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也是历代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优良传统。但是清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和维护其统治，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经世思想进行残酷摧残，迫使他们走上了一条脱离实际、逃避现实的道路，转而埋头古籍的考证与整理，形成了为考据而考据的干嘉学派，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的经世思想。然而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剌激下，经世思想勃然复兴，蔚为风气，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包世臣是这一思潮的开风气者和代表人物。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思想缺少认真研究，据统计，至目前为止，研究他的文章仅10篇左右[1]。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包世臣在嘉道时期经世思潮中的历史地位作一探讨，并与龚自珍、魏源作一比较，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与嘉道时期的学风转变

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认为，有清三百年间，学术风气先后发生过三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在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诸大儒，痛空谈亡国，恨书生乏术，于是“黜虚崇实，提倡实学。”第二次变化是在乾嘉之世，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群趋于考据一途，为纯学术的研究；而声音训诂之学，遂突过前代。”第三次变化是在道咸年间，以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好言经世，以图富强，厌弃考证，以为无用。”[2]齐先生的说法大致是正确的。但就第三次变化而言，我认为有两点要作修正：（一）第三次变化非始于道光，实际上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此种变化即已开始，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不少同人的共识；[3]（二）除魏源外，包世臣也是这一时期学风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复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们说包世臣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形成较早。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属安吴，故人称“包安吴”，1775年（乾隆四十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和那时绝大多数人一样，包世臣5岁启蒙读书，8岁便开始学做八股文。其时，清王朝已结束了其繁荣的康干盛世，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吏治日益腐败，武备早已废弛，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1796年（嘉庆元年）的白莲教起义遍及鄂、川、豫、陕、甘五省，参加群众数十万人，绵延近十年。面对如此的历史处境，包世臣深感贴括之业无补于世，于是转而关心探求社会经济问题。据包世臣自己说，他自十二岁（1787年，干隆五十二年）开始，便慨然有志于用世，不肯枉己学那些无用之学。年纪稍长，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歹+堇）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屡遭无辜陷害，奸民趋死如骛，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饰邪禁非，于是学法家；又见江南大利，在盐与漕，江北大政，以河工为最，而官吏视为利薮，胥隶恣其中饱，上损国帑，下病齐民，于是又究漕、盐、河之学。[4]1793年（干隆五十八年），他在研读各家兵书的基础上写成《两渊》兵书一部，“欲以通先民之志，祛后贤之惑”。[5]1801年（嘉庆六年），作《说储》上下二篇，以育人材善风俗为上篇，以郡县至为枢要，解说保甲、学政、戍政、课绩、农政五事为下篇，各有五、六万言。第二年（嘉庆七年）他“游海上，比物察情”，以为举海运则公费大省，而官之困于丁，与民之困于官的现象“可以小纾”，但“无籍以成其说”。两年后（嘉庆九年）衡家楼河决，运道被毁，天下哗然，他“乃作《海运南漕议》”，主张改河运南漕为海运南漕。1808年（嘉庆十三年）江督以海口高仰、阻碍河水下注为由，请帑六百万议改河道，他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发现海口并不高仰，“于是乃为《筹河刍言》”，认为与其更改河道，劳民伤财，还不如自云梯关以下接筑长堤至海滨，而于运河口筑盖坝导淮（河）溜出黄以减运（河）涨，这样清（大清河）淮（河）安枕而河（黄河）流必不旁溢，并就治河经费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后为有关方面所采纳。次年，他入都面谒王公大臣，建议整顿漕务，以减轻江南苏、松、太、嘉、湖地区农民的沉重负担，并提出其具体的整顿办法。1810年（嘉庆十五年），他著《策河四略》，提出治理黄河的整套方案。越十年（嘉庆二十五年），他著《庚辰杂着五》，首次提出改革传统的“纲盐制”、听任商贩自由运销的主张。1824年（道光四年），他致书颜漕督，重提自己于嘉庆九年就已提出的海运南漕之议，并力主漕运改革。第二年，他作《海运十宜》，就如何进行漕运改革提出具体意见。1827年（道光七年），他佐两江总督陶澍举办吴淞口工程。不久又上书陶澍，极言兴修野鸡墩工程之利。1830年（道光十年），他著《代议改淮鹾条略》，提出二十五条改“纲盐制”为“票盐制”的具体办法。

尽管包世臣是那时的著名学者和经济专家，对兵、农、刑、名等各科学问都有精湛的研究，但却屡试不第，33岁（嘉庆十三年，1808年）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13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这一方面说明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之后，由于实行八股取士，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限制，成了束缚人们思想和创新能力的桎梏，加上考场舞弊成风，因此它已失去选拔优秀人才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包世臣“究心于当时之务”，针砭时弊，主张改革，揭露和批判清朝的腐败吏治，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尤其是朝廷中的王公大臣，他们于是从中作梗。据与包氏同时代的桐城姚柬之说，他曾就包世臣会试屡试不第的原因询问过贡院司事者，“皆言得先生卷发誊不送内帘，事后乃加派房戳于败卷，以是十余试讫无一遇。”[6]科场不顺，包世臣只好长期为人幕僚，直到1835年（道光十五年）他61岁时，才以一等签江西。不料是年其母病故，他守制家居三年，1838年（道光十八年）正式任新喻县知县，然而仅仅一年，便因漕务改革而遭陷害去职。包世臣弃官之后，定居豫章，一边整理生平著述，一边仍念念不忘国计民生，忧国忧民之志未因仕途受挫而稍有更改。1839年（道光十九年）初，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分赴广东查禁鸦片，路经豫章时，召包世臣至舟中“委问竟日”，听取他对禁烟的意见。包世臣向林则徐建议，“止渴必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内。”[7]不久，鸦片战争爆发。尽管当时包世臣已年届七十，且身体有病，但他仍时刻关心着这场反侵略战争，积极为当局出谋划策。鸦片战争后，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反省战争失败的原因，希望清政府能改弦更张，革除积弊，重新振作起来。但无奈此时清王朝已病入膏肓。1851年（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四年后（1855年，咸丰五年），包世臣于忧愤中逝世。

就包世臣的生平来看，他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但主要活动是在嘉(庆)道（光）年间，其经世思想也早在1800年左右即已形成并趋于成熟。其标志是1801年他《说储》上下二篇的成书。该书的宗旨是倡言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刘师培说该书“篇中多改制之言”。[8]柳诒征认为包世臣著作此书的目的，“欲荡积垢，一切与民更始。”[9]包世臣对自己在该书中提出的各项改革主张和具体方案也非常自信，声称“荀有用我，持此以往，虽三代之盛不可妄期，汉唐二宗复见于今日。”[10]此种自信，正是他的经世思想已趋于成熟的自然流露。如果我们把包世臣与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这一时期经世思潮代表人物的龚自珍和魏源作一比较，由于包世臣分别比龚自珍和魏源年长17岁和19岁（龚自珍出生于1792年，即干隆五十七年；魏源出生于1892年，即干隆五十九年），他的经世思想的形成也要比龚自珍和魏源早得多。查阅有关资料，龚自珍自幼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许慎《说文部目图解》，21岁时（1812年，嘉庆十七年）“慨然有经世之志”，那年他赋诗述己志向：“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23岁（1814年，嘉庆十九）作《明良论》，批判现实；24岁至25岁期间（1815——1816年，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作《乙丙之际箸议》，明确提出“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的主张；27岁（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他自毁功令文2000篇，以示不再虚耗光阴于无用的“雕龙文卷”，同年开始对今文经学发生兴趣；第二年（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应恩科会试落第的他滞留京师，向礼部主事刘逢禄“问公羊家言”。从此，今文经学成了他借用“五经中的‘微言’来发挥‘经世’大义”的理论工具。[11]和龚自珍不同，魏源自幼深受理学的影响，21岁时（1814年，嘉庆十九年）随父赴北京，从“究心经学，尤专意于毛氏诗传”的胡承珙学习汉儒经典，开始接触汉学，同时又向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请教《公羊》大义，并大力提倡公羊学的“通经致用”精神，主张“以经术为治术”。[12]32岁时（1825年，道光五年）作《筹漕篇》上，提倡漕运改革。同年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此为“魏源经世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13]由上可见，无论是从帖括之学、或汉学、宋学转向经世之学，还是经世思想的基本形成并走向成熟，龚自珍和魏源都要晚于包世臣至少20年以上。

第二，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具有代表性。概而言之，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批判宋学、汉学。当时统治思想学术界的是宋学和汉学，宋学又称义理学，亦即宋明理学，汉学又称考据学，它们的共同缺点和危害是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既不闻不问，又无能为力，于世无功，于道无补，借用龚自珍的诗说，是“不论盐铁不筹河。”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就是作为宋学和汉学的对立物而复兴起来的。包世臣对只知迂谈性理的宋学和埋首繁琐考证的汉学都十分鄙视，他公开声明，宋学“非性之所好，”认为宋学空谈“性命”，无助于国计民生，是为俗学。[14]他批评汉学“以剽字为学，（剿）声为文”，其上者仅“能钩稽名物，刻镂风云”，而“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师友谬说，聪明锢蔽。”[15]他在一首说理诗中对“近儒渐好古，一得同（饣+丁）（饣+豆）”的乾嘉学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质问那此以考据学为学问的汉学家们，“伊谁能决川，迥澜导狂溜。”[16]在包氏看来，当时的社会危机所以如此严重，与宋学和汉学的“空疏”和“迂腐”不无关系。

其次，讲求学以致用。和乾嘉学派逃避社会现实相反，包世臣认为，士人（知识分子）应关心国计民生，过问时事政治，讲求学以致用。他指出，天下之所以贵士，与士之所以自贵，其原因就在于士能“志于利济斯人而已”。[17]又说：“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大事也。”[18]他并再三强调，士大夫的学问经济，不在于时文、楷法，也不在于考据，而在社会现实，举凡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如吏治官风、盐课漕运、河工水利、兵政边防、舆地农政、钱币人口、刑名法律、文教灾赈等都应成为自己所关心的对象。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明末清初倡导经世实学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及其名著《日知录》特别推崇，认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日知录》所以值得推崇，原因就在于顾炎武写作此书的目的，意在拨乱涤污，“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故此，他尽读《日知录》三十卷之后，“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19]用他的话说：他自己读先圣之书，通今时之制，究生民之利病，验风土之纯硗，“凡以为吾儒分内事耳，求为可知，非以干禄”，但期人生“有益于世耳”。[20]

其三，注重调查研究。包世臣认为，“学问之道闻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21]因此，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认为只有深入社会实际，不耻下问，才能了解国情民瘼。范麟就说他的“造诣，得于学者半，得于问者亦半。”就学而言，他虽博闻强识，但不事（饣+豆）（饣+丁）襞积，至人心世道之大防，必三复低徊，推究其极，非彻底弄清不可。就问而言，他“微遇宿士方闻，质疑求是”，虽舟子、舆人、椎夫、渔师、罪隶、退卒、行脚、僧道，邂逅之间，必导之使言，“是者知之，否者不加辩驳，惧其不尽也。”正因为如此，故他“知水陆之险易，物力之丰耗，衙前之情伪，穷檐之疾苦。”[22]他每提一建议或方案，事先都要做深入的社会调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如他在提出治理黄河的方略之前，曾和另一位水利专家郭大昌一道，扁舟泛下河，转尖至灌河口，溯莞渎六塘，由中河至徐州渡河，策骑循峰山至盱眙，竭两月之力，以了解黄（河）淮（河）湖（太湖）运（河）的形势。再如他为了建议海运南漕，曾多次到舟山、上海一带调查，对海运船线、上海一带的沙船以及南北商品交往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他的《海运南漕议》所举海运南漕的理由，有根有据，无法辩驳。包世虑一生有近三十年时间在外出游，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但他的出游与一般人的出游不同，他每到一地、都要调查那里的风土人情、物产气候、山川地势。所以他“游愈疲则闻愈广，研究愈精”，对国情民瘼了解也愈透彻。而对那种“贫则谋在稻梁，富则娱于声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连风物，（言+永）怀胜迹，所至则又与友朋事谈宴逐酒食”一类的出游，他颇不以为然，认为“此非惟才易改也，而又长恶习”。[23]

其四，主张学术经世。包世臣是嘉道时期名噪一时的著名学者，但他不纯粹为学问而研究学问，除学问外，还为了经世。以史学而论，他认为“古今一辙”，[24]没有古就没有今，古今之间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要通今，则必知古，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当周济向他请教如何撰写两晋这段历史时，他认为“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可以略写或不写。“至于人心所趋，视乎初政，心趋既久，遂成风俗，风俗既成，朝政虽力矫之，而有所不可”，这是古今都存在的问题，非唯晋代，因此必须详写。“而拨乱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运变，不善者善之资历”，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经验教训，故“晋略之志，当在是矣。”[25]就经学而言，他认为通经才能致用，致用必先通经，因此，学经的目的要十分明确，要“先立其大者”，重点学习那些关系“天下之治”、能对国家大政有所指导的经书。学习的方法要运用得当，要精读原著，直观经义，不要借助后世的传注，要“能以己意测古人立言之者，而究其义之所止。”他尤其强调学经要联系实际，思考和解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对于“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终始。”[26]至于写文，他反对脱离民事，将道抽象化，批评韩愈、柳宗元以来古文家抽象地载道之文是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讽刺“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认为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提倡写“言事之文”和“记事之文”，[27]并且就如何写“言事与记事”之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言事之文，必须先说清所事之条理原委，抉明正义，然后述现事之所以失，而条画其补救之方。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后述其本末，则是非明白，不惑将来。他特别强调作者要介入社会，关心国计民生，“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诸古，验诸事，发诸文”，多写一些“救时指事之章”，多发一些“防患设机之论”，使人们能“观其文以知其俗，推其俗以知其治”，从中得到一些“劝惩之方”和“补救之术”。[28]

就包世臣的经世思想来看，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二是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这两个特征也正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显著标志。如果说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前提，那么，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则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内容。嘉道时期经世派的学风之所以不同于乾嘉考据派的学风，亦就在“致用”二字。

第三，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影响较大。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发生影响：一是入幕。如前所述，由于科举不顺，包世臣长期为人幕僚，而在他的幕主之中，不少人具有经世思想，如先后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的陶澍便是嘉道年间经世派中的重要人物，魏源评价他：“生平所致，兴革务，挈大纲，导大（穴下+款）。”[29]陈銮说他“无时不以济人利物为志”。[30]包世臣为陶澍这样的具有经世思想的地方大员充当幕僚，替他们的兴利除弊出谋划策，这既为他在自己科举不顺、“不能自为”时，提供了一条实现经世抱负的途径，同时也扩大了他的经世思想的影响。他就积极参与过陶澍所主持的漕务、盐法改革以及一些水利工程，并向陶澍举荐了不少人才。从《安吴四种》和《陶文毅公全集》所记载的情况来看，陶澍对包世臣十分信任，每遇大事必向他咨询，听取他的意见，而且“所言乃听从”。对于包世臣举荐的人才，陶澍也大多能够任用，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就无不自豪地告诉他的这位族人，陶澍的“委员，多系鄙人指引”。[31]不仅陶澍，当时的一些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慷慨言之”。[32]范麟在《读〈安吴四种〉书后》中记述了包世臣的如下实绩：嘉庆三年（1798年）冬游湖北，为湖北布政使祖之望画招流亡、开屯田、营战、屯守之策；嘉庆十一年（1806年）夏居扬州，诱伊太守举荒政，救活灾民三万；嘉庆十三年（1808年）游袁甫，劝说当局罢徐、扬六府州摊征三百六十万已成之议；嘉庆十六年（1811年）秋，佐两江总督白龄治河，临工决盖坝之策，旬日间使袁浦板闸，淮安一带百万居民免于水灾；嘉庆十九年（1814年）游南京，激白龄开仓赈灾，使八万饥民得以活命。“其余当路，多采先生河漕、盐、法之论而行之。”因此，包世臣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名气很大，江南一带几乎无人不晓，尤其是扬州一带的“好学子弟皆习世臣”。[33]

二是交友。作为十九世纪前期著名的诗人、书画家和思想家，包世臣一生中结交的朋友相当不少，仅据《安吴四种》的初步统计，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与他有比较密切交往的人就达百人之多，其中不少是那时的著名学者，如常州刘逢禄、李兆洛，武进张惠言及外甥董士锡、阳湖张琦、张敦仁、黄乙生，歙县凌廷堪、恽敬，荆溪周济，吴县沉钦韩、张际亮、李祖陶，嘉定钱坫，以及比他要年轻近二十岁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包世臣常与这些人辩难问答，磋切学术，这使他见识大开，受益非浅：“刘生（即刘逢禄——引者）绍何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易义不终晦，敦复有张氏（张惠言——引者）。观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从董生（董士锡——引者），略悟消息旨。读书破万卷，能儒沈与李（沉钦韩和李兆洛——引者）。益我以见闻，安我之罔殆。郑学黄（黄乙生——引者）心通，许学钱（钱坫——引者）神解。既得明册籍，又得亲模楷。”[34]当然，这种受益是双向的，与这些人交往，无疑也有利于扩大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在学术界的影响。比如，他的《说储》成书后，李兆洛、沉钦韩、周济等人都传看过，并作有批语，还向别人介绍过他的变革主张。张琦也曾为他删定过诗稿，和他讨论过写诗的理论和技巧问题。周济向他请教过写作《晋略》的意见。凌廷堪和他关系在师友之间，正是在他的指点和影响下，走上了学术经世的道路。

在朋友中，包世臣与魏源关系最为密切。虽然包世臣比魏源年长19岁，但由于二人经历相似，（如都博学多才，却屡试不第，长期为人慕僚；晚年都做过地方小官，也都因人忌恨而遭参劾），志趣相投，（都具有经世思想，都对兵、农、刑、名诸学深有研究，都主张漕运、盐法、币制改革和积极治理黄河；也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支持禁烟和抗英斗争），而成了忘年之交，包世臣称魏源为“默深老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们的交往始于魏源充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慕僚、协助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期间（1825——1926年）。但此间他们只有书信往来，而没有晤面。二人首次晤面是在道光七年。这年三月，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四月，魏源受贺的委托，前往苏州拜会包世臣，代询治理山东省的要务。据包氏在《山东西司理宜条略》记载，他告诉魏源“为政之道，在自胜以通民情”，并建议贺长龄“宜审定缺分肥瘠，使调剂派拨均平，以息物议；”“宜查禁司书弊窦，以纾官困”；“宜督属清厘案件及自理各词讼依限结正，以达民隐而崇政体。”[35]自此以后，二人书信不断，学术、政务、生活无所不谈，友谊良深。齐思和先生写《魏源与晚清学风》一文，中列“讲学诸友”一节，共举魏氏讲学诸友四人，而以包世臣为第二，紧随龚自珍之后。[36]李汉武着《魏源传》，在谈到魏源与包世臣的交谊时，认为“魏源关于漕、盐、河、币诸实政方面的思想，得益于包氏之处不少。”[37]

包世臣与魏源之间的这种友谊是愈老弥坚。这可举二人相互请对方为自己审定书稿为证。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魏源有感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发愤著书，成《圣武记》十四卷。他成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包世臣寄了一套，请他“审定”。尽管包世臣当时已年屈70，又忙于整理编辑自己的旧着，但还是“遵嘱”认真地“审定”了这部长达4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圣武记》的价值，然后本着老朋友之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就《圣武记》的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在写法上其“匪股”宜各为小传，记其始末和“窜扰”之地，“各帅”则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卫霍附传”之例，务必切实明白，并且希望能将傅鼐平定苗疆，“鼓众气选锋反战”，先败后胜的“机括”补入书中。魏源的《圣武记》成书后两年（1844年），包世臣将其生平部分诗文编辑为《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并与旧刻《中衢一勺》、《艺舟双楫》合编为《安吴四种》印行。和魏源一样，《安吴四种》编好后，包世臣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将稿子寄给魏源，请他“为之定正”。那一年魏源正忙于参加会试，但他于百忙中认真地阅读了这部长达36卷的巨著，并将其紧要处“摘要签出”，就如何修改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由于包世臣对于魏源的意见“有改焉有不改焉”，为了尽到朋友之谊，魏源又再次致信包氏对自己的意见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还写有《题包慎伯文集》诗三首，诗中将包氏比之为西汉的贾谊、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陈亮。可见魏源对这位老朋友的推重。

三是著述。包世臣一生勤奋，才华横溢，著述颇丰，先后著有《两渊》、《说储》、《小倦游阁文集》、《小倦游阁文稿》和《安吴四种》等书，其中《说储》和《安吴四种》是其经世思想的代表作。包世臣曾述《说储》一书的著作来由：“嘉庆辛酉（嘉庆六年，1801年）孟夏，天津姚承谦从余游，问古今治乱之故，予与极论斟酌损益，可措施补救者，作《说储》二篇。”如前所述，《说储》的其宗旨是倡言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安吴四种》实由《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四书合刻而成，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丧，风俗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38]据包世臣在《安吴四种总目序》和他儿子包诚在《安吴四种书前识》中介绍，《中衢一勺》和《艺舟双楫》分别刻于道光乙酉（道光五年，1825年）及后“数年”，道光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包世臣又将生平部分诗文集为《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与曾补过的《中衢一勺》、《艺舟双楫》一道合编为《安吴四种》，先用聚珍版印行五百部，嗣因讹字较多，咸丰辛亥（咸丰元年，1851年）重校印行二百部。《中衢一勺》收录的主要是包世臣有关河、漕、盐“诸大政”的文章。他所以要把这些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在他看来，河、漕、盐虽为三事，而“其实”一也，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艺舟双楫》收录的主要是包世臣论文、论诗和论书法的文章。就文而言，他主张讲求文法，尤其要言之有物，关心国讲民生；就诗而言，他重视诗的教化功能，诗要言志，反对片面追求华丽；就书法而言，他认为只有指法、墨法二者具备，才能创作出好的书画作品。《管情三义》收录的是包世臣写于不同年代的诗、赋和韵文。《齐民四术》在《安吴四种》中份量最大，内容也最为重要。所谓“四术”，指的是农、礼、刑、兵。其中农三卷，礼三卷，刑二卷，兵四卷。在农三卷中，包世臣主要阐述了他的“农商并重”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农业和商业都有关国计民生，都应重视，并就如何发展农业提出了自己的具体主张。在礼三卷中，包世臣主要阐述了他的礼俗观，内容涉及吏治、民意、道德以及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他主张“以礼制俗”，通过礼的教化，以改善风俗，扭转礼俗颓废的局面。在刑二卷中，包世臣认为为官者要熟读律文，深明律意，秉公执法，清理积案，并就审案的技巧和程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兵四卷中，包世臣主要阐述了他的军事思想，他认为争取民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而要争取民心，就必须顺人情，爱民财，惜民力，他还就如何选将、练兵、布阵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安吴四种》刻印较晚，但其中的《中衢一勺》和《艺舟双楫》于道光初年即已印行，有的文章甚至于印行之前就已在社会上广为传布，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齐思和先生就说他“每出一文，世人争相传阅焉。”[39]据记载，他专论漕运改革的《海运南漕议》（写于嘉庆九年，1804年）、专论河工的《策河四略》（写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和专论漕务的《庚辰杂着三》（写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等文章写出后，曾风靡全国，人们争相转抄，造成洛阳纸贵。《中衢一勺》于道光初年刻印后，也是从风者众，除关心时事的士绅外，不少官员也争相购买，视之为理政秘籍。1825年（道光五年）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其中就收录了包世臣论漕运、漕务和河工的5篇文章。另据冯天瑜先生研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论文”中提出的为文要“言事与记事”的主张，“对道咸士人有重要影响，直接孕育了《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等记录鸦片战争史事的纪实性作品产生。”[40]

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是继承了“清初诸老”的“实用之学”。如前所述，包世臣对“清初诸老”中倡导“实用之学”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及名著《日知录》非常推重。他最早接触顾氏著述是在1793年（乾隆五十九年），那年他在南京市面上看到新刻的《日知录》，随意翻了翻，便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但由于当时父亲病重，没钱购买，只好失之交臂。10年后（1802年，嘉庆七年）他游扬州，在阳湖派古文领袖李兆洛家中住了7个月，李氏不仅帮他把一年前刚完稿的《说储》缮写了一遍，而且还将家中所有藏书借他阅读，包世臣终于有机会认真读完了《日知录》30卷。后来又陆续读顾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其它“清初诸老”的著作十余种。从此，顾炎武和其它“清初诸老”则成了他的榜样和镜子，用他的话说：“兹读亭林诗文，按其年月，核其行检，辨进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励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坚。”[41]李兆洛就说他的很多主张与顾炎武相近。包自己也同意这种说法。在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想家中，较早接触“清初诸老”并明确以继承其“实用之学”为职志的是包世臣。

所谓“启下”，是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之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最值得注意的是常州学派的兴起，而常州学派的源头有两个：一是由庄存与、刘逢禄开派的公羊家经学，一是由张惠言、李兆洛开派的阳湖派古文，“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他认为“开启”和“代表这种新精神的人是龚定庵（龚自珍号定庵——引者）和魏默深（魏源字默深——引者）。”[42]如果就常州学派的发展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大致不错，但从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过程来看，梁启超的说法就值得商榷。因为如前所述，包世臣经世思想的形成并走向成熟要比龚自珍和魏源早得多，他虽然不是常州学派中人，也非公羊派经文学家和阳湖派古文学家，但公羊派经学的开派人物刘逢禄、阳湖派古文的开派人物张惠言、李兆洛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与刘逢禄、张惠言、李兆洛等人的交往要早于龚自珍、魏源大约30年左右，龚自珍、尤其是魏源较多的接受过他的影响。所以，无论在绝对时间上，还是在相对时间上，都是包世臣而非龚自珍和魏源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学风。我们非常赞同吴则虞、余滋兰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经世”学风的形成，是“上承亭林，下开龚、魏，旁及阳湖派诸子的一个重要人物。”[43]

二、与嘉道时期的“实政之学”

所谓“实政之学”，也就是关于漕运、盐法、河工、币制、农政等方面的学问。对“实政之学”的探讨并针对其积弊提出改革方案，“构成了”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44]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包世臣对“实政之学”的探讨、以及针对其积弊提出的改革方案作出过重要贡献。

清承明制，继续实行自隋唐以来就已形成的漕运制度，每年都要从江浙等省通过运河运送400万担的漕粮到北京，以供皇室食用、王公官员俸米及八旗兵丁、京城百姓的口粮之需。把几百万担南粮通过运河运到北京，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运费十分惊人。而漫长的运输线和繁琐的运输管理环节，又方便了官吏的贪污中饱，层层勒索。同时，漕运还经常面临河道梗阻。而一旦河道发生梗阻，南粮不能及时运到京师，就要影响清廷皇室、文武百官、八旗兵丁和京城百姓的生活。因此，当时“中外颇忧漕事”，如何解决漕运所面临的问题，保证及时地将南漕运到北京，就成了朝野上下所关注的“大政”之一。

包世臣也不例外。他通过调查了解到，当时云集于上海的商船大约有3500多艘，其大船每艘可装官斛3000担，小船每艘也可装1500多担。这些商船主要是运关东的豆麦到上海，所以“南行为正载”，而北返时虽然也顺带一些布匹茶叶等南货，但常常“不能满载”，不得已只好在吴淞口雇人挖草泥压船。鉴于这种情况，他于嘉庆九年（1804年）提出废除官府控制的漕运船队，改由商船北返时装运漕米。同时又鉴于河道经常梗阻，漕米不能及时运到北京，他主张改原来的河运为海运，并规定海运漕米的合理损耗率，以维护商船的利益。他认为雇用商船海运漕米好处有四：一是费用减少，运南漕四百万担，开支水脚费用不过一百六十万，还不到过去漕运所需费用的“十分之三、四”；二是需时不多，如果商船中秋开行，九月初即可抵达，往返三次，全部漕粮便能入仓，这比过去河运漕粮缩短时间不少；三是官商两利，雇佣商船运送漕粮既能使私商的“放空之船，反得重价”，增加收入，又可节省大量漕运费用，从而使“官费之省，仓米之增者无数”；四是使地方官吏“不得以兑费津贴旗柁名目，籍词浮收”，有利于减轻粮户的沉重负担。[45]

虽然改河运南漕为海运南漕有以上诸多好处，但由于“漕为利薮”，改革必然会触及那些利用漕薮贪赃受贿、巧取豪夺的大大小小官吏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对海运南漕的建议提出了种种非难：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深阻，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舵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面对这种种非难，包世臣没有退缩，他认为这些都不过“书生迂谈”，根本不值一驳。首先就所谓“洋氛方警，适资盗粮”而言，他指出：洋氛在福建广东一带，不仅距离海运所走的北洋沿海遥远，而且洋人所乘坐的都是吃水深的“乌船”，不适应在“多沙碛，水浅礁硬”的北洋沿海航行，适应北洋沿海航行的只能是特制的“沙船”，所以洋人绝不可能“越吴淞而并， 以争南粮也。”其次从所谓“重洋深阻，漂没不时”来看，他指出，上海一带的商船一年往返于关东天津到少都是三、四次，对于“水浅风信，熟如指掌”很少有沉船漂没的危险，据他调查每年漂没的商船只是总数的千分之一，而走运河的漕船漂没的数量“殆数倍于此”。第三，既然是雇佣商船，就根本不存在造船和招募舵手的问题，也就没有增加费作一说。总之， 包世臣强调指出，改河运漕粮为海运漕粮，是利国、利民、利商的事情，那些与漕运有关的大大小小官吏所以反对此项改革，并非是他们真的担心海运会“资盗”，“漂没”，增加国家费用，而是他们可以从河运漕粮中得到好处，“于公可籍资筹款，于私可遂其索费”，这才是他们反对此项改革的真正原因。[46]

尽管与漕运有关的大大小小官吏从一己私利出发，反对海运南漕，但河道梗阻，南粮不能及时运到京师，这是大事。加上道光四年（1824年）清江高家堰大堤溃决，冲毁运道，运河水势微弱，重运漕船无法运行。于是在大学士英和、江苏巡抚陶澍、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等开明大吏和经世派官僚的支持下，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批准江浙漕粮改行海运。得此消息，包世臣又“就情事之尚可言宣者条为十宜，以俟谋国是之君子采择焉”。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保障船商的利益，使他们能有利可图，从而踊跃参与运载；二是如何严定章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科敛染指之弊”；三是如何组织商船运漕，“将各帮沙船花名造册呈送”，以防个别“骄逸成性”的奸滑船商从中捣鬼，同时严选船只和舵手，以保证漕粮的运载安全。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七月他重校此文稿时附记：“是时新抚至吴，茫无津涯，得此稿，依仿定章，海运事乃举，既举之后，商船大利，更邀优叙，米石全无漂失。”[47]然而这次海运只实行了一年，便因大小官吏的反对又改了回去，直到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清政府才又第二次举办海运，并逐渐成为定制。漕运改革的经历说明：任何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些集团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清代盐法沿袭明代“纲法”，盐商只有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费用（约1000——2000两白锒），即可取得“窝根”，凭此就能垄断指定地区的食盐收购、运销专利。政清府实行“纲法”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课收盐税。但随着吏治的日益腐败，盐税的征收变得日益困难起来。由于对盐的产销区域划定了垄断范围，又是官督商销，这就便利了盐官的敲诈勒索。盐商不堪重负，只好“有挟而求”，迫使盐官允许他们在盐斤上“加价”、“加耗”。盐斤加价、加耗的结果，是盐价上涨，老百姓买不起盐吃，被迫偷买非法贩运的私盐，造成垄断的官盐严重滞销，从而导致盐税的大量拖欠。据统计，从道光二年（1822年）到道光九年（1829年），仅两淮就拖欠了4862万两盐税银。“纲盐”的积弊已到了山穷水尽，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早在嘉庆末年，包世臣就提出了改革“纲盐”的主张。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他写了一篇专谈盐政的文章。文章首先批评了那种认为既然官盐滞销是由于私盐充斥，因此应“以缉私枭为治盐之要”，而勿需对“纲盐”本身作任何改革的观点，他指出，私有十一种，枭私仅是其中的一两种，且“为数至少”，为数甚多的是“官商夹带之私”和“邻境官商转卖越境之盐”。所以如果“以缉私枭为治盐之要”，“甚者会酿成巨案，否亦徒增官费，而无成效。”这是治盐的“下策”，不宜采纳。治盐的“上策”是裁撤大小盐官，惟留运司主钱粮，盐场大吏管灶户，不立商垣，不分畛域，通核现行盐课，每斤定数若干，仿照当时所实行的铁硝运销办法，听任商贩领本地州县印照赴场挂号交纳盐课，领票买盐贩运。他认为只要改革盐业专卖的“纲盐制”，听任商贩自由运销，则各项浮收勒索便可以尽除，民间盐价必然会下降十之五、六，而盐税也会因私盐的杜绝而数倍于今，这样于国于民都大有好处。[48]就笔者所见到的资料而言，这是关于盐业自由贩运的最早主张。

盐税大量积欠“虚悬”，必然要引起统治集团的关注。道光十年（1830年）素有“能吏”之称的陶澍被任命为署理两江总督（不仅改为实授）。他接任之后，即深入调查，了解“纲盐”之弊，向清政府“疏陈淮盐积弊，请大删浮费以为补救”。清政府即派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为钦差大臣，考查两淮盐务，同陶澍会商改革办法。由于包世臣早在嘉庆末年就提出过改革“纲盐”的主张，又在东南一带久负盛名，王鼎等人便派亲信“微服过访”，当面向包世臣征询改革意见。包世臣于是草拟了一份《代议改淮鹾条略》，提出二十五条具体改革办法，其主要内容是：第一，解散盐禁，实行“票盐制”。他建议各地商民只要“赴运司照章纳税，即可领票赴场买盐”，自由贩运，如同米麦，取消“纲盐制”下的“配引”制度，直接“以斤起数，使人易晓”。第二，加强管理，严禁盐船夹带私盐。他建议，恢复北桥散旗旧例，运司于盐厅按船抽称盐捆，每捆浮出六斤以上者，作罚款处理，浮出一成以上者，则依照漏税例严惩。鉴于以往一些“不肖灶户”与客商勾结，来场“私买”，偷运出境，包世臣建议，各场只留一个信道，其余凡能通船之处一律用木桩钉死，从而使盐船并归一路，以易查核。第三，裁减浮费，以轻成本。所谓“浮费”，是在食盐生产运销过程中，盐官和盐商以各种名目征收的杂费，如收盐的场商有“公费”，运到口岸销售的岸商有“匣费”，无督销专辑之责的各省文武衙门有各种“规费”，名目繁多的各种“浮费”是造成盐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为此，包世臣建议，除每一斤盐应摊派正课杂银四厘外，其它一切浮费全部取消，以减轻成本。[49]

包世臣的建议为清政府所采纳。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二月，两江总督陶澍在魏源等人的协助下率先奏请推行“票盐制”，先在安徽、河南、江苏等三十一州县试行。第二年又奏请将“票盐制”推行到整个淮北地区。由于“票盐制”打破了“纲盐制”给予“纲商”的垄断特权，减轻了成本，推行的结果不仅盐税有大幅度的增加，盐商和老百姓的负担也有所减轻，据统计，仅先行推行的三十一州县一年内就运销盐233，100多引，较原额增加了一倍多。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湖广总督陆建赢又将之实行于准南。同治年间，河南、浙江、福建等省也相继改行票盐制。

改河运南漕为海运南漕，改纲盐制为票盐制，这是道光年间清政府很重要的两项改革。但以往的有关著作和文章在论述这些改革时，往往把功劳归之于魏源，认为他是改革的最早提出者，并襄佐陶澍取得改革成功，而很少提到包世臣。如齐思和先生的《魏源与晚清学风》一文在谈到盐法改革时便认为，“盐法之一大改革，所谓票盐是也。其始终赞助擘画者，则魏源也”。就是魏源本人写的记述这两项重大改革的《海运全案序》、《海运全案跋》、《道光丙戌海运记》和《淮北票盐志叙》也没有提到包世臣。这对包世臣是不公平的。以漕运改革而言，包世臣是在《海运南漕议》中正式提出改河运为海运、由私商代运南漕之主张的，该文作于1804年（嘉庆九年），而魏源最早主张海运南漕的文章《筹漕篇》上，写于1825年（道光五年），比包氏的文章晚了整整21年。包世臣最早提出改革“纲盐”是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这年他写了篇专谈盐法改革的文章《庚辰杂着五》，而魏源提出类似主张并佐陶澍进行盐法改革是在1831年（道光十一年），比包氏晚11年。首倡盐法改革的是包世臣而非魏源。其实包世臣在《答谢无量书》中对此说得非常明白：“今票盐之改，乃当事采仆议一节，以筹办淮北者（指陶澍在淮北试行票盐改革——引者），是其事发于仆，发其事自深知其利。”[50]由于魏源提出海运南漕、改革盐法的主张比包世臣晚，其具体改革方案和措施明显接受了包氏的影响。比如，他提出的海运南漕的方案是：借商道为运道，雇商船为粮船，雇商人为运丁，道不待访，舟不待造，人不待募，费不待筹，利国计，利民生，利海商。这些也是包世臣《海运南漕议》所提出的方案。他佐陶澍进行盐法改革，改传统的“纲盐制”为“票盐制”，其具体措施也基本上没有超出包世臣在《代议改淮鹾条略》中所提出的措施之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包世臣的《海运南漕议》、《代议改革淮鹾条略》写出后曾广为流传，影响很大。《海运南漕议》还被魏源收入他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

此外，和魏源一样，包世臣也为“票盐制”的顺利推行作出过重要贡献。陶澍颁布的《准盐改革章程》中的不少条款就是根据包世臣的《代议改淮鹾条略》拟定的。[51]对于票盐章程的拟定，包世臣也贡献过自己的意见。[52]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票盐制”推行之初也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存在着一些弊端，用陶澍的话说，“票盐之弊在场商隐匿自运，把持抬价，使贩本积重，---岸价随而益高。”为此，他拟采取“归局限买”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写信征求包世臣的意见。包世臣在回信中指出，盐法最难办的是透私，而私所以屡禁不止，就在于科则之征于商太重，场商之待灶户太刻，灶户苦累，非卖私则无以自瞻，科则太重，则枭徒买路之费有所取给。票盐的科则尽管比纲盐的科则减轻不少，但小贩仍不得盐而无可告，晒丁仍苦累而莫之恤，小贩不能得盐于场商，则增价而买于晒丁，晒丁不能取给于场商，则匿盐而售于枭徒，陶澍拟采取“归局限买”的措施虽然能使“小贩有得盐之理”，然而因“坝利太厚，则势豪之侵夺不息，场价太贱，则晒丁之生计不裕”，“票盐之弊”仍然得不到根本解决。故此他认为，“今日欲救票盐之弊，其要在平坝价而增池价而已。”他具体建议，依照票盐一引，钱粮经费合之不及一两五钱的标准来规定池价，并仿佃田之例，使池户与晒丁各半，这样晒丁既“优饶”，“不至冒禁透私”，池户也有利可图，“足以餍其心”。同时明立章程，盐贩到坝，成本每引三两七、八钱，出场盐船不许迳出只金闸，皆般坝领票缴撤场照，票境之内，听其自由贩卖，不复问其卖价，唯核定坝价，贱则从时，贵不得过每包一两五钱，规定湖贩以五十引起，五百引止，从而使小民皆可合本趋利，以打破势豪的垄断，使他们“不能估岸居奇”，如此“岸价”就自然会比“现行更减”。“岸价平则外私不入，池价增则内私不出”，“票盐之弊”即可根本解决。不久他又写信给被陶澍举荐为票盐总办的谢无锡，进一步阐述了“归局限买”不能解决“票盐之弊”，只有“平坝价而增池价”，使晒丁取利于池，场商取利于场，场贩取利于坝，坝贩取利于关，关贩取利于岸，才能将高昂的岸价降下来。[53]包世臣的上述意见后来为陶澍所采纳，“票盐之弊”很快得到了解决。

黄河，既哺育过古代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无穷的灾难。居不完全统计，历史上黄河共发生过1500多次改道和大决口，从清王朝建立到1855年再次改道前的210年中，黄河决口泛滥就达230次之多，而每次决口泛滥不仅给沿黄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而且也使横穿黄河的大运河受到严重影响，运道被毁，漕船不能航行。尽管清政府“无一岁不虑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但河患不仅依然如故，而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因此“河工之事”，亦就成了嘉道年间朝野上下关注的又一“大政”。包世臣力主积极治河，根除水患，而反对那种“汛至旁午，霜后晏息，徒知言防，莫事求治”的消极“防河”思想，认为“言防河之不足为治”，[54]并先后撰写了《筹河刍议》、《策河四略》等文章，提出积极治河的具体建议，其办法是：修筑御坝，清除积淤，疏通下游，种植芒柳。他还主张“筹盘苇荡，任地惠民，以平料物”，[55]既保证防洪用料价格平稳无匮，同时又能使营兵和当地农民得到一定好处，从而提高他们治河的积极性。据范麟在《读〈安吴四种〉后》中介绍，包世臣《策河四略》写后的第二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百龄出任两江总督，看到了《策河四略》这篇文章，对包世臣提出的治河方略大加赞赏，并采用盖坝方法治河，收到很好效果，“旬日间使袁浦板闸，淮安百万家得免为鱼而就高枕。” 他还主张治理黄河要与兴修水利结合起来，“水有利有害，能去水害者，在能收水利。”[56]

面对十九世纪前期“银价日高，市银日少”，银贵钱贱十分严重的问题，包世臣主张改革币制，其具体主张是：第一，仿“今日之官照及私行之金票钱票”，发行纸钞。纸钞要发行成功，他认为除必须解决好如何使“细民”能信从和如何防“匪人”为奸利这两大难题外，还要以一定的实物作基础，限量发行，而不可像当时另一位主张发行纸钞的代表人物王鎏（字亮生）所主张的那样“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以为纸钞为“不涸之源”，可以无限发行，否则，将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也正是“从来钞法难行而易败”的重要原因。他建议开始时可以“以足当一岁钱粮之半为度”，以后则根据情况“陆续增造，至倍于岁入钱之数，循环出入，足利民用，即止。”第二，“不废钱，一切以钱起算，与钞为二币。”他认为钞虚钱实，二者轻重相反，不相为废，不能因发行纸钞而废弃铜钱，而“一切以钱起自算”，可以防止人们争藏白银，使“银贵钱贱”的问题得到解决。第三，“亦不废银，而不以银为币，涨落听之市人。”具体来说，他建议在“造钞既成”之后，由部发中布政司，转发各州县，州县于水陆大镇各处设立钞局，“卖钞收银”，其价以市价而定，从而使那些藏有大量银两的富贵之家，不致因废银而反对币制改革。[57]包世臣的币制改革主张，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清政府的货币危机，但他提出的“以钱起算”和“不以银为币”的改革办法，对于减轻农民遭受的白银“与五谷相轻重”的损失要一定帮助。另外，他提出的发行纸币要以一定的实物为基础，限制发行总量的观点，也符合现代货币理论。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作为经世思想家，包世臣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认为“大政在农”，“天下之富在农”，[58]并针对当时农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他认为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使“民归农”，安心于农业生产。而“民归农”的关键是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轻徭薄赋，减轻他们的沉重负担，尤其要整顿吏治，严禁官吏对农民的渔肉掠夺。他指出，农民所以大量流亡，其原因就在于当官的不讲官德，对他们滥加驱使和掠夺，除两税之外，他们还要负担“丁徭”，一田三征，内外正供，取农十九，而官吏征收，又公私加费，往往及倍，绅富之户，因银米数多，故耗折较轻，而力作之民，因银米数少，则耗折倍至。所以农民终岁勤劳，有幸没有遭遇天灾，但父母妻子已迫饥寒，又竭其财以给贪婪，出其身以快惨酷，“岁率为常，何以堪此”？其结果他们只好背井离乡，成为“游惰”。故此他力主整理漕务，剔除一切浮收勒索，以减轻农民的粮漕负担；改革币制，一切以钱起算，以减轻农民遭受的白银“与五谷相轻重”的损失；革除积弊，清除腐败，严惩那些鱼肉农民的贪官污吏，使农民能安居乐业，致力于农业生产。同时为农“立法”，“修法以劝农桑”，使农民的利益能得到切实保障。[59]他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的兴修，认为水利是“明农之先务”。为此，他不断上书当道，希望在京畿、西北和东南各省修建水利设施，改善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减轻旱涝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威胁。他并且在总结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就有关具体的知识和技术问题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如他提出兴修水利应于农闲时进行，不可与农业生产争劳力；工程不可贪大图全，整齐划一，而应因地制宜，切合实际；在步骤上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力争当年施工当年受益；在资金的筹措上，应充分发挥国家、地方和个人的积极性等。他还主张积极屯田，开垦荒地，认为屯田是“足食之上理”。他特别建议在京畿“开屯”，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南漕北运，东南各省漕粮负担过于沉重的问题。他算了一笔帐：每年征运的漕米不及四百万担，这大约是东南膏田国岁二百万亩的收入，以民间业佃各半计之，有四百万亩则租入可以抵全部漕米。如果以十年时间完成屯田五百二十万亩的任务，以中岁计算，其收入则较南漕之数已有余，“如是则举事而不惊众，益上而不剥下，百世之勋可集，而东南之困可苏也。”[60]

包世臣虽然重视农业，但他并不赞成传统的“重农抑商”或“重农抑末”的政策，相反认为“给有无者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他概括农工商的作用说：“夫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61]根据儒家的传统思想，农业是本，工商业是末，农业关系人们的衣食，工商业不仅与人们的生活无关，而且其奇技淫巧还会导致人们道德败坏。因此，必须严格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但包世臣认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有关国计民生，对整个社会来说，三者缺一不可。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否定。正是从农工商都有关于国计民生这一思想前提出发，包世臣提出，要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实行“本末皆富”的经济政策，农工商并重，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只重视农业的发展，对工商业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农工商业“利害倚伏，相待以发”，彼此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故此，他主张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发挥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使农与工商都能富裕起来，只有“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猝遇水旱，不能为灾。”他并且指出，这不仅是“千古治法之宗”，亦是“子孙万代之计”，[62]切不可等闲视之，而必须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所以，无论漕运改革，还是盐法改革，他都比较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注意维护他们的利益。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他提出的漕运改革措施，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海代河，丢弃当时河湖淤塞、转载艰难的运河，而改海运。这是运输路线的改革；二是以商代官，利用上海一带的商船北运漕粮，从而使“官商两利”。这是经营性质的改革。他们提出的盐法改革措施，主要是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商人只有照章纳税，就一律允许自由运销盐斤。

如果说包世臣重视农业的发展，不过是对儒家传统重农思想的继承，就他提出的改革措施而言并没有超过前人，那么他强调“本末皆富”，重视发挥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这是对儒家“抑商”思想的否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实际上，它是十九世纪前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在思想领域的客观反映。众所周知，早在明朝中叶，中国社会内部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嫩幼萌芽。后来，由于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的打击，尤其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使嫩幼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摧残，但到了十九世纪前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受到严重摧残的资本主义萌芽又顽强的发展起来，特别是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商人拥有的资本也十分惊人。据包世臣调查，当时在上海一带的船商，一人最多拥有四、五十艘沙船，每船造价大约七、八千两白银。仅此一项，一个船商拥有的资本就达到四、五十万两白银之巨。[63]这说明商业资本的日益发展已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当然，人作为能思考的高级动物，在历史趋势面前，有选择行动的自由，是顺应这种趋势，还是逆这种趋势而动，这是由人们自己决定的。面对商业资本日益发展的历史趋势，绝大多数思想家和清朝统治者，或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或受个人经济利益得失的支配，而要求限制商品流通，遏止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只有以包世臣为代表的极少数具有经世思想的思想家，才认识到商业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从而对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采取欢迎和扶持的态度，而这也正是先觉与后觉、先进与后进的区别所在。就此而言，包世臣不愧为嘉道时期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人物。

前已提到，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科举制度，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实行八股取士及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僵化，已是弊端丛生，失去了为国选拔人才的功能。对此，包世臣有深刻认识。他指出，科举制的最大弊端是以“八比小技取士”，束缚人才，难于择优入仕。因为，科举进身，原其本意，欲以文见学，使出学以为治，是故领于礼部，以驱率天下之人才，大而封圻，小而州县，十之七八皆出于此。然而，“决得失于一夫之目，且弊端百出，以坏廉耻之防于就傅挟荚时，推其究竟，可不为之寒心哉！”[64]他并针对科举制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第一，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除“四书五经”外，还考“史事疑义与时务有比附者”，具体而言，“治乱兴衰，唯主《通鉴》，制度文为，唯主《通典》，使学者有所守法。”同时，“于从容造膝之时，详陈利病”，以供“圣明采录”。第二，严格录取程序，头场上堂，主试官不得遂行批中，必候三场并荐，共同校核，方定去取。为防止主考官员玩职忽守，行私舞弊，主试官还必须将“二、三场佳文同头场一并刊行，批明去取之故”。[65]第二，加强对考生“办挟带”、“雇枪手”和“打关节”等舞弊行为的惩罚力度，凡败露之案，逐节追究，上及其父师，旁及中间牵线人，依律重究。他认为，若能采取以上三条措施，那幺，“试弊必除”，而“真才始见”，“绩学之士”就能被选拔上来。[66]我们如果把包氏提出的上述改革主张与同时代其它经世思想家（如龚自珍）提出的改革主张比较，前者可能更全面、具体一些。

三、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

包世臣生当清朝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自18世纪中叶起，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就以鸦片为武器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输入到中国的鸦片超过2000箱，四年后，即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更增加至4054箱。对于鸦片之害，包世臣有比较深刻的认识。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他就论述过鸦片问题，认为鸦片泛滥，造成本末并耗，白银外流，国困民穷，其害不异于鸩毒。他以苏州为例，指出全城吸食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以每人每日耗银一钱计算，一年要耗银三、四百万两。以此类推，则各省各城大镇，每年所花费在吸食鸦片上的白银不下一亿两。这些银两最终都流入到外国人的腰包之中。而当时国家一年的正供并盐关各课的收入也不过四千余万两，是鸦片一项每年外流银两的数目就鸦片二、三倍于国家的一年税收收入，这是造成当时银贵钱贱、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故此，他主张严禁烟土。有鉴于以前清政府曾颁发过数次禁令、但屡禁不止，他提出了“撤关罢税”的建议。所谓撤关罢税，即撤销海关，取消关税收入，以禁绝鸦片贸易，但西洋夷民所必须的内地之茶叶大黄，则照宝苏局采买洋铜之例，准商人携不禁货物“赴彼回市”。[67]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包世臣企图以“撤关罢税”来解决英国鸦片输入的问题的主张不尽正确，也难以奏效，因为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除在正常的贸易中夹带之外，主要靠的是走私。但他对鸦片问题的认识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他最早认识到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是引起银贵钱贱、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嘉庆年间白银减少、银贵钱贱的问题已经显现，但人们还没有把它与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联系起来，当时的普遍观点是，白银减少、银贵钱贱是由于购入银元（俗称洋钱、番银等）的减少造成的。人们明确地把白银减少、银贵钱贱与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联系起来则是道光年间的事。历史学家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写道：嘉庆年间，朝廷在禁止鸦片进口的同时，也禁止“偷漏银两出洋”，但那时还不清楚白银减少、银贵钱贱与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折才将这一问题说清楚。[68]日本学者井上裕正认为，“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御史章沅上奏，指出绞银流出的原因实为鸦片，这一见解才被一般人接受”。[69]台湾学者李国祁认为，“大约自粤督阮元于道光元年（1821年）查获叶恒澍走私鸦片案以后，将鸦片与银漏问题结为一体的看法，方渐兴起”，而江苏巡抚林则徐直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与两江总督陶澍议覆给事中孙兰枝所奏江浙两省银贵钱贱商民交困折时，“才提出相类似的看法”。[70]大陆学者杨国桢也认为，林则徐虽然很早就注意到了鸦片的流毒，但“其始也是从吸食鸦片有伤人心风俗的观点出发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经过多年在东南地区为官的实际体验，才明确地认识到鸦片泛滥所造成的大量白银外流是引起银贵钱贱的重要原因。[71]尽管以上学者的具体说法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认为进入道光之后人们才明确地把白银减少、银贵钱贱与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联系起来。而包世臣在嘉庆年间就认识到了白银减少、银贵钱贱与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之间的联系，这比一般人要早几年，乃至十几年。第二，他较早提出严禁鸦片。虽然他提出的禁烟措施是“撤关罢税”，认为“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海关，少收说银二百余万两而已”，反映出了那个时代人们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但他并不主张断绝与外国的一切往来，相反准许中国商人出洋“赴彼回市，彼货仍可通行”。这在商品经济、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清政府顽固地实行闭关销国政策，严禁中国人出洋贸易的历史条件下，它“曲折地反映了一部分沿海华商的要求，-----对于促进华商出洋贸易是有利的。”[72]因为当时“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73]所以，他提出的严禁鸦片的措施，与后来一些顽固守旧派主张断绝中外一切往来的“撤关罢税”是有区别的，不能一概斥之为保守。

鸦片战争之前，清廷朝野上下，官场士林，都还做作“天朝上国”的美梦，“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环之大”，[74]只有极少数的“先知先觉”者开始留心夷务，关注夷情。包世臣是这极少数的“先知先觉”者之一。1826年（道光六年），他写信给在粤海关做事的萧令裕，二人在书信中曾就英国在南洋的情况以及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危害进行了讨论。萧令裕认为：英夷占领新埠（即新加坡——引者），招纳福建、广东一带的“逃人”，事深可虑。他并预感到英国将给中国带来危害，忧心忡忡地指出：“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于今日。”包世臣对英国在南洋的情况也有了解，他自称：“仆入都，就潮、惠、漳、泉计偕解事者问之，多言新埔夷人近改名新嘉坡，广刊汉文书籍，兹询墨农，尤详备”。他也认为英国对江浙“垂涎”已久，希望当局对此能有所防范。[75] 1828年，在《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中他又详细谈到新加坡的情况和对广东的影响：“粤海通商夷国十数，以英吉利为最强，闻干隆四十年间粤东外洋有封禁地名新埔，距省垣千里而遥，粤之惠潮、闽之漳泉，无业贫民私逃开垦，英夷回帆过彼，欲占其地，为粤闽客民所败。数年后，英夷以兵船至，客民降服，英夷遂居其地。每来粤市舶返，辄留人三分之一在彼，建置城郭房屋，迄今几五十年。并招嘉应州之贫士，至彼教其子弟。又如粤中书匠，刊刻汉文书籍。”他并无不忧虑地指出：“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即新加坡——引者）则近在肘腋，易为进退”，已成为英国走私鸦片和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因此他建议当局应派胆识俱优之人“密至新埔，查看得实”，同时要警惕英国可能因中国禁烟而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因为“烟禁真行，则粤、闽之富人失业，而洋商尤不便此，势必怂恿英夷，出头恫喝。”他对“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一旦有事，情必外向”也深感忧虑，并建议当局赶快采取措施，加强水师建设，否则，恐“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必致以忧患贻君父。”[76]果然不出包世臣的所料，十二年后，英国以中国禁烟为借口，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爆发后，尽管当时包世臣已年近70，且身体有病，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这场反侵略战争，尽一切可能收集前线情报，积极为当局出谋划策，他先后应邀与路经他住地豫章的奕山、杨芳、奕经举行过晤谈，并多次写信给前线官员，贡献自己的应敌意见。他清醒地认识到英国发动的这场战争与前明的倭寇之乱“事略同而情迥异”，因此，其反侵略的措施也应不同于前明的平定倭寇之乱。首先，他认为与中国通商的各国中，英国最强，其它各国都不独与之为敌，而英国则依仗自己的富强欺凌其它国家，“邻国所产各货皆被该夷于要害处所设关收税”，其它国家皆敢怒而不敢言。中国应该利用其它国家对于英国的不满，联合各国力量，共同消灭英国。这种办法他称之为“以夷狄攻夷狄之策”。具体而言，他建议先封关绝市，然后由当局明告各国，中国所以封关绝市，是因为英国不遵守中国法令，走私鸦片，复又“恃强怙恶”，坚不具结，如果各国能集众弱以为强，共消灭英国于海中，叩关内请，自当论功行赏，仍准通商，并分别功能高下，减免各该国关税，“是谚所谓‘羊吃麦叫猪去赶也’”。[77]其次，他建议当局要“通筹全局”，不要仅仅注重广东一隅，“计出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而应于各海口都加强警戒，“备以重兵”，以防“一处空虚”，被英军乘机突破，特别是要加强台湾这一经济、军事要地的军事力量，“增防严守”，以安定人心。[78]同时他又估计英军可能会溯江而上，切断瓜州粮道，威胁京师的粮食供应，因此建议加强长江防务，尤其要在长江入海口的咽喉要道图山“安设重兵，以备不虞。”[79]第三，鉴于“英夷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二者绝非中华所能”的不利状况，他建议在加强水师建设的同时，招募曾在英夷学堂学习过“制炮之法”的嘉应一带“贫士”，开厂自己制造，从而使“天下物之利者”为我所用，以增强抵抗侵略的军事力量。他还建议当局不要听信英国人只善于水战，“一登岸则技穷”，因而不会登岸的谣传，要做好提防他们登岸的准备，准备与他们打一场“短兵相接”的恶仗。[80]另外，他还建议当局开发矿源，筹备军饷，以便长期抗战。他尤其强调当局要“以拊循闾阎，苏民困，固民心为先务”，采取措施，切实减轻“民间疾苦”，以改变“官民相仇久矣”的局面。[81]

就包世臣提出的上述反侵略措施来看，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他承认“英夷”有“长技”，并提出了类似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众所周知，魏源最早是在《圣武记》中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之主张的。[82]在撰写专门记述鸦片战争始末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他又提出，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83]到编写《海国图志》时，他更明确地提出了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对如何“师夷”作了比较完整的阐述。但魏源的《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服记》和《海国图志》都写于1842年后、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而包世臣则是在1841年2月与参赞大臣杨芳笔谈时（杨芳耳聋）提出类似之主张的，在时间上至少早于魏源一年。同时包世臣对“夷之长技”具体内容的认识与魏源的认识也基本相同。包世臣认为“夷之长技”有二，“ 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魏源认为除“战舰”和“火器”外，“夷之长技”还有“养兵练兵之法”。在与杨芳的笔谈中，包世臣还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之策”。这比魏源提出的类似主张也要早得多。但我们以前在讲“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以夷攻夷”之主张的提出时，几乎没有人提到包世臣。其次，是他对英军的了解。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周边以外的外部世界很少关心和了解，尤其是对远离中国上万里的“西方”更是知之甚少，那时谈世界，谈西方，颇有些“海客谈瀛洲”的味道，就是到了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上下虽“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84]战争进行了一、二年，道光皇帝还不知英国的地理位置，有无陆路可通，以及是否与俄罗斯接壤。耆英说英人夜间目光昏暗，分不清东南西北。黄惠田谓英地黑暗，不敢燃火，船行半月如见天日。当时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说英军因腰腿不能弯曲，只长于水战，而不善陆战。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奏称，英军“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剌，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因此不善陆战，并将英兵不善陆战写入他总结的“八忌”之中第七忌。工科给事中骆秉章主张与英军作战时，水战则诱之登陆，陆战则以力取，因为以象皮、铜皮保护身体的英国官兵，身上虽不能伤，但腿不能弯曲，如“以长梃击其足，应手而倒。”[85]就是思想开明者如林则徐也曾认为英军所持在船坚炮利，“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86]相比较而言，由于包世臣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就开始留心夷务，关注夷情，他对英军的了解也自然要远胜于包括林则徐在内的道光君臣。所以他在与杨芳笔谈时，能一反众议，向杨芳建言：“论者皆谓英夷长于水战，一登岸则技穷，此言断不可信。英夷虽习船，其生长本在地上，何不可登岸之有？且彼舍舟登岸，则已自置死地，而我兵与之短兵相接，是又兵法所谓自战其地，为散地者也，尤宜加意。”[87]他以无可置疑的常识和独立思考，否定了人云亦云的谬说，认为英军不仅能于陆上作战，而且由于置之死敌而后生，万不可轻视其作战能力。第三，是他提出的御敌之策，尤其是他认识到“官民相仇久矣”，统治者必须赶快采取措施，“苏民困”，收民心，争取民众对反侵略战争的支持，否则，“民情携二”，中国将不败自败。

鸦片战争中，清军腐败不堪，节节败退。包世臣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清“军政久弛，遇敌辄奔”，广州之役，清军拥兵五万，却“辱逾城下”；吴淞之役，牛鉴统兵二千，则不战而逃，各营武器皆弃。“军官罕自尊重，文吏唯计筐箧”。营员分驻，各领所属，勇怯不一，漫无区别，迨至临事，怯者无以自立，勇者莫肯尽心，则势处于必奔溃。更有甚者，这些“望贼辄奔溃”的清兵，“抢掠齐民”则无比勇敢，而“主兵者复与兵朋比以仇民”，抢劫掠夺，无恶不作，连地方上的官吏对他们都“莫可谁何”，只能听之任之。对清军的这种种劣行，他“闻之寒心，言之腐齿”，愤恨至极。[88]

在揭露清军的腐败不堪、遇敌辄奔的同时，包世臣又向当局提出建议，采取措施，整顿清军以便与英军再战。如他认为兵要有“选锋”，不能“置之一概”，否则必败无疑。故此，他建议凡大帅督师须于各营中精选万分之二、三为亲军，其裨将领兵千人以上者，挑百分之五、六为亲军，以此类推，下至哨弁。对于亲军有“优其日给，使倍差于侪辈”。这样“设有不逞”，亲军便能“同患难，应缓急”，发挥“选锋”作用，率领全军与敌拼命。他还建议练兵必先教以拳勇，上者练软功，次者练硬劲，使之力长身轻，才可分授营械，否则，如果还像现行营例那样，听夕操练，只能“徒费火药，终生计，终其身不成技艺也”。[89]他特别强调上司要奖罚分明，对于那些临阵逃跑作战不力的官兵，一定要严惩不贷。在给两江总督裕谦的信中，他就明确指出，欲改变“军政久弛，遇敌辄奔”的状况，“全视举劾，稍滋弱议，便失人心”。[90]

和清军腐败不堪、遇敌辄奔相反，鸦片战争中，广东、江浙和福建沿海的广大人民群众则自发组织起来，与侵华英军展开了英勇斗争，并给英军以沉重打击。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包世臣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赞扬。他看到三元里、（山+乘）县和南京四十八村群众的抗英杀敌的事迹后，称之为“奇功”，并颇受鼓舞地说：“草泽中固大有人在”。[91]因此，他建议当局招收潮州壮勇入军，对三元里义民应“鼓其气而用之”，选他们补充水师，修复被英军破坏了的虎门各炮台；招募怀远炮手、黑风泾“水贼”和杭州轿夫，“精授技仗而厚结之”，充分发挥他们抗击英军的作用和积极性。他相信只要吸收广大民群参加抗英斗争，“则何求不成乎”？凶恶的英军“无不可制其死命”，[92]抗英斗争也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包世臣是最早提出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英国侵略的思想家之一，值得充分肯定。

然而，使包世臣感到愤慨的是，昏庸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英斗争，相反还采取种种倒行逆施的措施对人民群众自发的抗英斗争进行限制、破坏和打击。其结果是自毁长城。1842年8月初，英军兵临南京城下，是月29日，清政府的代表耆英等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上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当天，包世臣看到侵略者“所欲无不遂，所请无不得”，“其所诛求，前无比并”，愤然急草《歼夷议》，为争取最后一战、将侵略者一举而歼之出谋划策。其具体内容是：利用英军的骄横而“益骄之”，使其“尽隳其防”，并派人密求能工巧匠，制造火药桶，待一切准备好后，则设计调虎离山，由清廷大吏在城内摆设“鸿门宴”，宴请英军军官，同时以送菜为名将火药桶夹带上英军军舰上，并乘机将它引爆。由于英军船无主令，人莫自保，必然“仓猝无可措手”，清军则乘势大加剿杀。为了保证全歼英国侵略者，使其“片帆不返”，他建议事先要长江上下游清军配合，堵住英军退路。如此，英军全歼，英船悉焚，《南京条约》则不废自废。为了实现这一歼敌计划，包世臣曾找过当时率兵驻南京城内的河南总统游击陈平川，要陈将这一歼敌计划递呈给两江总督，但未被两江总督采纳。后来，包世臣每言及此，愤怒至极，不胜遗憾。

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鸦片战争结束后，包世臣以极其痛苦的心情对中国所以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地反省。他认为，就当时中英双方情势的对比而言，中国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因为一方面“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夷人大舶，载兵两千，粮饷即充，薪蔬必藉内地”，只要坚璧清野，英军就会不战自退，特别是经三元里、沉山头两次大败于中国乡民之后，英军“断不敢上岸肆掠，逆夷送死终必在此。”[93]中国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患在封圻节钺，不知既不求，知者复不用，甚至扼塞其志意，沮遏其忠愤，以馁吾士气而张贼威耳。”比如，他举例道：广州三元里人民为保家卫国，“集乡人歼其渠魁”，但“有司”不仅不支持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反为逆夷乞命，致留遗孽”。再如河南游击陈平川“勇而尚义，廉而轻死”，曾率兵与英军战于吴淞，后奉调入南京守卫，“见夷船有机可乘，力请一战”，而未被上司批准，致使陈气得吐血。就此而言，他指出，“草泽中固大有人在”，“军官中亦未尝无人”，如果“当轴诚能反其道而用之，拔擢英俊，申明法守”，中国那有战败之理。[94]所以，他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失败是由于“船炮不坚”、“兵心不固”的观点。在他看来，既不是船炮，也不是军民，而是那些愚昧无知、自毁长城的清朝统治者应对战争的失败负责。应该说，包世臣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一百多年之后历史学家胡绳在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几乎得出了与包世臣相同的结论。[95]

在反省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后，包世臣进一步指出，英国侵略者虽然因《南京条约》的签订而暂时停止了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但他们的欲望没有止境，更何况通过此次战争他们洞悉了中国实情，知道清政府软弱可欺，因此武力侵略中国之事或许“再有”，[96]我们一定不能以为战争已经结束而高枕无忧，必须吸取教训，做好再次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他认为“居今日而言补救，唯在收摄人心，物色人材而已”。他并强调指出，统治者如果还不吸取教训，“徒任钩距以锄莠民，恣鞭挞以迫弱兵”，巧取豪夺，鱼肉百姓，继续维持其“官民相仇”的局面，[97]那么，中国在下次反侵略战争中，只能重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覆辙，“是速之瓦解也”。[98]后来的历史证明，包世臣预测是多么的正确。

四、与龚自珍和魏源的比较

人们在研究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时，往往是龚（自珍）魏（源）并称，将他们视之为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因此，我们评价包世臣在嘉道时期经世思潮中的历史地位，可以将他与龚自珍和魏源作一比较。

众所周知，龚自珍所以被视之为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在批判社会和倡导变革两个方面“开风气之先”。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便指出：“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龚自珍字定庵——引者）忧之，（亻+免）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99]与龚自珍同时代的张维屏也认为：“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100]已故中山大学教授陈胜遴先生同样指出：“龚自珍以‘批判现实，呼唤未来’的特色和贡献，成为道咸经世思潮的开端者，开风气的带头人。”[101]但如果我们把他与包世臣作一比较，“开风气之先”的说法就需重新斟酌。如前所述，由于包世臣比龚自珍年长17岁，他的经世思想的形成和发生影响也要比龚氏早得多，这其中也包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倡导社会变革。查阅龚自珍的有关资料，他最早是在1814年（嘉庆十九年）所作《明良论》四篇中对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此文曾得到他的外祖父段玉裁的高度赞誉：“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102]在第二年（1815年，嘉庆二十年）所作的《尊隐》一文中，他把社会境况比喻为“日有三时，一曰早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由“人功精英”“府于京师”的“早时”盛世，变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衰世，并且预言将有“山中之民”如“大音声起”，起来造清王朝的反。[103]继《尊隐》之后，龚自珍又相继在《平均篇》和《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进一步对自己所处“衰世”的种种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而包世臣最早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文字是1785年（干隆五十年）写的一组《乙巳杂诗》。[104]这比龚自珍的《明良论》要早29年。他最早明确指出天下将发生大变、老百姓会起来造反是在1893年（干隆五十八年）。[105] 这也要比龚自珍在《尊隐》中预测“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早22年。所以冯天瑜先生认为，“以明朗的语言预言天下‘殆将有变’，包世臣是嘉道经世派中的第一人。”[106] 1801年他在《说储》尤其是《说储上篇序》中又进一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民生凋蔽、社会动乱的“衰世”景象：“今者民无殷窭，莫安其生。吏无大小，各忧其贫。军国告需，上勤宵旰，调发不给，捐输不继，雍梁莉豫，跳梁百万，而兵弁望风逃北，郡邑为墟，淮泗偶被水灾，数百为群，露刃望食者千，莫敢谁何。”他继而尖锐指出，面对如此危局，王公大臣们仍然在那里花天洒地，醉生梦死，贪污腐败，而“无肯暂易其营私之智，为国久计深远，或乃骈金约紫，坐观叹息，以告无罪”。[107]如果说由于受体裁的限制，包世臣的《乙巳杂诗》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不如龚自珍的《明良论》和《尊隐》的话，那么，他的《说储》尤其是《说储上篇序》，无论是批判的范围还是深刻性，都毫不逊色于龚自珍的《明良论》和《尊隐》。就以《说储上篇序》和《明良论》相比较，前者也要早于后者13年。至于倡导社会变革，龚自珍最早的文字是1815年至1816年间（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所写的《乙丙之际箸议》，他在文中明确提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108]1829年（道光九年）他在《上大学士书》中再次阐述了改革之议：“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09]而包世臣早在1801年所写的《说储》上下篇中就提出了“与民更始”的变革主张，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军事、文化、礼俗等各个方面。概而言之，他主张在政治上，“重官权，达民情”，广开庶民议政之门，“故宦、儒生、幕客、农民、吏卒皆许言事”，内外官职一律不分满汉畛域，惟能是使，裁撤冗员，精简机构，严惩贪官污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在经济上，重民生，重本而不抑末，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重视发展工商业，实行“本末皆富”的经济政策，官吏不许参与商业经营，推行漕务、盐法和财政改革；在教育上，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以明经术、策时务为主，取士法改为上书、举行、考言三科，用士法改为京折、学折、司折、县折四途；在法律上，精简科条，修订本律，“立法恕，行法严”，重在执行。包世臣的《说储》不仅要早于龚自珍的《乙丙之际箸议》14年到15年，而且其变革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和具体。龚自珍主要是阐述了改革的意义和必然性，而没有像包世臣那样提出具体的改革主张。所以，对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颇有研究的美籍华裔学者刘广京教授就认为，包世臣的《说储》“是中国近代第一本倡言变法的著作”。[110]总之，无论是批判社会现实，还是倡言社会变革，包世臣都要比龚自珍早得多，是真正“开风气之先”者。

包世臣对“衰世”下种种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虽然要早于龚自珍，但他揭露和批判的言辞却远不如龚自珍的尖锐和激烈。我们翻阅龚自珍的《明良论》、《尊隐》和《乙丙之际箸议》等文，其愤激之词，怒骂之语，俯拾皆是。而包世臣的《乙巳杂诗》、《说储》和《说储上篇序》的语气则要缓和得多，平实得多。就人们的心理而言，尖锐和激烈的言辞更容易引起注意并加以引用，这也许是人们视龚自珍为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之“开风气”者的重要原因。包世臣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言辞之所以不像龚自珍那样尖锐和激烈，我认为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包世臣的性格要比龚自珍平和，换言之，龚自珍在性格上较为偏激，不同的性格，影响着他们的行文风格。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生于清末的著名清史专家邓之诚就对包世臣和龚自珍、魏源的性格作过比较，认为“宅心和厚，龚不如魏，魏不如包。文亦如此。”[111]这是精当之论。第二，包世臣写《乙巳杂诗》、《说储》和《说储上篇序》是在干隆末嘉庆初，康、雍、乾三朝厉行文字狱给士人造成的心理压力依然存在，乾嘉学派的学风还很盛行，而到了龚自珍写《明良论》、《尊隐》和《乙丙之际箸议》等文时，嘉庆帝已经郑重宣布所谓“但治从贼，不治从教”的信仰自由化方针，指示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若无犯法言行，“何必问其所习何教？”[112]清王朝对思想学术界的严密控制与此前相比有较大松动。也就是说，包世臣写《乙巳杂诗》、《说储》和《说储上篇序》时的社会环境比龚自珍写《明良论》、《尊隐》和《乙丙之际箸议》等文时的社会环境要险恶得多，包世臣的言辞也就不能不比龚自珍的言辞相对缓和、平实一些，否则，有可能遭致不测。

龚自珍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虽然尖锐和激烈，但他对未来的呼唤，却显得“浅薄”和“平庸”，对民对“夷”、对工对商的认识均多不足，其社会变革思想尤其是具体主张远不如包世臣。比如，作为嘉道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尽管龚自珍针对当时的“弊政”，提出过“更法”、“改图”、“变功令”的主张，然而就他经济改革的具体主张来看，仅限于按封建宗法关系来分配土地，即从人的血缘关系出发，划分“大宗”、“小宗”、“群宗”和无血缘关系的“闲民”四个等级，大宗授田百亩，役使闲人五人为之耕种，小宗和群宗各授田二十五亩，役使闲民一人为之耕种，闲民不授田，役使于人为佃户，而没有涉及诸如漕运、盐政、河工、币制等其它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龚自珍不同，包世臣对当时严重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就漕运、漕务、盐政、河工、币制、农业等“诸大政”提出过改革主张和具体方案，是嘉道年间首屈一指的“善经济之学”的专家和治河专家。在这方面龚自珍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用邓之诚的话说：“世臣留心事务，尝从田夫野老，究问利病得失，治河为一生精力所萃，刑名实足名家，余多坐言，可以起行，魏（源）、龚（自珍）非其匹也。”[113]这里尤需指出的是，包世臣提出的有关漕运、盐政、河工、币制、农业等“诸大政”的改革主张和具体方案不像龚自珍那样“只贩古时丹”，企图从传统的思想和经验中觅寻医治“今病”的药方，依据封建宗法的血缘关系来解决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问题，而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新的思想和经济因素中寻求新的药方，如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商并重，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主张充分发挥商业资本的作用，通过商业的势力，即上海一带的“沙船”海运南漕，实现“官商两利”；保护商人的利益，只要他们照章纳税，就允许他们自由贩运食盐，取消垄断食盐专卖的纲盐制。

不仅是龚自珍，魏源社会变革思想的提出也要晚于包世臣许多年。目前学术界引用魏源论述社会变革的最早文字出于《默觚》。《默觚》虽无写作年代，但据魏源研究专家李瑚先生的考证，其“初稿当完成于治《诗》及着《诗古微》，以及完成《老子本义》，并广泛阅读诸子等书以后。” [114]魏源广泛阅读诸子及完成《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古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董子春秋发微》等书是在1822年（道光二年）前后，因此，《默觚》初稿的写作最早不会早于1822年。这要比包世臣的《说储》至少晚20年以上。而且《默觚》是魏源论学和论政的代表作，他主要是从理论上对那种死抱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陈腐观念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法有了弊，就必须变，“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观点，并举历史上的赋税制度、选官制度和军事制度的变革，以说明变革为“人情所群便者”，是“天下大势所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虽然很重要，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毕竟没有像包世臣的《说储》那样提出一整套具体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军事、文化等改革方案。就漕运、盐政、河工、币制等“诸大政”的思考和改革而言，我也非常同意邓之诚老前辈的意见，不仅龚自珍无法与包世臣相提并论，就是魏源也要稍逊包世臣一筹。如我们在“与嘉道时期的‘实政之学’”一节中所指出，虽然在海运南漕和盐法改革上魏源和包世臣的主张相同，但由于魏源主张海运南漕比包世臣晚21年，佐陶澍进行盐政改革比包世臣晚11年，其主张明显接受了包世臣的影响。他们虽都主张积极治理黄河，但包世臣早在1808年（嘉庆十三年）就写有专谈治河的文章《筹河刍言》，1810年（嘉庆十五年），在《策河四略》中他又提出了治河的整套方案。而魏源最早专谈治河的文章《筹河篇》写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比包世臣晚30多年。包世臣主张采纳潘季训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法，修筑御坝，清除积淤，疏通下游，种植芒柳。而魏源则主张黄河改道，其具体办法是：“乘冬水归壑之月，筑堤束水，导之东北，计张秋以西，上自阳武，中有沙河、赵玉河，经长垣、东明二县，上承延津，下归运河，即汉唐旧河故道。”[115]包世臣反对黄河改道，曾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阻止过江督请帑600万拟改河道的建议。而魏源则认为疏浚旧河道毫无希望，要治理黄河就非改河道不可。由于魏源的建议未付诸实践，很难说它是否可行。而包世臣的建议曾为当局部分采纳过，客观效果相当不错。魏源虽然在治理黄河的具体方法上与包世臣的意见不一样，但在其它水利工程上则经常征询包氏的意见，直到晚年他出任高邮知州，第一件事也是写信给包世臣，“垂问以清送漕，不治下河而下河自保之法。”[116]在当时包世臣是大家公认的水利专家。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银贵钱贱的危机，包世臣和魏源都主张币制改革。包世臣提出改革币制的主张是在1801年，30年代他又对自己的主张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完善。而魏源提出改革币制的主张是在1842年，比包世臣整整晚了30年。包世臣提出的方法是：发行纸钞，但“不废钱，一切以钱起算，与钞为二币”，“亦不废银，而不以银为币，涨落听之市人。”魏源则反对发行纸钞，主张“仿铸西洋之银钱”，并“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117]应该说，魏源主张“仿铸西洋之银钱”，使货币制度由秤量货币阶段进到计数货币阶段，这不仅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好处，也有利于排挤外国银币在中国的泛滥。但他提出的“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的主张，在白银已经充作一般等价物的情况下又是不现实的，也根本不可能实行。他反对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以防止清政府利用币制改革对人民进行掠夺，这有其进步意义，但他不懂得不兑现的纸币在发行量不超过它所代表的流通所需金属币的数量时，不会贬值，他更不懂得以纸币取代金属币这是币制发展的方向。所以，魏源关于纸币的理论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和魏源不同，尽管包世臣的币制改革主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他主张发行纸币，并且要求以一定的实物作基础，限止发行总量，则符合现代币制理论。

如果说，论社会改革思想以及对“实政之学”的贡献，包世臣要早于魏源，并略胜魏源一筹，那么，论向西方学习，魏源则要胜于包世臣。魏源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于鸦片战争前后睁眼看世界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而为嘉道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并使其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虽然，早在鸦片战争前20年，包世臣就开始留心夷务，关注夷情，并至少早于魏源一年提出了类似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他没有与时俱进，继续就“师夷”的问题进行探讨。因为在他看来，要战胜侵略者，“师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争取民心，使“贫者有以为生，富者得以自全，共发其亲上死长固有之良，是与推求炮火之利钝，舟楫作为一个长期担任地方官的封建官僚，贺长龄每到一处，都对当地的发展特别是对当地经济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已如前述。

之攻苦，功效必相万也。” [118]所以，鸦片战争后他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时，认为“居今日而言补救，唯在收摄人心，物色人材而已”，[119]而没有提出任何向西方学习的建议或主张。和包世臣不同，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所著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完整的口号，和推动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第一个近代化方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展中国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改革军事制度，建设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第一次对西方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特别是介绍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认为这种制度“可垂亿世而无弊”。

由于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形成较早，他提出的改革思想和具体方案涉及当时社会所关切的漕运、河工、盐法、币制、农业、科举等热点问题，加上他又工书法，善诗文，为人能言善辩，[120]精通刑、名之学，因此生前名气很大，其影响远在魏源之上。然而由于他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没有进一步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所以当历史进入近代、向西方学习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之后，他的影响则很快丧失，乃至几乎被人们遗忘。与包世臣的这种命运相反，魏源则因其在《海国图志》睁眼看世界，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及近代化方案，开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新风，并为后来的中国先进分子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影响日益扩大，乃至今天成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