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与中央之间的对立是从1931年京粤对峙的局面演变而成。1932年元旦，统一政府成立后，粤方宣告取消“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同时为防止“独裁之复起”，[1]宣布遵依广州四全大会决议，在粤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冠名曰“西南”，为的是向各省号召及向外活动，实际所辖范围为两广。

“西南问题”是30年代中央政府在推行“统一化”政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2]蒋介石曾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3]认定“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4]福建事变是西南与中央关系中的一个关节点。陈红民先生通过对“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研究，敏锐地觉察到：福建事变是一个明显的界限，此前胡汉民等人组织的反蒋战线相当活跃，此后则波澜不兴。但因其从福建事变与两广关系的角度立论，未能揭示出此时西南与中央关系的变化过程。[5]

目前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有两种切入视角：一，为蒋介石与胡汉民个人关系角度，揭示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的过程[6]，或从在野与在朝关系角度来反映胡蒋关系的变化[7]。另一研究视野为中央与地方，以蒋介石与陈济棠关系为线索，揭示抗战前中央与地方的演变轨迹。[8]本文试图以西南为透视中心，以西南与中央关系为构架，贯通上述两个视角。通过还原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的过程，探讨在因外力入侵引发的救亡统一的民众心理背景下，面对中央统一化政策的压力，西南是如何因应的。

“广东方面推动不易，今方别寻途径”

自西南局面开展以来，西南内部的“中央”与“地方”便内争不已，暗潮不断。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以正统“中央”自居，遇有机会辄欲组府倒蒋，重掌中央政权；以陈济棠为首的实力派则首在确保“自主”局面，依违两端，“利用元老以向中央示威，复利用中央以向元老自重，既获得中央实际上之种种利益，又得元老为之撑门面，以维持半独立之状态”。[9]

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是西南与中央关系的重要 “分水岭”，[10]“今日以前，吾人虽逆料蒋氏必将不幸而陷落到如此卖国的末路，然犹冀各方演化之形势，或足以促其猛省而回头”；“今日以后，则卖国已成之局势，断非空言责备，或任从各方形势自然转变所可挽回，而必急起讨贼，破此亡国乱天下的中心势力”。[11]塘沽协定后，西南反蒋行动从酝酿转至实施阶段。当冯玉祥于张家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后，胡汉民立即准备实施“师出武汉”的军事讨蒋计划，并准备在“诸事就绪”后，“返国亲行主持一切”。[12]。邹鲁等人则在广州积极酝酿组府倒蒋，欲军事倒蒋与政治倒蒋并重。据时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的吴铁城所获情报称：“西南元老最近决定先劾蒋，随在粤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与民二十年方式同。胡表示愿上省主持，如伯南不赞同，则全体离粤。”[13]一时间，西南局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然西南局势是否爆发，取决于掌控军权与财权的陈济棠。陈向挟政客以自重，面对元老派欲与中央决裂的形势，颇感为难。不过，他此时手中握有一张“利用中央以向元老自重”的“底牌”，即是否就任中央任命的“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南路总司令”一职。中央任命电文早于5月2日便到粤。但因元老派“极力阻止，须改由西南政会委任”。陈因“既欲接受中央任命，又欲敷衍西南政客”，[14]对就职与否一直迁延未决。经过一个月的犹豫，陈济棠决定在就职问题上同元老派进行有条件磋商。陈济棠同意“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南路总司令”一职由西南政务会改委，但西南亦暂不扩大及变更原状。[15]

为彻底打消元老派出兵讨蒋的计划，陈指使手下高级将领公开表示反对。当时的报纸对此有详细的报导，“查武人中反对最力者厥为缪培南氏。惟据缪氏主张，以中日妥协，丧权辱国，吾人声讨，本属应有之举，但现非其实，因有下列数点，不能不加以考虑。（一）国难当前，似不宜发生内战，予日人以可乘之机。（二）中央每月援助粤省军费大洋六十万元，另五月份增拨南路剿匪军费二十五万元，连原日入赣剿共费二十五万元，合共五十万元，其中二十五万元，须与闽桂分派，计每月中央拨款不少，若一旦发动，则必停止发给，此时军费难以维持。（三）中央既停发补助费，此时更要筹措北伐军费，既少收入，复要增加支出，以罗掘俱穷之广东，确难做到。（四）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正在厉行，若局面一经扩大，势必停顿。基上原因，故认为应先行剿匪，俟肃清赣省共匪，再行打算。查缪氏此项主张，即不啻代表陈氏，则所谓扩大西南局面，固仍无丝毫办法也。”[16]

元老派的组府倒蒋计划，因格于实力派主张毋事更张，遂致成不生不死之状态。当时舆论形象地将之喻为“皮肤之病”，“虽不足为患，但终日搔痒不已，亦一件最讨厌之事，不搔固不能止痒，搔已又复作痒，于是好标榜政见者，则口痒而不断发表谈话，好做文章者，则笔痒而发表通电，好奔走活动者，则脚痒而来往省港之间，徒滋纷扰而已。一说到具体之事实，则必需武力与财力，但两者均握于陈济棠之手，陈素持镇静，不欲轻于打破现状，彼既不答应，谁能硬干，此西南大局终无进展之真因也。”[17]元老派于无奈之中，决定以五全大会问题作破釜沉舟式的最后搏击。反对五全大会成为西南政治立异的最后时机。一则，可散放反对五全大会空气，威胁中央，使能作有条件的妥协。二则，为进行自动召集五全大会，以恢复四全大会的对抗组织。

7月底，萧佛成，邹鲁，邓泽如等，曾秉承胡汉民之意，起草在粤召集五权代大会之计划及预算。据《北平晨报》报道称：其内容，关于计划方面，注重联络海内外各地党部，以为将来争出席代表人数，对一般失意党人，则尽数收罗。至经费方面，海外组预算，因招待海外代表耗费独多，故总需11万余元，组织宣传两组，则各需6、7万元，共计由筹备开会至闭会之日止，约需35万元。至于反对中央召集之借口，则除萧佛成之“蓝衣社包办”路线之外，更有邹鲁路线，即认中央为“纵容卖国”“丧失地位”与“中央不配召集”是也。[18]

8月10日，接到中央党部定期11月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通告后，西南中委，“以中央对于历次会议决议之抗日方案，既不实行，反屡次发起在宁召集代会，宁方现在独裁势力支配之下，其结果必不免权操于一人，而诿过于全党”，因此通电“绝对反对而不承认者也”。[19]公开表明反对态度后，西南元老开始为在粤召开五全大会造势。一面利用宣传机关大造“在蒋氏势力范围以外之地域开会”的舆论[20]；一面授意“护党同志会”“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等团体电请西南执行部在粤开五全大会[21]。同时更电召留沪中委南来声援。[22]

对开之势虽已高唱入云，但是否成为事实，仍取决于以陈济棠为首的实力派态度。筹开五全大会之议初起，陈便表露消极之意，以“为期尚远，此间可不必急于进行，待届时体察南京形势，然后筹备召集，亦未为晚”为搪塞。[23]此后，陈虽列名通电反对宁方召开五全大会，但对在粤筹开计划，因恐担心危及广东“自主”局面，坚决反对。鉴于此，元老派为了不蹈军事倒蒋计划为陈所阻之覆辙，于8月下旬，集体离粤赴港，冀以退为进，要挟实力派从速表明态度。

元老一面在港与胡汉民商讨应付时局办法[24]，一面利用舆论向实力派施压。8月30日、31日，作为西南舆论喉舌之一的《香港中兴报》发表社论，对两年来的西南局势表示不满，“两年来西南当局所发出反对宁方祸国误党之文电亦多矣，何曾得见某事某电得收些微效果。蒋汪等之不知有西南中委，已不自今日始。故我人于灰电拍发之始，已逆料亦必如过去反对宁府一切祸国误国之措施一样。蒋汪决不以此而改弦易辙”，呼吁西南中委为护党救国计，为贯彻主张计，“只有积极的进行其所谓进一步的办法之所为，万不能再存投鼠忌器之心而有所让步”。社论还借批驳社会谣传，实质批评实力派阻挠元老派计划的种种借口是“机会主义者之所为”，“非观察错误即已投降蒋氏而代宁方作说客”。

陈济棠虽不愿在粤另行开会，然又不欲西南内部发生裂痕，就此失去元老的屏障。故于元老相继离省之后，迭派陈融、林冀中等赴港疏解，敦请各元老返粤从长计议。双方疏解结果，决定对五全代会采取折衷办法。元老方面放弃在粤另开五全代会，同时以粤桂闽三省实力派名义，电请中央停止召集五全代会。9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通电中央，陈请四事，其中首要一条为“停止召集五全代会”。南京方面对西南中委“灰电”搁置不理，但对粤桂闽实力派通电丝毫不敢怠慢，6日回复“麻电”，以“并无成见”相答复。“麻电”因非中常会正式通电，不是法律上的议案，但五全大会延期成为事实上的定局。

五全大会虽缓开，西南内部元老派与实力派并未因此谅解。陈济棠原欲借五全大会之缓开，以和缓元老之反对，但在元老派之意，“中国今日之要求，为革命，为倒蒋救国，所谓五全大会者，仅整个问题中之极小部耳。如舍此大目标不谈，斤斤于细微末节，则一切都无是处”。[25]萧佛成是元老中反蒋主张最为坚决的人，因此对西南两年来的革命形势最为不满，对实力派“误国”行为责备也最深、最切。萧称：“革命不即是通电，通电也不算得是革命。换言之：有革命的主张，必须继之以革命的行动，这才是真正的革命。何况蒋中正统治，并未因这些‘貌似激昂内容空洞’的通电而变更其一切卖国的政策。国家危急存亡，我们需要实际的革命行动，不需要空洞的高调通电”； “胡展堂先生说: ‘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南京军阀的臣仆，便是革命政前的斗士。’凡一切不想推倒蒋中正统治的，便不必谈革命，更不必冒着革命的招牌，以革命自命，而应该爽爽快快的投到蒋中正统治的怀里去。因为总结来说：误国的罪恶，等于卖国，在革命的观点上，则一切误国者的罪恶，尤浮于一切卖国者的罪恶。何去何从，这是一切还没有忘记‘革命大义’的人所应该自己衡量的。”[26]

西南内部围绕五全大会问题的激烈对决丝毫不亚于其与南京中央的截然对立。因此当时的舆论观察称：“西南问题发展之动向，当于五中全会之召集时有所表现，若非整个西南中央之离心，即为西南内部之自相剪屠，然不问结果如何，其扰乱国内和平则一也。”[27]

随着一系列军事、政治倒蒋计划的流产，胡汉民对陈济棠已经非常失望，痛感到：“广东方面推动不易，今方别寻途径”。[28]1933年11月间“福建事变”的爆发为他提供了“别寻途径”的机会。

“迎胡之议”突起

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建举兵反蒋后，西南态度成为左右时局之关键。胡汉民一时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人物，颇有私人不出如苍生何之势。值得注意的是，迎胡之议的突起，并非民意所归，而是因南京政府内部倒汪势力的故意煽动，以借机迎胡排汪。

当时的舆论主张闽变应和平解决，同时更应以解决闽变为契机，来谋国事的彻底改造，认为“国家政治的真正重心，在民众而不在某个要人。政府果欲收拾时局，所应注意者，仍在如何满足民众的要求，比较如何设法取得一二要人的联络与合作更为重要”。基于此，当时的舆论对迎胡之议持冷静的批判态度，认为“闽事发生以后，胡汉民氏俨然成了国家政局中主要角色之一，社会仿佛有人相信，胡汉民氏的左右袒，足以转变国家大局，甚而至于有人相信，胡汉民氏实为目前可以收拾时局的人物”，“我们的观察，却不如此”。理由为，“胡汉民氏的政治主张与实力，假使我们的观察是对，仍甚空虚。胡氏左袒右袒，任何方面，实际上未必增加了多少帮助，任何方面，未必可以因此而成功”，“胡氏目前所凭藉的实力，是广东。试问，此日广东的政治，果不是军阀统治？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胡氏果有打破武人政治的能力与方法，何妨从广东做出榜样来？以今日广东的现状，扩充及与全国，果能胜过目前现状？”，“谈到实力，我们亦怀疑胡氏今日真能左右时局。我们所指的实力，大概不外这两种：一，民众的力量；二，军队的力量。我们不敢抹煞胡氏在党的功绩与资望。这与民众的力量完全为两事。目前党与民众颇隔膜，这事实，胡氏大概亦承认。如此，即或在党有力量的人，未必在民众中即有力量。况胡氏在党，究有实力几何，亦大是问题。谈到军队的力量，胡氏绝无所有，这又不能为讳。胡氏所倚重的是广东的陈济棠。以过去一年的往事来说，则胡氏能借重陈济棠武力之处，亦有限度。中央军事当局，是胡氏敌对的目标。闽方当局，是胡氏所认为叛国叛党者。广西领袖与胡氏，神固离，貌亦未必合。然则胡氏转移时局，收拾时局的力量，又在哪里?”，“我们上面的言论，固非对胡氏有何轻视或有何指摘。惟就事实分析结果，胡氏能影响于大局者，只此而已。”[29]

迎胡之议首倡于与西南“同病相怜”的留沪中委。11月初，留沪中委利用宋子文辞职掀动反汪政潮。11月3日，唐有壬致电黄郛称：“道君（李烈钧）愤尧峰（汪精卫）不为牧仲（宋子文）之助，藉口外交政策，作推倒尧峰，以期收牧仲复职之运动。道子（吴稚晖）亦加入。并闻联合华北将领，以联治为名，发电攻击中央。此事南沙（蒋中正）已有预防，望公严密注意。”[30]次日，再电云：“道君鼓煽政潮甚力。今日立法院开会，指摘通邮、通车，并要求尧峰出席说明，此为彼辈破坏计划之第一步。”[31]11月5日，留沪中委黄复生南下联络西南。[32]

闽变酝酿期间，留沪中委开始积极筹划迎胡入京。因报导福建事变而一时“洛阳纸贵”的《香港工商日报》报道：“执行部养电发表后，粤中委不赞同闽府主张，至为显然。惟闽方确有大举计划，声势亦殊未可轻视，粤中委为安定西南局面，并充实国民党中央，集中全力应付起见，大多数有主张胡汉民先生入京，以底定大局之议，惟以不违背西南最高之原则为先决条件。简言之，即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乃可入京也。某中委对记者言，此举之主动实不在西南中委，而在留沪中委。闽变在酝酿中，沪方中委即有详细计划贡献于胡氏，请胡入京，重主国政，其计划之步骤，一，闽变爆发后，即立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是。二、四中全会开会前，亟□各方面疏通，以取得下列提案之通过。三、四中全会议决请蒋下野，请胡入京。四、胡入京前，与各方面商定改组中央各重要机关具体办法。该项计划由沪某中委携同来粤，就商于胡先生，胡先生以党事至此，亦表示对该计划有部分采纳意。现沪中委已根据此计划分别向中央建议，及向各方疏通。”[33]

疏通的各方中，西南方面首重与己遥相呼应的华北地方实力派。12月8日，阎锡山派驻天津联络处负责人傅觉民致电杨爱源（时任山西清乡督办）称：“黄建平（李宗仁代表）昨日返津谓，两广实力派与元老派已商妥一种挽救时局及逼蒋下野办法，特代表北来向各方商洽，过济时与韩晤面，韩极端赞成，并由赵式中代表随同建兄赴并进谒总座及我公，约文日可到，建兄意俟赵抵并盼我方予以优过，以示诚意，详情由建兄面陈。”[34]

南京政府内部另一股迎胡排汪的力量以时任监察院长于右任与立法院长孙科为主。据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观察称：

于（右任）以不得志于主席，对汪不满，爰于前岁有劾之举，不成郁而去沪，后之时京时沪而与汪之不睦甚矣。孙（科）与汪同来京合作，行政院长既不得不去，于是迟疑甚久，始就立法院，其目的盖欲为梁寒操、马超俊等谋一二阔部，如铁道交通是也。殆后在汪方始仅得一实业部，后则铁道外交及教育相继攫得，而孙无所获，于是衔汪甚，与于之合作以密。福建变生，中央欲拉广东合作，于是派张继等四人南下，……而其内幕乃欲拼命拉胡来京以排汪者也。[35]

汪对迎胡一事当然敏感。据王子壮观察：“此事在汪先生虽不明示反对，而其意味间殊有不谓然迹。回想胡汉民先生在京时，有提议汪蒋合作者每有不欲闻而心中实断然反对之情形，似又重现于今日矣。”[36]蒋对迎胡一事，亦是谨慎行之。11月23日，致电汪称：闻中央有主张派员往港粤联络各委之说，此时中央只有苦撑自持，不宜再求人，有其自动愿来者则当迎，否则似不必多此一举，未知兄意如何。[37]

对迎胡入京，汪虽不赞成，但“为大势所迫，默认而已”，[38]然消极反对之意溢于言表。12月10日，汪发表谈话，声明个人出处，谓：“本人之意，当此剿匪紧急之际，军事当局决不能让开。过去政府方减政以求其成功，讵能于此军事刚有进步之时，任其走开，发生重大危险。本人固随时可让，惟年来内政外交之无成绩，人的问题关系尚属次要，最要须有办法。他人果有办法，我即可走。”[39]11日，汪又借发文纪念广州共祸之机，以昔日所受内外之“夹攻”喻指今日处境之艰危，“时至今日，当日以共党工具厚诬同志杀人如麻之军事首领，今乃公开的在福建与共匪妥协，向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进攻；而当日以共党工具厚诬同志，并利用军事首领之刀斧以诛除异己之中央委员，今乃对于福建事变，有如隔岸观火，不特不思扑灭，反欲藉其燎原之势，以驱除异己。言念及此，实为痛心。”[40]

一方汲汲于迎胡，一方惴惴然不安。当局中人，为利所蔽，各有所昧；局外之人，冷眼旁观，颇得其中奥秘，“吾人尤有感者，闽粤港之于中央，皆有对人问题在，说者且认为在此一点上，三方不无融合一体之可能。然而汪院长前日在沪，表示甚明”，“一方盛传劝西南中委入京，一方则汪院长表明出处态度于前，著论纪念广州共祸于后，益使国人感于领袖团结之匪易，国难前途之莫测”。[41]

从对立走向交涉

闽变爆发后，西南因握有解决事变之关键，加之南京政府内部迎胡的空气作用，因此在对中央关系上，暂时处于有利位置。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西南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有所图。元老派看到有机可乘，一度考虑过组建政府问题。11月底，胡汉民致函陈融商议开府事项。因李宗仁对闽方态度较为积极，曾致电胡汉民，希望能利用时机，另立政府，“前此救国中枢不能成立，致有闽变，策后办法，惟有急速提出救国大计，组织中枢，领导各方反蒋势力，则闽中或可商量，共趋一致。万不获已，亦不失如宁汉分裂往例，共同完成北伐，庶几殊途同归。”[42]在此形势下，胡考虑将开府地点选在广西。[43]

然粤陈反对公开组府[44]，认为“吾人不宜使此间事使宁明了”[45]，以便借机从中渔利。当福建反蒋形势明朗后，面对粤省内部政情不稳，陈济棠采取断然手腕，削去有联闽之嫌的第三军长李扬敬、第二军长香翰屏的军权，于不动声色间转换空气。对陈氏此举的用心，当时舆论的分析颇为透彻，“年来陈氏对政治主张，未有明显态度，致其所属上级将领多无从捉摸总戎意向所在。故对于中心信仰，颇觉动摇，因而政治主张亦纷呶不定。粤陈对此种种之关系，迟回瞻顾，虽不便有露骨之主张，以作左右袒，但有时以实际利害问题发生，又不能不有比较明显之表示，迫得牺牲一部分之属员，以转换空气。此为陈氏个人应付时局之一种手段，于各方实无若何爱憎，而于其部属更无所谓好恶”。[46]陈济棠一面标榜“保境安民”，一面与中央暗通款曲。11月22日，陈济棠致电汪精卫、孔祥熙称：“闽变已证实党国前途愈加危险，近数日来，粤省金融备受反动派捣乱，虽将十元纸币停兑，而省行仍复挤兑不堪，市面恐慌，军食窘急，万乞中央迅拨巨款救济，否则粤省不支，影响全局，当非浅鲜也，如何，赐复。”[47]

由于实力派的反对，加之时局重心已转，胡汉民等人对组府计划的兴趣发生转移。据吴铁城接获香港方面的密报称：在11日胡宅举办的祝寿宴会中，某氏为有力之提议，谓“粤陈、桂李各有立场，势难一致，且均无拥戴西南元老真意。前真如主张由政会免伯南职，立组西南政府，除海滨（邹鲁）外，无赞同者，致有今日之闽局。现西南希望极少，长此相持，终非了局。不如对中央意见相当容纳，先取得政权，暂放弃军政等语。胡允考虑。”[48]胡考虑的结果为暂时放弃“组府”，认为“组府一事，尚非今兹所可实行”，[49]“前此欲以组府号召天下讨蒋，今则当促动与联合反蒋之战线进行，至蒋势穷蹙，然后组府。”[50]

11日，中央推派南下代表张继、马超俊、陈肇英、王陆一等四人抵港。此四人背景各有不同，“张固长着而热心合作，陈肇英则代表蒋，其余之马超俊、王陆一则均自抱奋勇，代表孙、于南下促成合作者”。[51]张继一行的主要任务，据内政部次长甘乃光致部长黄绍竑电称：“粤方武派主张对中央仍维持旧关系，文派主张另立政府，两方暗斗甚烈，西南政委会开会无结果而散。现中央决派张继等赴粤疏通，人选尚未全定，对粤说明不可成立政府，并应出席四中全会，军政当局不能更动云。”[52]当时中共方面的情报则形象将之概括为“统盘估价办法，不分件讲价”，“因明知西南在某一条件下是可结合的这一条件，即将南京主席的宝座让给胡汉民，故林森近日表示辞职即为谋团结西南也。”[53]

双方初步会商后，胡即表明态度，提出“蒋汪下野，福建回头”的政治解决闽变的“八字方针”；并据此方针，提出了以“军听政、政听党”六字为原则的“八项主张”。胡虽标榜“对事不对人”，然其对时局宣言中却掩饰不住流露出对汪蒋的不共戴天之恨，将之比作昔日的“袁世凯”、“北洋余孽”，认为“此日之不能统一，甚至不可言统一，正犹本党过去之不能与北洋余孽相合。如强求统一，是所谓统一云者，将统一以卖国，统一以作恶而已”。 [54]胡同时发表的一篇自传性文字中，虽称只是“算事的旧账”，不是“算人的旧账”，然字里行间流露的遭蒋囚禁的“说不尽从来积惨”的经历，怎能一夕会晤便轻易化解？[55]无怪乎，邵元冲读完胡文后，在日记中感慨道：“…种种维护，彼完全无动于衷，以此等显明之事实，而彼颠倒至此，则由此类推，彼之诋其他人者，宁有可信之处？而其平生矫情饰貌，言伪而辨者，无一不表现其为讼棍之口吻。自有此文，则其人格上实完全破产，而予平日对其护持之诚、希望之心，乃完全中断。呜呼！胡氏不幸而残喘一息，肆其佞人之口，给遂必欲及声而完全自毁。其浮欲伪名，终为小人之归，惜哉！”[56]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感情上的纠葛尚如此难以摆脱，何况政见的相互谅解！

因粤方在“蒋汪下野”的原则问题上坚持不妥协，张继一行的收获只为一些枝节问题。据张继返京后报告[57]，主要为：其一，为粤方保证不成立政府。如前文所言，胡汉民此时已无意组府，将之作为顺水人情送给南京方面，又有何妨？其二，关于福建事变。中央要求“协力讨闽”，西南明确拒绝，但坚持保境安民。[58]以闽方所处孤立形势，只要西南宣称中立，中央便可稳操胜券。正如论者有谓：西南对福建事变的态度，“看似严正，实际效果是对南京几无伤害，对福建则是致命一击”。[59]其三，粤方同意出席四中全会，将胡汉民的“八项主张”提交会议讨论。粤方本不愿冒分裂之名，派几个职务较闲的中委出席，更可借机宣传自己的主张，有何乐而不为呢？

张继本为“热心合作”的“长者”，其所最不能忘者，即“胡汪蒋三同志”，“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之训，共同合作”。[60]然亲历一番疏解后，张对合作前景表示悲观。据邵元冲记称：“赴陵园小筑访张溥泉。渠于昨日由粤返京，谈粤事，谓彼中对蒋尚未得相当谅解，对汪犹甚，而各人又有个人之打算，事变尚靡知所届也。”[61]

紧随张继一行之后南来的是孙科。孙科与西南渊源颇深，可谓“欢喜冤家”。孙曾参加广州非常会议组府反蒋，后以粤方背景为奥援，出任统一政府的行政院长。此后，因胡“合而不作”，相反却自成一体，“粤始作俑，截留关税”，[62]孙科与粤方的关系恶化，转与蒋汪接近。孙通过吴铁城等转告蒋介石，“与胡已裂，今后愿在兄指导下之下与汪合作，以济困难”。[63]但蒋偕汪来京后，孙因行政院长位置不保而去职，在沪成立办事处。[64]居京、粤间，分合不定。西南局面一经展开，便开始肃清孙科在粤势力。[65]孙再次转向与蒋合作，于三中全会后出任立法院长。

关于孙科南游的任务，《香港工商日报》报道称“系拟邀胡入京以去汪”，“希望胡先生能接受此种意见，以粤中各老之调解闽局，并合力去汪，但不去蒋，倘胡氏能答允，则请胡氏即先调停闽局，取得相当默契后，即可待时发动，以调解闽局全国团结之名，大家一齐上场。然胡氏年来所努力者，为倒蒋倒汪，今宋孙之所欲者仅为倒汪不倒蒋，是仅得一半矣，未知胡先生果能满意否”。[66]证诸李宗仁驻粤代表张任民的观察，此说应大体无误。张曾在致桂系驻沪联络人的电文中称：“孙科晤胡必有秘密，弟前日见胡，胡云孙来或有办法，但孙在倒汪迎胡，胡则主非去蒋不可。又胡云如四中开会须粤沪委出席，亦当以汪蒋并去为提案。”[67]

孙、胡会晤的情形，胡汉民事后曾致函陈融，简要提及，“渊如（孙科）昨晤，虽时间不多而弟仍畅所欲言，渠不甚置辩。盖其立场异于张等也。是时适伍○（伍朝枢）云在座，伍亦云宣言所举确是惟一良方，但何人能使病者服食之耶？颇有幽默的风趣。渊晚将七时赴梯等宴。梯等并招张等宴聚，渊即晚九时落船，大抵如报纸言，原船返沪也。”[68]透过胡函描述的场景：孙胡会晤时间不长，而且一方滔滔不绝，一方不甚置辩，大概可推知双方各执己见，很难沟通。“立场异于张等也”，概指张继等主张“军政不能更动”，迎胡入京，接替林森为国府主席，实现蒋胡汪三人合作；而孙科则主迎胡排汪。伍之 “何人能使病者服食之”幽默说法，表明孙科等人虽主去汪，但由何人出面劝蒋同意，则是个难题。直至一年以后，孙科再次南下与胡汉民商议去汪时，仍称：“门（蒋介石）之诚意，尚不可知”也。[69]

孙胡会晤后，西南方面的答复方案，12月29日的《香港工商日报》发自“广州通讯”称：“胡氏日前得孙转来各人意见，亦经与粤桂两方面当局接洽，决定一答复方案。闻此方案之内容，对于精诚团结之条件，仍必须蒋汪同时退让贤路，若单汪去蒋不去，以解放政权为号召，则宁粤团结，仍难做到。盖西南当局，终认定独裁军阀不倒，此辈虽因一时危急而稍事退步，但一到事过境迁，彼之反对者消灭时，则又故态复萌，专权肆恶矣。为免除覆辙相寻计，是以对于原有主张，决不肯丝毫迁就，以贻后悔。”

蒋鉴于与西南和解的政治成本较高，决定不惜经济代价，同意对粤拨款。12月30日，蒋致电孔祥熙称：“对粤拨款如万不得已，请筹三百万为限，并分期拨付，但此时万勿即电允，以后时局变幻不测。财政以专从长江直属几省统筹，中央收入亦以两广与冀鲁晋除外，弟想兄应有准备，作一打算，军费必竭力以节省，则无论变化如何，临时皆有把握也”[70]。同时进一步巩固蒋汪政治同盟，致电叶楚伧、陈果夫等“对汪精卫须诚意合作，不可再怀疑”[71]。

汪闻知孙科等欲联胡排己后，辗转通过唐有壬致电杨永泰，以“暂退”之意试探蒋的态度。1934年1月1日，杨永泰致电蒋介石称：“唐有壬致职艳电：一、汪先生进退皆以掩护剿匪之工作为目的，如胡、孙等仅在去汪，则汪暂退，可使阴谋暂戢，汪先生似以较闲之身居京暗中扶助，俟至相当时期再转积极，实于目前为有利，所为注意者只求外交上勿使发生急变而已。”蒋接获电文后，批复：“复汪先生电，中正已直垦电说明只有我两人共同负责，一致进退，乃为党国惟一出路，并切嘱其勿再言辞，亦请以此意告有壬转劝。”[72]

在获知蒋的明确态度后，汪对迎胡主张高调反对，引发南京政坛的“一大波折”。据王子壮记载，“当四委返京之日，胡对蒋谅解之说甚嚣，此说是否故意造空气，虽不可知，而南京又曾经一大波折，即汪为张等洗尘之时，张溥泉先生曾提出三角合作之说，汪大不悦，即席声明三角中没有我，如胡来，我决去，致不欢而散——此四中全会以前之形势也。”[73]

“四中全会以前之形势”如此水火不容，其结果不难预知。西南内部经过一番波折疏通后[74]，共向四中全会提出三项一案，内容是（一）改革政制，推进政治，以实行三民主义案。该案是根据胡汉民八项主张提出的。（二）分区促进训政以增加工作效率案。（三）请拨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及设备案。其中第二项提案颇为时论所关注，认为“三提案中，此案颇值注意，几等于德美之联邦制，特彼系永久性质，此为临时性质之分别耳。查其内容，大致划为中区，指长江流域各省及南京江苏等。西南区，东三省区，西北区，蒙藏区，每区社行政区政府，采用委员制，设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区每管辖若干省，各省军政最高长官充任委员。区政府隶属于国民政府，采用均权制，如外交军事财政则划归中央，各事务属于地方性质者，则归各区政府直接办理。此即均权求共治之办法也。”[75]

西南提案为大会修正通过。据时任大会秘书的王子壮所撰的“四中全会纪实”一文，具体情形如下：（一）关于改革政治案，其中涉及改善军制之（四）（五）两项为大会撤销，“大会对于这八项主张大体上是全部接受的。只有对于第四项关于军需独立，军队指挥之权操之政府一项，认为现在逐渐推行，不必另提专案；第五项关于划分国防军区一节，交国防委员会参考，其撤废军事委员会一节，为应付内忧外患之国难，一时不能更张”。（二）分区促进训政案，“大会讨论此案时，虽有以前数年各地曾设政治分会，以致形同割据，与现在须统一全力以御侮之本旨，未尽符合者，然为尊重提案人意见，经决议，交政治会议于研究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时一并研究。”（三）拨中山大学建筑及设备案，决议交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办。并经汪院长即席说明：“建筑及设备费一次拨给二百五十万元，由广东关余项下月拨十万元一节为数过巨，值此国家财政困难，实属不易。不过去年已由财政部汇去库款十万元，现款五万元，现更决由财政部按月拨发六万至十万元，视财政情况而定。” [76]

对四中全会“制的问题”之结果，西南早有预及，邹鲁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四中全会之结果，早为西南所预及，而该改革政制之提案，目的既与独裁军阀冲突，四中全会已为独裁军阀所挟持，对该提案，焉有不以审查了之之理，但胡汉民先生之主张，既为弭乱救亡唯一方案，今后西南惟有彻底拥护加紧努力，以求实现而已。”[77]1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社评称：“吾人以四中全会照审查修正后之六项意见通过者，与胡先生原主张之八项相对照，即可知其性质及异同”，“吾人对此，即可发现最要者，即在反对者亦认为此案之重心，实为胡先生所主张之关于改善军制之（四）（五）两项。其所以完全被消除，即可见其重要性也。此二项主张，为当前必要应当解决之问题，而又提出具体之方法者，吾人前曾论之矣。在当前言改革政制，而对于‘防止军阀统治’无切实之办法者，其终必陷于空言。四中全会修正下之改革政制案，如斯而已。”

关于“人的问题”，四中全会之结果，未如西南事先所蠡测，“四中全会闭幕之日，即为汪精卫扑被出都之时，此乃事实之无可逃避者”[78] ，而是“除选举林森连任主席外，政局问题，绝无讨论”。对政府改组未获实现的原因，西南方面发自上海的特约报道称：“究其原因，在四中全会举行之前，蒋中正以对闽战事，难其必胜，故亟欲西南方面协助其军事动作，所以国府主席及行政院长等人选欲有变更，藉以联络异己份子，及蒋在闽战胜，已无须西南协助之必要，四中全会秉蒋氏之意旨举行，于是所谓主席院长等人选问题，蒋即不许再谈。盖蒋心目中之林森与汪精卫比较的易于利用，而林汪为做官而来，亦十分诚恳奉承蒋意，故蒋仍维持林汪等之官位也。”[79]

同为党人，因政见、人事之纠葛，宛若仇雠，互不见谅，倒是局外人的观察比较客观，“吾人对于此次四中全会，所以能窥见其精神较以往为团结者，惟在于能虚中下气，接受西南提案而加以修正通过之一点，未若昔之提而不议，议而不决。至若决而是否能行，是否肯行，则将视今后如何实践者矣。”[80]

中央统一化进程的推进与受挫

福建事变后，中央对西南不仅占得地势之优，“蒋粤之间失去缓冲，同时粤方亦无异失却看门人”，“故今后蒋粤之间之直接周旋，日趋实现”[81]；更收获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民众心理的支持。但这一支持仅表现在消极层面上，即“厌乱与图存”。[82]正如胡适先生在《大公报》著文所称，“多数有心人虽然常常感觉许多事实不能满意，他们总不免有一个同样的感想：必须先要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掮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机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最足以完全毁坏国家在世界上残留的一点点地位的，莫过于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 ”[83]

此种国民心理对今后中国政治的影响，正如当时舆论指明，“今后中国之改造，无论如何，须以统一的国家行之，凡以分裂与割据为前提之方法政策，皆与国家民族利益有碍。且不止有碍也，在此外患煎迫之下，分裂内战，实自促其亡，任何理论，并无实现之机会。全国多数人，对此种必然之趋势，知之俱深，感之俱切，故第一即恶分裂，反内战。虽有良好理论，亦无暇倾听，况理论之不必好，更空言之不必行。是以凡军队造乱及利用军队希图以武力达其所谓政治上之目的者，必先受舆论消极的反对，而此舆论之力，无形中反映于各方面，故凡此类分裂割据之事，势必寡助，多数军队，亦必不赞同。”[84]

西南方面在应对福建事变上，虽既责闽又罪宁，以示其“革命立场”“光明正大”，[85]然因其曾事先有联闽嫌疑，又以党人身份攻击中央，名不正则言不顺也。诚如当时舆论所谴责：

“……吾人以战前西南之情形而论，尤其从粤桂向来所持之态度而言，殊不能发现若何光明之途径可循，此一读胡汉民本月十七日发表之宣言书，再读西南执行部政务会二十一日赞成胡氏宣言之通电文，诚不胜感喟之至！盖对于时局收拾，并无若干可能性之诚意表示，今后如何变化，殊难测也。……至粤桂之所谓反闽者，其意见亦复不同，闽之叛党，则反对之，闽之联共，则反对之，闽之攻击南京之中央，则不但不反对，且极力表示同情。本来粤桂若根本的反闽，闽变本可不起，闽变起后，粤桂肯坚决的有所表示，闽变亦何至用兵，粤桂此时之自为计，只盼闽之专扰中央，不侵粤桂耳。闽战起后，就粤桂原来之态度言，又必将以闽胜为忧，闽败为俱，最好盼望闽又不胜不败，加上一股力量，与中央为难，于粤桂或更为合算之上策；此又现将从事新演之怪剧，为一般人所不可不知者也。总之，粤桂政策系就粤桂而言粤桂，他省如何牺牲，非其所问，亦非其所愿，闽省势力应该打倒，共党势力应该打倒，中央势力更应该打倒，却不必用粤桂势力去打倒，使其各个自倒，然后西南现当局之势力自然独存，自然扩大。故就西南政委会所发表之政策言，表面上可以说反闽反共反中央，无一不反；事实上却并未脱离中央，也未积极剿共，更说不到认真反闽。一切的一切，最好是挤得中央知难而退，西南政委会当局便自然而然的升为中央当局，如意的算盘，一一如意而来。至于宣言中原理原则的政策如何实行？剿共如何？反闽又如何？如何不准军阀干涉政治？如何准许言论自由？如何准许人民参政？这都是将来问题，在粤桂就未必有法实行，粤桂现在的军阀，即未必尽听政委会几位文人之指挥，发宣言拍通电的人，自身饱有经历，又何尝不知道，好在人民不会算账更无力要账，且等将来再说，现在政策最要紧的，就是如何能揖让中央政权，而不费粤桂丝毫之力量。西南当局之应付时局，诚巧矣哉。虽然，天下人亦岂尽为愚者，吾人敢断言西南当局若不觉悟，改取一种坚决明白之政策，减少同情之人，亦决无成功之理。纵使占得小小便宜，甚或因小便宜而取得大便宜，政权如愿获得，亦不过与现在中央异地而处，中国之局面，绝不是在如此政治家之手，所可望其能一为收拾者。”[86]

政治家的成败，往往决于能否抓住民众心理，迎上前去，至于机先。以此相衡，此时的宁方实已占得先机。福建事变后，王子壮敏锐观察到：“自福建叛变迅速解决以来，全国舆论颇有欣欣向荣之势，盖皆鉴于外侮之来国势之危，非有统一之巩固中央，实难应付未来世界之大难，故全国舆论颇有趋向中央集权之主张，主张民族复兴之杂志已发生不少，如真能全国上下一致，趋于此的，未常非转善之机也。”[87]宁方四中全会的宣言对国民心理潜在的民族意识有准确的把握，称过去之一年“实为内忧外患备极艰虞之时期，而此一年中本党与全国国民之所以应付此等纷起迭承之事变者，亦历尽未有之艰苦，然此艰苦奋斗之过程，足使吾人获得一重要之启示，即民族意识之伟力，将支配一切国事之前途”，并说明福建叛变，未匝月而溃，尤足证明“妄冀为自残自裂之图者，一与蓬勃炽烈之民族意识相接触，未有不披靡覆灭者也”。[88]而胡汉民在闽变后的反思，则完全无视民众心理，仍将其革命形势的低迷，归因于“同志间革命意志与革命行动之未能一致”，因此号召其所谓同志“南北双方当互相推动，而不当相互观望”，“故无论上海华北之同志，对于我人已定计划，均应同时推动，人人以革命之责自负，而不徒仰赖于人”。[89]

福建事变后，宁方利用“地利”“人和”之机，开始积极推动统一化进程。2月11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名发表通电，说明中央今后的工作方针。针对“闽事平定之后，外间颇有揣测政府或将对内继续用兵者”[90]，中央一方重申要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之弊，“决非专恃政治军事权力之强制”，必须于经济文化种种建设中求之；同时强调树立“均权制”的必要，“均权制乃能应于必要而确实树立，真正之统一，亦必当于此求之”。[91]

汪蒋宣言只是标明均权制的原则，其具体实施办法则是从改革省制入手。改革省制之说，久为社会人士所重视，惟事关行政上大改造，且牵动范围太广，故提而未议，议而未决，决而未行者，非只一次。蒋曾于第二次内政会议列举省长制的流弊。三中全会亦有主张改用省长制的提案。1933年10月12日，蒋电询豫、鄂、陕等长江黄河流域各省，征求改省长制的意见。[92]四中全会时，宁方提出改省长制案交中政会斟酌执行。中央改革省制固然是为了加强省政，其根本用意则是欲进行革命性变革，“省为中央直接管辖之行政区域，省长受中央政府之指挥，执行省内之中央行政事务，监督地方自治，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使民国二十年来省与中央对峙之观念，为之一变，而地方二字，乃成县市所专有”。[93]

胡汉民毕竟在中国政治环境中浸润数十年，对中央的一举一动可谓洞若观火。蒋汪通电初发，胡便紧随刊发“均权制度”一文。首将“均权制”冠名权收归自己，并借此为西南两机关“正名”，“自我在民国二十年十一月，把这个主张，联同孙、陈、李、伍诸委员提出后，即经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通过。现在西南的党政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便是根据这一案而成立的。我至今希望这一案的主张，能充分实现，使这种组织，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以贯彻总理实行均权制度的遗教。”胡文接着提出了“实行均权制度的纲领”，强调实行均权制的前提要注意“自治”和“党”两点，“实行均权制度，必须努力地方自治”，“完全依于总理的遗教，要做到以党御政，以政治军的地步”。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军阀集权的结果，军阀本身，必逐渐成为土崩之局，而国内各地方，也必趋于鱼烂之势”。[94]

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在于，争斗的双方决不止于表面上的公开“文斗”，背后更有一番纵横捭阖的策略运用。蒋此时对西南方面的策略变化不定：有时主张拉一派，打一派，“联桂制粤”，或联湘制粤；有时主张调和汪精卫与胡汉民的矛盾，举胡为总统[95]。

政略和策略大体准备就绪后，中央化政策进入实施阶段。2月22日，《北平晨报》据“南京专电”称，中央为谋根本改善政制，特电西南征求意见，内容分党政军三项。大意：一、党务主集权于中央，现有组织宣传民运海外等委会，均复部长制，必要时得推选总理。各省及海外党部，均设支部长。二、政治决实行均权共治，实行省长制。三、军事采绝对服从制，全国军队，均受军委会直接指挥，并绝对服从其调动。证诸徐永昌日记，此时亦有李石曾致信与其商讨“均权制”的具体事宜，南京专电所述原则应大致不差。[96]

2月27日，五省东路剿匪军总司令蒋鼎文衔蒋介石之命抵粤。蒋介石之所以任命蒋鼎文为“首发”大员，一是欲借蒋氏军人身份，离间西南内部元老与实力派的关系。二是分拆粤、桂。福建事变期间，粤桂因对闽意见分歧，关系颇为微妙。[97]李宗仁自闽变后离粤，始终未归。宁方利用此机，一面大造桂系亲近中央的舆论[98]，以期收“联桂制粤”之效；一面又派蒋鼎文抵粤，以期造成联粤制桂之事实。其三，多少有利用蒋为驻闽东路剿匪军总司令的身份来威胁粤方的意味。

蒋鼎文与粤方具体交涉情形，受资料所限不得而知，但可透过西南方面的反应与应对反观其内容及影响。蒋鼎文一行对西南时局震荡最大的，当为西南两机关的存废与军分会的设立之说。当时社会流传说法认为，中央将在西南设军分会，而以取消政务会及执行部为前提。[99]西南方面的反应，据《北平晨报》发自“广州的特约通讯”称，“惟所得消息，则言人人殊”。在接近实力派方面者，则对两机关之存废，似认为不成若何问题，一若大计早已内定，当局者成竹在胸，无往不利者。在接近元老方面，则力言两机关断无遽行裁撤之理，抑且南京国府亦无命令裁撤之权，盖谓西南两机关之设立，系四全代表会议决，主理西南党政事宜，目前无论任何名义，均不能将其取消也。[100]

两机关存废问题消息的两歧，是由西南内部的矛盾纷争所致。吴铁城接获来自香港方面的密报称：“西南两机关存废问题已在急转中。李、白电伯南，主张在剿匪期间暂维原状。胡意：如撤两机关，须恢复广州政分会，否则彻底反对。伯南现拟先登响应汪、蒋真电，看元老态度如何再决。”[101]《北平晨报》发自“广东的特约通讯”称：“自闽变解决后，粤省实力派即表示拥护中央，并拟进行裁撤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以示诚意。元老派及一般政客，为维护其本身利益计，亦密谋应付实力派之办法。故迩来粤省实力派及元老派双方之斗争，已至剑拔弩张之时，实已无可否认。”[102]

西南元老派为了保存安身立命之地，一面“利用李、白以威胁粤陈”[103]；一面积极发动倒汪政潮，借机反攻中央。西南方面首先派邹敏初赴京，故意晤蒋不会汪，以造成蒋汪二人之间的猜疑。蒋对西南分化企图有所预防，与邹会晤后，立即将详情托孔祥熙面报汪。得知邹到京后即赴沪，未与汪会晤的消息后，更立即电汪解释。此后，蒋还专为此事致电叶楚伧，阐明主旨与立场，“吾人政治基础须值于道义与主义之中，彼腐劣者思欲挑拨中伤愚弄人，事岂可能，吾人主旨简言之：一、汪蒋必同进退，二、劝胡与汪合作。至弟个人无所谓也，请以此意做去，当不误乎。”[104]

“挑拨中伤”之计未见成效，西南元老便公开以西南执行部监察委员名义弹劾汪精卫。王子壮据叶楚伧提供的消息，对西南劾汪一事的经过记载颇详：“某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开会，所谓元老派这忽提出一拟就声讨汪蒋之电报，大致分三段，第一段历述蒋治军之无状，第二段则叙汪于政治之无能，第三段，则综论致讨者也。此案提出，主席为陈济棠，默无一言，其势甚僵，于是由陈系现任广东财政厅长之区芳浦氏发言，略谓现福建江西均在中央军之手，万一因此中央压迫广东，本省财政实无法负责云，于是诸人乘势将第一段讨蒋之一节删去发出，但其结论则依然如故也。”据王的观察，西南元老之所以劾汪是因为，“溯自闽变敉平，粤桂两方军人以力不足以敌中央，于是竭力设法接近，故最近有取消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关之主张，元老派所最反对者，于是愤而有劾汪之举，其目的亦实在蒋，乃先打汪，如汪果去，亦即所以倒蒋也。此西南元老派发动之真意”。[105]

王的观察可谓真一针见血。邹鲁在劾汪案送交后不久，致电胡汉民称：“事虽对容甫（汪精卫），实意仍在沛公（蒋介石），一如尊旨”，并称“我当以门神（蒋介石）等能去容甫，故送去而达到我辈手段，即不能去容甫，亦须送去以张我正义”。[106]西南方面的劾汪案，因蒋的反对而被打消，未能达到去汪的目的，但成功制造了倒汪的空气。王子壮日记记称，“于此时期京沪之谣言纷起，莫不以为汪将去职，而将继以某人等语，其根源盖以有此案故。”[107]

对西南两机关的存废，陈济棠虽对元老们的情面有所顾及，但其初衷是欲“以元老威胁中央，以中央反激元老，戏弄两方，居间取利”。陈立夫的这一观察被蒋介石称为“一语破的”。[108]据当时舆论报道，陈济棠对于西南两机关，“因月糜巨款，毫无表现”，曾考虑借中央之手，予以裁撤。[109]西南执行部，月需经费5万余元，虽一部分由征收党员月捐支发，但不敷之数仍巨。至西南政务委员会经（常）临（时）两费月需10余万元，另有其他所谓特别宣传费，亦月占4万7千余元。两机关合计，每月不下20万元，若将之裁撤，则粤省可减去一笔偌大负担。[110]

从整顿内部角度看，陈视西南两机关为赘疣，但从应对中央军事统一来考虑，西南两机关则为维持其半独立地位的重要保障。陈这一意图的完整表述是在一年以后。当时粤方正通过龙云与中央交涉。陈济棠对龙云的代表缪云台称：“此种机关（西南两机关），其作用在代表中央，可以沟通中央与地方之意见。有此组织，则地方之政权、财权、军权，均取得一种保障，而不致被中央直接削夺。”[111]中央所提军事统一条件中，最令陈济棠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海空军改隶中央。当时媒体报道称，“粤当局对此，亦考虑再三，结果表示可以接纳，但仍要求稍缓时日，俾得从容办理”。[112]事后，李宗仁代表黄建平对徐永昌称：“蒋平共后，决不容许西南势力之存在，即以陈济棠言，如何能将辛苦经营之飞机三百架轻以举送中央。”[113]

既欲借中央削弱西南两机关，又欲借重西南两机关应对中央，陈的处境正如当时媒体所观察，“已苦心焦虑，神态颇为不安，以如此形势，既不欲持之太坚，又不欲让之太骤。加以连日省市两银行纸币之低跌，不特影响人心，抑且有碍税源，尤非急谋安定不可”，“陈济棠之意，以两粤对时局态度，亟当一致，无论如何，欲得李宗仁来粤一商”。[114] 吴铁城来自香港的方面的消息亦称：“伯南对军事统一中央，先谋与桂一致，不敢单独实行。”[115]

元老派欲利用“利用李、白以威胁粤陈”，陈济棠欲“先谋与桂一致”，桂方的态度成为左右西南局面的关键。3月27日，经陈济棠迭电敦请，李宗仁始于离粤半年后，姗姗返还。陈、李会晤的情形，据吴铁城来自香港密报称：“现陈、李密定对中央表面拥护，对政客相当敷衍，团结粤桂实力，固守地盘，在各问题未妥定前，南路剿共军暂守原防不动。”[116]

李宗仁抵粤后，西南两机关存废问题再度甚嚣尘上，相关消息岐意迭现。不过这次消息的两歧并非出自西南内部，而是西南与中央之间。来自西南方面的消息称，西南两机关为四全大会议决设立，惟五全大会始有权讨论存废，宁粤间始终未交换关于两机关存废之意见，外传种种或为“反动分子造谣”或为“蓝党烟幕”。[117]元老派中坚份子邹鲁发表谈话称，西南两机关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机关，由四全大会决议组设者，无论何人不能任意裁撤，港报所载，全属无聊谣言。[118]来自南京方面的消息则称，粤桂对撤销两机关意见完全一致，已拟有通电，俟与胡汉民、邹鲁等疏通后，即发表。[119]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称：“西南两机关裁撤问题，陈济棠、李宗仁甚表赞同，以求统一中央党政系统”。[120]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两机关存废声中，不时传来陈济棠削减西南两机关经费和向中央请求协款的消息。[121]蒋对陈济棠“戏弄两方，居间取利”的行为虽极端反感，但仍不断劝诫自己，对两粤仍主“取和平容忍及合作互助之方针”。[122]

陈李会晤后，纷扰经月的西南两机关存废问题终于宣告解决。4月12日，李宗仁在港公开宣称，撤销西南两机关事，无所闻。中央亦无在粤设军分会之意，对于此两事，中央并无明令颁到，亦无来电征询意见。[123]

西南大局落定后，在西南引起较大争议的改革省制问题也随之尘埃落定。4月24日，西南政务会第117次会议，议决通过“审查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案意见书”。该意见书以“省长制不能集思广益，且以民财两司范围较狭，建教等厅可以对外发表命令为不当”，认为现行省制流弊，系省府局部组织问题，无全部改革必要。[124]这样，中央欲借改革省制之机，推进政治统一的计划也消弭于无形。

西南两机关问题暂告解决后，西南元老派为彻底转变被动态势，开始借“通车通邮”问题，向中央发起主动的舆论攻势。4月14日，西南方面发表“寒电”，痛诘宁府通日卖国，要求中央明示对外方针。据《香港中兴报》报道，“寒电义正辞严，西南历次通电，无此劲爽”，“是西南对应付时局态度已日见明决，预料大局开展，当不在远也”。此后，邹鲁在西南纪念周中，痛陈南京政府对日本对华声明干涉中国与友邦合作“置诸不理”之罪过，最后结论称：“当此国家存亡间不容缓之际，西南如不作严厉之表示，则政府不配为国民党忠实党员，人民更不配为革命策源地之种子，且此种严厉之表示，必须于最短期内行之”。当时舆论报道称，邹鲁演讲时，“顿足握拳而道，辞色凌厉，为向来所未见”。[125]

为了让中央感到切实的压力，西南舆论不忘强调“武装同志”，“当秣马厉兵以待”，“各高级将领，亦袭认定如此沉闷时局，不生不死，实足以救国家倾亡，然欲打开此沉闷之局面，必先将独裁打倒，始可以不屈不挠之外交应付一切”，“故此次实力份子之对时局问题，极为活跃，不似日前之沉默也”，“最近广州方面各军事机关之倒蒋空气，异常浓厚，盖亦因南京当局之屈辱外交所激成也”。[126]

舆论攻势的另一方面是大肆渲染中央阴谋破坏西南的计划。西南媒体报道称，蒋拟调刘峙主湘，任湘鄂绥靖使，希图袭湘侵桂。[127]在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戒备，互不信任的情形下，这类捕风捉影的谣言颇有运作空间。蒋本有“联湘制粤”的打算，在行动上不免有所动作。而在当时形势下，湘省易主问题关乎粤省的生死存亡。正如《香港工商日报》的“广州专讯”所分析，“现在蒋直接间接势力下而与粤桂毗连者为福建、江西、湖南三省。就在情势，福建方面，蒋氏已屯重兵，现虽未有犯粤行动，但确有此意，则难为讳。至江西方面，因有共匪横亘其中，蒋纵欲取道于赣以谋粤桂，实有此路不通之感。若湖南，则现在总揽该省军政者为何健。何健实力薄弱，且内部意志不一，最易分化，而此省复界于粤桂之间，得之则两省同时大受威胁，其有意于企图西南，实非占有闽赣两省可比”，因此，“蒋若果调何健为两湖绥靖主任，而改任其嫡系之刘峙提重兵入湘主政者”，则其“实行侵犯两广之阴谋，自属显而易见”。[128]

除发动舆论“软攻势”外，胡汉民、邹鲁等在港会商，对时局决定“硬干”。据吴铁城来自香港的密报称，“胡、邹在港会商，对时局决硬干。俟萧来，即定办法。……五省联盟仍积极进行，刘震寰入滇可望有成效。前任潮返桂，本拟有所活动，讵李、白不与晤，无由着手，现其随从多已回港”。[129]5月13日，元老派骨干萧佛成自暹返港后，西南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据吴铁城接获的密报称：“萧昨提出扩组案，政会改委员长制，迎胡担任，并请沪委同意者全体加入。次为两机关增加经费及西南各省军事联合。陈、李未附议，留侯考虑。西南对时局第三次宣言由胡起草完竣，根据寒、感两电，再为详明”。[130]

5月中旬，湘省党部四全代会决议请中央明令撤销西南两机关，和中央与日本密订华北新协定之消息的传播开后，西南局势急转直下。各地驻粤代表47人，电请西南两机关实行抗日剿共及推倒军阀统治，并将南京一切卖国勾当宣布于世界，予以否认。同时，各地县党部电请西南反蒋的通电充斥报端。[131]一时两粤谣言纷起，风鹤频传。[132]

为平息两粤风潮，中央一面通过在京粤籍要人汪、孙等，致电陈济棠，查问外间传说之真相，并附带说明中央今后对内对外之政策及计划；一面派员南下解释疏通。蒋派遣的南下大员先后有蒋伯诚、薛岳、黄绍竑与何健四人。各人所负使命各有侧重，蒋薛偏重军事，黄氏则偏重政治。蒋薛专为对粤，黄氏则兼须对桂。其中尤以何健赴粤最为人所瞩目。6月22日，《天津大公报》曾以“何健赴粤”为题，刊发专文社论，指出何健“此次冒暑南行，又出中央委托，使命重要，不问可知”，“意者何氏此行，与整个的统一问题有关乎，此国人一致之希望也，愿两粤负责当局，其深念之！”

蒋派何健赴粤，既有解释误会，更有挟粤就范的意味，实为向粤宣明湖南已站在中央一方。福建事变前，何曾与西南走得很近，甚至亲抵广州，筹商粤、桂、闽、湘四省联合反蒋。1933年6月28日，萧佛成致电胡汉民称：“昨晚爵（陈济棠）召集其所属会议，讨论史姑娘（何健）所提出之条件。关于军事及政治问题，皆依史意，至于三省之国防由粤方担任一节，爵大不为然，但其掌柜区某则力劝爵答应，谓我若使史姑娘失望，她必专走门（蒋介石）一路，为害甚多。不若慨允之，以安其心”。[133]如今，何已择善而从，以蒋之使者的身份抵粤解释误会。在粤看来，误会非但未能消解，相反却更加深化。6月30日，《香港中兴报》发表社论，诋责何健谓：“湘何初受知于唐孟潇（生智），继得李、白提挈，方有今日之地位，彼苟忠于党国，则当唐李白诸人一再讨伐独裁之际，兴兵响应，则独裁势力，或早已削平。顾何氏以实力厚薄为从违，数年来虽无扶同为恶之过失，然以身居中委及湘省主席之地位，不能为国锄奸，转以蒋氏工具自居，未免令人失望！”

这次为外人所瞩目的会谈，实际收获并不显著。其一，粤方答应“第一步以维持现状肃清共匪为目的”。6月10日，蒋伯诚致电杨永泰称：“连日与伯南兄晤谈，据谓对元老不即不离，以彼等年逾六七十岁，行将去世，如与难堪，反与大局不利。…总之第一步以维持现状肃清共匪为目的。至谈廿年事，固对不起钧座，但当时实为陈真如所酿成，言之痛心。至最近种种挑拨游说一概不理云云。职觉伯南兄态度极为诚恳，应付颇具苦心”。[134]“维持现状”具体所指，据当时舆论报道为，“双方先行戮力肃清共匪，共匪肃清后，始再谈党政合作问题，求得一最适当之方法，提出本年十一月召开之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西南维持现状，中央亦断不作武力南图之举”。西南内部元老派对“维持现状”一说，并不赞成。据当时舆论报道，“此种主张，西南方面，当时尚有少数未甚同情，盖恐为蒋介石缓兵计，或合力肃清共匪后，蒋则可长驱南下也”，“但后来经各军事当局反复商议，并与各中委政委再三慎重考虑目前国内外之环境后，卒之一致决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未举行以前，西南局面维持现状，与中央戮力肃清共匪，同时向中央先行表示西南对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张，请先示中央对此主张意见节略，一方面并作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采纳西南，甚或制裁西南时之准备”。[135]

会晤的第二项收获是，“西南两机关不再对国际发通电”。1934年6月27日，蒋伯诚电蒋介石称：“此间连日晤商关于剿匪各项，俱已商妥，惟芸樵（何健）提说西南两机关不再对国际发通电事，尚在磋商中，芸樵拟艳日由港来沪。”[136]何健返京后，发表谈话称：“本人曾以私人意见，述及西南向国外发表宣言之类，有损中央威信，诸将领深明大义，允负责向在粤诸中委劝告，以后不再向国际有所表示”。[137]

当蒋得知粤方之绥辑，业已绝望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恨，在日记中记下，“非平定两广，不能与倭交涉矣”。[138]此后，蒋把“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之也”。[139]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蒋逐渐冷静下来，重新策定“粤桂方针”，谓“急者缓之，擒者纵之，示之以威，感之以德，动之以诚，待内部整顿妥适，而彼仍不感悟，再加讨伐，则水到渠成，或易为力乎。又曰，对粤方针应分大小先后，而重在基本之是否稳定。若问罪与其时间尚在其次，然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140]可见，蒋武力平粤初衷未改，只是在策略上有所变化。此后，蒋对西南实力派态度变冷，开始转与元老派交涉。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最终得以召开，便是蒋这一策略转变的结果。其与实力派的矛盾最终还是依靠武力解决。“六一事变” 后，蒋才真正将两广收归中央。

中央旨在推进统一化进程，结果却为维持现状，西南半独立状态依旧。从表面看，西南是似乎是赢家。其实不然，西南只是在维持自身权力的意义上获得了暂时胜利，却彻底失去其道义基础。在民众心目中，其早已“名实两亡”，“所存者，形骸而已”，“凭藉形骸以自重，乃宿昔政客之伎俩，其方法则时代落伍，于国民则司空见惯，进无与于实际政权之消长，退无俾于凡百建设之开展，故及时撤除，乃为必然之结果；而无谓之依恋徘徊，徒与时间争短长，宜为实际政家所不敢也”。[141]

西南素以抗日号召全国，而西南两机关又标明为抗日主张之策动工具，自视“中国之存亡与否，完全视乎西南之能否坚持抵抗”。[142]然当其借对日问题向中央发难时，非但未能获得国人的同情，却为民意所谴责，“他们如果因外交而反对中央，岂不使敌人又多得一诋毁我国缺乏组织的口实，岂不使政府的权力更薄弱？”，“我们希望西南领袖因爱护国家，而爱护统一，有了完全的统一而后，西南各领袖的外交主张必更有贯彻的可能。像今日动不动便藉外交以攻击中央的办法是绝难得国人的同情的”。[143]

余语

福建事变前后，受西南内部因素影响，和南京内部迎胡倒汪运动的推动，西南和中央开始从对立走向交涉。交涉之初，西南因握有解决事变之关键，在“制的问题”和“人的问题”上均不肯迁就丝毫，交涉结果所获甚微。福建事变后，中央凭借“地利”、“人和”之机，开始积极推动统一化进程，结果却为割据依旧。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西南与中央关系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为西南“中央”与南京中央间，即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元老派与以蒋汪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之间。二者在“制的问题”上之争论实为军权与党权之争的继续。“人的问题”上的矛盾核心为汪精卫的去留。西南虽由坚持“蒋汪下野”，转为单独“劾汪”。然蒋在“最后关头”到来之前，因需汪在政治上替他分谤，因此二人“相需甚殷，合则两利，分则俱伤”，“事实上已达互相谅解之程度”。[144]在此形势下，蒋虽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手下的反汪派别运动排汪，借以迎胡，但绝不会轻易打破汪蒋合作的政治格局。“人的问题”，因汪的偶然遇刺，方告解决。

西南与中央之间的另一关键矛盾为“中央”与“地方”之争，其实质为割据问题，是中国政治自古便有的“痼疾”。解决逻辑则为“成王败寇”，你死我活。这一基本逻辑并不排除胜者的一方会将败者一方的领袖以个人身份吸纳过来，也不排除在通向最后决一死战的途中会有某些策略性妥协和暂时的合作，以及局部的胜利或失败，或一段相持不下的僵局。[145]

然因日本入侵，外力因素为解决“中央”与“地方”矛盾的传统逻辑提供转变的契机。由于“独立民意力量”的出现[146]，当时的社会产生一种希望矛盾的双方能够通过建立制度性结构来理性解决冲突的社会心理期望。正如当时舆论所宣明， “国民党所有领袖俱已握过政权，经过试验。各派之间既无多少优劣可言，则政府人选之更动殆皆不能以改造政治视之。四中全会如真有改造政治之意，则应先侧重于制度之改造，而不必虚耗精力于人的问题，对于胡氏应如是，对于其他领袖之进退固亦应如是”。[147]胡适也曾在与孙科交谈时指出，“几个老一辈的领袖不能合作，难道几个后起的少年领袖就无法出头别开他们，另打开一个新局面吗？你谈的都是汪蒋合作，胡蒋合作…等等，何不进一步撇开他们人的问题，另想制度的问题呢？”胡适认为“今日政治制度皆是不懂政治的人所制定，只有空文，而无实施手续，所以彼此之间全无联络，又无有相互制裁的办法。”[148]

然而，现实政治的演进并未如社会心理所预期。政争中的双方依然推崇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处于强势的一方在不放弃武力解决的前提下，力图通过金钱与名器的诱惑来分化和瓦解反对的一方。眼见当局者，身为政争中的“演算之人”，如此行事。当时舆论对其由消极支持，转向积极批评，“国事闹成这个局面，罪过不尽在某一个人，病根亦不全在某一个区域。因此，号称革命者，以推翻某一个人为目的，对国事固未见有真正的认识，而当局者解决国事的策略，以为对某个人或某区域能拉拢，能联络，能取得谅解，即算成功，对国事亦没有真正的认识”[149]；“中央处负责之地位，然因政治上之牵制，事实上不敢决一策，举一事，其所认为是者，港粤之党国巨子，必起而非之。当局惧人指摘，惧人中伤，于是以鬼混图自存，以无毁为得计。港粤之党国巨子，愈见其内政外交之无办法，愈喜其指摘中伤之有资料，故其牵制政策，一成不变”。[150]

政府的“泯争方法”不仅为舆论所诟病，也令“体制内”人士忧心忡忡，邵元冲在日记中慨叹曰：“中央本身，亦光怪陆离，不可名状，政策不定，精神散漫，声气不通，情感隔阂。故有春间决定拟召集之七月间全国临时代表大会，而旋复展期一年；有十二月二十日拟召集之四中全会，又复展期一月。而每逢乱事既起，必卑辞以乞灵于港粤之一二党蠹。自信既缺，纪纲不振，安足以任宏济艰难之重耶？”[151]

由是观之，无论政争结果如何，西南与中央均非赢家 。这种为党内、国内的政争而强化的“成王败寇”的两极化思维方式，更因国、共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模式化，从而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