下，基督教文字出版的生存困难和相互沟通，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更大范围的超宗派联合工作的变化，提供了样板和方式。

1920年吴耀宗离开比青年会薪水高三倍的海关来到北京青年会工作，1927年到在上海的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工作；1937年再次从纽约协和神学院留学回来后，任青年协会书局主任。这时美国“基要派”和“自由派”神学激烈斗争即将结束，它实际上是信仰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是否运用理性和现代科学的语言和观点介绍和解释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纽约协和神学院是“自由主义神学”的大本营，吴耀宗更多地接受了协和神学院主导的结合社会、应对现实的自由主义神学，更多地趋向于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神学。虽然他一生都在青年会和教会里工作，尤其熟悉学校青年会工作，对青年学生格外重视，但从来不以基督教会自限，生活思考在一个特殊阶层里。他积极参加联系教外社会活动，参加李公朴、阎宝航等组织的“东北社”，陶行知创办的“国难教育社”，许广平、胡愈之、郑振铎等的“星二座谈会”，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出资组织“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40年代与马叙伦、胡厥文等11位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特使马歇尔呼吁和平，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正是他与教内教外的广泛联系和独立思考，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将基督教更多地与中国现实联系在一起，扩大了青年会出版物的思考和认识，分头约请教内教外人士撰写的计划才能实现。

进入20世纪后，随着传教条约的废除和民族主义的觉醒和高涨，基督教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界限被打破，传教已无法成为一种孤立且受特殊条约保护的宗教活动，它必须顾及与民族主义的对话和面对中国强调世俗生活的本土文化相协调的问题。中国近代意义上民营出版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大批留学生回国，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往日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几乎是唯一传播西学的渠道、出版印刷技术上占绝对优势的位置逐渐被消解，趋于成熟和要求独立的中国基督教会在世俗地位与神学修养上的提高，具备了实现本土化的初步力量。

文字布道是基督教传播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面对中华千年文明积淀和对读书阶层的格外重视，文字本土化更显得重要。早在1910年代，教会已认识到除神学教科书、圣经注解外，非常缺乏“基督教对于社会事业”、“论述中国宗教伦理学哲学”等书籍，甚至还急需编辑宗教辩证类书籍，“以便抵御近世唯物无神等论派”[69]。而教会常见通行的多半都是翻译书籍，“所本者为自身之眼光，与中国人之心理甚为擀格，故无吸力与效力”；基督教各出版机构因差会现实利益矛盾、神学见解差异，往往各自为政，“极少协商”；甚至攻击教会、离间教友，使教会发生分化的现象；常常是一书多译，翻译者往往也是凭自己的兴趣，不问所出之书，“适用于教会一般人之需用与否”[70]。

192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自养、自治、自传”，要用基督教教义使家庭、经济、政治、教育、实业、商务在内的“社会重生”[71]。面对基督教本色教会和自立教会呼声日高、行动渐广，整个中国社会各种新思潮新主义出版物的不断出现，青年会著述方针在“五四以后，思想革新”的时局下，亦“不得不加修改”[72]，“无论创作或翻译，皆注意于精深之研究，与忠实之介绍。”[73]1923年经多次全体会议，议决五条编辑方针，“导引全国青年”、“勿致涉歧途”：一、针对“非基运动”的引导青年“能适应现代之需求”，扩大“真生命之了解与体验”；二、“排除社会主义思想”的“抱真理较一切事物之表现更为重大的确信”；三、“防止唯物主义”的“力求科学方法”，“维持建设精神”；四、迎合“整理国故”的“阐明祖国数千年来所留遗于社会风纪上及民族精神上之优点”，整理光大；五、配合“实验主义”的“依据青年会与各方面青年直接所得之实际经验而进行”。在五项原则指导下，议定六项具体出版范围和方案：一、宗教类书籍：注意中国基督徒的创作；选译西方宗教界的名著；用现代最新学说，阐扬基督教义，发行布道小册；二、浅白易解文字撰写的科普书籍；三、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探讨西洋哲学的人生哲学书籍；四、富有汉语文采的基督教故事和思想的书籍；五、提倡国民外交，促进国际和平的国际问题书籍；六、开展青年会事工的会务应用书籍[74]。这是青年会文字事业面对各种思潮不得不“与之力抗”[75]的产物，作为出版方针多次在后来全国大会上强调和坚持[76]。重要的是它确定了青年会文字的文字指导方向，面对现实社会、关注基督教改造中国社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表达基督教信仰，提倡中国基督徒的创作，对西方宗教的翻译也不限于神学证道灵修著作，将宗教哲学的研究思考也包括在内，30年代百部丛书的出现就是它最为有力的证明。

长期以来，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呈不稳定态势，且大部分出版机构都所属某个差会[77]，出版物不仅有极强的布道性质，教义理解不同、神学观念差异都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读者和发行范围，宗教读物常常免费赠送，“营业是亏本的，所以每年要取宣教会津贴、房租与投资方面的利息来弥补”[78]。如果差会发展不稳定、国外捐款不及时[79]，如果自身无法寻找到其它获利性经营方式[80]，出版机构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像广学会这样跨宗派实力雄厚的出版机构为数极少，而它正是大量出版世俗书籍，宗教书籍则不以某宗派自限为特征的[81]。一些非教会团体，如博医会出版机构专业性强，对中国近代医学产生巨大影响，仅在专业圈内非常有影响。

青年协会书局所属青年会，有众多基本会员和与时俱进关注社会需要的事工活动，出版物不限于宗教生活，不仅有《圣经》研究、奉献生活、个人灵修、社会服务、宗教短篇、赞美诗等宗教书籍，也有性格培养、专门技术、传记、地图、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等世俗书籍。出版物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书籍销售量也颇为可观[82]，早在1925年，青年协会书局“已达经济独立之地步”，且对协会“尚略有补助”[83]。

表1：1910年至1913年6月青年协会书局销售表[84]

表2：1922年[85]、1924－1925年[86]、1926－1929年6月青年协会书局销售表[87]

表3：1930年至1935年青年协会书局销售表（1930－1932[88]）（1933－1935[89]）

四、结论

在20世纪动荡变化的时局下，众多青年会会员、密切接触社会的事工、远高于普通民众教育层度对书籍知识的渴求保证了青年会的出版事业。从20世纪10年代的积极引进近代体育项目、组织近代运动会[90]、组织全国性科学和宗教演讲；20年代遍布全国的公民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91]、公共卫生运动；30至40年代抗日救亡群众性歌咏活动、学生救济、军人救济[92]和难民救济；50年代初配合在新形势下基督教会改革[93]，以及始终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相配合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也就产生了“跟着时代进步的著作机关”[94]。　　

20世纪世界基督教最为广泛和主导的是普世教会运动，也称教会合一运动，即在基督教内部提倡所有派别重新合一、实现联合的运动。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召开的世界宣教大会提出“各差会单独活动而能够完成宣教使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号召各差会在传教地区要协调行动，重视当地教会的作用，成立超越宗派界限的联合组织，协调欧美各传教组织的工作与关系；在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研究调整对亚非拉地区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地区的传教活动与方针。1913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席穆德来华，推动中国各差会协调成立了全国性基督教机构－中华续行委办会，即后来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国教会一直是普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除1950年至1991年外，一直都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正式会员。爱丁堡大会上，中国代表诚静怡就倡导中国教会的自立与合一，神学家、青年会积极分子赵紫宸曾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主席之一。　　

青年会一直是普世合一运动的倡导者和执行者，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亦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青年会作为一个超宗派、强调社会服务的基督教机构，不以宗教派别自限，而且打开大门，吸引各宗派信徒的参与，以基督教改造社会现实为目的，开展结合社会需要的主题性事工，有形无形地增进了各宗派的接触，沟通了各宗派团体，扩大了联系教会内部和信徒的渠道，间接地促成了教会间的合一。同时也扩大了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物紧密结合中国教会和社会的现实，扩大了思考的范围和影响，无论是基督教会不同宗派、教会所办的医疗教育等专业机构、教会倡导的社会性运动，还是有关宗教学或神学的思考都可以在青年协会书局发表认识和思考，这一切都丰富和繁荣了中国基督教会的本土化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教会保守力量一直占主导的情况下，这些思想内容上更加贴近社会时代、宗教观念上更加自由的作品往往受到教内保守派的轻视，甚至引起争议和斥责。　

20世纪以后，随着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发展，出版机构主体发生了变化。1921年，中国基督教期刊共107种，非教会的中文期刊共578种，增加率远高于教会出版机构。传教士从事文字工作也在减少，1896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传教士占19.8％，1907年占11.4％，到1920年则不到1％[95]。受过良好训练的大批留学生回国，他们拿起笔来，写作不辍，立刻夺走了19世界末基督教在中国文字工作昙花一现的光彩，基督教出版已非唯一获得西方知识的渠道[96]。政治风云变幻、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后，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都选择了强调宗教传播的范围，如最大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多年来世俗读物多于宗教读物的广学会宣称其出版宗旨为“专出基督教书籍以为播道之用”，虽然“注重公义、公理原则”，但“不干预政治，对国内各党之观点概不预闻”[97]，在这种局面下，青年协会书局强调与社会现实贴近的出版宗旨更是独树一帜。

文字出版历来受到重视，但管理与监督权在传教士手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98]，是传教士认为正常、却备受中国教会责备的现象。在传教士看来，“中国的教会尚属年轻，基督教的经验缺乏，属灵力量薄弱，”[99]广学会总干事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直接明白的表示中国基督徒尚未成熟到可以来接管翻译和出版事工[100]。传教士始终没有全面深入的探讨在中国实行本色教会与本色文字的问题，2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史上最为声势浩大的本土化和自立运动的思考、理论和实践更多地局限在中国教会内部。西方传教士借重西方书籍、教会模式与文字事工，加上传教士对于西方著作的了解和希望推介的心理，大量西方神学、西方思想、教会及灵修生活方面的著作翻译为中文。“所谓神学作品，只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为西国宣教师为传述，为中国信徒囫囵吞枣地接受。”[101]从对当时2300种基督教出版品的调查中得知，90％为翻译作品[102]，这些以“灵修类”占主导的翻译书籍是那些与中国文化背景、理解相距甚远的人所写[103]，而翻译、编辑这些书籍的人与中国人的背景见解大不相同[104]，虽然这种“译多撰少”的情况也受到某些传教士的质疑[105]，但毕竟不占主流。　

传教士亦不相信他们的助手和翻译人员能有所神学创作，觉得这是“太过要求之事”[106]，而对中国教徒来说，翻译总是比创作容易[107]。西文基督教作品自然比中文成熟得多，但“所求的是效果，所计的是数量”[108]的状态对中国教会的发展十分不利。传教士们的中文创作缺乏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多显得思想隔膜简单、文字单一“只有文字而无文学”[109]，不适合中国人的思想而被中国士大夫阶层轻视或斥责。虽然早期翻译著作开启和培养了中国信徒对基督教的信仰，但过大比例的翻译作品无论在出版上或思想上压抑了中国信徒的真正表达，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思考权和话语表达权。“西人挡在前头，谁能在背后作狮子吼呢？”[110]中国教会文字，须由中国信徒创作，不是专向外人抄袭，不仅不能用英文代替中文，而且英文式的中文也不适应于中国社会[111]。

民国初年，对所有价值标准的重新评估，深深地触动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青年人向往西方的一切，同时又强烈质疑传统，不能不留下思想的真空。传教士传讲福音及由他们所引进的西方思想，助长了中国传统逐渐失去影响力。正是透过这种文化的争论，传统才失去了它规范的能力，给来自西方包括宗教在内的新思潮与新活动让出了空间。而传讲福音同人类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基督福音与异域社会文化之间如何协调，在民族矛盾日益激烈的中国十分尖锐地呈现出来，成为20世纪中国教会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中国的民族和社会危机前面采用西方的神学模式，他们就不能不在西方思想中迷失自己的方向；如果不想照抄西方神学，作为中国基督徒需随时准备好用自己的神学来回答。

基督教传入中国，不仅需要培养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而且需要在汉文化语境下，培养中国教会、教徒的神学思考和信仰表达。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教会的“文字工作是特别落伍的”[112]，一直局限在教会的圈子里，可以说没有那位基督徒作家可以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教会文字出版事业的使命是将基督教神学从西方的装饰中解放出来，进行中国式诠释，使之得与中国的环境脉络、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相切相应。在中国民族的心中培养基督教信仰，将中国民族的心灵、遗传、宗教经验加以发掘、应用，与基督教中的根本原理相结合，成为感动中国人心灵的表达方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西方文化源远流长，这样的重任不仅需要“脚踏中西文化”，更需要脚踏中西宗教文化，才能走出一条中国基督教的新路。

青年协会书局规模较小、影响有限，半个世纪中才出版了约500本书籍，与广学会2千本书籍之间有数倍之差，但与同时代提倡文字本土化的文社和真理社只存在几年且只有一份杂志的局面相比，它是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中国人主持的文字本土化出版机构。20世纪中国著名教会领袖赵紫宸、余日章、吴雷川、徐宝谦、谢扶雅、刘廷芳、吴耀宗、顾子仁、简又文、朱维之等都在青年协会书局用中文发表了他们作为信徒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尝试沟通以宗教为基础的中西文化，这些思考和讨论已成为今天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必不可少的经典。

历史经常就是一个舞台，演绎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连续不断的社会进程，青年协会书局在传教士力所不能及、中国教会有所思考和表达、需要文字本土化的时代演唱了一台符合自己身份的戏剧，以其独特贡献为历史留下了今天可以探讨的角色和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